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 中华帝国1738年的宗教形势 |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IV) 小德兰爱心书屋

我们在北京刚刚对于1735年掀起的针对基督教的仇教运动松了一口气，这场教案的具体细节已于载前一封信中。237在1737年，又爆发了另外一次教案，其结果更为令人伤心和更可能会阻止传教事业的发展。下面就是招致这场教案的原因。

在北京，有一大批儿童遭遗弃，他们大部分都由于缺乏必要的救助而死亡。确有一些由当局安排的小车来拾捡这些不幸的婴孩，然后把他们送到医院一类的机构。人们在那里埋葬死者并照料生者。但几乎所有人都死于纯粹的贫困。传教士们所完成的最大和最实在的功德善行之一，便是替这些可怜的孩子们谋得洗礼。北京三大教堂的耶稣会士们，长期以来便对送达弃儿的不同地点作了分配。他们在每座教堂中都有自己供养的教经先生，这些人可以去为弃儿举行洗礼。他们没有一年不为两千名左右的这类儿童举行洗礼。

葡萄牙传教士们的传道员刘二负责这项圣事，但却在医院被捕，被传上了北京府台衙门。有司衙门在那里审问他多次，却未发现他除了是基督徒之外的其他罪行。根据顺天府府尹的思想，这已是一大罪状了。因为中国当局已多次下令禁止信仰基督教了。在雍正元年（1723年）和本朝（乾隆）元年（1736年），都曾明令禁止信仰基督教。因此，府尹将这一案件退回了刑部，他将教经先生所在医院的看门人秦季和作为前两人的原告李西偶一同带到了刑部大堂。

当他们到达时，满族官吏吴十三无法控制其得意洋洋的心情，他很长时间以来，便希望某个有关基督教的案件落到他的手中。他传刘二过堂，向此人提出了大量令人头晕目眩的问题。那名基督徒非常机智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但由于该官的意图就是将刘二判处死刑，所以他让刘二遭到了大量审问，其目的是迫使他承认欧洲人以金钱为诱惑，而把中国人拉入到他们的宗教中。酷刑无法从刘二口中逼出某种粗暴诬蔑的口供。该部的满族尚书同样也仇视基督教，又重新拷打他，而这名勇敢的基督徒却非常坚定和勇气十足地忍受这一切。如果未在两天之后任命那苏图（这是刑部尚书名字）为南京总督的话，那么他会使事态发展得更远。

吴十三仍不失暴躁地继续审问这一案件，他绝对希望处死该基督徒。如果不是他的同事反对的话，那么他本来就可能会获得成功。这种不同观点迫使人将该案件交给了刑部的汉中堂孙嘉淦(法文原缺“淦”字。——中译注)来办理，此人指责吴十三过分严酷了。他判决比较温和，该基督徒被判处挨一百“板子”也就是说打罪犯一百棍，再戴枷一个月，然后再受四十板子。该部的判决被呈报北京顺天府大堂，其内容如下：“刑部有关顺天府尹令人从弃婴医院捕获的刘二一案（的判决），他当时正向这些婴儿头上洒水并念巫咒。”

在刘二受到的审问中，他说：“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年龄四十岁，属大兴县管辖范围。我从幼年起便是基督徒。我获悉城门——崇文门的北部，于一个桥头围栏的一侧，有一间为收留弃婴的房子，紧傍医院。人们把他们运往了该医院，这是专门以从事慈悲事业为目的的。我前往那里念诵祈祷文而为他们治病，我一年来始终这样做。我们使用的办法，便是取来水并在婴儿们的头上淋洒上几滴，同时念诵几种祈祷经文，婴儿立即就会痊愈。如果他们万一死亡了，那是他们到达了另一个极乐之地。这是基督教中的一种已经确立的习惯。当我正忙于这种善事时，刑部官吏便将我逮捕了。与我同时被抓捕的这个秦季，他是该医院看大门的人，以慈善事业为其惟一动机，促使我每个农历月都送给他二百个小辅币小辅币，(原文denier，相当于1/12苏。——中译注)，以购买小面包并减轻这些可怜婴儿的痛苦。我这样做已经十三个月了。如果有人认为我是怀有其他目的才这样做的，那么我将甘愿忍受最严厉的刑法之惩罚。难道我敢当着您的面而撒谎吗？我确实曾宣讲基督宗教，但我并不知道它已遭禁，我从未接受过基督徒们的任何钱财。”

接着便是医院看门人和告密人的答复，他们都讲述了同样的事情。继此之后，又继续审讯并判决：“在对此进行研究后，我们与书记员共同发现，雍正元年（即公元1723年），根据由福建省总督满保秘密呈奏的折子，礼部以严厉惩罚相威胁，禁止国人加入基督教，并勒令那些已经信奉了这种宗教的人都退教。现在，我们通过刘二在受审时的口供来看，他似乎未遵守这条法律并坚持其基督信仰。他进入了儿童医院，在那里念巫咒，并向儿童们头上洒水以治愈他们。我们判处打他一百板子、戴枷整整一个月，然后再打另外四十板子。至于该医院房间的看门人秦季，此人不可能不知道刘二利用巫术为婴儿治病，其义务应是阻止他，但却容忍了他。根据严厉的法律，他也应挨八十板子，但只会打他三十大板。对于他为救助这些儿童而每月接受的二百个小辅币，再没有必要去讲它了。最后，刘二取水的小铜钵，它将被砸碎。我们采取的本判决被送到北京的顺天府府尹和都察院衙门，以使他们将此告知城内五部。为了使他管辖的两县都能知道这项判决，并在以此法而使他们彼此都受重罚的威胁下，不仅仅是禁止任何人以在那里医治病人为借口，而经常出入于该医院，而且也禁止他们信奉基督教法，并命令那些已信仰此宗教的人，赶快摒弃之；这些禁令要张贴在其县所有的十字路口。因此如果所有这一切都能送达他们，那么他们就必须执行之。”

这是农历闰九月二十三日，也就是西历11月15日，此项判决被送达不同的部。早在两天前，它在有关刘二的问题上，已经被执行，刘二自11月13日起便被戴枷，在枷上用大字书写着：“基督教罪犯”。

葡萄牙神父们发现，他们为平息这一案件而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徒劳的，于是便决定求助于皇帝。他们上了一道奏折。11月20日，钦天监监正戴进贤神父、法国传教区会长巴多明神父、葡萄牙神父们的东堂的修道院长陈善策神父，正在宫中的沙如玉神父和郎世宁修士又加入了其中。他们去找到了内务府的大总管之一叫做海望，他专门负责欧洲人的事务。他们向他出示了自己所修的奏本或折子。戴进贤神父事先已将此事告知了他，该王爷对于刑部对他的说情毫不顾及，大动肝火。他告诉他们说，他曾召来整个这场灾难的肇事官吏吴十三，并对他讲了这样一席话：“如果你有绝对权力将所有欧洲人都从大清驱逐出去，那你就可以继续这样做；否则，你就介入了一种已超出了你的权力的事。谁命令贵部发布文告？你们为什么在刘二身上找不到任何罪行时，却在基督教教法问题上攻击他？赶快收回你们已送达该城诸部的命令吧！如果你们不这样做，我将接受那些跪在我面前的欧洲人的上本。”

然后他又告诉传教士们说，让他们将其奏本留给他，他将仔细研究。他们只需要在两天后再来，他将告诉他们是否有必须修改的地方。他甚至未等到这一时间，当天便阅读了整道奏本，然后便退还给郎世宁修士，向他指出了其中必须修改的地方。翌日，即11月23日，我们又根据其指示，将修改的文本带给了他，他收下了奏折并许诺次日出示于刑部尚书；在其拒绝收回成命的情况下，他将直接转呈皇帝。就在同一天傍晚前后，他告诉沙如玉神父，自己尚无暇将奏章出示给刑部大员，并向我们暗示说，他将于次日这样做。无论如何，该部仍然在对这一切真相毫无所知的情况下行事。

11月25日，皇帝起驾赴康熙陵寝。大主管海望伴驾同行。这样一来，我们从此之后就再没有原来希望得到的该王爷保护了，官吏们执行了刑部向他们下达的命令。在皇帝起驾的两天之后，人们发现在所有城门和所有十字路口，都贴满了辟基督教的“告示”。在每条告示中，都从头到尾地发布了刑部的判决书。判决书如此作了结论：“依此，如果有人敢于以治病为借口而出入弃婴医院，他便将会被捕并将被送上刑部大堂。为此而通报尔等——旗人和平民，将令人张贴此项命令。望每个人都注意遵守王法，那些流浪者返归住所，并重守王法，这是他们天经地义之事。如若有人暗中追随此洋教，或拒绝放弃之，那么他们将会受到严惩。乾隆二年十月六日（1737年11月27日）。”

12月2日，皇帝自康熙陵园回銮。神父们前往宫中向他问安。他们本来认为会在那里看到大主管海望，但他已回归其府而未入宫。他们于次日中午前后又至其府，为他带去了两份辟基督教的告示。他告诉他们于两天之后再来，他将把他们的奏折呈奏皇帝。我们奉命而来，该王爷将奏折交给了他的一名师爷，告诉他要以自己的名义交给王公公，命令后者于次日呈奏皇帝。下面就是此道奏章的内容：

西洋人戴进贤（神父）偕他人，毕恭毕敬地向皇帝陛下呈上此本，以抗辩最恶毒的诬告。吾辈处于失去任何支持和任何保护的境地，除陛下之外，臣等还能向谁求援呢？

十月六日（11月27日），在大大出乎吾等意料的时候，臣等获悉，在北京城的所有大街小巷，人们都发现了府尹、六部官吏、两名知县和其他司法机构的告示。它根据刑部的一道命令而禁止基督教，命令抓捕那些公开信仰该宗教的人，并将他们移交刑部，以在那里受到严厉惩罚。

导致刑部发布判决的原因，是一个平民刘二，他根据其教规而于几个婴儿头上淋水，并念诵了祈祷经文。这种做法是进入基督教的必经之门，是以最正当的理由为基础的。吾辈尚未听人说过，淋圣水和念经是一种罪行，也未闻这二者之一应受惩罚。但仅仅是为此，而不是为了其他任何原因，人们两次审问了刘二。这完全是由于他信奉圣教，而遭拷打并被戴枷，枷上写着这样几个大字：“入基督教之罪犯。”由于吾辈不敢向陛下呈奏他们如此行事的动机，故而暂持沉默。

吾等乃陛下忠实臣民，为陛下政府的名望而陶醉。吾等前来贵邦是为了在此地度过残生，仅仅是为了促使民众崇仰和热爱他们应该崇拜与热爱的一切，并使他们了解他们应该知道和修持的内容。陛下尊贵王朝的历代皇帝们都毫无困难地利用远来番民。(顺治皇帝敕封已故的汤若望神父一个“通味教师”,实际上应为‘通玄教师’。——译者）的荣誉尊号，意指他是通晓最玄妙之事的教师，赐他一篇体面的碑文，它至今尚完整地存在。康熙皇帝也以同样的宠信而使用南怀仁（Nanhuaigin,即Verbiest神父），敕封他为工部侍郎，并授命他主管钦天监事务。他还赐予张诚神父和白晋神父一所位于西安门内的房子，并为他们建造了一座教堂。康熙三十一年，浙江总督曾下令禁止追随基督教，徐日昇神父和安多神父求助于皇帝，他诏令吏部和礼部共同审判这桩案件，他们作出的判决是既不应该给基督教定罪，也不能禁止任何人修习这种宗教。这种判决已由诸部登录在案，可以检出研究。同一位皇帝于其在位的第四十五年，又赐予传教士们一些盖有其内务府大总管大印的“票”。五十年时，他为位于其宣武门内的教堂题额“万有真原”。他还根据习惯而为这条题额另写了一联，已贴在大门两侧。其上联是“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下联是“宣仁宣义事昭拯济大权衡”。尊皇之先父皇帝敕封戴进贤神父为钦天监监正、礼部荣誉侍郎。他同样也敕封徐懋德神父为钦天监监副，诏令巴多明神父和其他人向多名青年人——官吏的儿子们讲授拉丁文。这都是一些非常显著和非常卓越的浩荡皇恩，它们如同苍穹中的太阳和星辰一样，很难用文字来表述这一切。

陛下，使吾辈充满欢欣的事，则是陛下登基后，使吾辈有幸得到了一种特殊保护。吾等获悉，本年三月间，陛下降旨并公布于整个帝国，其中清楚地讲到，帝国的法律从未禁行基督教；当陛下获悉有几名传教士新近到达时，便诏令他们入宫。

大家考虑到陛下使我们获得如此之多的皇恩时，难道容易表达这一切吗？陛下丝毫不把我们视为外国人，而是以对待您自己的臣民一样的善良来对待我们，这是无人不知和无人不晓的事实。但却有人提到满保反对我们，其目的何在呢？雍正八年，这位大皇帝在八月间，赐吾等千两白银，以修缮我们的教堂。如果他确实是禁废我教，那么他又何必赐给我们如此之浩荡的皇恩呢？因为它会直接导致我教流芳百代。在满保掀起的教案中，丝毫既未提到在大街上张贴告示一事，也未提及逮捕基督徒并将他们投入监狱的事件，更未提到对他们进行审讯、拷打并给他们戴枷的事。吾等越是想到今天针对我们所发生的事，越是坚信有人仅根据个人的私见诬蔑我们，并以置我们于死地的心情行事，直至把我们当做叛匪一样押在陛下的囚车之中，以让我们彻底消失。这是臣等无法解释的事。

根据我圣教的准则，我们平静地忍受了对我们的谩骂和伤害，既没有抱怨，也没有想到对此进行报复。但这涉及到了我们传播的圣教之声誉，我们面对诸人而身处一无对策和二无体面的境地，于是在我们的记忆中又联想到了陛下尊贵王朝中所有皇帝们的恩惠，特别是我们受到的陛下之恩惠。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但当我们想到陛下时，就不再回想其余的一切了，恳求陛下赐给我们一个如同父母一般的人物，充满温柔和善意。我们是非常不幸的孤儿，失去了任何支持。我们冒昧地请求陛下赐给一次特殊的皇恩，即自行结束这场教案，以使我们不至于在那些一心追求毁灭我们的人之诬蔑下崩溃。从此之后，所有的诬蔑都会停止，我们将把这一天视为我们的生日，把这种皇恩视为新生的一年。我们正是怀着这种希望，并深怀诚惶诚恐之心情，冒昧地向陛下呈奏本奏章。乾隆二年十六日（12月7日）。”

午后一点钟时，大总管海望会见了传教士们，并用鞑靼语对他们说：你们的案件已由皇帝退回刑部重审，以使它审查之后并向陛下呈奏一份折子。传教士们听到这一席话后，都目瞪口呆了。巴多明神父针对此而言道：“我们的案件已退还刑部！啊！正是该部为此而向我们发难。”这位老爷回答说：“确实如此。但贵州省的总督尹继善刚刚出任该部尚书，以取代那苏图。后者前往南京赴任去了。尹继善与过去发生的事件没有任何牵连。”他又补充说：“去吧！去吧！当这一案件结束时，你们要来向陛下谢恩。”

这一答复无法使那些神父放心下来。因为归根结底，他们发现与清帝国最大的部之一有牵连，该部必然会对于人们求助于皇帝而感到生气。这样一来，他们远不能指望任何有利于他们的行为，而且还完全有理由害怕该新尚书的呈文并不利于他们。新尚书比任何时候都更难改变定案，除非是得到了天主的特殊保护。这一事件令人看到，他们并不是真正感到害怕。下面就看一下他们于十月二十二日（12月13日）呈奏皇帝的答复：

刑部尚书和兵部荣誉尚书尹继善，毕恭毕敬地向陛下呈奏此本，以遵循陛下令臣审理西洋人本章的钦命并向上呈臣的报告。

在对传教士们上奏的本章和刑部的判决（其中包括教经先生和医院看门人的答复）作了仔细研究之后，他又继续写道：“经过研究记录，我发现，在雍正元年十二月间，礼部曾审议过浙江和福建总督满保的一道本章。他要求基督教立即遭禁，虽然可以把欧洲人留在北京，以便在那里从事某种工作，并在其后果无关宏旨的事务中利用他们；但对于那些生活在各省者，他们不会对我们有任何用处，愚昧平民可能会听取其教义并追随他们的宗教，从而使其思想和心灵都充满不安，但却没有任何益处。他据此而要求禁止这种宗教，要强迫那些已经信奉这种宗教的人背弃它。如果以后有人集会以从事其修习，那就必须严加惩处。该判决已获得皇帝恩准。

此外，乾隆元年（1736年）三月，帝国的辅政大臣、王公大人们都讨论了通政使司的官吏赵之恒的折子。他要求严格禁止兵勇和平民百姓信仰基督教。在八旗中已有信奉该宗教的人了，如果他们顽固坚持信仰该宗教，那就命令其军官对他们严惩不贷。礼部将以在所有街道中张贴告示的方法，颁布禁令，禁止西洋人以任何方式邀请兵勇和平民追随其宗教。对于皇帝陛下批准的判决，人们都尊重并记录在案。这样一来，禁止兵勇和平民信仰这种宗教的禁令，明显是帝国的一条法律，人们应该在里里外外都应遵守它。

在有关本案的问题上，一名叫做刘二的平民加入了基督教，并且前往弃婴医院。他使用了一种巫术水，在这方面违犯了法律，其证言可以作证，法律要求对一桩类似的罪行惩处，他应被判处戴枷。兵勇和平民并不熟知法律的严厉性，这就是为什么其中有人信奉了这种宗教。所以必须使他们了解这些法律，将判决送达顺天府尹和城内五部大员，以使诸部以告示而公诸于众，法律应受到严格的维护，应唤醒愚昧之人。当然正是通过这种办法，才能使人遵守法律和处理案件。

对于刘二所适用的法律问题，对他进行这样的判决是有理有据的，因为淋在婴儿们头上的水与巫术有关，并与巫术完全相似。罪犯不承认这一点，必须对他进行审问。这是法庭以正当理由为基础进行审判的习惯，以便分辨真假。我们必须将趋向于欺骗民众的所有邪教教理连根拔除。仅仅是由于西洋人掌握了某些数学知识，陛下的先皇才对外国人充满善意，而没有迫使他们从中国返回故里。难道曾允许他们于帝国内传播其宗教、从各处聚集吾民并以邪教教理来扰乱吾民吗？人们抓获并已判处戴枷的刘二，他冒失地加入了基督教，而绝非是欧洲基督教徒。他是否属于那些控制信奉其宗教者的欧洲人呢？如果确实如同他们向陛下禀报的那样，根据其教教规，刘二不能被司法判罪，难道再也不允许官吏们审问欧洲人所欺骗的我们的中国人了吗？刑部大员根据成文法而处理中国人，难道在这方面会有不符合正当理由的因素吗？现在他们却利用个人感情和心情而对官吏们进行诬蔑并造成他们身败名裂。难道还有比这一切更荒谬的行为吗？其他王国的外国人当然都非常愚昧无知，于此不需要对此进行研究了。但在有关治理民众的问题上，我们却谈不到过分严格和严厉，以激发他们产生对法律的尊重和威慑感情。欧洲人的宗教却激发人产生了许多欺人之术的灵感。给予它任何自由，都会有极大的危害，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我们不能阻止他们遵守我们的法律。陛下，这就是我——陛下的忠臣，经过准确无误的研究之后，诚惶诚恐地就惩罚刘二的问题，而向陛下提出自己的看法，即通过公开张贴告示，而禁止民众参加基督教，并且勒令那些已经加入者放弃该宗教。臣顿首恳求陛下批准之。

皇帝批准了这道折子。传教士们于同一天被内务府的大总管海望召入宫中，以接听陛下的诏书。圣旨中写着，刑部的行为符合出自法典中的法律。给予传教士们于其教堂中修习其宗教的自由，但不希望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鞑靼人、旗人等公开信仰之。此外，他们只需要照常行使其职务即可。

传教士们跪听宣旨。巴多明神父回答说：“我们自6000法里之外前来，并非是为了要求允许成为基督徒、履行基督徒的职务和秘密地向天主作祈祷。中国朝廷、城市和各省的人无所不知，我们来此是为了宣讲基督宗教，同时又为皇帝作出我们力所能及的效劳。陛下的先皇，尤其是尊贵的先祖皇帝，令人审查了我们的教义。他绝非是通过某些愚昧无知的个人审查的，诸如在本朝和前朝参奏我们那样的一些人，而是由最高的各部院、朝廷内外的大人物来审查。他们经过一种严格的讨论和一种成熟的思考之后，便宣布说基督宗教是一种善而真的宗教，完全摆脱了任何一点即使是最轻微的邪恶疑点。所以，必须极力避免禁止它，或者是禁止中国人追随它和前往教堂。这项声明已由皇帝恩准并已在整个帝国公布。

“自这段时间以来，我圣教再无丝毫变化。那么，刑部为什么下令关押基督徒呢？为什么要惩罚他们呢？为什么要在全城张贴告示以迫使信奉该宗教的人放弃它呢？为什么在各省也要命令做同样的事呢？如成为基督徒便会是罪犯，那么我们这些人就更有理由成为罪犯，因为正是我们鼓动民众信奉基督教的。然而，人们要求我们继续自己的职业，但我们从此之后还有什么样的颜面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呢？我们怎能满怀着羞耻和惭愧、带着教派主义者和诱惑民众的坏名声，而心安理得地为陛下效劳呢？如果人们现在告诉我说：返回贵国去吧！我们的条件难道不会更好一些吗？那么欧洲便会有人对我说：难道你们没有对新皇帝大加赞扬吗？你们在多少封书简中告知我们说，这位大皇帝犒赏善人、宽恕罪人，他如同其先人一样善待你们，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欧洲都为此而感到欢欣鼓舞，并对他表示过千般感激与祝福。今天，你们却被驱逐出了中国，因而你们或是以你们的恶劣行迹，或是以某些赤裸裸的错误，而迫使他把你们从其帝国中驱逐出来。王爷！我们该怎样回答呢？人们会相信我们吗？人们会屑于倾听我们为自己辩护而讲述的一切话吗？因此，我们便处于了尴尬境地。除了请求陛下的宽容之外，我们还能做其他什么事呢？他是我们的皇帝，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再无其他支持了，他难道会抛弃我们吗？难道我们在他那光辉的帝国中，是惟一在压迫下呻吟的人吗？而您呢？王爷，您看到了我们跪在您的脚下，俯允向陛下提出我们的痛苦和我们的呻吟吧！或者是允许我们通过文字书面向他提出这一切吧！”

这位王爷说：“通过文字？不！这是一个已经结案的案件，大部院中有一个已经发话了，我们不能再反悔了。”神父反驳说：“但几个大部院过去都曾讲过，他们今天怎会反悔呢？”该王爷确实对曾替传教士们说情而又成效甚微感到悲伤，但他不肯接受任何书面请求。他说：“如果有人问起，我就说我曾为你们效劳过。”正是由于这种他应该是感到很满意的答复，神父们才退去了。

次日，也就是农历同月二十三日（西历12月14日），上午10点钟左右，皇帝驾幸郎世宁修士正忙于作画的房间。他向郎世宁修士提出了有关绘画的多个问题。该修士为皇帝前一天下达的圣旨感到极度悲伤和痛苦。皇帝询问他是否病了。他回答说：“不，老爷！但我处于最大的沮丧之中。”他然后跪倒在地上说：“陛下，老爷！您禁止我圣教，街头贴满了废除该教的告示。继此之后，吾辈怎能安心为陛下效劳呢？当人们在欧洲知道了您已经下达的命令，将来是否还会有某人愿意前来陛下驾前效力呢？”皇帝回答说：“就你们这些人而言，朕丝毫没有禁止你们的宗教。你们可以自由地修习它，但我们的人不应该信仰它。”修士回答说：“我们很早以前就来到中国，正是为了向中国人宣讲这种宗教。您高贵的祖父康熙皇帝，曾颁布在整个帝国中的容教令。”由于该修士是眼含热泪而呈奏这一切的，所以皇帝也受感动了，他扶起了郎世宁修士，并向此人许诺他将再次研究这桩案件。

同月二十四日（西历12月15日），大主管海望染疾。皇帝令人传来其叔十六王爷，以向他下达其命令。正是此人主持诸王子和王公大臣，于本朝皇帝执政元年，颁布了禁止八旗军信奉基督教的禁令。该王爷通知神父们于次日清晨聚集于宫中。传教士们对于这项新命令感到非常惊慌，因为他们深知这位十六王爷对待他们的恶劣倾向。因此，他们加倍祈祷，以使一场如此重大案件能获得令人愉快的成功。他们根据下达的命令，于一大清早便入宫去了。他们在那里一直等到了下午一点钟，十六王爷才从内宫出来，径直向传教士们所在的外间走去。他将他们带到一间偏僻的房间中，向他们重提了皇帝的命令，但其语言却温和平静得多。他对他们说：“皇帝绝没有禁止你们的宗教，刘二绝非因为他是基督徒才遭到了惩罚，他是由于其他错误才根据中国的法律而受到惩罚的。”由于他否认的事实非常明显，这位王爷为了使他提出的解释具有一种真实的表象，所以他又补充说：“在中国，我们要惩罚喇嘛、和尚、道士（这是三种不同的修道人），他们都以摩顶和念咒的方式为人治病。”人们对于传教士们对这类比较的回答，已经看到得够多了。但他们就此问题，却作了最大程度的强调。这就是强调了他们接到了皇帝的命令，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而未通告刑部。人们仍在继续张贴污辱基督教的告示，也不仅仅是在北京，而是在帝国的所有省份，这些省份都允许官吏们拷打基督徒。十六王爷对传教士们说：“我向你们保证，情况正好相反，请放宽心！如果你们在此问题上还有某些困难，那就写一道奏折，你们以此向皇帝谢恩，并请求他不要再允许张贴任何对基督教不利的告示了，我将把它呈奏皇帝。如果他当面召见我，那么我将向他陈述你们的所有理由。”

传教士根据王爷的建议，修了一道新奏折，并于次日一大清早带入宫中。但他们仅在下午两点钟才见到了王爷。王爷接受了奏折并阅读了它。他认为其言词太强硬了。他告诉他们说：“你们似乎要向皇帝口授他应做的事。”他于是便决定通过书面而传达皇帝的旨意，而过去他亲口向他们作了宣布。他向宫中的一名录事口授，并将此通报了大总管海望，后者批准了它。传教士们向他表示谢意，为了表示他们向皇帝谢恩，他们修了如下一道奏折：

欧洲人戴进贤等人，毕恭毕敬地向陛下上表，以对浩荡皇恩谢恩。本月二十五日，庄亲王（十六王爷的封爵）与大总管海望，向我们宣读了陛下的圣旨，其中指出：“刑部逮捕并审讯刘二，是因为他违犯了中国法律。他当然应受到如此惩罚。这一切既与基督教无关，又与欧洲人没有任何干系，大家应尊重这道命令。吾辈乃陛下最忠诚的臣民，顶礼跪拜，我们将为此而以很卑微的行为作出感激的回报。我们冒昧地向陛下请求，通过其慈善心的作用，不要再张贴反对基督教的告示或揭帖了，基督徒的名称也不应再作为逮捕惩罚人的一种原因，以使我们享受贵荣耀王朝的和平之福。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竭尽全力，以对这样一种恩惠表示感谢，但我们永远不可能承认哪怕是其中的万分之一。为了向陛下表示谢恩，我们向您上了此奏折。乾隆二年十月二十七日（12月18日）。

同一天，十六王爷便看到了这道奏折并阅读了它，对此感到很高兴，于是通过上折子的正常渠道而转奏皇帝。皇帝以他批准我上文引证的尹继善的本章时所使用过的相同措辞，甚至同样的几个方块字批准了它。其答复被退给了王爷，使用了这样一些话：“圣旨：将来不要再贴辟基督教的告示了。”王爷以一种欢欣鼓舞的神色向传教士们通报了这项答复。由于他们都在跪听宣旨，所以他让他们站了起来，自己坐下后也让他们坐下。他然后又向他们讲了许多客气而殷勤的话，就如同是他们已坚信它们出自一颗真诚的心一样聆听。他甚至两次鼓动他们各自继续其事业，这是皇帝的一道命令。王爷也使他们听到，他将向刑部大员们宣布皇帝陛下对他们奏折的批复，虽然他未曾用确切的措辞许诺这一点。

当传教士返回其住所时，他们所有人都认为，如此公布的批复尚不算够，必须请求王爷以其原貌而传达到刑部。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他就此问题尚未得到皇帝的一种准确命令；而且这也会使帝国最大的部院之一感到羞耻，从而迫使它于其案卷中记载下与它向皇帝请求并获得批复的事完全相反的内容。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困难，他们也都感到很必要。他们仍不放弃起草一种条陈，其中以对这位王爷付出的辛苦表示感谢为借口，又向他提出惠施另一种恩典。他们之中的四个人前往王爷府，以向他呈递该文。但王爷借故拒绝接见他们。王爷随即便回到了自己的住处，让人传话给他们，让他们保持冷静，他已将皇帝的愿望转告了各大官吏们了。

直到1738年的年初，人们尚未听说，刑部曾针对这一案件采取过任何措施。仅仅到了1月14日，我们才通过了一条可靠渠道获悉，早在12月27日，刑部就已经把得到了皇帝批准的尹继善的奏折下发都察院以及帝国各省，以在那里存入所有的案卷中。传教士们对此感到非常惊愕，因为他们完全有理由害怕在整个帝国爆发一场全面的仇教风潮。

葡萄牙耶稣会士们的副省会长徐懋德神父，曾结识北直隶省的总督，于是便向他在北京的公馆派出了一名教经先生，因为他当时正住在那里。这是为了向他通报呈奏皇帝的最后一道奏折并附有皇帝陛下的御批，请求他不再允许国人虐待其管辖范围内的基督徒了。该官吏询问，传教士们为什么没有让人将这道奏折及御批刊载于《邸报》中，他已于该报中看到尹继善的折子了，为了控制各省的官吏们，再不需要做多的事情了。教经先生回答说，他们确曾希望于《邸报》中刊登这份奏折，但该报却拒绝这样做，因为这道奏折未由皇帝送达国家的吏部以在那里登录在案。李卫李卫，当时为直隶总督。——中译注就此而唤来了其书吏之一，令人带上这道奏折和皇帝的朱批，从今晚起就刊载于《邸报》中，以使之立即传到帝国的所有省份中去。他在辞别教经先生时，嘱托他转告徐懋德神父，神父应该对与在他治理下的基督徒们有关的一切，都放宽心，他绝不会使他们在其宗教问题上感到不安。

另一方面，巴多明神父令人刊印了上呈皇帝的三道奏折及其朱批，而且带有装饰皇帝圣旨的所有装潢。它们形成了一本小书，并且令人刊印了许多册，以便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到处传播它们。除了这剂药来得太迟而无法防病之外，由于它缺乏人们未能获得的正常程序，所以，他远不能令人印制与得到皇帝权威支持的刑部命令那样好。

确实，人们未感到其不利后果，又过了不长的时间，葡萄牙神父们收到了由方济各会士和圣部传教士杜林的一封信，这是特意寄给他们的。他于信中阐述了在陕西省所处的悲惨境地，完全是由于已被刑部禁止的辟基督教的告示或揭帖而造成的。他说，他带领其最忠实的信徒从一座大山中退到了另一座山中，尽管他们为了掩饰其隐蔽地点而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但他们还害怕从第一天起便在那里被抓获，然后被带着桎梏而解往官吏们的衙门，也可能是被解往北京刑部大牢。不多几日之后，那名方济各会士和虔诚的圣母会传教士安东尼来到了葡萄牙人的传教区，他化装成一个穷人，以不被人辨认出来。他在那里停留的整个时间都是藏匿的，一大清早便去作弥撒，在一天的剩余时间内从不出房间。他自山东省而至北京，因为继刑部的命令下达之后，其住院的所有地方均贴满了辟基督教教法的告示，其新信徒们对此感到极端害怕，其中没有任何人敢于在其家中接待他。

刚刚过了十五天，方济各会士和圣部传教士费拉耀神父，便同样也从山东省来到北京，以在曾虐待过其地区的基督徒们的官吏那里，寻求某种保护。他主要是向葡萄牙神父们的东堂会长陈善策神父求援，该神父作出过许多活动，为他谋得致其省的官吏们强有力的推荐信。他携带这些信件而返回了其传教区，大家尚不知道打洋教之火是否在那里彻底熄灭了。

同在1738年的8月16日，一个全部是基督徒的武官家庭从陕西省来到了北京。由于在那里收到的刑部命令而激起的仇教风潮，迫使该家庭退避到了该省的首府西安府。该官吏的职位根本就不在省会，它距那里有整整八日的行程，但他在省会租了一间房子以安置全家，使家人能照料非常年迈和多病的父亲，他让其父接受圣事以获得安慰，以使之对并不遥远的死亡有所准备。当刑部命令传到时，便有人搜寻曾住过基督徒们的房子。在该基督教官吏的房屋所在地区的知县，产生了某种怀疑，因为曾有一名欧洲人在那里藏身。知县佯称，他不知道这幢房子属于哪位官吏，他向那里派去了一些衙役以搜查该房子并抓捕欧洲人。法国洛利姆的主教和该省的宗座代牧孔嘉先生，确实从那里撤出来了。人们立即就知道了，在衙役们刚刚搜查其住宅的家庭，他们让高级神职人员藏身于那名基督徒官吏的两姐妹的房间中。当在这幢房子中的所有房间都被仔细搜查之后，他们便接近了这个房间，两姊妹从中走了出来，就如同是为了让给他们进去的自由一样。但他们不敢这样做，而是仅满足于从门槛处向里瞥了一眼，然后便退了出去。知县并不满足于命令做这次搜查，虽然自从那位基督徒的父亲死亡以来，在该幢房子中就只有女子了。他让人告诉她们说，她们或是与基督宗教重建联系，或者是离开一个属于他的司法管理的地点。她们也作出答复说，她们已决定返回其故乡北直隶，她们最后也确实返回了北京。人们正是从她们口中知道了陕西基督教的那些具体情节，她们又从中补充说，陕西省的基督徒们处于了动乱和混乱之中。

同年10月间，北直隶原文如此，清代只设直隶，但传教士们习惯沿用明代的划分，故仍称之为“北直隶”。——中译注省总督李卫，利用为皇帝祝寿的机会晋京，因为李卫平时并不居住在北京。他让人转告徐懋德神父说，要尽量嘱咐其省的基督徒们坚持一种有节制的温和行为，他不会对他们作任何参奏；已有不同的十七名官吏向他呈奏了辟基督教的要求，他把这一切都压下来了。在湖广省，尽管属于宗室的总督本人就是基督徒，但某些官吏们仍不停地在不同的省份中张贴刑部的告示。在作为一个基督教会口的襄阳府，知县获悉，磨盘山山区，有大批基督徒们在开垦荒地，他令人逮捕了其中的几个为首者，并令人将他们押来，打了其中一两个人的嘴巴，并以最可怕的威胁来吓唬他们。他要求他们签署一项声明，以此而许诺不再加入基督教。其中的一名自认为是精明能干的人声称，人们通过这些言语而让人理解到，他们绝不会再为人施洗。他们正是在此意义上才签署了声明，而且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做的，他们被非常巧妙地从官吏的手中解脱出来了。当他们返回时，传教士们便如同是对待背教者一样地对待他们。使他们明白他从不允许掩饰，更不允许使用含糊的措辞，当涉及一种信仰和在一个主管司法的部院中，更为如此。他拒绝他们进入教堂和参加圣事。基督徒们承认了其错误，他们为此而痛苦地哭泣。他们公开地对自己所做出的耻辱事，向所有基督徒们进行道歉，并自告奋勇地前往刑部以撤销他们的联署，并公开传播基督教。就在同时，军官和虔诚的基督徒赵诺贝前来寻找该知县，在对他的行径作了最严厉的指责之后，他又向该知县索要新教徒们签署的文件，并对此人说：“难道您不知道我是基督徒吗？但您可能不知道的情况，便是该省总督和所有官吏，都如同我一样是基督徒。”现在轮到知县被吓坏了，他就以出自刑部的命令而自我辩解，而且明确许诺将不再骚扰基督徒们了。事实上，自从这一时间起，他们始终都很平静。

这就是中国传教区的现状。我刚才作的简单记述可能涉及到了许多神圣的人，他们热情地在这个辽阔帝国中传播教法，向天主奉献他们的祝愿，以使天主能如同过去一样，向这个现在已相当荒芜的葡萄园传播其大量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