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的圣诞节早晨，新巷大宅举行一个盛大的庆典——路惠理和贝玛丽共谐连理，结成夫妇。他们乘船在河上度蜜月后，就回到工场。路惠理负责监督印刷部门的工人，贝玛丽则继续帮忙照顾戴德生的孩子。

    1867年底，中国内地会把新巷一号旁边的房子也租过来。原先的大宅留给已婚的传教士和未婚的姑娘，麦卡悌一家和未婚的男士则搬进新租来的二号。这样安排，叫外人看来才算合体统。

    现在的戴德生年近四十，体重也略有增加，更能担负长期的体力劳动。1868年初，他攀山越岭的徒步前往蔡文才正在工作的泰州。在路途中，他不断地想：每隔两三哩就有一个乡村或市镇，许多还是相当大的城镇呢！千万人在这些乡镇里出生、长大、老死，从来没有离开家乡半步。令人一想到这里，就感到非常痛苦。由此乡到彼乡，从此镇到彼镇，每次回头遥望，都教人心情沉重不已。这些可怜的灵魂何时及怎样才可听到

福音呢？

    虽然戴德生的身体较以前强壮，但压力却令他透不过气来。他的神经性头痛愈来愈厉害，一切日常事务皆交由玛莉亚处理。福珍妮认为戴氏的头痛完全是由于焦虑与劳累过度所致。现时的内地会在组织和人数上，已经接近当时中国最大的差会——伦敦会。

    在英国方面，布迦先生也百务缠身，终日为内地会晤以及挑选传教士。戴德生给他写信，说：「我们与其它差会不同。当我们的教土来到这里，差不多都会问：『为什么美国的传教士可以这样做，圣公会的传教土可以那样做，而我们就不可以？』……其它差会的教土都有较好的房子，好的家具，住在欧洲式建筑物里。然而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会在内地定居，住在民众当中。除非有人愿意特立独行——和其地差会的人分别出来——，否则他们就不应该加入我们的行列。……应该事先给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是真心的、忠心的内地会会员，他们将会受到嘲笑和讥讽，甚至敬神的人也起来反对他们。」

    他在信中继续对布迦清楚地说：「我所需要的是那些充分准备好进入内地的人，他们须穿着本地的服装，尽可能连生活也象本地人一样。那些不愿意如此工作的人，我不会再辅助他们。中国是开放给任何人的，但我的时间和力量有限，工作却极多，所以我不再尝试和那些不能同心合意，而且不赞成我工作方针的人一起工作。……

   「要中华归主，我们不能靠那些安静、温柔和可爱的男女，……我们需要的是在任问时间，都把耶稣、中国和灵魂放在首位的人——他们甚至认为生命也是次要的……这样的弟兄姊妹，尽管差来，愈多愈好，他们比宝石还要珍贵！」

    现在是继续向内地发展的时候了。戴德生打算减少杭州内地会的人手，向内地开展新工作。目前浙江南部地区的大小城镇中，已有一批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在工作，圣公会、长老会及浸信会也都认宁波向外发展。戴氏以为最佳策略是让麦卡悌夫妇和福珍妮留在杭州，因为他们和本地信徒感情最好。其余的将继续向内地发展。童跟福已经开始在未有福音传到的地方进行开荒工作，现在是其它人支持他，步他后尘的时候了。

    不是所有人都赞成这个策略。布迦先生请求戴德生先在现时的工场上加强训练，稳固基础。但是大部分在华的传教士都支持戴氏的异象，赞成他主张的扩展工作。戴德生把他的想法写成一首诗：

        谁言要安息？安息在天家。

        地上无安息，只因工作多。

        天父差我来，时日不我待。

        惟有勤工作，未敢有轻疏。

        不论忙或苦，恩典必够用。

        勿言要安息，安息在天家。

    其它事情带来的压力，尤其是关于衣着的问题，仍然存在。另外一两位女教士也支持倪义来。布迦写信给戴德生，提出一个严重的问题：他正在考虑是否应该容许倪义来留在会中，因为倪氏说他已不能信任戴、布两人。戴氏反复思想，为了排除倪义来可能引致的困扰，他还是希望倪氏能改变初衷。

    1868年6月1日是内地会扩展事工的一个大日子。一艘大船从杭州沿着运河北上，经过三哩宽的长江，入运河再向北驶十二哩，来到江北的大城市杨州。船上载着戴德生夫妇和四个孩于、戴氏的秘书白安美、孩子的看护路惠理太太，以及四个来自杭州的中国基督徒。此外，还有十一年前为戴德生所收养的年轻人天喜，以及内地会印刷主管李兰丰的未婚妻安馨。

    在十三世纪元朝忽必烈统治中国时，马可勃罗曾经在扬州当过官。运河婉蜒自城的东南穿过架在上面的许多美丽拱桥。扬州除了以富饶和美女著名外，还有一座人所皆知的八角宝塔，以及许多大古雅的寺庙和美丽的花园。但是，扬州也有些人以好斗而恶名昭著。

    扬州城很少有路经的外国传教士，这里只有一间天主教教会办的孤儿院，而主管是一位中国人。

    由于听过扬州流氓的恶名，所以戴德生在初来时特别小心从事。他们留在船上，避免引人往意，只吩咐同来的中国基督促到市内找房子。但数天之后，下起大雨来，船篷不住地漏水，再也不能久住，他们惟有入扬州城里，寻找玛莉亚所誉为扬州「第一流旅店」。

    到了7月20日，他们才能够搬进一间破落不堪的房子里住，这就是他们以后在扬州的家了。这间房子和几家邻舍共享一个约有一百码长的进口信道，在信道的北边有两个闸门，接连着天井、花园、岩石、假山和一些规格不一的房屋。每间屋子不大，只有几个房间，但对于他们大伙儿来说，却是相当理想了。主屋有一间客厅通往天井，楼梯的两边各有两个房间，尽头有一扇门，把上下两层楼完全分开。戴德生叫来了木匠，为新屋装修，改装至适合大伙儿居住，整整忙了一个月。

当戴德生和内地会的传教士离开海岸，进入外国人罕至的地方时，他们遇到更多的麻烦。人们之所以反对他们，往往是受到村镇的士绅煽动。

这些士绅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精英，其中多是知识分子。他们真诚地遵行儒家的法则，寻求明白中国历史文化的精萃。他们也欣赏及爱护中国艺术和雕饰，对于无价的陶瓷、丝、漆和雕刻，极之珍爱。一位真正的儒者往往是有高雅、自律的君子，对人（即使是从荒郊海域远道而来的蛮夷）总有体恤之心。

    然而这个阶级之中有不少高官大吏，以维持中国传统制度为己任，他们认为儒家思想有维持社会安定的作用。虽然有些人认识并接受西方的知识和文化，但大多数士绅都抱着拒绝和敌对的态度。

    基督教强调个人，跟中国伦理把家庭放在个人之上，显然有所不同。一个人的信主和改变会否影响整个社会的结构？对中国士绅而言，讲道常被视为一种羞辱，因为讲道者的地位如同教师；谁有资格为土绅之师呢？此外，基督教的传道人会否批评中国人拜祭祖先的习俗？会否认为儒、释、道没有真理，毫不可信？

    在内地会全不知悉的情况下，扬州城内的土坤和一些军土将领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们决定鼓动民众，散播有关传教士的谣言，希望把他们逐出扬州。

    从那时开始，常常有人用石子投掷戴德生屋子的窗户，又在街道上张贴了许多匿名海报，指控他们许多荒谬的罪名。他们称传教士为「耶稣教之匪众」，借行医为名把人挖眼取心，以童为食，又音剖开孕妇肚腹，制炼丹药等等。

    不久之后，就有一大群愤怒的民众结集在内地会的房子外面。传教士和他们理论了一整天，否认那些硬加诸他们身上的罪名。戴德生于是致函当地的知府孙大人，并附上一份攻击他们的海报，请他制止这种行为。但孙知府的答复只是含糊其辞，不置可否。

    8月15日星期六，内地会听到谣言，说民众要发起暴动，所以他们在房子出入口要搭防御围障，以防万一。不久，即有一二百名群众聚集屋外。当天晚上，童跟福恰巧由别的地方回来，他好不容易才挤过群众，得以进人宅门。本来他只打算停留一会，就赶返自己的工场。但见到这种情况，便决定留下来帮忙。所以，屋内有四名男教土〔戴德生、童跟福。路惠理和李德〕、五名妇女、四个孩子和十九名华人。

    戴德生为安全起见，想先把妇孺遣走，但众妇女都请求留下。星期日，暴民有好几次想破门而入，可是都没有成功。他们传发一张可怕的海报，说要放火烧屋，把屋内众人烧死。

    星期一，情况稍为平静下来，教士也分发一些传单，说其中的指责乃属无稽之谈，又说房子修理完竣后，将会邀请民众入内参观，让他们亲自看个究竟。这样才暂时将事情缓和下来。

    星期三，戴德生再次修函给孙知府，提醒他条约内写明「英国人民可以在内地买地建屋，而且任其随处走动，不得拘留、侮辱或拦阻。如有需要，可随时请求保护和帮助。」

    孙知府回函说：「那些煽动群众和书写匿名海报的人都是在暗中行事，既没有名，也没有姓，短期内是很难把他们捉拿归案的。」

8月 22日星期六，一名美国政府派驻浙江的官员辛德士上校和另一位外国人刚巧来到扬州，参观此地的寺院和古刹。他们都穿着洋服，发觉全城寂静。有人开始在茶馆和街道中散布谣言，说有更多的洋人到扬州，拐走了二十四名小童。群众又结集在内地会的房子外，并且冲破两度闸门，来到天井和花园中。戴德生把守着通道的进口处，同时叫木匠立即修补那破坏了的闸门。可是，群情汹涌，情势愈来愈危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