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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尊敬的神父，虽然看到在这一艰苦的传教事业中与我们一起工作的各个修会、各个国家的传教士们还我们以公道，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但我坦白地跟您说，我们取得人们所向我们要的推荐并非易事，它使我们付出了许多代价。尤其是当我们被迫向首席大臣、各部主管的官员及宫中地位最显赫的王爷们求助时更是如此。为了说服他们，就只有了解这一国家的礼仪。除了应当长时间地等待有利的时机，以及小心行事，以免惹人厌烦之外，人们在去见地位显赫的人并请他帮忙时，必须得带上礼物。这是一种普遍的习惯。对此，像我们这样的外国人绝对不能够不这样去做。 然而，最使我们得以接近并影响帝国最上层的官员的是皇帝对我们的恩宠。皇帝继续对我们以礼相待，而我们也力图通过我们为皇上提供的服务使自己配得上这种宠幸。尽管这位君主对他已经熟练掌握的数学与欧洲其他的科学似乎已不像前几年那样热心，但我们仍经常进宫。因为这位君主始终有一些要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他夜以继曰地忙于施舍。樊继训神父、博丹神父与罗德先神父擅长治愈伤口与配制药剂。皇帝派他们去给其宫中的官员及北京地位最显赫的人中的患者治疗。他对这几位神父的服务是如此满意，以至于他若去鞑靼与帝国的各省巡游时，老是把几位神父中的某一位带在身边。这位伟大的君主对杜德美神父与陆伯嘉神父也同样甚为欣赏。他俩由于皇帝陛下的特谕，每天均得进宫。杜德美神父精于解析学、代数、力学与钟表方面的理论。而陆伯嘉神父则极为巧妙地致力于能讨皇帝欢心的各种工作。不管他们如何忙于侍奉这位君主，他们仍不放过宣传耶稣基督的时机，并使受命与他们交谈的宫中的官员认识耶稣基督。 此外，我尊敬的神父，不应该用在法国，以及欧洲的其他宮廷里所发生的情况来判断在中国宫廷里的逗留。在法国与欧洲的其他宮廷里，人们能够与学者们以及因其职责和出身而极为显赫的人交往。但在北京的宫殿里，人们却没有同样的方便。当我们进宮时，我们被局限在一个老实说是与皇帝的套间相邻的套间里，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恩典，亦是极为信任的标志。但因为这个套间与帝国的显贵们汇集的地方隔得极远，使我们与他们没有任何交往。我们只能与某些太监或内侍交谈。我们的整个白天就在这个套间里度过，经常是在快天黑时才疲惫不堪地离开。如果不是天主最大的荣耀在鼓励我们这么做的话，去忍受那样一种受拘束，而且表面上看来与传教士的精神不甚相符的生活无疑会让我们深感痛苦。但是，由于这样做能使我们易于接近这位君主，使他对我们神圣的宗教给予极大的信任，并使官员们尊重与保护传教士们，我们的一切痛苦就都得到了补偿。 我尊敬的拉雪兹神父，除了我们在整个帝国的注视下，在皇城里刚刚建好的漂亮的教堂的主立面，我将不会对我在第一封信中向您汇报的我们在北京传教的情况再做任何补充。人们可看到教堂的主立面用金色的大字刻着这样几个汉字：敕建天主堂。这是北京最漂亮的建筑之一。我们为建筑这座能激发中国人的好奇心，能把中国官员及帝国最显赫的人们吸引于此的教堂不惜一切，以便我们能有机会对他们讲解天主，传授我们的奥义。尽管在我离开北京时，这座教堂尚未完全建好，但皇太子、皇帝的两个弟弟、他们的儿子以及宫廷中地位最高的王爷们已经前来看过多次。外省进京的官员在同样的好奇心的驱使下也前来教堂，并在此产生了有利于基督教的情感。 我们觉得这些情感在他们回到其治理的地方时会产生效果。广东巡抚在几个月前的表现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证。这位巡抚是位博学之士，但对中国的习俗以及对法律的遵守的虔诚超过了人们所能想像的程度。当地的居民想利用他的这一点。他们向他抱怨说，我们的传教士之一造了两座加盖得极高的教堂。一座在广州本地，另一座在离此有四法里的著名的佛山镇。该镇无论是在财富上，还是在人口的规模上丝毫不比广州逊色。居民们要求推翻教堂，或至少把它们搞得低一点。巡抚对他们答复说：“瞧，连皇帝也允许在他的皇城里建起一座很高的教堂。去干涉此事将会是多么冒失。”我们已经计划尽我们所能，使该教堂变得非常壮丽，以便使它与所处之地的庄严相符合。而在这样一个地方建造教堂已使天主感到高兴。我们还计划批准修建一些教堂，这些教堂是人们在各省为了天主最大的荣耀而想建造的。法国国王通过“昂菲特利特”号商船给我们在北京的教堂送来了一套银器和贵重的装饰品。前来我处时看到这些东西的宫廷中的官员以及基督徒们皆为之着迷。我们现在只缺十至十二幅用来装饰教堂最靠里的地方和两侧的大一些的画。 我们现在致力于在各省修建住院，以安置我们的同伴。这些同伴有的是白晋神父和我用“昂菲特利特”号带到中国来的，有的是从印度那边来到此地的。我们把目光投向了江西、湖广与浙江等省份。因为在这些地方我们能够取得最大的成果，使更多的人归依耶稣基督。 我们的葡萄牙神父们因自己的传教士过少，在管理其在中国各省建立的教堂时人手不够，就请求我们把马若瑟神父与卜纳爵神父派给他们。对这两位神父的美德与能力，您均有所了解。马若瑟神父前往建昌，而卜纳爵神父则去了汀州。汀州是个一流的城市，坐落在把福建、江西两省隔开的群山之中。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卜纳爵神父就为近两百人行了洗礼。他使一户人家归信基督，这户人家长期来被魔鬼所骚扰。为了驱除魔鬼，和尚们已经多次百般努力，但只是在请基督徒进屋朗诵天主教的经文时，魔鬼才被驱除。卜纳爵来到两个从未见过传教士的城市宣传耶稣基督。在第一座城市，人们拒绝听他传教，而在名为永州的第二座城市，他在七天中使十四人归信了耶稣基督。他从永州又来到了邻近的村庄，那里有五十位新人教者接受了洗礼。他说：“我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整个村庄都将可能归信，因为村民们成群地赶来聆听天主的话语。但当有人以欺诈的手段来描述我们的奥义时，他们的虔诚突然消退了。那位可憎的欺诈者宣称，基督徒让人在一口大锅里煮死人的肠子，以便熬出一种可恶的油来，而基督徒们在洗礼仪式中所用的就是这种油。欺诈者信誓旦旦地说，这是他在马尼拉这一他曾呆过三年的地方亲眼目睹的。他就是这样厚颜无耻地撒下如此之大的谎言。”卜纳爵神父补充道：“人们不会相信，这些荒谬的话竞对那些已准备放弃异教的人产生了影响。我徒劳地大声叫嚷，徒劳地想让他们去看我们的书籍和我们印好的教理书，以便知道这个骗子在骗人。 但我无法使他们醒悟。正是在遇到这种场合的时候，一个传教士需要支持，以便自慰以及不加考虑地服从天主的命令。”这位虔诚的传教士随后访问了上杭、永定两城以及所辖的小镇。他在其传教历程中的一次经历里体会到，把有关我们神圣的教义的书籍给偶像崇拜者们看是有好处的。他说：“我在某个村庄里传教。在这个村庄我遇到了一位八十四岁的老者。这位老人以在中国文学方面学识渊博著称，并在十八岁时就成了秀才。由于他耳朵不好，起初他没有听我说话。不过这也许是因为我的中文说得还不够好。一位陪我去的已信奉基督教的秀才代我告诉他，因他的年龄已如此之大，所以他离进入另一个世界并开始一种永远不会结束的新生活已经不远了。他以他这种年龄的人少有的火气答道：‘怎么?当一个人去世时，难道他的一切不是跟他一起都死掉了吗?他的灵魂和他的躯体一样消失。在此生之后，他不再有任何东西可期待。’秀才力图使他醒悟。当我因为看到他俩之间的争执愈演愈烈，并使老人更为固执时，遂阻止住他们的争吵。我给了老人几本有关我们神圣的宗教的书。对这些书的阅读使他的头脑里产生了许多感想。在天主一点一点地启示下，他终于认识到我们的宗教的道理，接受了基督教，要求受洗，并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随后到处宣扬说：‘中国的书籍，甚至连孔夫子的书，也无法与基督教的书相提并论。基督教的书更加明白易懂，其教义更为牢靠，且论证得更好。不管什么人，在读了这些书后若还不承认天主，或拒绝接受基督教的教义，那他就不是个人。”’ 当卜纳爵神父在葡萄牙传教会中工作时，利圣学神父在受命建立我们所计划的新的教堂。他走遍了江西省，并把目光投向了抚州、饶州与九江这三个人口众多的一流城市。他在那里买了一些房子，还把傅圣泽神父、殷弘绪神父、孟正气神父安置于此，以便在此建立新的教堂。 傅圣泽神父在抚州发现了几个基督徒，并在他呆在抚州期间使基督徒的数目有所增加。傅圣泽神父呆在抚州的时间不长，因为他不得不去照管该省首府南昌的教堂。之所以如此，有以下原因：科农主教与福建省宗座代牧主教麦格罗特大人与罗萨里主教德·里奥纳大人就中国人在中国敬拜孔子与死去的先人之事在罗马控告了耶稣会士。与他们看法相左的南京、澳门、阿斯加龙与安得尔维尔的主教们认为必须得派代表赴欧洲，向教皇以及负责审理此事的圣职部说明情况。他们选中了原在江西传教的魏方济神父和负责佛山的教堂的庞嘉宾神父担此重任。这两人均精通中文与中国的其他习俗。魏方济神父在被迫离开其所珍视的在南昌的传教工作时，并非不无痛苦。他把南昌的教堂交给了在距南昌仅为二十法里处传教的傅圣泽神父照管，直至葡萄牙的神父们在方便的时候把本传教会中的人派往这里。 利圣学神父在江西省建立了我已经说到过的教堂之后，在1701年7月偕郭中传神父来到了浙江，计划在宁波建立一座新的教堂。由于该城的居民们以极为迷信和崇拜偶像著称，人们预料要建成此教堂会困难重重。为此，他们在宫廷方面事先做了必要的准备，以取得宁波的官员们的好感。果然，总督与其他最重要的官员客气地接待了我们的两位传教士，并对两位传教士做了回访。他们还允许两位传教士在其认为最适合履行他们的传教职责的地方购置一幢房子。神父们并未用很高的价钱就买了一块地，并开始在这块地上建造带一座小教堂的几间房子。 如此幸运的开端并未持续下去，因为神父突然失去了其最靠得住的三位官员。第一位官员因失宠被革职；第二位官员因母亲去世，被迫回家乡守丧，此乃中国的习俗；第三位则被皇帝提拔到了更高的职位。因此，我们的两位神父在宁波处在无依无靠的状态。他们不久就发觉到了这一点。新来的官员们首先问他们，皇帝是否知道他们来华以及居住在宁波。神父们对官员答道，他们是与白晋神父一起来的，皇帝已允许他们在全国各地居住，他们已选择宁波作为迎接我(指洪若翰一一中译注)从欧洲返回的地点，而我此次赴欧是根据皇帝的特谕前往的。总督似乎对这一回答颇为满意。然而，巡抚则不然。这位巡抚是一位贤人，也就是说是一位一字不差地坚持法律条文，并要人们严格地遵守的严肃的官员。他丝毫不为神父们提出的理由所动。神父们提醒他皇帝已颁布了有利于基督教的诏书，并保护传教士，但这也毫无用处。神父们对他说：“伟大的君主允许我们在各省建立新的教堂。礼部也未禁止我们这样做。它在最近刚刚批准了严州教堂的建立，因此，您不应该觉得我们前来宁波定居，在宁波使人认识真正的天主并布讲福音有何不好。”巡抚当即反驳说： “我承认，你们对我所说的皇帝的诏书未禁止建造新的教堂，但是，它也没有允许建造新的教堂。礼部已批准了严州的教堂，但是这一批准并未涉及到宁波。因此，我要就你们建造教堂之事请示礼部，并把我已获得的有关材料寄送给礼部。” 巡抚的答复使我们的这两位传教士深感不安。他们知道，如果礼部只要有一次宣布反对我们建造教堂的话，各省的所有巡抚及各个城市的知府绝不会错过利用这一决定的机会，对我们以后想建造任何教堂都予以反对。当我们获悉这一令人沮丧的消息时，我正在北京。我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应当担忧类似的决议出现。我们相信，为使礼部在如此棘手的局势中对我们有利，任何东西都不应该疏忽。张诚神父去见了礼部的尚书。后者对张诚神父颇为喜爱，并对张诚神父保证，要善待我们神圣的宗教。这位官员接待张诚神父的方式使张诚神父满怀希望。而且，这一希望并未落空。 因为，过了没几天，礼部向浙江巡抚以及就我们在宁波建造教堂而向礼部请示的其他官员做了如下答复： “你们提及了皇帝最近的诏书。你们说，该诏书下令保留人们为了天主而已经建成的教堂，但并未允许建造新的教堂。你们问道，如果应该允许人们在宁波建造教堂的话，将根据什么理由。你们还提到了礼部的一次答复。在该答复中，我们说，应当让在严州买了一幢房子的欧洲人梁弘仁不受打扰。你们问道，是否应当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两位刚在宁波购置了一幢房子的欧洲人。以下是我们对你们所提问题的答复：你们自己提及的皇帝的诏书中清楚地说，欧洲的神父是一些具有公认的美德的人。他们既不伤害人，也未使任何人感到不快。他们为国家提供了出色的服务。既然人们允许和尚、喇嘛在中国定居并建造寺院，那么又有什么理由拒绝给欧洲的神父同样的允诺呢?诏书在结尾处命令道，人们照旧存留当时已有的教堂，任何人不得在教堂骚扰欧洲神父。因此，根据我们应当完完全全服从与遵守的这一诏书，我们认为，由欧洲神父在宁波建造的教堂应予保留，他们也可以安心地在此居住。特此告知浙江巡抚及该省的其他官员。”礼部下达此文的日期是在1702年9月初。 我们没有理由去期待一个如此有利的答复。当人们考虑礼部曾一直充当基督教的公开的敌人，这次却似乎在为自己辩护似的为我们辩护，并强调指出我们的理由，那么，人们对于这一神奇的变化，不管怎么样去感谢天主都不为过。礼部不满足于提醒官员们回想起皇帝的诏书中对传教士的赞美之词，它还要官员们好好地看看人们在此所做的有利于我们的推理以及从中顺理成章得出的让我们建造教堂的结论。最后，礼部允许我们居住在宁波。它说，为了贯彻它要完完全全服从与遵守的这一诏书，它允许我们这样做。这些话是最关键的，因为礼部通过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了诏书的意图以及皇帝忠实的臣民们应当贯彻它的方式。 我们前去拜见礼部的主要官员，对他们在这一如此重要的时刻对我们给予的保护表示感谢。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很高兴能为我们提供帮助，若是对和尚，他们就不会这样去做了。他们对我们说：“如果和尚们在某个城市建了一座宝塔，而官员们就此向我们请示的话，我们就会毫不客气地下令拆掉它，因为在中国不允许和尚建造新的宝塔。不过，当和尚们建起了宝塔，并与当地的官员达成默契的话，因为这些官员未发出任何怨言，我们就会对新建的宝塔视而不见。”他们极为客气地补充道，他们在皇帝颁发的优容基督教的诏书中找到了把我们与和尚区别对待的依据，因为人们通过皇帝表达思想的方式领会到了这位君主的意图是什么。此外，传教士不应该过于指望礼部在这一次事件中所做的有利的处置，他们应当始终极为小心地避免把他们的事情弄到上面来，因为组成礼部的主要官员经常要变动，这就要担心当时在位的官员想法不同，作出相反的裁决。这种裁决会使前功尽弃，给福音的传播者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使他们再也没有同样的建造教堂的便利。因而，想要建造新的教堂，其最明智与稳妥的行为就是设法和当地官员打交道，未经他们的允许不要轻举妄动。 礼部的批文一到达宁波，官员们即向两位传教士显示了这一令人高兴的批文。两位神父于是考虑完成曾一度中断的建房工程，并力图与邻居搞好关系。后被利圣学神父留下来负责这一新传教使命的郭中传神父正在开始建立一个牢固的教堂时，遇到了两起意外的事故。若不是天主通过一种特殊的恩典予以保护的话，这两起事故将完全毁灭他建立牢固教堂的美好愿望。以下是郭中传神父本人在1703年1月26 13致张诚神父的信中所写的内容： “在我们使礼部有利于我们之后，天主对这幢房子赐予的第一个恩典就是在它所无法避免的火灾中使它奇迹般地保留下来。 一个崇拜偶像的仆人试图把我毒死。此人是我为了让他归依耶稣基督而雇佣的。由于他负责我的饭菜，所以要实行这一邪恶的计划对他来说丝毫都不困难。他希望自己的罪行隐秘一些，不让任何人知晓，这样他就能够不受处罚地在我死后占有我的一切，于是，他把铜绿和一种升华物放人为我准备的晚饭里。刚一吃完饭，我即感到头疼得很厉害。一小时后，我的眼睛又感到一阵强烈的疼痛，其中一只眼睛像火灼一样痛。我被这种强烈的疼痛折磨着，宛如有人用针在刺我的眼睛。这期间，天空乌云密布，一场巨大的暴风雨即将袭来。我把我的不适归咎于天气的变化，并对我的仆人之一也这样说道。对我投毒的仆人离开了屋子，不一会儿他回来了，并跑来对我说，城外的天空中出现了一条龙，知府与带兵的将领已前去看龙了。我打断了他的话，说暴风雨会消失的，并希望暴风雨的消失会使我的疼痛立即停止。我在晚上吃夜宵时吃了与晚餐一样的东西，即一些被下了毒的鸡蛋。我的厨师想目睹这一切，他在我吃东西时单独与我呆在一起。我与他谈起了成为基督徒的必要性。他假装很欣赏我所说的理由，但他找了好几个借口，要我推迟给他行洗礼，并保证说，他将在半个月后接受洗礼。他可能希望我到时已不再能够督促他履行诺言。我晚上睡得很不好。早晨，我感到胃剧烈疼痛，并持续了一天一夜．翌晨二时，我起来了，却吃不下任何东西。我当时剧烈地呕吐，被折腾得够呛。吐出来的东西使我觉得有一种名副其实的毒药的味道。我服用了一种含阿片的复方软糖剂，疼痛迅速地消除了。 我随即进行祈祷，向天主乞求宽恕。我平静地度过了这天晚上还剩下的几个小时。天亮了，我觉察到导致我呕吐的是一种铜绿，它与另一种我不认识的白色药物混合在一起。有人对我肯定地说，这种白色药物是一种中国人称之为‘砷’的升华物。人们还根据好几个人可以见证的另外两种迹象认为，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毒药。仁慈的天主永远会降福于那些为他的光荣而工作的人，其中也包括像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他会关注我们的生存，并为我们的利益改变对我们危害最大的事物的性质。”以上是郭中传神父以书信形式告诉我们的这两起意外事故的过程。 我在圣诞节将至时抵达丁宁波。在宁波，我惊喜地发现郭中传神父已处于完全健康的状态。因为自我知道他的遭遇后，甚感不安。他已经拥有了一小部分基督教徒。在我逗留宁波时，他又为一位身为父亲的新入教者行了洗礼。这位父亲通过阅读我们的书归依了基督教，他的孩子们不久之后肯定也会同父亲一样人教。一天这位虔诚的传教士对我说道：“如果我想在不怎么讲解教义，不怎么关注其品行的情况下就使人成为基督徒的话，那么我可能已经为一大批人行了洗礼。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在授予他们圣事之前，我准确地向他们讲授教义，考查他们归依基督教的动机，并考验他们，以便了解他们的决心是否坚定。”他像大多数其他的传教士一样，抱怨没有能力供养二或三名讲授教理者。他对我保证说，如果我能够为他搞到一些讲授教理者，我就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欣慰地看到，通过他在城乡居民中妥善的安排，他的教区里会有大量的教民。 由于人们在顺风时得花三到四天才能从宁波到日本，由于每年从这个港口前往长崎的船只并不很多，所以我就留意收集有关的情况。以下是郭中传神父从两位中国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其中的第一位已去了五次日本，而我曾亲自与之交谈的第二位中国人则刚刚去过日本不久。第二位中国人打算接受我们神圣的宗教，如果不是因为他急于第二次赴日本而耽搁的话，他已经将其人教的计划付诸实施了。 被中国人称为长崎的这座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约有七到八千居民。城市的周围环绕着群山。山顶覆盖着冷杉，山坡上种着东西。此城距大海只有一法里，坐落在一条河边。这条河的出海口很窄。日本人用良好的防御工事与两个炮台进行防卫。这里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均看管得很严。当有船只出现时，就会有两只轻巧的小船前去确认，以便向守军将领报告。如果这是一艘中国的船或荷兰的船，人们就会允许它驶入港口。因为这两个国家享有在长崎从事贸易的自由。所有其他的日本港口均对这两国的人关闭。如果他们进入其他的港口，他们就会被逮捕，其财产就会被没收。有一艘中国船在八年前就遇到了这样的事。这艘船是在受到了暴风雨的侵袭，以为马上就要遇难时驶入Sachuma港的。这座城市的总督立即让人把这艘船的船长和船上的所有人员监禁起来，说他们触犯了帝国的法律。然而，在得知这些可怜的人所遭到的不幸以及这些人前来Sachuma纯粹是为了躲避悲惨的船舶失事后，总督对他们起了恻隐之心。他让人给他们修补了船只，并在稳妥的保护下把他们送往长崎。这就是人们对中国人所用的方式。 一旦中国的船只驶入港口，该城的官员们就会来到船上，对船员与货物进行严格的登记。他们一丝不苟地到处察看，以免错过任何东西。他们打开箱子，掀开遮布，甚至搜查衣服的里子；他们在各种各样桶的桶身上敲击着，好知道桶里是装满了东西还是空的。如果他们发现某些中文书的话，有时会浏览一番，但更多的是把它们拋入水中，省得去检查。他们随后向每个人查问其年龄、职业与从事的交易，尤其是了解其宗教信仰。在这种检查之后，他们把一块一法尺长、半法尺宽的铜板置于上甲板之上，铜板上刻有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像。他们强迫每个人光着头、赤着脚在耶稣基督的像上面行走。最后，他们要人们阅读一则很长的告示。告示中的内容包括对基督教的强烈抨击以及一则关于在日本禁止基督教的诏书的摘要。在经过这一番折腾之后，他们把中国人以八个人为一组带上小艇，把他们送往中国人的住地。当他们到达住地门口时，他们还对中国人进行搜查，以便知道他们身上是否带有人参或某些其他的违禁商品。 中国人的住地建在一座山坡上，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整座城市。住地分有两个院子和两个门。第一个院子严格地说只是个土台，是日本人前来向中国人兜售其商品的地方。此地并非每个日本人都能涉足，只有那些获得守军的将领允许的日本人才可进入。这种允许被写在一块须随身携带的小木板上。第二个院子包括九排像小客栈一样的房子。每排房子有七个房间，一船的中国人可以住得颇为舒适。日本人并不向中国人提供其必需的用品，如盘子、盆子、晴雨伞、扇子。他们也不允许中国人使用其船上的用品，这些用品在中国人抵达时被锁在一个货栈里。因此，中国人就被迫去购买用品。中国人可以完全自由地进人其住处的第一个院子，但不允许他们离开其住地。日本人只把这种恩惠赋予那些根据守军将领的命令而来的主要的中国商人，以便让他们去看对其合适的商品。日本人也被禁止从第一个院子进入第二个院子。如果他们中有人胆敢进入第二个院子，就会受到守卫的士兵的粗暴对待。至于中国人带到日本去的商品，人们并不把它们卸在地面上，而是仍留在船上。人们把货物托付给一支日本人的卫队，直至垄断这一地区贸易的将军派他手下的人之一来取将军在呈给他的账册上选定的货物。 荷兰人的住地并不像中国人的住地那样又大又宽敞，其住处的位置亦不像后者那样讨人喜欢。但是，他们的住地非常洁净，并造得更好，因为这是他们自己出钱建造的。它坐落在河边一块平坦的地面上。日本人对他们所持的戒备心理远甚于对中国人所持的戒备心理。当一艘荷兰船抵达时，他们只允许主要的商人上岸，并对这些商人严加看守。他们迫使这些商人在其住地闭门不出，直至荷兰人的船只离开。也就是说，这些商人得在其住地困上三四个月。荷兰人在去年派了四艘船到日本，而到日本的中国船约为四十艘。 尽管我强烈地想知道在日本是否还有基督徒，在上个世纪之初，我们神圣的宗教在那里曾是如此地盛行。但我未能打听到什么。有许多迹象表明，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那里采取了许多手段以摧毁基督教，直至让那些教民遭受人们所听说过的最残忍的肉刑的日本皇帝们不再采用类似的做法。能够肯定的是，传教士尚不可能进入这个帝国，那里的人在有船到达时对此查得很紧。这还得有待天主在其认为与他的光荣有关时怜悯我们，去打开这道大门。中国人为我描绘了一幅从长崎河进入日本的略图。以上是他们对我所说的情况。 尽管宁波是中国皇帝向外国人开放的港口之一，欧洲人仍还没有来过宁波。英国人在舟山就停了下来。舟山是东北面的一个岛屿，距宁波有十八到二十法里。英国人首次登上舟山纯属偶然，因为他们在这一带星罗棋布的岛屿之中分不清也找不到通往宁波的航路。自那以后，舟山的官员们谨慎地根据朝廷的命令把英国人拦在了舟山。舟山是一个极好的港口，但不怎么适于从事贸易。我从1703年1月底开始与这些英国人一起呆在舟山，一直呆到同年3月1日我们为返回英国张帆起航。 负责英国人在中国各港口的商务的卡切波尔先生只让我跟他住在一起。他愉快地告诉我说，中国官员已把我托付给他。确实，对我颇为友好的海关官员在我前往舟山时也已用同样的措辞说起过他。对这些在舟山的英国人，我所能说的是，他们在那里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使他们自己，乃至所有的欧洲人都受到了尊重。 他们的花费、送给官员的礼物、给接见者的酬金(因为在某些场合是应该给的)等等，使他们深得信任。另一方面，他们在做生意时表现出来的稳重亦使他们受到了与其打交道者的敬重。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与中国人打交道时绝不能发火，也不能采取急躁、生硬的方式。以温和与不带情绪显示出来的理智使他们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反之，若发怒与冲动的话，则会使人们疏远他们，并蔑视他们。他们的佣人与水手亦既谦逊又有节制，且从不发出抱怨。由于见我对此感到惊讶，他们告诉我说，英格兰公司命令他们，要他们少考虑商业利益，更多地考虑能使自己的国家受人尊重、被人称道的事情。 在我们的传教士以我刚刚所说过的方式在浙江与江西定居期间，赫苍璧神父从他那一方面致力于在湖广建立新的教堂。湖广几乎位于中国的中心。以下是他在一封信中所讲述的情况。 “在南京度过了专门学习汉语的五个月之后，我接到了我们的会长、尊敬的张诚神父的命令，要我立即前往湖广省的黄州，以便照管一幢人们以为已买了有三个月的房子．我在去年(1702年) 这位基督徒对我们叙述的事情在我们看来是如此地无法想像，以至于我们对他说的事儿的真实性有所怀疑。但是，我们的一位仆人看到过黄州官员写给九江官员的信。他告诉我们，此人的所有罪状是他公开信奉基督教，而在黄州官员的信中，基督教被当做邪教。我们勉励这位虔诚的基督徒，要他看重天主赐给他的这一恩惠，即天主要他为了这一美好的事业而去忍受苦难。我们尽其所能地去安慰他。不过，他受罪的时间并不长。因为自他到达江西省的赣州后，意大利耶稣会士贾嘉禄即要求赦免他的罪行，并使他甚至在不用到庭接受官员的审讯的情况下就获得了自由。 在这期间，负责我们在湖广教务的孟正气神父与卜文气神父终于购买了人们为此把我派往黄州的房子。他们告诉了我这一消息，我立即就动身前往黄州。到黄州的第二天，孟正气神父和我拜访了当地官员。但是，这些官员中只有一人愿意接待我们，这使我们认识到其他的官员对我们并无好感。有人向我们肯定地说，这些官员的计划是把我们赶出城去，他们正在考虑通过司法程序来反对我们建立教堂，并考虑向该省更大的官员们提出他们的申诉。在得知这一后，孟正气神父即前往该省的省府，因为他认为他在首府比在黄州更有必要。因此，我就一个人留了下来。曾折磨我刚才提及的基督徒的那位官员在几天后向黄州知府提交了一份诉状。他在诉状中对我们神圣的教义大加诋毁。他陈述道，既然黄州至今并没有天主教堂，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让人在此建造一个教堂。他请求知府就此对他下达指示。刚刚到此就职的知府没有就此事向省里的大官们请示，而是当场就亲自作出裁决，命令手下的官员立即发出通告，让我离开我们的房子。很快地，人们把一份份通告送达于我。与我相邻的一位道士，即一种结婚的和尚，利用这一机会纠集了一帮流氓，向官员提出了一份针对那些介入此事的人的诉状，并让他所带来的人在我的住处对我进行侮辱。我起初并不害怕这种喧闹，因为我希望孟正气神父会给我带来对我们有利的巡抚的命令。但是，这位神父写信告诉我说，他无法见到巡抚，因为巡抚当时正忙于主持乡试。此外，由于看到我的佣人们已经感到恐惧，并准备弃我而去，我从邻近的城市叫来了两位基督徒，把我的房子托付给他们。在这之后，我动身前往首府。我对我通过遇到种种障碍与侮辱开始我的传教甚感满意，并希望我的传教事业有朝一日会更为兴旺。 当巡抚结束了考试事宜之后，孟正气神父与我即前去看他。我们依照习俗向他呈上了我们的礼物。但是，他并不想接受礼物。他客气地接待我们，但当我们向他说起我们的事情时，他便换了一副严肃的面孔。他说：‘既然你们在省会已经有一座教堂了，为什么你们还要在黄州建教堂?’我们回答道，我们之所以想在那边定居，是因为我们想对黄州周围的许多基督徒讲授教理。我们补充说，如果黄州的官员难以忍受我们，那是因为他们对我们还不了解，还不知道天主教义的善良的准则，这些准则会给人们带来和平与美德。如果巡抚大人愿意为我们说句话的话，我们将为之感到高兴。巡抚说：‘行。但是，你们毕竟是外国人，因为地方的官员们反对你们建教堂，我只能就此向礼部通报。’我们恳求他不要把我们的事弄到礼部。他当场回答道：‘你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既然礼部最近刚刚同意让你们在宁波建教堂，它不会在黄州的事情上对你们过不去的。’然而我们仍请求他不要把此事弄到礼部，并肯定地对他说，与其再让礼部的官员为此劳神，我们宁愿完全地放弃我们在黄州的房子。巡抚答应了我们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为了摆脱我们，他告诉我们说，他会对黄州知府去说，后者当时因为其他事情正好在省会。二天后，巡抚让人告诉我们，他已经对知府说过了，但知府不愿管我们的事情。这纯粹是巡抚的托辞，因为我们不久即确切地得知，巡抚什么都没对知府说。 在接到巡抚的答复后，我除了等待我们会长的命令外，已不再有任何事情可做。但由于预料到我将长期呆在省会，因而我在可能的情况下力图使自己在省会做些最有用的事情。我在此建立了每个星期天讲授教理的制度。与此同时，和我呆在一起的樊西元神父则在农村或邻近的城市传教。当时，张诚神父正为解决黄州的事情在北京活动。他结识了巡抚的长子，后者是设在北京的国子监的官员。张诚神父从巡抚的儿子处获得了给其父亲的新的推荐信，并把它寄给了我们。他还请巡抚的儿子安排好把推荐信呈给巡抚的事宜。在这期间，巡抚的儿子亲自给巡抚寄去此信的抄件，并恳请巡抚以有利于我们的方式了结此事。 巡抚在未收到其子所寄的快信前要求与我们中的某人谈谈。樊西元神父应召前往。巡抚向他询问了张诚神父的消息，并与他谈论起汉字以及我们在学习汉字时使用的方法。樊西元神父在向巡抚讲解了一些天主的戒律后，对巡抚展示了他儿子写给他的求情信的底稿。巡抚从樊西元神父手中接过底稿，对他说要让人照样抄一份下来，并随即把底稿交给了巡捕官，此人是负责接收这类呈请的官员。 樊西元神父回来后告诉我他的拜访取得了成功。我们认为，从这时起，我们在黄州的事件已经了结了。为了感谢天主，我们立即来到教堂，一起背诵感恩赞。果然，两天后，巡抚根据我们的请求宣布了第一项判决，并将该项判决寄发给黄州的首要官员。以下是该项判决的内容：‘在1692年，我曾荣幸地作为其成员的礼部发过了一项有利于欧洲人的告示。告示宣称，欧洲人的教义表明其绝非是一种没有根据和迷信的教派。他们也不是骚扰国家之人，反而是在为国家效劳。现在，孟正气神父与其他神父已经在你们城里购买了一幢房子，以便在此安身，你们却要把他们赶走。难道他们在你们城里或该城管辖的地方引起了混乱或带来了麻烦吗?命你们迅速就此作出答复。我在此附上了一份礼部告示的抄件，该告示是记录在本衙门的档案里的。’ 其实并不憎恨我们的黄州知府首先猜透了巡抚的意图，并竭力予以迎合。他的答复是这样的：‘欧洲人在这座城里没有引起任何麻烦。但是，我们已指出，黄州至今并没有教堂。对于欧洲人前来建造一座教堂，我未敢擅自同意，因为我不知道礼部曾为他们发过一道告示。不过现在承蒙您给我寄来了一份此告示的抄件，因而让他们建造教堂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巡抚在得到这位官员的答复后做了最后的判决。他说：‘既然这些欧洲人如你们自己所表示的那样，并未在你们城里引起任何麻烦，那么，他们可在你城定居。此事就这样了结。， 我们在当天即前去向巡抚大人表示感谢，感谢他刚刚为了我们的利益所做的所有一切。但是，他本人没有直接接受我们的拜访，只是通过巡捕官对我们说，我们可以在自己觉得合适的时候赶赴黄州定居。 孟正气神父和我在几天后就出发了。我们再度拥有了我们的房子。我们一到达黄州就去见了地方官。官员们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并对我们做了回访。知府甚至在名誉方面给我们一些补偿，因为他当着众人的面公开地说，如果他冒犯了我们，那是因为人们没有很好地把与我们有关的事情告诉给他。当他来到我们这里时，给我们每人送了八种礼物，虽然孟正气神父与我一共只给他送了八种礼物。．由于他以种种行动表明其与基督教重归于好，我们就冒昧地要求他出一份告示。这种告示是一种保障，人们把它贴在家中某个突出的部位，以避免群氓的骚扰。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我们的这一要求。几天后，他派人把告示送到我这里。此时孟正气神父已离开此地，回省城去了。 当我们的拜访刚刚结束时，雨就开始下了起来。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令人烦恼的意外情况。因为我还没有能够对我们那状况很糟、没有门窗的房子进行必要的修缮。我们的房子有很多地方缺少遮盖，以至于当我为了做弥撒需要找地方摆放祭台时，很勉强地才找到一处足以挡雨的地方。但是，终于看到我们的事情以如此有利于基督教的方式得到解决的喜悦之情在当时不允许我过多地去注意我的住处的种种不便。让天主感到高兴的是，我又得到了一令人极为感动的安慰。我所说的坏天气使一大群从各地前来做生意的基督徒滞留在了黄州。由于这些人几乎长年在外，他们已有六七年没看到过传教士了。他们欣喜地得知我已在黄州定居。于是，在耶稣受难日有不下二十名基督徒来到了教堂。为首的是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举人，他与其他人一样，为能在这样一个天主还从未被敬拜过，或至少从未被以教会为这一圣日所规定的仪式敬拜过的地方敬拜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而感到安慰。周围的基督徒们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在以后几天也赶到教堂来隆重庆祝复活节。我为七位成人与两位儿童补行了洗礼仪式，这些人的圣事原来只是由教理讲授者授予的。其他的人则做了忏悔和领了圣体。节日过后，这些基督徒就离开了。我平静地呆在教堂里，分发大量的有关我们神圣宗教的书籍，并在机会出现时向众人宣讲耶稣基督。复活节过后不久，我们得知该城的四位主要官员被革职。这一消息使我们感到惊讶。但是，不仅就其中的三位官员来说情况属实，就连第四位官员亦是如此，后者在一个月后就去世了。就这样，天主为了更稳固地建立其教堂，在利用了那些曾经阻挠过的人，以及从他们的嘴中得出为我们神圣的教义辩护的话之后，不允许他们再长期担任这座他们曾在接受天主的使者时制造困难的城市的主宰。由于接任他们的四位官员尚未到达，我不知道他们对我们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我在拜访他们时所应该带的礼物。我不知道从哪里去搞这些礼物。不过我相信，在一个对天主的光荣与这座新教堂的建立如此至关重要的时机，天主会与我同在。 我尊敬的神父，通过我刚刚对您所说的这些情况，您会很清楚地看到，我还没有能够安稳地为归依异教徒而工作。在六个月期间，我所做的全部工作是对儿童讲授教理、听很多人的忏悔和为五十来位成年人行了洗礼。这与樊西元神父在其传教经历中所做的一切相差甚远。这位虔诚的传教士几乎走访了已故的穆迪我神父在该省的不同地方吸收的所有基督徒，仅在一年的时间里就为一千多人行了洗礼。黄州几乎是惟一的穆迪我神父的虔诚未涉及的地区，人们要有很多时间才能在这一地区争取到同样多的教民。不过，我相信，天主将会把其恩泽扩大到这座城市。该城管辖着九座其他的城市，此外还管辖着大量的小镇与人口众多的村庄。我还相信，要不了几年的时间，我们的传教事业将会在此蓬勃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有四五名好的讲授教理者。因为没有这种帮助，就很难去推进天主的事业，如只有我一个人的话，就只能勉强维持天主的事业了。但是在开始之际，我们应该去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同时等待仁慈的天主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资金，或通过某种特殊的途径，给我们补充我们现在所缺少的手段。”赫苍壁神父就是这样说的。 我尊敬的神父，您也许会对我还未向您说起我们在广州的教堂感到惊奇。广州的教堂只由一幢房子组成。它是在十年前，由刘应神父和我为接待我们的传教士以及从欧洲来帮助我们的其他人而购买的。白晋神父在皇帝派他回法国时在此居住了两个月。他已经有幸为九或十人行了洗礼。当我为乘坐“昂菲特利特”号船路过此地时，我没有白晋神父这样幸运。我仅仅是完成了对我的仆人之一的教化，并使他归附耶稣基督。此人是一位具有极为令人满意的天性的人。他的归依有某种特殊之处。当皇帝在1699年年初巡幸南京时，他正居住在那座城市。伴随皇帝南巡的张诚神父应其父母的请求，收他为自己做事，并把他带到了北京。在北京，我又让他陪我直至广州。他已经掌握了祈祷文和一切在成为基督徒时应当知道的东西，但是却老是推迟成为基督徒。在我们旅行的过程中，我经常向他说灵魂得救的必要性。我不仅对他单独这样说，甚至当着他的同伴也是如此对他说的。他的那些同伴已经是基督徒了，并也像我一样劝他。他同意我们所说的一切，但并没有下定决心。一天，在我催促他时，他这样回答我说：“我的父母会怎么说呢?他们都不是基督徒。要我第一个成为基督徒，对此我下不了决心。”我对他说：“但是，如果皇帝让你当官，你会因为你的父母中至今仍没人当官而拒绝吗?相反，你作为家中第一个当官的人对你来说不是很有面子吗?你的父母不是会更看重你吗?这里的道理是一样的。你将成为家中第一个基督徒，并通过让你的父母也像你一样成为基督徒，使他们的灵魂得到拯救。你难道还能做得更好吗?那难道不是天主巨大的恩赐吗?”由于我丝毫没有从他的想法中得到什么东西，我相信他对我隐瞒了其真实感情。于是，我叫一位讲授教理者直截了当地去了解是什么东西阻止他成为基督徒。中国人彼此信任地交谈着，并自然地交流着他们的忧虑和最隐秘的思想。这位年轻人向讲授教理者承认，他的父母经常祭拜其祖先。他说：“如果我不与他们一起这样做，他们会把我从家里赶走，并且也许会把我作为一个不孝敬父母的人送到官府。就是这一点阻止着我成为基督徒。” 讲授教理者反驳说：“但是，谁跟你说当你成为基督徒就不能参与这种仪式的?我在天主的恩宠下也成了基督徒，但当我有必要参加这种仪式时仍照旧不误。基督教只禁止我们去请求或等待我们已亡故的父母保佑，禁止我们相信写在牌位上的先人有能力保佑我们，或会前来听我们祷告以及接受我们的祭品。基督教还禁止焚烧纸钱，或禁止我们把呈献给死者的酒洒在地上。然而，它并不禁止我们通过跪在写有先人名字的牌位前，献上我们的供品去感谢他们。”年轻人回答说：“如果基督教允许我与我的父母一起在祖先的画像前磕头的话，我就不会再有顾虑了。从此，我就是基督徒了．”两天后，讲授教理者把他带到了我这里，并对我说了他的心情。年轻人要求我宽恕他对天主的恩宠抵制了如此长的时间，请求我为他行洗礼，并向我保证说，不管是他还是他的父母，在根据习俗祭祖时，都绝不会盼望从祖先那里得到什么。我不认为应当把这样一位有信仰并具有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所要求的态度的人排除在天国之外。自此之后，这位年轻人以虔诚的基督徒的方式生活着。而今他与刘应神父呆在一起。 广州有七座教堂：一座葡萄牙耶稣会士的教堂一一它是七座教堂中最早建成的教堂，两座圣方济各会的教堂，两座外方传教会的教堂，一座奥古斯丁教派神父的教堂和一座我们的教堂，每座教堂有一至两名传教士。尽管广州有七座教堂，然而在广州归依的人却很少。在其他欧洲人的船只时常靠岸的港口情况也差不多。这些港口城市与在中国内地的城市不同。在中国内地的城市，经常会有人归依基督教，我们在不长的时间里即可获得众多教民。我尊敬的神父，您也许会问我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我宁愿让“印度使徒”圣方济各·沙勿略，而不是由我本人来回答这一问题。圣方济各·沙勿略被天主赐予了语言的天赋，并具有能在归依这些民族时创造奇迹的能力。在葡萄牙人定居的任何地方，这位伟大的圣人都发现了在传播信仰时存在着几乎是难以克服的障碍。他为此感到悲伤，甚至痛不欲生。他说：“我宁愿是在埃塞俄比亚的深处或莱泰尔杜普雷特尔让的某个地方，在那里平静地致力于归依异教徒，远离我现在双眼不得不看到且又无法阻止的所有这些痛苦的事情。惟一让我懊悔的是，我没有更有力地去反对这一切。”他继续说道：“如果温和并不能纠正这类人的话，那么就应该采用严厉的措施。去谴责这些罪人是一种功德，而当这些罪人以其丑行阻碍异教徒的归依时不加指责，则是一种在天主面前所犯下的大罪。”(第一卷第七节)圣方济各·沙勿略为这些基督徒的坏榜样对印度人所产生的有害的影响感到悲伤。这类影响同样使我们在中国各港口的工作奏效甚微。居住在港口的中国人曾到邻近的王国旅行。他们在这些王国看到了某些欧洲人的生活腐化与放荡。他们到了澳门，并在澳门看到了同样的状况。从欧洲到中国港口的那些人使他们确信，由于他们已多次看到那些人过着一种放荡不羁的生活，而那些人均为品行极为不端之人。由此，他们立刻便失去了对人们传授给他们的天主的教义的敬意。他们相互间在说：“这些作为基督徒的欧洲人难道比我们更为清白、审慎与有节制吗?”如果他们看到传教士们无可指责、勤勤恳恳地生活在这些欧洲人中间时，他们可能会想到，这与其说是基督教使然，倒不如说是传教士的身份与特殊的职责使然。而在中国的内地，人们对传教士们所宣讲的道理在他们的模范生活中得到了肯定，使他们对我们神圣的教义感到钦佩，钦佩这种神圣的教义把如此杰出的美德教授给人们，并促使人们身体力行。 然而，难道人们就不能够制止这种混乱，不能够消除这种状况了吗?以下是“印度使徒”在其一封信中提出来的建议。他建议：只应选择那些重视荣誉，具有道德心的人担任前往中国的船只的船长，赋予他们权力以及明确的命令，命令他们去惩办丑行。如果他们忠实地履行了职责，则向他们提供可观的好处。与其由我在此再多加解释，我更希望人们去读读这位神圣的印度使徒的诸多信件中的其他内容。 如果中国人目睹来到其港口的欧洲人稳重、仁慈，能够控制住自己以及自身的情感，如果中国人目睹欧洲人经常前往教堂，不时领受圣事，总之，如果中国人看到欧洲人像我们在布道所宣扬的方式那样在生活的话，后者那种虔诚的榜样难道不会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某种影响吗?他们将会千百次地为我们神圣的教义祝福。他们将会说：“这都是些杰出之士，这个民族是一个有理智的民族，他们的习俗是令人钦佩的。” 各公司的经理先生们或许是为他们自身利益的考虑，也愿意亲自促进我们的热忱。他们知道，他们在这些海上来往的船只会面临许多危险，有许多暗礁与风暴令人担忧。若没有天主特殊的保护，船员生病、遇上海盗之类的事情也无法避免。为此，当我们的计划扰乱了天主的计划时，或当我们容忍依附于我们的人扰乱天主的计划时，天主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推翻我们的计划。 在向您汇报了我们传教的情况后，我不知道是否极有必要向您叙述“昂菲特利特”号在第二次驶华时的奇遇。您大概在其他地方通过与我同行的其他神父已对此有所了解。但是，任何单独的个人均难以注意到船上的一切，尤其是在暴风雨到来时更是如此。我相信，我所说的内容绝不会与别人所讲的相抵触，但我或许会对他们的叙述做些补充。这些需补充的地方并不会令人听后感到不快，同时又只有我对这些内容知道得最清楚。 直至距中国还有一百法里处时，我们的航行始终极为走运。但正是在这里，天主在等着我们，以便迫使那些还生活在罪孽之中的人们完全弃绝罪恶，并要我们认识到，航行中的平安与否完全取决于天主。在 面对这一切危险，处在像我们所处的这种状况中的人除了恳求天主的仁慈之外，别无良策。事实上，大家都在恳求天主，都在请求圣母玛利亚为我们说情，并许愿要在法国首屈一指的教堂中挂上一幅着色的画像，此画将反映我们这次的遇险。大家也向圣方济各·沙勿略这位印度使徒与这片海面的主人求助。圣方济各·沙勿略在这片海面上也和我们一样经受了特大暴风雨的考验。看我们处于悲痛之中的天主听见了我们的祈求，主桅慢慢地倒在了两个泵之间，它倒下时未损害船的任何部位。 我们起初关注的这一危险是第一个危险，但并非最大的危险。暴风雨颇为猛烈，发怒似的海浪像山一样涌起。我们的船因为已不再有桅杆，随着风在打转。波涛不时覆盖着船只，它打在船上的力量是如此地强烈，以至于船随时都有可能被淹没。不少人以为，我们将过不了这一天。圣方济各·沙勿略在类似的场合曾说：“我们那天生活在无数的泪水与极度的沮丧里。”然而，每个人均已真正下定决心，通过全面的忏悔来迎接死亡。人们并没有余暇去长时间地做忏悔，但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应该的。他们的悲痛显得很真实。让他们感到庆幸的是，他们不用在身处绝境时才想到去归依。 我尊敬的神父，您可能会问我，我们的传教士在这决定命运的时刻有何感想。我不会对您说，我们有像圣方济各·沙勿略那样的勇气，后者在为天主的光荣效力时，之所以请求天主帮他摆脱危险，乃是为了重新进入另一个更大的危险。不过，我能向您保证的是，我们并未对离开法国感到后悔，没有人表现出惊慌失色。在听完忏悔之后，某些传教士甚至结伴来到我的房间(这是在暴风雨最猛烈的时候)，并显示出一种像知足的人那样的欢乐的表情。他们对我说道： “我的神父，我们前来向您告辞，并感谢您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很满足，我们请求您为我们祈祷。”我对他们的这些虔诚之词深感意外，泪水不由得夺眶而出。我回答他们说：“我的神父们，我们当时是为了天主而相亲相爱。去吧，如果这是天主神圣的意愿，让我们在整个来生中相互热爱吧。”我们在这天剩下的所有时间里继续祈祷，我们吟诵着关于圣徒、圣母玛利亚、圣方济各·沙勿略的连祷文。我们为在海上的人而祈祷。因为在这令人悲伤的时刻，人们难道不该去求得天主的宽恕和慈悲吗? 暴风雨在翌晨停止了。我们随后又有了两天平静的日子。在这期间，人们竖起了一些小桅杆，以便完成(如果有可能的话)这次航行。我在那之后，从一些熟悉中国海域的情况的人那里得知，这些狂风出现的季节是在 我将不赘述身处重重灾祸的我们在发现自己离这块降福之地如此之近时有多么宽慰。我们唱起了《感恩赞》，卸下了所有的大炮。我们中的每个人都记得，由于这位伟大的圣徒把“昂菲特利特”号从他在首次旅行时也曾进入过的巴拉塞尔的峭壁之中拉了出来，我们毫不怀疑，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得救归功于他。由于船没了桅杆，我立即带了几位人员出发，以便到广州去寻找桅杆。我在经过这位圣徒的小教堂时，利用这一机会做了弥撒，并首次吻了这块接受他宝贵的躯体的土地。我在这位圣徒完成其传教事业的地方向天主表示，要重新开始我的传教事业。我想起了我的同伴。为了安慰船上的其他人员，我把我的传教士同伴都留在了船上。我一到广州后，即给我的同伴送去了一艘配有划桨者的帆桨战船，以便他们想去瞻仰神圣的印度使徒之墓时好用。他们后来写信给我说，没有比这更使他们感到高兴的了。他们每天前往小教堂做弥撒，船上的官员与水手们也轮流和他们一起到那里去。所有人均已去过那里，有的人甚至去了不止一次。这是一块小小的圣地，在船停留在上川岛附近的二十天时间里，人们始终乐意前往这里。我们从广州带来的桅杆还不够大，但人们当时在这一地区已找不到更好的了。因为水流很急，我们花了十五天时间才行了七八法里。沿海的领航员提议把船开到一个名叫Niou—CO的岛屿附近的一个很好的地方。他保证说，在9月不会没有西风，并说会有足够强的西风，使人能够驶完剩下的路程。在顺风的情况下，只要有七八个小时就能绕过澳门岛，进入珠江的河口。到珠江河口后，只要涨潮就能使我们轻松地驶入广州。 西风确实来了，并使我们的船驶了二三法里。但在太阳落山时风向突然地改变。东风，或东北风重新刮了起来。此风刮得极为强烈，人们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如此可怕的暴风雨。德·拉里戈迪埃尔先生首先想到上川岛附近避难，但他没有能够达到目的。他失去了主锚，并被迫放弃了船上的小艇与小船。夜晚的黑暗，伴随着可怕的狂风暴雨，使人伸手不见五指。桅桁、船帆与桅杆一个接着一个地破裂。这使人们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感到自己的生命快要终结了。汤尚贤神父与龚当信神父在我带着我的同伴第二次回到广州时被我留在了船上。此时他们在听所有人的忏悔。天亮后，人们都希望使船搁浅，好让它能被保全下来。他们自以为很幸运地把船开到了一个能够挡一点风的小岛后面。人们在两天后得知，这个小岛叫放鸡山，此山距名为电白的城市有五法里。人们还得知，他们为了到达此处，在一个晚上加一个上午的时间里，在没有船帆的情况下驶了有五十法里，并穿越了好几座岛屿。 半个月后，人们在这一地方又受到了另一阵风的侵袭，这阵风可称为第四次暴风雨。电白城的官员登上高处，以便观察船只是否得被迫离开锚地。幸运的是，船锚把船固定住了。这只船锚是此船当时剩下的惟一的一只船锚。 我曾告知德·拉里戈迪埃尔先生，万一他在 我与卜文气神父和赫苍璧神父重新上了路。后者是前来担任指导神父并接替汤尚贤神父与龚当信神父的。当我看到这艘可怜的船时，泪水不禁夺眶而出。这艘船在暴风雨中历经磨难，又如此强烈地受到了天主的保护。我一到达此地，我们就收到了两根漂亮的桅杆，这是总督送给我们的礼物。桅杆是总督花大价钱从一艘暹罗船上买来的，此船在7月29曰我们也经历过的那场暴风雨中在中国的海岸失事了。我们用帆桨战船与小艇沿着海岸把这两根桅杆拖了六十多法里。人们可以想像在这过程中我们付出了多么大的劳动与代价。 我为拯救这艘船还做了另一件事。因为这艘船若还停在放鸡山岛附近的话每天都有可能会遭殃，为此，我得为它寻找一个安全的港口，让它在冬天期间有地方躲避。人们对我说了一个叫做广州湾 (Qoan—tcheou．voan)的地方，此地在电白城西面大约三十法里处。但在把船开到那里之前，我们希望亲眼看一下这个港口是否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安全，因为对中国人不能过于信任。此外还应当去认认路，对有关情况进行摸底。我与之交谈的官员们允许我们的领航员前去探查，并给领航员们派了带路的人。 最后，由于船上的经理先生们既缺少小船又无小艇，无法把公司的银币与票据运往广州，我就把我的两艘帆桨战船让给了他们，自己则带着给皇帝的礼物从陆路返回。我只把赫苍璧神父带了回来，因为我应他们的再三恳求，不得不把龚当信神父留在了“昂菲特利特”号上。龚当信神父已经目睹了人们所遇到的四次暴风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动摇他的勇气，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削弱他的这种力量。 这种力量只有天主在他处在一种如此艰巨，且又经常性的工作时才能赋予他。 德·拉里戈迪埃尔先生一到达广州湾，就给我写了好几封非常客气的信。他写道：“我尊敬的神父，此时，我与我的全体船员们必须要对您表示感谢，感谢您给我们弄来了桅杆和找到了一个良港。 您为此所付出的辛劳以及您的尊敬的神父们为我们所做出的贡献还不能够被人们所认识到，只有天主才能够为此奖赏你们。我们的船在这个港口极为安全。我们在此已感受到了你们的虔诚的效力。周围的所有官员均来看望了我们，并向我们提供了他们所能提供的一切。他们让人把帆桨战船留在我们身边，以便于我们运送所有的东西。欢乐之情在我们的船员中间洋溢着。我们用一个苏就能买到一只大大的童子鸡，用四个法郎就能买到一只牛，其他的食品亦同样便宜。在我们受尽了磨难之后，天主终于把我们安置在一个过冬的好地方，在这里我们什么也不缺。龚当信神父的热忱与日俱增。我向您保证，我将尽力照顾好他，使他保持身体健康。因为他不是为给“昂菲特利特”号筋疲力尽地工作而到中国来的，他应当为一个更美好与更大的目标而保重身体。” 龚当信神父在几天后也给我写了信，信中所写的内容差不多，但是要更为详细。他写道：“德·拉里戈迪埃尔先生在你们离开电白城后立刻就回来了。第二天，即 当人们刚抛下锚时，德·拉里戈迪埃尔先生就要大家唱起了《感恩赞》，感谢天主施恩使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安全之地。翌日，我们出于同样的想法又做了弥撒。我们在此就像在房间里一样安静。我们在船里还没有感受到任何动荡。由于外面将会有一场极为可怕的暴风雨，并会引起船的摇晃，所以人们把桅杆与横桁放到了陆地，还从海船上卸下货物。我们的船长先生，如您所看到的那样，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我尊敬的神父，我们请求您把好事做到底，即让人们给我们提供一些生活必需品(我们会付钱的)，并让中国官员们不仅不会使我们感到不安，而且甚至还能关心我们。德·拉里戈迪埃尔先生已下决心让他的人安分守己，不让他们给中国人留下任何抱怨与愤怒的理由。” 星期六晚上，他在另一封信里写道：“一位吴川官员的差役通知我们，其主子将亲自向我们表示他对我们的抵达甚为关注。他果然在昨天( 您可以想像我们的船员吃了多少东西。人们可自由地前去打猎，所打的猎物有野猪、鹿和猛兽的幼兽。山鹑与沙雉经常跳到德·拉里戈迪埃尔先生的桌面上。天主似乎通过让他们在此找到富裕的生活，对这些先生过去所受的苦难进行补偿。” 我尊敬的神父，以上就是“昂菲特利特”号在广州湾逗留时的情 况。此湾在新门江附近，距名为Ou—tchuen的小城有九法里。在这期间，龚当信神父照常在船上传教。他时刻陪伴在病人身旁，照料和安慰他们。每逢星期天，他均对全体船员布道，赋予他们其他精神上的救助。我始终要求他保重身体。他在就此事答复我时写道：“我的健康属于天主。为此，它对我来说是颇为珍贵的。我按照您对我的嘱咐已在竭尽全力地保持身体健康。如果我们在广州的神父也完完全全地照您的嘱咐去做的话，他们的身体状况就会要好得多。看在天主的面上，他们还没有想到前来解脱我，他们还满足于看到我在此再呆一段时间。我在此执行的是天主的旨意。出于腳这一原因，我将乐于终生呆在这里。” 虽然龚当信神父很早就想献身于归依异教徒的工作，但他只是在我离开巴黎前三天才获准与我一同前往中国。他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一员，然而人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他并非是使徒(如果允许我们在此使用此词的话)中最不起眼的一位。他在“昂菲特利特”号上做了许多善事，对此，人们又对我说了许多他的特殊表现。他的这些特殊表现没有必要在此报告。 我尊敬的神父，我还一点都没有对您说及我们在中国建立的其他一些机构。我们还应当等待一段时间，以便在那些地方不受干扰地定居，并使基督教在那里扎根。我也将不再赘述天主借助我的某些同伴们担任神职时的努力所实现的善事。我的这些同伴与葡萄牙神父们呆在一起，并帮助后者从事传教工作。刘应神父给在福建省省会的教堂提供了令人瞩目的帮助。他在这里使数位曾背离教义的基督徒重新遵守教规。薄贤士神父则继续与这几位教徒心平气和地交谈，对他们进行劝导与说教。薄贤士神父是一位具有杰出才能的人。他通晓好几种东方语言，并专心致志地学习汉字与中国的典籍。我所不应该省略的是我对我们最近到达中国的传教士们所做的安排。把他们召来从事使徒的工作的天主早就卓有成效地对他们进行了培养。以下是他们中的某些人在不同时间写给我们修道会会长的信的内容。为了免得给他们增添麻烦，我不打算说出写信人的名字。但这些信的内容足以显示天主赐给他们的恩惠，尤其是那些能感化人的，并促使我们去效仿的内容更是如此。 他们中的一个人写道：“我对您的惟一恳求是把传教会中所有不管是对精神还是肉体而言都将可能是最艰巨、最需要禁欲修行的任务交给我。我之所以这样说并非出于一时的冲动。长期以来，天主就已要求我去渴望和寻找存在困难最多的地方。如果我只考虑到自己，我就不会这样说了。我深知我的弱点，但我仍对自己充满信心。因为对于我前来从事的传教事业的热爱使我能够做到一切。如果您有一些需要跋涉、守斋、熬夜与忍受寒冷或炎热的地方，我相信，我尊敬的神父，这种地方对我正好合适。天主已赋予我力量，这些力量能使我比别人更为轻松地去忍受住疲劳。我向作为会长的您说这些，是为了使您在安置我时能够更为容易。我将乐意去您派我去的任何地方，因为我在任何地方均会找到天主。我只请求您把我视为一名愿为天主献出一切以及为了天主的光荣什么也在所不惜的传教士。” 另一位神父写道：“我希望，您不会要我自己在您指给我的两项传教任务中选择其中的一项，而是由您给我确定。我只是为了服从天主而离开法国的。如果我在中国这一天主召我而来的地方还得做服从之外的事情，我将为此感到懊丧。我希望，您很乐意不必考虑我的爱好即赋予我这一功德与慰藉。所以我请求您，我尊敬的神父，以您对自己的部下以及他们精神上的升华所抱的温情与热忱，永远赐给我这一恩惠。望您给我下达您的命令，我将乐于去执行这些命令。” 第三位神父写道：“我来中国时已下决心要完全委身于我们道长的安排。我亦决心接受一切命令，并且不提出任何要求。因而，您可以以您喜欢的方式或时间，把我安排在北方或南方的省份。无论您把我安排在什么地方，我都觉得自己是在天主的手中。我只会考虑到在那里为天主服务，只会考虑到用我的余生向天主表示忠诚。” 还有一位神父写道：“我恳求您相信，尽管我也是一位未带多少功德到中国来的传教士，然而，在天主的安排下，我在不谋求任何特殊的地点与职责这一点上绝不会比任何人差。如果有某种最艰巨的工作的话，我相信，它对我比对别人更为合适。其理由有多种。多亏了天主，我终于不再只考虑我自己，而是考虑前往你们认为为了拯救灵魂及为了天主最大的光荣而最有工作要做的任何地方。”此人在另一封信里还写道：“我将既永不拒绝苦难，也永不拒绝工作。天主至今已赋予我许多力量，使我什么都不再害怕，惟一使我害怕的是我没有足够地委身于天主的安排。” 在我们已经来华的传教士中保持这种情感，并把这种情感传送给将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使它在我们中间永远延续，这会使天主感到高兴。当想归依异教徒的愿望是把我们引入这些传教会的惟一动机时，不怎么去考虑地点就显得是必然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天主想通过我们的神职人员去拯救的那些灵魂在什么地方。由于对这些灵魂的热爱，天主把我们召来传教，使我们在旅途中保全下来，并幸运地来到港口。 “看啊，你要召见你不认识的民族。”《圣经·依》55)人们难道不能这样来解释先知的话吗?“你们将召唤的人是你们所完全不熟悉的。他们并不是你们所想的人，更不是你们所倾慕的人。我具有和你们不同的想法。天国离地面越远，我的目的与计划就越会超过你们的一切认识。” 使异教徒归依的原因往往在我们看来是一种意外的机缘，但它实际上正是由天主安排的。异教徒突然受到一种痛苦的打击，或他在最近一次生病时奄奄一息，都是如此。如果不是天主本人用手在引导着我们，我们怎么能够正好处于拯救这些灵魂的最佳时机呢?不光拯救单单一个人是如此，就是拯救整个省的人，亦往往与这类意外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所以，让我们始终受引导吧，而天主将永远会像祂应当做的那样引导着我们。 我尊敬的神父，我原打算在此结束这封或许在您看来已太长的信。但我相信，就一两种不同意见向您做某些解释是会使你感到高兴的。这些不同意见是我上次返回法国时，一些有德行的人在谈到传教事宜时向我提出的。他们对我说：你们在中国穿着丝绸服装，在城里从不步行，而是以车代步。难道使徒们是以这样的方式布讲福音吗?难道人们穿着丝绸服装时能保持修道的清苦吗?在这些我对其德行甚为敬重的人看来，向中国人宣传耶稣基督，应同赤着脚、手里拿着朝山进香者的手杖是一回事。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声称，穿着修道士的服装能在中国自由地行走，且中国人能够更容易地信仰基督。但这仍然是应当首先要搞清楚的事情。使徒说： “我们中没有一人是为自己而生的。”《圣经·罗》14)一个传教士之所以生活在异教徒的国家，并不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而是为了使那里的灵魂归附天主。从实现这一目标考虑，他应当调整自己的衣着与所有行为。圣约翰一巴蒂斯特之所以以宽大的苦衣作为外衣，并在讲道时极为严格地守斋，是因为通过这种苦行，他就能够接触与感化犹太人。我们的主在他讲道期间的生活方式也始终与人们的日常习惯相一致。圣保罗也对什么都能适应。 “经受恶名和美名。”《圣经·格》6)他既接受荣誉，也接受困窘，只要这些手段能使他取得更多的成果。他说： “我也知道贫穷，也知道享用。饥、渴、富裕、贫困，他都知道。”《圣经·斐》4)圣保罗的美德并不是由仅仅生活在蔑视与贫困之中构成的。当内心的痛苦到来时，他得知道去耐心地忍受它们。当能以更为温和的方式为天主赢得光荣的机会出现时，他又懂得不去拒绝这些方式。这正是以圣保罗为榜样、从事使徒使命的人所应当记住的知识。他们在传教中所不能无视或疏忽的是，应当对拯救众多的灵魂负责。 幸亏了天主，我们在中国的传教士既是那些在马杜雷传教会中穿着苦修者的服装赤脚走路，并严格地守斋的传教士的兄弟，也是那些在加拿大的森林里追随着雪中的野蛮人，并忍受着寒冷与饥饿的传教士的兄弟。当我们和他们均还在法国，且大家都相继向我们的道长催促，请他把我们派到遥远的传教会去时，人们并没有提出，凡打算派往加拿大传教的人应比那些要求到中国传教的人更遵守教规、更能忍受世人的蔑视、更为虔诚。因而人们不能够理由充足地说，由于缺少苦修，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在传教中没有能像在加拿大的传教士那样坚持苦行僧的生活。同样，当马杜雷的传教士从不吃肉时，在加拿大的传教士并不是因为懈怠而去吃肉的。能卓有成效地使某个地区接受福音的方法有时会毫无意义，或者说，它并不能满足另一个地区的需要。 最早入华的传教士在其进人中国后，最初曾很想像在其他传教会一样，也身穿破旧的衣服，并以此表示其对俗世的超脱。著名的罗文藻主教经常告诉我说，中国传教会的创立者利玛窦最初几年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与和尚一起呆了七年，身着与和尚们几乎一样的服装，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由于他的文雅与谦逊，和尚们都很喜欢他，都尊敬他的品德。他则从和尚们那里学习语言与汉字。但在这一期间，他几乎没有能让任何人归依。欧洲的科学当时在中国是新奇的东西，一些中国官员逐渐地对利玛窦神父产生了好奇心，想见见他。因为他采取了毕恭毕敬与奉承的态度，故颇讨官员们喜欢。那些对他的才能颇感满意的官员对他有了好感，开始更为经常地与他交谈。在谈话中，他们从他那里了解到他前来中国的主要动机是在中国宣讲天主的教义，而其要义已由他对他们做了解释，所以，他们称赞了他的计划。但是，也正是这些官员劝他改变方式。他们对他说：“以您现在的身份，没有多少人会听您说什么。在中国，人们甚至不会长时间地忍受您。既然您是个博学的人，您就应该像我们的文人学士那样生活。这样您就能够与所有的人交谈。官员们向来尊重文人，他们也会同样地尊重您。他们会接受您的拜访，并乐意听您开导。”利玛窦神父已经体验到他们所说的一切均是实话(因为他深感自己进展甚微，几乎是在浪费时间)。他在向天主进行祈祷并对其会长请示后，采纳了这些官员的建议。罗文藻主教说，这就是你们修会最早的传教士们改变其行动方式，在中国按照儒生的标准行事的原因。他赞扬他们做出了这一决定。有人对此补充道，如果人们希望能在中国布讲福音，确立基督教，就只能做出这一实实在在的决定。 五十年后，当我们的传教士已拥有众多教徒时，圣方济各会与圣多明我会的修道士们在想使异教徒归附于耶稣基督的愿望吸引下。从菲律宾来到了中国。然而，也许他们不知道我们所采用的方式，或他们认为穿着他们自己的修道士服装会干得更好，因而他们手持带耶稣像的十字架，走上街头宣讲教义。他们忍受了许多痛苦：被殴打、被囚禁与遣送回国。但是，使他们无法感到安慰的是，他们并没有取得自己所期待的业绩。他们经常体会到，再这样下去会有损于他们的主要计划，而这一计划是大家赞同并由其修会的会长们在命令中反复重申的。于是，他们终于决定像我们一样穿衣和生活。仅在两年前，我们还看到三四位从意大利来的方济各会修士想恢复最初的方式。他们像其在欧洲时所做的那样，在传教时穿着破旧与宽大的衣服。最早反对他们这样做的是他们自己修会的修士和他们同属一个修会的北京主教大人在两年后使他们改变了主意，并使他们跟其他传教士一样行事。 儒生的身份是传教士们前来中国时所应当取得的身份。在经过许多事情之后，人们已不会否认这一点。因为并不是所有跟着我们这样做的修道士在开始时就认为必须要效仿我们。人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原先与其说是想要与我们的方式一致，毋宁说是更想要反对我们的方式，尤其是在这一点上更是如此。如果中国人真的把我们看作儒生与欧洲的博士(后者为体面的称谓，且适合我们的职业)，如果我们要利用这一身份，那么我们就应当有必要去遵守这方面的一切礼仪。我们得有丝绸的服装，当我们外出拜访别人时就得像他们一样以车代步。 甚至当我们没有这一特殊的理由时，为了与该国的一般风俗相一致，我们也应当利用这些东西。因为那里的普通人均穿丝绸服装，且在外出拜访别人时以车代步。后者在他们看来，并不是为了讲排场或有虚荣心，而是表示对其要去拜访的人的尊重，并表示他们并未陷于贫困的境地，也未处于会被人瞧不起的状态。在欧洲，使用丝绸的必定是显贵与富人，丝绸服装通常是昂贵的服装，因此，如果说它们决不适合于修道士的清苦，这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在中国，普通之人，乃至仆人也大多穿丝绸服装。人们应当根据这样的观念，而不是根据我们在法国的观念来调整思想。我所说的那些具有美德的人应当仔细地观察我们的传教士，不要轻易地相信这些传教士会以追求精神始，而以追求肉欲终，亦不要以为他们在中国会萎靡不振。因为他们来中国的愿望只有一个，这就是完美地生活，并为致力于耶稣基督的光荣而忍受种种的磨难。 我只就有关外出访问的事再做说明。因为在家里时，中国人穿得很随便，而传教士生活得很清苦，亦只能用最普通的面料。当传教士在乡村里传教时，他们是步行的。某些传教士甚至不管什么场合，在城里也步行。此举可能会给基督教带来危害。因为除了他们会引来嘲笑和轻蔑之外，他们肯定无法使中国人去听他们宣讲。他们应当记住，传教士在中国只是被容忍，他们不应该过多地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以免对此反感的中国官员看到他们人数很多，或者甚至经常看到他们，并因此觉得他们太放肆了，应当将此告之朝廷。这种考虑迫使传教士多加小心，审慎行事。若人们愿意，我将承认，如果某人从天主那里获得像使徒们以及圣方济各·沙勿略那样的创造奇迹的才干，情况就完全会有所不同。一个具有这种能力的传教士将赤着脚，手执朝山进香者的手杖，穿着他愿意穿的衣服，走遍中国的所有城市。人们会被他的奇事所吸引，成群地赶来看他，听他宣讲。他们会尊敬他，会听他的话，会敬佩他的清贫，因为他们相信他是否要富裕完全取决于他自己。但是，在存在着具有这种特性的人时，我们不该以为，其他的传教士，即那些天主并未赋予同样的能力，然而却想同样行事的传教士会在众人中得到同样的尊重，不该以为，人们会同样顺从地听他们的话。 我尊敬的神父，人们极为审慎地在传教中遵守、采用的惯例是最可靠的。人们通过其经历，已经看到这些惯例产生了许多成果。如果人们以这种方式来稳固地确立基督教，那么基督教将会反过来使传教士们自由地摆脱这些惯例，使他们只要愿意就可以重新采用欧洲的方式。如果丝绸令人不快，人们在屋里就绝不应该穿它，而且在他单独与佣人在一起时也不应该穿。当人们进城时，其所使用的东西始终应当是极为简朴的。人们甚至能够像一些圣徒般的传教士所做过的一样，在丝质服装下穿着粗毛衬衣或苦衣。总之，为了成为圣徒，为了布讲福音，并非必定要穿着苦行的服装。在那些具有继承性的地区，有着众多各个修会的杰出的会士，他们以令人钦佩的热忱维持着耶稣基督的利益，但却不加区别地穿着各种服装!中国传教会的建立已有一百多年。前来此地的传教士来自欧洲的所有国家，并来自不同的修会。幸亏了天主，至今他们中没有任何人放弃信仰，亦没有任何人犯有亵渎基督教的丑行。这是天主对中国传教会所赐予的特殊的恩惠。人们在那里所过的生活应当不会导致懈怠，在那里被丧失的机会应当也不会很多卜天主亦准会在那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保护着福音传道者。这一切表明，我们的行为是正当的，而且它也是激励从事传教工作的人以中国传教会最早的创立者们为榜样，前来中国致力于归依异教徒的重要理由。 我还未说到性格与癖好方面的苦修。这是圣徒们所反复叮嘱的真正的苦修。它在中国传教会中是必要的。没有这种苦修，人们就不可能在这里为天主的光荣做出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人们甚至无法在这里长期地坚持下去．一个欧洲人，他生来就活泼、易激动、热情、好奇。当他前往中国时，绝对应当改变这一切。他应当下决心使自己变得温和、百依百顺、耐心与严肃。他应当谦恭地接待所有来访的人，向他们表示很高兴见到他们，并像他们希望他做的那样，以一种始终不渝的耐心听他们说。他向他们说出自己的理由时亦应当态度温和，并且既不能提高嗓门，也不能做过多的手势。因为在中国，当人们看到一个性格鲁莽、难以相处的传教士时会格外地感到气愤。如果这个传教士粗暴无礼、容易发怒，情况就还要糟。他自己的中国佣人首先就会瞧不起他，并贬低他。 我们的传教士还应当放弃生活中的一切惬意与消遣。一位单独。在外省的传教士，除了为病人主持圣事，或有时赴乡村传教，他绝不会步出家门。在中国，拜访之类的事儿不多，故他只能与已入教的人或听教理者交谈，所谈的只是天主的教义。他在其余的时间得独自一人呆着，忙于祈祷或研习。正是这一原因，喜欢学习的人比那些无此爱好的人更能适应这里的传教工作。 最后，一位传教士若想使中国人尊敬他，若想使自己的话在中国人的思想中留下印象，他甚至在其住处内也应当采取，并不可违反地保持一种严肃与庄重的态度。曾在中国传教会中工作过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艾儒略在教民们前来看他时就是这样做的。他总是穿着做客时穿的衣服与他们谈话。通过这种庄重的外表，他首先使他们产生了敬意。接着，他通过在谈话中表现出来的温柔与和气，又吸引来了好评与信任。当他给他们分发圣像或圣牌时，他把他们引到圣器室。在那里，他穿着宽袖的白色法衣，并要他们跪下。他向他们讲解了他们应当以什么样的崇敬之情来接受和保管这些圣像。对于我来说，我之所以非常钦佩这位杰出的传教士，不仅是因为他细致地对他们讲授教理，而且还因为他丝毫不去考虑类似的束缚给他带来特殊的不便，仍始终注意保持一切外表，使其外表为他赢来了中国人的敬意、关注与好评。 我尊敬的神父，人们通过上述内容可看到，我们在中国的目的是正当与神圣的，我们在中国生活时亦并非缺少苦修。此外，应当承认，在所有的传教士住地，福音传播者们均极为正派地生活着。高官显贵与平民百姓皆尊重他们。然而这是我们尚未很好意识到的天主对我们的恩宠，而且是我们要尽其所能使之为宗教带来利益的恩宠，因为只有天主知道我们是否还有其他的目的。正是为了这一惟一的目的，我们才学习、工作、辛苦地奔走与忍受苦痛。我们不停地利用我们所有的力量与才能去推进这一如此光荣的计划。为此，我们不惜让生命多次地冒险。圣保罗说： “我愿付出一切，并将我自己也完全耗尽。”《圣经·格》12) 我很荣幸能和您就使这项传教工作更富有成果以及帮助在那里工作的传教士的各种手段再说上几句。没有人为他自己要求什么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是为了天主的事业而讲话的话，我们相信，凡热爱耶稣基督，以及凡像您所做的那样对拯救灵魂感兴趣的人都会倾听我们讲话的。魔鬼千方百计地在摧毀这一传教事业，在阻止它的进展。它看到，堕入地狱的灵魂在其他地方是数以百计，而在中国却是数以百万计。它看到，与任何别的国家不同，这里的人们不像任何其他国家的人们那样容易接受信仰，这里的传教士们在使人们接受信仰方面亦没有什么有利条件。那个与我们的拯救为敌的敌人想让这一如此之大的帝国都属于它。而我们则希望由耶稣基督主宰该帝国。为了使那里的人认识耶稣基督，为了使耶稣基督在那里占支配地位，我们在斗争，我们在受苦。但愿天主降福于这些如此正当的意愿，并继续将其最珍贵的恩宠赐给我们!在有幸见到您之前，我请求 您为我们祈祷。谨致深深的敬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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