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各省，特别是山西省，正发生最严重的饥荒。由于长期干旱，小麦等粮食欠收，武汉和宁波两处的内地会区会，都遵照戴德生的建议，捐钱援灾。

    戴德生回到英国，在许多聚会中报告灾情，并在报章上发表。结果，收到的援灾捐款，比布道捐献还多。因此，他传令在灾区和难民当中工作的传教士收容二百名贫苦儿童，并优先照顾孤儿。但他还想做更多的事，所以他和珍妮长期分离后，虽然只短暂地一起生活了四个多月，但他不得不再作一个使人伤感的决定。

   「你知道我现在还不能离开英国。你是否可以先跟一班新选的传教士前往中国，督导收容孤儿的工作？待我能抽身时，再来中国跟你一起生活吧。」

    珍妮那时三十五岁，除了照顾亲生的两个孩子，一个两岁，另一个三岁；还要照顾玛莉亚留下的四个孩子。她把戴德生的提议放在祷告中。两周后，她决定先去中国。

    戴贺美这时已有十个孩子，当知道嫂子的决定，就说：「如果珍妮蒙召到中国，那么我就蒙召照顾她的孩子。」

    一位朋友听到这消息，便对珍妮说：「你离开你的孩子和丈夫到中国去，虽然是难能可贵，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珍妮走进卧房，心里明白是要付出代价的。

    她祷告说：「亲爱的神哪！请你给我一点证明，使我知道去中国是对的。现在对我来说，五十镑比任何东西更为宝贵。这保证我其它需要都可得着供应。」

为了坚固自己的信心和给其它人一个有力的答复。她也象基甸一样拿出「两堆羊毛」来。她第一个祷告是祈求足够的旅费；另一个祷告则是求五十镑，以供她和戴德生的生活需用。在当时来说，这算是个相当大的数目。如果神应允她的祷告，就是给她一个应许：她的离开会比留下更令亲人蒙福而且知道神与她同在，常帮助她。

第二天早晨，她在家庭祈祷会中对孩子说：「我要你们替我为两件事祷告。是什么事我现在不能让你们知道，等祷告蒙应允后，我一定告诉你们。」

    那天下午，有一位夏里士先生来到培兰路。他问：

   「闻说你要到中国去，是真的吗？」

   「是的，我正在准备行装！」

    夏里士先生交给她一张十镑的支票——这数目刚好是内地会规定的传教士治装费数额。

    四天以后，戴德生的父母写信给珍妮，信里附了五十镑。她正想拿这张钞票给戴德生看，但因为他在会客，所以把钞票放下，就走开了。

    她回来时，戴德生说：「我正在考虑，主要我如何使用这笔钱哩！」

   「哦！这钱是我的。」珍妮说：「你知道吗？这笔钱我有权使用！」

    十天后，珍妮带着七名年轻的教士到中国去。一位伦敦内地会的新任委员见到戴德生夫妻分离，便对戴德生说：「看到你们分离，我感到象是自己与妻子分离一样难受。……然而，如果真是神要我们分离的话，他一定也会使我们象你俩昨天分别时般平静。」

    珍妮到达上海后，便与两位年轻的女传道一起赶赴正闹饥荒的山西，陪行的有英国语言学家鲍康宁。她们是第一批深入中国内地的外国妇女。抵步后，珍妮展开救助孤儿的工作。在回到上海时，工作则由一队内地会人员继续下去。

    戴德生感到孤寂时，就把十七岁的赫拔带到他的书房或卧房，跟他倾谈。后来，他又携同三岁的安纳到住在巴纳的岳父母家里，让安纳的百日咳得以调理。戴德生回忆当时的生活，说：「孩子生活得极快活。我很爱那里的宁静和干草堆。晚上，看着孩子睡觉；早晨，跟他一起祷告，帮他穿衣服。这孩子乖巧地依偎着我。」

    珍妮离开后，戴德生便致力重组布迦先生辞职后英国的内地会工作。他探访伦敦内地会委员会的各个成员。整年下来，许多问题日益严重。苏乔治因工作压力太大而辞职。委员会建议由戴德生的妹夫海恩波及苏威廉共同担任副总干事之职。戴德生认为这提议不太恰当，因为苏威廉并没有专心于神的工作上；而妹夫海恩波的办事效率不大理想，而且不擅于精打细算。此外，《中国忆兆》仍未找到合适的编者。

    1878年夏天，戴德生的疟疾痊愈后，有人邀请他往瑞士度假。庞翠辛的冰河引起他的兴趣，他花了三天时间在山脉探险，衣袋里只带几块饼干、圣经和太阳伞。他认为那里的空气对身体的康复会很有帮助。

    他写信告诉珍妮说：「亲爱的，我一直在想：我身体的康复及我所受的一切思待，都是神听了你的祷告而赐给我的。我一想到这里，便乐上加乐。」戴德生回到英国后，感到「精神百倍」，但是内地会的问题仍待解决。

    增加海恩波的工作量，只解决了编辑《中国亿兆）一书的部分问题，但仍需有人去全职负责。在新的一年里，戴德生开始跟侯尔道接触。侯氏是托顿咸一家化学药品制造商，一直是内地会的老朋友和资助者。侯尔道答应戴德生，如果一旦戴氏去世，他愿意承担内地会监督的职务；又当戴德生出国，他也愿意担任英国内地会委员会主席。海恩波则受派担任内地会总部的总干事，请麦卡悌和苏威廉充任他的副手。

    1878年12月31日，培兰路的办事处举行内地会的祷告日。那时流行一种传染病，许多小孩都死于「喉头痉挛」。那天晚上，当大家一起祷告，有一位护士抱着一个女孩进来，她以为女孩已经死了。他们赶忙把戴德生叫来。戴德生立刻跑过来，有一个妇人建议他该先为这孩子祷告。他回答说：「是的，要祷告，我要边抢救边祷告。」

    戴德生发现这小女孩的脸发青，全无血色。他用几种方法叫她苏醒，都不成功。后来，他就作口对口人工呼吸。几分钟后，女孩的脸色改变了，而且开始呼吸。当天夜里，她虽然还偶有抽搐，但已经活过来，并且没有任何损伤。这女孩后来长大，成为内地会一位女传教士。几年后，戴德生的儿子戴存义对此事有以下记述：「他为所有的事祈祷，好象每一件事都得倚靠祷告；……但另一方面，他也作工，好象每一件事都得拼命去做。」

    1879年2月，戴德生离英返华，又跟妻子团聚。半路上，他到满塘（Mentone）拜访穆勒和司布真。穆勒正在作巡回布道，司布真却应伦敦大都会基督会堂要求，暂作休息。司布真的记录中说：「戴德生完全不象是一位大规模组织的领导人，因他又跛又矮。在司布真看来，戴德生是一个刚柔兼具的人。一方面，他不会坚持己见；但另一方面，他却坚定地信靠神。凡事依照计划去做，不畏困难，因他坚信只要有神同在和帮助，没有难成的事。戴德生离开后，司布真说在戴德生的谈话中、常提到中国、中国、中国。这两个字象音乐般在他耳中回荡着。司布真还发现，戴德生已经让头发长起来，束成一条辫子。

    在行至印度洋时，戴德生病得很厉害，船上一位新加坡医生甚至怀疑他能否到得香港。船到达新加坡时，已有一大堆信在等着他，其中一封是珍妮写的。信上说：「我已经在祷告中记念你要面对的困难，想到这些，我有时会感到高兴。因为这些困难可让神有机会作工和得胜。现在已很清楚，我们即将看到他的手施行奇事。……有主人同在，仆人的责任只是顺服，而这亦是他最大的喜乐。我们的信心会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带来胜利。」

    戴德生终于抵达上海，珍妮看到他时，他是那么疲惫、虚弱。还没来得及处理信件，他又再次染上痢疾。一位伦敦会的朋友劝他们在炎夏来到之前，先到北面的烟台避暑。在那里，戴德生和珍妮住在包纳德家中。他是一位年轻的海关官员，娶了一位女传道人。他们的房子座落在群山环抱的海湾旁。戴德生在那里调养时，常坐在露台呼吸海边新鲜的空气，看着海上的帆船和汽船，愉快地嗅闻海草的气味。他们隔邻的房子里，住着祝名扬夫妇及其家人，他俩也因为健康问题前来这里休养。

    因此，一个梦想便在戴德生脑海中浮现——在这理想的海岸边建立内地会的休养所。戴德生和祝名扬并肩在海湾旁的山丘上漫步，来到一块种豆的田，有一道清澈的溪水潺潺流下，是盖房子的理想地方！但他们买得起吗？    旁边一个农夫，问他们说：「你们想买地吗？」

    戴德生和祝名扬了解中国人若知道你有兴趣，便会立刻把土地的价钱提高，因此，他们只向农夫表示略有一点兴趣。

   「你们要买我的地吗？」

    农夫指着这块豆田，并且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价钱，其它农夫方争相表示他们想卖地。戴德生于是定出计划，打算建造一座有十个房间，还有露台的大房子。两人雇了一队建筑工人、砖瓦工人、石匠和木匠，让他们支搭帐篷住在工地上。在建筑过程中，有些工人信了基督。许多材料是从两只因触礁而漂到岸边的船上取来的——栎本横梁。挪威松木，以及铺地板用的柚木。

    房子建好后，祝名扬报告说：「这房子虽然造得不太好，但以我们这样缺乏经验的人来说，已经很好了。建筑费实在便宜。而建屋速度之快，使租界里的欧洲人大感惊奇。峻工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事实上，这房子还相当耐用，直到1915年才重建成一所较现代化的医院。

    这是内地会的第一处休养所，有一段时期称为「祝名扬之家」。后来，内地会又在此建了一所老人疗养院、一间为内地会教士子女而设的学校，还有一所医院和一间药房。它们都建造得比以前的好，既舒适又方便。

    李提摩太是英国威尔斯浸信会的传教士，年轻有为，极具影响力。他原想申请加入中国内地会。但后来被人劝说加入侵信会，成为该会的传教士。他于1870年抵达中国，当时二十五岁。李提摩太一开始就强调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并尽力保护贫穷受欺压的人。他住在山东省的北部，看见山西发生大饥荒，心里难过不已。他希望中国因接触西方的优良文化和技术而有重大的改变，避免重历这样的自然灾害。李提摩太认为神也会透过别的宗教，如儒教、佛教和道教等作工。他说，我们如果能够指出这些宗教和基督教相同之处，它们的信众就会很容易接受基督，整个中国社会因而完全改变过来，变成基督教国家。他又非常仰慕中国文化的精萃，于是花了许多时间研究中国经典和宗教作品。他又专去接近学识之土，后来更运用他的影响力，在山西建立了一所大学，教授西方思想和中国历史文化。

    戴德生认为李提摩太「把好的道理引到死胡同里」，因为李提摩太不讲道，只喜欢派发伦理道德的小册，内中也提到神，却不传扬基督，他还以为这种温和的态度可以为福音铺路哩！

    李提摩太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人。一些内地会的成员，尤其是住在山西地区的，开始被他说服了。所谓「山西精神。」就是指受了李提摩太的思想影响，失去传福音的热诚。有一位内地会教士团完全失去信心而不得不被召回；另外一人则离开了内地会，到一个有固定薪金的团体中工作；有三、四位传教士受了李提摩太的影响而向内地会辞职，但后来又回转，并恢复当初的信心。至于李提摩太本人，当他的思想变得更加开放，他也向浸信会请辞，但他仍继续在中国工作近五十年之久。

    戴德生并不认为一些人退出内地会，是归咎于李提摩大，他相信那只是「意志薄弱的人，受到强大外力的影响而产生的结果」。开始就强调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并尽力保护贫穷受欺压的人。他住在山东省的北部，看见山西发生大饥荒。心里难过不已。他希望中国因接触西方的优良文化和技术而有重大的改变，避免重历这样的自然灾害。李提摩太认为神也会透过别的宗教，如儒教、佛教和道教等作工。他说，我们如果能够指出这些宗教和基督教相同之处，它们的信众就会很容易接受基督，整个中国社会困而完全改变过来，变成基督教国家。他又非常仰慕中国文化的精萃，于是花了许多时间研究中国经典和宗教作品。他又专去接近学识之土，后来更运用他的影响力，在山西建立了一所大学，教授西方思想和中国历史文化。

    戴德生认为李提摩太「把好的道理引到死胡同里」，因为李提摩太不讲道，只喜欢派发伦理道德的小册，内中也提到神，却不传扬基督，他还以为这种温和的态度可以为福音铺路哩！

    李提摩太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人。一些内地会的成员，尤其是住在山西地区的，开始被他说服了。所谓「山西精神。」就是指受了李提摩太的思想影响，失去传福音的热诚。有一位内地会教士因完全失去信心而不得不被召回；另外一人则离开了内地会，到一个有固定薪金的团体中工作；有三、四位传教士受了李提摩太的影响而向内地会辞职，但后来又回转，并恢复当初的信心。至于李提摩太本人，当他的思想变得更加开放，他也向浸信会请辞，但他仍继续在中国工作近五十年之久。

   戴德生并不认为一些人退出内地会，是归咎于李提摩太，他相信那只是「意志薄弱的人，受到强大外力的影响而产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