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75年于北京 先生： 我们刚刚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传教士。他的虔诚、才干和毅力使他在这个传教会及其合作者眼里显得十分珍贵。跟您谈谈他在中国所做的善事以及他作出的崇高的榜样，我将减轻我本人为此而感到的痛苦。 蒋友仁神父 过了些时候，他要求不受年龄限制而获得助理副祭之职；随后，他利用这一神品赋予的权利动身前往南锡初修院并于 为了使父亲赞成他认为应归功于圣宠的一切(正是圣宠促使他献身于耶稣基督)，他给父亲写了信；然而，不管这封信多么动人，多么恭敬和顺从，他却得不到回音，而且从此再也未收到父亲的片纸只字。这是他一生巨大的痛苦，也是惟一需要他以全部勇气予以面对的痛苦。 由于他是作了充分准备并以非同寻常的超前程度进入修会的，所以人们只是照料他的健康，同时又利用他的美德和才干。他的上司们决定提前结束他的神学学业并让他得到圣职。 从这一切中获得实际收获的是在华的传教会。那里越是燃起对天主教的迫害，他越是强烈要求获准把后半生贡献在那里。经过三年祈祷和迫切要求，他终于获得了批准。当这位新传教士抵达巴黎作动身前的准备之际，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人们向他描述的一大堆计划之中，而且这些计划都被说成是极其有利于在一个帝国里让人相信他的传教士职责的——因为数学(在18世纪的法国，数学一词还可泛指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等其他自然科学。——中译注)在这个帝国里可以说是一门国学。德利斯勒先生、德拉卡依先生和勒莫尼埃先生很愿意分担培养、训练和完善他天文学知识的工作，这几位博学的科学院院士公开相约要与他们这位学生保持联系，这证明他们对他有很高的评价。 离开巴黎后，蒋友仁神父因病滞留于雷恩(法国布列塔尼半岛最重要的城市，位于巴黎以西360公里处。——中译注)；这场疾病来势如此凶猛，以至人们对他的生命已不抱指望。然而，他的健康刚有点恢复，一听到有船只即将启航(赴华)的消息，就立即赶到了洛里昂(法国西部军港、商港名，曾长期专司对东方之贸易，其城市洛里昂之名即是东方之意，可以说是因其功能而得名。——中译注)及时上了船，并于1744年成功抵达澳门。在法国时人们曾一再向他预示过的危险疾病的复发在澳门等待着他，而且比人们在雷恩预告的更为可怕，这使他无法进入中国(内地)；然而，药物或更确切地说天主新的恩典，第二次把他从死亡的门口拉了回来。刚刚痊愈，他便要求把他派往中国外省；然而皇帝数道圣旨把他召到了北京，迫使他只得放弃其迫切的请求。 对一个欧洲人来说，中国首都这个举世最大或许居民也最多的城市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蒋友仁神父却几乎只关注这个人口众多的民族的盲目和偶像崇拜。他心里充满了这一切，因此急忙寻找书籍，学习(中文)这种如此难懂的语言，以便尽快进行工作，以驱散如此浓重的愚昧并使福音之光早日显现。他既专心致志，又有敏捷的学习能力，到年底前，他就能理解常用的书籍并能行使传教士的各项职责了。 他已开始初步入门的中国目录学向他展示了亚洲这一端在科学领域中极为丰富的知识，使他无法满足于这些最初的投入了。因此，他开始研究古籍，学写方块字并以中文写作。他身体衰弱，(又要经受)气候和饮食的改变，夏天酷热，冬天又如此漫长如此严寒，但任何东西都无法减退他获取知识的热情，因为他认为知识对他的虔诚是必不可少的。他曾给人以许多指望的天文学本身倒未能得到任何东西。这句话意思是，蒋友仁原先在天文学领域颇有造诣，使人认为他在此领域将大有建树，但后来他转向传教事业，所以天文学未能因他而受益。——中译注这真是天意，因为他感到可以以这种方式光荣地履行他即将开始的困难而又费力的职业。 在位的皇帝是天才的和渴求知识的君主，1747年，他看到一幅喷泉画后便让郎世宁修士向他解释，并问宫中是否有某个欧洲人能造同样的东西。这位因谦逊而使其才华更享盛誉的艺术家传教士意识到作肯定答复所会带来的一切后果，因此仅限于审慎地对陛下道，他将立即去各教堂打听。但是皇帝刚走，一个太监就来(对郎世宁修士)说道，若那个欧洲人能着手建造喷泉，他明天就应将其带进宫来。在宫廷用语中，最后这些话意味着一道命令，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某个(胜任此项工作的)人。没有一个传教士会误解这一点，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蒋友仁神父。 他专心致志地投入了这项工作，并立即被引见给陛下，说他可以借助书本，带领给他配备的工匠们建造水法或曰喷泉。皇帝大悦，仁慈地与他谈话，还说他将降旨，以确保神父对工匠们所做的一切规定均得到执行。 一位天文学家因此就变成了水力机械的安装者和养护者。但既然是传教士，这对他又有何妨?泥呀水呀，一切对他都无关紧要，他必须为大家充当各种角色，只要能对扩大耶稣基督的影响作出贡献即可。这是蒋友仁神父从事这项与他本人(素养)相距如此之远的工作时的惟一想法。因此，他端方的品行使宫廷对我们圣教产生了很高评价。当蒋友仁神父为检验其洞察力，或是为放任其想像力并加速其进步而在欧洲研究物理学时，他已论证、模仿和设想过许多种水力机械了。当时有谁会说他这是预作准备、以便在中国立即做出多种喷泉模型呢?他呈送的第一个模型使皇帝如此喜欢，致使后者命人将其送进寝宫以便闲遐时仔细端详。为此，皇帝决定造一幢西洋楼，还亲自在其花园里选定了位置并令郎世宁修士和蒋友仁神父一道画出其图样。 曾有多少把我们的技艺带到了国外的艺术家们说过，面对必须造就的然而尚不知艺术语言为何物的(外国)工匠，他们是多么需要采取各种办法，方能使自己的才华不在实践细节中受挫啊。那么蒋友仁神父的情况如何呢?如何把连他自己都从未从事过，几乎也未研究过的技艺传授于人呢?如何让人造出结构像高级水力机械那样复杂、那样精巧的机器呢?怎样指导水泵管子和各种形状各种尺寸的导管的铸造呢?如何以其先见之明来弥补他自己都无法说服别人的精密度呢?他的勤奋、他的工作、他的才能以及他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这一切原本足以使他应对上述问题了；然而他还要对付受大臣权术支持的一些怀有偏见的人，因为大臣想使皇帝讨厌新奇之物——这种新奇之物是人们不敢让皇帝放弃的。必须摆出权威的样子，既保持最大的谦逊，然而又要能使御库解囊加速工程进展并克服一切困难。 重要的是要屈从宫廷的格调、行为方式及一整套严格的礼节，因为这个宫廷沉醉虚荣超过了对其他任何事物的迷恋，崇拜财富超过了崇拜偶像，因利益而造成的分歧超过了因意见而导致的不和；何况它越是心术不正地进行处罚和恶意中伤，也就越是不吝啬客套和溢美之词；而这一切正处于危机连续发生、阴谋诡计不断以及由大臣策划的导致公开迫害我们圣教的设有陷阱的控告迭发的日子里。 欧洲不可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处境所决定和要求的一切；然而，当人们把所有信任都寄予了天主而且只追求天主时，人们就胜过了一切。蒋友仁神父一开始便对皇帝说道，陛下越是信任他，他越是不敢仅凭自己的知识在对他来说是全新的一项事业中冒险做任何事情，若陛下同意，他将仅限于实施已在西方实施过的因此一定能成功的方案。 这一坦率而又谦逊的开场白是如此自然朴实，因此不会不讨一位知人善任的君主的喜欢。承蒙他对此表示了满意并对朝臣们道：“朕比你们更了解欧洲人(西洋人)，他们不会让朕去做他们不会做的那些事的。”出自他嘴里的这些话迫使人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协助蒋友仁神父。神父趁机命人干了起来。当大家看到神父在解释人们所提的各种问题时是多么亲切和尽心，看到他按人们所愿不断增加方案和设计图，利用他自己加工的小模型当众演示，而且以与在他领导下负责整个工程的大人老爷们说话时同样的态度亲热地与普通工匠们交谈时，我们原本就不错的处境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好了。不仅如此，为了避免消极保守或冒失从事，因为这可能会改变一切；尤其为防止人们提防得不够的某些错误，他频频前往工场，亲自照看那里所做的一切事情，并以其智慧和谦逊获得了这样的权威：若非他干预，别人就什么都不敢决定。旧时的清规戒律依然存在：在挖掘水池建造水塔时，虽说皇帝下过多道御旨，人们仍只能在某些特定时间内进入宫苑，还需有大队官员、太监及跟班的带领，而且应在那里逗留尽可能短的时间。几天后，蒋友仁神父摆脱了中国人有本事将其变得非常一本正经、非常重要而又极其令人厌烦的这些束缚。 皇帝每天来看工程进展状况，而且常常提只有蒋友仁神父一人能够回答的一些问题，因此，某些绝对的命令轮到他身上就破了例。宫苑任何时候对他都是敞开的，他可随意独自前往。这一礼遇后来扩大到了所有欧洲人。我们抵达那里后也从这一礼遇中受益。如果人们在欧洲认识不到所有这一切给蒋友仁神父带来的赞誉，也就不可能理解大臣显贵们对他的智慧该有多高的评价，才能使他们不阻止他每天这样出现在皇帝面前并可以对皇帝畅所欲言了。荣誉属于带给他思想光辉并给他以指示的主，他的品行从来只给后者带来赞扬，而且在他供职于宫苑内外的十二年间使人看到，他是命里注定担任该职的人。 我们在海淀的住院离宫殿(从上下文看，此处宫殿系指圆明园。——中译注)有半法里以上，而从他(指蒋友仁神父。——中译注)在其前面跳下骡来的(圆明园)门口到西洋楼还有３／４法里的路程。当每天都要数次这样往返时，走这段路就不再是什么溜达了——虽说是在美不胜收的花园之中。但蒋友仁神父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当他把工匠们安排在宫苑里开始工作后，他必须时而去这个工场，时而又去半法里(有时甚至去离圆明园2法里)以外的另一个工场，然后再急匆匆返回苑中等候皇帝。炎热、下雨、刮风以及大伏天的骄阳都不能成为他可以少做任何工作的理由。苑中安排他吃饭的地方也很远，去那里用餐就够累的。斋戒日子里，他往往只吃一点米饭和咸菜，而他的胃又不适应中餐，用餐时间颠三倒四(因为无法定时用餐)，白天工作过度使他疲惫不堪，晚上回到住地已是精疲力尽，因此即使再吃一点有益健康的食品也不足以恢复体力。何况他往往刚离开餐桌就必须躲在房间里核查验算、制作设计图并进行试验——不做这些试验他什么都不敢冒险。因此，当他终于能稍事休息时，夜已很深了。 节庆期间是他惟一能喘口气的日子，因为他不必进宫。然而，不管天气如何，节庆日前夕他总要到离海淀2法里以外的北京来；来京的那天晚上和次日上午用于忏悔和布道，(次日)晚上离开北京——除非有人邀请他参加礼拜一的某些新信徒的聚会，因为他总把传教士的职责放在首位而从不将其推给他人。他还利用与显贵、官员、太监及工匠们接触的一切机会，指出偶像崇拜的不合逻辑之处并向他们布讲福音。虽说他并未有过使大批人归信天主教而带来的快乐，但他至少唤起了人们对我们圣教的高度评价，使它为人所认识并使它获得了不少人在关键情况下为它提供的辉煌证据。他尤其是通过分发书籍，进行解释，从而使最有偏见的人也赞赏基督教道德之崇高和优秀。 为进一步战胜那些以其知识、哲理和博学自炫的人，他把能从工作中挤出的所有时间都用于学习和研究，从而使所有人都习惯于看到他手不释卷，时而躲在园子里的某棵树下，时而躲进某间小屋里研读起来：不管他在花苑还是在宫中皆是如此。基于他的才能，他可以跟文人们在他们所有(学术)体系问题上展开争论，还能向后者指出其哲理的虚浮与谬误，甚至能利用权威性受到如此尊崇的大、小经典(正经、正典)转而对付他们。 尽管他抄录过由多位新信徒和传教士学者提供的(经典书籍的)摘要，尤其是经约翰亲王复核并以其批注充实了内容的摘要，但为了使用，他还是根据自己的阅读来做摘录。不仅如此，他还把《书经》译成了拉丁文；他译得是如此认真和精确，因此， 由于欧洲的偏见或许会妨碍人们真正理解我们所说的话，所以需要消除各种难解之处。关于第一个难解之处，即关于围绕皇帝的庄重威严的排场问题，这里必须区分他在公开场合露面，即人们看到他以“天子”、“黎民父母”、辽阔广大的“中央帝国”(据此间人们的说法)的君主身份出现时的情况，以及他在自己宫内当他听凭天性、个性及个人癖好的支配容许他人接近他高贵的人身时的情况。在前一种情况下，他在各方面比匍匐在他脚下的人们都更拘束：他的一切都应根据其高贵的身份而决定，而且要无愧于历史的赞誉。在后一种情况下，他是一个智者、一个朋友、一个文人、一个在他与被他允许在其跟前露面的人之间仅留出后者不敢越过的距离的一家之主。一个更实际的困难是，如何协调操劳国事与我们所说的消遣娱乐。 不过这个困难还不是最严重的。皇帝起得很早，太阳刚从地平线升起他就要坐在宝座上接见大臣、显贵及各部代表了。事情处理完后，他便回到内廷，一直呆到次日，不过在那里可不是无所事事的。他每天都要批阅许多奏章、陈情书、诉状及谏诤。为缓解这一切所需的紧张心情，他乘坐小舟或由人抬着前往宫苑中各个不同的宫殿，欣赏收藏在那里的种种奇珍异物或察看他下令兴建的工程和修缮项目；但他走到哪里便工作到哪里，从未有任何事情被搁置到次日。如果突发什么事情，他随时下达圣旨。皇帝有那么多典礼仪式、会议和公开活动，因此虽说在宫苑里也仍要操心，但徜徉于其间毕竟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消遣。此外，由于此时他被视为在自己家里，所以身边只有几名太监，身上穿的只是便服，而且可以说从其威严中仅保留了不可放弃的部分；所以，蒋友仁神父尽管天生腼腆，仍能自信地面对皇帝，敏捷地回答后者请他作答的一切问题并告之以人们当时所需的新的订货(指前述工程所需的各种材料。——中译注)由于皇帝随处都会表示自己的想法，而且主要为扩大知识范围以完善对其臣民有用的技艺，而远不是为了消遣，所以一个问题往往会引发另一个问题，后者随之又引发第三个问题。有幸就近见到皇帝的所有传教士都证明，不该对他重复已讲过的话。然而，为确证自己已完全理解了蒋友仁神父的回答，皇帝自己要重复一遍(神父的)回答，以其方式加以发挥并对这些答复表示满意。 不管大家多么尽心尽力加速工程进展，但对中国工匠来说一切是如此新奇，所以他们只能慢慢地做。水压机和第一个喷泉直至秋末才完工。皇帝显得非常满意，而且非常仁慈地表明了这一点；显然，他因自己早已预见并断定蒋友仁神父不会去做他无把握做成的事而在显贵们面前觉得很有体面。随后，皇帝又向显贵们解释他自第一次起就已完全明白了的喷泉的原理。 水法的成功是那一天宫苑里——随之又成了整个宫廷的重大新闻。蒋友仁神父越是出言谦逊谨慎，大家越是忙不迭地为他喝采并向他祝贺。然而，说皇帝命人给蒋友仁神父送了二百两银子和好几匹丝绸(如有人在关于著名的德·拉卡依修道院长的历史功绩的评注中就印上了这样的话)，这却不是真的。蒋友仁神父渴望的奖赏绝不是这些；他惟一需要的大恩典是(允许他)前往外省为拯救穷人而工作并离开宫廷。他提出了这一要求，而且一次接一次以如此强烈、如此坚定、如此迫切的恳求和请求重复之，然而皇帝可能因虑及他已遭损害的健康而予以拒绝；为予以补偿，他的长上便委托他培养希望成为神父和传教士的中国年轻人。于是，他致力于培养杨和高两神父从事布道的学习和工作，使之成了两名充满虔诚、知识和智慧的传教士。随后，人们又让他培养六名新信徒担任传教工作。这一任务他完全能胜任，但如何能找到这项工作所需的闲暇时间呢?因为，和他及委托他担任此项工作的人们的期望相反，第一项水法工程完成后，其他水法工程必须上马了：先是在西洋楼附近的地方，然后还要在城中宫殿的内宫苑即皇宫里的御花园。——中译注以及可以说是中国的凡尔赛宫的圆明园中动工。 他或许不必再对付妨碍最初那些工程的偏见、无知和忧虑了；但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而且不懈地操心照看，方能确信人们是遵照他所有方案和模型做的，这使他频频往返奔波，因而很少再有时间(培养新信徒)。他以自己对弟子们拥有的令人敬重的影响力来弥补这一点。此外，他毫不忽略能方便他们学习的任何东西，并把学习变成他们一件饶有趣味的、愉快的和合乎道德的事。他从不削减(培养)弟子们所必须的时间，剩余时间不够他用以处理其他事务，他便挤占睡眠时间。他必须这样做，因为为了满足皇帝的学习愿望，他向他讲解水力学的全部机理，还亲手为他制作喷泉、给水控制及此类其他珍奇之物的模型，以便这位君主可以选择并降旨实施他认为最令人喜欢和最有用的工程。 这又是一件工作量极大的事情，对蒋友仁神父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是一丝不苟、极其严格的人，而且宁肯多计算一百遍也不愿冒犯一个小错误的危险。 最后，皇帝终于想出了一个计划：兴建一幢巨大的新西洋楼，还将在其周围的花园里集中人们设想出来的最壮丽最奇妙的喷泉。为之制定方案的圣旨已经下达，地皮也已指定。正当人们在所有传教士都感到十分勉强的情况下准备动手干起来的时候，一件完全个人的事情使他们摆脱了正当的担忧。于是，问题只剩下了建一幢意大利式样的房屋来装点花园，再在那里造一个新的水法。 蒋友仁神父的身体衰弱妨碍了更大工程的兴建。皇帝仁慈地预见到了这一点并降旨尽一切可能避免他劳累。鉴于上文所述已足以说明与后面这些工程有关的问题，所以只须注意到，人们赶紧把他的弟子们送往欧洲(系指在北京的法国传教会于1751年7月将高类思、杨德望送往法国一事；这两人于1752年7月方到达法国，1766年回到北京。——中译注)，以免除他对他们必将越来越多的操心。另一方面，显贵们关心的是安排一名高官来负责这些工程，以便使其更加俯首帖耳。主持第二项工程的老爷们多数是承担过第一项工程的原班人马。他们对蒋友仁神父旧时的情谊已变得如此真诚感人，因此对他不隐瞒任何事情，而且使他了解宫廷中发生的一切，以便他更清楚地知道该说些什么及如何答话。从蒋友仁神父方面来说，他始终谨慎地显得只知道那些已公开的事——即使在我们住院里也是如此。除了工程上的事以外，他不提任何问题，而且只要有一点托词，他便退避了。为把他留住，这些老爷们就(故意)说些针对宗教的含蓄的话；这种时候，(蒋友仁)这位传教士必然会承担起卫道的职责，责备他们在生活中忽略了拯救灵魂，却去崇拜他们内心所蔑视的偶像，还责备他们轻信星宿的影响、轻信吉日或凶日。 蒋友仁神父似乎使皇帝抛弃了这种轻信，而且还成功地使宫中所有人抛弃了古老的对于(日、月)食现象的恐惧。有一位大贵人(他是康熙帝之孙)向他学习计算(日、月)食的方法，而且学得相当不错，以至能以揭示民间相关说法中一切荒谬可笑之处的口吻来谈论这一现象了。 洗礼的恩赐使我们在欧洲置身于那么多知识的包围之中，以至一旦来到此地，我们无法想像在此遇到的盲目和愚昧，甚至科学在这里也几乎只是蒙昧。正是为驱散愚昧的黑暗，蒋友仁神父才利用我们所有的科学知识并利用温度计、气压计、棱镜及实验物理学中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东西来贬斥中国文人们在哲学方面的胡言乱语。 他频频长时间地在宫中露面，这使他能常常重新提及同一些问题，而且总有一天会使它们变得不可忽视。他的声望成了那些只会说空话的文人的心腹大患，却也使他成为真正的学者们希望结交的对象。众皇子的师傅们及某些真正有学问的官员都想与他结为朋友。他的处境不允许其经常接待和拜访别人；不过他通过写信回答他们问题，尤其是给他们寄使之了解基督教的书来弥补这一点：因为他看重的是基督教，即便在表面看来与之完全无关的事情中也是这样。我们真是无法细述他纠正了多少偏见，消除了多少玷污它的无稽之谈，又是如何把(人们对基督教的)憎恶和成见变成了重视和尊敬，平息了多少次正要爆发的迫害并把人们强加给宗教的诬蔑变成了为人所不齿的东西，以至反对基督教的人即使在禁教令中也承认，基督教只教导人们以真理! 皇帝宫苑里第二座西洋楼安装有几处非常漂亮的喷泉。楼内一些房间很具审美情趣，而那个大房间简直堪与凡尔赛(宫)和圣克卢(宫)的那些房间媲美。当皇帝就坐于御座上时，他在两侧可看到两大股金字塔状的水柱及附属部分，前面则是一组布置巧妙的喷泉，还有一套喷水嘴喷出的水柱象征着在池中、池旁和悬崖上的各种鱼类、鸟类等动物之间所发生的某种争斗；这些喷泉被布置得似乎纯属偶然，却又形成了一个半圆形，它们越是富有乡野气息和原始风味，就越是令人惬意。不过，给蒋友仁神父造成更多困难的是位于这座西洋楼下面的飞瀑；因为中国人用十二种动物象征一天中的十二个时辰，他便设想利用动物造型建一座永不停息的水钟，即让每个动物造型在各自象征的两个小时里喷出水来。 皇帝见到他衰弱和有气无力的样子，所以不催促任何工程的进度，频频把自己餐桌上的菜肴送给他，还常询问他一些迫使他呆在家里(才能准备答案)的问题；人们原以为此举可让他得到一些休息，但事实恰恰相反，他在家里做的事比在宫苑里的更难。为回答这位君主关于中国古今地理的问题，蒋友仁神父决定绘制一幅使君主对此一目了然的地图。蒋友仁神父的朋友中有一位显贵见过这幅地图后被迷住了，他对神父道，皇帝六十诞辰已经临近，应把这幅地图誊清并将其送呈皇上。为让自己的工作更令陛下满意同时又对他更加有用，他着手绘制一幅世界地图，每个半球的直径达5法尺。鉴于他工作繁忙、健康不佳，尤其是他严谨的作风，人们对这项最终将使他筋疲力尽的计划都感到吃惊。人们给他配备了一名画师以复制地图，另有一名文人往上注中文字。尽管如此，他还是累倒了，生命垂危。皇帝闻讯后多次派自己的首席御医前往诊治。御医是一位八旬老人，精于医道；他答应使神父脱离危象，却不敢让其指望再活六个月以上的时间，而且还有一个条件，(神父)必须严守以下饮食制度：只能吃没有菜肴的饭，稍稍吃点蔬菜及喝点汤。 地图顺利完成了，他将其送呈皇帝，同时对那些新征服的地区及其范围作了空白处理，因为他不想在这一问题上承担任何责任。对其他几处地方也作了类似处理，而且在手记中陈述了自己的疑虑。陛下收下了他这份礼物，这在此地是莫大的荣耀；陛下当众称赞他，还赐给他好几匹漂亮的丝绸。为了更方便地仔细端详这幅地图，皇帝命人将其送进自己房内，任命了几名文人协助蒋友仁神父完善这一开局如此出色的计划，还委派其皇叔主持这件大事。 蒋友仁神父幸亏在博学和地理学方面预先作了那么多准备，但面对这些在皇帝关注的问题上拥有丰富知识的饱学之士，他必须前往地图室工作，向他们说明自己的意见，回答他们的问题，而且无论在口头或书面表达中都必须谦逊、节制，才能使自己的理由具有说服力。好奇而又博学的皇叔(指康熙第二十四子胤祕，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去世；次年10月，蒋友仁神父去世。——中译注)是如此喜欢此类彬彬有礼、心平气和的讨论，因此命人将双方提出的看法统统整理成文。他通常会出席所有会议，而且最终往往赞成蒋友仁神父的意见。 地图完成后，皇叔以一份公开的奏章禀明了皇上，后者在奏章上批示，将其中一份副本送进大内，另一份送军机处，正本则存于帝国地图馆；使神父更体面的是，皇帝请他复审人们即将绘制的达百幅之多的帝国全图(不过从神父的健康状况来看这是很不合适的)。 若再讲述皇帝从让蒋友仁神父用抽气机在他面前做的实验中获得了多少快乐，以及当这位神父用中文向他介绍广东总督送来的没有任何文人知道的一只非洲奇鸟时皇帝是多么入迷等等，那(这封信)就太长了。人们只要记住当皇帝让刚从欧洲新来的潘廷璋修士为他画像时，他赐予蒋友仁神父的长时间谈话就够了。除亨利四世(法国波旁王朝创立者。——中译注)和乐善好施的斯塔尼斯拉斯(1677—1766、1704—1709及1733—1736年间几度出任波兰国王。——中译注)外，没有任何君主能以更为慈父般的关怀来对待一个外国人了。 但蒋友仁神父并不以此炫耀，可以说他身在宫廷，心却不在宫廷，那里没有任何东西使他感动，没有任何东西让他依恋，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激起他的欲望；他出现于宫廷只是为了尽感谢皇帝的义务，尤其是为履行宗教职责，他使宗教得到了重视和尊敬，特别是使它免遭迫害。 他被委任为我们修道院的院长，虽说他是被迫接受这一职务的，却以罕见的、令人敬佩的虔诚和谨慎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履行了职责。来自欧洲的接济几乎已经枯竭，然而传教士和讲授教理者的给养仍须供应，还要为贫病的新信徒们提供救济。蒋友仁神父满怀信心地指望的天主为他提供了许多办法，因此，在那些宛若被遗弃的匮乏的岁月里，他设法增加了施舍，在我们传教会里安排了更多的讲授教理的文人，兴办了让新信徒们免费食宿的避难所，而且增加了(宗教)书籍的分发量。他常常亲自布道，前往临终者家里举行圣事，分发药品，关注(传教会)内外精神和世俗的一切需求：因为我们法国传教会——确切地说是北京传教区——延展范围很广，直至长城以外。总之，他不惜一切救济我们基督教徒，而且做得如此谦虚谨慎，以至他是以馈赠礼品的方式而不是作为施舍来向他人提供他认为必需的东西的。 为了使大家执行来自罗马的教谕，他时刻警惕、细心操持、循循善诱、坚定不移，但又温和、耐心、仁慈；总之，他以新的热忱实践了基督教和使徒的所有这些美德，终于使一切都保持了秩序，而且保证了一切供应，直至他两个亲爱的弟子——杨(德望)和高(类思)的到来；他高兴地拥抱他们并将其接纳进我们传教会。这两个中国年轻人把在法国时人们给他们及给国内传教会的所有礼品都交给了蒋友仁神父——就像孩子们交给其父亲一样。噢，我的天主!请您奖赏王室中那些给了他们那么多礼品的人们的好意吧!看到他们的虔诚之心如此仁慈如此体贴地关注着我们的基督教徒及他们的传教士，这对我们是何等的安慰!在我们当时的处境下，这些寄给我们从事各种虔诚的慈善活动的救济物品简直是奇迹般的事件!它在中国留下的回忆将和宗教同样长久。 蒋友仁神父见到那位以政治家眼光看待中国、希望丰富法国关于这个广袤帝国的一切知识的开明而又乐善好施的大臣(指法国大臣享利·贝尔坦)给杨和高的指令后，便不遗余力地鼓励我们中间稍有闲暇的人支持(大臣)爱国的想法。他发现我们所有人都为此作好了准备；尽管糟糕的健康状况迫使他辞去了我们法国修道院院长的职务，但他仍领我们工作，而且以惊人的才干提供了许多概述、论文、详细说明描述。这些文字，人们可与我们设法送往欧洲并以《中国回忆录)为名刊印的其他作品一起读到。 蒋友仁神父终于被那么多工作压倒了。当时他正准备前去面，却突然中了风，不过他仍有时间接受临终圣事，而且再次以其毅力及对天主的热爱感化了我们。1774年i0月23日，他去世了。 如人们有朝一日撰写中国教会年鉴，甚至只需引证非基督教徒对蒋友仁神父的说法和想法便可让后人明白，他的美德更高于其才华。皇帝为他的葬礼出了一百两银子，还详细询问了他最后的病情，道：“这是个善人，非常勤勉。”出自君主之口的这些话是很高的赞扬，，若这些话指的是一个鞑靼人或中国(汉)人，它们将使其子孙后代享有盛誉。 这位杰出传教士的功绩在于，他总是担心并躲避人们的赞扬，却热忱地为天主谋求荣光并拯救灵魂，他犹如完全忘我的人那样度过了一生并视行善为人生惟一之幸福。我们讲述的他生平中的少许事迹让人看到，他把基督教修士和使徒的美德推向了何等高度。至于他在社交生活中的美德，我们就什么也不说了。他的温和、谦逊、慷慨和热心助人的精神都是无可比拟的，这使他在帮助别人时会认为一切切都是可能的。 他把所有传教士都记挂在心，不管他们地位如何，他都理所当然视其为教友，关注他们的成功，而且不等他们求助就会保护他们免遭迫害，努力助其摆脱非基督教徒给他们的虔诚设置的羁绊和障碍，当他们被囚禁时则恳求释放他们。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