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出版《耶稣会传教士感化人的珍奇书简》新版本之际，我们收集了我们认为能使这一汇编引人注目的所有资料，但鉴于某些回忆录当时尚未出现，到我们手中已为时过晚，所以无法安排在我们希望的序列之中。因此，我们决定将其编入补遗，同时再加上我们的新研究及获得的新书简。现在我们推出的正是这卷补编，因本卷属整套书的补编性质，有一些内容或与中国关系不大，或是收录《中国古代天文学史》、《天主实义》等文并非书信，故中译本摘录相关内容翻译，正文两侧标注的法文原书页码也有跳跃。——编者注而且认为它与先前几卷书简一样值得公众关注。 人们在本卷开头将读到一篇研究论文这篇论文与中国关系不大，故中译本未将其收录在内，因此本卷第112页（即信件142）起始标注的法文原书页码为248，前此省略。——中译注，东方传教士尤其应予以认真关注。这是《教会史》作者德·弗勒里先生思考、工作和热忱的成果。他如此声名显赫，使我们无须再称颂其著作。所有人都知道他简洁、典雅、自然，时而却又雄阔壮丽的风格。我们知道，他生于1640年，卒于1723年。其漫长的一生始终是忙碌的，尽管其大部分时间是在宫廷担任（国王）亲信职务中度过的。弗勒里在宫廷生活中远离阴谋，没有野心，而且保持着潜心研究的癖好。我们不想在这里罗列他著作的目录，因为它太著名了，何况所有希望了解它的人自会热心汇集的。我们相信，人们将感谢我们令其知道了（本卷开头）这篇论著。我们对其加了一些旁注和评论，而且并不因此认为这是对这位著名作家的不恭，因为我们对他的学识、才华充满了敬意，何况这些旁注和评论是恰当的，因而是必要的。 这篇论著之后是另一篇极为重要的论著此论著即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由于它原是利玛窦用中文写的，中国也已有它的整理本出版，故本卷也未收入。——中译注，它是由第一位进入北京的传教士利玛窦神父用中文撰写的，正是这位神父在中国建起了传教会，并为其他各修会众多福音传播者展现了这一如此丰盛的收获。 在（本书简集）第九卷前言中，我们对这位使徒的业绩已作过简短的说明，现在仍有必要充实甚至修正我们已说过的话。我们将从奥尔良神父撰写的利玛窦生平中摘录某些内容： 利玛窦神父1552年生于（意大利）安科纳马尔凯地区马切拉塔城，当时几乎正好是气息奄奄的圣方济各·沙勿略在中国大门口以其最后的叹息祈求天主委派宜于采集在他看来业已成熟的收获的福音传播者来华之时。完成美文学学业后，利玛窦被送到罗马学习法律。他非常关注灵魂得救的学问，而且，由于他感到自己注定将过修道生涯，因此于1571年进入了罗马耶稣会士初修院。他在那里的老师是著名的传教士、被葡萄牙一位国君称为“东方使徒”的范礼安神父。后者启发了他的这个新弟子教化非基督徒的热忱。范礼安后来再次去了印度，而利玛窦一完成从事此类事业所必需的学业便追随老师干了起来：因为这一事业要求人们把可靠深入的知识与正当的目的、巨大的勇气及忘我精神结合起来。 到达由葡萄牙移民居住的澳门后，范礼安因见到中国这个如此著名的民族仍处于死亡阴影之下而深受触动。进入一个敌视一切外国人的地区所遇到的困难并未使他气馁。最初几次尝试毫无结果，但它们没能让他丧失勇气。有时，人们听到他面朝中国海岸叹息或高声叫喊：悬崖峭壁啊，你何时才能开启大门？ 他挑选了自认为最适合于从事这项崇高而艰难的事业的福音传播者，让他们尤其要认真学习中国话。在我看来，任何民族都不会有比中文更麻烦的语言：这种语言词汇并不太多，但每个词都表示一大堆意思，全凭十分微妙的音调决定其真正的含义。中国文字是一门无边的学问，因为很少有什么词语不是以特定的字写成的。然而，在对天主坚信不移的人们心中，爱德可以成就一切！范礼安神父的学生们不久就认识了足够的中国字可以进入该国了，不过这些旅行的作用只是使他们赢得了某些中国人的好感，使之稍稍熟悉了外国人并减少了对他们的恐惧和蔑视。但若想更长久地待在中国是不可能的，而要在这里宣传和牢固地确立宗教，这恰恰又是必需的。经过多次尝试以后，人们才获得了成功。利玛窦神父的耐心战胜了一切困难：天主降福给他以勇气，在澳门及其居民遭受重大损失之际，他却在那里获得了援助，买了一块地，建了一幢房屋，不仅能维持自己和两名教友的生计，还能给官员及其他官吏送礼——因为他必须以此换取他们的保护。 1583年9月初，利玛窦抵达肇庆，获准在此定居并购买适当地块建造住房。迈出这第一步后，他必须研究新东道主们的习俗，了解他们的性格，以便利用最妥善之法教育和启发他们。 利玛窦神父抵达北京后曾说，一想到为赢得目前的处境而必须做，尤其是必须避免的一切，他就不寒而栗。在举世所有国家中，在中国生活对外国人来说是最棘手、最困难的。中国人生来就蔑视外国人，后者必须善于展示十分值得器重的本领才能赢得尊重。与蔑视同样强烈的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恶感，这种恶感在当时似乎是无法克服的，只有十分有利可图才能使中国人容许与外国人交往。此外，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一些时间以来在邻近中国的许多地方所进行的征服引起了这些多疑的民众极大的不信任，因此，任何一名中国官员在其辖区见到一个外国人都会感到不安。 传教士们知道必须克服这些障碍，因此决定谨慎从事，十分审慎地对待中国人。他们努力渐渐地使中国人变得容易接近，并利用科学知识潜移默化地赢得他们的尊重，以便更可靠地以讲道赢得其心灵。他们把精美的宗教画陈列在自己的小教堂里，以此开始把中国人吸引到这里，因为在中国人眼里，这一切是十分新鲜的事。随后，由于他们知道中国人很重视数学当时的欧洲人常以“数学”、“数学家”来表示“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家”。——中译注，曾在罗马师从著名的丁先生学习过的利玛窦神父便展示了自己在这一领域的才华，从而获得了很大的声誉。他绘制了一幅地图，特别让中国人喜欢，而且以此纠正了他们的一个重大错误：中国人一直以为世界的最大部分是中国，余者不过是围绕着它并充当其点缀的零星土地，他们一直以为大地是方的，中国居于中央。 传教士们所持的这一科学观点使他们博得了那些因职位和才华而出类拔萃者的尊重。人们经常拜访传教士，从他们住地回去后深为传教士们的博学而入迷，甚至因他们所讲的我们宗教的道德而陶醉：因为传教士们已经以这种方式开始了讲道，而在宣讲圣教奥义前，他们向来访者讲解的是十诫箴言。 受最初成功的鼓舞，利玛窦撰写了一本教理入门的小册子。这本书虽流传全中国，但赞成者却仍极少。百姓一如既往地抱有成见，他们很不愿意看到达官贵人们对这些外国人优礼有加，因此，他们侮辱后者，甚至一有机会就折磨他们。传教进展如此缓慢，使得有些人指责传教士在策略上过于谨慎，有人从那时起就著文反对并诋毁他们的行为。 但利玛窦依然勇往直前，并使一些人归信了基督教；虽说归信者人数不多，他仍认为必须增加传教士及其活动场所。在计划受挫后，他们只得撤退。利玛窦独自留下待了相当长时间，而且始终与百姓及官员们的偏见和贪婪进行斗争。最后，他在风暴面前只得让步并撤回了澳门。事实上利玛窦在肇庆被逐后并未返到澳门，而是到达广州后第二天便被总督邀请返回肇庆，最后双方同意利氏转移到韶州定居。——中译注 他在这个城市只待了很短时间便返回了他珍爱的传教地。靠了数学知识，他在中国另一个城市韶州站稳了脚跟。他向一些中国人传授这门学问，以便使他们做好准备，以接受更为重要的关于基督教和灵魂得救的知识。 坚忍不拔给他带来了一些成功：有人终于认识了真理，新信徒人数多了起来而且不断增加。然而愚民们不顾官员们给予利玛窦的尊重和礼遇，一有机会就向这位神父及其合作者表示他们的偏见和敌视：他们不仅对其恶言相向，有时甚至以石块攻击神父。更令利玛窦悲痛的是，他失去了麦安东神父和弗朗索瓦·石方西神父这两位伙伴，两位神父都对天主充满虔诚而且都酷爱祈祷和苦修。这一损失正好发生于他最需要听取他们的建议之时，因此使他格外痛心，因为他当时正在酝酿前往北京并把福音之光送往那里的计划。舆论对他在数学和地理学方面才干的评价让他觉得这一切可使他能直达天听，而且他自信，如能使皇帝赞成，传教事业便能获得更可靠更迅速的发展。为实施这一重大计划，他认为必须脱下在中国颇遭鄙视的教士的法衣而换上备受尊敬的儒服。随后，他恳求一位高级武官同意让他陪同进京，因为他已经赢得了后者的友谊与尊重，而皇帝新近恰好要召这名武官进宫。官员同意后利玛窦便与他一起上路。但这名官员半道上就改了主意：他担心把一个外国人带入帝国腹地会引起麻烦，因此想把利玛窦打发回广东。利玛窦再三恳求才获准跟随他到达南京。不过他无法指望在这个大城市中能成就多少实际有益的事，因此又返回南昌，心中不免想起自己为耕耘这片贫瘠的土地而付出的巨大努力。然而，这些令人痛苦的想法并未使他绝望。在南昌，总督(指当时的江西巡抚陆万垓。——中译注)各级官员及文人们非常欢迎他且常去拜访。他在那里撰写的几部学术和道德伦理学著作颇受好评并流传全国。总督亲自建议他留在南昌，利玛窦神父便在那里建造了一个住所，还获得了与一名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的官员一起前往北京的机会。在第二次进京途中，他遭遇了与前一次同样的麻烦：这名官员也怕受到连累，而且向利玛窦暗示了这一点。不过，他不敢完全拒绝履行向利玛窦许下的诺言，因此，传教士随他到了北京。首次逗留北京，他便以明显的证据确认，这个城市便是威尼斯的保罗(即马可·波罗)笔下的汗八里，而中国就是契丹王国。他就此询问过给皇帝送来了一头狮子的两个阿拉伯旅行家，他们赞成他的看法。 然而，利玛窦无法从逗留北京中获得他希望的传教上的成功，因此决定返回南京。他由一条与黄河相通的河流(指大运河的北段。——中译注)从北京上了船，而一条运河又把黄河与长江连在一起，因此，除梅岭(梅岭为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大庾岭的一部分，是古代从广东北上进入江西必经的一段山岭。——中译注)一段路外，人们可由水路不间断地从北京前往澳门，尽管这两个城市相距约有600法里。 去南京前，利玛窦想先去苏州。这个城市是中国的威尼斯，只是后者被大海围绕，而苏州则建于内河之上。这个城市人口如此稠密，物产如此丰富，位置如此优越，以至中国人都称它“人间天堂”。 到南京后，利玛窦建造了住所，在那里接待达官贵人和文人们的来访。许多有识之士拜倒在他门下，以便在他的熏陶下革除中国人在几乎所有学科中的错误观念。 他们的物理学家确立了五行说(指金、木、水、火、土。——中译注)，却从中排除了空气，把由空气占据的空间只看成一个真空。他们以另两个要素——金和木——取代了它。他们如此长期刻苦予以研究的全部的星相学，却尚未使他们明白月食是因地球位于太阳和月亮之间而引起的，百姓们就此所说的奇谈怪论即便出于最不开化的美洲人之口，人们都很难予以原谅。他们不知道天体体系，也没有任何稍稍像样的此类体系。他们最能干的地理学家认为大地是方的，并坚持认为这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因而无法想像在此问题上还有相反的看法。利玛窦对所有这些及其他大量谬误的有力辩驳使（中国）学者们犹如聆听神谕般地倾听。不难想像，当某些偶像崇拜者试图就天主及真正的宗教问题与传教士辩论时，后者对他们的影响力一定会更大。由于这类辩论是公开进行的，所以利玛窦神父赢得了普遍的赞成，以至人们相信自己每一次都是被说服的；也正是从这时起，南京的有识之士公开承认了天主并开始学习应当奉献于祂的礼拜了。 利玛窦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还看到了不少值得关注和好奇的事物。首先是烟火，他说世界其他地方的烟火都无法与之比拟。在北京的传教士汤执中神父后来把其配方和成分寄往了法国。 其次是建于高岗上的一座观象台。人们在那里可见到一个院子，四周是高大的房屋，院中摆满了机械装置。利玛窦神父发现其中四个装置非常珍奇：它们尽管露天摆放了二百五十年，却丝毫未失去光泽。人们让他看的第三样罕见之物是一座极壮观的庙宇，它建于大松树林之中，其围墙周长不下4法里。 对此类事物的关注丝毫没让传教士忘记吸引他前往中国的主旨。天主降福于他的辛劳：他在南京为建立教区打下了基础，如今这个教区已人多势众、欣欣向荣，因此有人认为应将其升格为主教区。 利玛窦神父始终认为，没有皇帝保护就绝不可能平稳地开展工作。因此，当他看到已有足够的合作者可在南京维持并增加新信徒人数时，便着手第三次进京了。他准备了进呈皇帝的礼品，汇集了他为此而长期收集的欧洲珍奇之物，踏上了进京的征途。在战胜种种逆境和障碍（它们也许会使不对天主充满信心的人灰心丧气）后，他到了京城，终于把礼品献给了皇帝。后者愉快地收下了所有礼品，其中有一幅耶稣基督画像、一幅圣母像、一只钟、一块带报时装置的钟等。这位国君容许他住在北京且准其每年四次与同伴一起进入宫中某个区域——这是只有皇帝的官员们才有权进入的地方。 利玛窦神父预料过的事情发生了。他从二十年的辛劳和忍耐中获得的不过是残酷的迫害或是寥寥无几的赞成。更确切地说，天主的律法及其使者在宫中并未被理解，皇帝对其并未予以赞成，也就是说，天主的恩宠并未消除阻碍中国人对于信奉一种外来宗教的畏惧和羞怯，因为他们不仅优柔寡断，更是骄傲自大。然而一些有识之士却在寻求真理，而且一旦认识便选择了它。多妻制及对于绝后——这在中国被视为巨大的不幸——的担心使其中大部分人（在信教问题上）裹足不前，不过圣宠还是把不少人争取了过来，使之战胜了此类难以抑制的渴望，这些人中甚至有因其出身和职位而十分重要的人物。他们作为榜样被人们纷纷效法，以至尽管往那里派遣了许多训练有素、充满热忱的新传教士，却仍无法满足需要。 利玛窦和伙伴们关注的范围超出了京城，他们去乡间和外省游览，沿途布讲福音，使人领略和信奉基督教义。新入教的教徒成了新的使徒。他们的变化，他们品行的纯正，他们的谦逊、温和、耐心、无私及仁慈与传教士们的布道一样——或许更能——使人信服：后者从欧洲带来的是人们惟一应予信仰和实行的宗教。 是什么哲理信条在人们的观念、情感和行动中造成了这些彻底的变革呢？人们寻找一种可使人变得更好的道德规范，福音向我们展示了这些规范，可有人拒绝了它。这种规范源于天主，而在启蒙运动时代，人们已不再愿意只被那些骗子或受骗者引导和启发了，也不再愿意只被那些盲目轻率之徒引导和启发了！“我们不要这个人统治我们。”（《路加福音》19，14） 许多兴旺的教堂在各地建立了起来，中国第一位福音传播者长期坚定不移的恒心，终于获得了最感人、最合乎心愿的回报：建于南京和南昌的机构已成长壮大，天主在这些地方受到人们的侍奉和爱戴，新信徒们以最崇高的道德作出了榜样而且再现了基督教最初数世纪中的活力和勇气。 考虑到该帝国的习俗和风尚，传教士们必须极其谨慎才能让中国妇女了解宗教。最早被他们教化的妇女充当了教育其他妇女的讲授教理者的角色，传教士们则尽可能尊重在她们看来已根深蒂固的男女授受不亲的规矩。 那些连耶稣会士的道德都要予以非难的人指责他们在举行圣事时以对拯救灵魂无绝对必要为名而省略了多项圣礼；然而，耶稣会士们这样做是获得罗马教廷准许的，因为每当遇到疑难情况，他们都会请示教廷。我要请公正无私的人们评一评，究竟是耶稣会士们在无关宏旨的问题上宽容了多疑而且在两性礼仪上过于讲究的百姓的弱点呢？还是像指责他们的人所说的那样，他们在事关在举世最大的一个王国中确立宗教信仰的问题上缺乏必要的谨慎呢？两者谁更有理呢？如果有人在欧洲获悉了宗教在中国的进展而对天主乐意使用的人怀有某种猜忌，那么他们也可以看到，在这同一个帝国中也有许多磨难和障碍。某些顽固坚持错误的非基督教徒担心我们圣教的确立将使他们形影相吊，因此不遗余力地反对它并以因仇恨和愤怒使他们想到的种种办法反对利玛窦及其伙伴。然而这一切只能激励传教士们的热忱并支撑他们的希望。他们依然积德行善，风暴渐渐平息，福音越来越广地传播开来。不过，我们无法描述这一切使领导这一神圣事业的人付出了多大的辛劳。一切工作都以他为中心：他要照料各个教会，培养能使刚开始的事业永传不衰的初学修士，讲授教理，布道，听忏悔，探望病人，继续致力于科学研究，讲解数学和地理学知识，回答中国各地文人们寄来的疑问和歧见，培植并珍惜达官贵人们的保护，维持传教士及某些穷人的生计……总之，他把一切交给了大家，为了一心侍奉天主并照料好它的事业，他常常忘记了自己：这便是利玛窦神父承担的重负。他始终准确无误地履行职责，而且正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他还抽时间以中文撰写了关于道德和宗教的出色著作。我们在本卷中向公众介绍的利玛窦的著作（《天主实义》）是由已在北京去世多年的传教士杨嘉禄神父翻译（成法文）的。这部著作在中国本土也被看成是简洁明快、文笔优美的典范，它的成功说明中国百姓可以领悟最微妙、最敏锐的说理。这是一部驳斥该帝国流行的主要谬误的著作，也是为传播福音作准备的著作。作者于其中有力地证明了天主的存在、灵魂的不灭及人类的自由，他摧毁了异教及无宗教信仰的各种荒谬的体系，从而为人们认识天主这个造物主和救星作好了准备。无数的工作耗尽了利玛窦神父的精力，纵然他体格强健也无法支持。患病数天（这几天是用来准备死亡的）后他就离开了我们，享年五十七岁（而不是我们在本书简集第九卷前言即中文版第一卷的《法文版前言》。——中译注中错误地所说的八十多岁）。 人们完全有理由猜想，天主似乎仁慈地选择了他来承担把福音之光带给中国这一如此艰难的事业。 奥尔良神父说：热忱，勇敢的、持续不懈的然而又明智、宽容、审慎的热忱，为了更加有效而缓慢行动，为了更敢作敢为而犹豫不决，这便是天主指定到一个爱挑剔的、多疑的、天生就反对一切非出本国的事物的民族中担任使徒的人的性格。必须具有真正崇高的心灵才能那么多次重新开始一项常常被破坏的工作，而且如此善于利用最微不足道的希望。必须具有过人的才智和高深的学问才能在习惯于只尊重自己的人们中赢得尊敬，才能向迄今为止一直以为没有任何人可教他们任何东西的人们传授一种新的律法；当然，还必须有利玛窦那样的谦恭和节制才能减轻这个傲慢的民族在优势精神面前所感到的约束，因为只有当人们感觉不到这种约束时才会自愿地服从它。最后，还必须有使徒般崇高的品德以及像使徒一样与天主息息相通，才能使自己以内在精神的热忱去承受如此艰难、如此充满危险的生活所带来的痛苦——利玛窦到中国后所过的正是这种生活，与之相比，可以说最长期的折磨与痛苦都要小得多。在把遗体留在中国的同时，利玛窦神父还留下了至今仍被新基督徒们珍藏于心的精神，即对信徒们的热忱以及对传教士们真正的虔诚。信徒们正是因坚贞的热忱，才得以频频战胜宗教的迫害者；传教士们正是以这种明智审慎的虔诚才得以推进天主的事业。 但愿这位如此高尚卓越的使徒继续支持这项如此神圣的事业，别让这个广袤的王国缺少品德更高尚、学问更渊博的传教士——尤其是希望他们别像利玛窦神父的后继者及教友们那样遭人嫉妒。 现在我们可以说说除圣宠外对宗教的传播与维护最为必需的事了，这就是福音传播者之间的团结和信任；我们这样说，恐怕不会再有人怀疑我们是出于私利和派别之见吧。在非基督教国家中，各（传教）团体间的嫉妒、偏见与怀疑往往会破坏最兴旺的基督徒组织，而且这些组织的失利往往起因于那些本应为确保它们成功而工作的人。但愿从今后大家都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相亲相爱，任何人都不追求个人的荣耀，也不嫉妒他人的成功，大家一心只想而且只关注让人们认识和赞美天主的事——因为我们要宣传的就是天主。只要忘却形形色色的竞争和对立，人们对他人所做的好事就会像对自己成就的好事一样感到高兴，因为更确切地说，这一切都是天主假他们之手或是假我们之手所做的。 利玛窦神父去世后，一场针对传教士的极猛烈的迫害爆发了，使他们只得撤退到澳门。翌年，即1618年，万历皇帝遭到了鞑靼人的攻击。后者深入到离首都7法里的地方并赢得了一场重大战役。万历皇帝惊恐万状，倘不是谋臣们告诉他放弃京师将使他蒙辱而且会使臣民们沮丧，他早就这样做了。这位国君就在这种局面下一命呜呼了，把击退鞑靼人的担子留给他的孙子天启(万历之后是泰昌（光宗朱常洛），泰昌之后是熹宗朱由校，年号天启。——中译注)。有人向新皇帝暗示，在支持这场战争的种种办法中，使用大炮或许是最为有效者之一。中国人拥有大炮，却不会使用。为向葡萄牙人请教，人们把他们从澳门召请到内地，而且还认为应允许传教士们陪同前来。天启这些努力迫使鞑靼王退回了自己的边界，这个不安于现状的民族便在那里休整了一段时间。传教士们在这段平静的时间里取得了重大进展，他们赢得了达官贵人和皇帝的尊重与欢心。天启的继承者崇祯对出生于科隆的耶稣会士汤若望的才智学识极感兴趣。后者被视为全帝国最受这位君主敬重的人之一。1636年，正值这位倒霉皇帝的统治时期，两个在中国不同地方作乱的强盗中有一个羽毛已丰，便向皇帝发起了攻击。他把皇帝围困在北京，没用几天工夫就迫使后者为不落入他之手而自缢身亡了。为了报复并击退这伙强盗，镇守边关的吴三桂请鞑靼人助他一臂之力。鞑靼人飞驰入关，击败了强盗，夺取了北京，同时却把他们救援的帝国据为己有。征服战始于鞑靼的崇德皇帝，其子顺治帝完成了征服。汤若望神父在整个动乱时期始终留在北京；胜利者希望见见他并将其待如上宾。等大局已定，鞑靼君主稳居中国帝位以后，这位皇帝便迫使他接受钦天监监正一职，这使这位神父惟一一次差点失去君主的欢心：因为神父的一再推辞使君主感到不快，后者向他表露了这一点。不过在其他所有场合，顺治对他始终是屈尊俯就并充满仁慈的。他不必研究和顾忌君主的脾气，而且凡是汤若望提出的一切——即便是最激烈、最频繁的言论——都得到了君主的釆纳。顺治不仅准他自由出入皇宫，而且常去他的住处探望，和他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他们谈的或是数学，或是道德，或是宗教，因为汤若望神父善于把君主从轻松愉快的话题引向实用的话题，而且尽可能引向能使他认识灵魂得救的道理的话题。通过此类交谈，传教士至少使征服者对基督教产生了敬意，从而始终对宗教予以照顾并让布道者享有传教的自由。因此，基督教在顺治年间获得了重大进展。 如果汤若望和教友们只是因政治观点才如此行事，如果他们像有人指责的那样有独自在中国传教并控制中国教会的野心，他们就不会把宗教的进展告诉整个欧洲，也不会从其他修会中寻求合作者，他们就既不会帮助后者进入这个帝国，也不会让其进入他们在华组建的机构。对他们来说，拒绝这样做真是再容易不过了，然而他们却始终热忱地鼓励、支持和保护所有在华的传教士——不管他们是什么人。 顺治去世时八十岁（原文有误。据《清史稿》，顺治驾崩时年仅二十四岁。——中译注）；继位者是著名的康熙皇帝：当时他年仅八岁。康熙在统治初年并未显示出他在日后给予欧洲传教士的那种明显的保护。传教士几乎悉数被戴上镣铐流放广州。汤若望失去了恩宠，丧失了职位，蒙受了耻辱和诬陷，遭受了牢狱之苦，而且最终因宣传耶稣基督而被判处死刑。他以坚贞不屈的精神证明：他认为在牢房里公开表明对天主的信仰要比在一个伟大君主的宫殿里体面地宣传天主更觉得幸福。对他的判决并未执行，然而，高龄和苦难不久就导致了刽子手们未做成的结果。出狱后不久，天主砸碎了羁绊他肉体的锁链，使其灵魂享有了天国子民们的自由。 （对宗教的）迫害在康熙未成年时相当激烈，但一俟他成年并亲政，迫害即告结束。天主把在中国恢复宗教信仰的光荣留给了这位如此公正、如此通情达理和才气横溢的君主。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 中国人习惯于每年都要派人修历，差不多像我们这里每年编年鉴一样，不过在这个国家，历法是被看成国家大事的。历法由官方制订，君主也会参与其事。自从汤若望被罢免钦天监监正职务从而失去了修历权后，接任该职者的无知使历法中出现了许多错误，因此君主意欲着人重新修订。由于人们已不再害怕在朝廷上向皇帝提供良策，某些公正大胆之士便向他提出，在皇帝未成年时被放逐或囚禁的欧洲数学家们（其中三人仍在北京）非常能干，在中国可以说是众所周知，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向其垂询最为妥当。皇帝认为此议甚佳，当即派人找来了三个欧洲人。后者受到了很好的接待，而且从第一次召见中，他们完全有理由期待获得比管理已编订的来年历书更重要的恩典。人们把这一历书交给南怀仁神父审查，他从中发现了二十余处重大错误，有些甚至是十分明显的错误，所有人都为之震惊。他禀报了皇帝，后者从此对传教士特别器重。 南怀仁神父利用皇帝初露端倪的宠信请求允许传播基督教。君主仁慈地接受了他的奏请，却不想抛开必要的形式，便把申请交予礼部审议，后者予以否决。传教士毫不气馁，请皇帝任命对我们圣教有较少偏见的其他判官予以复审。皇帝以举朝一致称赞的礼贤下士的态度将此事交给另一机构处理。经认真审议，该机构裁定：基督教受到了不适当的指责，这种宗教是合乎道德的，其中无任何有违国家利益之处；所以，因传播基督教而蒙辱的汤若望神父应恢复名誉，因信教而被革职的达官贵人也应复职，欧洲教士应予召回，等等。 这一裁决对于确保年轻君主抵制反宗教者呈递的令人讨厌的奏章起了重要作用。自1671年，即传教士们重返教堂的第一年起，许多中国人就信奉了宗教而且无任何人反对。翌年，一位国舅及指挥满洲八旗的八位将军之一接受了洗礼。从这时起，福音在中国取得了极大进展。 作为利玛窦和汤若望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南怀仁神父是所有这些成功的灵魂，而且其生前是该传教会的支柱。对神父来说，与皇帝频繁的交谈及给他讲授数学课程皆是向他解释天主律法的时机。神父使皇帝十分重视和崇敬基督教，只可惜未能有幸说服他信奉。 法国人要感谢南怀仁神父召唤他们来分担其工作，正是他使法国人来到了北京而且使皇帝作好了优礼迎接和善待他们的准备。他正好于法国人抵京之际去世（南怀仁死于 他的去世犹如他的生平一样都是神圣的；他不懈地展示宗教使徒的美德，以此为自己的死亡作好准备，凡叮嘱其他传教士的事，他自己首先做到。他认为，对他以及对其他传教士来说，若想行善，尤其是在中国行善，就应成为这样的人：他们必须具有什么都不能使其灰心的勇气、什么都无法阻止的积极性、什么都懈怠不了的坚忍精神，必须具有谨慎但不顾忌舆论、慎重但不胆怯、大胆但没有野心、耐心但不冷漠的热忱，必须专注于拯救他人灵魂，同时又丝毫不放松自身灵魂的拯救，必须大公无私——因为只有大公无私，人们才能对耶稣基督说：“我并不寻求我的光荣，自有为我寻求并判断的一位。”（《若望福音》Ⅷ,Ⅴ.50) 我们这里介绍的内容是从奥尔良神父撰写的《利玛窦神父生平》一书中摘录的，该书1693年刊印于巴黎。我们认为，让读者较广泛地了解被视为中国传教会奠基人的这三位传教士的才干、热忱和美德，同时简略地介绍他们自入华起到法国传教士（他们以其记叙对我们了解这个广袤的帝国作出了重大贡献）抵华止这一期间所做的善事是有益的。 人们在本卷中将读到科学院德·拉朗德先生撰写的关于在北美洲传教的圣绪尔比斯修道会传教士、修道院长皮凯先生生平事迹的一篇回忆录。（这篇是关于在北美洲的传教士回忆录，中译本没有收入。——中译注。）我们认为，让大家了解在使徒生涯中成绩卓著的所有人并对他们的才干和美德给予公正的评价，这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快乐。人们随后会读到一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这是耶稣会士宋君荣写的专著《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由于内容太专业，尚未找到合适的译者，故中译本暂未收入，拟将来译出后另作专书出版。——中译注），这是一部博学的或许是有益的著作，但对就此并未入门的人来说读起来可并不惬意。还有一篇关于图尔农红衣主教在中国旅行和逗留的珍奇回忆录以及多封极为感人的书信，无论是留在北京的传教士还是在各省传教的外方传教会修道院的修士所写的都很感人。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