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发现许多神父，他们不仅在这些关键的学科上有所欠缺，而且他们的言论听起来也像共济会会员之类的人，对神学院提出质疑就不是轻率的了。如果只有少数这样的神父，他们可能会被认为是以某种异常方式设法获得了圣职。但是，当事实证明其中许多人确实是这类存在时，责任就主要落在神学院身上，因为神学院为他们提供了错误的教育。在圣庇护九世（Saint PiusⅨ）反对现代主义的战争期间，他下令对意大利的每个教区进行使徒访查。卡洛-法尔科尼（Carlo Falconi）写道:“许多(这些访问)的结果是导致了神学院的关闭，杰出的神职人员被撤职，并向主教们提交了毫不妥协的报告 ”52 。

这种铲除有毒杂草的过程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彻底进行，但随着1914年圣人的去世，这个净化神学院的计划实际上结束了。

为了讨论的目的，如果庇护十世在他担任教宗期间，除了像他那样与这些颠覆分子战斗之外，没有做过任何其他真正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英勇努力本身肯定会成为他被封为圣徒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并且同样有说服力的理由使他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信仰捍卫者之一。但是，唉，他试图揭露肇事者的努力太少了，也太迟了。不幸的是，他试图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进行战斗，但这种情况是在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里不断恶化的。无论圣庇护多么勇敢地努力补救这种情况，他面临的任务，从人类的角度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天主的帮助，这项工作也是艰巨的，因为他已经面对了相当大一部分对危机相对漠不关心的主教，以及其他在不同程度上，实际上支持呼吁变革的一些人。

现代主义的胜利最终发生在他死后，因为他的继任者中没有一个人表现出他的专注、他的战斗精神，或者他对教会所处的真正严重状况的深刻洞察力（也许他们被广泛传播的虚假报道所迷惑，太多人相信战斗已经结束——可以说，这是一种欺骗，这是现代主义最大的胜利)，但是，在那些关键的年代，如果正义的力量要赢得这场战争，这些特质对于基督的代牧来说是必须具备的。可悲的是，这些教宗在很大程度上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不管对他的继任者给予怎样的赞誉，事实仍然是，他们没有保持最大程度的警惕，结果，神职人员的摇篮变成了革命的温床。

附注;

52 同上，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