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7年10月8日于北京)

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在中国朝廷里看到一个欧洲使团是一件相当新鲜的事，葡萄牙国王刚刚派了一个理智又开明的大臣到中国朝廷来，有一些情况会使您觉得很有趣的。

    葡萄牙国王陛下委任唐·亚历山大·麦德乐·苏赞．梅内兹一个重要又艰难的使命。他和张安多神父一起到了澳门。张安多神父是几年前由康熙皇帝派到欧洲去的。张安多、麦德乐大使首先要解决来自广东官员们的刁难。广东的官员们立即派出急使去了解他本人、他的随行人员、他带来的礼物、他此行的目的。确切地调查了他的旅行目的后，他们通过礼部禀报葡萄牙使团到来了，他们同时也发现他并没列在向礼部送钱的名册。

    由于张安多神父是派回欧洲又回到中国的神父，他病体一康复就回北京了。他和两位葡萄牙耶稣会士数学家11月9日到达北京，他一到京就进宫，那天是阴历十月三十，正是皇帝的大寿，我和两位传教士正在宫里。

    十三皇弟受雍正皇帝之命处理重要国家事务及有关我们的事务，他向张安多神父问了许多有关这个使团的问题。我给他当翻译，因为他有点忘记了以前学的中文了。张安多神父回答说：“大使没有向我们说其他的事，只说他是受国王之命向皇帝陛下来吊唁他的父亲康熙皇帝并祝贺皇帝登基的，同时请求他庇护澳门的居民们及其他在中国的臣民们。”

    十三皇弟对此回答并不满足，这位亲王或者说是皇帝本人，极担心大使奉命向他为基督教会求情，亲王只是皇帝的喉舌。一方面，他决定在这方面不做任何让步，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公开拒绝一位他有意善待的人。因此他并不明说，只是不停地问大使是否还有其他令人不快的使命，或者他是否得处理一些困难的，令人不快的事务。神父回答说他一无所知，事后，十三亲王向雍正皇帝汇报了这次谈话。雍正皇帝显得较满意，下旨让神父11月24曰晋见皇帝，费隐神父、李若瑟神父和我陪同张安多神父进宫。他的礼物由十三亲王转呈，皇帝对其中一部分很喜欢，把他餐桌上的一部分菜赏赐给神父。下午两点钟，一位官员示意我们人内，但是走到内宫第一道门，皇帝派人传旨，如果张安多神父会讲中文，让他独自进去，否则，让我陪他进去当翻译。我们一直走到大殿的正中门，皇帝坐在他的宝座上。张安多神父跪着用葡萄牙语说了颂扬的话，奏报了他的使命，我翻译了他的讲话，皇帝提了好几个问题，然后对我说：“告诉张安多，他是先皇派到欧洲去的，现在回来看到朕在位上，对他来说是和见到先皇一样的。朕很满意他能完成交给他的使命，应该对他有所赏赐。”说完他示意一个太监拿来一顶貂皮帽给神父戴上，另外还赐了几样其他东西。张安多神父按照中国的礼仪谢了恩。

    走出宫门，我们去见十三亲王。张安多神父送了几样礼物给这位亲王，亲王推了好久才收下一部分．我对他说，幸亏他，神父才能有此成果，张安多神父感谢他的善待。“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他回答我道，“我们对他的作为很满意．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葡萄牙国王是出于好意，如果他的大使不提出什么令人不快的问题的话，他可以等我为他觅得任何其他大使都不曾有过的荣誉。”

    在北京发生这些事情的同时，广州的官员们正催促大使赶快启程入朝。他解释说他正等着他派往北京的信使的回音。这个信使11月26日到京，他带了一封呈交给皇帝的信，在信中，大使申明了他已经到了中国，暗示他不是国王派来进贡的大使，他请求皇帝陛下向官员们下达有关与之相宜的命令。

    我应要求译出了这封信后，它马上被交给了十三亲王。十三亲王读了此信后，问我是否知道还有其他的中文表达法，可以不用大使不喜欢的“进贡”这个词，他们还问我在欧洲这两个中国字有什么意思。我说：“这两个字的意思不好，它们的意思是贡品、欠债、负担、从属，但是我觉得可以找到另外的字来更好地说明这位大使的身份。”十三亲王说：“这两个字是对从属于我们，必须向我们进贡的人而言，但是难道我们想让世界尽头的欧洲人在我们属下吗?我们会要他们进贡吗?另一方面，改变老规矩，就会有下例，必须要守规矩，我将和皇上商量一下，等候我的回音。”

    他很久才回来，把我们找到他府上，他说：“我不能详细对你们说，我能对你们说的就是皇上要派一位官员和一位欧洲人去澳门迎接大使。”张安多神父主动要求前往，但是十三亲王认为他身体太虚弱，吃不消，因为那是坐驿车去。张安多神父答道：“这件事是我的国王一再叮嘱的，我感到我还有力气去执行他的命令。”于是就决定让他去了。同时，十三亲王命我去找宫内的总管大臣，他们受命和他一起处理接待这个使团的事务，要他们选一个能干的官员来担负这个任务。他们选中了佟赞之，内务府刑部主管，我个人认为这个选择是再好不过了，这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对欧洲人非常好。接着我们讨论大使从南昌府进京是走水路还是走陆路。我们意见是从水路走，因为水路运输不仅礼物不致损坏，而且因为大使有四十个随从人员，从陆路走需要一大批驿马和脚夫。他们考虑了一下我们的理由，但是那些先生们认为人太多了，那么多的随从人员只会有麻烦。我回答他们说，大使还在抱怨广州的官员削减了他一半以上的随从，还包括他自己出钱支付的卫队。他们不再说什么了，决定从水路走。

    12月9日，官员和张安多神父从北京出发了，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几乎同时，大使没有等到他的信使回来就从广州出发了。有一天，我们上朝时，皇帝自己告诉我们这个消息，他说：“你们的大使已经离开广州了，我们派去的两个人会在路上和他相遇。广州的官员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果然，派去的两人遇见唐·麦德乐时，他已经越过了梅岭，他们和他一起在一条大江上登船，在路上给了他最高的礼遇。在这期间，我们为大使准备了提供给我们的清洁、舒适的住处。我们争取到了他和他的随从可以自由走动、在皇帝接见前不被关在屋子里受看管，和对莫斯科、高丽和其他外国王朝的大使的待遇相同。

    5月12日。我们得知唐·麦德乐离京城很近了。我们获准到离京城一两天路程的地方去迎接他。皇上命我以他的名义给大使带去各种清凉饮料。14日，我们在离北京九十里的地方接到了大使(十里相当于一法里)。他在张家湾下船，我们预先把他吩咐买的四十匹马带到那里，还有他所要求的准备列队进北京需要的装备。18日，他非常隆重地进了北京。北京提督事先清理了街道，在各处设立哨岗防止骚乱。观看的人群无穷无尽，还有人爬到屋顶上去观看。但是更使老百姓惊讶的是大使沿途撒下了大量的钱币，皇帝接见他后回宾馆的路上他又撒了一次，这种做法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他事先没有告诉我们这种慷慨的施舍，我们很担心会触怒皇帝。但是后来没有人提起此事，我们也就放心了。

    由于十三亲王到乡下去了，我们请大总管奏报皇上，大使已经到了。他马上奏报了，皇帝问了许多问题：“这个大使是什么人?他有什么才干、禀性?他在他的国王身边地位如何?谁派他到我们朝廷来的?”大总管预先估计到了所有这些问题，帮大使说了许多好话。

    21日，我们看到十三亲王从乡下回来了，他对我们显得非常冷淡和从未有过的担忧和疑虑。他问我们，葡萄牙国王的信内是否有引起麻烦的字句。我随身带着我翻译的此信的译文，我把译文交到他手中。他读了此信后说：“信写得不错，但是这国王要求我们相信他的大使说的话和相信他本人说的话一样，他是否耍手腕让他的大臣来讲皇帝不喜欢的事呢?”我对他说这是在介绍信中一种常用的提法，但是这回答并不能消除他的疑虑，尤其在审理因为信仰基督教而遭难的亲王们的案件的时候。

    23日是定好的接见的日子，但是大使在递交国王信件的方式上有点为难。这里的惯例是先把信件放在殿前一张桌子上，而大使希望像莫斯科的大使那样直接把信交到皇帝手中。他们问他从哪里知道的，“这在欧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莫斯科人还把它写进了邸报中”．

    同一天上午七点，十三亲王对我们说，他要和大总管一起去向皇上奏报唐·麦德乐刚刚向礼部提出的难题。他和我们讲话时脸色很难看，好像是我们造成这些难题似的，好像我们本应该告诉大使他应该做的事，可是我们忽略了。他在皇上那里呆了好久，回来对我们说了一些话，他好像是奉命而来的，他说，礼部搞错了，然后他问是否查阅过有关接待莫斯科人的记载。他手下官员回答已经查阅过了。 “照记载的办。这是皇上的旨意。”

    然后，他走进一间内室，叫我们跟他进去。在房间里，他用最不客气、最令人不快的语词责备我们。“你们还想呆在这里吗?”他用一种严厉的口吻对我们说，“或者，你们想陪你们的大使回欧洲去?如果你们想要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你们应该随我们的通常的做法，教教那些新来的人。你们当中是否有黑心人挑唆麦德乐，让他完不成使命?如果我们有人这样做的话，我就处死他。只要皇上想赶你们走的话，谁能阻止他?你们就像脚踩两只船的人，两只船一分开，你们就掉到水里了。你们要当心，不要在大使回去后你们的处境反而不如以前了。”然后他对着我说：“是您翻译了关于沙瓦(莫斯科大使)的所有文件，他在我们朝廷受到了何种礼遇?他是怎么成功的?葡萄牙国王派了一个大使来是为了和莫斯科人争礼遇的高下，读有关他们的邸报吗?如果这些邸报说亲王们在伊斯玛利奥夫面前磕头，麦德乐也要求亲王们同样做吗?麦德乐来不来我们朝廷与我们有什么要紧的?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他来是向皇上致谢，并且祝贺他登基，这是令人高兴的好事，他不来也没有关系，为什么要派人去迎接他?他们汇报说一切都已经说好了，可是麦德乐一到京，就在小事上哕嗦起来。今天，他在一张桌子上制造事端，明天他会在另一件事情上做文章，这将会没完没了。”张安多神父说大使不会再提出难题了。我不敢作任何承诺，没有吭声。

    十三亲王让我们退下，并且命我把他的话转达给大使，不要说是他的话，而是我自己的意思。他这样讲还是有点道理的。我感觉到了他只是重复了皇帝对他说的话，他几乎每讲一句话都要向大总管看一眼，他领受皇帝的旨令时，大总管也在场。我们心情沉重地退了出来，直接到大使那里去。我们老实告诉他，只有皇帝对他满意了他才能如愿地完成他的使命，回去的时候能受到和来时一样的礼遇。他自己也明白了这一点。他对我们说，看到皇帝的担心和疑虑，他认为要想向皇帝为教会求情是无济于事的，尽管他不是专门为此而来，但这也是他的意图。在他来中国前，里斯本的议政会上，有一个大臣极力反对派这个使团，他说保留澳门只是对传教士们进人中国有益。他说，这次出使要是全部失败的话就不用保留这块地方，还是放弃它为好。“国王否决了这个意见，”大使说，“他相信时代会改变的，会向有利于传播福音转化的。”“没有比此更值得伟大国王去关心的了，”我说，“我们无限感激陛下的虔诚和明智，在无损您的国王的荣耀和光荣的前提下稍稍使中国皇帝有所满意，将会对传教非常有利。”

    26日，皇帝决定大使不用把信件放在桌子上，让他自己直接呈交。同一天，专管操练外国人和所有晋见皇上的人的礼仪的礼部传召大使先生。大使先生认为这种操练损害了他的尊严，拒绝去操练。我们尽了一切努力让他免了这一步骤，我们保证他对这种场合的一切礼仪都已经非常了解熟悉了，礼部答应了我们。十三亲王得知了此事，认为这种拒绝很坏，他说：“亲王们，以及各省来的大官们都要在礼部操练晋见礼仪，既然麦德乐拒绝操练，他就不是他王国的一位大臣。”

    另一个难题又出现了。亲王们在北京只能坐八人抬的大轿。大使先生大张旗鼓进了北京，他仍想以同样规模进宫晋见皇帝，最后，他还是接受了礼部主管窦的劝告，同意和其他大使一样，只有在各省地方上才能允许大使们有所区别。

    5月28日，大使第一次晋见皇帝。早晨七点半，他骑马带着随从人员从午门人宫直到议政大殿，在那里他和他的随从们吃了午饭，一位王爷和一位国务大臣陪他吃了饭，然后从那里到另一个大殿，皇帝传旨让他带两名随从官员进殿。大使点名让使团秘书弗朗索瓦一沙勿略·德鲁阿博士和弗朗索瓦一沙勿略·贝雷拉·宾多先生随他人殿。进入次序如下：由两位殿前大臣在前面领路，随后是礼部的一位官员和我，双手托着国王的信件的大使先生，一位官员领着他的两位随从官员在最后。我们肃穆无声依次地登上台阶直到大殿前，穿着礼服的官员们每边两排肃立在台阶两旁。大殿两旁坐满了朝廷大臣们，每边四行。皇帝端坐在大殿中央他的宝座上。大使从西门而入，由礼部官员领着登上宝座前的台阶，跪下把国王的信呈递给皇帝。皇帝接过信，交给了一位官员，那位官员双手接过信，始终举着直到晋见礼结束。大使站起来，回转身从西门出殿，走到仍敞开着的中门前。他在中门前的台阶上和他的随从一起向皇帝鞠了九躬。我站在大使身边，告诉他什么时候可以站起身。随后，我把他领到皇帝宝座之下，所有大臣之上，那里已经放了一个垫子给他。这一切都是在肃穆无声中进行的。大使以他的庄重、谦虚、正确无误地遵守礼仪赢得了所有人的好感。他表现得无懈可击，毫不窘迫。

    当他走到自己的位子上，皇帝对我说让他坐下，然后皇帝下旨给他端茶。过一会儿，我告诉他该说话了。他跪在他的垫子上用葡萄牙语说了以下的话：

    “我受葡萄牙国王，唐·若望五世之命来祝贺皇帝陛下登基。

    “我的国王非常重视皇帝陛下的友谊，所以他认为必须派一位。大使从遥远的西方来向陛下致意，祝贺陛下继承先皇登基，用最热烈的语言证明陛下如何热切希望继续保持先皇的明智。陛下的父亲，康熙皇帝送给我的国王的优美的礼物表明了他对住在澳门及中国其他地方的葡萄牙人是有感情的，愿意保护他们，我的国王对此衷心感激。为此，他命我代表他前宋向陛下表示对伟大的康熙皇帝去世的最深切哀悼。国王得知陛下继承先皇登基以后悲伤才有所缓和。因此，他命我向陛下千百次地致意，感谢陛下对澳门或在其他地方的葡萄牙人予以的保护。我很不胜任这样重要的使命，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感受，表达对陛下的敬意，我请求陛下相信，如果我在某些方面有所欠缺，那是因为我对贵国的习俗缺乏知识的缘故，而不是受命于我的国王。我的国王对陛下的感情远远超过了我所能用言语表达出来的。陛下英明，是一般人永远达不到的高瞻远瞩，此信为陛下证明了这一点。”

    听了我把大使的话译成中文以后，皇帝庄严又高兴地说：“先皇教育了朕四十年，让朕继了位，朕总是尽力按他的方式治理国家，尤其他特别善待外国人，朕也总是特别眷顾他们，您可以作证!”他朝着我补充道：“众所周知，朕对他们和对朕的臣民一视同仁。葡萄牙国王出于好心，从那么远的地方派他来到这里，问他国王好吗?”大使回答说国王身体很健康。国王继续说道：“他远途而来一定很劳累了，问他身体好吗?”大使躬身回答说长途跋涉后他是有一点不适，但是从广州到北京，各地奉皇帝的旨意，隆重接待了他，待遇良好，他不久就痊愈了，他有幸见到皇帝陛下，使他完全忘记了一切疲劳。皇帝打断了他，让他和他的随从官员喝茶，然后他向我示意，让我们退下。我们刚刚走到门口，我听到皇帝对他周围的大臣们说： “这个人很有礼貌，很讨人喜欢。”这次晋见双方都很满意。

    6月7日，大使要到皇帝住的乡下别宫去送呈国王的礼物，这些礼物都非常精美，很难想像还有比它们更精美的东西。装礼物的箱子里面和外表都非常漂亮，原封不动送到皇帝面前。这些箱子的确制作得很精致，盖着天鹅绒，有饰带和金流苏，银锁银钥匙。大使是用了晚餐后呈送礼物的。皇帝看了礼物后派陪大使吃饭的两位大臣去对大使说，中国的习惯是不接受别人送的礼物的，他不知道欧洲是否也是这种习惯，大使会不会因为他只收下一部分礼物而见怪。皇帝说：“我为难的是，一方面我看到葡萄牙国王世上少有的好心，另一方面，礼物太多了，没有办法都收下。”

    大使先生说，他的国王认为与他对陛下的尊敬相比，送的礼物太少了，如果皇帝陛下退回一点点国王的礼物，国王会感到受了侮辱似的，尤其欧洲的习惯是接受所有的礼物。大使又补充说道，如果有关我本人的话，我知道以我的名义送的礼物是不值得摆在陛下面前的，陛下已经为我开恩不少，我请求陛下再开恩收下所有的礼物。两位大臣说他们将如实奏报给皇上，皇帝在他离开前还要接见他的，为了这个日子，他应该先休息一下。

    我们正要告辞，两位大臣让我问大使还有什么要对皇帝说的。他说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只是要向皇帝请安，感谢他的眷顾，最大的眷顾之一就是指定了两位那么重要的大臣，那么正派的人来照顾他。

    这两位老爷微笑着以鞑靼人的方式和他作揖，把他送到轿子边。他们向皇帝做了准确报告。他似乎放下了原有的疑虑，他说不要让大使再想为基督教说情。皇上下旨从此隔天送他餐桌上的菜给大使，直到那时候为止，这菜还一直没有送过。

    过了几天，皇帝命人给大使先生送一千两银子，并命人传话，并不是因为大使缺钱花，而是他想礼遇远道而来的客人。再说，客人也应该买些中国的好东西带回欧洲去。我当时不在大使的宾馆，他让自己的翻译表达了谢意，并请求允许晋见皇上致谢。皇帝允准了，并且说要让他看他新建的乡下别宫的花园。

    大使从澳门带来了两位葡萄牙神父，一位是他的忏悔师苏扎神父，一位是Gaitano Lopez神父，Gaitano神父中文讲得不错，是他的翻译。第一次晋见皇帝时，大使很希望Gaitano神父能够和我一起翻译，既当指导又做向导。Gaetano神父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仪式，他自己还需要有人指导，因为在公开的仪式上回答皇帝的问题和平时与官员们交谈是很不相同的。大使先生只是在晋见以后才发现这一点，他对我表示感谢。他还有一个中国随从人员叫金若望，他是我们澳门教堂的仆人，他葡萄牙语讲得很好，他和他的主人们一样穿绅士装，大使让他当日常生活翻译，因为我只是在皇帝下旨令时才到宫中或到他宾馆去当翻译。

    13曰，大使先生去向皇帝陛下致谢，受到了跟第一次一样的招待，请他吃了饭，然后请他登上游船，让他看看宫中所有的花园。他不住地叹息道：“如果不让我为教会说说好话，何必这样礼遇我!”但是他感觉到别人根本不想听他讲此问题，或者他将使得传教士们处于被赶回去的境地，或者至少，他将堵塞有可能在较有利的时间提出要求的言路。

    大使先生赠送了礼物以后再也无事可干，只是频繁地应酬作乐，等待宫内给他准备皇帝送给他国王的精美礼物。他利用这段空余时间去参观教堂，他和随从们在教堂里领受圣体，他的捐献并作出怜悯的举动感动了许多新信徒。他的风度、他的机灵、他的整洁的屋子使得他和所有的欧洲人在朝廷里大有面子。他手下人可以自由出入，他们并没有滥用这种非同寻常的自由，他们中没有一人随便离开住处在城里到处乱逛。再说他为人仁慈，对给他送来皇帝赐给的礼物的人出手很大方。圣·若望日，葡萄牙国王就叫此名，他请礼部尚书佟老爷和其他留在他宾馆里侍候他的官员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并点了一台戏。

    7月7日，大使先生奉召晚上去圆明园，为了避开白天的酷热，还让他在亲王的府中过夜，亲王就在皇帝住的宮附近，这样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晋见皇帝，向皇帝告别。他六点就来了。殿上只有两三个大臣，台阶上站满了身着礼服端酒和水果的内侍们。在走廊上有两队乐师和琴师。竖起了一顶黄色帐篷，里面摆了餐桌，金、银器皿餐具放在院子里。

    去晋见皇帝前，佟老爷想法让两三年前到北京的李若瑟神父和澳门来的中国人跟我一起进去，让他们有机会看到皇帝和仪式，他想法让大使可以带两个手下人随他前去。大使选了阿·鲁阿先生，和他的王室总管罗德里格先生。佟老爷让我告知大使先生，第十三皇弟告诉皇帝，大使难以接受礼部在给葡萄牙国王的礼品中放人的三百两银子。皇帝回答道：“告诉大使，他是对的，礼部是错的。葡萄牙国王派一个使团来是为了进贡，难道是为了做贸易的吗?他惟一的目的是来向朕请安，祝贺朕登基的。因此，他的大使拒绝这笔钱做得很明智。朕赐给他一千两银子，因为朕对他很满意，难道朕会想到只送给他的主子葡萄牙国王三百两银子?告诉他，我很愿意让他回到葡萄牙时，把我刚才说的话汇报给国王，我还希望欧洲所有其他的国王都知晓我刚才说的话。”

    我们按照我已经说过的次序人宫，我们等在一个大殿的台阶下面。大殿上所有的门都敞开着。我们肃静地等着皇帝出来坐到他的宝座上。这宝座比正宫里的稍小一些。鼓号声和其他乐器声告诉我们他出来了。我们马上登上台阶走进大殿。大使坐到一只早已准备好的垫子上，其他人都站着。内侍给皇帝送来了庆典时喝的酒，他喝过以后，内侍给他送来了一只金酒杯，他用双手接过金酒杯，同时，三位大臣和我领着大使走到宝座脚下。皇帝给他看酒杯，并且说：“如果你能喝的话，请把酒都喝了，如果不行，那就量力而行吧。”大使跪着从皇帝手中接过了酒杯。他喝了一口，谢过了皇帝陛下，又回到了他的位子上。他的位子前的高桌上放了一堆水果请他吃。接着皇帝用满语和我说话，我也用满语回答他。他问大使葡萄牙是否和中国一样热，大使回答说葡萄牙王国和中国的好几个地方都处于同一纬度，也很热。皇帝听了说：“您坐在这里要当心不要热坏了，以保证健康无恙地回到您的王国。国王把您从那么远派来这里，他是知道用人的。他挑选您担任了这个使命，您很好地完成了。请转告您的国王，朕向他问候。”大使说他一定转达，同时他还将向国王汇报他自从到了中国后受到的厚待。他补充道：“除了皇帝陛下身体健康以外，我带给他的最好的消息是皇帝陛下在第一次接见我时表示将和先皇一样对待欧洲人，继续保护澳门的居民和在贵国境内的其他葡萄牙人。”皇帝只是点了一下头，没有接口。

    大使先生请求皇帝陛下决定他归程的日子。皇帝说：“朕会决定的，但是，今天朕召您来是让您玩耍的。天太热，您到一个凉快地方去玩玩较好。朕让他们请您和大臣们一起吃饭、看戏。”大使站起来躬身致谢，皇帝对他说越早回去越好，这样他可以健康无恙地回到自己的国家。他又补充道：“别忘了代朕向您的主人间候，对他说朕很满意。”

    接见出来，皇帝请大使及其随从人员美美地吃了一顿。皇帝还赐了他几样新奇的玩意儿，他回北京去时，让他带了三十五个箱子的礼物送给国王，七个箱子的礼物送给他，并且告诉他皇帝决定他最早7月12日、最晚16日启程。

    9日，我去大使那里追记晋见皇帝的情况，因为我是惟一能听懂皇帝讲话的欧洲人。大使对我千谢万谢，一直把我送到宾馆门口，他一定要把他为自己买的一匹骏马送给我。

    皇帝给葡萄牙国王写了回信。大使先生预先告知礼部的官员，如果回信的语气不平等的话，他是不接受的。我不知道这新的难题是否报告给了皇帝，但是根据我所知道的，在中国通常的格式是难以改变的，再说，回信应该交给佟老爷的，他奉命接待大使，我就不去介入这样一件微妙的事情里去了。大使先生接下来就是忙于和他的朋友们送礼受礼。他又进了一次宫去向皇帝致谢。尽管皇帝不在宫中，仍送给他及其所有的随从人员金银丝绸等礼品。

    14日，两位大臣代表陛下来请大使先生赴宴告别。他们奉旨陪他登上游船，盛宴款待他。

   16日，我和雷孝思神父一起出去，我们到大使的宾馆向他问候以后，先到船上去，那船停在离开北京七法里的运河上。两位大臣不久也到了，我们等着姗姗来迟的大使先生。大臣们请大使登上他们的游船，御厨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他的所有随从人员被安排在另一只船上。第二天早上，两位大臣就告辞回北京去了。在结束这封信时，我应该为麦德乐先生说句公道话，虽然他的使命很困难，在这个朝廷每当它接待由各部的公开渠道来的使团时，一味只讲进贡和义务，在这个朝廷的众目睽睽之下，大使先生维护了他的国王和整个欧洲的荣誉。

    他在这个问题上几次三番发出了总被认为是不可行的声明。他理直气壮地陈述了他的要求是正当的。他的随行人员众多、机敏，富丽的服装使他的随行人员熠熠生辉，震惊了中国朝廷，赢得了中国人的钦佩。中国人还从没有见过那么多外国人，他们展示了欧洲君王们的伟大。在中国还没有一个外国人像大使先生那样得到如此厚待和殊遇。皇帝让他在各省和朝廷里得到了非同寻常的荣誉。

另外，大使先生在这块非基督教土地上表现出来的真正的虔诚，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回忆。他本人以身作则，使得使团全体纪律严明。他公开在北京第一所大教堂领受圣体，他的所有随从都以他为榜样。他的宾馆和他的使团鼓舞了我们的新信徒，在偶像崇拜者的眼里也是一种无声的讲道。他非常同情我们耶稣基督的优秀信徒们遭受的迫害，他回去时留下了一大笔钱来完成已经开始了好多年的一座教堂建造，这将是他对于基督教真正虔诚的一座永久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