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0年12月2日于澳门)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您于过去的一篇文章中发表了有关1746年在福建省燃起的残酷教案之烈火的一种详细记述。我应采取的非常公正的做法，应该是于今天告知您，其悲惨的后果到底如何，它是以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传到了南京所在的省份，它在那里造成了什么样的悲惨后果。

    该省在整个中华帝国中，是福音的种子至今产生了最丰富成果的省份。在教案开始时，人们在那里尚可以计算到六万多名基督徒，系由本耶稣会的布道苦心培育起来并置于了方济各会南京主教魏德贝的保护之下。尽管皇帝颁布了圣旨，我圣教几乎每天都能取得明显进展；尽管传教士们被驱逐了，保持着隐匿姓名身份，他们依然相当平静地完成其使徒的职务。但教难的最初震撼，于1747年初还是使人感觉到了，从而迫使他们采取更多的谨慎。出自朝廷的命令又为当时正如火如茶地搜捕传教活动提供了机会。在不同的地方，有数名基督徒被捕。嘉定一靖江与杭州的基督徒们宣布，在他们忍受的审讯期间，本耶稣会的传教士黄安多神父，不久前曾来他们之中巡视；于此同时，有一名不忠诚的基督徒，以牺牲其荣誉和宗教而趋炎附势地参与仇教，在多个大堂上控告该神父。他借助这次叛教之机，造成了一种他与其双亲之一争执的一种巨大利益。其父看到他向法庭宣布他对自己意图的不公正性感到了强烈震动，他放任自己发展到了极端。他对该省巡抚安宁的控告被顺利地接受了，此人是前任福建巡抚和教案始作俑者周学健的挚友。由巡抚派出去的衙役们为了绝不失手，均化装外出公干。陪同他们的原告直到当时仍以基督徒而为人所知，以其露面而很有利于增加这场欺诈行为的权威性。他们进入了一名基督徒家庭，询问一个叫做汪钦一的人物的住所。一个女仆被他们那虚假的外表欺骗了，立即指出了他居住的那幢房子。人们在那里找到了他，对他的逮捕又导致了对谈方济神父的拘押，因为他正是该神父的仆人。

    本耶稣会为该传教士刚刚作了弥撒圣祭，正忙于其感恩祈祷礼仪，兵丁们便乱哄哄地冲进了其避难处的房子，立即使他披枷戴锁。兵勇们同时也抓住了中国基督徒唐德光，他在南京又弘扬了中国人高惠仁不久前在福建作出的那种强烈仰的表率行为。这第一个场面爆发于1747年1月11 日。

    受这种出乎预料的成功之鼓动，这些反洋教的人在追捕黄安多神父时只会变得更加冲动了。人们特别怪罪的正是黄神父，因为他是会长和教首。该神父获悉了正在对他本人的通缉，他自信可以摆脱这场灾难，并对他的藏身地感到很放心，于是便从他的船上转到了一名异教徒的船上。这种办法可能使他获得了成功。但当他获悉已经囚禁谈方济神父时，慈悲侧隐之心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危险。可用来摆脱追捕的珍贵时间，被他用于了安排缓和教友在狱中的严酷待遇方面了。仅仅是在这一点上满足了他那具有创造精神的慈悲之后，他才撤退到了嘉定。他刚刚转到那名异教徒的船上，衙役们便接踵而至，并且抓住了他的那只船。巡抚获得警告后，又下达了新的命令，衙役们又加倍地对他们进行审讯。最后，黄安多神父与其教友都被发现了，锁镣加身后，于l747年l2月21日作为囚徒而被押解到了苏州。

    两位神父被集中囚在同一座监狱中，该城的知府立即审理了他们的案件。这名毫无激情的官吏非常符合礼貌地对待他们，他的预审很顺利。但巡抚安宁却过分关注于找到罪犯了，于是便采用了一种截然相反的行径。衙门中首先希望强加给谈方济神父一种偷绘江南传教区地图的罪行，该幅地图收藏于其档案中，就如同一种暴乱的标记。这种虚幻性的怀疑完全云消雾散了。巡抚采取了新措施，以败坏已被知府承认和证实的无辜者的名声。他设立了一个由三名有权受理这一案件的官吏组成的新法庭。神父们毫不迟延地接受拷问，并且首先于他们的法官中出现了激烈情绪，从而使无辜者除了表现出一种纯洁信仰并为公正而忍受的苦难之外，再无其他出路了。

    第一堂审讯于农历元月十六日(公元1748年2月14曰)进行。黄安多和谈方济神父、唐德光、汪钦一和其他基督徒均被传到了那里。审讯要点如下：1．传教士们是从哪里获得其津贴的呢?中国人的兴趣和突出的激怒情绪都使他们无法相信，会有其他原因促使传教士们远涉重洋，并夺取了他们所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神父们的回答是，他们用自己的钱来提供食物并维持生活。2．大堂上审问两名神父，其教皇和国王是否知道他们在中国呢?他们的回答是否定的。3．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前来这里的呢?他们回答说，这是为了使中国人获得真正天主和真宗的知识，并使那些选择和修持这种圣教的人许诺享受的永福，以使这些人不受地狱永苦，而地狱永苦对于所有那些未曾接受这种宗教归化的人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第一堂审讯展开的要点。

    第二堂审讯于农历同月的二十二日(公元1748年2月20日)进行。在这场审讯中，衙门审问了唐德光。这名勇敢的基督徒在一堂痛苦的审讯中，为宗教真谛增光。他被判打十五个耳光和在镣铐上沉重地猛击二十锤，而脚镣被紧固在其脚踝骨处，这就是他为虔诚地捍卫宗教荣誉所付出的代价。他在多次审讯中，甚至直到第七堂审讯中，都忍受了拷打。但他从未讲过一句否认其坚定信仰的口供。汪钦一在同样的审讯中，也作出了相同的回答，以同样的坚定态度接受同样的虐待。此人被利用许多机会，而三次遭到严酷的拷打。他始终以同样顽固的毅力而维护宗教及其信仰者们的利益，但这些美好的表率作用并未被所有人遵循。另外三名基督徒被对于前两人所施的残暴行为吓坏了，甚至在他们未接受考验之前便屈服了。

    农历同一个月的二十七、二十八和二十九日(公元1748年2月25、26和27日)，他们又在同样的背景下，而反复受审。黄安多神父被强加给了最丑恶的嫌疑；衙役们愤怒地打了他四十个耳光、相继三次的拷打、在紧固于脚踝骨处的木刑具上砸二十四锤。这一切都是由极不公正的法官们滥用的，以威逼而证实他们通过同样的暴力和残酷渠道而获得的谎报口供。黄安多神父对于如此残酷的行为，只以一种极大的沉默和一种始终不渝的毅力，来与之相对抗。

    就在二名传教士被捕的同时，衙役们奉官吏的命令，也抓捕了两种性别的多名基督徒，其中有一些是童贞少女。她们大部分都是在一个叫做沈陶氏的寡妇家中长大的，此人以其道德而受人尊重。她充当她们的会长和女导师，以培养和教化她们。她的年龄使她在中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受到尊重，从而使她幸免于难。但由于她对所有这些少女学生具有一种慈母般的情感，所以看守着由残暴的虎狼驱赶的这些无辜的羔羊。她在大街上陪同她们，以其眼泪和呻吟而伴随她们。大家感到特别悲伤的是她知道其年龄成了她免遭牢狱之灾的原因后对衙役们说：“可怜的家伙们，为什么要饶恕我呢?她们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也如同她们一样是女基督徒。”她的请愿根本无人听取，这些童贞少女们在她缺席的情况下被押解到了监狱中。那些反洋教的人完全寄希望于女性的胆怯与软弱，希望迫使她们放弃其宗教。为了这种结果，衙役们将从基督徒们的小礼拜堂中撕下来的圣像抛在地上，并强迫她们用脚踏踩。她们相反却围绕圣像而完全筑成了一道篱笆墙，如同是协调好了一般，双膝跪在了地上，以便通过她们的公开礼仪，而使她们信仰的力度以及对于其信仰的这些物品的无限尊重之证据，变得更加真实可靠。人们徒劳无益地于她们脚掌上拷打数棒，以迫使她们摆脱那种特别感人的姿态。她们岿然不动地坚持自己的姿态，尽管这些酷刑的疼痛要比人们想像的那样还要剧烈得多。对于一名中国妇女来说，从幼年时就受酷刑的双脚，与其不可想像的礼仪的微妙性恰成比例。

    这些迫害者们的愤怒，在为反对那些童贞和腼腆的少女而变得无法约束之前，曾与传教士们较量过，但一无所获。它在对付某些恶劣基督徒时，却更为有效一些。以下就是这种悲惨场面是怎样过去的。首先，衙役们将我主和圣母的画像抛在地上；其后，人们又准备强迫传教士和基督徒们用脚踏踩它们。我不知道是什么温和与道德之风，才使这些凶暴的天才们变得更为可通融一些了。这或是出自对他本人的尊重，或是由于害怕使其道德再爆发一次火花，他们利用这一机会而饶恕了他，就如同在先前的许多机会中一样。衙役中的四个人，受到了迫害黄安多神父的鼓励，他们以如此的残暴行为迫害该神父的人身，而使自己变得勇敢起来了。他们于是便开始把他拉走，强行拉着他在圣像上行走。他于是便用足全部精力，以极大的勇气与他们相对抗，非常激动地与他们理论，以至于使刽子手们也惊讶地看到，在一个因遭拷打而筋疲力尽的人身上，还具有如此之大的力气，于是便再不敢将他们的谋害行为进一步向极端发展了。

    神父那样大的坚定态度，仍无法使可怜的中国人徐鲁直从中得到启示，他具有秀才那令人尊重的头衔。他听从了第一次煽动，双脚踏踩圣像，并且以一种惟有坚定的罪犯才有的那种冷静态度行事，而这仅仅是一种以身试法的行为而已。据说，正是此人曾向巡抚衙门控告黄安多神父。唐若瑟(唐德光)却表现得毫不动摇。他对法官们说：“老爷!您们令我亵渎的曾经是、现在是及将来始终是我崇拜和我敬仰的对象。我的身体与我的生命都受你们支配，宁可碎尸万段也不能以一种如此亵渎宗教的行为来玷污自身。”人们不再更多地催促他了。他们于是便转向审问汪钦一，此人过去曾遭到过严重拷打，以至于他只能勉强支撑起身体来。黄安多神父看到，此人由于沦至如此悲惨的处境而表现出某种脆弱，于是便向此人高呼：

    “啊!汪钦一!如果你钟爱自己，如果你希望拯救你的灵魂，那就绝不要听从这种亵渎宗教的命令。请你仰目注视天空。”他在这些语言的鼓舞下，也以一种不可战胜的坚定性抵御着种种诱惑。

    审讯结束了，根据巡抚的意见而审理了这场官司。巡抚毫不迟疑地作出了判决。他是一个善于阿谀奉承的人，洞悉皇帝的心意，他不会不知道，迫害基督徒、严惩传教士们，这就是在一个敏感点上讨好了皇帝。这种强有力的动机及其特殊仇恨的原因主宰了他呈奏皇帝的那种不公正的判决。其呈文的要点如下：“臣一一陛下的奴才，获悉黄安多尼(神父的汉名，即黄安多)宣扬一种荒谬的教理，滋扰民心，奴才下令逮捕了他。这个欧洲人在远涉重洋之后，于乾隆二年正月十五日到达昭文(常熟)。他在那里传播一种包括有关生、死、天堂、地狱和这种性质的其他谬论在内的诸多观点。他在那里以这种教理欺骗了许多人，蛊惑他们信仰他在二十多个城乡宣扬的这种教理。我通报了已逮捕了谈方济(神父的汉名)的消息，此人于乾隆九年前来居住于同一地区，并且也于八个城乡宣讲同一种教理。根据本帝国的法律，这两名欧洲人都应被判处以绞刑。接着是判处流放的人，其中便包括唐德光，他在遭受拷打之后死于狱中。其他人被判处杖一百，还有数人被打八十杖；只有几个人被判处四十杖。”

    巡抚的判决获得了钦准，继送来这一消息的驿使到达后不久．便被执行了。这是1748年9月12日。这一天，在一名刽子手或衙役陪同下的狱吏，走进了监狱。他们以拉动床板和在地上铺稻草而开始。这些新的安排引起了神父们的高度注意，使他们作出判断，认为自己的最终牺牲时间已经为期不远。由于狱卒希望向他们隐瞒这种新安排的理由，故而向他们声称，主持监狱的官吏将于这一天前来视察。一名刽子手于此期间手持绳索走了进来，以将两名听告解神功的神父捆了起来，而且不顾及任何形式。他以一种嘲笑的口吻对他们说：“我们将把你们送到你们的天堂，这是你们寄于希望的永福之日。”官吏们都毫不拖延地做起来了。按照中国的习惯，人们要为临处决前的受刑人提供吃喝。甚至对于传教士们，也遵循同样的习惯。由于传教士们对于向他奉献的任何菜肴都概不触及，所以刽子手们绑住了他们的双手并将绳索拴在其脖子上。在分别之前，他们通过优待而获准互相讲一会儿话以示彼此勉励。这一切做完之后，他们便分手了，以便很快能重新团聚。他们双膝跪在地上，各自于其一方作简短的祈祷，等得不耐烦的刽子手们于此期间将他们绞死了。

    次日，他们那珍贵的遗骸又被重新装殓人棺，并被安葬在穷人的乱坟岗。基督徒们以几块石头为两个墓葬作标记，他们希望将来在有利时期能再将他们挖出来，并重新安葬在一个更加体面的地方。天主的天意帮助实现了他们那虔诚的心愿，而且达到了他们本来并不敢抱希望的圆满程度。现在就出现了一次天赐良机。皇帝于1751年要巡视江南(南京)，埋葬两名传教士的墓地恰恰正位于銮驾应经过的官道中央。官吏们对待皇帝那阿谀奉承的做法，始终都很注意将使能引起皇帝记得自己也是人的一切，均远离其视野。这就希望把所有的墓葬均从此地清除和迁走，因为墓葬是不祥之物，看到它便会引起某些痛苦思考。负责执行这项命令的人辨认出了两名欧洲人的墓葬，而且他们清楚地知道基督徒们对其神父的酷爱，希望他们能从其骨灰中提取某种能满足其贪欲的东西。基督徒们受到了警告，棺木在被安葬一年左右，便被从土中挖掘出来，遗体又无任何腐烂的标志。通过棺木裂缝，人们发现其服装仍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人们甚至通过其棺木的重量，而判断腐烂变质程度，也尊重了它们所陈殓的是珍贵遗骸。基督徒们立即非常热心地从世俗人手中把它们夺了过来。他们勇敢地凑足了钱，并以六十两白银(450法镑)的代价将它们赎回。本条出自方济各会士罗刹神父的一封信，此人是南京主教的亲属，自南京寄自澳门。

    反洋教者们希望剥夺两名传教士的殉教之荣誉，于是便散布谣言说他们二人均系自然死亡，但这种欺骗手段是无法坚持多久的。一直到公开的邸报中，人们都可以读到北京刑部对于耶稣基督的两名作告解神工的神父，作出了这样的判决。下面是一段节录：“臣 等一一陛下的奴才，审理了两名欧洲人黄安多尼和谈方济的案件，他们以一种邪教而欺骗民众。臣依法判处他们二人绞刑。”

    但南京主教先生当时正在当地，他通过其基督徒而对于所发生的一切案情均了如指掌。他在就此内容而写的一封信中写道，出于其使徒的义务和对于两名神父的特殊爱戴，他将在比较平静的时候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以公正地阐明他们的道德和殉教。但这名可敬的好牧人未能落实其虔诚的意图。他对于其可爱的羔羊充满了最慈悲的爱，希望于教案期间与他们共同分担危险和工作，他最终去世了。一种神圣的死亡，也就是以恒心所忍受的一系列灾难之宝贵成果，于1750年3月2日夺去了其生命。

    人们曾广泛地谈论过在两位神父死亡前后出现的多种奇迹。异教徒们本身也对此坚信不移，并由此而得出了有利于两位神父之无辜的结论。尽管这些奇迹是由罗刹神父介绍的，却是以中国人的见证为基础。它们在这方面是令人质疑的，我不认为应于此做详细介了。无可争辩的则是，上天当场就对发动教案者们大发雷霆之怒，对他们实施惩罚，使他们不能不知道会消灭他们的报复手段：

    1．一场残酷的饥荒蹂躏了中华帝国数省，并且使大家在我们的史书中发现记载的那些极端的野蛮行为，在那里变成司空见惯的现象了，在那里爆发了一场喋血的并伴以最为灾难性失败的战争，皇后的独生子一一太子一一和皇后本人的逝世。2．帝国的大臣、皇帝的谋臣和宠臣、禁教圣旨的始作俑者讷亲，突然间从其受宠的巅峰跌落到普通士兵之列，稍后不久又被判处斩首。3．福建巡抚周学健是迫害尊敬的殉教者白多禄神父及其教友们的罪魁祸首，自此之后升迁到江南长江流域的最高官吏之职(江南河督)，非常稳稳当当地受宠 于皇帝。皇后死时，却不慎地在举国哀丧之时剃头，由于这一冒犯行为，他也成了罪犯，为他谋害宗教及其使者的罪行受到了惩罚。他遭到了贬职和流放，被迫自己出资而重修一座废弃城堡的围墙。后来由于新的参奏，他又被判处斩首，接着又获恩宠而自缢。最后，又轮到南京或江南巡抚安宁了。他在由生活必需品价格高昂而激起的一场暴乱之中，被捕并戴上了锁链，其家产被抄没，其家庭同样也失去了尊严和财富，他本人被流放到了鞑靼地区，后又被判处打扫皇宫庭院的刑罚。正当上天为受迫害的无辜者作出报复，消灭教案策划者的时候，宗教于此却以全部欢乐的漾溢和伴随最隆重节日的全部排场，而为其殉教人的胜利欢呼。我的目的绝非是作一种赞美，无论他们的基督徒和宗教的道德之细节，多么具有教化人的特点。我把它留给了有幸了解和实施这些道德的人了。

    黄安多神父于1707年6月13 H诞生于里斯本。他在我们耶稣会设于同一座城市的学院中学习，甚至还包括学习修辞学。他当时根本不知道天主寄托在他身上的意图，他随同葡萄牙国王派向雍正皇帝的使节而到达中国。他到达澳门后，看到了其他传教士们并与他们打交道，这些人从那里分散到了整个中国，包括东京和科钦支那。这一切便于其心中点燃了布道虔诚的第一束火花。他顺从地接受了圣宠的印象，于是便请求参加到耶稣会内。他的要求于1727年12月25日被接受了，于是便于1737年进入传教区，1745年发愿，1747年12月被捕。

    谈方济神父于1707年7月28 日诞生于弗留利。1725年的同一天加入耶稣会，1740年2月发愿。他颇为受人欢迎地讲授哲学。他归化人的热忱使他将从其本性中接受的才能都用于了传教区。他于1744年9月15日到达澳门，1745年3月15日赴南京，在那里行使布道使命，直到1747年l2月被捕为止。

我本来希望能够在教案中对不同基督教会口造成的蹂躏问题上，再多作一些铺垫。我就此问题而就最感人的细节向您报告。例如，我可能会向您介绍那些勇敢地奉献自己，并直面教案策划者们的基督徒。这样的基督徒在狱中欢呼雀跃，认为值得为宗教受苦。由于缺乏念珠，他便于其锁链的环上高声念诵。这样著名的家庭，带着耻辱桎梏的父亲与其孩子们就这样被押解在大街上，被迫使他们放弃其信仰的耻辱笼罩着，于其宗教中岿然不动，以英雄无畏的恒心来忍受这些虐待，并且准备为此而忍受更为严酷的对待。但我同时也被迫着手论述背教者们的那些令人蒙羞的细节。但是，背教者远没有人们似乎希望相信的那样数量巨大。只要他们愿意，那就让他们去向宗教信仰的敌人大肆夸张去吧!他们既不能以一种平静的目光来观察这一切，也不能原谅他们希望向他的施善。但他们徒劳无益地寻求贬低其价值，他们的努力始终都会对我们有利而不是有害。我们的职责越是面临他们那恶意的表现，它们便越会避开自尊心的折射。无论如何，我们为之而工作的上天，将会于某一天很好地补偿我们，并还我们一种人类拒绝给予我们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