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袤的中华帝国如今正享受着太平安宁。以其威严和睿智统治帝国的皇帝虽已六十七岁，却依旧康健。他刚失去八十六岁高龄的皇太后。必须用一卷书才能描述皇太后下葬前后的种种仪式，但因其中多数都夹杂着迷信，所以传教士都未能参加：我们颇担心在此情况下会受到打扰(我们信奉基督教的官员们也一样)，不过这种情况并未出现，谢天谢地。

    在欧洲流传的出版物上(其中一些传到了我们这里)，有人散布说皇帝对我们冷淡了。这是谣言，他始终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这位君主是如此公正、开明，不可能效法他人之行为。他是根据我们在这里的行为方式来决定他(对我们)的态度的。只要我们表现出色，任何外力都不能损害我们。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使出浑身解数把对我们最可怕的诬蔑传到他耳边；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没取得任何进展，而且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永远不会成功。

    应我的请求，皇帝已准许在华传教的教廷传信部管理财务的教士公开居住在广州。为对付某些葡萄牙人的追踪，后者曾被迫在广州寻找一个隐避处，因为这些葡萄牙人一心只想阻止其他国家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也是去年，我们还使另一名法国传教士(外方传教会的艾若望先生获释。

    您可能知道，原先的圣绪尔比斯修道会修士、已在中国传教多年的艾若望先生自1769年起一直被关在狱中。他被迫躺在一个肮脏狭小的地方，身上系着三条锁链：脖子上一条、双手上一条、双脚上一条。尽管痛苦万分，他对自己的境遇却心满意足。以下是他在1775年6月8日一封信中表达的想法，我眼前就有此信之原件：丝毫不必为我担心，除非是为我祈祷。请您相信，在索多姆（以色列地名。古巴勒斯坦城市，靠近死海。——中译注）)帮助过洛特并在关狮子的坑中救助过达尼埃尔的天主在这里是和我——它可怜的信徒同在的，圣母玛利亚也在庇护我。恳求您切莫为让我出狱而做任何尝试，据我所知，这将是徒劳的。把我交给耶稣基督和圣母吧，它从已经下达的死亡判决中拯救了我，难道还不能因其神圣的荣光而把我救出牢房吗?“父给我的爵，我能不饮吗?”——《若望福音》第18章11节)他的猜测应验了；一位传教士向皇帝谈到了他，于是，官员们立即让他返回了传教会。

    我们这里还有另一个具备种种美德的榜样，他就是南京主教先生。他身上一切都是高贵的：贵族出身、学识渊博、虔诚的热忱，他样样具备。看到一位主教，一个已年届七旬的南怀仁（此前在华传教士中汉名南怀仁者有二人，一为比利时人，清顺治十六年(1659)来华，康熙二十七年逝世于北京；此处之南怀仁为奥地利人，于乾隆三年(1738)来华，时年三十一岁，到七十岁时应为乾隆四十一年(1776)，故知此信写于此时。又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三五二南怀仁传引晁俊秀1776年7月31日信述南怀仁事，与此处同，故知此信为晁俊秀所写。——中译注）拖着病弱的身子，不停地奔走于比整个意大利还大的一个教区之中，犹如普通农民一样头上仅一顶草帽，身上仅一件粗布衣服，在难以忍受的大热天里被迫躲藏在一条小渔船上，冒着接连不断的风险，希望以殉教者身份结束其一生，这是一幅真正传教士画像!有了这样的榜样，人们还能懈怠下来而不感到力量倍增吗?

    今年我失去了两位善良的保护人：一位是约四十岁的皇长子（即定安亲王永璜，死于乾隆十五年。故此信应写于1750年。——中译注），他真是一位仁慈又和蔼可亲的亲王，从他那里我获得过最大的照应；第二位是内阁大学士（按原文直译是首相、宰相、丞相、总理、首席大臣等；但清制无上述职位，故译为内阁大学士。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中死于乾隆十五年者为张廷玉。——中译注），在一切多少有点棘手的问题上，他都曾是我的依靠和顾问。这两大损失是难以弥补的；然而，靠了天主佑护，我完全放心。

    我们希望罗马和葡萄牙的宫廷尽快下达恢复和睦与协调的命令，它对这些传教会的发展是如此必需，而且还将铲除某些传教士之间因不适当的民族性而引起的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