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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主内平安！ 我从收到您的信时，也得到某种新恩惠。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珍贵的受益，也就是您作为非常尊贵的院士的科学院的最后三卷《论丛》，这使它们与您先前善意地赠送给我的前几卷形成一整套。这部以其学术和文学的所有体裁而显得非常重要的巨著，构成了我们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和装饰门面的作品。我缺乏言辞，以向您，向您那样杰出的同事们表达我所有的感激心情。 我利用今天的一点空闲时间，以试图满足于对这一切略作某些澄清，这是您在信中向我要求的事，我将以“铁”这个条目开始。正如您所指出的那样，铁的发明“不可能是在一个国家完成的”，人们想像出冶炼和加工铁的技艺，是在人类存在之后的很长时间，或由于某些巨大的偶然性而完成的。人们可能会要比勘察金银矿，还会遇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困难。因为金银在河沙中闪闪发光，很容易被地下隧道中的火熔化，其次是金银可以通过地震或火山爆发等原因而以金银锭的形式出现。铁却往往是以浅黑色的岩石或砾石的形状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因此，如果铁在中国自上古时代以来就已经有了，那么还必须使有关知识为前提的炼铁术，在那里也必定有很悠久的历史了。您正是利用这一机会而向我询问，在中国是否还残存某些铁器时代的遗址，或者是向中国传入铁器的民族之遗迹。 我可以肯定，本处对铁的知识已经很古老了。铁似乎是从最早统治中国的时代就已经为人们熟知了。因为在《书经》的《禹贡》篇中就已经提到了铁。其中指出，铁出自梁州地面。但其中丝毫未曾指出，那里是人们首次认识铁的地方。但由于中国无可争议地是自北京以西开始有人居住的，中国人的酋长们正是在梁州辨认出了这种适宜冶铁的土石。他们当时可能已经拥有了几块这种金属，或者是他们从与诺亚一起生活的人那里学会了辨认这种金属铁，因为我们很难相信，这位曾建造了诺亚方舟的族长，会不借助于任何铁器。至少我不知道，人们从未讲过任何与此相反的内容。但据传说认为，诺亚在方舟上不可能拥有铁，难道他也不知道采铁的矿山吗？我觉得这一点不大可能。如果这一切成为真实，那么他的后裔便很容易辨认出这种山土来了。对于那些从未见过铁、对这种金属没有任何想法和甚至不知道它之存在的人来说，那么去寻找它就是不慎之举了。 如果人类从诺亚时代起，甚至是在土巴该隐(土巴该隐，《创世记》第四章说，土巴该隐是铸造铜、铁各种刀剑的人)之前，便具有了某些有关铁的知识，正如您根据《创世记》中的言辞表述所猜测到的那样，那么某些民族，甚至是那些于民族分散之后前往土巴该隐曾打过铁的地区居住的人，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什么是铁，他们又怎会为了取代这种特别必需的金属，而被迫使用陨石，以至于要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来将这样一块陨石破裂、打磨和装柄，从而改造成为斧状或其他类似的工具状呢？正如您非常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就证明了人们对铁的一种长期无知。 我承认，我也不好理解这种知识是怎样在这些先民中失传的，完全如同在那些前往美洲居住的民族中一样，但它似乎是在中国人中被保存下来。这既不是通过书籍，也不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保存下来的。我们可以确定他们是在什么时代拥有这种知识的。 据说，为了自娱，在民族大分散时期，那些在中国一侧附近的人，比其他人更加仔细，他们随身带去了铁铲、镐头、抹子和其他用于建塔的工具，或者更为严肃地说，无疑是出自诺亚长子闪之后裔的中国人从这个享有特权的父亲那里接受了许多知识，而这些知识又不是在含和雅弗的后裔中所共有的。它们甚至已被闪的某些支系，尤其是那些从未到东方去过的支系所遗忘。无论如何，我们在中国没有发现这些遗忘的铁器之遗迹中的任何一种，诸如为了取代铁器而打造的那些石器，至少连今天的文士们也从未听人讲述过这一切。但如果断言在这个辽阔的帝国中，无论是在矿藏中还是在山林中，都绝不存在这类经过加工的矿石，那也有些过分武断。如果因偶然使我发现了其中的这些矿石，那么我将用心地为您寄去，这正如您所希望的那样。我们永远都应该回忆得起来，如果大禹曾缺乏铁器工具，那么他就永远无法挖断山脉，更无法挖掘他曾开通的那些大河道，以使淹没了大地的洪水有一个自由通道。 先生，您已经非常正确地预见到，我很难回答您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每年在中国诞生的女婴比男婴多。我曾向多个中国人提出这个问题，他们都坚信其数目基本均衡。针对我向他们讲到的情况，即多妻制便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无法给那些希望结婚的人留下其他女子了。他们回答我说，在他们中有大批太监和放弃了结婚的穷人，因为他们没有养活一个女人的手段和能力。 我需要指出的是，在前朝统治年间，皇宫和大户府宅都充满了出身良家的太监。因为其中的许多人都高升到担任帝国的最高职务的地位，所以当时最时髦的做法便是皇家依靠他们来完成所有的家务。今天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了。鞑靼人不使太监们保留任何权威，因为这些人过去曾滥用其信誉，从而造成了帝国最大的动乱。我们现在于太监中只能发现那些民间最底层的人，或者是无资产以供结婚的贫穷乡民。 虽然在北京诞生的儿童中，女性似乎确实并不多于男性。但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在每年年末，人们都计算一下当年所生婴儿中的成活数，那就会发现男童比女童的数目要大得多。因为在大多数弃儿中，人们只能会发现女童，每百名弃儿中，很少会有三名以上男童。这就是每天都派出去为这些不幸的儿童举行洗礼的所有人都提供的很一致的证据，这些儿童均为其家长之贫困或其师之残暴行为的受害者。我认为，在其他那些有多处下属机构的大城市中，基本上也是同样事态。因为在小城市和平民或农民居住的乡村，从来不会出现有人会在那里抛弃婴儿的现象，惟有濒临死亡者例外。对于那些身体健康的婴儿来说，人们很容易找到收养他们并将其养大成人的家庭。 一旦当出生的女童并不比男童的数量大时，而且通过您就这一内容寄给我的计算方法，我们便可以肯定情况完全相反。先生，您至少是在欧洲完全有理由得出结论而认为，一夫多妻制是人口和繁衍的一大障碍，我完全同意您的上述看法，“由此便可能会留下许多无妻子的男人”。您还补充说：“怎能使这种非自愿的独身生活与中国人的气质协调起来呢？您难道没有从中看到，许多人并未准备好接受这种生活？或者是在不允许出现中国人的伦理主张极力抨击的动乱的前提下，怎样才能纠正这一现象呢？” 先生，我不想否认，在中国也有这样的动乱，但它在中国并不像您提出的在日本和土耳其人中那样公开爆发。中国不会因这些动乱而受苦，如果一名主子向其奴婢施暴，那么他就将会受到惩罚并使奴婢恢复自由。此外，有一种鄙卑行为与这种令人憎恶的交际方式有联系，任何人甚至都不想对此提出怀疑。但我却承认，当天主的威慑尚不能制止此类动乱时，人类的威慑也只不过是一种过分软弱的制动力，无法遏制那些不信教者。尤其是当他们可以确信其罪行将是一种秘密时，则更为如此。 现在我们来讲埃及人和中国人的相似性问题，这是以两个民族的风俗和习惯为基础的，您正在继续以一种非常清楚和非常合乎情理的方式对此进行阐述。那些非常相似和特别与众不同的特征，将在您所讲的一切内容上，向您提供能赋予他们一种共同起源的倾向。先生，我坦率地向您承认，所有这些相似性都只能促使我作出这样的判断，即这两个古老的民族于同一源泉中汲取了他们各自的风俗习惯、科学和艺术，而不至于使其中之一成为另一个的分支或拓殖地。所有人都宣扬中国的古老历史，这是一种已得到明确证实的古老历史。我们很难设想埃及人于其开始阶段，能够征募大军、穿越辽阔的地区，垦殖一个幅员辽阔的伟大王国——中国。西西里的迪奥多(为公元前1世纪的政治家，著有《世界史书》四十卷。——中译注)除了证明中国在此后便有人居住之外，再也证明不了其他的内容。俄西里斯(据希腊神话传说认为，俄西里斯本为埃及国王，死后成为冥王。——中译注）一直前往孟加拉，那里就是东方之洋。略通舆地学的迪奥多罗可能将此当做世界的尽头，假定他相信地球为平的，正如人们在此之前很久就曾相信的那样。当人们声称，俄西里斯曾在亚洲旅行，但由于未指出他曾在亚洲的什么地方旅行过，所以他不会为证实这种假设而走得太远。 现在再回头来谈中国的古老历史，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点，您也理由充足地非常倾向于相信它。下面就是某些证据，我觉得除了对此没有任何可以反驳之外。先生，为了证明埃及人的古老历史，您曾提出他们过去就懂得维纳斯（金星，太白金星）和墨丘利（水星）是围绕着太阳转动的，但却将不动的大地留在了世界的中央，其他行星始终都围绕太阳转。我可以顺便问一下，这种知识是否曾受到过质疑，是否有过某位古代作家曾非常谨慎地讲到过这一切？但我提出了这种假设，这同一种知识在中国也同样很古老，甚至可能比在埃及还更加古老。正如你们所指出的那样，它们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埃及人对这一切已经遗忘了，甚至托勒密本人在亚历山大城的中央，也否认了墨丘利和维纳斯围绕太阳转的这种运动”。中国人却将这种理论一直保持到今天。我们可以看一下宋君荣神父根据中国的天文学而就此所写的一切，他们讲到这一切时就如同是对待一种古老的知识，而并非一项新发明。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古代中国人就已经知道的星宿目录表，连同他们观察这些星宿的方式；还有中国人的浑天仪；他们那分成360°的浑天仪，其中一度代表着赤道，另一度则代表着确定星辰轨道的子午线；此外还有他们的纬度线等。如果人们其后将该名表与埃及人残留的名表作一番比较，那就会非常清楚地发现，中国人于其古代文明方面未向埃及人借鉴任何内容，中国人也不可能由此而成为出自由埃及人蜂巢中分出的一窝蜂。 我觉得，我已经向您讲到了中国人所具有的直角三角形的古老知识，从康熙皇帝的证据来看，我们无法确定其开始的时间。我们读到，著名的周公之前任，生活在大约公元前11世纪时。他曾对其弟子说，人们用这种浑天仪便可以从事多种天文观察，禹正是用它来测量高度的。但并无人指出禹是其发明人，甚至未指出他曾亲自使用过这种仪器。 这种知识怎会于后来传到毕达哥拉斯手中呢？它曾为此人增光不少。难道是毕达哥拉斯发现了这种知识吗？人们在相同的知识中相遇，也并非绝对不可能，也可能是他从印度人中接受了这种知识，而印度人却是从中国人中获得的。这一切纯属猜测，我们根本无法断言。直到发掘出土我们至今得以看到的文献之外的其他文献为止，我们始终持如此看法。 先生，这就是有关中国古老历史的三条证据，我希望有时间能作进一步的发挥，以使欧洲放弃其有关埃及人、迦勒底人、波斯人等民族的古老历史科学的天生定论。这是一种始终都支配学者们笔锋的内容，因为除了这些民族不太遥远之外，《圣经》也曾在多处讲到过它们，而它对于中国却从未直接地讲到过。中国直到马可·波罗时代，却一直遭人遗忘，马可·波罗一直深入到中国内地，但他的游记最早只认为是一大堆编织在一起的神话故事。此后于某段时间前往那里的传教士们提供了有关这一辽阔帝国的许多知识，而欧洲人勉强才能屑于倾听一二。 某些学者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相信，中国过去不曾懂得，现在也依然不懂传教士们向他们传授的天文学，我对此又该讲些什么呢？仅仅是自不多年以来，通过对中国书籍的译著、他们的计算以及其古老的天文观察，人们才打开了眼界，开始怀疑在中国人中，确曾有过某些肯定值得给予某种注意的知识。 我是否同样也敢于希望那些精通希伯莱文文本《圣经》的先生们，能否稍微延长一点世界的持续时代呢？尽管拉比(古代犹太教祭师的尊称。——中译注)们的所谓良好信仰，为了推迟救世王弥赛亚的降临，是否敢于缩短这种持续时代呢？我们在这方面既不宣扬反对他们的诚意，也不否认他们的纯洁风俗。我们在向一个并不听信我们的民族宣讲我圣教时，便会稍感宽松一些。如果不向他们提出坚强有力的证据，那么他们就会看到我们删节或摒弃了他们认为是其历史上的可靠成分。可以使我的希望得以加强这种信念的因素，就是人们确曾允许随意地扩大大气层，因为人们尚无充分的理由，来反对您于自己有关北极光的论著中曾证明的问题。然而，我们确实应该说，人们觉得其中天文学家们的计算比纪年学家们计算要精确许多，因为一次小小的演示便可以确定前者，而我们没有掌握任何一种类似的制约来反对后者。因此，先生，你们绝不要希望，他们会受你们为世界古代史所提供的这些既有天文学，又有历史学和博物学的重大证据而受到感激，我对这一切都只能向你们表示感谢。这确实是由学者们经过多年的研究才作出的决定，他们在纪年问题上写有多部巨著，其中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地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事实上，他们彼此之间从来都不相吻合。如果您根据采自最遥远地区的推理，而胆敢介入他们的争执，那么他们所有人都会扑向您，其中十个有九个不会给您一月的时光，以使您有所变化。 我认为，为了避免这种弊端，则必须撇开所有已经形成的纪年体系，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从现在起就直截了当地开始论述中国的纪年，可以上溯到我们能可靠地论述的时代，不作任何夸张，将中国人承认的某种真相作为可靠事实；同时也指出某些有理由怀疑的地方，既不减少也不削弱地阐述其理由。继此之后，便不需要再回答那些喜欢争论的人了，而仅仅是回答那些心无私念的学者们了，诸如先生这样的人。他们也会如同先生所做的那样，善意地提出他们的质疑，以便澄清真相。 对于人们在这两个民族之间发现的几种相似特征，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两个古老而又开化的民族，尽管他们没有共同的起源，在某些地方却有许多相似性，这也是相当正常的事情了。但更为引人注目的，却是在两个民族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距，从而使人们无法看到他们为什么会是出自同一始祖。在埃及，允许兄娶其妹，而中国却认为这是一种罪不容赦的丑事，而且中国也从未有过这样的例证。埃及人很早就热衷于最愚昧的偶像崇拜，他们不仅仅崇拜其英雄，而且首先是崇拜流水、空气、土地，其次是崇拜鳄鱼、老鼠和最卑微的昆虫；有些人甚至选择萝卜和葱头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正如有人指责他们的那样，他们每天早上“都能于其菜园中发现新的神祇”。 如果埃及人和中国人具有共同的起源，那么中国人从他们定居之始，就可能受到了同一种传染病的毒害。我们只要阅读他们的经典书籍，便可以坚信不移。在数世纪期间，他们之中未出现过任何偶像崇拜的踪迹。正是中国道学 人们认为，通过解剖而使人了解身体各部位器官的解剖学，首先曾行用于埃及，其后传入希腊。但这门科学却使终不为中国人所熟知，一直到近期，他们才从欧洲人那里听说过。但无论这门科学对活人多么有益，它也从来不符合中国人的情趣，仅仅有人建议解剖人的身体，便会遇到无法遏止的反抗。 出自地域距离方面的困难，不会使您觉得无法克服。您讲过：“莫斯科人于今天一直进入了中国，即将在中国边境上建立商行，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可能要远远少于古代征服者们听到的那些。三十年前曾有人对我们说，我们会在莱茵河畔见到卡尔梅克人(欧洲人对西蒙古瓦剌（卫拉特）的称呼。1636年，其中一部多尔扈特人曾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定居。——中译注)，这使我们感到非常惊奇。” 先生，如果人们还补充说，这些卡尔梅克人很可能是被敌人亲手押解到这里来的，那么人们就不再会感到惊奇了。因为可以肯定，从莫斯科直到德国，他们并不缺乏道路、河流上的桥梁、驿站和向导。因此，这一切都于其途中准备好了。卡尔梅克人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得以继续赶路，毫无奇迹地一直到达巴黎。自他们的地区直至莫斯科，如果不是在一条他们为自己开辟的道路上前进，那么他们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众所周知，那些居住在阿斯特拉罕附近和里海沿岸的卡尔梅克人，具有获得或其臣民，或者是彼得一世沙皇之盟友的本领，曾两次前往莫斯科。他们第一次是借口拜访这位伟大的王子，并从他那里获得几种礼物；第二次是为了在他发动的攻击瑞典人的战争中，能够帮助他。这就是罗朗·兰格先生向我们介绍的内容，此人以其莫斯科贸易经理的身份而经常来往于俄罗斯与北京之间。我很乐意询问，埃及人是在什么时候进入中国以在那里繁衍其居民的。必须是埃及人很早就在那里立足，否则那里就早已完全被人住满了，那就必须对该地区进行征服了，而不是建立开拓殖民地区了。 先生，您丝毫不同意本处是指塞索斯特里(埃及国王家族，共有三世。——中译注)，他太晚了，即征服者塞索斯特里斯。因为我觉得其实有三个人享有此名。事实上，人们将过多的事情都强加到这位英雄的头上了，以至于人们认为他在十年间共征服了米底亚人）、斯基泰人、腓尼基、叙利亚和整个小亚细亚。近期有几位作家不晓得为使美洲有人居住而应求助于谁，于是便根据鲁坎的一段话，而把塞索斯特里斯也搬到了那里：“远方的塞索斯特里斯来到世界的机会。”因此，人们曾借助于俄里西斯，但这是一个令人怀疑的人物。一部分人说他是希腊人，他征服了埃及。在此情况下，他也正忙于维护其征服成果，故而绝对不会把一些特遣队派到很远的地方，以在那里完成新的征服。正如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如果是变成某个温和的、柔弱的和习惯于生活中的文雅之民族之首领埃及人，而他统治的地区又会为他提供大量的这种文雅，那他怎会离开一个如此美妙的地区，而去非常遥远的地区并拿自己的命运作为虐待对象呢？即会冒险使自己找不到任何比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更好的东西。此外，他们统治的民众确实与卡尔梅克人相差甚殊，后者是一个贫穷而又吃苦耐劳的民族。 我不相信人们所说的含的儿子麦西亲自前往中国之事，事实上最多也只能是他的孩子们。但从此之后，埃及便被分裂成了许多小王国。我可以从中区别出底比斯人的国王、坦尼特人的国王和孟菲斯人的国王。这些国王们彼此之间虎视眈眈地互相注视着。他是否可能想到了远离而去呢？以前往他们不认识的地区建立定居点。 但无论人们自认为这些埃及国王是谁，他们都或派遣其人员进入中国，或者是组成军队，或者是组成商队，都必须由西往东地穿过整个印度。然而，我曾思忖，印度当时是否已经有人居住，或者是它当时尚无居民。如果有人回答说，那里当时尚为蛮荒，那就只会在那里找到因洪水造成的混乱。因此，这支军队便会失去了自我对其生存的任何支援。他们必须随着前进而自己耕耘、播种和收获。这一点是很难设想的。如果人们认为印度当时已由闪及其孩子们，或者是由其孙子们居住，正如《圣经》非常正确地指出的那样，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指出，这些民族或者过分软弱，或者过分缺乏任何清醒的意识，他们让埃及人进入了他们中间而未予以打击，他们看到这些人平静地去占据他们东部的土地。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从而使自己被困在或被局限在双重夹攻之间。我们最好应该是说，闪的后裔的一支队伍加入到了埃及人中，他们协调一致地共同前往中国定居。我们可以假设认为，如果事实的真相正是如此，那么中国人便有可能正是一种人们所说的“混合民族”，有闪和含的种族，有些人很善良，其他人则很野蛮蒙昧，他们在语言、才华、风俗和习惯方面都悬殊甚大。如果我敢于如此表达的话，那么从这种混合中只能产生一部拼凑和组合的作品。然而，中国人自其起源直到我们当代，自古以来就是再统一不过的民族了：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法律、同样的天才、同样的相貌、同样的体形。在后一点上，其差异仅仅如同人们在欧洲看到的分别诞生于北方和居住在南方的人之间的那种差异。前者原来比较白净和身强力壮，后者则略为晒得黝黑一些，其体质也比较柔弱一些。 仅仅由闪的后裔在中国繁衍，难道不会显得更加自然一些吗？因为他们头脑中绝没有敌人，他们可以一镐头一镐头地开垦土地，然后进入了中国第一个有人居住的地区陕西，正如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那样。他们要比在此期间的莫斯科人具有更多的便利条件。先生，正如您所指出的那样，莫斯科人把他们的定居点一直建到了中国的边界上。因为归根结底，中国人只会遇到出自其地区自然环境的障碍，而莫斯科人却要与多个民族作斗争，很难建立商埠，并一直推进到尼布楚，再从那里到库楚泊兴。如果不是沙皇的一名反叛臣民和匪帮首领献出托博尔斯克以求恕罪，那么他们也不会获得如此成功。本处不是介绍这段历史的地方，大家会在一名于二十年前居住在莫斯科的英国人的游记中，发现有关这段历史的刊本记述。 无论如何，究竟是谁在中国繁衍人口并不重要，我也不相信您比我对这一问题更为关心。我们在此问题上只能作一些猜测，最符合愿望和最合适的办法，则是深入了解这个帝国的本来面貌，即其开始、沿续和现今的状况。与至今已发掘出的成果相比较，这片矿藏太丰富了，我们应从中汲取一切可以对我们欧洲有益的宝物。 但我们为此而缺乏自由、时间、必要的知识和金钱。人们被迫参阅书籍，只能依靠经典著作。其他的作家们则更是出自无知，而不是恶意，经常忽略正确地考察他们提出的事件。所以，为了避免任何惊世骇俗之言行，则必须阅读该国有关同一内容的多种经典，尤其是在自然史、秘术、医药和其他类似事务方面更为如此。他们确实经常引证其他著作，却不容易找到它们。但人们依然经常在手中获得这些经典，它们又引证其他经典，始终都要重新开始。有时也会出现青年文士，或为了练习，或为了沽名钓誉，而撰写他们自认为精通或从其师处学来的知识。他们著作的多位读者只追求解闷，只要所有这些书都写得好，他们就不会迷恋其他的书。这些作者们不会误引的书，只有巨部史著和经典著作，因为所有的文士们都必然会丝毫无误地觉察到他们的粗俗或他们的无知。这样一来，一名欧洲人就应该小心翼翼地参阅大部分其他中文书籍，才会不至于上当受骗。如果人们能够看到并亲自研究一切，那么一切事都会更可靠无误地完成。 但一个如此吉祥的时代，只会在一位基督徒皇帝的统治下才会到来。我们还需要使中国与欧洲更为接近一些，以使我们的专业学者得以前往那里，就如同前往埃及一样容易，他们在埃及可以对孟菲斯遗址、底比斯遗址及其大门、墙壁和半坍废的沉重建筑主体部位进行测量、研究和发掘。这一切都使我觉得只需要大批非技术工人和许多时间就够了。然而，人们可以准确地测量一个侧面，人们也会记载某一正面的宽度和高度是多少法丈(每法丈相当于1． 中国的灾难是它尚未成为我们的学者、旅行家们论述的内容。在长城上，碑铭文字绝不乏其例。其差异仅在于，中国人今天还认识他们最古老的文字，而埃及人却不再会阅读其祖先的文字了。至于其中雕刻的人类、走兽和飞禽的图像，中国人的雕刻物均布满了这一切。虽然在本处如同在埃及一样，于此项内容上没有任何可与人们至今在欧洲所看到的那一切相比较的成分，但从事观察的眼睛依然会高度评价这里的那些非常生动的巨大雕像、符合人们希望从中表现出来的表情和姿态，诸如生气、愤怒、欢乐、悲伤等情感。我曾经亲眼见到过这类体裁的多部作品，而那些最精湛的艺术家却不屑于这样做。在中国，是否有些诸如人们在罗马发现（那里又是从埃及传入的）的那类金字塔呢？我从未见过，但这并不是一种表明那里绝不存在金字塔的证据。但是，由于金字塔一类工程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所以我怀疑中国人是否会为此而浪费其时间和劳动，难道他们建造诸如人们在某些省份看到的那些雄伟的桥、诸如他们称为“铁桥”的那些新奇的桥梁不会更有用吗？因为这些桥甚至可以从一座山头渡过激流而到达另一座山头。过去，大批军队都曾经越过这种桥梁，它们至今尚残存。这就是世人可以在《中华帝国全志》中读到的内容《中华帝国全志》第一卷，第52、60、76、151、155、156页；第二卷，第91和92页。——原注，这是杜赫德神父于不多年之前为大众推出的一套颇有意义的丛书。我不知道，人们在埃及是否从来看不到这类建筑。 但还有人说，世界上的著名河流尼罗河的源头、其瀑布，既具有规律性而又能肥田，尼罗河泛滥，促使我们的学者、旅行家们欣然命笔，大作记述和论证。中国是否有任何可与之相媲美的河流呢？我的回答是，如果把尼罗河与流经整个中国的大河扬子江相比，那尼罗河就显得没有任何了不起了，它仅为一条小溪。我们只要向中华帝国的地图瞥去一眼，那就会把该江视为“大地母亲的儿子”（正如中国人称呼它的那样）。它从源头直到其入海口，共有400多法里。我们要注意其宽度和深度，它流经的湖泊（其中的一片湖泊的周长便有80法里），它灌溉并哺育的那些巨大而又美丽的城市，特别是要注意布满江面的无数大船和小舟，它们完全形成了一座座水上城市，船上满载完全依靠此江生活的商人和平民。该江绝不像尼罗河那样决堤泛滥，其左右两侧提供了大批能灌溉周围乡间农田的灌渠。根据中国人的正确的估计，这要比一次不安全的泛滥会更方便和更会造福于民，因为尼罗河泛滥是人们无法调控的，根据其源头的降雨量多少，时而较早，时而很晚。 如果欧洲的学者们能够穿越整个中国，甚至仅仅考虑到其面积，那该会在那里发现多少前人从未讲过的奇珍异物啊！如果再允许将中国的南北和东西各方都进行耕耘，并在那里深深地发掘，正如人们在埃及所做的那样，那将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啊！人们该会发现多少石头和大理石的石刻碑铭，或者该是多少由地震埋没的文物啊！地震在中国非常频繁，而且具有一种可以夷平整座山脉并湮没整座城市的骤烈程度，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除了我们在那里所知道的矿藏外，那里该还有多少有待于欧洲人以其精明的洞察力去发现啊！这是一种全新的内容，它足够使我们的学者们去干一个世纪了。他们在此期间将会使腓尼基人、埃及人、迦勒底人、希腊人和其他民族无所事事了，这些民族过去曾占据过相当重要的地位，从此之后便不具任何重要地位了。 我并不打算由此而减少应归于古代埃及的荣耀，正是该国才在它所获得的所有科学领域中培养了摩西(是古代犹太人的领袖，他向犹太民族传授天主的法律。——中译注)。他们最重要的科学知识，可能分别是几何学，这是为了计算尼罗河泛滥的后果而形成的；天文学，其原理可能是由族长们传授给其缔造人的，因为必须通过天文观察才能在那里取得重大进展，正如人们在最早时代可以从事的那样。但我们也可以说，闪的后裔们具有同样的知识，其知识面也可能更加广泛。 我感到非常好奇地获悉，带有大批礼物而被从埃及遣出去的亚伯拉罕，是否也随身带走了某些知识。我们不清楚，当他返回后，这些知识是否有某种用途。他建起了一些祭坛，令人挖掘水井，但所有这一切都不需要许多科学。也可能是由于缺乏训练和修养，法老王或学者们已经不再是技艺非常精湛者了；或者亚伯拉罕并未在埃及居住相当长的时间以学会所有这些知识。正如摩西后来所做的那样，这也可能是由于此人作为迦勒底人的族长，其所知要比埃及人多得多。但他却是山区迦勒底人，位于美索不达米亚以北，人们将乌尔城也置于了那里。其民更为好战或好斗，从不介入科学研究，这与已成为学者而自鸣得意的南迦勒底人完全格格不入。此外，我很想问一下，当法老王的使者就萨拉人而去指责他时，该族长该用什么语言与这些使者们交谈呢？萨拉民族本身呢？他们于宫中操什么语言呢？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未曾讲过，他们彼此双方可能使用了翻译。这是否是运用了一种奇迹呢？或者是否可以认为亚伯拉罕和埃及人的语言基本相同呢？如果情况果然如此，那么我们的那些被认为是出自埃及人并且从未改变过其语言的中国人，今天是否仍在讲古埃及语呢？尽管这种语言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已经略有讹变。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于此是讲科普特语，而又对这种语言却一无所知。 先生，您已看到了，根据您对我作出的广泛允诺，我将允许自己的笔自由驰骋，以回答您非常希望向我提出的问题。有关“苗子”的问题(“苗子”指四川西部大小金川土司。平定“苗子”的战事，见本书卷五《一位在华传教士致某先生的信》。——中译注)，除了您已经阅读过的资料，以及还可以在杜赫德神父有关中国中原和中国鞑靼地区的书第一卷（第53页）中反复阅读的内容之外，我再无其他话可说。我仅仅补充说明，中国中原人无法以武力胁迫到那些山民归附，于是便决定在山口处筑城建堡，那些山民本来是通过这些山口而分散在旷野中，并抢劫居住于其山脚下的居民，这些蒙昧人由此而发现受到了夹击，他们于是便发动了某些入侵，以便能更宽容地与定居居民相处，这一切便不会使人感到惊讶了。 但并非始终都是由于缺乏粮食的贫困，才迫使苗子们从其简陋的隐蔽所中走出来，而更多地则是对管理民众的小官吏们的欺压行为进行报复。因为当他们前往出售其食物时，或者是当他们去交换其商品时，都会受到小官吏们的欺诈。另一方面，驻守边境的军官们也由于闲得无所事事而厌倦了，于是便寻求使自己的职业有所精进的手段。这就更激怒了那些蒙昧之徒，但他们不敢与正规军交手，于是转向攻击起民众来了。官吏们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夸大了事件造成的祸害，并且通知了居住在省会的上层官吏。这些上层官吏们再将此呈奏朝廷，从那里发出诏令，以使军队向人们认为有动乱的地方出发，并始终将这些人按照动乱和反叛来处理。然而，所有这些调动都要求打开军费开支的钱箱，同时也要打开负责征敛赋税的人员之钱箱。人们于是便去搜寻那些筑垒固守于其防御工事中的苗子。人们试图强迫他们走出那里，为此而又格外小心翼翼。经验告诉人们，在围歼他们时，肯定会得到好处。最后，为了完成这场闹剧，人们又押来在其他的地方逮住的几名劫贼，然后再对他们进行了拷问。其后，他们又呈报朝廷说，一切都已平定，已经把这些人逼进了其巢穴。从此之后，朝廷所做的事又仅仅是犒赏那些功勋卓著的官兵了。 先生，您可能会说，我向您提供了有关一个诸如中国政府那样被大肆吹嘘的开明政府的一种不太合适的观念。但我请您仔细思考一下，当血液既不能自由地，又不能大量地在体内流动时，那么远离心脏的部位就会日渐衰竭。这样就要由医生来医治这一切，或者是要由病人亲自出面自救。如果中国兵勇们使用了技巧，能从钱箱中提出钱来，并且得以过一种略显丰衣足食的生话，那么我将绝对不会支持这种观念。但是，如果万一出现他们反叛、煽起动乱、抢劫或杀害其同胞，偶尔也会成为可耻的叛徒，并眼看着其家被灭九族，难道他们就只会造成任何一点小灾难吗？ 如果在欧洲，派军队去看守所有通道、封锁所有山口，并让士兵如同塑像一般地在那里站岗，不仅仅在一次战役中如此，而且还是在多年期间，并只领取对于他们及其家庭来说都是非常微薄的军饷，那该会发生什么事呢？如果他们的所得就如同中国兵勇们一样，那又该如何呢？他们是否能在那里坚持哪怕是一年的光阴呢？他们会不会大部分都开小差呢？当人们过分地打扰他们，或者是他们领到的军饷不多时，这难道不也是我们的士兵们通常所采用的手段吗？然而，在中国，开小差是不可行的。一个开小差的兵勇是否能设法藏身呢？这是他不可能办到的事，因为国家动员了无数的民众，不费吹灰之力便会发现他们。他能逃出国外吗？这是他永远不可能下决心办的事，从中国人的思想来看，这就如同是离开天堂而下地狱一般。况且，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儿女也都是挽留他们的纽带。 如果这一切确实如此，您是否会告诉我说，人们是怎样看待在马尼拉、巴达维亚、亚齐和暹罗的华人呢？人们在那里看到的华人均为广东和福建等沿海省份的贫苦渔民的后裔，他们在陆地上没有任何财产，过去曾被鞑靼人胁迫，如同鞑靼人一样也剃头，或者是被处死，于是便以逃亡而挽救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头发。他们自当时尚可自由通航的台湾海岸划船出海。其中有些人亡命于马尼拉；其他人则到巴达维亚落脚，并在那里极快地繁衍，其中还有许多人又以外国人的名字而返回中国经商。5虽然他们佯装不会讲华语，但人们依然会有办法识别他们。不过这些人还是隐蔽下来了，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而他们在那里又没有任何用处。至于这些海外华人，他们却始终都向往“中华帝国”，始终都对其先祖愤愤不平，因为正是后者迫使他们在某种形式上成了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的奴隶，遭到了这些人相当粗暴的对待；中国陆军在海上既无作战的便利条件，又无作战技巧，他们只好拖家带口地逃命和流亡。 先生，您又补充说，您不明白，“在中国经常出现的那些谨慎的国王们，为什么不会想到利用淹没了他们国家并烦扰他们的这些无数的民众，以征服散居在各省的那些纷纷闹独立的山地民呢？”您在台湾问题上也讲过同样的话，认为那里是“对中国政局不满者的避难所，只要在大陆爆发任何一点内战或外战，台湾就成了威胁整个中华帝国的一条大道”。这种异议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同时也显得貌似有理。但先生是否还记得，您自己曾非常高明地说过的话：“帝国的这架机器也如此，对一部分人有利可图的地方，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则变成毁灭性的灾难了。”再真实不过了，中国的一位皇帝正执掌着这样的一项事业，他除了投入巨额开支之外，还冒着丧失其帝国的巨大危险。最后，我认为，他希望动员十万下层民众，但又不能全部征募苗子周围的人，因为他既不能使他们放弃耕耘的土地，又不能打乱他们的商业买卖，所以，必须从远处迁来这批人，将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流氓成性的人和非技术小工们集中起来。由于他们几乎是赤身裸体地而来，所以必须让他们穿好衣服，全副武装他们，派遣军官来率领他们，然后再把他们混编入纪律严明的军队中，以促使他们进步。若非如此，这群乌合之众则会如同鸟兽，四散而逃，抢劫和蹂躏平坦的地区。一支武装起来的流氓始终是最危险的敌人，当歼灭其中的部分兵员时，始终都会残存相当的数量，以组成多支土匪帮。 但是我企图说明，这些愚氓怀着发财致富希望的同时，也都有勇气从各侧攀登上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崇山峻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许多人都死在不同山麓上了。如果说攻击者们后退了，也就不会有人们去奢望那些东西了，那么人们怎么会遏制逃兵呢？他们该会给整个地区带来多大的灾难啊！如果相反，他们迫使苗子退出第一线阵地，非常高兴地找到可以接受他们的简陋棚舍、已经开垦的土地、家畜和一切生活必需品，那么他们就会在那里定居下来，自己也会变成苗子，而且比由他们取代的那些人更危险和更令人闻风丧胆。 更令人值得注意的则是，在中国，任何特殊活动始终都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如果山人有时会从山上下到平原中，那就会在那里造成混乱，官府也只好向那里派遣正规军了，他们很快就会被驱散。但如果皇帝征募某种民间的招讨军，那么“谣言”也就是他们的煽动性著作和言论就会流传至所有省份。中原人在这一方面超越了其他所有民族。首先，民间所传播的都是一些尚未公开的谣言，人们无法了解谣言的制造者。此人在天空看到了征象，彼人又在地上看到了征兆；有人在某处遥望到了魔怪，又有人看到了一股妖气从大军兴师的一侧升起。这一切都是该王朝即将灭亡的不祥之兆，甚至上天也宣布了这一切。这些谣言口耳相传，每个人都希望有一种最好的命运，那些对时局不满和心怀叵测之徒都利用了这一切。他们策划阴谋，形成小集团。如果不迅速扑灭这些新生的骚乱，只要他们巩固和强大起来，那就再没有任何力量能遏制他们了。 满洲鞑靼人善于巧妙地消灭叛乱的最初苗头，令人赞叹不绝。在各省略有一丝一毫谣言骤起，他们的军队便会从天而降，刹时间就会消灭这些小蛇，不给它们留下任何一点成长和强大起来的时间。我可以引述不止一个例证，说明由已故的康熙皇帝以其名望和谨慎行为而突然间平息的叛乱。但当涉及到从那些无法接触的地方驱逐那些蒙昧人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清政府曾试图以精良的部队控制台湾。他们赢得的一切，却又仅仅是控制了该岛屿的一小部分，而且还是平原地区。该岛的绝大部分地区由一条山脉将平原分隔开，由从未被驯服的土著民众居住。清朝政府更倾向于让他们保持平静，因为他们不可能发动侵略和从事任何事情。苗子却是某种“寄生虫”，政府可以减少其数量，但却不能灭绝他们。也可能是当官府能够这样做时，也不宜这样做。他们居住的大山中都遍是老虎、豹子和其他猛兽，它们遍布于周围地区。如果这些山脉荒凉，那么它们便会在那里大肆蹂躏。此外，无论这些山脉由哪个民族居住，那里的人很快就会变得野蛮而又独立，这是由于他们占据的辽阔地域和进入那里的困难性造成的。 我现在尚需要向您讲两句有关二进位数学的问题，或者更应该说是有关莱布尼茨先生对此的运用问题。您声称，您非常感兴趣地想知道，我对于中国的那名立法者（伏羲）与那名德国哲学家之间的所谓契合问题，到底作何感想！先生，我向您坦率地承认，我很难就此而向您坦陈我自己的想法。因为针对一种时刻都需要大量猜测的内容，极不容易讲得很正确；同时也由于我当然会受对一位如此伟大人物的崇敬心情所制约。然而，我遵照您的建议而重新阅读了1703年号的那一卷法国科学院《论丛》。其中提到了这一问题，我欣赏莱布尼茨先生所写的有关二进位新数学的内容，他巧妙地介绍了这种算学的利弊。但在他有关伏羲八卦的运用问题上，我却觉得这纯粹是一种武断的做法，我们可以针对形成中国人的方块字的所有笔画，都运用一种类似的做法。当已故的白晋神父收到莱布尼茨先生的来信时，我已经在北京了。白晋神父通过他设法传到欧洲的那些美好的诺言，而赞成在伏羲八卦中找到所有科学和奥义的思想。但这种卦却仅为一种“准备绘画的光板”，每个人都可以从中绘制他乐意的题材并详细表达其思想。反对者们只能嘲笑这一切并否认事实。 我对于伏羲，仅知道中国人于其史书中讲到的那些。我在一封信中，已向您介绍过了。您可以从中看到他们让向那些订制绘画的人绘制的画，他们或是以家长的名义，或是以执政国王的身份而作画。他们是作为必须使蒙昧人变文雅、开化和有教养的施教者，而向我们作介绍的。正如人们开垦一片长满荆棘的荒地一般。伏羲开始教他们学习钓鱼、狩猎和饲养畜群。他制造了乐器，以通过律吕而使他们变得驯服起来；他甚至还教他们有节奏地跳舞，尤其是在他确定的婚礼期间。先生，您可判断，一个有见识的明智之士伏羲是否也如同莱布尼茨一样，是精明的数学家呢？他是否能向一个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粗俗的民族讲授这种科学呢？教他们学习数字“九”的特性，也就是奇数自我相乘等特征。向他们指出，他们各自手上都有十个手指和脚上也有同样多的脚趾，难道这不是有点过分吗？也就是教会他们以“ 我非常惊讶地听说有人曾告诉莱布尼茨先生，十进位数学似乎显得并不太古老，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此一无所知。再没有比作如此猜测更容易了。人们为什么要一直等到西班牙的摩尔人和著名的热伯尔，才能掌握这种稀见的知识呢？ 但人们还在继续说，如果我们不承认由伏羲发明的这些卦具有数学特征，那么它们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回答说，我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伏羲未对此留下任何诠释，他甚至也未曾以文字留下解释，因为他只有用线条（卦）来解释其他线条（卦）。因此，他必须亲口作诠释，这种口碑传统却逐渐失传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时至今日，人们都以各自别具一格的想像力而进行推理。有的人从中发现了一切，有的人则什么也发现不了，惟有美与丑、明与暗、好与坏、男与女、天与地、四季、五行、昼与夜、日与月等之间的区别。 先生，您非常高兴地说，您有权力在这部令人尊敬的经文中看到象形文字，它无论是从什么人手中留传给我们，也肯定是相当古老了。除了人们对它丝毫不懂之外，它再无更大的错误了，即这是一种象形文字的错误。我非常高兴地同意您所讲的这一切。但是否允许我将此也视为某些人曾想像的那样，也就是视之为一种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经典解释学呢？犹太教拉比们的经典解释学仅开始于公元初年左右。其实并不需要作这种诠释，因为作如此诠释，往往更多地则是使真相变得更加模糊起来。但这种解释学在诺亚方舟下水时却又出现了，这就是世界的起源以及此后发生的一切事件之起源。所有的科学，至少是其总则，都包括于其中了。我们可以于其中同时发现所有的奥义，但对于我们来说，它们始终是一些奥义，因为解开它们的钥匙已佚。那些自信找到了这种钥匙的人，却向我们出示了一把假钥匙、根本打不开奥义之门的钥匙。伏羲为中国提供了这种珍贵的文献，并能巧加利用以制订其夏历。我承认，中国史籍中丝毫未讲到过这一切。但我们可以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应该知道比中国人更多的情况。这一点非常真实，有人在距中国有6000法里的地方，制造了一把钥匙，以使他们能更完全彻底地和更有条理地学习伏羲语言，而在中国本土，自多年来已不再有人学习它了。 先生，请原谅我讲了这一段离题的俏皮话，它使我有时会放弃惯用的严肃口吻。我们立即回归正题吧！我要很严肃地指出，中国人并不太尊重伏羲，贬低了他提出的新内容，他们并未将他置于比兽类更高的地位。这是否是由于当时的人类距诺亚洪水时代尚不太远，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变得很野蛮了，直至茹毛饮血并穿其未经提前加工过的生皮。伏羲怎能以这些在当地被称为“臣”的人组成其朝廷呢，并且还设置了大臣、任命了称为“强龙”的低级官吏，委托他们行使一些要求具有天才、技巧和一种并不比伏羲智力低下的实用科学的职务。因此，我们必须指出，在最早的中国人中，除了其领袖之外，还应有其他许多可以进入其政府以执行其命令的人。其余的人也就是占绝大多数的人，则多少都保持着一点野, 性，这一点显得很自然并更加符合真相。但我们先将这些不可靠的时代搁置于一旁不顾，由于缺乏古文献，中国人对此的看法也不相吻合；我们先让他们去欣赏伏羲的卦表和《易经》的含糊内容吧！虽然这一切都使他们觉得伏羲是非常真实的人物。与纪年学相比较，我们现在只要知道以下事就可以了：中国人丝毫不怀疑，自尧帝至今已经流逝了四千多年的历史，而且他们能非常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先生，您可能会觉得，我对于古埃及人的才智，可能没有德·谟主教先生于其有关世界史的论述中那样随波逐流。我向您坦承，在自伏羲到尧之间流逝的时代问题上，我没有任何固定的看法，而且我也无法有定见。除非是有某个特殊的人物，诸如一位圣贤或一名先知，向我们揭示《易经》的奥义（如果它有奥义的话）真相，从而驱散这些最早时代的模糊特征。对于古代埃及人以及世人赋予他们的无限智慧，我始终相信这一切都被大大地夸大了，其借口是我们未掌握他们的古代史，他们的文明程度要远远高于他们当时的近邻，这就为他们赢得了许多赞扬。希罗多德和西西里的迪奥多罗的著作便是德·谟先生的主要依据。但这两位作家都从未亲自考察过埃及人最早期的历史。他们仅仅根据祭司的话而论述一切，他们具有不受惩罚地吹捧其先祖的广阔领域，使自己的先祖成为所有非宗教信徒中在立法、风俗、科学、治国、建筑方面，总而言之是在一切方面的最贤明者。他们指点着金字塔、城池的废墟和宫殿遗迹等证明这一切。然而，我很愿意赞同这名神职学者对埃及人的溢美之词中的一大部分内容，赞同他于第506页中提出的观点，他在其中让人看到了埃及人从未到过中国。我们就看一看他是怎样诠释的：“那些非常了解埃及人脾气性格的人，都承认该国的人并不好战。你们已经看到其理由了。当该国产生其第一批武士——塞索斯特里斯时，它已在和平环境中生活了近十三个世纪。这样一来，尽管埃及用心良苦地蓄养了一支部队，你们也看到外国军队最后却消灭了其全部兵力，这是一个国家能发生的最大失误之一。能够维持残存十六个世纪，这已是一段相当长的持续期了。某些埃及人于此期间曾统治过底比斯，特别是萨巴昆等人。”他于此之前（第500页）还曾讲过，“埃及人对其国感到很满意，那里一切都很丰富，绝不会想到征战，但它却派出了移民群体（在那些与之和睦相处的毗邻地区，如在希腊）”。 我觉得，我们从所有这一切中都不可能得出一种结论，即埃及人远没有在中国繁衍人口， 而且对中国完全一无所知。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那位神职人员的学者怎会说，埃及人将其法律和礼仪传到了世界各地呢？他们为什么在自伏羲到尧帝之间流逝的时间内，不会将这一切传到中国呢？人们再也看不到比这一切更加不文明和更加野蛮的做法了。但是，正如我已经讲过的那样，埃及人应该是在此期间到达中国，否则他们到达中国的时间就太晚了，他们就会看到那里早就被人住满了。 在与德·谟主教先生有关的问题上，现在讲得已经够多了。我现在来谈另一位同样也以其广博的学识而非常著名的神职学者，我是讲于埃先生以及他的著作《古代人类贸易与航海史》中提出的问题。先生，您声称他将一种埃及起源归于了中国人，这部分是根据两种象形和世俗文字的吻合性，部分则是根据其语言的相似性才提出来的。先生，我为您寄去六小本中国的古文字书，以便您亲自将它们与埃及古文字进行比较，然后再亲自作出判断。我对此还要补充说明： 1．如果著名作家们在对待事件上比普通作家更为谨慎一些，那是由于他们以其名望及其权威的身份，而将其他许多自信是追随不败导师之辈引入歧途。这位精明的神职人员怎能证明中国人的起源及其语言与埃及人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呢？作为在这项内容中的称职仲裁者，他本应该至少具备这两种语言的基本知识，同时了解它们的文字和符号。对于他们的起源，我在已经讲过的内容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可供补充的内容了。 2．东京和科钦支那(当时越南分为两个政权统治，一为以东京（今河内）为首府的政权，一为以西都顺化为首府的政权。传教士称前者为东京，称后者为科钦支那。——中译注)确为中华帝国的组成省份。但并不像那位神职人员所断言的那样，日本却从未成为该帝国的一个省份，它也不是中华帝国的藩属。相反，过去出于一种对抗，日本曾派员要求中国纳贡。朝鲜也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但它向中国纳贡。过去很早之前，当中华帝国尚处于动乱之中时，朝鲜（高丽）人就曾作出过巨大努力，以摆脱中国人的统治。但他们最后却被迫归附中国人，因为朝鲜无法离开与中国的贸易。若无这种藩属关系，与中国的贸易便会遭禁。 3．我绝不赞成将中国本来就缺乏的才能强行归于他们，也不应吹捧他们的沿海诸省。这名神职人员未敢断言而带有疑问地指出，如果人们愿意相信中国人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已经将其帝国一直扩展到了好望角。我坚信这是荒谬的，在经典著作中找不到任何能支持此说的踪迹。他从来也未曾征引过任何证据，他很可能是根据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而表述的。但由于其中只有很少缺乏根据的错误，所以我认为可同意下述说法。第一批传教士们绕过了著名的好望角赶赴中国，他们发现了一个人称之为“大浪山”的地方。然而，从欧罗巴直到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好望角更堪配以此名相称了，人们最早称该角为“风浪角”或“海龙”，今称“好望角”。人们在汉文中称呼它时使用了“大浪山”一词。但他未考虑到，中国人也可以用此名称呼附近的某些地区，因为他们的船舶尚不能完全抵御沙洲上的风暴之狂怒程度。如果有一支中国船队冒险前往那里，那就不会有一只船能安全地从那里返回，以报告其他船只已遇海难的消息。 过去时代的中国小船或近海船并不比〖=Z（〗295今天的那些更坚实，甚至还远不如它们坚实。因为航海术就如同其他艺术一样，人们总是越来越得以改进。中国人总是喜欢从一块陆地平淡无奇地航行到另一块陆地，从不会在几天间于视野中失去大地。因为他们的大船也都属游艇类，吃水量很小。它们在大风大浪的天气，都要到海湾中去躲避，而我们的那些大船在那里会缺水并且不可避免地会沉没。但我们不应怀疑，中国人就这样前来巴达维亚、马六甲和暹罗等地时，也会遇到大海波涛汹涌的地方，或者是某些很难穿过的海角岬头。他们就会称这些地方为“大浪山”。欧洲人正是将此名运用到了好望角，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地方更适合此名。这是我个人的猜测，我于此提出它，以使之可能会具有某种价值。 对于霍尔木兹编年史的问题，其中声称人们在波斯湾见过多达四百艘中国船，在那里装卸大量的珍宝商品。我并不否认某些中国近海船能够一直驶向那里，但我更乐意从这一巨大数字四百中去掉一个零。为了装运中国需要的商品，也就是香料、丁香花蕾、肉豆蔻、胡椒、乳香、檀香木等，四十艘已经显得太多了。因为对于桂皮，人们对中国所产的桂皮已经感到满足了，虽然其质量远远低于锡兰桂皮。其余的所有产品，中国都大量拥有。如果中国人远航，那仅仅是为了输出而不是运白银之外的其他东西，这是到达广州的欧洲人通过经验而洞察到的事。如果说中国人有时也采购奇珍异物，那是当它们会使某位皇帝感兴趣的时候，而且也不可能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商品。对于印度树胶，中国的医生和外科大夫几乎从不使用，也不相信；在北京全年每人会用半片他们称之为“鸦片”的烟土，他们使用白色罂粟而取代之。 此外，于埃先生从未讲过，谁曾阅读过这部霍尔木兹编年史，也未讲这四百艘中国船大致在什么时间出现于波斯湾。如果大致是在公元8世纪中叶，也就是在唐代，那么这就证明了宋君荣神父曾在廿一史Nen-y-sse（中国史学家们的一部大丛书）中读到的内容。其中讲到哈里发的军队前来援助唐朝皇帝平叛，他们平息了这次叛乱。但这支军队中的一大部分却没有因他们的效力而获得良好的报酬，或者是不能通过与他们前来的同一条道路班师，于是便南下直达广州。他们包围了该城，并且或通过武力，或通过中国巡抚的出卖，夺取了该城，因为当时那里完全处于混乱之中。这支军队抢劫了全城，然后乘船经海路归国，从此人们再也未获得他们的消息。但宋君荣神父却补充说，这一切都将要求作一种更准确的研究，而且也要有充分的时间来这样做。 先生，我认为我已满足了你最近于信中向我提出的有关中国的大部分问题了，从一切表象来看，这是我最后一次有幸与您交谈了，我曾颇有收获并极为高兴地与您维持着交往。我年岁已高，病衰日益加剧，这一切都预示着死亡的临近。先生，我至少可以向您确保，我直到最后一口气，也会一如既往地对您表示尊重和感激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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