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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前，我曾荣幸地从热河驿给您写信，告诉您年逾七十的罗德先教友已经无法跟随皇帝继续其漫长的鞑靼之行了。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结伴旅行。当月10曰，在离北京一天行程之处，天主为奖赏他而把他召到了天国，我们为此深感悲痛。不仅传教士和信徒，甚至连非基督徒都因失去他而万分难过。 在加入本传教会之前，他已经在印度传教会中服务过多年。荷兰人包围并夺取本地治里后，他与已故的塔夏尔神父一起成了战俘，随之被送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监狱，在那里耐心等待交换战俘。到达巴黎后，他重新投身于传教事业。他已历经无数艰难困苦，却依然毫不犹豫地踏上了中国之旅一一这是比他经历过的要更长更危险的旅程。他和宋若翰神父一起登上“小圣约翰号”到了巴西，从那里又到达昂儒昂岛。盘据该岛的海盗抢走了他们的一切，但他们依然继续前进，直至印度。翌年，他们搭乘英国船只并于1699年顺利抵达福建省厦门港。从这里，罗德先教友被皇帝委派的官员带到了宫中。 他温和、朴实、谦逊的言行一开始就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和友谊，而当他的才干被人认识后，当实际工作显示了他对外科学、药剂学、脉理学及其他疾病是多么熟悉时，人们对他就更加尊重了。皇帝把他关心的好几名病人托付于他，因为中国医生未能治好他们疾病。 罗德先教友使他们恢复了健康，使皇帝龙颜大悦。负责向皇帝汇报罗德先教友治疗方法的宫廷官员不久就抛弃了几乎所有中国人对外国医生抱有的偏见，中国医生们则竭力维持这种偏见。宫廷官员们请他为他们几个家奴治病，他们对他的服务非常满意，以致后来只信赖他而不愿再请别的医生。他们常对我说： “这位欧洲大夫与我国的医生们是多么不同!后者会无所顾忌地说谎，同时不顾病人巨大危险，遇到不懂的疾病也会不懂装懂乱开药方。如病家对药方表示怀疑，他们就会说一通我们听不懂的粗野的话。总之，他们只会挖空心思从病人口袋里捞钱，然后就把他送人坟墓。相反，这位欧洲大夫话语不多，很少许诺，却实实在在办事。如果他说不必担心，我们就完全放心，因为他是不会弄错的；如果他难以回答我们，或者他愁眉苦脸，那便是病人死兆了。长期实践使我们相信，他能可靠地诊断各种疾病漫但更让我们钦佩的是，他温和耐心，任什么也不能使他灰心，始终一副好脾气。他仁慈地对待所有人，穷人富人一视同仁。走出我们屋子后，他便去下人住处看望，给他们治病，宽慰他们，使他们康复。惟一使我们为难的是，我们无法让他收下哪怕最微不足道的礼品，即使向他提这种建议也会使他不快。甚至会逼得他‘逃走’。” 事实上，较之于达官贵人，他更愿为穷人治病；只要后者有求于他，他会放下一切前去看望。如药物告罄，他有求必应；离开寓所时他还会留下药品供来人索取。有些家庭全家都靠了他仁慈的照料才得以保全。如果没有他医治，该有多少孩子，甚至包括皇室子弟，已经命丧九泉了啊! 我十多次与他一起随皇帝出巡，几乎每次都长达六个月。旅途中他虔诚地履行职守。我目睹他几乎整天诊治穷苦病人，因为在三万多人的随驾队伍中，这种穷苦病人该有多少啊!而在这些病员中，那些最令人恐惧、最让人避之惟恐不及的人却是他仁慈地予以关注的首选目标。我不止一次听到中国人啧喷称赞道：“一个外国人，分文不取，却能做我们那些最有关的医生即使收钱都不肯做的事，这是多么奇特!”一天，一个有身份的非基督徒告诉我可惜罗德先教友不是中国人，“如果他是中国人，”这位非基督徒说道，“那他就是大圣人，我们就会立许多碑颂扬他。”我趁机向他解释，罗德先教友这样做的动机要比立碑高尚得多；我还详细说明了我们背井离乡前来中国的目的究竟何在。我的话令他赞叹，他对我们称颂不已，不过他没有更进一步，因为他根本不考虑归信。 罗德先教友干了超负荷的工作，在最近这次旅行中尤其如此。这次病人比以往都多，在不足四个月时间里，皇帝按惯例命人运到热河驿的整箱整箱的药都被他用光了。罗德先教友便拿出自己的药，这些药也用完后，他就让人再从我们的北京教堂运去。6月底至 尽管他对死亡早有准备，而且他一生都在不断地行善和祈祷，但星期五这一天他依然做了忏悔，还在我做弥撒的小教堂领了圣体。星期天他重复了同样的事，随后一周的星期二我们就启程了。两天后，他在极度虚弱中以一个命定灵魂得救者的崇高的感情对我做了全面忏悔，他完全顺从天主意志。皇帝让他先走，并让德国耶稣会士阳秉义神父陪他。陛下把我留在他身边，因为我中文懂得较多，比较容易回答他的问题。罗德先教友病势日重，极度虚弱，但至死都很清醒。 阳秉义神父让人把他的遗体送到京城外我们的墓地。北京所有耶稣会士前往迎接。常规祈祷后，他们于当月25日将其埋葬。大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哭声和呜咽声增加了我们对失去他的悲痛。 令我们宽慰的是，我们确信他已去接受对他长期的辛劳和圣洁的一生的奖赏了。他曾是那么温和、朴实、谦逊、耐心，他忠实地遵守我们的教规，和蔼可亲，随时准备给人以帮助，在工作中、在照料穷人时，他从来不知疲倦。总之，在我和他朝夕相处的十六年中，我从未见过任何不在我面前赞扬他的人。 从鞑靼地区回京后，我在已印出的《耶稣会传教士感化人的珍奇的书简》汇编上读到了我的几封书信的摘要，其中谈到了我在长城古北口组建的一个新的传教会。这里我要补充说明，从那时起，天主已降福于它，它不再只是个刚起步的传教会，它已扎下了根，人们在那里可见到许多虔诚的教徒。我让人兴建的教堂如今显得太小了，即使加上院子，也容纳不下一半教徒。上个月路过那里时，我又为三十多人施了洗。这些善良的人建议我把这座教堂交给妇女们做集会用，同时给男人们盖一座更大的教堂，他们甚至自告奋勇要为之出力。然而他们能力十分有限，他们多数是士兵，其全部财产便是那点微薄的军饷。我去察看了一所适合于这一计划的房子，它要值五六百两银子，这难以筹措。靠天主保佑，我们将尽力而为。 新信徒们充满了虔诚。他们比商人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所以每天都上教堂接受教育。他们每天早晚随着乐声背诵祷文，乐器是他们花了50多个埃居买的，还教会了年轻基督徒演奏。他们还买了一块供教徒使用的墓地以及必要的饰物和祭服，以便合乎礼仪地埋葬死者。由于我只能顺路看望他们，因此当时只有一部分基督徒做了忏悔和领了圣体。龚当信神父不时前往该地，可以代我做我未能做的一切。他每月第一天去那里。我在热河驿时，有事前来或奉官差前来的人都会到我这里领受圣事。许多人是自费来的，惟一目的就是要履行义务，而且他们要赶30法里路。我不知道在欧洲先前的教徒中是否能看到同样的热忱。我把这个传教会托付于一切有志于在偶像崇拜者中拓展耶稣基督王国的人们的祈祷和仁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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