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大维亚尼枢机与大公会议
若瑟·克里福德·芬顿蒙席 (Msgr. Joseph Clifford Fenton)
本文刊载于1963年1月的《美国教会评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因其撰写于梵二第一次会议刚闭幕之际。著名神学家、本刊主编若瑟·克里福德·芬顿蒙席，在奥大维亚尼枢机遭媒体持续诋毁后为其辩护。芬顿蒙席指出，正是奥大维亚尼枢机二十八年如一日维护天主教教义纯洁性的成就，招致了自由派的敌视。可悲的是，奥大维亚尼枢机在梵二会议上为守护教义纯洁性所做的努力，被会议中的进步主义势力阻挠——这一灾难在本文撰写时，连芬顿蒙席本人都未曾预料会发生。
一、备受攻击的枢机
在梵二的前三十八次会议中，没有任何一位人士能像圣职部那位博学、睿智且温文尔雅的秘书长——阿尔弗雷多·奥大维亚尼枢机（Alfredo Cardinal Ottaviani）阁下那样，受到如此多的关注。
毋庸置疑，这些关注中绝大多数都带着激烈甚至歇斯底里的敌意。从10月11日大公会议庄严开幕，到12月8日在教宗小堂休会期间，意大利的“斯大林”报纸从未停止对枢机的密集新闻攻击；职业反教权媒体也加入其中，尤其是罗马的《快报》（L'Espresso）——该报于12月2日以三又四分之一英寸的大标题宣布，刊登了一篇题为《奥大维亚尼的失败》（La Sconfitta di Ottaviani）的文章。这篇文章或许是所有针对枢机的文章中最具分量与深意的，作者是一位前天主教徒。[1]
不出所料，美国的《时代》与《新闻周刊》也加入了尖锐的声讨合唱。它们的文章在观察失实与纯粹恶意上惊人地一致，都竭力让美国读者中较易轻信的群体相信：奥大维亚尼枢机要么已是、要么至少应当成为枢机团中名誉扫地的一员。
任何秉持公正的观察者都难免会对这一现象的成因感到好奇。当然，像《团结报》（Unità）和《国家报》（Il Paese）这样的“斯大林”报纸会竭力对抗天主教会任何忠诚且有影响力的发言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快报》向来有诋毁神职人员的习惯；《时代》周刊对奥大维亚尼枢机的敌意更是由来已久，且其记录实在称不上光彩。
然而，这些惯常态度甚至无法解释，为何在大公会议开幕前夕、会议进行期间以及休会之后，针对枢机的新闻攻击会如此密集且激烈。若要找出这场反对运动背后的原因，我们必须跳出这些刻意煽动对奥大维亚尼枢机敌意的报纸的惯有立场，另寻根源。
二、枢机的品格与资历
首先，枢机的品格或资质中，绝无任何一点能解释他在大公会议期间为何会受到如此恶劣的媒体对待。
对天主教会而言幸运的是，圣职阶层中有许多智力超群的成员，但很难说有哪位大公会议神父在智识上比这位圣职部枢机秘书长更胜一筹。他是一位资深且才华横溢的教授，其关于教会公法的著作是全球所有开设该学科的大学的标准教材或参考书；他曾是20世纪最杰出的国务秘书助理之一；在神圣神学领域，尤其是基础教义神学方面，他的学识无人能及。
奥大维亚尼枢机还是个极其谦和的人，在罗马教廷的枢机中，他在美国神父和美国天主教圣职人员中的朋友至少和其他枢机一样多。他总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此外，奥大维亚尼枢机还默默地、不事张扬地投入了大量时间和财力，改善布尔格地区贫困儿童的生活。他与老友、已故的博尔戈尼尼-杜卡枢机一起，将圣职部大楼旁的场所维护成一个致力于这些儿童娱乐及精神与物质改善的机构；弗拉斯卡蒂的圣丽塔绿洲——一所贫困女孩之家，也由他资助。
显然，“斯大林”及其他反天主教报纸对奥大维亚尼枢机的齐声攻击，绝非基于枢机缺乏仁爱之心，也绝非因为他在智力或文化层面不适合所担任的职位。
三、攻击的真实原因
事实上，《快报》《国家报》《时代》等报纸对奥大维亚尼枢机的反对，源于他出色地履行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任命他的两个职位所赋予的职责。枢机既是圣职部的秘书长，也是梵二神学筹备委员会的枢机主席。
是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任命奥大维亚尼枢机为圣职部秘书长的。但需注意的是，自1935年起，枢机就已是这个罗马教廷最具影响力的圣部的实际负责人——1935年，他在出色担任国务秘书助理后，被庇护十一世任命为圣职部评议会成员；1953年他被册封为枢机时，职位从评议会成员转为副秘书长，当时的秘书长是皮扎尔多枢机。
因此，自1935年起的二十八年——天主教会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枢机的名字始终与圣职部紧密相连。在此期间，圣职部对若干书籍提出并执行了不同形式的反对：有的被列入《禁书目录》，有的被勒令停止流通；有时会发布《告诫》驳斥违背天主教教义的观点，有时则私下发出指示或警告。必须指出的是，在许多情况下，相关人士的感情受到了严重伤害。
正因枢机在此期间一直是圣职部的核心人物，部分不满的天主教作家与教师对他有所抵触，这也解释了共产党及自由派媒体为何会对他发起如潮的反对声浪。
四、奥大维亚尼：“新神学”的敌人
无可否认，当今世界存在一股活跃的反天主教媒体势力——尽管它们不像旧时《威胁》或《团契论坛》那般偏执，但仍希望天主教会改变其基本教义及对其他宗教组织的根本态度。这类报纸乐于见到天主教会被认为正逐步背离《可悲的结局》《牧尔主羊》通谕或《反现代主义谬误誓言》中的立场。它们随时准备为教会内被其视为与自己立场一致的人喝彩，也随时准备动用舆论机器攻击那些被其视为阻碍自身目标实现的人。
阿尔弗雷多·奥大维亚尼枢机显然是这类刊物的天然目标。
根据《天主教法典》的表述：“圣职部由教宗亲自领导，负责守护信仰与道德教义。”[2] 这位在过去二十八年中，以圣职部评议会成员、副秘书长及秘书长的身份，为三位教宗效力，致力于维护天主教信仰纯洁性与完整性的人士，自然会遭到那些希望天主教教义发生改变者的反感。归根结底，对枢机的攻击恰恰证明，过去二十八年里他的工作卓有成效。
若说奥大维亚尼枢机因在圣职部为教会尽职而招致《快报》《新闻周刊》等的反对，那么他在梵二神学筹备委员会枢机主席任上的出色表现，无疑更让这些媒体将矛头对准了他。
与其他筹备委员会及秘书处一样，神学委员会于1960年夏季在预备委员会完成工作后成立。同年10月，奥大维亚尼枢机召集其团队开展工作，比其他筹备委员会早了一个月。在仔细研究各主教、大学及罗马教廷各圣部、机构与法庭提交的建议后，神学委员会着手起草暂定草案，依次提交给中央委员会、教宗，最终呈交大公会议。神学委员会全体成员的最后一次会议于1961年3月召开。
奥大维亚尼枢机主席、神学委员会的成员及顾问们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并非在直接开展大公会议的工作。他们十分清楚，自己提交给大公会议的一系列陈述，在被会议正式确立为天主教教义的权威表述前，还会经历大幅修改与重塑。
针对奥大维亚尼枢机的如潮反对与谩骂，恰恰表明神学委员会的工作从根本上是成功的。若在枢机的领导下，委员会提出的是庇护十二世在《人类》通谕中驳斥过的“新神学”观点，那么枢机及其委员会本会成为共产党与自由派媒体追捧的对象。但倘若“新神学”渗入教廷神学委员会的陈述中，那么该委员会及其负责人就会犯下严重违背天主教教义纯洁性与完整性的过错。
五、反宗教改革神学
在梵二第一阶段闭幕后不久，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任命了一个新委员会，负责在1962年12月8日第一阶段闭会至1963年9月8日第二阶段开幕期间，统筹会议的整体工作。
据美国全国天主教福利会议新闻社报道，一位极具声望且能力出众的美国神父在谈及这个新委员会的成立时表示：“教宗设立特别委员会以协调会议长期休会期间的修订工作，这意味着‘反宗教改革神学将无法对草案施加影响’。”[3]
发表这一言论的人是美国最杰出、最能干的神父之一。然而我认为，他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攻击奥大维亚尼枢机的势力的影响。他将教宗于去年12月6日宣布成立的委员会视为旨在阻止所谓“反宗教改革神学”对草案产生任何影响的举措。而奥大维亚尼枢机的名字似乎确实与希林神父所称的“反宗教改革神学”事业存在关联——归根结底，近几个月来枢机遭到如此恶毒的攻击，正是因为他绝不允许被定性为“反宗教改革”的神学遭到破坏。
什么是反宗教改革神学？
显然，最直接的答案是：它是伟大的天主教神学家们提出并捍卫的教义体系，旨在回应新教改革领袖的攻击。从这个层面看，它体现于埃克、科克莱乌斯、皮吉乌斯、塔珀、德里多、拉图姆斯等作家的著作中。
更具体地说，它是反宗教改革时期神学大师们系统化的教导，这些大师包括：
梅尔基奥尔·卡诺
伯多禄·卡尼修斯
罗伯·白敏
托马斯·斯特普尔顿
威廉·埃斯蒂乌斯
若翰·威格斯
方济各·西尔维厄斯
若翰·伦斯
方济各·苏亚雷斯
瓦伦蒂亚的额我略
亚当·坦纳
这些神学家一致主张：
1. 教会向我们提出的某些真理，需以神圣且天主教的信仰予以认同，而这些真理并未以任何形式（无论是隐含还是明确、隐晦还是清晰）包含在《圣经》文本中。
2. 天主教会是耶稣基督唯一的真教会，人若不在这唯一的真教会内，便无法获得永恒的救赎。
3. 根据新约的安排，耶稣基督唯一的真教会是真正可见的，是由在现世可被人识别的成员组成的团体。
这些是反宗教改革神学的部分重要论点，却令密切关注梵二的某部分人感到不满。也正是这些论点，被某些人明确反对纳入大公会议最终发布的宪章与法令中。
反对的三股力量
对反宗教改革神学这些典型论点的反对主要来自三个方向：
1. 非天主教徒：他们希望教会改变教义，认为反宗教改革神学的教导毫无真理可言。
2. 部分天主教徒：他们坚信上述论点完全正确，却认为在当前通过大公会议庄严宣告这些论点，无助于普世教会合一的目标。
3. 一些天主教徒：他们似乎认为这些论点虽大体站得住脚，但目前提出并不明智，因为教会需要更多研究与探索，才能坚定且有把握地阐述它们。
毫无疑问，如今奥大维亚尼枢机的名字与那些被视为反宗教改革神学特征的主张紧密相连——而这些主张同时也是天主教会普通训导权的明确表述。他被视为（在某些方面更是领袖）这样一群人：若大公会议要在这些教义领域发声，就必须清晰且有力地阐明这些论点。
他坚信，天主教会的牧灵教导职责要求准确且公开地陈述这些启示真理，即便非天主教宗教界的很大一部分人拒绝接受，即便该神学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是可能且有益的——这一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没有人（尤其是枢机及其支持者）会真的认为，一旦教会训导权（尤其是大公会议的庄严判断）对某个问题表态，相关研究就应停止。
圣母升天的教义仍需且理应继续研究，但这类研究始终是对“天主之母在尘世生命结束时，灵魂与身体一同被提升至天国荣耀”这一教义的探讨。
教宗无误论的研究也一直存在且应继续，但这类研究若要具备科学客观性，就必须更深入地考察“教宗在宗座权威下发言时，拥有吾主意愿赋予教会的、定义信仰与道德教义的无误性”这一启示真理。
同样，枢机非常清楚，直到世界末日，梵二所决议的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但这种研究的必要性，绝不妨碍教会已然且将继续教导的事实——例如，存在一些向天主教徒提出的启示真理，它们并不包含在《圣经》中（这只是反宗教改革神学典型论点的一个例子）。
那些非天主教刊物对奥大维亚尼枢机的敌意，归根结底，最合理的解释是：在所有人都在谈论普世精神与牧灵风格时，枢机从未忘记，这种“反宗教改革”教导是天主教教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天主教会牧灵职责的核心，是阐明这一真理体系。任何受过教导的天主教徒都清楚，教会绝不能否认其任何教义，即便否认能让无数非天主教徒承诺加入教会；即便放弃反宗教改革神学的某条特征教义能终止对教会及其忠实成员的所有迫害，教会也绝不可能这样做。
直到世界末日，教会都必须且将继续遵守神圣使命，教导吾主命令它教导的一切。而这一真理宝库的一部分，正是被新教改革者否认或质疑的教义——即特伦多大公会议期间及之后教会训导权文件中呈现的那部分天主教教导。
奥大维亚尼枢机的名字与这些启示真理的公开清晰陈述紧密相连，这是他永恒的荣耀。 世俗媒体中那些或多或少公开反天主教的部分对他的攻击，其动机正是他坚持：绝不能以更高或更完美的理解为名，或以此为借口，忽略吾主启示的任何部分。
六、“他并未被蒙蔽”
在大公会议第一阶段结束至明年9月复会的这段时间里，媒体很可能会试图让读者相信：那些被描绘成反对奥大维亚尼枢机的人的事业，是终将且值得胜利的事业。
有趣的是，在12月16日《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版中，利奥·沃勒姆博格先生写道：“即便大公会议明年9月复会前的漫长休会期，预计也会对改革派而非传统派更有利。”他的理由是，他眼中的“改革派”（其中多数人可能并不喜欢这一称谓）将有机会在九个月内相互通信。[4]
沃勒姆博格先生似乎忘了，“传统派”同样可以使用邮政服务。但他的文章（其中称奥大维亚尼枢机为“被视为‘旧阵线’主要发言人的人”）再次提醒我们：一类世俗报纸永远不会错过机会——既会赞扬那些被其认为准备改变或放弃部分天主教教义的人，也会抓住机会将天主教信仰纯洁性与完整性的捍卫者置于其认为（且希望）不利的境地。
事实上，对奥大维亚尼枢机的新闻攻击恰恰表明，他无疑是梵二第一阶段最重要的人物。
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期间及之后，曼宁枢机遭到的不友好报道，仅仅说明他是那次庄严会议中最杰出、最重要的成员之一。
而其他对教宗无误论被定义为教会教义负有主要责任的人，如皮埃枢机、卡伦枢机和塞内斯特雷主教，当时也普遍受到媒体攻击。
从真实历史的角度看，这位圣职部枢机秘书长在天主教会最新一届大公会议中的使命，实乃天意所归。他不惜牺牲个人声望，不顾反天主教媒体的意愿，坚定地捍卫天主教信仰的纯洁性与完整性。
他并未被蒙蔽，不会认为教会若为取悦那些厌恶基督教会内不变传承的人而对某些教义保持沉默，会给天主教会带来任何益处。他坚持必须阐明天主教教义，即便这些教义与改革者和现代主义者的信条相悖。
如今有教养的天主教徒应当警醒，避免被某些世俗刊物中常见且可能持续的、针对奥大维亚尼枢机的谩骂与影射误导。倘若这位和蔼、有教养且才华横溢的教会仆人所为之辛勤付出的天主子民，转而反对他——这位如同古代圣亚他那修一般，在真教会的大公会议中为基督真理而奋斗的人——那将是一场悲剧。
——节选自《美国教会评论》1963年1月号，副标题由CFN添加。
附言
奥大维亚尼枢机的斗争最终以失败告终——因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及后来的保禄六世的直接干预，进步主义者掌控了大公会议，这一事实是芬顿蒙席当时所未知的。
与芬顿蒙席的期望相反，“改革派”成功“改变了大公会议的方向”。作为大公会议神学顾问的芬顿蒙席，最终离开梵二会议并辞去《美国教会评论》主编一职——因为他得知，自己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都反对的若望·考特尼·默里的进步主义“宗教自由”主张，将在梵二会议上胜出。
现代主义“新神学”的追随者（用芬顿蒙席的话说，他们是“斯大林主义与自由派媒体追捧的对象”）——如亨利·德吕巴克神父、汉斯·乌尔斯·冯·巴尔塔萨神父、卡尔·拉纳神父、若瑟·拉辛格神父以及卡罗尔·沃伊蒂瓦总主教等进步主义者——自大公会议后掌控了教会，并持续推行其自由派议程。
后大公会议时代教会的灾难性状况，正是他们“大公会议更新”（aggiornamento）的结果。尽管这一“新神学”目前已掌控了教会核心，我们仍需通过坚定抵制它，来纪念奥大维亚尼枢机与芬顿蒙席。
注释
[1] 《快报》文章的作者是卡洛·法尔科尼，该刊的常驻撰稿人之一。
[2] 《天主教法典》第247条第1款。法典列举了圣职部的五项任务，其中守护信仰与道德教义是首要且最重要的一项。
[3] 该报道见于12月10日美国全国天主教福利会议新闻社对外新闻公报的第13页。
[4] 沃勒姆博格先生的文章载于1962年12月16日《华盛顿邮报》E4版，标题为《休会对天主教自由派有利》。从上下文可明显看出，若大公会议在今年1月复会，沃勒姆博格先生及其雇主会认为这同样对天主教自由派有利。
转载：《天主教家庭新闻》2006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