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先生： 主内平安！ 我在阅读您于 先生，您此后向我提出的质疑使我看到，您若有所思地阅读了不同作家分别撰写的有关中国及其居民的著作。您在以他们所介绍的事件均具真实性为前提的条件下，从中得出了有关这些民族之伦理和政府的最正确的推论。我甚至向您承认，当我看到您以如此细腻的判断力抓住了观察中国人的视点时，感到非常惊讶。您仅仅是在深入研究了该民族的风俗和天才之后，才“在钦佩与怀疑之间飘移”。 先生，您钦佩中国人的内容，也就是使我本人感到惊奇的因素。因为我们是这个辽阔帝国施政智慧的见证人。请允许我向您重提一下您自己的那番言论，我始终以一种新的兴趣反复阅读它们。 您曾说过，我的欣赏心情落到了中 先生，这就是您在中国人中所赞扬的一切。但您在对该民族抱有好感时的适宜思想，也掺和有由一种公正的批判导致产生的怀疑，您曾要求本人对此作出澄清。这些质疑涉及到了中国人的“天文观察的可靠性、其古代史的真实性、其艺术和科学的尽善尽美性，以及您觉得根据某些并非是始终都很坚实的证据而应该荣幸地归于他们的其他事物。您补充说，这就是为什么我通过一种非常简单的译文，而非常惊奇地看到了中国人的天文学、该国的天体理论及其天文观察的某种情况”。 先生， 至于我，为您寄去了中 您感到非常奇怪的是：中国人的天才，而且是很值得受人尊重的天才，在人称之为思辨科学方面要远远低于我们。您声称，他们比世界的其他任何民族都具有足够的思想和理智，以促进这些科学的发展。如果我们相信的话，那就是他们自四千多年以来不间断地致力于这些科学研究。此外，我不知道在他们之中是否有惟一的一个能使这些科学有深入一些的人……您又补充说，您不会不知道，他们在其历法问题上是怎样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和其他几个人修订的，而历法却始终都是中国人最大的国事之一。相反，从埃及人和希腊人算起，数学和物理学在我们之中便只以复兴的方式专修。与中断了其发展，甚至是对它们的记忆完全消失的蒙昧和愚昧的间隔相比较，这些复兴也只能是很短暂的。我们的科学经常都处于默默无闻之中，更多地则是处于贫乏中，几乎始终都是游移不定的，但它们仍然超越了中国人的这些科学，它们在如此之多的世纪间始终被捧上了天。我清楚地看到，正是同样的才智才使中国人成了一个善于施政的、非常珍惜国家荣誉和关心国运昌盛的、特别善于自我以其驯服及其天性之恬静而感到幸运的民族，这种才智使中国最大可能地背离了精明的洞察力，这种充沛的活力和这种对于过去与未来的焦虑不安，人们均称之“好奇心”，这可以大幅度地推动科学的发展。然而，尽管我们还感到惊奇，即自然界的偶然性和多样性以及报应，均未导致于他们之中诞生那些为整个后代开辟通路的奇特精英人物。 先生，您后来又长篇大论地论述了中国人在利玛窦神父到达时，也就是在上个世纪初叶前后，对舆地学处于一种极大无知之中。您就此问题而提出了如下看法：中国人“在舆地学和几乎始终都与天文学不可分割的宇宙论的最基本常识方面，都无知透顶，可能会使这种科学知识与日食的理论和计算相吻合吗？一个强大和人口众多的民族，自古以来就全神贯注于一门科学，他们将科学作为其民族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皇帝的荣誉、财富和恩泽，与人们可以在那里完成的新发现相适应。这种科学仍处于摇篮之中，未获得长足发展，人们尚不了解其中最有意义的组成部分。这一切都使我觉得简直匪夷所思”。 先生，您以这种天生公正的思想，由此而得出了如下结论：“因此，在作了全面地认真斟酌之后，中国的科学和艺术似乎不应该起源于如此古老的时代，或者是中国人是所有民族中在艺术和科学方面最为天生不幸的人，他们既无力于改进已有的科学技术，又不善于对它们进行创新。他们从上古时代起就有了火药，却不懂得设计出火炮来；他们具有拓印技术，却没有掌握在我们这里很快就出现的印刷术。因此，他们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很少有天才。我承认，这是一种奇怪的悖论，它不值得我们作深入地研究和用心地探讨。” 先生，中国人确实自古以来就专心于天文学研究，但我们很难说他们最早的数术学家们的能力达到了何种水平。如果我们翻阅他们的史书，那就会看到最早的皇帝曾诏令一人调整或改革干支纪年周期，命令另外一个人制造仪器和观天。此人负责研究数术，另一个人却在研究音律。他们让一个人负责编制历书，皇帝们自己也介入这件事，宗王被用于执行历法。毫无疑问，人们在这种科学中，与其他人相比较，则更加喜欢使用这些人，他们至少更理解这种历法的原理，他们略微用功便可以获得成功。所以，人们不会看到他们因其缺乏能力而借故推诿，相反却立即就会着手投入工作。但他们是从哪里获取这些知识呢？在那些非常远古的时代，很可能是某些家族经营艺术与科学，而且是父子代代相传。这就是人们认为天主赐给族长们长寿的原因之一，这是为了使族长们有时间改进他们本为其发明者的天文学和数学，并将之传授给后代。一旦提出这种假设之后，中国最早的居民区便很可能并不完全缺乏能够观察天体、理解其运行并解释天象的人。 对于曾命令他们制造的仪器，实际上确实是他们自己的发明，还是根据他们亲眼目睹过的，或者是听人谈论过的原物而仿制的呢？这是我根本无法知道的事项，我能够讲的一切都不会超越猜测的范畴。完全可以肯定，在中国历史初期就讲到过的这些最早仪器确实远没有欧洲所使用的那些完善。但它们已经可以使这些古代的天文学家们运用于他们所确定的目的了。这就是说，为了调节与治理民众和耕田有关的季节、确定每个阴历年的朔望月并决定在适当的时候闰月，为了这些用途而编制历书。他们没有必要为此而观察木星的卫星和土星的光环，也没有必要了解我们的天文仪器的精致和准确：中国人绝没有望远镜，仅仅使用确实有助于瞭望，却又不能看到今天于苍穹中观察到的一切之长筒管。 先生，这一切本身就可能会使您觉得奇怪，即“中国人自很久以来就专心于研究人们称之为思辨科学的内容，却不存在一个能对之略作深化的人”。我觉得这一切正如您所认为的那样，是不可想像的。然而，我并不为此而指责中国人思想的本质，就如同他们缺乏智慧和可以深化这一内容的那种活力一样，因为人们发现他们在其他事情上却都获得了成功，而这些事情所需要的天才和洞察力并不比天文学家和几何学少多少。共同竞相存在的多种原因，直到目前为止，却阻止了他们本来可能会在这些科学中取得进步；只要这些原因存在，它们便始终都会阻止中国人在这方面取得突破。 第一种原因便是，那些可能会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的人，却不能期待得到任何报偿。我们在历史上曾发现过，数术学家们因疏忽大意而受到严惩的情况，但我们从未见过工作受到犒赏的例证，也未曾见过因专心观天而可以受到宽容庇护的情节。那些在钦天监供职的人所希望的一切，便是高升到这个衙门的最高职位。但这些职位的收入勉强够维持生计，因为该钦天监不是最高的自主机构，它要服从它所附属的礼部。它并不属于“九卿”之列，这些各部院主管共同讨论帝国的重要事务。总而言之，由于钦天监在地上没有任何可供观察的对象，所有几乎没有任何这类企求。 如果钦天监正是一名富翁，而且还是这些科学的爱好者，那么他就会致力于改进此类科学；如果他希望使这些科学较前更加精练或更为丰富，那么他就会成倍地增加观察或改革其方式，他也会立即于钦天监成员中激起一种全面的动乱，所有人都会顽固地坚持习以为常的做法。他们会说：“投身于新的困境中有什么用？这会将我们置于犯错误的境地，皇帝从来不会放弃减去我们一两年俸禄的惩罚。难道这不是为了寻求利于他人而自寻被饿死吗？” 这可能就是人们在北京观象台上，阻止使用望远镜以发现肉眼看不到的星象，使用摆锤以更精确地计算时间的原因。皇宫中充满了这类仪器，它们出自最熟练的能工巧匠们之手。然而，从事改革天文历表的康熙皇帝，令人在观象台中放置了许多漂亮的仪器。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望远镜和摆锤对于从事准确的天文观察是多么重要，所以他从未下令于其中任用数术学家。这些人很可能是坚决反对此类革新的，他们强调了其民族对于古习俗的依恋和执著。他们当时只受一己私利的支配，甚至还害怕在一次王朝的更迭变迁之中，被这位皇帝下令化作铜币的那些古老的中国仪器又会体面地出现；那些现今非常有用地代替了旧仪器的天文仪器，又会被送往熔炉中，以至于使它们一直从人类记忆中消失。 促使这些科学在中国繁荣昌盛的办法，就是不只是要有一位皇帝，而是要有数位连续执政的皇帝，支持那些以其研究和实用而成功地得出新发现的人；他们积累巨额资金，以赏赐功勋卓著的人员，为其提供必要的旅行和购置仪器的经费；他们必须使数术学家们从贫困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或者是从看到被不大精通这类知识者的迫害中解脱出来，或者是从那些不懂分辨一种错误或出于疏忽、无知，还是出于别的为了使用他们计算，而向他们指定的天文历表和天文原理中的荒谬之人的恐惧下解脱出来。 有人曾说过，事实也确实如此，皇帝们曾为钦天监花费巨资。但这些花费只能维持钦天监的日常运行，功劳并未受到更好地犒赏。已故的康熙皇帝一个人在这方面的作为就比其数位先祖多得多，他必须继续从事他已经开始着手进行的事业。但是，有人认为他再没有任何可做的事了，因为已达到了至善至美。根据这位伟大皇帝的敕令而编纂的天文学文集大全，在其继任者雍正皇帝的关心下，最终刊行于世了。它已被印制和发行本处可能是指清圣祖撰，雍正元年（1723年）的刊本《律历渊源》。——中译注，这就是不变的律历。如果在后世，天体与此不符，那将是证明天体之误，而不是计算者们的过失。最后，人们永远再不能仅根据表象而触及它，除非是在季节中发生了变化。 阻止这些科学发展的第二大原因，便是无论是在外部还是内部，都没有刺激和维护竞争的任何机制。如果说中国于其近邻中有一个专修科学的独立王国，其作家们能够揭示中国人在天文学方面的谬误，那么中国人便可以从其昏睡状态中清醒过来，皇帝们便会变得更加注重推动这种科学的发展，但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更愿意采取去征服该帝国的行动，以迫使该帝国保持沉默并迫使其谦卑地接受历法。这并不是人们首次看到中国人为了一种历书而发动战争的先例。 在中国国内没有更多的竞争，或者是这种竞争如此脆弱，以至于人们觉察不到它。这一切均出自我已经讲过的情景，即天文学研究绝非是通向财富与荣誉的道路。仕途上的平坦大道则是研究经书、史书、法律和伦理经典。这就是要学会从事他们所说的“文章”，也就是说针对所论述的内容而彬彬有礼地书写，使用精心选择的和适宜的章句。世人正是通过这条道路而高中进士的等级。人们一旦获得这一学位后，就会获得荣誉和声望，舒适生活便会接踵而至，因为他们很快就会成为官吏。甚至是那些等候官位的人（一般都不会缺少他们的官位），也将被迫返归故里，在那里受到当地官吏们的极大善待。官吏们会使他们的家庭不受任何欺压，他们在那里享受多种特权。 此外，我们不应该像某些人想像的那样，认为为了中进士，则必须终生埋头苦读圣贤之书。在每三年于北京举行的一次开科期间，那些高中进士者（其数目确定在一百五十名），一般均年为年长二十四至三十岁的青年。我曾见到过他们中的许多人尚不足二十岁，他们不仅是进士，而且还成为翰林院学士。 翰林学士是从最精明能干的进士中选拔的。那里组成特殊的有司衙门，设于宫中。其职能是极其受人尊重的。他们负责修史，皇帝于重要事务中咨询他们。外放各省的官吏要从他们之中选拔，以在那里主持审阅投考的举子们为考中秀才或进士而作的文章。 我需要指出的是，在前朝期间，在每三年入宫应试的所有举子中，会从中选拔三百名中进士。满洲的鞑靼人入主中国中原之后，将这一名额压缩得到了一半。这一年，皇帝共对四百名举子实行殿试，但殿试人数的增加却未能对此后产生明显效果。然后再让这些人通过复试，以从他们之中选择第一名，叫做“状元”。这一天皇帝使他享受到极大的荣誉，以其成绩而获胜并被选中的那个人，当时尚不足三十岁。名次最接近“状元”的两名高中者的年龄也不大。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 先生，这就是支撑中国人努力研读的原因；这就是让他们于头脑中牢记他们称之为“经”的古籍，学习并牢记经过选择的各种章句以及他们模拟的大批精彩文章（他们有时还在某项紧急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考试中，将此据为己有），而苦度无数日夜的原因。 此外，我讲到的那些人并非仅仅是通过天才的力量和超群的记忆力优势，才能于二十岁之前高中进士。他们应部分地归功于其家长为使他们变得精明能干而花费的心血与开销。我认识这些青年进士中的一个，其父亲本人也是进士。他家的餐桌上经常有另外三名进士，父亲为他们支付高薪，以让他们照顾其儿子。其中的一名进士教该青年学习作赋和诗；另一位则教他练习远远高于普通人的习字；第三人则向他传教历史要义，某些王朝衰败以及取而代之者兴盛的原因。人们正是以这种交谈的方式将法律知识、伦理准则、皇帝的道德、使某些家族一举成名的某种少见的对皇帝的忠诚表率，灌输到了举子的思想与心灵之中。由于该青年具有活泼和敏捷的思想，所以很快就变得如同其师一样博学了。 如果 但是，正如我于上文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只为他们自己工作。显然中国人致力于天文学研究的时间，要早于其他所有民族，可是他们只有在天文学对于其目的必不可缺的情况下，才致力于此。他们始终如同开始时所做的那样，一如既往地继续做下去，始终做得都很平凡，无法希望他们可能偶尔也会飞得很高。正如您非常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不仅仅是他们缺乏“这种远见卓识，这种被用于推动科学发展的焦虑不安”，而且还是由于他们仅局限于做那些完全是必不可少的事，他们根据自己设计的个人幸福和国家安定的观点，不相信为了那些既不能使他们变得幸福又不能使他们安宁的纯思辨科学一类的东西，这样就必然会麻木不仁和妨害自己的思想进步。 这种相当普遍的倾向却也有其例外。先生，您声称：“非常惊讶的是，性格的偶然性和多样性以及报偿，均未在中国人中产生几个为整个后代开辟道路的特殊思想家。”我可以回答说，这里有些人是举世稀有的特殊人才，但他们既未受到支持，又无人步他们的后尘。我们见过某些中国古史学家曾谈论过直角三角形，就如同是讲述一件普通的和经由著名的周公解释过的事情一般，周公生活在公元前1100年时。我曾风闻有人对已故先皇讲过，直角三角形是中国最古老的知识之一，有人声称著名的禹皇曾使用过它。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毕达哥拉斯）就不再是享有此项发明之荣誉的人了。他们对 无论中国人在天文学和几何学方面所具有的早期基础知识到底有多少，我们都可以肯定，中国人并没有更进一步地推动发展这门知识，现今在这方面他们的知识已不那样先进了。真正的不幸是中国人后来很少为此而具有忧患意识，只能培养思想上的纯思辨，科学并不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内容。 中国人更为喜欢星相学。人们总会对中国人说，他将会做大官，那么他会当场得到让占星家得到报酬。在中国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那就是只有盲人才介入司法性的占星术，他们主宰世人的祸福。当有人向那些多少略知一些事理的中国人抨击这种缺陷时，这些人便会回答说，事实上他们很乐意听那些能使个人的自尊心得到满足和他们希望自己崇高伟大之意愿的言论，但他们并不会头脑相当简单地认为那些盲人具有一种懂得未来的可靠知识；只有一个轻信的民族才会相信那些盲人的卜辞预言，他们始终是一种骗局的受害者；对他们来说，如果他们将这类人恭请至其府上，那也完全是出于一种消遣方式的原因，因为他们懂得操作仪器，精于计算并且善于轻松地讲故事。 您又补充说：“但是，难道不是汉语出于其相当的困难，而对于那些希望坚持从事推理科学的文士来说却形成了一大障碍吗？他们学习文字、符号和语调而度过其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您向我提供的那些带有精湛总结之细节的鞑靼——满族人语言的内容，使我坚信，如果它能占优势的话，那就会排除这一障碍。” 不，尊敬的先生，汉语决不是发展思辨科学的一大障碍。如果本朝的整个官方当局都能够成功地引入鞑靼语，并以它取代汉语（我不相信这一切是可能的），那么科学也不会由此而得以发展，其原因正如我所介绍的那样，而且它们始终都存在下来了。任何外国人都确实会更喜欢鞑靼语，正如您所做的那样，汉人的想法却截然不同。我并不是仅仅指那些只会讲他们自己语言的汉人，因为他们无法作一种比较性判断，而是指那些掌握了这两种语言的人。我曾就此问题请教过中国的进士们，他们懂得鞑靼语的所有精巧和细微之处。人们在钦天监中放置了许多译本，以将汉文书籍译作鞑靼文。由于他们指出了汉语的所有优越性，所以我相信他们或出于虚荣心，或者是出于对其母语的成见，才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这就是我为什么曾请教过某些非常精通汉语的满族人的原因。他们首先便从赞扬自己的语言和本民族的文字来开始侃侃而谈；但他们后来又承认在汉语中有许多细腻的表现手法、绝妙的词组以及满语不可能达到的简练程度；少数汉文方块字在某种场合下，于人们的思想中形成了非常广泛的、典雅的和在另一种语言中很难表达的概念；如果说汉语在交谈中可能会出现歧义，那么在书本中却绝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先生，您看到了我与您一样，接受那种认为中国人于思辨科学中所取得的很小进步，并为此而感到惊讶的观点。您准确地揭示了他们的弱点。但由于您害怕冒犯一个自己在许多方面都很尊重的民族，所以似乎已经谅解了该民族，赞扬了它所具有的真正受人尊重的地方。这是我在阅读您的书简中下面一段话时产生的感想：“此外，难道您不认为中国人因此而在我的心目中变得受人鄙视了吗？相反，经过全面仔细的斟酌之后，我几乎快要不再那样崇拜他们了。完全可以肯定的一点，那就是中国人的虚荣心，完全可以略微作为他们在科学上取得的很少一点进步之安慰，他们可以在许多更重要的事情上回敬我们。中国人可以责备欧洲及其全部居民，认为他们在能够产生一个稳定政府和一种安定生活的个人品德领域中，并未获得巨大发展；显然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西人在欧洲尚未停止谈论伦理和政治，但人们在其真正利益上却并不比在二千年之前更明智，也不那么轻率了。” 先生，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您是这样给予所有人以公正待遇，而且既没有成见又不失公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论述您提出的使我受宠若惊那些质疑。您声称：“出自天文观察的可靠成果只会落到时代上，而不是落在历史事实之具体情节或特性上。实际情况是，准确的天文观察可以确定某个时期，而并不触及人们声称在此期间发生的事件之真伪。但这种困难是古代世俗史的共同特征。我们对于埃及、希腊和罗马人的历史事实又掌握有多大的可靠性呢？我不讲人们可以视为神话般的远古时代，而是讲公元元年之前数世纪的时代本身。在那些不能完全相信古代作家之善意的学者中，该有多少争论迫使人确定评论准则，以辨别真伪，或者是尽可能地接触几近于真实的内容。” 当朝皇帝之高祖顺治皇帝曾令人翻译《诗经》，并且从中加入了一篇短序，下面就是其译文： 在思考《诗经》时，人们便会看到它只不过是一种思想的指导而已。其中展示了人的心，强调了理智与公正。它所赞成的一切，都会促使我们成为最优秀的人并在道德中前进；它所抨击的一切，都会鼓励我们抑制傲慢者的思想。这部书中所包括的最深刻和最高尚的内容，可供皇帝和先祖祠使用；其中所包括的最简单和最普通的内容，可供平民使用。虽然其典范和表达词语不同，其目的却始终如一，并导向直率。这就是孔子将《诗经》三百篇作了简化，声称其中无任何怪僻、污秽和邪劣。事实上，我们必须读《诗经》，以解决理论与风俗。正是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强化人的思想与心，或者是把人领向正路之外的东西。(此段文字系自满文译出，未见汉文本。今自法文直接译出。——中译注 ) 这位皇帝以及他为此部译著而任用的学者，都远不相信在此书中有些伪造的篇章。他们从不放弃机会将异文删除或者是按惯例而使用小号字刊印。此外，皇帝和文士们有什么理由让重新发现的《诗经》遭到讹传或篡改呢？先生，您怀疑的和尚们当时尚未在世界上出现。那里已有了道士，但他们的教派丝毫不受历史事实或由文士们专有的其他知识之约束。道士们都是一些专门托词对生活的自然之爱而骗人的江湖骗子，以高价出售劣药，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些药可以使那些服药人长生不老。这就是他们今天仍在做的事。 先生，您认为“中国纸张那很小的强度成了保存古籍的一种新障碍”。您声称：“我在某处谈到过，中国纸张能持续保留的时间很短，灰尘和蛀虫很快就会破坏它们，人们被迫反复更新藏书。” 先生，如果人们在秦始皇帝时便在纸上写字，那么这一切就是真实的了。但当时的一切都是书写在树皮薄片或竹简上的，它们很容易保存，纸张只是在约六十年之后，于汉文帝时代才发明的。中国纸有许多不同的品种，已经多得无法一一罗列了。笼统而言，中国的所有纸都很薄、脆，使用期很短。事实是，中国过去曾有过这类纸张，但人们并不用它来书写。还有其他一些纸张，我们不能把如此的劣质归于这些书籍的纸张。但我们应该承认，就连中国的最佳纸张在南方诸省也不能长期保存，甚至我们欧洲的书籍在广州也不能抵御霉烂、蛀虫和白蚁，白蚁在一个夜间便可以将这些书一直啃噬到只剩下书皮。但在中国的北部地区，尤其是在我有幸给您写本封书简的这个省份，相当薄的纸张便可以保存很长时间。 我并不确切地知道，高丽人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发展其造纸业的。但很可能是中国的这种发明很快就传到了他们那里，但他们制造的纸更为结实并且保存的时间更长些。高丽纸是用棉花制造的，如同绢一样结实，人们用中国毛笔在上面书写。如果希望用我们的羽笔书写，那就必须于上面泼洒明矾水，否则文字便会模糊不清。 高丽人部分地用这种纸来支付向大清皇帝的纳贡，他们每年都供应皇宫中使用的御纸。高丽人同时还带来一大批这种纸，以向中国人出售。中国人并非是为了书写才采购高丽纸的，而是为了糊窗户，因为它们比中国人自己的纸更能牢固地抵御风雨。中国人在这种纸上刷油，然后再制成厚纸袋。这种纸也供制衣裁缝使用，他们将这种纸攥在手中并用力将之揉皱，一直到它们变得如同最薄的绢一样轻柔和便于使用，然后用此代替棉花而填入衣服中。它甚至比棉花还要好，当它未被严重虫蛀时，被集中起来后如同小线团一般收藏。这种纸张最特殊的地方，便是当它比人们希望使用的纸张更厚时，就可以很容易地将它们分成两至三页，这些纸页比中国的最佳纸张都更坚固和更难断裂。 先生，您继续正确地指出，如同您认为中国人更愿成为星相学家而不是天文学家一样，您也认为他们更应该是信仰迷信之徒而不是宗教信仰之士或哲学家。您又补充说：“但是，我并不为此而更倾向于相信他们是无神论者，如同他们的大部分文士和官吏向我们介绍的那样。难道在这一点上没有误解吗？至于我，我从中没有看到任何与该民族的主要特征相违背的地方。虽然无神论是对全部优秀哲学的倒置，但可以肯定，要想最终造成这样一种明显的精神失常，而且是以某些作家归于他们的那种钻牛角尖的精神，则必须有一种形而上学，而我又觉得它完全不是中国进士们的那种形而上学。” 先生，我同意您的意见。我始终都觉得那些抨击中国文士们的无神论并且在公众中断言这一点的人，惟一的理由便是为了他们致力于支持的事业之利益。因为中国经书的理论完全与这种思想对立和相反。他们提供的证据是宋代某些文士，特别是朱文公（朱熹）的几段文字，它们都有利于其目的；他们同时又将同一位作家那些可能与此相反的文字抛在一边,置之不顾。他们可以推论出的一切内容，便是这位作家已陷入自我矛盾中了。因而，既不能相信他，又不能反对他。 先生，我坦率地告诉您，我尚未见过在实际中是无神论者的中国人。我们有时发现，有人认为中国人在争执中会表现出无神论来，特别是当有人对他们略施压力的时候更为如此。但他们的行为始终与其言语相左。在一次始料不及的灾难中，在一次命运逆转中，我们便会看到有的人向“老天爷”喃喃祈祷，其他人则祈求鬼神并请求它们给予庇护。总而言之，他们的心与言都很难互相吻合，我甚至还可以补充说，那些希望表现为无神论者的人数很少。如果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于其书中试图完全从相貌上来解释一切，直至从死人和神鬼的外貌上进行解释，而未曾使用作为万物之创造者最高的神，那么他们就会抱怨其想法远未被沿用，而是被人们抛弃了。 先生，您引证了我的一封信中的一段文字。我于其中指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懂得血液和淋巴液的流动，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切是怎样完成的，他们的医书所记述的内容并不比今天仍活着的医生们的所知更多。您询问：“那么，根据什么判断他们是否懂得血液的流动呢？即根据他们对该词所理解的意义来判断。如果是指某种被含糊地构思的血液和体液流动，那就很容易证明我们的古代医生同时也知道这一切。” 先生，可以肯定，而且今天医生们也对此作出了首肯，中国人的古代大师们都懂得，血液是通过全身而流动的，这种流动是通过“经络”的血管而完成的，“经络”即那些动脉和静脉网络。中国人声称，他们自己是根据对这些大师们的信任程度而提出了这种假设，而且脉搏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并不清楚地知道，血液是以什么方式在流出肺部后分配到全身的，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回流肺脏的。他们声称自己有一部古书，叫做Kan-tchou-KingKan(疑为关于针灸的一部医书，或称《针灸经》、《干助经》。——中译注)，它对此作了解释。但它很难解，人们对此书所作的诠释也丝毫未使人更容易理解。他们还补充说，此书颇为罕见，只收藏于完整的图书馆中，而且这种知识也并非是为治愈疾病所必不可缺的，故不想以研究此书而度光阴。我曾令人寻找此书，如果能从中得到某种知识，那么我将非常荣幸地向您通报所有这一切。 当我听到中国医生们讲述病理时，却在他们的论述中从未发现过许多正确和坚实可信的内容。但当他们对自己通过诊脉和从头部不同部位诊断病症的病人开具处方时，我便发现他们的药剂几乎始终都具有保健作用。这使我相信那些将秘方传给后代的人，都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了，他们是有一种有关血液和体液于人体中流动的独特学问，他们的后代却只保留了其机械性的技术。 先生，您应该允许我重提一下，当我尚对此记忆犹新时，有一件事本来使我觉得更为别出心裁，于此却显得习以为常了。 大约在四十多年之前，康熙皇帝的太皇太后，曾患眼疾，而中国医生们使用的医治眼疾的所有药剂均对之无效。医生们受到了皇帝的催促，不知道怎样才能从这种困境中摆脱出来，其中一人想到了曾听人说大象的胆汁对于医治眼疾有特效。其同事们立即同意使用这种药，或者更应该是此人的机智为摆脱窘境找到了这种托词，因为他们坚信皇帝不愿意从事这种试验。他们都错了。皇帝立即命令宰杀其马厩中的一头大象，御医们向他献上象胆汁。这道命令被当着医生、外科大夫、官吏和一大群无所事事的人而执行了。但大家感到惊奇的是，在取出其肝脏之后，其中根本没有任何人们急欲寻找的东西。御医们将肝叶切碎以从中寻找某些有关胆汁的踪迹。御医们然后又在邻近部位寻找，那里也没有出现丝毫与胆汁相似的东西。那个献出了秘方的人吓得脸色苍白，全身各部位都大汗淋漓。他自认为无可挽回地彻底完了，因为他是造成这头大牲畜无辜死亡的祸首，而且是从皇家侍从的装备中牵出来的一头象。 当时必须向皇帝报告所发生的情况。皇帝回答说，御医们没有很谨慎地行事，或者他们都很无知。他为此而召来了翰林学士、进士以及那些在九部中表现一流的学者们。他们集合在一起，但或出于无知，或是害怕不适时宜地介入这一事件中，根本不作正面回答，仅发表了某些没有任何结论的空泛议论。最后，一名叫做周清原的进士(本处可能是周清原或周清源，字雅楫，号蝶园，康熙年间任工部右侍郎，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逝世。——中译注)出面了，他毫不犹豫地断言大象必有胆汁，但人们却徒劳无益地在肝脏中寻找，肝中根本不存在胆汁，这种动物的胆汁是根据不同季节而在全身流动的，它当时正处于某一条腿上。他提到了自己获取了这种知识的书并指出了其作者。 这是一场全面的震惊。人们当着秀才和比过去那次人数更多的人群而作了一次试验。人们确实从中找到了胆汁，立即狂喜地把它敬献给皇帝。皇帝看到胆汁之后，欣喜若狂地喊叫：“如果该秀才不是妙手回春之人，谁还堪称巧手之人？”皇帝立即不经过任何考试而亲点他为翰林学士。时隔不久，皇帝又派他赴浙江以在那里任学政，也就是说他已成为文士们的大宗师、考官和仲裁人。三年之后，皇帝又将他召入宫中并任命为一部之侍郎。 如果我当时就知道了在康熙帝之前发生的事件，那么我就会讨他欢心地去向他询问该事件的细节。但是，我仅仅于今年，才偶然地从两位曾介入过医药事件的非常年迈的文士处获知了这一消息。当大象被杀时，其中一位老翁正在北京，当那名进士以“学院”的身份被派往杭州时，另一位老翁又正在那里。我对这两位文士说明了我的怀疑。我首先向他们询问，人们在大象腿上得到的胆汁是装在一个胆囊中，正如在几乎所有其他牲畜中的那样；或者是盛在某种蓄液囊中那样；如果在该蓄液囊的周边部位，有些排泄管、液腺，或者是其他类似的组织，那么它们完全可以将血液与胆汁分开，人们是否有可能把某条分泌腺或其他充满淋巴液的组织作为胆囊了呢？最后，这种胆汁及胆囊的残余部分是通过什么渠道，才得以从一条足转到另一条足上；或者是否应该相反，该动物的四条足是天生如此安排的，那里连续不断地接受胆汁并使之在那里储藏起来。 他们回答我说，中国屠宰了大批驯养和野生的动物，但人们在此事件中最关心的则是胆汁，它被派作各种用途，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如此之多的精明人士会误将淋巴液作为胆汁。此外，他们不知道胆汁怎么从一条足转到另一条足上，但这件事情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我又重复了一次，“你们是否读过这名秀才提到的书呢？”其中一位回答我说：“我过去读过。”“我没有读过。如果您有兴趣阅读它的话，那么我将去我的朋友家中寻找它。”我接受了这一提议，没过几天，有人便为我带来了此书。我发现它是一部中国植物和动物通志的第十五卷(此书即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该书关于大象的描述，见于第五十一卷中。——中译注)。这是一部由不同作家们所写的全部著作集。在载有对大象描述的条目中，提到了一名叫做徐铉的作者，他是这样表述的：“象胆随四时，春在前左足，夏在前右足，秋在后左足，冬在后右足也。”这部书还补充说，在宋朝第二位皇帝在位期间，一头大象于春天死亡，该皇帝命令取出其胆汁，但人们未能找到它。人们于是便询问徐铉，他让人从其左前足中去寻找，果然找到了。 我们必须指出，他使用的“足”字的本意是指蹄。但在本处所涉及的书中，它却意指从蹄与直到关节部位的腿（甚至是直到牲畜的身体）。他指出，象“足”酷似一根柱子，这再真实不过了，然而，这很少的一点准确性，却使人无法明确地看到此种胆囊位于何处。如果这种事值得下工夫深入研究，那么东印度公司就很容易让外科医生去检查。该公司在美洲的多处都拥有这样的医生，那里经常屠宰大象。 我就不再继续介绍在这本书中所讲的有关大象的全部内容了，这段离题话已经太长了。先生，我由此便再回到您书简中的下述段落。您于其中指出：“中国人的顾忌涉及到了对尸体的议论，这使您觉得最好是逐渐根绝另一种成见。但它取决于一种应该受到尊重的圆满无上的准则，该准则可能在中国人中保留下来了，它比解剖学得以挽救的生命会多得多。” 我坦率地承认，最理想的做法是人们能使中国人（至少是他们的内科和外科医生）习惯于通过解剖尸体而研究人体的各部位，以及医治其疾病的医术。但是，我不相信人们能劝说中国人这样做。我没有必要向您解释其原因了，因为您已经对此深有所知。一部分原因出自中国人的孝道，其他原因则出于他们对于解剖人体的天生厌恶，因为解剖是一种用与宰杀牲畜相同的方式切割人类躯体的手术。 您又补充说：“但是，怎能将中国人在此问题上的灵敏细腻，与他们闷死其出生过多的婴儿，或者是将婴儿抛弃给狗和野兽的习惯互相吻合起来呢？从各种迹象来看，我们神话时代的希腊人也是这样做的。但我们的古希腊人确实远离了人道与智慧的精神，而人称中国始终都以此自鸣得意。” 这种反对意见是很自然的，任何欧洲人都会这样做，却永远从中看不到答案。我经常向中国人提出这种反对意见。不少人都垂下了眼皮，只作叹息而不回答，可能是害怕在有关一种无法以任何方式证实的行为上，提出某些不能成立的原因；某些人抨击弃婴的行为。中国人使用了报复手段，声称欧洲人于其解剖尸体的习惯中，至少也与中国人弃婴的习惯一样残忍和一样野蛮。穷人、奴隶、病母，或者是缺乏抚养大其孩子们的其他手段，于是便沦至赤贫中，遗弃了其孩子们。您是否曾见过略为富裕一点的中国人会堕落到采取这种极端手段呢？然而，有什么如此紧迫的必要性来剖开死者的尸体，在其内脏中如同开矿一般地乱翻腾呢？而这样做仅仅是为了从中得出更应该是好奇而不是有益于世的知识。土地、海洋、山岳、平川、洞穴、矿藏、陆生与水生动物，难道它们不是向医生们提供了为治愈可治之症所必需的药剂吗？由于人们通过解剖尸体，从未发现过可以使人长生不老的任何东西。人们为什么如此不大尊重人性，直至将那些从未冒犯过他们的人的肌肉切割成碎片呢？我们曾在中国发现过将那些于死后才发现了其罪行的恶棍歹徒掘尸出墓，但并不将其尸体剁成碎块，因为他们的肉体已经腐烂了，而是将遗骨抛扬在城外的大道上，以在那里让驮兽践踏和让车辆碾压。这是依法对他们的罪行所作的公正惩罚。您说在你们那里，人们解剖的都是罪犯的身体，这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借口，因为衙门中尚未判决那些应受法律惩罚的人，为什么在罪犯死后还要受如此折磨呢？您声称，死者再没有感觉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无论是什么人，如果他知道有人在自己死后，还要对尸体剥皮、砍剁和分割肌肉，直到身体的细小部分都被解剖，谁不会不寒而栗呢？难道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能控制其想像吗？更具体地说，人们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死亡的方式。当其罪行应以处死来惩罚时，人们便会绞死罪犯，总之是没有任何流血；如果其罪行比较严重，那就要砍头；但当其罪大恶极时，那就要凌迟处死，即将肢体分割成千上万块。那些由于贫困而被迫弃婴的人，当未亲眼看着婴儿死亡时，则必然会把弃婴包裹起来并将他带到医院去，他们希望那里有人将婴儿带走并把他们抚养成人，这样的情况经常出现。他们知道有人负责把婴儿捡走并送往医院，那里有专门雇佣的乳母负责给他们喂奶。最后，如果婴儿在到达医院之前便死亡了，那就把他们埋在一个专为他们指定的地点，其父母便不会痛苦地看着他们在缺乏任何帮助和得不到墓地的情况下而死去。您可能还会说，人们有时也在不采取这些谨慎措施的情况下弃婴，甚至是在夜间把他们从墙头上抛出去，或者是遗弃在偏僻的荒郊野外。事实的的确确如此。但被遗弃的婴儿在一般情况下都是经过罪恶的途径来到人世间的。如果他们的出生已为人所知，那就会败坏门风或者有辱门庭。这种罪行还会引起另一种罪行，那便是一大混乱，但哪里会没有这种混乱呢？ 我反驳他们说，人们在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类似的弃婴罪行，它们也从未被法律禁止过，也从未有人寻找过这些弃婴，就如同本处发生的情况一样，我觉得这是非常明显的。他们回答我说，这种寻找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凭什么能知道这些弃婴的父母呢？人们发现弃婴的地方，根本就无法证明他们是附近地区的儿童。弃婴的亲人往往来自很远的地方，弃婴的行为受法律禁止，法律在一般情况下都以死罪相威胁而禁止杀人。我回答说，在所有的文明民族中，杀人罪确实要受死亡的惩罚；仍然很真实的情况是，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在您那尊贵王国中为死人而会引起更多的轰动了。如果某些无耻之徒为报复其仇敌，便前往后者的门前自杀，法庭便会审理此宗案件。这种事件几乎永远是以此家主人的毁灭而告结束，有时甚至还会导致邻居们的毁灭。因此，在讨还公正的借口下，人们却干下了真正不公正的事；还有人大肆渲染地声称“人命要紧”，有人便压制这个不幸的人，使之处于失望之中，迫使他自杀。请您允许我们原谅为支持性本善而从事的研究。我问您为什么对于这些灾难深重的婴儿不具有同样的一片热心呢？他们的死亡似乎不能使您动情。我们发现婴儿被遗弃在大街的角落里、城门和塔门处。他们实际上几乎始终都采取了您讲到的那种谨慎行为。但这些小心翼翼的做法却阻止不了许多人的死亡，人们为什么不去寻找罪魁祸首呢？人们为什么不在近邻中搜集资料呢？您回答我说，我在您的几位同胞中听说的事情，仅仅是指一个小生命，仅仅为一些小生灵。在听到他们讲述时，大家会说这都是一些刚出土的小灌木，人们才敢于不负重大责任地将它们连根拔掉，但却不敢触及那些已经长大的大树木。中国人以一种更加谦卑和更加小心谨慎的口吻回答我说：“我们已经讲过这一切了，这是一种真正的堕落，但我们尚无法对此作出矫正。” 先生，我不再以与您交谈更长的细节来打扰您了。您知道，人们在争执中并不是始终都坚持真理的。我过分夸大了中国人的弊端，而他们却将一切都缩小并尽自己的最大能力来掩饰之。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知道了您向我提到由已故的由雷诺多修道院长先生翻译的两名阿拉伯人的游记，而且我发现您对此并非坚信不移。这就是：过去，在继中国的一位皇帝统治之后，而出现的内战期间，获胜者吞噬了落入其手中的敌方全部臣民。在他们那个时代，也就是在公元89世纪期间，在那里的公共场合中经常有人出售人肉，其宗教教法容忍他们的这种残酷行为。我认为，如果说我知道了这样一种奇特事实，而且它使我觉得多少有点可能，那么我便拥有战胜中国人的武器了。我的胜利是全面的，除非是他们敢于着手缓和这样一种事件的恐怖性。对于那些不及您明智而毫不犹豫地采纳了类似的虚幻狂想的人，我曾说过：“我本会得出反对中国旧政府的极端性结论来，因为这种程度的粗俗和野蛮显得确实不能通过事故或堕落，或者是通过一次非常彻底的堕落而出现在一个民族中，这种堕落已使人不再相信相传从最吉祥时代保存下来的一切了。” 但是，这件事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和人所共知的。我怎敢以此而反对中国人呢！我该怎样回答向我询问同一事件的人呢？只能讲它是荒谬的，甚至比阿拉伯人自己介绍的那些情况还要荒谬。例如，人称中国人丝毫没有科学；他们的全部法律均出自印度；中国皇帝承认伊拉克国王是世界上第一国王，而中国皇帝本人仅为世界第二国王，突厥人的可汗为世界第三国王；中国人厌恶大象，不能容忍在该国有大象；他们从来不喝葡萄酒，尤其是皇帝们更加如此；人们在中国几乎找不到独眼人或瞎子；中国人只有在亡故满一周年之后才埋葬死者，而且恰恰是于逝世周年的同一天下葬的；他们的清漆是一种用麻籽制成的胶；中国人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中在各种艺术方面都是最灵巧者，特别是在绘画中更为如此；他们将邪恶的罪孽列入到他们在偶像崇拜中和其他情况下所从事的不同事业中了。因此，如果我着手浏览这部著作所包括的一切谎言，那么就永远讲不完了。 在所有这些文章中的谎言，都会赫然跃入那些对中国略有所知者的眼中，希望驳斥这一切则纯属浪费时间。本处所涉及的文章更不值得人们在此更多地驻足了。我们或者应该说，犹太人吃人肉，在公共场合中出售人肉，而这种残酷行为却是他们宗教的教法所允许的。其证据是在由叙利亚人包围撒玛利亚的包围战中，或者是在由提多人对耶路撒冷的包围战中，就有许多母亲吞噬了她们的婴孩。如果人们从一件个案中可以得出普遍性的结论，那么雷诺多修道院长的这两位阿拉伯人就可能会在欧洲的某些港口获知，小酒馆的老板便让来往过客饱餐人肉馅饼，他们只需要补充说，这种残酷行为是当地法律所允许的就足够了。 这些阿拉伯人怎能声称中国的人口密度比印度还大呢？中国人口在他们那个时代远不及印度的人口稠密。因为据他们认为，在印度并不像在中国那样人吃人。他们确实曾说过，人们吞噬的是已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即使事实确实如此，那人们也很快会从吃罪犯转向吃无辜者，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吏们，很容易将罪行强加于那些其肉最能引起自己食欲的人。那些无力将其孩子们养大成人的赤贫人家，也绝对不会以有利于他人的方式将婴孩遗弃，在不违犯法律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享受幼童并以此作为一顿美餐。 最后，人们如果无法把灾害的时代与正常时代区别开来，那么这两位阿拉伯人针对中国人所讲的一切情况，人们也可以针对几乎所有民族，即使是针对那些最文明的民族而言。因为这里的人并不否认，已陷入绝境的人有时也会吃人肉。但我们今天只能是带着恐怖的心情而讲述这些苦难时代。中国人声称，在灾难时代，上天都会被人类的全部诡计所激怒，从而以饥荒之灾难而惩罚人类，而饥饿又把这些人推向了更严重的过火行为。 然而，我未发现这些灾难降临于唐王朝的情况，那些大食人正是断言他们于该时代到达中国；这些灾难相反却出现在汉末，即公元2世纪。在本朝之前的宋、元、明三朝期间，都有过顽固坚持的包围战例证，人们当然不能怀疑曾有过野蛮行为。特别是在16世纪末左右，河南发生了一次特大饥荒，在万历皇帝调拨的救灾物资到达和分配之前，有些地方便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正如我已经讲过的那样。大家不应该从这些特例中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大食商人于其游记中所讲的情况是正确的。 我可能从未阅读过这部游记，它使我联想起了由我们的“安菲特利特”号（,海神号）船的船员们所写的某些几乎是相似的游记。正是这艘船把我运往中国的，我于 我读过这类游记中的许多种，除了混合进其中的出言不逊的内容之外，我觉得其中再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了。所以，我不知道人们是否敢于印刷它们，因为它们距我们的时间太近了。但如果这些片断中有一、二种能够摆脱时代的诅咒，在某个著名图书馆那些废纸堆中收藏了近千年，若在此时有一只慈善之手将它从浮尘中挖出，再有一名出版家自信在使大众获知17世纪的中国真相时，能为大众服务，那该多好啊！但由于没有任何内容与在此前后的优秀作家们所写的内容相吻合，所以人们只要指出时代已变了，便可以完成这项任务了。那些拼写很糟的城市名称、省名和大官吏的名字，都变成了出版家们某种论述的内容，它可以使他卖弄其地理知识，正如R×××(Rénodeau,雷诺多)修道院长先生所作的那样。在讲到帝京的时候，这些大食人均称之为库姆丹（长安），但出版者却极力明确地证明它是今天的南京。我倒是希望某人能够严肃地证明那不勒斯与里斯本为同一座城市。无论如何，这两座欧洲城市确实存在，而在中国却从来没有一座叫做库姆丹的城市，它也不可能在那里存在，因为在中国人的文字中，根本没有字母D。 如果这两名大食人在他们于中国居住的整个期间，竟然没有记住“长安”这两字，那么他们也太粗心大意和心不在焉了。他们应该多次听到别人讲到过此城，因为在79世纪统治中国的是唐王朝，建都长安。那位被从广州派入宫廷的穆罕默德的亲属伊本•瓦哈伯，曾与唐朝皇帝交谈、辩论和争执过，并且从那里携带大批礼物而归。他至少会回忆起自已曾居住过很久的帝京，该城当时叫做长安，正如我们通过历史书籍所看到的那样。它于今天叫做西安，是陕西省的省会。它并不像有人所讲的那样叫做库姆丹。 如果说R×××（雷诺多）修道院长先生对于他翻译的第一部阿拉伯人游记（第52页）略作认真思考，那么他就不会讲下面一段话了：“他（叛乱将领）一直推进到叫做库姆丹的京师，中国皇帝弃其皇城而逃，在一片混乱中撤退到了汉都，它可能是汉都的对音，即汉州与成都，该城位于与唐蕃交界处。”我想，如果他对此略有注意，那么他立即就会辨认出所谓的“库姆丹”就不可能是南京。一位皇帝在那里几乎被叛军包围，为了摆脱困境而从东向西地几乎穿越了整个中国，一直到达靠近吐蕃边境地区，不久又还宫。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免于从事一场争辩之苦了。即使人们以一种论证性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在唐代京师的观察，仍无法获知这是西安，而不是南京，那么像雷诺多修道院长那样足智多谋的人，也不应该对此一无所知。但他既对中华民族，又对那些从好的方面论述中国的人都怀有恶感。他不能原谅以撒•沃西攸斯(（1577—1649），中世纪语言学家。荷兰人，曾任莱顿大学教授。——中译注)，认为此人过分受卫匡国、柏应理神父的影响，过分宠爱该民族并以其影响而将欧洲引向歧途。为了矫正这样一种巨大的混乱，他自信必须贬低中国人，完全如同沃西攸斯和其他几位近代作家曾试图抬高他们的地位一般，他根据这种观点而将中国人无一例外地置于美洲人之下，甚至是置于易洛魁人之下。 我们应该承认，如果沃西攸斯讲中华民族的好话太多了，那么雷诺多修道院长却讲了他们过多的坏话。他们未能严守中庸公正，而这一点在所有民族特别是在中华民族中却备受推崇。这就使我坚信，这本书并未给中国人造成多大伤害，中国人始终以其好的方面而受到了那些认识他们的人之尊敬，但中国人却未受到这本书作者的更多崇拜，因为全书中都麇集着荒谬和错误的内容。如果某人出于一种相反的热忱却又比本书作者更加理智，希望为中国人雪耻，那么他就很容易让中国人看清楚，雷诺多修道院长对于中国及其居民的了解太糟糕了。他只是出于偏见和违背自己的理智才讲这些话的；我是出于一种比他更理智的热忱而讲这一切的。因为，人们夸张性地展示一个民族的缺陷时，出于什么样的善良目的，才会把它本来没有的其他缺陷也归于它，而又掩饰了人们绝对不能否认的该民族所有优点和优良品德呢？而且这一切又是发生在其他人全心身地投入工作，以通过一种完全不同的行径而为耶稣基督赢得了他们的时期，但这符合《福音书》的教规和道德准则吗？ 人们可能会说，雷诺多修道院长先生是可以得到原谅的，因为他是用一种中国人不懂的语言著书立说的，他滔滔不绝地论述的有关中国人的一切，从不为中国人所知。我对此而回答说，在广州不止有一个中国人能听懂法语，此书很容易地会落入他们的手中；在意大利有数名中国人正准备被晋铎，他们即将返回中国，为归化其同胞们而工作。如果其中的某个人出于疏忽，而向中国人出示了此书，或者是向他们询问书中对其民族所讲的某件事是否真实，难道中国人不会对此感到不可理解的震惊吗？或者是他们不会对此感到义愤填膺吗？一个宗教人士竟敢在整个欧洲诋毁中华民族，将它根本不具有的多种邪恶归于它，试图毁灭其任何一丝伦理道德，认为他们除了在某种机械工艺中的技巧之外再无其他长处了，除了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之荣耀外再无其他引以为荣的地方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科学、没有宗教和人文科学的民族，反而充满了由孔子确立的滑稽可笑的礼仪，而孔夫子又根本不配称为科学家。 先生，有关此文的介绍已经足够了。我的目的并不在于针对一部我未曾着手反驳的著作中的长篇大论地大加发挥和铺垫。但此书却值得人们这样做，特别是由于在1725年完成印制的摩莱利（Moréri）词典的出版人或继承人，都受此书的欺骗了，他们从这部荒谬绝伦的书之资料中汲取了可以延长和扩大有关“中国”条目的内容，多少略有一点分辨能力的人，也不会使他们采纳如此之多的荒诞观点的。 先生，为了回答您信中的所有问题，我只剩下回答您有关北极光的问题了，我直到目前为止，尚丝毫未曾讲述过您向我提出的这个问题。您很希望给我寄一份对这一现象的描述，此类现象过去很罕见，您声称自数年来变得很常见了。 我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很少的内容回答您。我想到了中国史书中的某些地方对此有所记载，但它们记载得很含糊，没有任何具体性和准确性，无法阐述该内容。此外，我也不知道这种现象出现在哪朝哪代，必须等待我拥有比我已利用的更多时间，才可以浏览和翻阅卷帙浩繁的史书，而中国史书又从未曾有过所论述内容的检索目录。 我不想把三四年前于此出现过的火球，也不想把我们于今年秋分前三天和后三天看到的现象，统称之为“北极光”。大约在晚上7点半前后，天空的西北部如同大火炉一般被照得通红光亮，早上黎明之前也有一种类似的现象，但它们与您在巴黎附近观察到的那种现象差异甚大，既没有轰隆声，又没有丝毫色泽差异，更不会突然变化，一切都很平静，并且只持续很短的时间。 在1718年、1719年和1722年间，于中国的三个不同省份的天空，出现了大明星簇拥的光芒四射的十字架天象。这一景象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在长空中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至于人们有充足的时间来研究它。人们在浙江省省会杭州城内将此景象雕刻在木板上，从该版拓下的拓片在整个中华帝国中流传。其中标出了每个十字架形象出现的地点和时间、其持续时间多久、曾非常仔细地观察过它的大量人群。由于您将会发现，这些天象在《耶稣会士书简集》的前几卷中已作了忠实描述，所以先生可以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判断它们是否属于北极光，也就是说是否属于您作过一种非常巧妙而又特别具体描述的那种北极光。 此外，自我入华以来的三十二年间，我不仅仅从未看到过，甚至在观象台也从未观察到任何堪称“北极光”的天象。如果某种类似的天象出现在属于大清皇帝的鞑靼地区北纬47°48°之间，那么该地区的居民就不会再辛苦去寻找它了。即使他们将此通知了钦天监，我仍怀疑钦天监愿意向皇帝呈报这一切，那是因为这些天象始终被认为是凶兆。 幻日现象也具有同一数目，因为民众自认为它们预兆着两位皇帝。然而它去年于云南出现了一次，云贵总督巧妙地使它转变为对皇帝荣耀的赞扬了。在总督上奏朝廷的一道本章中，他对该皇帝作了一番大受赞许的阿谀奉承。其他省份的大官吏们立即声称，他们都曾在天空发现过某种异象，特别是五彩云或“锦云”。其他人还说出现了凤凰，这是一种吉祥鸟，也就是中国人的phénix。他们曾尽最大的能力让凤凰进入最接近北京的地方，但却未能使这些鸟进入北京。人们仅仅声称曾在北京西南7法里的房山县发现过凤凰，数日后于东部又发现了一次。大量的奏章与贺辞如同雪片一般接踵而至，那些呈递的官员得到了皇帝的相当客气的答复。该皇帝可能是出于谦虚补充说，对于“凤凰”，他不相信自己会有能吸引这种吉祥鸟的道德，它只会在盛世才会出现。该皇帝最终却逐渐地让人窥伺到，他已开始对这一片恭维声感到厌倦了，故而使它们戛然而止了。 先生，我要结束这封冗长而又讨人嫌的书简了。我同时也向您坦率地承认，非常遗憾的是1726年的美丽凤凰只出现在北京，而未出现在您当时所在的布勒依桥，因为本处根本不可能以您采取的那种适宜、仔细、准确和小心翼翼的态度对它进行观察。这里的人远未能完成对此鸟的一种非常准确而又漂亮的描述，可能会使您感到遗憾的是，您未能亲眼看到这种颇有意义的景象。如果上天在此后向我们显示了某种类似的天象，那么您的描述将会成为我们沿用的模式，将向您作一次忠实的汇报。我有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