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纳粹逼近奥地利，27岁的维克多•弗兰克(1905—1997)犹豫着要不要到美国避难。他已申请迁往美国的签证，但不能带走家人。凭借自己作为心理治疗师的那点小名声，留下来也许还能保护家人，可家人却催促他快些离开。签证通过了，弗兰克内心的矛盾也随之激化。别上那枚标志着犹太人身份的黄色小星星，步入位于维也纳市中心的圣斯蒂芬教堂，维克多静默祈祷：“主啊，请给我一个启示吧!”他究竟该带着一起被救的希望与家人留在维也纳，还是该只身前往美国，到那里去继续自己的心理学事业?当弗兰克回到家，发现父亲在流泪：“维克多，纳粹刚毁了犹太会教堂。”父亲手中紧握着的那块大理石碎片上刻着《十诫》中的首条：“荣耀你的父母，地上的生命将得到延续。”弗兰克拨通美国大使馆电话，取消了签证。他觉得自己已得到上帝的启示……

　　命运终究无法抗拒。1942年至1945年，从奥斯维辛到巴伐利亚，辗转四个集中营，弗兰克发现自己几乎丧失了一切，父母、兄弟、妻子或病死于营中，或被送进了毒气室。当他在每天的饥饿、寒冷、拷打中意识到自己“除了可笑的赤裸裸的生命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失去”时，他还能做些什么，还能发现生命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让我们按弗兰克划分的从“入营”到“出营”一个人所经历的三个心理阶段的顺序向你一一道来，看弗兰克是如何在一个极端残酷的境遇中寻找生命的意义，如何将亲身经历融入其“意义理论”之中的。

　　  初入集中营——生命不能承受之痛

　　“我只乞求你们一件事，每天都要刮胡子，尽一切可能!哪怕你不得不用一块玻璃去刮，哪怕你要用最后一片面包去换……这样你会看起来年轻些，面色光润些。如果你想活下去，只有唯一的办法：看上去有力气干活……你知道什么是我们所称呼的‘穆斯林’吗?——那些看起来凄凄惨惨、落魄潦倒、病病歪歪、不能再干重体力活的人，迟早，通常很快，他们就被送进毒气室了。所以，记住刮脸、神气而有力地站立行走，这样你就不用害怕毒气室了。”这是位比弗兰克早到几星期的难友对初入奥斯维辛者的忠告。

　　入营的第一件事是分组，90％左边一组，10％右边一组。军官灵巧的手指漫不经心地左右点晃着，命运的第一道判决将弗兰克幸运地推向了10％的劳工组。等待他们的是超出想像力边界的饥饿、劳苦与侮辱。而更大的考验是，有没有意志力日复一日去拼命争取那哪怕1％可能性的生存机会。

　　弗兰克说：“对一个变态环境的正常反应是反常的行为。”面对微乎其微的生存机会和时时刻刻面临的生存威胁所带来的精神折磨，几乎每个人脑海中都会闪过自杀的念头——早晚都得死，早死少受折磨。但对于弗兰克，在奥斯维辛的第一晚，他对自己立下承诺，绝不自杀。为什么?来集中营之前，弗兰克的妻子将他未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手稿缝在他的衣服夹层中，对弗兰克来说，这部手稿是自己精神的孩子。天真的弗兰克也知道，如此命都难保的境遇，哪有存留一份手稿的幸运?到了除了自己的命外就一无所有的境地，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如同父亲手中的那块石碑碎片，命运又给了弗兰克一个启示。在第一天衣物上缴换上破旧制服的那会儿，他从口袋里摸出一页从犹太祈祷书中撕下的纸，上面是祈祷文中最重要的一段。如何理解这样一个巧合?与其将精神的孩子形式化地存留在纸上，何以不用自己的生命将之付诸实践?弗兰克这一觉悟使之意识到，尽管自己早晚会死，但在这残酷的境遇中，自己要关注的不是能不能活着走出集中营的问题，而是“所有的痛苦，包括即将到来的死亡有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如果一个人生命的意义仅仅取决于能否有活的偶然性，这样的生命根本没有活的价值!

　　所以，弗兰克告诉自己，决不会因为生存的无望与痛苦而放弃生命，他要做的是，去寻找这苦难与死亡的意义。

　　适应集中营——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几星期后，囚徒们从震惊、逃避进入第二个心理阶段：情感的冷漠。这一变化源于个人自我保护的心理防御机制。所有刚入营的震惊、绝望、对不公的愤怒、无尽的企盼，受够了这些痛苦情感的折磨后，大家必须钝化自己的情感，麻木地对待无时无刻不在的精神打击。人有其脆弱的一面，不可能完全逃脱环境的影响。弗兰克也一样。作为棚屋内的医务员，日复一日，他平静地为不同人覆上白布。每当一个人病死，其他的囚徒一个个来到余温犹存的尸体边，一个人抓起尸体床头，剩余的土豆残渣，另一个决定换上尸体那双相对完好点的鞋，第三个人剥下他的外套……当生存受到威胁，任何偏离“保命”的话题都不值一提。可当一个人将所有关注仅投向生存危机时，必然又会陷入另一种精神危机——正常价值体系的崩溃、空虚、为人尊严的摒弃。弗兰克清醒地意识到，若此时自己不做出最后的努力去挽回自尊，他将丧失作为一个有着内心自由与意志，有着独特价值的人应有的情感；他将只会把自己看作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与一群在鞭打中前行的绵羊无异；他将彻底沦为被命运玩弄的牺牲品。

　　精神的空虚与情感的淡漠发展到最后，等待着的就是让所有集中营囚徒既熟悉又恐惧的那一幕了。通常，它始于某日清晨，这位囚徒拒绝穿衣、洗漱、到操场集合，任何哀求、打击、威胁都没用。他只是躺在那儿，呆滞的眼神、冷漠的表情，一动不动。如果这一危机是由疾病引起的，他就拒绝去诊所，或接受任何帮助。总之，他就是意志崩溃、彻底放弃。

　　弗兰克还看到许多类似的悲惨结局。他问自己，如果人不可避免地要受环境影响，那人的自由在哪里?人真的没有选择吗?生存以外的事物的价值就这样泯灭了吗?

让我们插入两个镜头，弗兰克还看到了什么?

　　镜头一：

　　清晨，步行去工地的途中，刺骨的寒风吹得人们一片沉默。大家在看守不住的咆哮、枪托的驱赶和艰难挪步的刺痛中前行。弗兰克身边走着的囚徒用上翻的领了遮住嘴巴，突然说道：“如果我们的妻子瞧见我们现在这模样……真希望她们的情形比我们好些，不知道我们所经受的这一切。”

　　弗兰克想起了自己的妻子，他抬起头，微弱的星光映着粉红色的霞光正慢慢透过厚厚云层弥散开来。他仿佛听见了妻子的呼唤，看见她的微笑，那率直而鼓舞的眼神……弗兰克心中潮涌浪滚，他觉得自己第一次真正领悟了被那么多诗歌所颂扬、被那么多智者视作终极真理的东西：爱。爱是人类所能企得的最终、最高目标。“人的救赎依靠爱与被爱。”那一刻，他觉得一个在世上一无所有的人依旧可以体验到人间至福，哪怕只是那么短短的一瞬，在对爱人的冥想中，即使在凄惨的绝境中，当一个人已无法操控环境，他依旧可以通过一种光荣的方式——以爱来充盈内心。“将我牢牢附着在你心中，爱如死亡般坚不可摧。”

　　镜头二：

　　奥斯维辛到巴伐利亚集中营的路上，弗兰克和其他囚徒们透过带铁丝网的车厢小窗向外望去，你难以想像紧贴着车窗的那一张张带着神圣宁静的面容，是属于那些已放弃了生与自由希望的囚徒。

　　人的情感、人的尊严，是凌驾于生命之上而存在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害怕的只有一件事：配不上我的苦难。”对集中营的囚徒来说，最难以忍受的是明知逃脱不了毒气或麻疹的厄运，却还得一天天忍受折磨，等待着它的到来。如果所作的生的挣扎和努力是没用的，这一切的痛苦不是白受了吗?为什么不早点结束?

　　弗兰克也害怕自己配不上自己的苦难。当苦难作为既定的命运降临到你身上，你能怎样?哀怨、愤恨、意志消沉、不择手段地对抗?你的生理逃脱不了饥饿、寒冷、麻疹的摧残，你的心理不可能不受环境影响而筑起一道冷漠的防御墙。那作为一个人，一个无人可替代的独特个体，你还有什么?弗兰克思索着这一切。

　　弗兰克想起那些游走在棚屋内给别人带来抚慰、分出自己最后一片面包的人；想着病房里那个垂死的女孩望着窗外的树枝挂着微笑的沉静面容，她对弗兰克说：“感谢命运给了我这沉重一击，让我清醒，在过去那些年中，我从未像现在这样珍惜、思考过自己的生命……我听到窗外的树在召唤我，它说‘我在这儿，我就在这儿，我是生命、永恒的生命’……”

　　同样都是人，面临着一样的苦难与死亡。这些人，是什么力量，化解了他们内心的冷漠，使之能够如此平静、高贵地去承载自己的命运?这种力量似乎具有一种穿透力，如同金色的光晕从体内弥散开来，甚至可以化解周围人的冷漠。

　　集中营的生活将人的灵魂撕开一道裂缝，展现其深处的地狱与天堂。在那里，我们学会按照人的本来面目去发现人。毕竟，创造奥斯维辛毒气室的是人；念颂着祈祷词平静步入毒气室的也是人。我们不会忘记那一张张交织着泪水与微笑的面容，他们分出自己的最后一片面包，抚慰他人。承受、目睹着这一切，弗兰克慢慢寻到了他想要的答案。是的，一个人也许无法选择环境与命运，但可以选择面对命运的态度，保持着人性的尊严以高贵的姿态去面对苦难!这种对生命的尊重与责任，独立于生理，心理的精神自由是死亡也无法剥夺的。一个人不放弃他的这种“最后的内在自由”，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这本身就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它显示的不只是一种个人品质，而且是整个人性的力量与光辉。

　　那些在苦难面前退缩的人总是说：“我对生命已经没什么好期望的了，生命一点意义也没有了。”可是，重要的不是你要从生活中盼得什么，而是生活在向你期盼着什么。不要去向命运追问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而是命运在向你追问，期待着你对降临到自己身上的命运作出回应。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你所经受的每件事都是命运特分给你的任务，一个人活着的意义在于他能否对这些任务负责，哪怕是痛苦，是死亡，是逃避放弃，还是勇敢带着尊严地去承受，都取决于内心的自由，它决定了一个人生命的重量与价值，这也是苦难的意义。

　　在集中营麻疹流行时，大批大批囚徒病死。医疗室开始从健康囚徒中征召义务医务员，谁都清楚进病房意味着什么。不顾朋友的反对，弗兰克还是去了。他对自己说，一样要死，为什么不死得有意义些?与其等着让命运来主宰自己，为什么不自己选择一次?哪怕选择的是更不幸，最起码这也是按自己的意愿所选择的结果，自己可以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了。

　　弗兰克最终幸运地走出了集中营。那些带着尊严死去的人升华了自己的生命，而幸运存活的另一些人走出集中营，也面临着又一个考验。

　　走出集中营——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如同一根被拉扯的、已超出其弹性系数的橡皮筋难以立即回复原形，刚释放的囚徒的心理创伤也难恢复。自由、食物，一开始一切都像个难以置信的美梦，曾多少回，囚徒们幻想着释放后的幸福情景：回家，拥抱妻子，朋友团聚，滔滔不绝地向他们讲述这段奇异经历。可自由真正到来时，家破人亡，一无所有的现实将幻想击得粉碎。所有压抑的哀怨、愤恨统统释放，让他们觉得自己所受的痛苦不是世间任何快乐能弥补的痛苦。原以为存留生命是唯一值得争取的东西，有了它就会有一切。可集中营归还给他们的似乎只是具空空的躯体。原有的情感、价值体系，所有那些用以支撑一个自由人生命重量的东西已被集中营的生活体制化，或者说在这场保存生命的游戏中，被自己当作筹码付给了命运之神。依旧是那个问题：受那么多苦准有什么意义?面对苦难时没有解决的问题，即便摆脱了苦难的命运，也摆脱不了空虚的痛苦。可难道曾经承受的苦难就是要等着有一天用快乐去弥补吗?不能弥补的痛苦就没有意义吗?

弗兰克在走出集中营后创设了“意义疗法”，成为当时继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后的第三大心理治疗流派。他将其后的毕生精力投入帮助痛苦中的心理疾病患者寻找生命的意义。

对我们的启示

　　弗兰克说，“我们每个人部有自己心中的集中营……我们必须去面对，带着宽容，带着耐心——如同一个真正的人，如同我们现在与将来要成为的那个人。”

　　在弗兰克的意义理论中，他提出人有三条途径去寻得生命的意义：一是通过主动创造性的工作。二是通过被动的体验，这儿的体验指的是对大自然，对艺术的欣赏，对爱情的感受。弗兰克认为真正的爱情是超越外表与性，进入到对方的精神内核，将对方视作独一无二的个体来珍视。第三，也是最高成就的意义，苦难的意义，在集中营的极端的环境中体现到极致。在意义的追寻中，弗兰克强调“自由与责任”。这儿的“自由”不是指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境遇，而是对不可逆转的境遇，自由地选择面对它的态度。另一种意义上说，这种自由选择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意义学派将“责任”视为人类存在中最重要的东西。在此，我们将弗兰克对责任的表述送给大家：“如同你在用第二次生命那样去生命，如同你第一次做错了现在重新开始。”

　　弗兰克认为追寻自己存在的意义是独属于人的原始驱力。许多人来心理求助，并非由于他们有心理疾病，而是他们对所经历所承受的东西寻不到意义，痛苦源自没有价值感的空虚。“知道自己为何而活的人就能承受几乎所有境遇中如何去活的问题。”意义治疗的目标之一，就是引导患者发现所正经受的痛苦的意义，知道为何要承受，也就能坦然地去承受了。

　　对于我们这些学习着工作着的幸福的人来说，总会有那么一些时刻，我们不得不缓下自己的脚步，问问自己：我们能不能承受生命之痛——对于那些已无法挽回的东西?能不能承受生命之重——带着内心的责任与爱，带着为人的尊严去面对一切?能不能承受生命之轻——在空虚甚至堕落之后，重新充盈自己的内心，重拾生命的信念?能不能?弗兰克微笑着对你说：“这是你的自由，也是你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