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会出版的《不定期报》是一份袖珍册于，每本由十页至三十页不等。戴德生希望这份出版物能有一个吸引人的标题，也打算改变它的形式。珍妮建议用「中国亿兆和我们的工作」为题。这个口号后来成为内地会工作的重心，一直沿用到 1875年底。之后，再简称为（中国亿兆）。到了现在，这份刊物还是一本受人注目、内容丰富的宣教杂志，不过名称已改为《东亚亿兆》。

1875年5月，戴德生计算那个月的奉献，只有六十八镑，还差二百三十五镑才可供给中国内地会三个星期的开销。培兰路六号每天都定下时间为中国代诗，戴德生把经济情况告诉他们，说：「让我们在祷告中提醒主。」

    那天傍晚，邮差带来一封信，里面附有一张支票，数额刚超过二百三十五镑。由此可知神悦纳戴氏所作的工。

    六月，戴德生把拐杖换了手柄，他在伯莱墩举行培灵会，主题是「信靠神」。当要乘火车离开伯莱墩时，在车站碰到俄国贵族卜林基伯爵。

    卜林基是前俄国政府的大臣，也有参加这次大会。

   「我们一起坐吧。」伯爵说。

   「但我持的是三等票，」戴德生回答说。

   「我的票可以坐三等，不成问题。」

    在路途中，卜林基从袋箧里拿出一张银行汇票给戴德生，数额是五十镑，相等于现在的一千五百镑至二千镑左右。

    「你有没有弄错呢？」戴德生问。

「我本意是只给你五镑，但看来神定意给你五十镑了。」

    回到培兰路，戴德生发现全家正为中国事工所需的费用举行祈祷会。他们所欠的款项是四十九镑。卜林基的捐献来得正合时，他们欢喜地领受了。诸如此类的事件，令他们的信心更加坚固。

    一位神学讲师穆亚，时常到培兰路探访戴德生，他形容戴德生的书房满盒子，四壁却是粗糙的书架。离窗口不远的书桌上则堆满信件和纸张。火炉前面，有一张小地毯，上面放着一张又低又窄的铁架床，把地毯差点完全遮盖了。

    戴德生就躺在那张铁架床上，和穆亚谈话。穆亚形容那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间」。戴德生不象他想象中的伟人。他一点「傲气」也没有——就象基督所说那种要承受地土的人一样。

    另一位到过培兰路的访客，则记得六岁半的戴查理，一直问他父亲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而赫拔和存义则在桌子下角力。

    列夫人常常捐助内地会。她写信给戴德生，说她听闻内地会传教士很多时候因经济困难而放弃圣工，转去从事世俗的工作。

    戴德生立即回信，要求她指出消息的来源。「这完全是误传，……虽然供应常在需要关头才突然临到，但我不相信有任何传教士的儿女，或任何一位家庭成员，会出现缺乏食物和衣服的情形。

   「就我所知，没有一个人因欠缺金钱而工作受阻；没有一个人因这原因而健康受损；也没有一个人因这缘故而离开工场，或是因此而忿忿不平。……」他承认「有些时候，银根很紧」，但这正好鼓励中国信徒尽力奉献资助传福音的工作，而不会认为宣教只是富裕的社会和国家应该全力负责的。他又解释有些会员离开或被解雇，是完全与经济无关的。列夫人接受了戴氏的解释，继续支持内地会。

    现在，戴德生认为自己已完全康复，可以回中国去工作。但谁来负责选新教士？谁来负责《中国亿兆》的出版工作？又谁来安排和寄发所收的献金呢？他以前曾经尝试说服他的妹妹戴贺美和妹夫海恩波参加内地会或其它宣教团体，前往中国工作。他到高达明探访他们。

   「你们可否来培兰路一住，协助我的工作？就把它当作试验吧！我需要人手帮忙出版和发行《中国亿兆》，并且接待候选的教士。」他愿意从珍妮在澳洲的叔叔留给她的遗产中，拿钱出来，给他们买一间房子，而且支付他们的薪金。

    戴贺美和海恩波终于答应八月搬到培兰路二号。他们在那里一直住了四十年——那座房子在中国内地会中，颇负盛名。戴德生和珍妮住在六号，而中间四号的房子，就充作办公室和接待候选教士之用。

    自从发出「十八位传教士」的呼吁后，应征信件象潮水般涌至。六位在传教事工上已素有经验的同工，也自愿请缨。八月，在司布真牧师的大都会基督会堂里，举行了一次聚会，与会者达一千五百人，再次欢送三位传教士到中国内地去。而另外九位则在1876年2月加入宣教行列。珍妮写道：「这便组成了十八位传教士。」她没有把他们的姓名—一列出。但一计之下，那时候好象已有二十位传教士了，而且更有陆续而来的。在1876年，至少有六名女教士也被差派赴华。

    戴德生很想离英近华，因为这些传教「新丁」需要人指导，认识有关中国生活的良风及恶习。但他首先要委任一位全职的干事，负责在英事务，以代替辞职的问理察。何理察举荐苏威廉代替他。戴德生一面开始训练苏威廉，一面把更多责任交托他的妹夫海恩波。

    戴德生的挚友史蒂丝小姐，在1876年5月去世，这个打击使他病了一个星期，不能工作。但他很快从忧伤中回复过来，九月便乘船到中国去。预算这次只离开十个月，所以珍妮留在家里照顾六个孩子（包括她自己生的两个），并全时间的参与培兰路的行政工作。

船到巴黎后，戴氏把文件箱遗在岸上。箱中有很多他预备在旅途上要做的工作，因此，他除了在旅途中勤于写信外（他给珍妮写了很多信，也写得很亲蜜），差不多是被迫在船上度过一个长长的假期。   

戴德生于十月底到达上海后，又在前往镇江的途中患上痢疾——这个病是他一生中常常复发的。1876年9月14日，就是他离开英国后的一个星期，中、英两国签署了烟台条约。消息传来，使他对前途感到十分兴奋。现在，持有护照的外国人，可在中国内地旅行，并明文规定受到安全的保障。在条约签订后的四个月里，内地会的传教士已先后进入六个新的省分，来到那些从未有洋人踏足的中国内地。这些年轻的传教士受到各种不同的对待；有些人很友善，但也有些人很凶恶。戴德生把他往湖南途中的遭遇记下来，他提到湖南的妇女时，说道：「她们全心全意崇拜偶象，但都得不到满足，她们的心灵仍是一片迷惘。」

    约一个月后，戴德生遗落在巴黎的文件箱竟然寄到镇江。他的工作计划才可完全展开。「我的工作量是我所能承担的四倍，」他诉苦说。书记费查理已回国休假，又找不到人接替他的工作，只有由戴德生偏劳了，另外，还有《中国亿兆》的编辑工作。

    每日工作至凌晨二、三时，戴德生便坐在他的簧风琴旁边，弹他心爱的诗歌。以下一首就是他时常弹奏的：

        耶稣，我在安息，

        安息在你的喜乐中。

        你的爱是何等伟大。

    记得有一次他和倪义来一起读各地传教士寄来的信件，有些报导他们遇到的各种危险和困难。戴德生倚着书桌，一边读信，一边哼着「耶稣，我在安息」这首诗歌。

    倪义来问：「我们的朋友正遭遇危难，你还能哼着歌吗？」

   「就算我生在这里，为这些事情忧虑，也是无济于事，而且使我不能做我所当做的事情，所以我只好将一切重担交卸给主。」

    1877年5月，在中国的各差会于上海召开一个联合会议。这个会议看来会惹起不少争论。自从七十年前马礼逊来华传教开始，中国的传教工作已有多倍的增长。来自不同宗派的五百多位传教士，对于宣教工作各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差会（例如内地会）着重直接布道和植堂的工作；有些则着重教育和培训方面。会议中有些人批评内地会，说他们派遣年轻而没有经验的传教士，长途跋涉到中国内地去。「名词问题」也是一个引起激辩的焦点。所谓「名词之争」，就是用哪一个中国词语来翻译经文中的「上帝」。

    戴德生担心这些问题所引起的纷争。除非会议中有圣灵的充满，否则难免出现分歧。所以他先邀约了大约三十位来自四个不同差会的传教士在武汉会面，一起祈祷，作属灵的装备。在这个会议结束时，伦敦会的杨格非说：「我为戴德生感谢神；我为中国内地会感谢神；我为我的年轻弟兄感谢神。」

    三个星期后，大约一百四十多位来自十八个差会和三间圣经公会的男女牧师、教士和传道，举行会议。引起争论的「名词问题」，虽然在一次演讲中提了出来，掀起一场争辩，但没有列在议程内。戴德生为内地会到偏远地方传福音的宗旨辩护，认为这是建立教会的必备工作。有两位讲员认为西方的世俗文学和科学知识，比宗教更能有效地驱除迷信，但他们不为大多数人所支持。大部分人接纳戴德生和杨格非的路线，就是传道的主要目的是宣扬神，指出罪恶和救恩，但也不抹煞文学和科学的价值。

总而言之，在此次会议中，协议多于争辩，而内地会也普受人接纳。戴德生认为这次会议是中国传教事工最重要的一步。

上海会议之后，戴德生的坐骨神经痛又告复发。之后，戴德生出发到浙江的布道所去，与他同行的有韦里信女士。韦里信女士从小就想献身宣教，终于在踏入中年后，才能实现她多年的梦想。她中年白发，在中国人当中很受敬重。途中他们不只一次被华人请到庙宇里聚会。而庙宇中的偶象已被清除，改作基督徒崇拜的地方。

    韦里信女士永远不能忘记戴德生的白色文件箱，以及他每天为内地会祷告三次，并逐一为他的同工提名代祷的习惯。

    戴德生留在中国的时间，已超出他预期的十个月。但他想在回英之前，再做一件大事，就是在宁波召开一个与英、美差会有关的全浙中国牧师及传道人大会。会中他极力赞扬他们所作的贡献，而且希望以后中国每省都能举行同样的会议。

  之后，是应该回国的时候了。珍妮所生的两个孩子，尚在学步阶段，对于在圣诞归家的父亲，他们是完全陌生的，但戴德生却很欢喜看到他们。同时还有十六岁的赫拔、十五岁的存义、十岁的小玛莉亚和九岁的查理，再加上和他们同住的童美莉，她是童跟福遗下的孤女。这真是一个热闹的圣诞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