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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康熙皇帝的两位继承者中，再未出现这位大皇帝对于基督教所产生的那种同样的尊重。雍正刚刚登上宝座，就希望让分散在各省的所有传教士们都先撤到北京或广州，然后再撤到澳门。他立即下令拆毁传教士们的所有教堂，或者是将教堂转作他用。 今天当朝的乾隆皇帝将其严厉程度发展得更远。他下令仔细地搜捕所有那些于其父皇或在他统治下重返中国内地、在那里秘密而又颇有成效地工作的传教士们，传教士们志在培育原有的基督教会并建立新的基督会口。乾隆甚至还不满足于将《福音书》的传播者从中华帝国驱逐出去，而且还将其中的五人连同一名教经先生一并判处死刑。这几乎是在中国从未出现过的事端。他以一种公开判决而为我圣教制造了许多殉教者。 这次教案起源于福建省。人们应视之为这项教案的主要始作者，是该省的巡抚。这是一个对基督教怀有成见甚至是怒不可遏的人物。他从上任一开始，便不停地进行秘密搜查，以便揭露出在其省范围内，是否有基督徒和基督教法的传播者。无论其追捕当时比先前几次多么缓和，也无论拥有基督徒的城市之知府是否能有将爱好和平、最驯服和最准时纳税的部分居民置于受虐待的地位，我们可以肯定的则是，只有等到其任期结束，才会明白他要做的事情。 在1746年6月间，一个叫董继祖的人上表参奏福安市及附近村庄中的基督教会口，他向那里派去了一名范氏武官。当地的官吏们本身不大倾向于采取辟基督教的行动，但这名武官却一直向他们坚决要求，而且他本人也采取了许多行动，以至于他发现了与该基督教会有关的一切线索。他们让这位军官的师爷招供了，供出了某些基督徒，他们曾非常信任地把他们的一切宗教行动告诉了他，以期望他能接受基督教归化。他们还从另一位非信徒那里得到了口供。此人的婶母是优秀的基督徒，她怀着同样的希望，曾询问过这一切，甚至未向他掩饰传教士们的日常住处。后来，他们起草了口供，并通过福安城的知府而寄给了巡抚，而那位范氏官吏又前去向他亲口汇报。 起诉归结为七项要点： 1．天主教是由欧洲人布道，而欧洲人只能是在对抗皇帝钦命的情况下才能够这样做，并定居在中华帝国中；2。他们鼓动民众参加该宗教，而又送给信仰这种宗教的人各自两个苏，以期望获得天堂且畏惧地狱；3．人们在基督徒中选择那些最执著于宗教及其全部修持者，以使他们有资格成为各自率领五十多名基督徒的教经先生；4．基督徒们既不祭祖又不尊孔，但他们却对一个被称为耶稣的外国人百般敬拜；5．传教士们在基督徒中确立了每年两次前来向他们秘密承认自己的全部罪孽的惯例；6．基督徒少女和少妇们佯装从不穿丝绸服装，从不以鲜花和宝石装饰头部，在少女中有人永远放弃了结婚；7．如果在某些基督徒中的家中，有夹墙和适宜藏匿欧洲人隐身之地，这些人在由男女基督徒们专门建造的大厅中集会，送给他们一块面包吃、一点酒喝并为他们敷油。 以上实际上就是上呈巡抚的诉状，它们用于我们后来频繁出现的那些审问的基础，这些审讯是为了得到一项判决内容．人们还利用了对巫术的指控，这种巫术曾在中国被多次用来反对宗教的布道人。 巡抚很可能未曾及早收到这份供状，他又派范氏军官赴福安。此人将其兵勇分成三队，并对他们秘密地下达命令，命令他们向已经向他告发欧洲人隐身的地方出发。前两队被派往该城的两个区，共抓获十一名女基督徒，其中有一名已婚、两名是寡妇、八名是已发愿永久保持童贞的少女，从而形成了一个教团。他们还逮捕了五名基督徒，如果我们把一名已经背教的姘居者也称为基督徒的话。第三队被派往一个叫做穆洋的村庄，在路途中便抓获了两名基督徒，他们本来是为了向藏匿在该村庄中的五名传教士报告军队的这些动向的。这些传教士们全都属于圣·多明我会，原籍西班牙国，这就是莫里西卡夫特尔主教、白多禄、以及华若亚敬、费若望、施方济各、德方济各诸神父。 兵勇们于夜间11时到达村口，抓住了一名老翁，并命令他将他们带到基督徒们的府上。他们将这些基督徒们审视一番之后，又逮捕了三名男基督徒和一名女基督徒，这些人都居住在主教先生住宅的附近。吵闹声惊醒了这名高级神职人员，警示他到其他地方去避难。兵勇们进人了其房间，他们在那里发现了许多欧文书籍及其教堂的装饰物，但是，由于他们主要是想抓获主教本人，以及他们迁怒的其他传教士，所以范氏军官亲自赶往村庄，令人当场审问他们刚刚抓住的女基督徒。他审问她是否还保持着童贞，她回答说自己至今仍保持着童贞。他又补充说：“谁迫使您这样做呢?”她回答说：“我保持童贞完全是出于自愿，没有任何人强迫我这样做。”军官又问她：“您知道欧洲人在哪里吗?”她回答说：“我不知道。”军官于是便命令再次用力地将木棒夹于那名女基督徒手指之间，用巨力将它们拉紧，以施酷刑。这正是当地人对女子所施加的最严厉的酷刑。这名年仅十八岁的勇敢的童贞女叫马利亚，她对于为了教会受苦而感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欢乐，以至于使她喜形于色，并敢于触怒那个范氏军官。他对她大发脾气并以一种威胁性的口吻对她说：“您知道吗?我很乐意让人将您拷打致死。”马利亚回答说：“这是我的头颅，您可以自作主张地把它砍下来，这将是我最高的荣幸。”一名基督徒后来也遭到了拷打，却忍受了痛苦而未告发传教士们的藏身处。但天主却使其中的一名传教士被包围其藏身地的兵勇们抓获，这就是费若望神父。这名传教士通过后门外出，有人扑向了他并对他大加谩骂且拳脚相加。基督徒们闻风成群而至，企图把他解救出来。但那名传教士却禁止他们使用暴力，尽管他遭到了使其不堪忍受的残酷审问，以迫使他招供主教先生在哪里，他顽强地坚持拒绝公开承认。当晨曦开始出现时，有人下令将被认出是属于主教的一切东西都带到福安。他们也下令抬走费若望神父，由于严刑拷打而使他无力行走了。他们同时还将六名基督徒押往那里，其后又将他们投入该城的监狱中；八名女基督徒也被拘押在同一间房子中。至于费若望神父，知府把他藏在了自己家中，甚至希望由自己的仆人服侍他。 次日，这同一位知府和范氏军官传男女基督徒出庭受审。数人拒绝招供主教先生和传教士们的隐身处。此后轮到那位姘居的基督徒被审问时，他回答说他们始终居住在被囚禁者之一的苗寡妇家。毋需更多，这就足可以使衙门由此而下令残酷地拷打那个寡妇及另外九名基督徒。但他们的坚强毅力却使他们始终坚贞不渝，即使最粗暴的审问也无法从他们口中获得任何机密。最后，第十一名女犯人被为她准备的刑具桎梏吓坏了，于是招认了她所知道的一切．并且还补充说有人是通过纠缠不休和强迫才使她成为女基督徒的。那个军官绝不会使这种不忠诚的行为不受犒赏，从一匹丝绸上剪下几片布便是其奖赏，然后令人用轿子抬她回家。这场一直持续到深夜的过堂的剩余时间，都被用于拷打。范氏军官于此间表现得如此残暴，以至于当时在场的异教徒与知府本人也无法抑制自己泪流满面，两名审判官都不讲话了。该城的知府对军官说，他以野蛮人的行为拷打无辜者。那名军官因巡抚的保护而傲慢，竟敢于指责知府。尽管知府的级别要比他高，但此人在行使其权力所属的职责时，却很软弱。 夜间，缉捕又开始了。他们开始审问六名女基督徒，她们都勇敢地忍受着这一切，不肯暴露任何秘密。但一名女仆被刑罚的拷打吓坏了，向兵勇们许诺将向他们交出两名欧洲人。她然后将他们带到两名传教士在地板间藏身的地方。这就是德方济各和施方济各神父。一旦这些神父们被发现，他们就必将为天主作出牺牲了。但他们也并不希望忽略采取保护处于绝境中的传教区人员的手段，因为本传教区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们的存在。所以他们送上了金钱，兵勇们开始时接受了，却不敢留下来，转交给了范氏军官。对于那名军官来说，抓获两名传教士则是一种野蛮的欢乐。他追问两名传教士，主教到底在哪里，传教士们对此回答说，他们一无所知。因此，军官打了德方济各神父几个耳光，对施方济各神父动大刑拷问。下面就是打这些耳光的残酷方式：受害者双膝跪地，一名官吏置身于其背后，一只膝盖着地，军官又通过头发而抓住了他的头颅，然后再将头转向保持站立的另一只膝盖，从而使受害者的双颊之一呈平行状。官吏的另一名衙役手执一种酷似鞋底的刑具，系用四根皮条缝在一起，轮圆双臂而在此人面颊上抽打，打耳光的次数要根据那名官吏下达的命令而定。仅仅抽打一下便足可以使人失去知觉，正如许多曾经遭受过这种殴打的人所证明的那样。受刑人的牙齿也经常因此而被打碎在口中，头颅肿得令人惨不忍睹。如果要打耳光的数目很大，那就在两颊间分配。范氏军官狂怒到了极点，他驱使其衙役们这样做，鼓动他们不要饶恕任何人，他甚至由此而使异教徒们也产生了同样的威慑。两名具有一定威望的非信徒被拳脚暴打一通，因为有人曾企图强迫他们揭发他们一无所知的欧洲人，官吏们把他们作为囚犯而逮捕，又过了数日之后才释放他们。 然而，曾为主教先生提供了一个新避难所的那位基督徒，惴惴不安地看到了为挖出传教士们而做的一切辛劳。他对自己长期使主教保持隐避感到了失望，于是便向主教陈述，主教使他本人及其全家遭到了危险。他于是便请教主教考虑，基督徒们由于他的缘故，该要承担多大的苦难啊!特别是此人的一个邻居高安布鲁瓦斯已经四次遭拷打，失去了家资财产以及他本人与家庭的人身自由。主教回答他说：“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来到了这里，我们作为传教士而做的一切，难道我们不是为了你们或我们的利益吗?如果我们造成了一种使你们忍受所遭到的无辜苦难的局面，难道我们不是已准备好与你们分担忧患吗?但您将会得到满足。”主教讲了这样一番话后，便从这幢房子中走了出来，前去藏身于一片不太遥远的园林中，他在那里过夜，仅以其扇子(我们知道中国的每个人都携带一把扇子)掩面。始终处于戒备中的兵勇们不失时机地前来搜捕他。虽然他们两次从其身边经过，却未能发现他。翌日，人们又有以各种祈祷和恳求，重新要求主教先生返回他刚离一夜的那个藏身处。但房主却断然拒绝他进入。那名勇敢的主教打定了不再藏身的主意，自己去到村庄中间抛头露面，并且很快便于 经过这场事件之后，法官们便毫不迟疑地着手全面审讯了。他们传所有囚犯出庭，首先审讯一名叫做德肋撒的女基督 徒。有人问她：“谁劝您保持童贞?”她回答说：“是我自己劝我保 童贞。”有人接着又审问她：“你们伺候欧罗巴人并供他们寻欢作乐者，共有几人?”德肋撤回答说：“你们对他们行为的无耻想法已使人清楚地看到，你们对他们丝毫不了解。你们应该知道，我非常厌恶地听到了你们强加给我的有辱名誉的行为。”一旦当她作出这种答复范氏军官便下令拷打德肋撒。他们后来又审问其同伴，她们所有人都回答说，没有任何人阻止她们选择婚姻状况，但她们更偏爱贞节婚姻，正是受德肋撒的启发，她们才作出了这种道德行为。德肋撒接着说：“是啊!是我提出了这种建议。如果这其中有什么罪行的话，我应该独自为此而受苦，恢复她们所有人的自由吧。” 知府于是便转向传教士们，询问费若望神父为什么来华。神父回答说：“这是为了宣讲基督教。”他就此问题而解释了天主的十诫。范氏军官就囚犯问题而向他提出了许多羞于出口的问题。神父告诉他说，此类只能由撒旦的使者提出的问题不值得予以答复。军官接着又转 当他们到达省府时，巡抚很不耐烦来仔细地研究他们的案情，当场便下令于晚上6—7点钟时传他们出庭，并且一直在那里将他们拘留到子夜，基本上是重复已在福安审问过他们的同样的问题。特别是他对每个人均作审讯记录，他审问主教先生是根据谁的命令入华的，他是否以金钱鼓动中国人成为基督徒。主教回答说，教皇为传播基督教而派遣他人华。他又补充说：“有关用金钱鼓动中国人信仰基督教的问题，我从未曾这样做过。从欧洲每年都寄来维持我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我再不需要任何更多的东西了。我对那些希望听我的话和受归化成为基督徒的人之施教方式，是向他们指出我宣讲的宗教之优越性。我只是简单而不耍手腕地这样做，我不欺骗任何人，只为那些心甘情愿的人施洗。这甚至尚需要他们反复诚恳请求，此乃了解我圣教者必不可少的做法。中国坚持排斥这种宗教，那是由于它不了解这种宗教。但中国是徒劳无益地抵抗，它总有一天必然会接受它。那些遵照该圣教教法而生活的人，于他们死后将会享受一种永福；那些可能会顽固地拒绝服从教法的人，就不可避免地会堕入火与苦的深渊中，便不会再有那种对正义的补偿结果了。此外，世界上的尊贵级别和最高的官衔都无法使任何人避免这种地狱。大人，您本人以您的权力和地位的荣耀，才使您高升得远远超过了其他大部分人。您需要为所有的人都受到威胁的极端灾难感到担心，但您只能在感谢宗教真谛和追随圣教时，才可以避免灾难。”这种无愧于一名使徒的虔诚的宣讲，必然会毫不迟延地赢得了巡抚惨无人道地打神圣主教的二十五个耳光。继此之后，他便命令将三批耶稣基督的听告解神工的神父们，分散关押在该城的不同监狱中。这一切仅在夜里剩余的时间内，被艰难地执行了。 两天之后，又有另外九名男基督徒和五名女基督徒到达福安。 主审官后来在看到基督徒们的双手被拷打得令人惨不忍睹的伤痕，便多次向基督徒们表现出了其慈悲。他们主要是向曾被两次过堂的最年轻的女子讲话。他们询问她：“谁如此残酷地虐待了您?”她回答说：“这是奉范氏军官的命令，我们所有人才遭到了审问。”法官又问她：“您为什么头上不戴任何装饰，诸如鲜花、宝石或珍珠?”她反驳说：“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种虚荣而已。我圣教教会了我们鄙视这一切实在不值一提。” 那位军官在他下达指令中，曾指控传教士们不知廉耻和使用巫术。这种令人难以容忍的诬词的惟一基础，便是在他们的衣物中发现了几种药，特别是费若望神父寄存在一名基督徒府上的一箱遗骸。那名军官首先声称，传教-士屠杀儿童，并从其头颅中汲取了能使女性同意最无耻性欲的过滤物；其次，他们又指控说，使用西药会影响其医治效果。就这两项指控受到审问的传教士们都回答说，它们二者均大错而特错了，尤其第一项指控则更为荒谬。但法官们指出： “这箱遗骸又是什么呢?如果你们不是用它来施行某种巫术，那又是干什么用的呢?”传教士们回答说：“这都是我们的那些具有特殊道德的先贤们的遗骸。他们都是在前朝被一帮盗贼杀害的。我们本希望能够把它们送回欧洲，送回死者的祖国，也就是我们的国家。但自从搜集到这些遗骸的基督徒将其交到我们手中之后，我们尚未找到方 便的机会。”根据这种证词，主审宫们希望查验盛遗骸的箱子。他们于是便前往城外，骸骨于那里由兵勇保护。与法官们同行的还有一些仵作，其职业在中国是尸检。他们发现这些遗骸已几乎化为尘埃了。当时在场的范氏军官自以为是地认为，这是一种说明它是幼童遗骸的标志。仵作们相反却指出，一看到它们，人们就不能认为它们是别的什么东西，只能是属于一个至少已逝世一个世纪的死尸。当人们由于尸检而找到一个相当完整得可以测量的椎骨关节时，主审法官们便不知所措了。其高度为中国市尺制的5.5寸，由此便可以推断出，遗骸是一个成人的。事实很明显，由于范氏军官仍坚持认为，这是婴儿的遗骸，所以法官们便对他作出了尖锐的指责，责备他存心不良且愚昧无知。他们补充说：“我们应遵守法律，其中标明了对死尸遗骸的测量。它们规定了我们在这类验证时应采取的程序。否则，我们将会违法，我们将会成为上天对我们的子孙惩罚之罪行的罪人。您按自己的意思去呈报吧!这是您的事。至于我们，我们将完成自己的职责，愿意公平判决。”他们接着又宣布说，现在是起草验证文书和结案的时候了，但每个人都必须于其中画押或钤记，以预防任何冤狱。该军官抗议说，他不做其中的任何事，也不会签署审判记录。但主审官们却强迫他一次一次地做完了这一切，他们将文件上呈给该处的司狱官。司狱官批准了这一切，同时呈上的还有他们的审判程序及判决词，其中宣布说传教士们一律无罪。 至于范氏军官，他要前去向巡抚参奏主审法官们受到了金钱贿赂。他对巡抚说，基督徒们携巨款从福安前来，他们向衙门中广加散财，兵勇、师爷和几乎司狱的所有官吏都收受贿赂。根据这种虽然毫无证据的参奏，巡抚撤销了所有的审判程序，他征调了其他地方的知府来取代现任者，又从附近城市传来了其他基督徒，特别是由于指认出了传教士们的住址并作为背教者，而收到范氏军官大量犒赏的那名女基督徒。这名女基督徒已对她的背教表现出了后悔，于是便表示要收回前言，控告军官过去曾秘密地劝她这样做，并以各种手段而促使她这样做。巡抚立即囚禁了不久前自福安前来的基督教徒以及留宿他们的店掌柜。他同时还下令逮捕那些每年都为传教士们将年金从广东运往福建的商贾们、自福安前来以救助被囚禁者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已被查证清楚，他们曾给了兵勇们贿赂钱，以使教法信仰者们获得某些减缓。兵卒们被解除了职务，并被判处戴枷两个月。最后，一切都遂了范氏军官的心愿。信徒们甚至是异教徒们都随他一时兴致，而遭到了虐待。他让一部分人披枷戴锁，又判处其他人杖刑，或者是被戴着锁链而返回家中。他命令六名基督徒崇拜一尊偶像，其中的五个人顽强地拒绝这样做，他们又根据范氏军官的命令而各自被打四十棍，第六位却大逆不道地懦弱到惟命是从的程度。 一旦当新的审判宫到任，他们便开始新的审讯。他们没完没了地重复这些问题，以期望能找到某种暴动叛乱的、不知廉耻的或巫术魔法的证据。首先是施方济各神父，其后是德肋撒，都遭受了拷打。却无法从他们口中得到能够导致对他们作出有罪判决的任何口供。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传教士们从过堂处回到牢房时，脸庞面颊都因打耳光而肿胀和伤痕累累。德方济各神父皮肤肿起，整个脸部都鲜血淋淋。主教先生一共挨打九十五拳，而且也丝毫未照顾其高龄。 除了打耳光之外，费若望和华若亚敬神父还挨了一通杖笞，施方济各神父被杖笞两次且遭受另外一两次脚刑。然而，巡抚催促司狱吏作出判决，他已开始提醒其故意拖延的期限已到了。这些人对于无法找到一种符合自己心愿的判决备感失望和惭愧，最终决定重新开始诉讼程序。这一次，这些程序导致判处传教士及某些基督徒们流放，其他男女基督徒们被判刑稍轻缓了一些。 这些司狱的法官们的棘手之处，并非是使他们那天生正直的性格与要求他们作出的判决相吻合。他们所有人都决心为讨好巡抚而牺牲公正，至少是出于对巡抚愤怒情绪的威慑。但他们在判决中还保持了一种形式，并且还在判决中操纵法律，将判决的严厉性推进到了最苛刻的刑罚。这就是他们为了对其于1746年1 1月初作出的判决提供论据而如此行事的，他们是以巡抚的名义这样做的，巡抚希望以下述方式呈奏皇帝： 福建巡抚周学健的诉讼案 惩罚伯多禄(这是主教先生的汉名)和其他定居在福安县并在那里传播一种倾向于骚乱民心的荒谬教法的人之诉状。 白多禄、华敬志、黄敬贵和费若用全是欧洲人。他们于数年前到达澳门，其目的是前来向中国传播所谓的天主教。该洋教之教宗叫本笃，正是他派遣他们来华，由于他们属于其司法管辖权之下。他每年都向他们送来一定数目的金钱，以他们的津贴名义发放，以使他们能完成其布道人的职务。这笔钱首先寄到了马尼拉，然后再寄到澳门，交到某一位明安玉神父手中，他负责为他们保管。康熙五十五年(1751年)，白多禄偷偷潜入福安县。民间高惠仁之父高玉广属于该教，留宿他于自家中。雍正元年(1722年)，这位白多禄把一位叫做华敬志的人召到了福安府，此人定居在高惠仁家。 同一年，闽浙满总督(满保)已向皇帝呈奏折，要求从中国所有省份驱逐欧洲人带来的一切，禁止他们传播其宗教。该奏折已获恩准并在所有部院衙门备案。白多禄曾于雍正二年被迫返回广东省。但华敬志却一如既往地保持藏身于高惠仁家中。雍正五年(1726年)，白多禄已经返回，并且将费若用秘密地召回福安，后者在秀才陈秀和王无先家中受到了接见。乾隆(当朝皇帝)三年，白多禄也把黄敬贵召到了福安。同一年，高玉广逝世，其子高惠仁继续将上文提到的白多禄留在家中，而黄敬贵则返回了陈崇怀的家中。他们每个人都建立了一座教堂，并于教堂中宣扬其珍贵的教理、向那些接受其宗教的人之额头涂圣油，并分给他们某些面饼吃、某些葡萄酒喝。他们强迫这些人焚烧其先祖灵牌，抛弃这些灵牌，甚至直到不再承认对于上司或长辈的合法服从为止。这一切都做得如此顽固，以至于死亡本身也无法改变它们。那些欧洲人非常巧妙地成功诱导这些人，直至使之变得失去理智为止。他们让这些人理解，所有那些追随其宗教的人，死后都会升天。在此后的时间内，当这个可见世界毁灭时，信徒们将会全部成功地由此而获得新生。他们在这些教堂中，让男女混居一处，其人数可多达数千名。每个基督徒都取一个外国人的名字(这是指受洗的教名)，然后登录在册。在这些集会期间，要分发金钱，从而吸引了大批民众。那些选择了这种宗教的少女们便永不结婚，自称是发愿童贞女。伯多禄和其他人每年都经常编写他们鼓动成为基督徒的人员名单，有意地赞扬那些现已去世的平民，如冯正兴)和廖长水以及其他人。他们将该人名表带到澳门，从那里寄到马尼拉，再从马尼拉寄给他们在欧洲的教宗。同一批信使们还为他们将来自欧洲的年金送到福安，他们是从其居住在澳门的长上们手中获得这一切的。这些钱用于他们的日常需要与衣食。这个伯多禄和其他人都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宗教已遭禁。如果他们仍保持其欧式服装，那么就不能相当自由地来回走动，要尽他们最大可能地秘密离开澳门，即在让人剃头以使其头发适应中国方式，再学会官话，以便经过如此化装之后，他们能避开追捕，安全可靠地到达福安，以在那里传播其宗教。文人和平民都变得如此迷恋这些布道人，以至于所有人都惟恐落后地争相邀请他们，竞相在家中接待他们，甚至是争夺为他们秘密建造教堂的荣誉。 由于大部分基督徒都拥有远离街道的住宅，所以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在那里藏匿这些传教士，一直最后到乾隆十一年四月间，福宁府的宫继祖前来向我报告了所有这些混乱。我可以通过新的信息而查清这些事实真相，于是便向范国清和吕朝汉发出了一道密令，让他们首先前往福安抓捕白多禄和其他罪犯，同时还没收了所有舶来品，如书籍、圣像、装饰物和家具；把他们押解到京师，以在那里不停地受审。这一切都被依令而行了。 我把他们传到了面前，经过对他们做了一番秘密审讯之后，使他们亲口招供了上述所有罪行。因此，我研究了雍正元年由时任浙闽巡抚的满保向皇帝的上表，以要求西洋人那迷信的教法受禁。我同时阅读了刑部根据它奉命对呈文进行研究所作出的判决。然而，这条判决涉及到，如果将来还出现有共同诵经的聚会，或者是做了其他犯法行为，那就要对罪犯进行起诉。朝廷批准了这项判决，并在整个中华帝国公布，人们非常珍惜地将它收藏在公共档案中。 然而，白多禄曾被宫中的一道公开命令驱逐，现在却竟敢将四名欧洲人召到了福建，也就是华敬志及其他人，以在那里作基督教布道。但他本人却是经化装而返回的，以便能够藏身于福安县。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扰乱人心。这件事发展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于所有那些接受了其宗教归化的人，无论是文人还是平民，都再也不想离开他了。人们用来使他们发生变化的某些办法，那些被他们扰乱人心者的数目如此之大，以至于无论人们转到该县的哪个方向，再也看不到除了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了。更有甚者，甚至连衙门中的人和兵勇，也都忠于他们。在这些欧洲人被捕期间，当人们把他们披枷戴镣地押解到京师时，大家发现有数千人前来迎接他们，并以充作他们随行队伍中的一员而感到无限荣幸，许多人都倚在其囚车的车辕上，以眼泪而向他们表达自己陷入了深切的痛苦之中；许多少女和妇女都跪在他们经过的道路上，向他们奉献各种清凉饮料。最后,所有人都希望触摸他们的衣服并发出高声吼叫，以至于附近山区也能感到其回声。一名叫做真秀的秀才竟然厚颜无耻到成为这群人的首领，他为了鼓动他们，竟讲过下面这样一通言论：“你们是为了天主才受苦，死亡本身却不能动摇你们。”其鼓动在这些人的思想中产生了某种作用。尽管在审判时严加拷问，并具有威胁性的恐怖。但所有人都一致回答说：“我们决心勇敢地坚持，我们永远不会改变宗教。” 在这些罪犯中，有人使他们的住宅变成了那些西洋乱党们的隐蔽地。传教士们具有赢得人心的天才，因为他们很久以来便利用了一大批人的轻信，而又未为我们留下任何能使这些人醒悟的希望。此外，他们使所有那些加入其宗教的人都取了一个外国名字。他们每年都编写准确的人名清单，然后再寄到他们各自的国家，以便被纳入到本国居民的案卷中。 由于所有这些特征，所以谁会不承认叛乱思想呢?他藏匿得越深，便越会有害。然而，某些非常奇怪的想法最终浮出了水面，对于肇事者不能采取任何宽容。为了根绝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灾难性后果，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法律判决了伯多禄斩刑，而又未等待正常的行刑时间。对于高惠仁，我们在正常时间内把他处以绞刑。某些基督徒可能仅仅被判处于脸上刺金印，还有些被判以一定数目的杖笞，一切均依罪叛处。那些希望以金钱赎杖笞的人，也可以这样做。 这就是福建巡抚周学健呈奏朝廷的判决书，他在前面附有上表以及他在中国根除基督教的方案。如果说在整个案件中，他仅仅是根据我神圣教法的个人仇恨而行事的话，那么他应该还提出过许多非常紧迫的劝告，以促使皇帝(无论他多么冷静)将反洋教教案扩大到整个帝国。但是，正如我们有理由相信的那样，皇帝在这方面已成为其中的工具，我们对于他最终使教案全面化也不会感到惊讶了。 无论如何，基本上就是在我们刚才提到的判决流传于福建省的背景下，皇帝又向所有总督和各省巡抚密诏，命令做出一切必要的努力，以揭露在他们的地区是否有西洋人，或者是否有宣扬一种叫做“天主教”的宗教的其他人，并且将那些对依例忽略的所有下级官吏都贬级，以摧毁被称为“邪教”的教派，因此，在十五个省内，一切都动员起来了。 皇帝的敕命则根据总督和巡抚们向其下级的解释，而在不同程度上被忠实地执行了。在许多地方，都有人被囚禁且分别判处拷打或杖笞的刑罚。在其他地方有人抢劫了基督徒们的住宅并破坏了他们的家庭。偶像崇拜者们的惶恐在属于宗教的一切问题上都爆发了：圣像、十字架、念珠、蜡烛、教堂装饰物、圣骨盒、圣牌，一切均被大火焚毁，没有任何东西能逃过他们那亵渎宗教的警觉。甚至连论述我圣教和直到现在尚有幸免遭受难的中文书籍，同样也被判作火刑。大部分教堂都被彻底摧毁。当真正的崇拜者看到被暴力夺去了其动人的虔诚，那该是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啊!他们曾竭尽自己的全部能力来掩藏或保护它们，但教难的打击几乎到处都落到了他们自身。 在那些被传到衙门的人中，在所有的基督徒中，有的人表现出了其坚定而又不可动摇的信仰，甚至往往会出现那些最近才受这种宗教归化的人，都以他在动乱中宣扬其恒心而受人崇拜。虔诚心促使其中的某些人自己前去见官，以寻找机会为信仰而受苦。特别是山东的两名基督徒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绝未受到过追捕。他们前去寻找官吏，一手执耶稣受难十字架，另一手执一幅圣像。他们对官吏说：“根据这些标识，您是否能看出我们与那些您下令审讯、杖笞和投入牢狱的人，纯属于同一种宗教的信徒呢?我们像他们一样是罪犯，也要求如同所有人一样，应该受同样的惩罚。”我们应该知道，民众对于其官吏们的尊重，或者更应该说是他们对他的畏惧，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才可以完全理解这种行为的全部英雄意识。官吏放任自己，直到亲自从手执带耶稣受难像十字架的信徒手中将它夺走，并且还打了他几个耳光。 但我们必须承认，远非是所有人都对他们宣扬的圣教表现出了同样的执著和虔诚。我们以一种极大的痛苦获知，在各地有许多人都有失体面地否认自己是基督徒。甚至在某些基督教会口中,大部分人都签署了由当地官吏们起草的背教文书。传教士向我们写道，心灵上的痛苦和双眼中的泪水、他们羔羊群中的大部分人，有时甚至是那些著名基督徒，都背叛了他们的虔诚和热忱，而他们本来对这些人的这一切最为看重。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很难找到为摆脱追捕的避难地。那些决心公开表明其信仰的基督徒们，却无法将他们留在自己家中，因为这会使自己要面临丧失一切的明显危险。还有数位传教士对一切都感到了灰心，于是便决定乘船在湖泊与江河上游弋，其他人也面临着赴澳门旅途的前景。在这些传教士中，便有法国耶稣会士卜嘉神父。我发现这名七十岁的老翁向这里走来。天主的天意帮助他完成了近300法里的旅行，天意也使他在夜间到达澳门，以便摆脱中国人的哨所，运载他的一只小船撞上了暗礁。他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于黑夜中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小山。他于天亮时派其艄公非常秘密地来找我们，以索求其西服。这名尊敬的传教士在长年间已被累垮了，只想也只要求返回中国内地。按照他的说法，这是手拿武器地去寻死。 在他到达之后不久，埃克里纳的主教和人华宗座代牧主教一一法国人马蒂亚先生也来了，当教难尚未迫使他走出家门时，其身体状况已经被危险地伤害了，从而再不允许他再于那里居住了。这位称职的主教在全面反洋教事件爆发之前不久，六十便被发现了。他因信仰耶稣基督教法而被传唤到一个法庭并遭到了粗暴拷打。他的遁世行为很快又由韦达蒙先生步其后尘，他发现自己已被其所有基督徒抛弃，这是由他仅在一年期间培养出来的新信徒。他当时即将被中国的衙役们发现。他仅仅是在天主天意的明显行为的保护下才得以逃脱。天主在他本来没有任何希望得到保佑的地点与时间中，为他提供了指导。继他之后，几乎又是同时出现了两名多明我会士，两名均为意大利人，其一为老弗尼，另一人为马巧尼。后者躲藏在曾为法国耶稣会士杨若望神父充作隐身地的场所。但一次出乎预料的事故，却很快就迫使他从那里走出来，接着便到达澳门。 这两名传教士于一天晚上就传教区的处境作了商议，即当他们进入了一条借助于邻居失火之机会，而发出阵阵恐怖喊叫声的大街的时候，才作出如此协商的。在类似的情况下，他们所在的房子就必然很快就会受到搜查。他们感到了危险，于是便尽快退避到了一名基督徒的家中，那里距火灾现场稍远一些。他们立即决定随身将圣瓶带走，将他们能带走的小教堂中的一切装饰物也都统统携走。他们在夜幕的掩护下顺利到达那里，未被任何人看到。但当火灾被扑灭后他们希望返回时，却碰到了一名官吏，他借助火把的光亮而辨认出了他们是西洋人。他下令逮捕杨若望神父不会有任何困难，因为该神父已由于数月的疾病折磨而变得弱不禁风了。这位多明我会神父逃走了，以至于兵勇们永远再也不会抓获他了。经过奔走了数条夕街道之后，由于神父再也听不到追捕他的任何人的声音了，于是便停留下来，但却不知道如何才能在天亮前出城。他躲在一个角落里，以在那里略作一番休息。 这次休息很快就被搅乱了。一群兵勇发现了神父，前来近前仔细审视。他于是便假装入睡了，尽可能多地将其面庞掩饰起来。人们对他进行了搜查，找到了念珠。由于任何人都不能说清楚这是什么东西，所以便对他作了审讯。但该神父由于害怕其口音使他暴露，仅以身体的扭动来作回答，正如一个正受折磨的病人所做的那样。然而，一名兵勇想像到了，念珠是他属于一个叫做“白莲教”的教派之标志。另一兵勇却回答说：“不!他应该是一名基督徒。我在某些基督徒们身上见过这种类似的饰物。”第三个人说：“他应该是受到了剧烈腹痛的折磨，我们应该把他送到一名居住在附近地区的基督徒家中。”这种看法被接受了。兵卒们对于杨若望神父曾被囚一事，一无所知，竟屈尊地将传教士送到了一名基督徒家中，并对他说：“瞧!这就是贵教中的一名正受病痛折磨的人，请费心减轻他的痛苦吧。” 曾逮捕过杨若望神父的官吏，对他也给予了许多照顾。如果他不知道这是一名传教士，而仅将此人视为一名番夷商人，那么他就仅满足于下令让衙门的一名衙役将此人押解到澳门。为了确认神父已经到达了澳门，他还必须在返回时，带回最接近澳门官吏的回复。非常不幸，该官吏正是香山县知县，再没有比此人更不赞成基督教的人了。他将神父传到了大堂，在让他于数小时饱受小民之诅咒性谩骂．后，又指控他不敬父母、挖去死人的眼珠、溺死幼童以将其头颅作巫术用。某些人揪扯他的头发和胡须，使他受尽了各种凌辱。 那名官吏最后坐到了大堂上，下令准备审讯的刑具，令人用鞭子将他打倒在地，以示公开惩罚罪犯。继此之后，他又使用了大量时间。口吐大量谩骂和亵渎的胡言乱语。这是中国的习惯，即官吏们尽量以嘲笑与指控而使被告头脑发昏。他们甚至命令兵勇们发出阵阵吼叫，或者说得更清楚一些，是让兵勇们在被告耳朵边大声狂吼。他们希望以这种方法而赢得权威，那名官吏问：“难道您确实坚信不被识破吗?您是一名来此传播基督教的欧洲人。”杨若望神父回答说：“这是千真万确的。”然而，那名官吏继续说：“您让人崇拜的那个天主到底是什么东西?”神父回答：“这是天地的造物主。”那名官吏又接着说：“啊!不幸的家伙，难道天和地是创造的吗?”衙役们又打了神父十个耳光。经过这次残酷的行刑之后。官吏取来一支毛笔并书写了两个汉文方块字，它们意指“耶稣”的圣名。他然后又将此送给杨若望神父看，询问神父这是什么字。神父回答说，这是神圣三位一体中第二个人的名字，他为拯救我们才成为人。官吏暴跳如雷地吼道：“再打十个耳光。”从而使这位可敬的传教士获得了为耶稣的圣名而直接地以一种独特方式受苦的荣耀。经过其他询问和答复之后那名官吏又令人打神父十个耳光，使其面颊令人毛骨悚然地肿了起来。其面部皮肤在多处突了起来，血液在十五天期间始终在外渗和凝结，正如我对此亲眼目睹的那样。该官吏接着又决定毫不拖延地把神父遣往澳门，并告诉他说，自己将对他免除审问和杖笞。他可能已经理解到，该传教士病情严重，由于遭拷打的野蛮方式，再加上由于250法里旅行而严重恶化的肺痨，当我们于封斋期之际见到杨德望神父时，他已病得很厉害了。然而，由于精心的照顾，我们还使这位尊敬的精修圣人又延长了近两个月的生命。 如果我们不将他们视为受真福品者，住在我们传教区中间的一位保护人，那么他将会以其道德、热忱和顶级天才而使我们深感遗憾。他该以多大的毅力忍受其疾病的折磨啊!可是他又从来不想让人听到他谈论他为使自己痊愈而发的任何愿望。他该是以多大的兴趣让人每天数次阅读耶稣基督受难书，以及其他那些论述准备死亡的著作啊!他该是怀着什么样的强烈信仰完成最后圣事啊!在重复其发愿之后，又完成了其对圣母效力的祝圣仪式，以及他心身完全服从了有关中国礼仪的最新教皇敕命。他该是以什么样的平静和什么样的欢乐，看到了其最后时刻的来临，而这种时刻与对于所有临终祈祷的充分认识相吻合。他感到的惟一痛苦是要思考他对此将会毫无感觉。他对我说：“难道没有幻想吗?我已接近于死亡，并不感到任何害怕了。”他极力以其最圆满的道德行为,以其最纯洁的爱，而每时每刻都完成每种活动。最后， 我们亲眼看到来到该城的另一位传教士，则是方济各会的阿波米奥神父，意大利国籍。在他于监狱中拖延了十一个月之后，又被带到了这里，并被交给了该城的司库手中，让司库承担对他的职责。 这名虔诚的传教士于1746年复活节的主日，在山西省被捕。兵勇们以耳光虐待他，抢劫其家具，并粗暴地殴打其仆人，以至于使该仆人于不多几日内便死亡了。令人囚禁神父的官吏首先夺占了其物品，后来又在上司面前控告神父组织集会。但当他获悉传教士也想就其仆人的死亡及对抢劫属于其自己的一切东西而提出上诉时，害怕失去其官位。该官吏于是立即赶往关押神父的监狱，请求神父原谅过去发生的一切，将全部错误都一股脑儿地归咎于兵卒，并许诺一旦当他收到上司的答复后，便将完全恢复神父的自由。他甚至还补充说，根据他的陈述，这种答复将并不失为有利。 然而，有司衙门却希望更广泛地了解这场诉讼，他们下令传囚犯到庭。该官吏于是便被迫将他解到了他们那里，亲自紧随他而去，以请求他对这一切给予原谅，在出庭之前不要再挑起任何恶性事件，并许诺将退还神父的全部物品，而且他们此后将善待神父，并强烈鼓动释放神父。阿波米奥神父并未很注重官吏的这些充满私利的许诺，但毕竟也被说服了，因为他不想从官吏那里受到他认为可能会不利于宗教的报复。但该官吏远没有恪守诺言，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地掩饰他所害怕的指控，构思了一种于牢狱中秘密杀害神父的罪恶意图，并且还派遣一名兵卒去用湿纸窒息神父。如果不是一个被判处终身囚禁的犯罪分子的重要帮助，那么官吏的计划本来就会实现，因为这个人从传教士身上发现了熟悉真宗那无可比拟的好处。当此人获悉官吏的密令后，于是便设法告知那位官吏说，如果神父死在狱中，那么他就会将此事写信告诉他一个在朝中很有权势的亲戚。该官吏非常愤怒地看到自己已被暴露，再无其他手段向官府隐瞒他所做的一切和他刚刚干的事了，只有非常严密地看紧囚犯，以使他们与外部不能有任何沟通。因此，他令人于牢房门口建造了一堵新墙，并且将囚徒们用锁链绑在一个相当狭窄的囚室之间对面的两堵墙上，从而使他们既不能站立，又不能坐下，甚至无法转动身体。牢房给予他们的惟一宽容，便是每天解开锁链两个小时。一种如此严厉的惩罚一直持续了一个半月。在此期间，囚犯们(包括阿波尔米奥神父归化和授洗的五人在内)都不停地祈求天主降福并唱赞美天主的颂歌。他们所有人都祝愿自己在苦难中死亡，为了获取永久报赏，他们已经学会了利用这一切。 尽管为阻止基督徒们接近监狱而采取了一切防范措施，还是有几名基督徒跳过了院墙，并通过一个小窗户而向传教士投食。他们仍然根据官吏的命令而被捉住并受到了严厉惩罚。官吏们对于中国人向一个外国人表示出的如此奇特的情感，可能会相当惊讶。最后，上级官吏们决定，该传教士将由两名兵丁押解而遣返澳门。该教士在途中，没有一天会忽略布道。由于他的中国话讲得很好，所以多名官吏都想听他的高论，并请他与他们共餐。他不止一次地把夜间的大部分时间用于与异教徒文人们的讨论，或者是在与民众的交谈中度过。某些人曾答应他要研究基督教。返程路上虐待他的惟一官吏便是香山县的知县。我圣教的这位敌人为了在神父身上显示出他敌视基督教的仇恨，正如他过去在杨若望神父身上所做的那样，下令共打了神父三十二个耳光，并对他两次动刑。下面就是他们在过堂时的部分谈话内容。官吏对他说：“你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神父说：“我是欧洲人。”官吏说：“这就不对了，你应像我一样是中国人。我在湖广认识你的母亲，我侮辱了她。来人打这个不识其祖国的扯谎之徒十个耳光。”打过耳光之后，官吏接着又发话了：“告诉我，你信仰什么宗教?”神父回答说：“我崇拜天主。”官吏说：“难道有一尊天主吗?根本没有。你也不知道你与你的天主讲什么。”神父反驳说：“难道在一个家庭中，没有一家之长吗?在一个帝国中，没有一个皇帝吗?在一个衙门中，没有一个主持它的官吏吗?”那名官吏根据这些答复，便下令动刑，并两次审讯这名勇敢的精修教士，他自数周以来就已经病了。 法国耶稣会士纽若翰也来到了澳门。教难确实不是他隐避起来的主要原因。这名虔诚的传教士染上了一种常见病，他创建湖广基督教会口，摧毁了他的健康。湖广地区现在已成了一个信徒人数最多和最虔诚的教团之一，但神父已经根本无法继续其布道工作了。此外，他还发现自己被迫以总会长的身份，去料理我们传教区的工作。现在本传教区正处于一个不利时期，它完全处于痛苦的挣扎和受教难的蹂躏之中，并使它于同一年遭到了其数位优秀成员的损失。因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死亡夺去了我们总会长赫苍璧神父；其继任者沙如玉神父，他仅比前者多活了很少的几个月；我们已经讲过的杨若望神父；年轻的神父王若望，他通过神学研究，正准备很快为拯救灵魂而工作。我们并不很清楚地知道，至今仍藏身于各省间的那些传教士们的命运到底如何，其数目是否与那些从其中逃出来的传教士相同。他们只能在重要情况下，花大量的钱寄快件写信了。 法国耶稣会士方德望神父为我们派来了中国耶稣会士及其合作伙伴陈神父，以就当前的形势向我们作一次通报。那里的人为了把他揭露出来，一直搅动得天翻地覆。官吏们获悉，他正在一幢日常住宅的房子中。三名官吏在六十多名衙役和兵卒的簇拥下来到了这幢房子中，包围了它并进入了房内。该神父白三日之前就已经不在那里了。他尚未得到有关教难的任何消息，于是便出发从江西省前往江南省。他们查封并抢劫了那里存在的一切。他们还没收了那幢房子，后来又将它摧毁。官吏们逮捕了这幢房子附近的大批基督徒，并且把他们带着锁链而押人大牢。基督徒们遭到了刽子手们的杖笞，人们审问他们，使他们蒙受各种耻辱。当该县的一名基督徒跑到方德望神父处时，用三天时间才到达那里，并将皇帝命令搜捕基督教布道的圣旨告知了他，还向他报告了刚刚发生的残暴行为。他对该神父说：“改变路线，原路返回，您除了在我家中藏身之外，再无其他良策可图。有人将前往那里进行搜查，但在哪里会不这样做呢?我只为您感到害怕，我很乐意冒一切风险。我甚至希望在衙门中有一项职务，从而得以缓和这些搜查，直到为了基督徒们的利益而保护您。” 这名勇敢的基督徒于其父母处只遇到了很少障碍，但他们却拒绝接见传教士。他战胜了其父母的反抗，将方德望神父安置在一个很小的隐蔽地，家中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此人的藏身地点。为了使他稍微得到一点亮光，则必须在屋脊处取下几片瓦，而在下雨时再放上去。人们只能在晚上9时许才能去看望他并给他带去食物。他也曾亲自写道，他不止一次地听人讲过，基督徒们曾建议，假如他前来要求避难的话，那么该家庭就决不会接待他。有人奉当地官吏的命令，前来搜查这幢房子，但由于在那里藏匿他的基督徒，对于衙门的人有一种权威，此人于他们之中站在前列，搜查便轻松地过去了。方德望 神父就这样在这种“牢房”中度过七八个月。它即使对于一名志愿者来说，也不失为狭窄，况且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他曾写道，这丝毫不会使他感到不安，这完全是属于天主天意之事。由于人们在其物品中发现了一些白色的蜡烛，所以衙门的人就认为它们是由人油炼成的，中国从不将蜡烛染成白色。这类性质的另外一项指控，无论它多么荒谬，也可能具有不祥后果，还由此而造成其他许多搜查，并越来越多地点燃起了教案之火。这就是为什么某些虔诚的基督徒迫不及待地付钱，以阻止这场诉讼，使之只不过是登录在案而已。在中国，让人这样将钱送到下级衙门，甚至以此而贿赂判决并不难。除了中国人的贪婪性之外，不受惩罚也为衙门留下了很大的自由，因为平民很难向上级官吏提出控告。 我们通过湖广省而获悉了有关磨盘山的消息，那里因一个比较繁荣的基督教会口而著名，这是我们在那里于数年间培育出来的。那里的信徒在远离与异教徒的交往中，形成了一种早期教会的真实形象。纽若翰神父在六年间负责这些山区，并在那里使六千多人受洗。然而，我们那位虔诚的信徒所珍爱的这些山区，却刚刚地被我们失去了。地狱魔鬼为实施其所有残酷行为，而驱散了这些基督徒，它们为此目的而将拷打、杖笞、牢狱和各种虐待都使用上了。法国耶稣会士石若翰神父曾培育了该基督教会口，后又匆匆忙忙地退避到森林中的一个小茅屋中，最终又被迫前往更远的地方寻求藏身之地。大山中的基督徒们确实于此后提出警告说，人们已不再使他们担惊受怕了。在该基督教会口的整个地面上，未出现任何士兵，基督徒们可以如同从前一样集会和祈祷。但他们又补充说，他们觉得这种平静特别令人疑窦丛生，因为他们知道附近的一名异教徒正奉命秘密打探一名传教士将于何时返回基督教会口，然后报官。 另外一名法国耶稣会士嘉类思几乎落人了兵卒之手。他获悉人们正在搜寻他，有人前去搜查他藏身的房子，他却迅速地逃脱了。在找到新的避难地之前，他在江河湖泊中游荡了很长时间。他最终来到了当时由纽若翰神父占据的避难地，纽若翰那里成了附近所有传教士们的财政与对策之源。他与纽若翰神父共同分享了这块避难之地。他在那里接到了一名基督徒的来信，强迫性地催促他迅速返回其传教区。这名基督徒长时间地于其家中养两名妾之后，近期向嘉类思神父许诺，将作一次完全的改正。他如此信守诺言，以至当他本人受到起诉后，他仍于拷打和杖笞中，公开承认其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其后，他将其一名妾驱逐出家门，正准备与另一名妾结婚。他请这名传教士前去接受他的全面忏悔，并向传教士出让以作为其教堂的一间大房子。山西与陕西的主教先生曾写道，该传教士既不懂得怎样藏身，也不知道怎么会面临赴澳门旅行的危险。广东省的官吏们作出了各种举动，以揭露一名苏姓中国司铎，但他们均未获得成功。 当大家正在防范非信徒们时，也不疏忽对恶劣基督徒们保持警惕。在广东省，有一名在衙门供职的基督徒，他希望通过一种很不体面的方式赚取金钱。他写了一张谎状，让人警告明安玉神父，声称有人正在向广东官吏提出起诉，涉嫌他将多名传教士引入了中华帝国的案件。这场所谓的诉讼只不过是他亲手杜撰的官司，他于其中提到了多名法官。他声称需要用金钱赂贿他们，以便减缓这场恶性事件。此外，他答应以其全部权力和全部信誉来为一项如此有希望的官司周旋。当天主的神意惩罚其不圣洁的策略时，他只有交纳一笔钱了。官吏们发现他告的是谎状，便多次拷问他，以使他招供其杀人罪。他们后来又判处他四十棍和流放刑，并且警告他说，他还可能会被判处死刑。 江南那美好的基督教会口与其他基督教会口相比较，则较少受到动乱与欺压的影响。因为江南基督徒的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在所有衙门中都有基督徒，他们自己就取缔了所有的追捕令；或者是他们在这些命令被执行之前，便发出警报，以使其他基督徒们通过金钱贿赂而撤销这一切。 尽管澳门城被置于了葡萄牙统治之下，但它也未能完全免受这场风暴。在那里甚至出现发布禁止居住于该岛的中国人为欧洲人服务和前往教堂的禁令。当时甚至有人正要送达广州官吏们的一道命令，即不仅将在那里尚穿中式服装的所有中国人，甚至也包括许多祖籍中国而穿西装的人都遣返回帝国内陆。如果所有这些命令都能生效，那么在澳门就只剩下很少一部分居民了。但人们却丝毫未注意这一点。官吏们经过将这些命令草签之后，由于害怕发动一场战争，却不想再试图去执行它们了。 接着又出现了另一道命令，这就是要关闭一座为慕道友们受洗的小教堂。官吏们声称，是中国人建造了这座小教堂。但却有人回答说，它是由葡萄牙人出资修造的，还向他们出示了其建造文书。尽管如此，香山县知县仍于1747年圣诞节前夕赶到这里，声称此项命令来自该省的高层官吏。当他在小教堂附近的一幢房子中停留时，由三名主席和十二名参事组成的司铎会议团前去那里拜访他。但根据该官吏提出的要求，人们应该当着他的面关闭教堂。司铎会议团回答说，我教不允许我们执行这样一道命令，该教堂并不属于中国人,而是属于葡萄牙人，正如人们已向您证明的那样。 但该官吏却始终坚持其要求，索求教堂钥匙以亲自关闭它。这把钥匙存放在圣保罗学院，掌握在形成了被称为日本教省的耶稣会士罗安当手中。该神父与澳门主教先生相配合，拒绝交出这把钥匙，并且抗议说他更愿意交出自己的头颅而不是钥匙。一种如此坚定的答复震惊了那名官吏，他只好仅满足于张贴一纸告示，其中提到禁止使用这座教堂。他此后立即扬长而去，可能是害怕爆发小民们的一场动乱。 在介绍了我们至今所知的皇帝禁废基督教的密旨在各省造成的抢劫之后，我尚需要讲一下京师的情况，在那里也使人感觉到了仇教的气氛。禁教敕令刚一发表，人们就开始为北京附近的基督教会口感到担忧，这些会口均是由居住在这座大城内的传教士们培育起来的。尽管形成这些会口的基督徒们都可算做信仰坚定，但其中有数人也在他们受到威胁的灾难面前背教了。其他人则勇敢地忍受了拷打、财产的损失、失去职业或其家庭的破产。圣像、念珠、圣物盒、十字架及其虔诚的其他标识，都遭到了亵渎或焚烧。其中有几个人招认，他们是从葡萄牙耶稣会士石若翰神父处接受这一切的，此人经常巡视这些会口。该传教士也在顺天府府尹面前被点名提及，并且公开承认了基督教虔诚的这些标识物都出自于他。根据其口供，府尹起草了一份参奏他的呈文，并且上奏皇帝陛下，请示他应对基督徒们判处什么徒刑。皇帝朱批说，他将赦免此人。该皇帝同时任命了其宫中的两名大臣，以保护在其京师的欧洲人。这种保护显得非常暧昧，人们当然不会特别相信它。 然而，为了丝毫不遗漏可能会被用作护教理由的一切借口，欧洲人也上了一道表章，他们于其中陈述说，基督教绝不应被定为“邪教”，正如有人想这样称呼它那样。基督教是获得了康熙皇帝和礼部允许的，而基督徒们始终都感受到过先前皇帝们，特别是当朝皇帝的浩荡皇恩。他们现在却再也不能很体面地露面了，因为人们把他们视为属于邪教的信徒。此外，他们还将这道奏章交给了其保护人，让他们转奏皇帝。但那些不大忠诚的保护主们都一再拖延，以至于他们在皇帝出巡近两个月之前竟未呈上。最后，在御驾返京之前不久，他们又指定在法国耶稣会士们的住院中举行一次集会，将北京的所有传教士都召集到了那里。 这两位王爷中最杰出者叫讷公，即中堂和皇帝的心腹。他以一席很含糊的讲话而开场，其中大部分涉及到了欧洲及其不同国别的划分。法国住院会长宋君荣神父在一幅地图中向他一一指出这些国家。讷公于其后便大肆夸张地追述皇帝陛下对欧洲人的关心与美意。继此之后，他又相当清楚地指出，对于他的保护不应寄很大希望，询问人们怎样向皇帝呈奏一道旨在建议让基督徒得以认可的折子呢? 我们让他长篇大论地讲演，以便更好地了解其观点。后来，宋君荣神父讲话了，他很得体地讲了相当长的时间。他说：“基督教是一种纯洁而又神圣的教法。它在康熙皇帝执政期间已由礼部作过审查。礼部又批准了它，而且这种批准又被这同一位皇帝接受和确认。这种宗教此后未有任何变化，他仍由同一批布道人宣讲。为什么他当时受尊崇，而于今日又不能继续这样做呢?特别是我们发现人们在该帝国中容忍伊斯兰教、喇嘛教和其他多种宗教。如果基督教在帝国中被认为是一种邪教，那么我们还怎能在那里居留呢?我们前来为皇帝效劳仅仅是为了无愧于他对我神圣教法的保护。如果尚不允许我们在这里滞留，那怎又有希望布道这种宗教呢?” 大臣不想回答 在这次出巡之前，我们在北京的那些神父们便委托特别受皇帝器重的意大利画师郎世宁修士，利用出现的第一个机会，向皇帝呈奏这一切。这项主意必然会冒险。因为，尽管郎世宁修士与另外两名如同他一样的耶稣会士画家，经常会见到皇帝御驾，但却不允许他们向皇帝呈奏任何事，除非是他们受到了询问。此外，使用这一渠道，那就会触犯那些大人物们。当我们想利用他们的时候，他们始终都会表现出来其怨恨。因此，人们并不希望郎世宁修士向皇帝启奏任何呈文。人们反要求郎世宁用三言两语请求该皇帝表现出对基督教的宽容，而基督教现在却过分受压制而使我们哑口无言了。 很快就出现了与该君王对话的机会了。郎世宁修士由于皇帝的慷慨大方之举而收到了两匹丝绸，被迫根据习惯而致谢，这是他第一次面对皇帝而这样做。更可能他根本不想这样做，因为从第二天起，他便被皇帝亲自召见，皇帝想向他透露绘一幅新画的意图。一旦当他出现在那里，他便跪在地上，经过叩谢龙恩之后，他便向皇帝呈奏： “我请求陛下可怜一次已处于绝望之中的我圣教。”皇帝听到这项请求，立即变色，并丝毫不予回答。修士认为是皇帝未听到，再次重复了一遍他刚才讲的话。皇帝于是便发言了，并对他说：“你们这些人是外国人，不懂我们的方式和习惯。朕任命了本朝的两位大臣，以便在这样的背景下照顾你们。” 这位修士自皇帝回銮之后，又获得了第二次受皇帝召见的机会，而且比第一次谈话的时间更长。这次是皇帝利用我已经向您宣布了其死亡的沙如玉神父患病的机会而开始的。皇帝根据其习惯而来到了郎世宁修士正率领几个汉人和鞑靼人绘画的工作间，与他交谈了起来。皇帝询问大家是否还有希望将沙如玉神父再留在人世间。修士回答他说，尚有很少一点希望。皇帝补充说：“难道你们这里没有几个欧洲医生吗?”修士回答说：“我们没有。”皇帝又接着问：“为什么会是这样?”修士说：“这是由于很难从如此遥远的地方请来一名欧洲医生。但我们有两名精通医术的外科医生。”皇帝说：“在外科手术中，很容易变成技术精湛者。因为他处置的都是外科疾病。但告诉朕，你们这些基督徒，是否会为病人祈祷你们的天主呢?你们不能请求他医治愈病人吗?”修士回答说：“是，阁下!我们每天都为此而祈祷。”皇帝说：“那么，为什么你们不能获得这种成功呢?”修士接着说：“我们的天主是无所不能的，他可以赐给我们这一切。但最大可能是他不想赐给我们这一切，尽管我们始终都服从他的意志。”皇帝又补充说：“告诉朕另一件事。基督徒们害怕死亡吗?”修士反驳说： “那些生活得很好的人并不害怕死亡，那些生活很糟的人却非常害怕它。”皇帝说：“但是，怎样才能知道人们生活得很好，还是生活得很糟呢?”修士说：“人们会通过其良心的见证而知道这一切。” 经过这些问答之后，皇帝便对一位中国画家说：“你来告诉朕真相。朕很久以来便发现你与欧洲人在一起，你是否受到了他们的宗教的归化?如果你是基督徒，那就坦率地向朕承认。”那个中国人说他不是基督徒，他绝不会沉湎于其中。冯秉正神父确实经常鼓动和促使他成为基督徒，但有一点事情却阻止了他，这就是天主的化身。 该修士声称，天主以其无所不能的强大势力，这种奇迹是可以解释的。皇帝反驳说：“它是怎样得以解释的呢?”修士回答说：“天主通过其无所不能的强大势力，于童贞圣女的胸膛中培育了一个身体，祂将一个灵魂与此身体结合在一起了，祂还将这种灵魂和这种身体与其神性结合起来了，从而可以将堕入罪孽中的人从地狱中赎出来。” 他继续说：“我无法很好地讲出我想讲的一切。但这种奇迹已在我教的经书中作了长篇发挥。”皇帝对那名中国画家说：“这是由于你不会阅读欧文书，你才未成为基督徒。”修士于是便接过话来说：“陛下，让我呈奏陛下，我们拥有汉文书籍，其中对化身的奥义已作了解释。”皇帝只于他向修士讲的话中补充了两个字：“好吧!” 类似的交谈均是天主的天意为了宗教的胜利和归化人心而安排的幸福时刻。但它们在什么时候才会产生功效呢?这就是陛下自我封闭于其宫院大内的深处，尽管皇帝显得似乎远离天国，特别是具有一种不太坚强和不大能断然采取一种决定的性格，但我们仍然请求天主给他以启示并归化他。这一奇迹将会影响很大，但它更可以与能随心所欲地操纵国王们心灵之奇迹的最高仁慈相匹配。 皇帝与郎世宁修士最近一次会见的时间，也正是在福建将五名传教士及其一名教经先生判处死刑，于北京进行审查的时候。福建巡抚曾为他的杰作而沾沾自喜，他也赶到京师为其官司辩护。刚刚升任的总河(河防使)之新官衔，很自然地就为他提供了机会，他完全可以作为其诡计的报赏，这甚至是将他们拖人到基督教敌人主张的布局中的最后手段。如果中堂已以欧洲人保护主的身份而被任命处理此案件，那么他却并不是所有这些阴谋事件的主要策划人。他很可能未曾为反对这样做而采取过任何举措。皇帝只是通过他而看一切和做一切，于是便将判决退回刑部，尽管他本来会很容易地回答说，大家应坚持具有普遍性的法规，将在帝国中抓获的外国人遣返回其国。直到那时为止，人们一直在期待某些类似的缓和之举，历朝皇帝们都习惯于用来对待其本国臣民，甚至他们始终都假装主张对欧洲人作谨慎处置。此外，我上文介绍的那些交谈，皇帝刚刚派其首席太医去照料沙如玉神父。这一切都使人联想到，他不愿意将事态推到最坏的极端。但他却以最严格的态度来处理案件。衙门毫不迟延地批准了所有各条判决。他后来又重新向皇帝启奏判决，以便皇帝根据其意志而批准或撤销它。皇帝于 刑部经过接受陛下答复福建周巡抚有关白多禄和其他人以邪教教义诱惑人的案件之上谕。 朕命令将伯多禄毫不迟延地斩首；批准了对华敬志、黄钦德、黄敬贵和费若用所作出的判决，他们也将被斩首；朕批准了对高惠仁的判决，他将被斩首。朕希望这些人在狱中等到秋后才处决。 朕御准官吏们对其余所有人的判决。 当这项判决传到福建时，其中的一名法官首先对囚犯作了审讯。 他被任命来主持执行死刑。但他拒绝这样做，不想染指于一项他称之为大冤案的判决。这种拒绝为使那名中国司铎去 然而，宣读处死的判决是在大堂上完成的。有人将主教的手反绑在背后，并于其双肩上放一道他已被判决斩刑的文告，因为他的工作是以一种邪教来扰乱民心。在这种状态下，他被徒步带到了刑场。整个一路上都在念经，面部欢乐并因其造物主的宠爱而神采奕奕。那些不信基督者们对此不会不感到大惊，不厌其倦地观察这一切。女基督徒们组织了多次集会，于其间诵读《玫瑰经》，其中不断夹杂着对我主受难的默祷。人们在接近这一幸福时刻的虔诚欢乐，因为中国即将在一位被最隆重的判决处死的主教个人身上，产生一位殉教人了。神父在福安其他地区的数位基督徒结队追随于其后。他们来到南门，登上了一座木桥，行刑习惯于桥上执行。在距那里有数步之遥处，主教先生被刽子手告知停下来并跪下，主教立即遵命执行。他同时还要求行刑人给一点时间，以便完成其祈祷。经过某段时间之后，他又面带微笑地转向刽子手，向此人讲了下面这一席其人生最后的话：“我的朋友!我将升天了!啊!我希望你能随我前去。”刽子手 回答他说：“我衷心希望前去。”此人又以右手拉了一下主教头上戴的小帽，用左手一刀就把主教斩首。这大约是在1747年5月26曰晚5时左右。 中国人的迷信之一，便是相信一名被处死者的灵魂离体之后便会投入到所遇的第一批人身上，在他们身上肆虐并使他们承受厄运，尤其是当这些人曾协助行刑的话，那就会更严重。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当人们看到处死犯人时，便会全力以赴地逃之天天。在这里，任何人都未曾尊敬主教那怀有恶意的灵魂。在他死后，所有人都前去就近查看。一名叫做秦二文的异教徒被基督徒们收买，以便用钵搜集其鲜血、遗体和衣衫，排开了民众，最好地完成了其使命。他根本不洗其沾满血染泥巴和尘灰的双手，出于尊敬而将双手高高举起，直到其住宅，吻了一下他于那里发现的血迹，最终抚摸了一下其孩子们的头，并且说：“让圣人的血为你们祝福。” 基督徒们清洗了一下其身体，很体面地将尸体包裹在几个丝绸套中，再装殓在一个棺材中，然后便安葬下去了。官吏们都清楚地知道，它于日夜间都有一打左右的人看守。他们让人砸坏了一根竖于神父墓前的石制十字架，命令人将灵柩送往一个人们习惯于陈殓被处死刑罪犯的地方，并且还给两名基督徒带上了刑具。他们还下令搜捕在挖掘出尊敬的神父尸体当天，曾记录下这一详细情节的那名中国司铎。 我认为，一场如此激烈的反洋教教案，在欧洲将会被视为天主对该帝国之慈悲的一种吉祥预兆，而不是使该传教区提前破灭的一次可怕的致命打击。基督宗教正是在受迫害中诞生的，它是根据神谕而得以加强并受到支持的。日本的例证似乎形成了这条普遍规则的一个例外，日本可能是让人崇拜天主的那些令人难以识透的奥秘，但这丝毫不能减少我们对天主无限仁慈的信仰。我们掌握着离我们更近的另一个确实令人非常安慰的例证，这就是福音书在东京和科钦诉支那所取得的进度。特别是在东京，基督教在那里受到的迫害更加严重。这片由七名传教士和一大批基督徒的鲜血浇灌的幸运土地，今天却奇迹甚丰。民众于那里热情地并在虐待之中接受基督教的归化，他们珍贵地将该宗教作为惟一一种珍宝而保存下来了。在中国本土，基督徒们自二十年来便受到了迫害。我们法国传教区取得了令人震惊的进步，我可以断言它比康熙年间繁荣时代的人数多三倍。 此外，当中国将向外国人关闭所有大门时，东京便是该大帝国的边境地区，将成为进入那里的一条通道。西藏和莫斯科还可以提供其他通道。巨大的困难始终迫使传教士们在那里东躲西藏，但以后再没有必要比自数年以来所采取的防范措施更加小心翼翼了，人们甚至可以在未来摆脱过去所采取的那些措施了。直至目前为止，一个传教士始终害怕为一次全面仇教而授人以口实。现在，教难已经爆发，每个传教士也只有为其人身，最多也是为了几名基督徒，而冒巨大危险了。唉!这种冒险是什么呢?这就是面临落人衙门之手，并在那里看到自己因信仰而被判刑，难道这不是最大的荣幸吗?正是类似的危险，才使大批传播福音的人员离开欧洲，因为他们渴望获得以自己的苦难，特别是以牺牲他们的性命，来为宗教增光的宝贵机会。不!现在只有害怕中国传教区从此之后再也不会受到珍惜和满怀抱负了。 此外教难可以缓和下来，在该帝国中，火点燃得很快，但熄灭得 也比人们在欧洲所想像得那样容易得多。据来自不同省份的消息，原来避难于澳门的传教士们、从欧洲新近到达的传教士，都可以相继进入那里。朝廷可能还有其他事务吸引着它的注意力。朝廷自数月以来，便在陕西省有一场需要平息的叛乱，它现在正忙于皇帝于鞑靼地区的巡视。这都是宗教可以利用的分裂。然而，借助于虔诚人士为了发展宗教而作的祈祷，天主的伟业将会向前发展，也就是在等待一场新教难对福音传播者的工作做最高犒赏，这或者是表现在他们个人身上，或者是表现在新教徒们身上。 从 圣方济各会的德国乌尔巴诺神父于衙门大堂被打耳光。人们将他作为囚犯而囚禁起来，以等待朝廷决定其命运。不同省份的数名传教士，又开始巡视基督会口并在那里施行圣事。被判处斩首的尊敬的神父们尚在等待他们牺牲的日子一一11月末。根据习惯，对他们的判决应重新送到皇帝面前，连同送来的所有死亡判决，以便在冬至之前执行。外方传教会神学院的中国司铎苏玛弟先生去看望了他们，并为他们施行了圣事。他同时还为尊敬的教经先生高敬仁施行圣事。在这一方面，就如同在他能够帮助精修圣人的所有情况中一样，他该表现得多么向往其幸福啊! 我所讲到的偶像崇拜者，曾搜集了尊敬神父的鲜血。他是一个很高明的强盗，在整个地区都受到了民众的畏惧。这甚至就是他被用于这一职务的原因。在行使完其职务后，他不再崇拜其偶像了。相反，他却将它们砸了个粉碎。在其家庭中，他只向真正的天主和已殉教的尊敬神父祈祷。他将在上面执行死刑的石头带回了家中，并于石面刻下了这样的话：“伯老师登天石。”此后，当他风闻到所有追随其教义的人将被判处同样的刑罚时，他在已经将自己置于基督徒行列的情况下，便反驳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将共同升天。” 苏玛弟先生偕数名基督徒赶到了刚接受被行刑处死者的尸体处。他们发现棺木中那令人尊敬的尸体尚完全新鲜，其面庞几乎丝毫未失其神采。更有甚者，当他们在一个手腕中，发现了由于绳子的摩擦而流出的少量渗透血液时，便希望从中提取少许。他们都看到了流动的鲜血一滴滴地往外流。继桑主教殉教之后，人们应在该神父以及教经先生高惠仁的面部刺字，共刻两个汉文方块字。它们标志着他们被判刑的类别。 我们获悉，北京尽管爆发了教案，身处京师的传教士们仍在节日和星期日布道；教理问答书、施教和对病人的巡视仍按常规举行；在1746年间于北京，也就是在我们法国教堂所在那个县中，我们亲自授洗或通过我们的教经先生，共使1770名正濒临死亡的儿童受洗，还为7500名儿童办告解神工和近7000人领圣体。至于成年人，我们只有幸为24人举行了洗礼。如果直到现在，我们在北京还有一种如此之大的自由，那是由于这里的人们丝毫不害怕欧洲人。然而，人们始终在监视着我们，我们需要采取许多防范措施，以保存这种根基．如果我敢于这样表述的话，那么它就是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布教事业的源泉。 在去年12月17曰自中国发出的最新书简中，包括着许多值得 补人本记述中的事实。我们仅仅是指出它们；下述书简将会使公众了解所有的情节。 两名耶稣会士一一意大利人谈方济神父和葡萄牙人黄安多神父于1747年12月间在江苏省被捕。有人曾多次对他们施以酷刑拷打，以迫使他们放其信仰。最后，经过九个月最为严密的囚禁之后，省里的官吏们将他们判处死刑。判决书已根据惯例而呈奏皇帝。在经过皇帝御准后，便在苏州监狱中执行了他们的死刑，这些勇敢的作告解神功的神父，于1748年9月12曰被绞死。 著名的莫里卡斯特尔的主教先生的教友们一一四名方济各会士也获得了殉教的勋章。他们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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