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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您在所有给我的信中都问到那个优秀的鞑靼家族的情况，这个家族在铁锁链下呻吟了多年，但是在时间最长久、最残酷的考验中，他们的信仰从未有丝毫改变。您想知道他们是否有所变化，迄今为止，我无法有任何肯定的答复给您，直到去年，朝廷才下令让这个家族中被流放到各省关押在牢房里的亲王们回富尔丹。这种缓和让人以为可能对仍被关押在富尔丹的人们会有所开恩。其实这也是当时所敢于有的最低的企望，而一切却正相反。 下文是天主赐予的机会，让这些仁厚的忏悔者们稍微轻松一些。 两年前，皇上派了他的宰相①来到鞑靼，检查加强他所掌握的与准噶尔王子作战的新部队，准噶尔亲王是策妄阿拉布坦的儿子、厄鲁特藩王的继承者。那位宰相回去时经过富尔丹，正好是镇守那里的将军加强戒备的时候，或者说从未有过地变本加厉地严密看守那些囚犯们。他委任的那些官员们严格地执行他的命令，换了看守兵，赶走了基督徒士兵，严禁囚犯们和外界有任何联系。仔细检查给他们送来的饭菜，是否夹带了钱钞或信件。被另外关押的福晋们也并不自由，她们的看守甚至拒绝给她们送水来的人进入，他们自己也不愿意给她们送水，他们情愿打开旗营让她们中的两个夫人出去到隔壁井里打水。 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宰相偶然经过那里看到了出身那么高贵的人处于那么恶劣的境地，很受触动，他认为对这些福晋如此失礼也是对皇家的不敬。他回到北京后向皇上汇报他承担的使命后，谈起了被囚之人在那里受到的不适当的对待。到底他是怎么说的，他用了什么词语，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他为他们说了好话。他到京后两天，朝廷就下令把放逐到各省的亲王们送回富尔丹。这个命令下到兵部也就是说下到管军队的衙门，兵部却并未马上执行。 九亲王还是非基督徒，被关押在山西省会太原府。他很高傲，当地官员对他很严酷，要是他遭难时谦卑一些，可能会好一些。他把他的皇家血统记得太牢了，他对于他的属下太高傲了，太盛气凌人了，他仍把他们看做他的奴隶。 当要把他送回富尔丹的命令到达后，官员们把他从牢房里拉出来，给他除去锁链，让他刮了胡子，装备却很差，让一小队军士把他押到富尔丹，比他的兄弟们住得近了。他是去年阴历六月三十到那里的。尽管将军也属于这一系的皇族，但在朝廷很得宠，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因为皇上没有说明他的意愿。他担心如果对这个亲戚太客气了，自己也会因此而失宠。他下令把这个亲王和他的儿子及侄子们关在一起。这命令使九亲王大为恼火，他再也不能自制了，他用一贯的高傲口吻说：“皇上一一我和您的共同的主子特别开恩，我和您共同的主子特别开恩,刚刚让取下我的锁链,您是否又接到旨令再把锁链还给我?如果您有这旨令，请把它给我看，如果您没有这旨令，我和您一样是自由的。”他激动得昏了头，对将军脱口说了几句不审慎的话。 亲王如此状况，并没有使将军变得更厉害，他倒也有点同情亲王，但是他始终害怕超越了他的权限，他决定把亲王关在他的衙门里。尽管这样处理比较缓和了一些，但是对这位不幸的亲王来说仍太严厉了，他不像其他基督徒那样受过基督教义启发，有某些超自然的动力支撑着，他不久就陷入了黑暗的忧伤之中，这种忧伤渐渐变成了某种狂躁症。将军让人把他当做疯子捆绑起来，这对于他的基督徒儿子禄·杜更是痛苦不堪。这个年轻人温和、谦虚、耐心，他的看守们尽管是非基督徒，却给他起了外号“圣徒”，和他关在一起的堂兄弟亲王们也同样称赞他的品德。 四亲王叫若望·赫，被放逐在河南省会开封府，他 将军佯装不知在六位要被送回来的亲王中只剩下四位了，有两位已经到了更美好的世界去了，一位是被放逐到山东省会济南府的二亲王若望·鲁，另一位是被放逐到南京去的十亲王保禄·库,只剩下两位得送回富尔丹，一位是斯坦尼斯拉斯·木，他是所有亲王中最小的，也是他家族人的继承人，他被放逐到江南省的苏州。另一位是刚刚到富尔丹就圣洁地死去的沙勿略亲王的长子，他被放逐到浙江省会杭州。从利益考虑阻止了他遵循父亲的榜样进教。他想像中，一旦政权有所变动，按满洲人习俗，当父亲去世时，最小的儿子还在家里，还没有分得过父亲的财产他将取得祖父以前的地位，他就是抱着这种虚无飘渺的希望一直没有进教。这两位亲王从流放地回来时几乎经过北京的各个城门，但是不准他们入城。他们在富尔丹受到了和四亲王同样的接待。 这个家族中有些一直被关押着的囚犯以为比较温和地对待他们的时候到来了，但是他们很惊讶地看到，将军佯装不知缺少的两位亲王已经死去的样子，事实上，也没有从正式渠道通知他两位亲王已经死去。为了得到合法的正式通知，他给北京的兵部写信。一个月后他收到了答复。兵部只是简单地通知他一个死在了济南府，另一个死在了南京。等待着指示的将军又为难了，他不知如何对待让他看管的这些亲王。他不知该采取何种态度以不受到各方面的指责。他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再向兵部请示，他该如何对待放逐回来的亲王们以及他们的还被关押的孩子们、侄子们、妻子们和女儿们。好长时间以后，兵部答复说这件事不属于它的范围，将军和兵部一样有权向皇上呈奏，他可以用皇上喜欢的方式在他认为合适的时机上奏本。 如果是一种讨皇上欢心的事情，大家就会争先恐后抢着向他奏报，但是这件事情却是另一回事了，人们就推来推去了。说到底，这是富尔丹将军的职责。他再三考虑后决定向皇帝上奏本。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措辞。阴历三月二十四是当年的复活节的第三天，答复下来了：“按你认为最适合的方式处置这些人们。为了这么点小事也要来问朕吗?” 这答复就是让将军随意处置这些亲王们，这就又使得将军不安起来了。他怕太严厉了也不好，太客气了也不好。天主让他采取了比较有同情心的做法，而且这样做也使他口碑很好，在同一支系的亲王中也很得人心，这一支系的亲王在北京的人数还很多。他一开始就取掉了亲王们的锁链。允许他们刮胡子，对于鞑靼人来说，这和取掉锁链具有同样的分量。福晋们可以走出她们的地方去看望她们的丈夫、儿子、女儿和父亲们等等。您可以想像，分离了那么多年，第一次得以相见，他们该流多少眼泪。这些优秀的耶稣基督的忏悔者们，为这第一次得到的恩宠一起向天主感恩。这第一次相见以后，似乎会有其他的恩惠。他们很想大家一起吃一顿饭来结束这美好的一天，但是他们太贫穷了，没有办法，他们只得回到各自原来的地方，等候给他们分配一个新住处。将军如何安排这个家族各家住处并不太重要，但是我想您多年来关心他们的苦难，告诉您一些有关他们的一些具体情况，您是不会厌烦的。 正如您所知道的，富尔丹的驻军驻扎在城外的兵营里。将军认为把各房亲王一起安置在城里某所大宅里，对他们诸多不便，还是把他们按原属的旗营安置在各分队里为好。他就把各家亲王分配如下： 他把沙勿略亲王的遗孀戴蕾莎福晋和她的长子、儿媳及他们的土旦夕孩子们分到白旗营。她的幼子彼埃尔。依及其家属分到黄旗营。二房共有九个人分到镶红白旗营。八房和九房有九人分到镶白红旗营。七房有十人分到蓝旗营。四房和六房有八人分到镶红蓝旗营。五房、十一房、十二房、十三房只有十人，被分到镶红黄旗营。但是将军在旗营里没能为这后四房找到地方，他就把在城里没收来的一处房子分给他们，这处房子比兵营方便多了。 尊敬的神父，七十二位亲王和福晋就是这样安置的，他们没有一个家人供使唤。如果供给他们一些生活绝对必需的衣食，他们就太高兴了。将军吩咐每月配给他们一定数量的米，但是不够吃饱肚子。他暗示那些到了当兵年龄的人，有空缺时，他会为他们谋取当兵的空位的。但是这种许诺并不能解决眼前的需要。王爷们告诉我们他们的悲惨状况，我们想帮助他们，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用欧洲接济我们微薄的钱尽力而为了。我说微薄，是与数量众多的亲王和福晋们及其所受苦难和需要之多相比较而言。 囚犯们稍得宽松之后，乌尔绪尔·李夫人大吐血，没几天，她就死了，也没能叫一个医生来看过她，也没钱为她举行丧仪。卡特琳娜福晋告诉我这个死讯，请所有的传教士为死者祈祷，也请基督徒们为死者祈祷。她说这位福晋在病中为她们树立了虔诚、忍耐和信仰天主，一切听从天主意愿的榜样。她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向天主忏悔，表示对天主的爱，她呼唤着耶稣基督和圣母玛丽亚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这位夫人的归信是天主的旨意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她嫁给了苏努亲王的第五子，苏努亲王是被流放到富尔丹的这个优秀家族的家长。她丈夫很年轻就死了，没有留子嗣，那时候在这个家族里还没有一个基督徒。这位福晋在如花的青年时代就守了寡。她守孝还没有完，就有人一再来给她提亲再嫁。她坚决拒绝所有给她提的亲事，对她父母说她决定在夫家独自守寡度过余生。事实上她几乎不出房门，除了按照中国和旗营的习俗不得不履行义务的日子以外，她和父母也不来往。 ． 当她的公公苏努亲王和全家都被流放时，她并不包括在内，因为她和这个家族只有一点点联系，如果她改嫁给另外一个人家，她就完全脱掉了干系。她安心守着空房。但是苏努亲王和他的侄子有纠葛，那侄子就告发了这位别人没有想到的福晋。于是，上边马上下令将她也一起流放，并且命令告发者负责执行。那位告发者很高兴担负这件可憎的任务，第二天就毫不留情地执行了。 对这位福晋来说是灾难的事却成了她幸福的渊源。她到了富尔丹就被安排和她的妯娌们、侄女们挤在一起，而她们都是基督徒。她不断看到伟大的虔诚的榜样，听她们的劝说，她很受感动，坚决要求受洗。待她接受了相当的基督教真理的训导以后马上就给她付了洗。 此外，将军在这位福晋死后也不像对待死在狱中的人那样对待她。对于那些死在监狱中的人，他只让他们埋在河边的沙滩里，不举行葬礼。而对这位福晋，他下令各旗营负担葬礼的费用。全家族所有的人都为她戴孝，把遗体放在棺材里停放几天以后，他们就背诵着基督教祈祷词，把它送到新堡寨城外他们选定的、在恢复原来地位以前的暂时墓地。新堡寨是亲王们被赶出富尔丹时建造起来的小村庄，这是他们仅剩下来的还没有被没收的惟一的地产。 十二福晋叫戴蕾莎·侯，乌尔陈亲王的忠实夫人，要我去看他们。几天前，她从刚给她的一点自由中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告解圣事做忏悔，领受圣体，她相信传教士们会来看他们的，她不知道我们受的限制，当局不允许一个欧洲传教士出北京。我们想尽快给他们派一个中国神父以医生或者商人的身份到富尔丹去一次，但是必须等他回到北京来。再说，亲王们也并不是很自由的，他们的行为继续受到监视，这要延续到他们得到任用为止。 尊敬的神父，以上就是这个优秀家族现在的处境，十至十二年以来，我经常向您谈到这个家族，他们在重重苦难中能坚持信仰，怎么赞扬他们都是不过分的。在他们得到稍稍宽松之时，我们在北京正异常地焦急不安。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得知多明我会的两个传教士在福建省被捕，其中一个隐藏了将近两年了，另一个刚从马尼拉来。总督问他们俩从哪里到福建来的，第一个说是从广东来的，总督立即命令他押送到澳门去，第二个回答说马尼拉，他立即被遣送了回去。总督对待这两个传教士还算比较有点人情味，他担心马尼拉的居民报复经常去马尼拉的中国人。但是他对帮助传教士们进入福建或者把传教士藏在家中的中国基督徒却非常严厉，他将他们中的一些人关人监牢，铐上锁链，处以罚款、杖责、放逐。如果仅止于此，事情也就无声无息地了结了，朝廷也不会得知此事，但是他判处一个基督徒秀才自缢，因为此人让两个传教士藏在他家里。死刑判决书必须经皇上下旨才能执行，他不得不将判决书及案卷送交刑部，由刑部审阅核准后呈交皇上批准，或者下旨。所有死刑判决书都要得到皇上确认，有时他会加重处罚，而最经常的是减轻处罚。但是有时候判决若符合国法，通常就让其保持原判。 阴历五月初七，总督的这厚厚的案卷到达北京。我们一得知此消息，都非常担心。但是意见不一。好几个人认为刑部将简单地确认一下总督的判决，不会加刑，这是通常的做法。又有人说在我们处境不妙的情况下，表现出对这件事情很关心是危险的，会引起一场把我们所有人都卷进去的难以平息的风暴。刑部已经被惹着了火，根本毋庸去等待皇上发善心宽恕。我同意后一种说法，但是我的意见是不能把这样的一件事听任刑部“奏本”，也就是说不能听任那些负责起草刑部答复的人任意妄为，那是一些真正的贪婪的人，他们有上百种办法来搅混事情，他们靠不幸的人们发大财。我认为必须找一个灵活的中间人想办法，花点钱买通这些人。大家接受我的意见，照办了。我们找这些利欲熏心的人谈判时正逢他们已经起草好了一份措词恶毒，能置传教会于从未有过的最危险境地的奏本，三位主管签字时都不敢稍有犹豫，生怕在这样一件有违皇上意志及其旨令的案子上显出一点对欧洲人有所偏向。 他们在原稿上说既然福建省总督发现了几个欧洲人隐藏在他们的省里，当然可以相信还有传教士同样隐藏在其他省里(事实上也有好些)，必须命令全国各省普遍进行最严密的搜查。仅此一点就能把我们置于死地，就可以为皇上去年3月18日接见我们时对我们的威胁付诸实施提供口实。 受我们委托去和这些人斡旋的中间人灵巧地缓和了这场危机，他们并不表现出很急切的样子，尤其当那些人为修改奏本稿开价一大笔数目的时候。几位中间人在谈话时巧妙地暗示在朝廷里的欧洲人对那么远的地方发生的事一点不感兴趣，这件案子和他们毫不相干，因为他们中任何人都没有牵涉进去。“尽管跟我们没有关系，”他们又补充道，“但是出于亲友关系，我们也不得不介入了。你们知道，我们很想重谢，但是心有余力不足，如果你们愿意考虑我们不多的心意，我们会时刻记在心里的，我们今后打交道的时间长着呢。” 说完，他们也不正面回答那些人为修改奏稿索要的一千五百镑，就把他们拉到了附近的酒店里，在酒店里，“奏本”们态度缓和多了，他们装作一点都不为他们自己，要价也不高，用他们的话说，纯粹是为了缓和一下他们的同僚们，然后他们主动提出了两种缓和的办法。 第一种办法，把文书发回原地，令总督向朝廷说明他把重犯(两个欧洲传教士)不加处罚就遣返了，而把一个罪不如他们重的处以死刑的理由，暗示他有受贿欧洲人的钱财之嫌。“同时，”他们又补充说道，“在这里和在福建省要找到能指控总督的人和支持这指控的人，这样就可以把他置于可怕的困境，给他成许多麻烦。” 第二种办法比较简单、缓和。重新起草奏本，在总督的判决书上不加任何东西，说这件案子毋须再作讨论，按照原来的判决执行。他们说：“因为总督是依法做出判决，刑部也应依法核准，不能减轻他已经决定的处罚。只有皇上能够开恩赦免被判了死刑的罪犯。在这点上我们可以利用一下，我们可以做一些安排，让皇上核准的刑部的答复迟一点传到福建省，使得死刑推迟到秋季执行。今年秋季已经过去了，死刑势必就推迟到明年秋季，在这期间可能会有一次大赦，或者可以想办法把死刑改为充军。” 中间人接受了第二种办法，把我们给的两百镑塞给了他们，这些刑部的小官吏很满意了。他们答应只把一份涉及到已经判了刑，再也帮不了任何忙的人的奏本呈送上去。 小吏们奏本的措词写得很不错，他们送给刑部第一主管一个叫张昭的汉人官员看，这位主管拒绝签字，吩咐给他找来1724年由满保发出的针对基督徒的控状，及皇上就此案下的旨令，这个答复使此案又起了恼人的波折，加以避免至关紧要。 “奏本”们轻描淡写地提了那份控状，并没有出示它。他们答应修改奏本稿，但只是改动了一下用词，还是保留了原来的意思。他们只是补充说要下令福建省总督惩办让两个马尼拉的欧洲人上了岸的厦门的官员们的疏忽。那位汉族主管对这份新奏本稿仍不满意，“奏本”们挑了他不在的一天请满族主管签字。他们颇费斟酌，小心说话，生怕得罪了在衙门里居首位的、几乎对所有的决定都起推动作用的满族主管。 于是阴历七月初七( 这件事情刚刚结束，三天前在保定府属下的两座小城市里又发生了另外一件恼火的事情，一座城市叫高阳，另一座城市叫Gin Kieou，我们的葡萄牙神父在那里有老传教点。几个月前，一个奸诈的非基督徒陷害一个乡下的新人教者，制造借口把他告到衙门里，迫害就此开始了。那非教徒曾要求那新人教者出钱在他的村子里造一座小塔，或者卖给他烧砖瓦用的柴火及其他造塔用的材料。 遭到那位新人教者拒绝之后，他就写了一份充满对基督教诬蔑之词的状子递交给高阳县官，他知道此位县官公开声称与基督教为敌。高阳县官不作其他调查就派人去把被告抓了来，给他上了镣铐，到他家去抄出圣书、十字架、圣像、念珠和基督教其他的象征物。在县官看来，这些东西都是那位新人教者的罪证。审讯时，他向他提了许多诡诈的问题，其中还问他怎么胆敢进了皇上谴责过的邪教，谁给他付的洗，哪些人是他的同谋，等等。边审问，边打耳光并施其他的酷刑。那位新人教者没有屈服，只是回答他信仰的教理是非常神圣的，所有和他一样信仰它的人都以此为荣。这个回答尽管很简单，却使得县官更生气，他马上又下令另外逮捕了好几个基督徒，他还向省里的官员们报告他的新发现。 这次事件使我们极度不安，我们调动起我们所有的朋友，也花了相当多的钱，比较富裕的基督徒出更多的钱，但仍不能使县官对囚犯好一点。只有对一些病囚或年老的囚犯才让取保假释，因为如果这些囚犯们在审判前死了的话，他就会遇到很麻烦的事情。这场迫害还没有结束，许多情况我还不清楚，我要到明年才能更详细地向您报告。 尊敬的神父，您可判断我们生活在如何窘迫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多么小心不给基督的敌人任何口实。自从3月以来，我们除了进宮或者为皇帝效劳到某个地方去以外，几乎已经好久不敢出门了。有时必须去为垂死的人主持圣礼，我们这些欧洲人，只到我们不用担心被袭击的地方，其他欧洲人不宜露面的地方由罗玛窦神父或者秦于连神父去，他们俩是中国耶稣会士。星期日或节日里，基督徒们仍继续来教堂，我们惟一要注意的就是让他们不要成群结队出去。最后，尽管各种事件接连不断，我们没有完全停止工作。我们仍继续地培植法国耶稣会士负责的北京的或乡下的传教区。从去年阴历十一月至今年八月，已经有一千一百五十七名成人或儿童受了洗，领圣体的已经增到六千二百人，如果传教会能够得到更多的安宁的话，它的收获肯定是很少可与之相比的。 天主刚刚在湖广省的偏僻山区给我们安排了一个避难所，传教士和一大批基督徒可以在那里躲避目前的迫害。这个新机构是这样搞起来的： 当福建省掀起的这场迫害波及到了全国，传教士们被迫离开各省撤到广州时，我对被迫离开湖广省的我们尊敬的神长赫苍璧神父说，我将经常派一些德高望重又有能力的老基督徒去看望各教区的基督徒们，检查留在那里的讲授教理者是否确切地履行了他们的义务。我第一次派人出去检查得到了另外一个好效应：既使得讲授教理者很认真地履行了他们的义务，又大大安慰了新人教者。各地教会的领袖们写信给我，感谢我从京城给他们送来的援助。 过了一段时间，襄阳教区的领袖们避开官员们的严密搜查，决定逃到这个大省的北部，离古镇七法里的山区里去，古镇是一个三等城市，那里有一支守卫部队。他知道那里有一些土地一个世纪以来无人耕种了，土地主人都不住在那里，他们愿意便宜一点卖掉这些地。他只花了六十个罗马埃居就买了一个小山谷，分给贫穷的基督徒家庭。 我由此想到成立一个小机构，收容从地方上撤出来的基督徒，让传教士们也来秘密地执行他们的职责。我让一个基督徒秀才来负责这项任务。他是个办事灵活有经验的人。刚刚过去了三个月，他就给我带来了一份以他的名义订的一份合同，上边有当地官员的印鉴。他买了两座山的山谷，和上述那个基督徒领袖买下的山谷相接。这些山谷名叫木盘山，因为这些山边上都长满了灌木林，山顶看来就像一只盘子。到那里去必须穿过湍急的河流，既不能架桥，也不能用小船。穿过这些急流，还要攀登很陡峭的从山脚到山顶荆棘丛生的山。到了那里就可以看到一片很宽广的地方，长满了美丽的树木，土地非常肥沃，四五年之内不用施肥。 这件事情刚刚结束，有些非基督徒才想起有那么一个秀才发了财了，他们后悔让他先买下了这些山。他们决定就此事指控那秀才，他们就到山的所在地官府去告他。买主预先想到会有麻烦，采取了很好的措施，那些人的控告被驳回了，买山岭的基督徒的拥有权得到了确认。不幸，那位基督徒秀才不习惯经常步行走那么艰难的山路，得胸膜炎死了，基督徒们都为之惋惜。为了弥补这使我很悲伤的损失，我继续派老的讲授教理者到那里去巡阅，分配土地，建立规章，并培养了几位首领来监督执行。 1729年9月，一个朝廷大臣上奏皇上，说在北京的欧洲人数目太大了，有好些人是无用的，他们只会对中国人故弄玄虚，拉人进基督教，在各省还有欧洲人藏在他们的信徒家中，有好些教堂都还没有改为公用场所，等等。就此进谏，皇上召来了一个大臣吩咐呈上他就福建总督指控欧洲人而定下的规章，他又下了新的密旨，我们对此无从得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早地通知各省传教士们，好好隐藏起来，或者藏到他们的船上去。湖广省搜查得非常仔细，以至于在那里隐藏了好几年的Couteux神父只能退到广州去。这一阵风暴过后，该神父强烈要求长上们把他派回省里去，但是他们看到他年老体衰，疲劳不堪，认为不能答应他的要求。他们任命胥孟德神父接替他，只允许他把他的接任带到省里，在教区里安置好以后，一有可能就马上回广州养病。这位神父已经到了升天的成熟期了，他离开胥孟德神父两天以后就病倒了，很欣慰地在他亲爱的新人教者们中间死去。 胥孟德神父是第一个走进这块赫苍璧神父称为“中国的塞凡尼”险峻山区的第一个欧洲人，他1731年lO月到那里，1732年8月又去了那里。1732年3月2日我收到了他派人带来的一封信，信中，他详细告诉了我一些令人很欣慰的天主在这个新地方布施的恩宠的情况。他把这山区分为八个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讲授教理者。他巡阅中主持圣礼时看到基督徒人数很多，很感欣慰，他还让人为传教士造了一座房子，传教士不在时就作为学校的校舍。在只有基督徒的地方，不让任何一个非基督徒定居，如果碰到有非基督徒，他希望能在天主的恩宠下让他们归依信仰。这样，在这块地方，只有真正的天主仰慕者居住。他还说，他离开这山区吋，在那里留下了六百个基督徒，这个数目以后还会增长。为此，他写信给总会长神父，请他把中国耶稣会士高神父派到那里去。这位神父还不到三十岁，头脑清晰，他的虔诚、谨慎、谦虚更是值得赞扬．天主保佑我们在中国人中多找到几个如此优秀的人。我认为在当今皇上在位期间，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来支持这个传教会。这两位神父将互相帮助。胥孟德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在此山区巡阅，而高神父将巡阅这个省的所有教区，他不会有任何危险。我请您为这个刚刚起步的传教会祈祷。此致敬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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