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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您对中国传教会的热忱和关切使我必须告诉您一个事件，它让我们所有人沮丧，也使宗教处境极为危险。 去年年底，沿海地区的官员们上奏皇帝，有许多中国船只把大批稻米运出了中国，而且与住在巴达维亚的中国人过往甚密。为此，皇帝降旨严禁任何中国船只以通商为名前往中国以南的地区，违者严惩。此禁令于1717年1月底发布，并被写进了告示。广东省一位总兵趁机上书皇帝，疯狂攻击与中国通商的欧洲人及我们的宗教活动。以下是我尽可能忠实翻译的这份奏章的内容。碣石镇总兵陈昴就沿海地区应采取的预防措施启奏皇帝陛下： 臣因职责所系，照例视察了全部海岛。6月间，我走遍了西部沿海地区，第二个月察看了南澳岛一侧的东部海滨，一年时间里我视察了辖区内所有海岛。没有任何海湾和海峡未经我亲自检查过。我发现陛下的睿智和威望使帝国最边远的地区都享受着平静与安宁。但当我到达香山县所辖的澳门时，我却惊讶地看到港内有十多艘欧洲船只正在启航赴广州经商。我马上想到了对此应予担心的事情，遂起意上奏陛下，报告这些天性顽劣凶狠之徒的情况。适闻陛下于12月18曰发布了如下敕令：“海疆边陲之地务须事事留神，尤应关注外国动向。为此，特严禁本国船只驰往南海。此种预防措施将制止外国人接济，可防患于未然。” 至尊的皇帝处理此事时不仅向高级阁僚们咨询，甚至还倾听下级属员之意见。若非陛下睿智远出尧舜之右，我们怎能安享盛世太平?若不经亲自调查，有谁敢对皇帝妄言外国之事?臣自幼涉足商务，曾远渡重洋游历日本、暹罗、交趾、东京、巴达维亚、马尼拉等地。我知道这些民族的风俗习惯以及他们政府的方略，故斗胆向皇帝陛下陈述。 中国以东的重要国家只有日本，余者除琉球王国值得稍加注意外，皆不足道。这些国家的河流都流向东方。(自北向南)直至管辖台湾岛的福建省，旁边没有任何别的国家。 西部有暹罗、交趾及东京王国，它们与我国边境城市琼州府毗邻。 南方有许多蛮族人的王国，如柔佛、马六甲、哑齐等等；这些国家虽地域狭小，却各有为其所遵之法度。不过它们从不敢窥伺他国领土。因此，我前引的陛下敕令只与欧洲人所占的巴达维亚和马尼拉两港有关。欧洲人起初到那里仅为经商，随之复以经商为名控制了整个地区。 依臣之见，海外所有蛮族国家中日本在武力和国力上是首屈一指者。明代时曾发生过大骚乱，我国某些歹徒也为之推波助澜，不过该国百姓与我们始终是和平通商的。琉球王国从我国学得了法度，据此统治已历数百年之久。台湾岛已归顺我们。暹罗、东京及其他王国每年给我们纳贡，它们无任何恶意。 因此，可虑者惟欧洲人而已，他们是最凶恶和最难对付的。 “红毛”是这些蛮族人的统称，其中有英吉利人和荷兰人。这些欧洲或印度的王国，各自虽不尽相同，但百姓却同样粗野。其中尤以荷兰人为甚，简直与虎狼相似。他们令所有船只惶恐不安，无论商人或野蛮人都是如此，可又无人能与之匹敌。他们一到某个地方，首先就考虑可通过何种方法予以控制。他们的船舰经得住最猛烈的风暴，每条船上至少有一百门大炮，任何东西都挡不住他们。我们去年在厦门港对此已有所领教：单一艘这种船舰就造成了巨大恐慌，今年却有十多艘这样的船到了广州，这怎能不让人担忧?他们与留居澳门者是同一种人，属同一个国家，讲同样的语言，习俗也一样；此外，他们间关系极为密切。此种祸害若不在其肇事之初予以制止，今后就难以收拾了。因此，望陛下命令各省主要官员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如迫使这些船舰的船长拆除所有大炮，只能非武装地进港；或是在其进港经商的全部时间内将其集中控制于某个要塞； 再或是至少不准其同时大批前来，而要先后到达，直至其彻底改掉凶狠野蛮之作风。此乃确保我国安享太平之法。 另有一个事关基督教的问题。这种宗教是从欧洲传到马尼拉的。在前明时代，马尼拉人与日本人通商：欧洲人利用宗教改变日本人思想，成功地笼络了许多人，随之里外夹攻而且差点完全控制日本；遭到强烈抵抗后，他们退回了西方。如今他们仍窥伺着日本，指望把它征服。有鉴于此，窃以为他们无任何理由在我国各省兴建教堂。此辈挥金如土，在某些日子里聚集无数莠民举行仪式。他们研究我法令习俗，测绘我山川地图，同时竭力笼络百姓。我虽不明其意图(这不是我所能识破的)，但却知道该教系由欧洲传至马尼拉，马尼拉则被欧洲人征服；却知道欧洲人生性野蛮，以宗教为旗号试图控制日本；也知道他们确实夺取了马尼拉，在广州及其他各地兴建了许多教堂，把无数人笼络到了他们一边。此外，他们与我前文讲过的那些从可怕的船舰上来的人属于同一民族。不过我完全信赖帝国令人敬畏的各部门的明智决断，深信其不会允许此类莠草生长蔓延。危险是巨大的：涓涓细流会汇成大江大河，如不在幼嫩时把树枝掐断，日后就只能用斧子砍了。皇帝陛下治国安邦的聪明才智将万世永续，臣这才斗胆子奏章中言明一切。 至于防卫海疆之众多要塞，臣等务使其固若金汤。恳请陛下审察臣之所奏，告以圣裁并晓示各省。 这就是总兵陈昴的奏章。皇帝阅后即交各部审议，并令其向他报告结果。我们4月初便得知了这一消息，但我们一则相信皇帝对我们的善意，二则又相信皇帝不可能不知道这份奏章的明显错误，因而觉得对此不必过于介意。然而我们却获悉，就在 据查兵部档案，康熙八年，皇帝就基督教事宜曾发布如下敕令：“朕只准南怀仁及其同伴传教，但基督教却曰益向各省扩展。北直隶省可能已建起教堂，其他省份也有信奉该教者。为此应予严禁为宜。此令必须严格遵守并存入兵部档案。” 我们早巳在各省禁止建立教堂和信奉基督教，但仍有莠民无视这一禁令。总兵陈昴在奏章中称，各省都建有教堂，愚民百姓信教者甚众，主张不应听任此类莠草生长蔓延。鉴于上述奏章内容，我们宣布，自本禁令发布之日起，各省信教者只要悔改错误，协助拆毁教堂使其瓦片不留，即可获得宽恕；坚持信教者将以谋反罪论处。官员若不用心稽查，则处以对谋反者疏于举报之罪。所有文武官员均应严格搜查欧洲传教士并立即向上级举报。总督、提督、总兵负责将传教士遣送澳门，拆毀其所有教堂后，令其返回各自国家。此判决一俟皇上御览批准，即下发各省严格执行。 您从这一消息给您心头造成的影响中可以判断它在我们心中激起了怎样的波澜。我们立即想到上书皇帝以证明我们无罪。困难在于如何把申诉书递给皇帝。为此，我们向所有可以帮这个忙的朋友求援一一包括太监和其他官员，但没有任何人敢负这一责任。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巴多明神父只得向担任大学士的一位朋友及对欧洲人颇有好感的皇帝第九子请教。他们答应去见见诸位法官，尽力使其改变判决。他们果然为我们的事情大展手脚，而且至少取得了如下积极成果：在每年举行的皇帝华诞节庆活动之前，这份判决不呈送陛下。已近在眼前的这一节庆通常要延续十天。格外幸运的是，节庆刚一结束，皇帝就外出巡视了五天。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有了托人疏通法官的时间。然而成效却离我们希望的甚远。在 欧洲传教士在改革钦天监和制造兵器中为帝国出过大力，为此才准许他们在各省居住和从事宗教活动。与此同时，我们禁止北直隶及其他各省的中国人助其兴建教堂和信其宗教。鉴于此禁令已发布多时，愚民牛肯定有不遵此令者。总兵陈昴在奏章中断言，各省都建有教堂，愚民百姓信教者甚众，他主张不准此类莠草生长蔓延。鉴于这份奏章，我们宣布，北直隶八旗辖区及其他各省中凡在上述禁令发布后信教的人只要悔改错误，即可获得宽恕；执迷不悟者将被严惩，其罪与向南海外出售大米者一样严重。父兄、亲戚、邻居有知情不报者将被责以一百大板、流放二千四百里以外。官员稽查不严者革职。 四十七名持有执照的欧洲人可留在各自教堂单独进行宗教活动。凡无执照之欧洲人，文武官员应予严格搜查并立即向总督、提督、总兵等上级官员举报，由其将他们遣送澳门，令其返回各国…… 我们是在 苏霖、巴多明等就总兵陈昴指控荷兰人一事启奏陛下。总兵在指控中错误地把我们牵连了进去，说我们聚集无数莠民百姓，说我们是应予根除之莠草，说我们研究中国人习俗，测绘帝国地图等等。陛下已降旨各部审议这位官员的指控。 作为您的臣子，当我们想到陛下完全了解我们的品行和情感时，我们的担心随之消散，但我们又怕法官们不知道荷兰人与我们的差别，因此过于相信总兵错误的指控。为此，我们斗胆伏请陛下令这些令人敬畏的法官们在作出判决时注意这一差别。 我们弃绝尘世献身宗教，历经千字万苦到此遥远之地，目的是想于奉行宗教道德中平静度日。我们一心勉励百姓严格履行对国家的责任，劝导他们使自己的习俗符合帝国之法令。近二百年来，我们的训言及我们为中国人提供的行为准则是人所共知的。因此，指控者怎能说我们聚集莠民呢?杨光先以前进行过同样的诽谤，汤若望神父及其伙伴们因这位官员吃尽了苦头。但陛下始终公正圣明，不难辨别真伪，也不难判断是否公道。康熙三十一年，时任浙江巡抚张鹏翮散布同样的流言蜚语攻击圣教并在该省严行禁教。徐日升、安多等被迫无奈，向陛下呈递了申诉书。承陛下特别恩典，内务府和礼部议奏如下：“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教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 陛下批准了这份奏章，这份庄严的敕令存于各部档案之中。 康熙四十七年，陛下亲自容许欧洲人在各省教堂活动；陛下还发给他们帝国执照(票)，后者则答应永不返回欧洲。陛下就此曾有一道敕令。 陛下对我们如此恩宠有加，谁能想像还会有人反对我们?然而，康熙五十年，您的臣子樊绍祚却在一份诉状中指控我们传播邪教。礼部依陛下于康熙三十一年发布的敕令审议此案，并根据给欧洲人颁发帝国执照之理由及武英殿评议之结果公开表示，对该诉状不予考虑。这一判决已存入档案。陈昴不知道陛下对我们的特殊恩宠，也不知道我们来自何地，因此把我们与荷兰人混为一谈并无端指控我们谋反。他可能弄不清人海彼岸有许多各不相同的国家，而我们与荷兰人在宗教及其他各方面都毫不相干。我们早已荣幸地向陛下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总兵事先未加细察便硬说我们因为有恶毒的意图才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他说得令人如此难以忍受，我们不禁为之涕泣。值此孤立无援之际，我们把全部希望寄于陛下，因为陛下始终仁慈地支持和保护着我们。正是陛下让我们品尝到了生活在其帝国中的幸福。因此，恳请陛下晓谕各省：我们向中国人传播的不是邪教，我们也无意诱惑他们。陛下恩德于我们胜似再造，臣等永志不忘。特此谨奏，并致最深的敬意。 巴多明神父曾向大学士出示过这份申诉，后者知道我们已把它呈送皇帝，便借此为我们在法官们面前疏通。他指出，陛下看到这份申诉后决不会批准他们的判决；这使法官们颇为困窘。大学士提出的理由对中国人的影响比对欧洲人更大，因此起到了我们希望的效果：法官们只得第三次开会讨论。会议于 据兵部汇报，该部与其他各部已对广东省碣石镇总兵陈昴的奏章提出了意见，其中称：臣等对广东省碣石镇总兵陈昴所诉各端已经合议。该奏章内容是……(此处全文引证了上文已提及的陈昴奏章)。 据评议，臣等判决如下： 关于(奏章所述之)第一个问题，臣等认为各地封疆大吏位尊爵显，本应制裁、镇压坏人。因此，该由他们决定采取何种预．防措施。至于准许多少西洋船只与我通商、船只应于何处抛锚、许其以何种方式经商、在何种情况下许其进港、是否需兴建要塞，以及让西洋船只同时到达还是逐一前来，所有这些也应由他们决定。如有其他事情需要审议，则由将军、总督、提督、总兵合议并向我们报告结果，再由我们定夺。 至于基督教事宜，我们查阅各部档案后发现，皇帝于康熙八年批准过如下判决：“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恐直隶各省复立堂入教，仍着严行晓谕禁止。” 康熙四十五年，皇帝又颁发了另一敕令：“着给永不返回欧洲之西洋人颁发盖有印章的帝国执照(印票)，注明其各自国籍、年龄、修会、入华时间及领票人许下的永不返回欧洲的承诺。着西洋人进宫见朕，领取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盖有印章的执照。此照可作为他们的证明。此敕令需严格遵守并存入档案。” 鉴于敕令颁发后又过去了多时，(教会中)很可能混进了某些不良分子，因此，宜在八旗辖区、直隶及各省份以及辽东和其他各地予以禁止。臣等不敢擅作主张，特恭候陛下圣裁。 皇帝批复：“照此办理。钦此。” 我们于 24曰，我们全体前往畅春园呈递申诉。没有任何官员愿负责此事，甚至不准我们面见皇帝。然而，苏霖神父有几架皇帝交给他检修的望远镜，他把其中几个交给巴多明神父，通过这一办法，他们和莫兰神父被允许晋见皇帝。召见结束后，他们记录下了整个过程；我如实转述于下： 1717年5月24曰，康熙五十六年四月十四曰。 由于我们昨天获悉法官们已就宗教事宜作出判决并已呈报皇帝，我们便拿着上个月呈送皇帝的申诉书到了畅春园。苏霖、巴多明和莫兰神父手持申诉书晋见了陛下。皇帝一见我们便问有什么事。我们答道，是为一份申诉书，这份申诉已承蒙陛下御览，陛下命令我们在法官对此作出判决前保留着它。如今我们获悉他们已作出严禁宗教的判决。不，皇帝答道，判决并不严厉，基督教也未被禁止，他们只禁止未领执照的西洋人传教，此力扩禁令不涉及领有执照的人。神父们说，陛下所作的区分在判决中未有明确表述。皇帝答道，朕仔细看过判决，区分是清楚的，但如果你们想让无执照者也获准传教，那是不可能的。神父们说，然而判决一开头就引证了康熙八年的敕令。是的，皇帝说道，但这意味着根据这一敕令，无执照者不得传教。神父们继续恳求道，我们担心各省官员不加区别地对待我们，甚至不准领有执照的人传播圣教。但皇帝却说，如发生这种情况，有执照的人只需出示就可以了，执照上写着允许他们传教。他们可以传教，但听不听就是中国人的事了。至于那些没有执照的人，让他们到这里来，朕给他们就是了(说到这里，皇帝露出了微笑)。他接着道，尽管如此，我们只在一段时间内准许传教一一持有执照者同样如此，人们以后会看到我们对他们将作何决定。神父们说，如果有执照的人也受到追究，我们就向陛下求援。皇帝道，你们告诉朕便是了。神父们又说，有一件事使我们极为痛苦，法官们把我们当成了谋反者。皇帝答道，不必为此担心，这是法官们常用的套话。神父们说，这份敕令一公布，人们马上会搜查传教士和基督徒，这会引起混乱……皇帝道，至于搜查，那是必要的。朕派李ping—tchong去广州时就让他给巡抚带去一道旨意，令其搜查未领执照之人，将其集中起来。不久前总督杨琳返回广州，朕给他下达了同样命令，现正等他回音。他曾对朕说，陈昴在奏章中对你们如此严厉，他很惊讶，因为他在宫中及其他地方见过许多西洋人，却从未见其干过任何坏事，也未见其挑起过骚乱。 神父们还想继续说下去，但被在场的官员和内侍制止了。后者对他们说，陛下说了你们的宗教未被禁止，除谢恩外你们还多说什么呢?神父们只得伏地谢恩，忧心忡忡地退了出来。 您或许会惊讶，巴多明作为发言人，他对皇帝的说话方式表示我们把判决当成了对我们圣教的禁止一一而这一点起先并未见诸于判决措词之中。然而您要知道，在(引证)康熙八年和四十五年两次敕令后使用一个“禁”字，仅此就足以与两份敕令相联，而且各省官员肯定会从这一意义上加以理解一一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这是顺理成章的。因此，尽管皇帝做了解释，我们在26日仍决定呈递一份申诉。 然而所有官员都拒收诉状，而且不准我们任何人面见皇帝。我们全都跪下磕头，求他们至少恳求皇帝怜悯我们。官员们不予理睬，扬长而去。 由于陈昴的奏章已经公开，而且可能在朝野产生不利于我们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必须进行辩解一一正如(传教士们)在杨光先迫害时期所做的那样。您不会不乐意读读这篇答辩词吧，下面是其译自中文的内容： 对陈昴总兵反欧洲人、 反基督教奏章的答辩 康熙八年，杨光先第一个跳出来以最不公正的言词诬蔑圣教，基督徒们被迫进行辩解，针锋相对地驳斥了他错误的指责。如今，康熙五十六年，山西人陈昴这个自士卒登上总兵高位、目前在广东省碣石镇带兵、对圣教一窍不通的人，最近借口在沿海进行过一番视察，趁机上奏皇帝，试图挑起后者(对圣教)无根据的怀疑。这份奏章充斥着无稽之谈和幼稚的想像，其内容足以表明作者蓄意加害我们。 人们可把他的奏章归纳为两个要点：其一是怀疑到中国经商的欧洲商人；其二是使人怀疑在华传教士的品行。但这种蛊惑人心的言论骗不了像皇帝这样知识渊博的君主。陛下看过奏章后令交子九位最高法官审议。陛下此举既为集思广益，也为给臣下一个展示才华之机。这些官员以皇帝为榜样，对外国人满怀仁慈之心。他们宣布，关于(欧洲)商人问题，该由广东省主要官员们妥善处理并提出报告，然后由他们决断。至于传教士问题，只需严格遵守规定其领取执照的康熙四十五年敕令即可。因此，他们命令应保证该项敕令的执行。 然而，鉴于他们在呈报皇帝的这份判决的开头部分照例引证了禁止基督教的康熙八年敕令，而且在结尾部分也出现了禁教字样，因此，宫中的欧洲人担心人们滥用这一措词含混笼统的禁令，便晋见了皇帝。陛下以惯常的仁慈答道：“不必担心，基督教未被禁止。禁令只涉及未领执照之西洋人：此辈将依康熙八年敕令处理。但这与持有执照者无关，若官员们对其同样追究，他们只需出示准其传教之执照即可，尔等尽可放心。若有人追究有执照之人，尔等告诉朕便是了……”由此，总兵的指控成了泡影．但是，鉴于大多数人视野狭小，各省官员也并非都能深入研究事件，他们可能会因无根据的怀疑感到不安并被欺骗。因此，我们不得不严历驳斥陈昴的奏章：这既为剔除谎言、澄清事实，也为更准确地把真相告诉皇帝陛下。 奏章作者本应以公益为重，而不是谋求偏见的发泄。但我们能说陈昴奏章源出自对祖国的由衷热爱吗?它不更像是空泛卖弄的产物吗?或许商人们的馈赠没能满足这位官员的期望一一他的仇恨和报复心很可能源出于此。也可能他家里有人仇视基督教，鼓动他上了这份奏章，不过这丝毫不能肯定。不管怎样，如此轻率冒失行事绝不符合一位高官身份。他若只以帝国和公众利益为念，就绝不该仅凭无根据的怀疑和无谓的猜测行事，而应在提出问题前权衡再三提出问题时以与其地位相称的措词表达。只有如此谨慎从事才能放心地启奏皇帝。但在陈昴奏章中我们找得到这种影子吗?他见到了十艘商船，马上就惊慌失措，种种想法使他心神不宁，便把想到的一切放肆地统统倒了出来一一无论他本人还是别的任何人都无法为其所言提供合理依据。的确，如此行事肯定会被偏见左右，因此就不值得相信了。 有两件事使我们的控诉人心绪不宁：在外部，他担心欧洲商人居心不良；在内部，他生怕传教士煽动群氓造反并武装他们。人们从其奏章可以判断，他担心的是不是这些。虽说我们的控诉人提不出任何有理有据的看法，但这种担心倒还合理；然而，如果他只是庸人自扰，如果他的怀疑仅以无谓的想像和臆测为依据，则此种担心不啻杞人忧天。 中国港口向外国人开放已经很久，无论在前朝还是当今，每年都有欧洲船只到帝国沿海省份经商。近二百年来，这些省份关注国家安全的封疆大吏为何竞无一人就此启奏皇帝呢?难道要留待独一无二的陈昴来发现他人至今未感受到的危险? 陈昴称：至于海外各国情状，若非亲历其地、亲自调查就想对皇帝侃侃而谈，这岂不莽撞?…… 我们答曰：陈昴奏章中只有这一点是说对的。但这足以表明他本身就犯有欺君之罪。因为他在奏章中不仅谈到了日本、台湾岛及帝国周边的其他国家，甚至谈到了欧洲最遥远的国家及印度。说老实话，他走访过这些国家、见过这些国家吗?对它们又了解多少呢? 但他竟敢对陛下侈谈所有这些不同的国家。这不是欺君又是什么? 陈昴称：臣自幼涉足商务，曾远渡重洋游历H本、巴达维亚、马尼拉及其他国家，熟知有关它们的事宜，云云。 我们答曰：人们无从得知我们的控诉人是否真的游历过他说的所有地方。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他不是与我们做大宗买卖的富商，而是一个资金有限、需要缴纳人港税以运送其货物的年轻人。稍有积蓄后，他便弃商从军，一步步升至总兵高位；这个很重要的职位，值得我们尊敬。然而，在他经商的青年时代，他有什么职权、有什么能力审察每个国家的情状呢?这与下述情况几乎完全一样：如某个欧洲海员仅到过广州一次，在港口逗留的两三个月中或许溜达过城中几条街道；然而返回欧洲后却炫耀道：我，我知道中华帝国的情状、国力和治国方略。听他如此吹嘘，人们能不嗤之以鼻吗? 陈昴称：视察(广东省)滨海地区时，我在澳门突然见到十多艘唤作“红毛”的外国人的船只正在进港准备经商等等。 我们答曰：怎么!见到十艘欧洲船只就吓坏了，就不知所措了!这点东西就让他惊恐万状，倒好像宫廷、十三个行省，他们的骑兵步兵都挡不住这十艘船只，庞大的中华帝国放下武器、就要被征服了似的!我们无需更多强调陈昴无谓的胆怯。然而，鞑靼这个尚武的、惯于赢得胜利的民族难道也会被这十艘船只吓倒?如果陈昴不为自己感到害羞，他至少应当注意勿使中华帝国见笑于远方的民族，也别诱发其邻国蠢蠢欲动的念头。海外各民族中，与中国毗邻的日本人于明季对中华帝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倘若他们获悉中国人见到十艘欧洲船只就像见了大群虎狼一般惊慌失措，他们一定会说，再增加一些船只，我们就可不费吹灰之力地制服中国。不过话要说回来，若日本人果有此念，那他们太轻信了。十艘船只决不能吓倒中国人，它们只能让陈昴惊恐万状。 陈昴称：“红毛”是所有欧洲人之统称…… 我们答曰：照我们控诉人的说法，巴达维亚是“红毛”的城市，吕宋是欧洲人的城市。可见，他对“红毛”和欧洲人是做了区分的。然而，他又说“红毛”是所有欧洲人之统称，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由此可见，人们根本不能信其所言。其实，“红毛”仅占有欧洲一小块土地，它是个特别的民族，巴达维亚是其在印度的居住地。但把马尼拉说成是所有欧洲人的城市那就错了，因为只有西班牙人住在那里。因此，他说马尼拉是欧洲人的城市，这岂不表明他连马尼拉是怎么回事都弄不清楚吗? 陈昴称：中国船只与日本人通商，因此日本人无丝毫恶意等等。 我们答曰：他这么说莫非对前朝发生之事一无所知?当时中国船只虽与日本通商，但后者却在沿海的浙江、福建两省大肆骚扰，致使中国在七八年时间里死去大批兵士和无数百姓，还损失了巨额白银。确实，在当今皇帝治下，中国为各国人民所仰慕。日本人知道鞑靼人是了不起的战士，远出日本人之右：正是这一切使后者闻之丧胆，不仅不敢有任何入侵之举，甚至不敢起入侵之念。因此，绝不能把他们的爱好和平归因于与中国人的通商。然而既然依陈昴所言，凡与中国通商者就不会对帝国产生恶意，他为何又认为欧洲人与中国通商就怀着有损帝国安宁的歹意呢? 陈昴称：澳门就作为这些(欧洲)人的起始和出发地…… 我们答道：陈昴不了解西方遥远国家中发生的事，这不足怪；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对澳门这个中国边境城市的知识却如此贫乏。他声称澳门是欧洲人的起始和出发地，到中国的所有欧洲人均来自澳门，此种荒谬之谈不屑一驳。澳门居民是葡萄牙人，因此，不能说澳门是其他(欧洲)国民的起始和出发地。如果他认为必须担心这些久居澳门、对广东省了如指掌的葡萄牙人煽动该省叛乱，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他一则不了解葡萄牙国民是多么忠诚正直，二则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在这个城市享有了此种地位。弘治年间，欧洲人来到广东省广州市和浙江省宁波市经商。至嘉靖年间，出没于广东沿海的海盗张西老占据了澳门并围攻广东省城。 官府向欧洲商人们求援。后者解除了省城之围，追赶海盗直至澳门并在那里将其杀死。总督向皇帝详细奏明了这次胜利，陛下遂降旨准许欧洲商人定居澳门。天启元年，帝国内乱，海盗进攻澳门，为欧洲人所败，杀死其一千五百多人，俘虏无数。总督向皇帝禀报胜利，陛下降旨盛赞欧洲人为帝国提供的服务。前朝末年，帝国又陷于动乱之中，澳门欧洲人却照常经商，在近二百年时间里，他们丝毫未有过有损帝国利益的想法，相反还为其出过大力。因此，陈昴所谓的澳门是其他(欧洲)国民的起始和出发地，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陈昴称：欧洲人有不怕风浪的大船，每艘船上有百余门大炮……我们答曰：为履行职责，陈昴或许登上过欧洲船只，而且数过每艘船上有百余门大炮，他见到了需要担心的事，便马上奏报皇帝。然而，很容易知道他所见所奏之事究竟是否属实。欧洲船只每年都到广东、福建、浙江，人人都可以数一数船上有多少人、多少炮。在那条船上能找到这么多大炮呢?陈昴声称每条船上都有百余门炮，所有广东人和福建人都知道这纯属捏造。若我们的控诉人在众所周知的事情上都敢欺骗令人敬畏的皇帝陛下，那么，当他谈及日本、马尼拉、印度和欧洲时，他将怎样更加放肆地欺君呢? 让我们简单重复一下上述内容：我们控诉人的奏章中无任何真实可信之处。他厚颜无耻地妄言海外民族及各国情状，其内容充满了谎言和矛盾。他既不知道马尼拉、日本和印度，也不知道欧洲及被他称作“红毛”的民族，甚至连澳门也不清楚，对欧洲船只更一无所知。就一名高官而言，对所有这些一概无知真是羞耻，但他居然还敢在给皇帝的奏章中信口雌黄，真可谓罪不容赦。 陈昴称：这种欧洲人的宗教来自欧洲，渐渐传到了马尼拉，云云。 我们答曰：孔子有句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陈昴却反其道而行之。天主的圣教是普世的宗教。因此，他怎敢说它仅仅来自欧洲、渐渐才传到了马尼拉?无论东、西、南、北，也不管在科学、律法繁荣昌盛的帝国还是在蛮荒不毛之地，所有民族都听从圣教教诲，圣教触及人们心灵，但不改变各个帝国的法律，各国皆有自己的国王，人人在自己国家忠实尽责；人们在各国对至高无上的天主给予最高的信仰，积德行善，努力使自己成为正直的人。这是普天下所有人最基本的职责。陈昴却恬不知耻地说，这种宗教表面上假装教化人们心灵，暗中却竭力侵占他们国家。还有人能捏造得出比这更恶劣更可笑的诬蔑吗? 陈昴称：在前朝时，马尼拉商人赴日本经商，同时长期利用宗教笼络日本国民。在募集受其拉拢的大批人马后，他们便里外夹攻日本，差点使其灭亡，但他们最终被赶了出来。从此，两国相互仇视，至今皆然。 我们答曰：陈昴此言纯属奸诈的欺人之谈。最无耻的谎言到了他嘴里听起来倒像真的一样。由此可知，他一心想毒害缺乏警惕的人们的思想。让他告诉我们，日本在哪一年差点被欧洲人灭掉；让他告诉我们，在哪一天发生过欧洲人被击退的战斗。散布此类言论蒙蔽公众不啻邪恶的骗人把戏。以前，当传教士到日本传播圣教时，大批百姓和贵族相信了福音。偶像崇拜者们深感恼怒，决定搞掉传教士并灭绝其传播的教理。他们想出了可怕的酷刑折磨传教士和教徒，用镣铐和火刑逼迫他们背弃天主。欧洲传教士不仅坚贞地而且欣然地领受了所有折磨。在五十年时间里，数以千计的欧洲传教士和日本教徒成了殉教者，但他们从酷刑中品尝了甘味，因为对他们来说，没有比为信仰而死更令人愉快的事了。而陈昴居然敢说他们募集大批人后便内外夹攻日本!他所谓的“外”是指欧洲商人，而“内”则指传教士。但人们从未听说日本人与欧洲人之间有什么战斗。确有传教士和基督徒被日本人处死，但他们从未以暴力反抗暴力，也没有逃走。 陈昴称：他们在各省兴建教堂，在某些特定时间举行仪式一一我不知其意欲何为。 我们答曰：天主是万物本源，是所有人的共父，历代圣人都尽其所能向其表达了敬爱之情。欧洲传教士竭诚以爱和真正的孝心为其效劳，他们以至深的敬意崇拜它，把自己的祈祷献给它，以便天主保佑他们免受地狱永苦、得享天堂永乐。他们的全部活动仅止于此，他们确定的目标也在于此一一这是我们的控诉人无法企及的。再说他们的教堂建于众目睽睽之处，他们是在光天化日下敬奉天主的，他们绝不追求黑暗而躲避光明，他们中无任何隐秘之事，因为他们都是率直坦荡地行事的。帝国上下对此有日共睹，帝国并未因此受损，惟独陈昴在处心积虑地散布无根据的怀疑。此种行为该称作什么呢? 陈昴称：他们侦察帝国情形，测绘山川地图，等等。 我们答曰：我们的控诉人走到这一步真可谓无耻之极，因为他诬蔑的不仅是欧洲人，他指责的是皇帝本人的安排。最近几年，欧洲人和鞑靼人一起奉旨测绘各省地图：有关圣旨早已公布并已下发各总督、巡抚，再由他们晓示所有官员。我们的控诉人怎能不知此事?因为人人都知道此计划因皇帝下令才得以实施。我们的控诉人就此对欧洲人大加指责，仿佛他是最明智审慎之人，而陛下反倒有失谨慎了，这不是在放肆地指责皇帝吗!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侮辱君王之举吗?然而，不管这一切多么值得注意，我并不拘泥于此。我们的控诉人新近才登上高位，他不仅至今都不明白天文、地理对帝国多么有用，而且从来不懂这类科学的任何皮毛，因此，对他的胡言乱语不必惊讶。问题在于我们的皇帝登基五十六年以来习惯于每月每日都能成就可志纪念的丰功伟绩，他的灿烂光辉与日俱增，其文治武功赶上、超过了他的先辈，甚至连古代三皇五帝也不在话下。他心智敏慧，能毫无困难地理解书本上各种知识，因而精通天文、算术、哲学。没有 陈昴称：欧洲人是暗中策划阴谋的劣等民族，因此，臣恳请陛下令各部予以防范并尽早铲除，以免其继续作恶。 我们答曰：我们控诉人的此番言论表明，他连本朝新近发生之事也一无所知，所以提出了不合情理的建议。康熙三十一年阴历二月，各部奉旨评议后奏禀陛下：西洋人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且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相应将各处天主教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 皇帝降旨同意了这道议奏。这一切皆有案可查，不难辨明。因此，据经皇帝敕令批准的各部议奏之意见，欧洲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也不异端生事，而陈昴却认为欧洲传教士是居心险恶之歹徒。议奏认为不必禁止欧洲人的宗教，陈昴却认为应尽早予以灭绝。我们的控诉人就是这样竭力废除各部议奏并攻击皇帝敕令的。二十六年以来，中国人对欧洲人的品行始终如此评价，圣教也与当初一般无异，传教士仍与当初一样行事；陈昴从他们身上发现了什么新的罪过而要如此攻击他们并要灭绝圣教呢? 有人可能会说：我承认在陈昴所言中找不到他担心的任何正当理由，但考虑到问题本身，从理性的角度审视，谁能说类似事情不会发生呢? 我们答曰：大凡值得令人担心之事，在一段时间后总会发生的。-因此，既然至今未发生任何类似事情，可见无任何理由担心。倘有人心怀密谋，他们虽能隐瞒一时，最终总会暴露。因此，若(欧洲)商人及传教士有类似计划，他们怎能在近二百年时间里毫不暴露呢?前朝末年，帝国纷乱四起，许多人公开作乱；如此天赐良机，欧洲人为何不用以实现人们归咎于他们的险恶计划呢?难道他们要等在本朝治下四海升平、帝国富足、兵强马壮后再动手不成?有哪个疯子会这样做呢?此外，如欲成就某项计划，必先推举一位首领，此人是事业之魂，兵士们必须服从将军才能指望成功。请老实告诉我这场所谓密谋的首领又在哪里呢?陈昴在使他一见到就惊慌失措的十艘船上是否发现了这样的首领，所以认为一切都完了呢?到达中国的船只和人员来自各自所属之国家。分属各国的国民彼此相异，犹如水火般难以协调。每条船上确有一名负责指挥的船长，但这些船长中有谁能指挥其他船只呢?我承认每条船上有百余人，他们或是商人，或是船员，十条船加在一起共约千人。就算这些人登陆围攻某个城市并进行抢劫，他们的船只就会无人照管，只需几条渔舟就可前去将其付诸一炬。如留部分人看守船只，余者登陆抢劫，这种分割就会削弱力量，使其水陆两路皆遭失败。因此，人们可看到，即使这些不同的国家听命 有人可能会说：我承认不必担心分属各国的十艘船只，但是某个大国独自就能武装百余艘船来攻击中国，这种情况下将发生什么呢? 我们答曰：即使人们说的情况可能出现，这种排场和这些吓人的大炮又能派什么用场呢?所以担心是没有意义的。欧洲无任何国家准备做这样的武装：欧洲不是盗贼窝，不是未开化的蛮荒之地，也不是一群失去理智者的住所。大海把它阻隔在离中国九千法里以外，途中困难重重，险象环生，船只需航行一至两年，还要不断经受风浪、暗礁、浅滩之类的危险，因此很难避免失事。船只越多，行驶越慢，而路上时间越长，危险也就越大。疾病在满载人员的船上极易发生，传染将夺去所有人生命。于是，这支庞大舰队中可怜的残存者未到中国就急需增援以补充实力了，但哪里能获得增援呢?这些不幸者怎能逃脱必死的下场?有哪个失去理智的君主会耗尽财源，倾国出动，鼓动邻国一起投身此种计划，从而使自己贻笑后世呢?即使他再疯狂百倍也不会做这等事。 有人还可能说：欧洲国家离此确实太远，因此不必担心它们从外部进攻，但是，允许欧洲人留在帝国混迹于我们之中，这岂非养敌于内吗? 我们答曰：显然，这一方面更无需担心了。以传教士身份前来帝国的欧洲人自幼就潜心学问，他们只接触书本。岁数稍长后他们便在各修会中过修道生活，而且只关注完善自身。精通各门学问后他们便致力于传播福音，一心只想让所有人获得万物本源之认识，以便人人都洗心革面，配享天福一一因为天堂才是他们真正的祖国。 他们背井离乡，长途跋涉，不畏艰险甚至不惜献出生命来到这里，其惟一目的就在于此。他们惟一忧伤的是无法前往所有国家为所有人指点永福之路。基于这种想法，再遥远的国家在他们眼里也如邻国一样。若在传教中蒙受屈辱，他们便引以为荣，最艰难的工作和最难忍受的痛苦在他们眼里也会变得轻松愉快、舒适宜人，甚至死亡于他们也和生命同样珍贵。在海上跋涉九千法里以后，他们在中国过的是什么生活啊!他们远离红尘，每天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祈祷和默想圣事，其余时间用于苦修和行善。他们蔑视世间俗事，只以公正仁慈为念。人们怎能怀疑此种性格之人会起意造反?有这种打算的人，他们或受野心推动或是想望财富，如自己不能享用，至少也以遗福后世为乐。然而传教士们弃绝婚姻和尘世爵位，他们既无家庭、也无需要抚养之子女。人们能找到一个既不为自己也不为家人、却犯下了谋反罪的疯子吗?人们并不把在中国的传教士看成不通情理的蠢人，相反，他们被视为才智卓越、精通科学之人。若他们想策划暴动，他们就会纠合一批奸诈、大胆、勇敢且善于行动之人，一旦发现类似蒙骗的人物，就把他当成不可多得之人竭力巴结。他们就会不惜钱财网罗党羽一一灾荒年间犹为如此；就会以种种许诺笼络野心勃勃之人。总之，他们将使用一切手段并利用因血缘或癖好而形成的最密切的联系来巩固其叛党。若陈昴怀疑这种人居心不良，那就对了。然而传教士们的行为与之完全相反。他们每个教堂中雇佣的人很少，每年来自欧洲的钱仅够他们勉强维持生计。 因此，他们怎能用我上文所说的方法煽动百姓造反呢?传教士们不仅无此想法，而且通过宣传十字架上献身的耶稣以拯救众生：他们宣传高于人类思想的律法，要求信徒们憎恶即便最轻微的错误，像临终的耶稣一样为了正义而耐心忍受别人强加的痛苦，让信徒们鄙视万恶之源的俗世财富，憎恶使道德沦丧的感官享受，总之，要他们确信尘世荣华皆如过眼烟云，从而不复追求。把如此性格、传播此种教义的人当成煽动叛乱者，这完全是欲加之罪。 传教士人华已将近二百年，在这些有幸生活于前朝和本朝的人身上，人们只能看到公正和诚实。目前在华的传教士中有不少人在宫中为皇帝服务，陛下还不时把散居各省的某些传教士召到身边，待他们就像自己臣民一样，传教士们则以学识和才干为公益服务。为此，关心帝国安宁的皇帝于康熙四十五年发给每位传教士一份盖有内务府大印的执照，上面标明各自姓名、年龄、国籍及其他内容，使他们在外省免遭可能出现的不公正的怀疑。我们将此视为陛下的特殊恩典。多年来，欧洲人有幸在宮中为皇帝服务而且伴驾出巡，宫中和外省从未有人怀疑过他们。以前只有杨光先轻率地诬蔑他们，如今的陈昴则以同样的轻率重弹着老调。 我尊敬的神父，为消除陈昴奏章在人们思想中造成的不良影响，我们认为公布这篇答辩词是适当的，因为该奏章已被写进告示，流传各省，可能极大地损害宗教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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