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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您知道，奉皇帝之命前来北京的传教士们抵京后不久就要被引见给陛下；然而您或许不知道，面见陛下时按惯例还须向他进呈礼品。因此， 新来者们进呈的各种礼品中有一架新发明的漂亮的望远镜，这是贝尔坦先生去年寄给我们的。在当前形势下1764年，耶稣会在法国被取缔；1773年，教皇克莱芒十四世取缔耶稣会，在北京之耶稣会士处境困难。——中译注，许多先前显得很关心我们的人似乎因为与我们有某些关系而觉得脸红了，但这位国务大臣却依然垂顾于我们，一如既往地把我们享天福的敬爱的君主指时任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中译注的美意带给我们。礼品中还有一幅潘廷璋修士的画以及我们的总会长）费若瑟神父从广州寄来的一台抽气机。这是给皇帝的礼品中最出色的几件。 问题在于如何让陛下了解望远镜的价值以及抽气机的使用方法，因为献给皇帝的珍奇物品往往或是被拒收，或是收下后被送进库房——在那里因不被使用而遭遗忘。至于抽气机，我已工作了几个月将其调试妥当，还以中文撰写了原理和使用说明，我挑选了其中约二十项最新奇的用途让人用中国墨水绘制了使用说明图。这些说明订成了一个小册子，在机器进呈皇帝前就要送他御览。 当时已是农历十二月，军机处和各部衙门均已放假，一直要到次年正月廿一日才重新办公。假期里官府只处理急事，因此，皇帝的公务比平时少些，然而因此会更关注宗教仪式或宫内的戏剧演出。所以必须赶紧向他引见两名新来的传教士。我与宫内有关人士接洽此事，他们把（觐见）日期定在（1773年） 关于抽气机问题，我还说明，使用时须将其安放于温暖之处，谨防严寒——因为当时正值隆冬。 第二天， 皇帝尚未决定收下望远镜。他先要了解这是何物，有何用处。我被传去进行解释并被带到皇帝当时所在的套房。一名贴身太监正好从陛下房中出来，我把望远镜对准了所能见到的最远一座宫殿的屋脊。由于天气晴朗，又无明显雾气，太监（从望远镜里）看到屋脊显得那么清楚、那么近；他深感诧异，马上去告诉正在用晚餐的皇帝——尽管当时只是下午2点；陛下的习惯是在这一时间用晚餐，而在上午8点用正餐，每餐用时从不超过一刻钟。关于皇帝的用餐，我还会有机会更详细介绍的。 在场的所有太监和其他官员对望远镜都很满意，大家搬了一张桌子放在陛下套房的正门口，以便让我将其置于其上并对准某个物体。安排妥当，皇帝已用罢晚餐，太监们便请他当场试验。君主马上感到这架望远镜比他见过的都要好。他派两名太监带着它随时跟在后面并吩咐我教他们使用和操作之法。为进一步表示他的满意，除已经赏给两名新传教士的丝绸外，他吩咐再给他们和我三大匹丝绸，而单单一大匹丝绸就有先前赏赐的五六倍之多。我照例谢恩，随后又奉旨带潘廷璋修士于次日进宫，办理陛下将向他交办的差使。（1773年） 第二天， 潘廷璋修士一面作画，一面又要随时根据皇帝的旨意拿给他过目：因为传教士在这里必须严格遵守这样的规矩，一旦皇帝有不满意的表示，就要停止一切工作。潘廷璋修士不习惯如此断断续续地工作，他显得十分不安，生怕皇帝有时看到未完成的线条轮廓便将其作品视为一幅拙劣的画。我叫他不必担心，告诉他皇帝不会对他的画作如是看待的，因为他已习惯于看别人的作画过程了，而且对郎世宁、王致诚修士和其他人也是这样做的，而他们的不少作品连欧洲最有技巧的画家都不能否定。 随后，我们去了潘廷璋修士曾为年轻侍从作画的地方。正当他继续画这幅肖像时，对其技巧越来越满意的皇帝派人让我们放下这幅已开始的画而去为他本人画像。我和潘廷璋修士立即进了君主的套房。我们先向他行礼，君主不待我们礼毕便让我们平身，刚让我们站起来便问潘廷璋修士多大岁数、是哪国人、住在哪个教堂等等，随之又说明他希望怎样来画。中国人喜欢画正面的肖像，而不像欧洲人那样画略偏侧面的像。脸部相似的两侧在肖像画上必须显得一样，除光线带来的阴影所造成的不同外，两侧别无差异，从而使肖像始终直视着观看它的人。因此，在这里画这种画有时比别的地方更难成功。 皇帝事务庞杂，很难自始至终把我们留在他跟前作画；因此，他说潘廷璋修士只需根据他以前的某幅肖像单独作画，然后再根据他如今的脸部轮廓作些修改。我把皇帝的意思告诉了潘廷璋修士，随之与他一起对皇帝的首席贴身太监说道，皇上准许潘廷璋修士为他作画，使我们深感荣幸，既如此，似应恩准他根据皇上目前的容貌来画，因为尽管（以前的）其他肖像可能也酷似皇上，但它们展现的是皇上当时的容貌，然而年岁和环境总会引起脸部某些变化，若根据现成的肖像作画，必然把皇上画成往日之模样而非今日之皇上，即便根据皇上目前的面容再对现成的肖像加以修改，也不如依原始草图画成的肖像完美，因为原始草图上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皇上容貌之变化，所以能产生完美的效果。我请太监向陛下转达这些劝告，这些劝告是潘廷璋修士因担心无法画得像他希望的那样成功而提出来的。 太监圆满地完成了使命。于是，皇帝叫我们进去，对我们说太监刚向他转告的意见是对的。陛下道：“跟你到达这里时相比，朕已大变样了，你到这里多久了？”“陛下，”我答道，“微臣来京已二十八年，离第一次有幸跟陛下说话也二十六年了，陛下当时命我负责修造宫中及您的别宫圆明园中的水法，因为陛下希望以此装点这些地方。”“那么，”陛下接着问道，“你该记得朕当时脸有多瘦，身材又是多瘦弱了。若是自那时以来你没再见过朕，你可能就认不出朕了，因为朕现在健壮多了。”我答道：“这是因为陛下经常锻炼而且恪守饮食作息制度，所以如此健壮。通常情况下，人一上年纪就会感到体力与健康不如从前，陛下恰恰相反，体力与健康仿佛与年岁俱增。这是天主的恩德，因为天主希望陛下永远与子民同在。”“虽说朕强壮硬朗”，皇帝接口道，“但朕发觉自己的容貌每年都在变化，与画先前那几张肖像时已大不一样，因此潘廷璋（这是Pansi修士的中国名字）说得有理。让他在这里为朕画吧，他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做吧。” 随后，皇帝问画他的肖像大概需多少时间，在这期间他能否读书写字等等。我问明潘廷璋修士后答道，画初样约需两三个小时，几天后，等油彩干后，画师再上第二道油彩，这也需要一些时间——视初样效果如何而定；此外，只要陛下愿意，他可让画师随时停止工作而在陛下觉得对其毫无妨碍时再继续作画；画师作画时陛下可读书、写字或做他认为合适的事情，只要让画师看清其脸部轮廓即可；如作品需要某种姿势，望陛下准许画师冒昧告诉他。于是皇帝对我道：“当需要朕改变姿势时，让他别忘了告诉朕。” 皇帝当时住房的风格与其他住房，或更确切地说与北京所有有钱人的住房风格一样，差别仅在于大小及华丽程度之不同。 由于这里地震比较多发，中国建筑物的横梁和屋顶不是架在墙上，而是架在木柱上的，木柱则立于石头地基之上；因此，往往屋顶已盖好，墙壁却还未砌起来。有时，墙壁在地震中倒塌了，但屋顶甚至房屋内部结构却未受损害。墙壁通常是砖砌的，外侧砌得非常齐整，有时还饰以各种雕塑图案；内侧或是砂浆涂层，或是镶以木板——上面可以贴纸，有些房间的内壁上还以细木工制品装饰。 皇帝的住房便是此种建筑风格，它包括一排东西走向、坐北朝南的高大正屋，两侧是两排平行的厢房。正屋内净长约90法尺，进深25~26法尺，共分三部分，中间是摆放御座的厅堂。该厅堂南北两面中间部位各有一扇高10法尺的双扉门。门四周装饰着细木工制作的框架，其底部约3法尺高以下处是不镂空的。填充框架其余部分的细木条构成了鲜花、文字和其他种种图案。细木条朝厅堂的一面是平的，上面贴有薄纸以便室内照明；朝外的一面饰以雕刻、镀金饰品和各种色泽的罩光漆。除非刮大风，这两扇门几乎总是敞开的，因为冬季人们会在门口挂一条以锦缎或其他织物缝制的门帘，夏季则挂一条竹帘——即以劈成黄铜丝粗细的竹条编成的帘子。这些竹条光滑得如同从拉丝模中加工出来的一样，经罩光漆上色后再用彩色丝线编成帘子，丝线则在帘子上组成悦目的图案。竹帘可防苍蝇及其他昆虫，又能使空气畅通。若要使室内通风换气，夏季的竹帘和冬季的门帘均可卷到门框以上。为厅堂采光之需，这两扇门两侧还有其他门，这些门冬季无门帘，夏季也无竹帘，它们只是偶尔开启，来厅堂办事的人进出的便是这些侧门。 这间厅堂外面是一溜与之齐宽、进深15法尺、上有顶盖的台阶，台阶两侧是两排柱子。厅堂的墙裙和台阶的底座装饰着各种雕刻，有的是镀金的，另一些漆成了各种颜色且都上了罩光漆。柱子则总是漆成红色的。台阶比庭院高4法尺，一级级皆以石块铺成，最高的石级与厅堂地面齐平；厅堂中央供着陛下的御座，它比地面高出几个台级。御座上有丰富的格调高雅的各种饰物，其中多数系由欧洲制作。厅堂饰物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只中等大小的钟，其金质或银质镀金的支架被做成了枝叶交错的树枝状。一只钟的支架上有一头以长鼻做各种动作的大象造型，另一侧的树枝上是一条龙。所有这些饰物均制作得十分自然逼真，简直让人以为它们是活生生的动物。按中国习惯，厅堂天花板上吊着各色灯笼及垂有色彩斑斓的锦缎坠子的其他饰物。 这间厅堂与皇帝在其多数套房中设置的有御座的厅堂一样，仅供平时召见臣子时使用。宫殿中则专门设有举行朝觐大礼时使用的殿堂，其庄严与华丽向前去致敬的人显示出君主的伟大和尊严。 御座厅堂东西两侧是两个房间，大小与前者相同。两个房间均朝南，房间正面自地面以上35法尺起至天花板以下2法尺的部位均是窗户，上面贴着窗纸。虽然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玻璃，但皇帝日常却更喜欢使用窗纸——这些纸几乎全产自高丽。他某些别宫中的窗户用的全是玻璃，但这类别宫仅供闲游，不供住宿。 两个房间向阳一面的外侧是一条上有顶盖的游廊，它形成了通常与正屋屋顶相连的屋檐，可使窗户免遭日晒雨淋。房间的门均朝向居中的厅堂。除这扇门以及朝南的一面（我已说过这一面均是窗户）外，这两个房间别无任何开口。皇帝住在东侧房间。若是寻常人家，西侧房间里住的是（主人的）妻子、伺候她的女仆及孩子们。但在皇帝这里，皇后、皇妃、宫廷贵妇及伺候她们的所有宫女均各有住处，而且据中国习俗，人们在白天从来看不到皇帝与一名女性在一起，因此，此处的西侧房间是无任何特定用途的一个普通房间。 皇帝住的房间里距北墙约六七法尺（此处原文作“北侧四分之一个房间处”，为行文方便改译为这样，因前文已经说明房间进深为25~26法尺。——中译注）处是一个由各色细木拱架围成的凹室。这些拱架支托着一个比房间地面高八九法尺的（凹室）平顶，上面放着各种珍贵器皿、几盆鲜花或人造花，站在房间里抬头便可看到这一切。凹室中嵌放着上了日本罩光漆的一级级的搁板，上面摆满了珍贵器皿和各种首饰。凹室和房间里其他地方都有种着各色鲜花的大花瓶，因为此间人们掌握着一个秘密：在整个冬季，甚至在最严寒的日子里，他们都能以比法国同行低得多的代价使各种植物和树木开花。我在1月份见过桃树和石榴树开出了重瓣花，随后又结出了硕大（原文如此，反映了传教士对中国的实际认识水平。事实上园艺栽培中重瓣花少能结果，即使可以也是非常小的果实不能食用。——中译注）的桃子和石榴；若不是多次亲眼目睹这些树开花、结果的过程，我真难以相信人们作为礼品送我的这些桃子、石榴是来自这些重瓣花的。 这个房间东侧靠墙处是2法尺高、进深约6法尺的一个台，其宽度与房间相同，一直延伸到窗户。皇帝正是坐在这个台上。台上及房间其余部分的地面上当时铺着黄色丝毯，上面点缀着各种红色图案。有时，这里也铺猩红色的地毯、上等呢绒、丝绒或其他欧洲织物。为了防潮，人们通常在地毯与地面之间先铺一层毡，在坐人的台上尤其如此。这个房间及皇帝所有住房的地面都是用砖头铺成的，此间人们称这种砖为“金砖”（金属砖此词是原文中加的，因为传教士把金砖写成Kintchouen，他怕法国人看不懂，所以又用法文brique de métal解释，译为中文便成了“金属砖”。——中译注），因为敲击这些砖头时它们会发出声响，仿佛它们是以铜或其他音质上佳的金属制成的。它们每块2法尺见方，产自南方一些省份。用以制作这种砖头的沙子事先须经过加工，其程序一如加工用以抛光金属制品的钢玉砂：即先将这种沙子放在器皿中掺水搅和，让水静止片刻以便使最粗的沙粒沉到器皿底部；再把水倒入别的器皿中让其静止较长时间，使水中的细沙沉淀下来。这种细沙便可用来制作“金砖”了。“金砖”中的沙粒极细，因此有人利用碎“金砖”磨剃刀或抛光各种金属制品。每块“金砖”值四十两银子，折合法国货币100埃居。铺地面时，人们用以卂立水配制的油灰将“金砖”连接起来，再在铺好的砖上涂一层罩光漆，使其表面闪闪发光，而质地坚硬异常。人在上面行走，砖头不会磨损，如同大理石地面一样。 皇帝背朝东以鞑靼方式双腿交叉坐在台的中央，底下有个黄色锦缎坐垫，另一个同样质地的垫子贴着墙作他的靠背。两侧是8~10法寸高的小桌子，上面放着笔、红黑两色的墨、文具盒、各种写过字的纸及几册书。皇帝穿着内衬珍贵毛皮的袍子，其价值超过最漂亮的貂皮的9~10倍。由于当时正值庆祝新年，毛皮外的罩袍是以黄色锦缎缝制的，上面绣着几条五爪龙。这种五爪龙（图案）是中国皇帝的标志，正如百合花徽之于我国国王一样。若皇帝以外的其他人想在刺绣品、绘画或浮雕中使用龙的图案，那么，这种龙只能有四个爪。袍子外面的罩衫是紫色的，它长及皇帝臀部，皇帝坐在台上时罩衫正好盖住袍子。皇帝戴一顶黑色皮帽，顶部有一颗珍珠。我仔细看过并触摸过的这颗珍珠长14法分（法分，法国古长度单位，约合2.25毫米。——中译注），底部椭圆形，顶部呈两个钝角形。 在上面刚描述过的环境中，我和潘廷璋修士颇为惊讶地发现，在（接见我们的）各个场次中——这些场次有时要延续很长时间，例如当我们为他画像时——，皇帝总是与背后的靠垫保持一段距离，我们从未见他靠在上面或把臂肘支在上面。当他讲得兴奋时或从身边拿取所需之物时，我们常看到他以头部、手臂和上身做各种动作，但从未见他的双腿有任何动作或变换任何姿势。这一特点就其本身而言似乎只是小事一桩，然而它却可用以证明皇帝是多么注意为鞑靼人作出榜样：必须避免一切耽于安乐的事情；我在下文中或许还有机会谈及这一点。这一榜样使他有理由惩处甚至贬黜任何他获悉过分迷恋奢侈逸乐的人，即使这个人小有才干也不行。 陛下房间里从没有椅子，也没有凳子，因为如果君主赐某人坐下的话，后者从来只能席地而坐，地面上当然是铺着地毯的。若遇皇上格外开恩，例如对某个皇室亲王、某位将军或陛下认为建立了卓越功勋的人，他就会让其坐在他就座的台上。 由于当时正值严寒，房间中央有个装满燃烧着的火炭的青铜火盆，它被搁在一个底座上，火炭上盖着炉灰以便气温适中。除这类火盆外，中国还使用烘箱式的取暖方法，即在房间地面下布设管道，使之与建在房间外面窗户对面处的炉窑相通，炉窑点燃后，其热量经由管道使房间地面升温，从而使整个房间均匀地变暖，而且既无烟尘，也无异味。不过皇帝不大怕冷，所以很少让人点炉窑(比较富裕的人家常用此法取暖。传教士就此向法国寄去了准确详细的说明。——原注)。 下面是皇帝房间里陈设装饰的大致情况。室内不同的地方放着几张精工细作、颇有艺术气息的上了漆的桌子，上面摆满了各种珍贵首饰，天花板上与厅堂里一样悬挂着灯笼和其他饰物，凹室细木护壁板上有几幅中国古代圣贤的水墨小画像。墙壁和天花板上并无挂毯，而是贴着漂亮的白纸，使房间十分明亮从而不会使眼睛疲劳。不过在皇帝不时前去休闲的另外几个宫殿中是有挂毯的。这些宫殿中还饰有镜子、绘画、座钟、分枝吊灯及我们欧洲拥有的其他各种最珍贵的饰物。各省大员向皇帝敬呈种种方物。去年12月底，仅广东总督送的物品价值就高达30余万(原文中此处无量词。——中译注)（32.5万利弗尔）。但皇帝平时居住的地方很少用此类饰物。 这幢正屋屋顶的华丽表明了居住者的身份。黄色琉璃瓦片闪耀着夺目的光辉，在太阳照耀下简直让人以为它们是镀了金的。屋脊和瓦当上有各种雕塑，与瓦片一样都上了釉。人们给这些瓦片涂各种颜色的釉：蓝色的、绿色的、紫色的、肉色的等等，这些颜色大多都很漂亮、鲜艳，此类瓦片只用于皇家建筑或庙宇，而皇帝住房通常用黄色琉璃瓦。上文我已说过，这幢正屋南向一面的两侧有东西两幢厢房，它们比正屋低许多，用以存放伺候皇帝所需的物品，守护正屋的太监住在这里，在皇帝跟前当差的人在此用膳和休息。 上面这些离题话可使人们对中国皇帝的住房形成一个概念，同时也可让人知道潘廷璋修士为他作画时皇帝所处的环境；下面我们回到关于肖像画的问题上来。 在潘廷璋修士动手作画前，皇帝让我们尽量靠近他，以便让画师尽情地端详；皇帝还亲自提请注意他脸部轮廓的某些特征，让我叮嘱潘廷璋修士予以特别关注。潘廷璋修士仔细观察陛下脸部特征后在离陛下七八法尺处支起了画架，开始用铅笔画底草图，我就站在他边上。这时，皇帝就我们几个教堂的名字及区别等向我提了许多问题，如：为什么我们称其为“东堂”、“西堂”，我们来华前在欧洲干什么，在京的欧洲人是否都是修道士，为什么只有修道士到这里来，我们从几岁起开始成为修道士，是否当了修道士后才开始学习如今在此从事的技艺……我尽量在所有问题上都让他满意。我答道，我们那些称为“南堂”、“东堂”、“西堂”的教堂，其名字都是宫中的人们根据它们相对于紫禁城的位置而起的，例如我们（法国传教会的）教堂，由于它在紫禁城西面，宫中便称它西堂——尽管北京市井中人称它为北堂，因为它位于宫城的西北。随后我又告诉他，我们来华前在欧洲也是修道士，通常在十六或十八岁时成为修道士——尽管有时年岁甚至更小些；正如此间人们对此的称呼——修道（sioutao)——所示，这种职业主要是为完善自身和完善他人而工作。为达此目的，我们在欧洲教青年人语法、雄辩术、哲学、数学等学科；不过，我继续道，正如我多次对陛下说过的，所有这些知识仅是我们追求的次要目的，首要目的是宗教，是纠正恶习，重建道德。至于绘画、钟表技术及其他技艺，若有人在成为修道士前已精于此道，他们仍可将其作为单纯的娱乐继续做下去，不过不再刻意去学，除非有人打算前来北京。由于我们知道陛下赞成此类技艺，所以有意前来的人便保持甚至学习这些技艺，如他们觉得自己对此有天赋的话。 “潘廷璋成为修道士后学过绘画吗？”皇帝问道。我答道：“潘廷璋新近才成为修道士。他原来是声誉卓著的世俗画家，由于他不想结婚，而且过着与修道士几乎一样的生活，于是欧洲那些对我们感兴趣且知道我们需要一两名出色画家的人建议他成为修道士，以便能与我们一起为陛下效力，他同意了这一建议。”皇帝又问：“若不当修道士，他是否就不能来呢？”“能的，陛下，”我答道，“不过若不是我们教友，我们在其入华问题上就不会如此关注，在此也不会如此关心他并将其举荐给陛下。”“然而，”皇帝接口道，“如他是你们熟识的一个上流社会中有教养的人，你们为什么不能去关注他呢？”“陛下，”我答道，“在康熙时代，我们就希望有个画家在这里工作，由于当时修道士中无人能担当此任，我们便邀请了一位能干的世俗画家，此人在为您先祖效力的几年中的确也有幸获得了您令人敬畏的先祖的欢心，然而尽管先君待他恩宠有加，我们也竭力挽留，但他仍坚决要回家享天伦之乐。由于我们认为他是有教养的人，不可能做出让欧洲人丢脸的事，再加上是我们带他来的，于是让他住进了我们教堂；然而，如果万一他品行不端，我们就无法成功地迫使他就范，也无法令其恪守职责，因为他不是修道士，无论在此地还是在欧洲都没有对其道德品行进行管辖督察的任何长上。正因为这样，我们只向陛下举荐修道之人。也正因为这样，当广东总督把一个从事玻璃制造工艺的世俗人士送来北京后，您尊严的先祖考虑到种种不便，没让我们把这个人接到教堂居住，而是赏了他一幢单独的房屋，还给了他一份足以维持生计的饷银。但这个玻璃制造工为先君效力数年后与那个画家一样也返回了欧洲。” 皇帝多次要我让潘廷璋修士放心，因为陛下担心后者在他面前过于胆怯拘谨。“不然的话，”他说道，“担心不成功会真的妨碍他成功。”他还说：“让他以给一个普通人作画时同样的镇定自信来画朕，他可以采用于他最合适的姿势并可以坦率地提醒朕哪些事可能会有损或有助于作品的完美。”皇帝很注意排除可能妨碍潘廷璋修士或使其分心的一切因素，甚至担心如果自己继续说话，潘廷璋修士可能会走神。他不拘礼节地对我道：“像我们这样聊天，朕担心画家会受打扰，他是否更希望朕不作声？”我告诉这位君主，他随意交谈时脸上透出一种仁慈安详的神情，这于一幅肖像画是非常适宜的，若他专注于某事，这种神情反而不易突显出来；此外，全神贯注会使面容不够舒展，脸部轮廓不够显著，从而使画师难以把握。（听我这么一说）皇帝把手中的文书放到了桌上，同时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聊吧。”果然，在潘廷璋修士当面为皇帝画像的先后共七个多小时时间里，皇帝不断地就各种问题向我发问；考虑到我年老体衰，他还多次要我坐下，因为他怕我久久站着会感到不适。稍后我将转述他提的某些问题以及我的答复，我把涉及同一题材的问题集中到了一起，虽说有些问题是他在不同场合下提的。但转述这些问题前我先要把关于陛下肖像及潘廷璋修士在绘制该肖像的间隙里所作的另几幅肖像的事作一了结。 临近中午，皇帝让我们去用餐并要我们于12点半回到他那里。我们前往用于作画的琪祥宫，膳食已摆放在那里了。我们于12点半以前回到了潘廷璋修士上午作画的旁侧房间。皇帝派人给我们每人送来一大匹丝绸，与我们进呈望远镜时他赏我们的相同，还送给我们每人3副锦囊，同时让我们立即去他那里，以便潘廷璋修士继续为他画像。一见到他，我们便跪下磕头谢恩，皇帝马上让我们平身并仁慈地说他很满意。潘廷璋修士继续作画，我留在他身边。皇帝重新开始与我交谈，不时还让人把画拿给他看，以便了解进展情况。 皇帝的左眉是被一块宽约1法分的空白处稍稍断开的，本应长于这一空白处的眉毛长到了此处上方的眉凸处。由于眉毛本身掩盖了这一畸形，人们并未予以注意，但皇帝要我们走近他，让我们细看这一空白的使眉毛分开的地方，还叮嘱我让潘廷璋修士（在肖像画上）表现出这一点。我对他道：“若陛下不告诉我们，我们是不会发现的。”“那么，”皇帝笑道，“让他把这一缺陷画得使不知道它的人看不出来，而让事先知道它的人却能看得出来吧。他画的是朕的肖像，不应当讨好朕。朕若有缺陷，他应当将其表现出来，否则就不是朕的肖像了。朕脸上的皱纹也一样，要告诉画师让他充分反映出来。”我说陛下皱纹确实显得很少，画师也难以发现。“它们显得少，”陛下又道，“虽说朕年长于你，但皱纹不像你那么明显。”说罢，他马上要我们走近他，还让人拿来了一面小镜子，随之一手拿着镜子，另一只手把他的皱纹逐条指给我们看，同时说道：“这些不是皱纹又是什么？画上都要把它们表现出来，不能画得比朕实际年轻。朕六十出头了，若无皱纹岂非怪事？”过了片刻，他叫人把肖像画拿了过来；他对画面十分满意，以至认为它已是成品。我们告诉他这仅是上了第一道色彩的草图，过几天色彩干后还需上第二遍色彩，他诧异地说道：“怎么！朕觉得这幅画已经画得很好了，再加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潘廷璋修士在我们教堂里修饰皇帝的肖像，不知不觉几天又过去了。当我们回到宫中时，有人把我们带到了皇帝住房隔壁的地方。君主当时不在他平时的住房，而在别的宫殿里观看新年时节上演的传统戏剧。人们把肖像画送了过去，告之曰这已是成品。他让人告诉我们第一幅画他只让我们画了上半身，但他要放大这幅画，在其上下左右粘贴经过加工的画纸，画面大小由他钦定。须知这里的画不是画在画布上，而是画在高丽纸上的，这种纸与画布一样耐久却更平整。人们准备这种纸张正如欧洲画家准备画布一样。把加工准备好的画纸粘贴在一幅画上，可随意放大画面而不会露出任何痕迹。 在夏至、冬至及某些特定日子里，皇帝要亲自前往天坛、地坛等处祭奠历代先皇和其他神灵，为准备这些重大祭礼，皇帝、宫廷和各部大员以及所有应当参加或服务于祭礼的官员均须在祭礼前三天中进行静修，此间的人们将其称为斋戒，我们则称之为“jeune”，这两个字的字面意思是节制饮食和禁欲。这三天时间里须守斋戒的人在一个纽扣上佩带一块2法寸长的牌子，上书“斋戒”两个汉字。若一丝不苟执行的话，此间奉行的节制饮食是严格的。不仅肉类，而且鱼类及诸如蛋类、乳制品类等一切有生命之物皆是不准食用的，只能食用米、面和蔬菜。大蒜、洋葱及中国人很爱吃的韭菜等气味浓烈的蔬菜也属禁食之列。这种斋戒一旦确定，有些人的确是遵守的；斋戒期间由皇帝或各部出资负责饮食的人当然也只能予以遵守。例如，当皇帝为乞求雨雪或其他某个为公众所需的事物而下令在某个庙宇进行祈祷时，他通常会委派一两名宫中显贵去维持秩序。这些显贵在庙宇外面有自己的住房，不过若无皇帝特许是不能远离的。我确信官方是严格让参加斋戒的人遵守规定的。为斋戒者提供的菜肴看上去很开胃。米饭、面点、蔬菜被上了各种颜色，有的是金黄色或银白色的，形状各异却整齐地摆放在不同的盘子里；然而，没有汁卤、奶油和其他食用油作为佐料，食品上涂的鲜艳的色泽是不足以满足人们口味的。 “斋”这个表示静修的汉字不仅意味着“斋戒”，据汉语词典，它在广义上意味着远离一切会玷污或败坏心灵纯洁的外部事物。中国人，即便他们是不信基督教的，也知道禁欲是多么有助于维持心灵的纯洁；因此，凡被指定参加祭礼的帝国显贵和官员，在祭礼前三天均不得睡在家中，而必须在其所属的各部衙门中过夜。即便皇帝本人，哪怕他就在北京附近的某个别宫，也须准时回京，在被称为斋宫的地方度过这三天。斋宫虽也位于后宫之中，但离皇帝平时住的房间甚远，离嫔妃们住地更远。 祭礼前三天的第一天上午，皇帝就要去斋宫，一直到第三天才离开这里去举行祭礼。这三天的上午，大臣们照常去向皇帝汇报国事；余下的时间里，人们则给他送须向他呈递的奏章和陈情书。第三天上午，皇帝与大臣们议罢国事后，于9时许乘坐一顶专用于此类祭礼的轿子，由一批身穿绣有金花的红色锦缎、头戴礼帽的侍从抬着，在众人簇拥下离开斋宫。他们全都步履庄重地缓慢地走着，前面还有无数与他们服饰相同的人，手里拿着饰有小旗及杂色斑斓的丝缨子、丝花结的各种战利品。此外，好几个乐队也在前面不断地唱着并演奏着各种乐器，直至皇帝进入庙宇围墙。那里也有一座行宫供皇帝过夜，以便他次日一大早便进入庙内——祭礼于日出前在此举行。祭礼结束后，君主以前来这里时同样的队形回宫。已经有人往法国寄去了一幅油画，画的是皇帝前往地坛举行农耕典礼时队列行进的情状，同时还寄去了对此的说明。去举行祭礼时的队列行进情状与此相同。 人们要我们去让潘廷璋修士继续为陛下画像的地方就是这座斋宫——正如我刚说过的，皇帝要在这里清静地度过三天。自上午8时起，我们便冒着大雪前往琪祥宫，这场雪下到晚上都未停。到了那里，有人说皇帝正在处理一件急事，中午前是不会接见我们的；但11时许，皇帝就差人来叫我们了。我们必须立刻动身，尽管外面正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穿过了几个院落、露台和游廊；每当我们经过可以看到王妃、公主或其他女性住所的某个地方，在我们前面引路的太监便要做手势示意在那里放哨的太监关上门窗，或是为了解是否有某位王妃为去探望另一位王妃而正走在半道上……因为即便是在内宫，王妃及所有女性若想从这幢房子去另一幢房子，不管它们相隔是多么近，都只能坐在封闭的轿子里由太监们抬着前往，轿子的规格依坐在里面的贵妇的品级而异。（尽管采取了这样的措施）然而除太监外，其他任何人——哪怕是皇子或皇帝的兄弟——还是不得在半道上与她们相遇。太监们以手势示意后，人们必须立即改道回避；若实在无法改道，当轿子经过时则必须背对着它。潘廷璋修士对所有这些礼仪十分诧异，因为它们与欧洲习俗大相径庭。但更让他感到不便的是，融雪使路面很滑，而他又不习惯冬季迫使他穿上的这套中国服装，因此他几乎总是摔跤。 在宫内走了一刻钟后，我们到了紧挨在斋宫前面的一个院子。院子三面都是高大的房屋，另一面朝北，正对着斋宫，并使院子与斋宫隔开。院子朝北的一面是一条无顶盖的游廊或者说是一个露台，它高约八九法尺，上面每隔一段距离就有青铜器皿、雕像及各种石刻作为饰物。露台的那一边（即北面）就是斋宫或曰静修退省宫，其风格式样与我前文描述过的皇帝住房的风格如出一辙，房间的分布也大致一样，然其屋顶结构、墙裙装饰及所有其他附属物的风格是如此千变万化，如此高贵典雅和如此宏伟华丽，以至每次见到这一切总会令人为之赞叹。 虽说当时仍是新年节庆时节，但礼法使皇帝在静修退省的三天中不能穿礼服，而必须穿轻孝服，即穿一件在不是节庆典礼时节的平常日子里穿的普通单色长袍，外套一件黑色罩衣。 进入皇帝房间后，潘廷璋修士继续为皇帝作画。下午2时许，人们已准备侍候陛下用膳，他就让我们休息并令太监们在隔壁房间里为我们上了点心。陛下用膳时还差人给我们送来了他餐桌上的奶茶(原文如此。此处与前文所述似有矛盾，因为前文曾说斋戒期内奶制品也是不能用的。——中译注)。2点一刻，我们被召回了陛下身边。 我已说过，中国人尤其是皇帝的审美情趣是，画面上只能出现绝对必需的阴影。陛下还希望他的胡须和眉毛被逐根画出来，以至靠近画面时人们可将其清楚地辨认出来。在此我想起了一件事，它发生在王致诚修士来华后的头几年。这位修士杰出的绘画才能是人所共知的。一天，他画了一朵花，在华已有许多年头的郎世宁修士无意中看了一眼便告诉他这朵花边上多了一两片叶子，但王致诚修士道，谁会想到去数花周围有几片叶子呢？郎世宁修士道：“每位优秀的欧洲画家都会觉得您的花画得很好，然而此间任何一位初学绘画者一见您这朵花就会立即告诉您这朵花边上叶子的数量与其应有的数量不合。”王致诚修士把他的画拿给几个中国画家看后马上相信了郎世宁修士的话。在一条鱼身上每一行应画几片鳞的问题上，我本人也遇到过同样的事。皇帝虽说未拘泥于此类细枝末节，但根据本地的审美情趣，他希望至少他的许多须眉应以细线条勾勒出来，使之能被逐一辨认。鉴于这一工作耗时极多，我对皇帝说这件事可由潘廷璋修士从容不迫地单独去做，而不必非得当着陛下的面画了。于是陛下道：“朕另外有个想法，朕对你说过，朕的第一幅肖像只画了上半身，最好让他画一幅跟朕本人一般大小的画，可以把准备好的纸粘贴在这幅画四周，就像在另一幅画上做过的那样，以便使画纸有七尺高、四尺半宽。再给朕画一幅坐着的肖像，就像朕现在这样，前面是一张桌子，朕身穿冬季的龙袍（绣有龙的长袍，这种礼袍底色是黄的，上面绣有我前文已说过的龙的图案），手里拿一支毛笔。”为了让潘廷璋修士可以画龙袍，皇帝不介意让一个身材与他相仿的太监穿上他的龙袍。在潘廷璋修士用于此画的两个小时中，太监像座雕像似的一点也不改变我们让他摆好的姿势。中国画家们承认这幅龙袍画的手法很娴熟，但又发现该画在细枝末节上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对这类问题任何一位欧洲优秀画家都会忽略不计，而在中国画家看来，若不将其最严格地指出来，心中便会不安。例如（他们认为潘廷璋修士）在龙的某个部位没有画出规定数量的龙鳞，也未精心画出龙袍上某个衣褶等等。因此，皇帝认为潘廷璋修士作为一个新来的外国人，不可能知道画一件龙袍所必须注意的一切；为了方便修士的工作（这一工作或许会使他感到困难），皇帝命一位中国画家先画好整个画面，潘廷璋修士只需照此仿描，然后再上色彩。我让潘廷璋修士愉快地接受这一新安排，同时告诉他，不管陛下对他多么器重，他必须常常预计到类似的变化，正如已故的郎世宁修士（皇帝当初对他非常器重， 远远超出了一位君主通常对一位画家的喜欢）曾经遭遇过的一样。我还告诉他，不管他多么能干，但他尽心尽力仍可能画不好的一幅画，而中国画家却可以轻松地画成功，因为后者对此早已烂熟于心。“例如，”我接着道，“您不可能知道此间人们应当怎样握笔才称得上姿势优雅，您也不知道皇帝何种举止才是端庄得体的，因为在欧洲被视为得体的举手投足的姿态或别的某种姿态在此地或许就显得并不得体。”出于这样的考虑，我让潘廷璋修士接受（皇帝）新的安排，尽管这种安排可能会使他不安：因为不管他是多么仁慈的修士，也不管他性格何等温和，作为画家，他总是难以割舍由自己构思并自认为十分出色的方案的。 过了数日，宫中所有人都到了被称为圆明园的别宫中。我在那里陪伴潘廷璋修士以便为他担任翻译。此外，我还奉旨于严寒稍退时去那里教四名太监使用两位新来的传教士赠送的抽气机的方法；同时，当皇帝指定的太监们在皇帝跟前进行操作时，我要向陛下解释抽气机的性能和作用。因此，如今我们的活动场所挪到了圆明园。 先生，关于在这座别宫中发生事情的细节，我留在此信后不久将寄出的另一封信中告诉您，我想它们是会使您感兴趣的。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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