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会成为世上最好的基督促——他们用心钻研圣经，象他们研读古代经书一样。」

    戴德生听过这样的话，但他知道如果没有大量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中国人又怎能成为基督徒呢？

    他尽力向各差会进行游说，鼓励他们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内地还没有福音传到的十一个省去。他写信给英国各大教会，又拜访他们。他们每次都细心听他讲述，并且表示同情，但答案总是：「我们的经费不多，连目前的工作也应付不来，讨论增加新的负担！最好还是等候神把中国完全开放再说吧！」

    然而，戴德生这样想：「如果使徒等到情况转好的时候才传福音，哪里还有欧洲的基督教？如果现存的布道组织和教会团体不能传福音，或者不愿承担此责，那么谁会去做呢？」

    当他和高富一起修订宁波话圣经的时候，他们常常举目望着挂在墙上的中国大地图，想起未曾听过福音的千万生灵。戴德生想：「今日，又有三万三千个中国人在没有神、没有希望之中死去。」

    1864年底，戴德生开始计划重返中国，但时机还未来到。他拣选的五位传教士中，第二位已在12月20日离英赴华。她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小姐，名叫金乐曼。戴德生送她到南安普敦上船。她的船票和行李都是戴德生的支持者捐助的，包括布迦、穆勒和托顿咸的朋友们。戴德生对金小姐的衣物行李，都有详细的记录：一件冬天大衣、二条裙子、一袭伞型大裙、三套印花裙、三条内衬裙、六套睡袍、三件背心、十二条长筒睡裤、九件衬衫、一条丝质围裙、两打（二十四条）手帕、九对袜子。记录中还有许多杂项，包括由牙刷到书桌，以及一切零星对象。

    1865年春，他完成了一部小册，书名是《中国——属灵的需要与要求》，引起很大的影响。事实上，这本书是戴氏夫妇合作的成果。戴德生在书房中来回踱着方步，把意思说出来，由玛莉亚手录成书，就如多年前他的父亲口述讲章，由母亲笔录时的情况一样。他为书的每一段祈祷，最后写成一本很好的书。例如他描述中国地大人众，用了一个传神的比喻：「如果中国人排队经过你面前，以每日走三十哩的速度计算，他们不断地走，日复日，年复年，也需要走上十七年又三个月，这条人龙才走得完！」

    但书中的话并不叫人读着会感到心安理得：「英国的基督徒能否袖手，坐视不救，眼见这千万人走向灭亡？他们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不知道福音。但英国却充充足足的得到这个知识；使英国有今日，也使我们有今天，全赖这福音。我们的主怎样教训我们？是否一百只羊之中不见一只，也要放下九十九只去寻找失掉的那一只？现今的比例几乎可说是相反的，我们在家守着那一只羊，却不理会那九十九只正走向灭亡！基督里的弟兄们，想一想我们伟大的救主和领袖赐给我们的重要使命——到世界各地，把福音传给万民听！想一想贫穷愚昧的中国里有千千万万人，竟没有一个主的门徒愿意带给他们『大喜的信息』，或者告诉他们救恩的福音！……」

    这部小书或许使很多读者难过不已，且它的销路极佳，多次重印，到1887年已经印了七版。戴德生写成这部书，似乎也经历不少痛苦。在研究和思想中，戴德生得着更深一层的异象，使他明白要到中国内地传教，必须有一个特别的组织。当然他可以设立这样一个组织，但应该采用怎样的体制？会不会引起其它宣教团体的不满？会否象中国传道会一般，遭遇同样的不幸和危机？

    虽然有这种种顾虑，但他还是清楚知道设立这样一个组织是必须的。它将会是一个海外布道团体，由不同宗派背景，但对宣教、植堂和教会培训很有负担的男女信徒组织而成。他们需要借着祈祷，单单信靠神的引导和供给，进人中国内地，向十一省未得之民传道。这个组织至少需要二十二名传教士。

    他反复地想：是否应该立刻按照计划去做，还是开始时不要动用太多的资源？他和玛莉亚、布迦、皮尔士及托顿咸的友人们多次恳切的讨论和祈祷，又坦诚地切实商量各种策略和可行性。由于不停思想和考虑，以致他数月来不能好好安睡，每次只睡得两个小时，有时甚至完全不能入眠。他是否愿意跟随主的呼召呢？他相信在他思考的当儿，每月就有一百万中国人走向灭亡。

「我想我不该再用理智考虑了，」他写道：「但我不愿降服！最后我病倒了。玛莉亚对我的心事略知一二，但我不能对任何人倾吐一切；我不愿把这样一个重担压在她的头上。」

看到戴德生这个情形，皮尔士认为他应该稍作休息。他邀请戴德生在6月24至26日到伯莱墩度周末。星期日早上聚会时，他听到长老会的牧师邓尼顿讲道，很受感动。之后，据他自己说：「看见一千多基督徒在那里喜乐地聚会，千万人却因不知道福音而失丧，我不能再忍受了。我在沙滩上漫步，灵里极其痛苦；这时，救主征服了我的不信，我完全降服在他面前，献上自己，为他所用。我把一切困难和后果交托给他，我和我的同工只能作他的仆人，服从他，跟随他——由他引导，由他看顾，由他带领。

   「不用说，平安立刻涌进我烦恼的心里。在此时此处，我要求他差遣二十四位同工到中国去，十一省每省二人，另加上两人往蒙古。我把这个请求写在圣经的页边上。回家时满心喜悦和平安，是多月来没有尝过的，同时还有主的应许：他会赐福他的工作，我也必分享他的赐福。我以前曾经祈祷，也恳求别人代祷，求主兴起工人到那十一个福音未传到的省分去，求主使他们奋勇向前，靠赖他的供应，却从不肯屈服下来，叫自己成为他们的领袖。」

    戴德生提字在旁的那本圣经，至今尚存；数天前；我还把它捧在手里。打开圣经，在约伯记第十八章上面，有戴德生亲笔写下的一行字：「为二十四位甘心而能干的工人祈祷。——伯莱墩，1865年6月25日」。再往后看，又见几行字：「争战已经结束——只有平安、喜乐。仿佛要立刻振翅高飞，越过车站旁的高山，直朝皮尔士先生的家飞去……那晚睡得真香甜！戴太太以为神在伯莱墩行了奇事！但确是如此。」

    他把握时机，立即和皮尔士到伦敦郡立银行，用「中国内地会」的名义，开了一个户口，存入十镑，虽然数目不多，但正如戴德生后来所说，它是「十镑另加神所有的应许。」

    接着下来是一段极为忙碌的日子，主要向着两个目标努力：一是鼓励他的家人和朋友为这二十四名传教士祈祷；另外是马不停蹄地到英国各处讲道。在这些聚会中，戴德生无意强调新成立的内地会，也没有恳求捐助，而是论述中国的情况，以及神如何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有一位听过戴德生讲道的商人，如此描述戴氏：他说话的声音很轻，用字谨慎。最使他印象深刻的，是当戴德生谈到中国时，他声音充满深情，对各差会正在进行的宣教工作报导得很详尽，但也指出内地还有许多需要。他没有咬文嚼字，也没有呼吁捐献，他的讲道只专注在属灵的影响和能力上。

    戴德生在挑选二十四位传教士的标准上，似乎和一般宣教团体不一样。英行教会及伦敦会派遣的人都先要按立为牧师，最好是大学毕业。所以戴德生不在这些教会里寻找人选。他要找聪明的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论男女，但最重要是其属灵质素。因此，一些少受正式教育的人，还是有机会被选上的。戴德生认为最重要的属灵质素是——对神的信实绝不疑惑，加上有能力地和甘愿地去相信他。

    其它差会很少差遣女传教士，而少数被差的妇女多半是在学校当教师的。从内地会创立始，大门即向适合的妇女开放，愈是年轻愈合适，因为她们会很快学懂当地的语言。内地会的女传道在中国妇女当中工作，扮演着不可缺的角色。

    新加入的人都得接纳戴德生和玛莉亚为领袖：因为只有他们具备在华生活及传教的经验。相对而言，戴德生会提供他们基本的训练，以及为他们预备制服。

    戴德生原定中国内地会有六样特色：第一，它的传教士并非来自一个宗派，而是从许多教会来的——只要他们签署一份简单的信仰宣言即可。事实上，当内地会不断发展，它的传教士还会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

    第二，内地会的传教士并无固定的薪金，只信靠主的供应；所有收入大家分用，不能向外借贷。

    第三，内地会不会进行募捐，也不设收捐站；捐献者的名单亦不公布。但捐献者将收到一份注明日期和编号的收据，可与列出之奉献数目参照比较，然后再对照每年印行之收支报告表。

    第四，由于避免重蹈中国传道会的复辙，戴德生决定国外的传道工作不得由国内的委员会管理，应由在中国工场里工作的人自行负责，将来也应由在中国的传教士继续领导。

    第五，内地会的活动必须有系统，并切合实际。要福音传遍中国，需要有详尽的计划，知道如何在一些重要之地建立据点，目的并非增加内地会的人数，而是尽快使福音传遍整个中华。谁是收害的人，只是次要的问题而已。

    第六，为了对中国人民表示尊重，内地会的传教士均穿着中国服装，在中国式的房子内崇拜——而非象宁波一样的西式教室。

    到了1866年，戴德生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春天时，他在英国西岸巡回访问，分别到过依萨他、托尔庇。普利茅茨及干沃尔的柯灵顿。他在托尔庇收到弟兄会一位虔诚而备受尊敬的牧者翟文寄来的信，恳求他到班士得堡教会讲道。他依约前往；翟文在六、七年后告诉他：「自从你到了中国，我每天都探望你。」意思是每天为他祷告。

    五月，戴德生又接受普杰上校的邀请，到巴纳附近的托特烈治讲道。象往常一样，他预先声明会中不收捐献。但普杰上校提出抗议，说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不过他最后还是答应了戴德生。

    在那次聚会中，戴德生挂起中国的大地图，告诉会众关于中国的地理。人口，以及属灵的需要。普杰上校看到会众深受感动，因此在戴德生讲道后起来发言：「戴德生先生请求我们宣布在聚会中不收捐献，但是我觉得如果不给你们一个机会，为中国的传道工作尽一点力的话，你们必定耿耿于怀。我现在所作的提议，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但我相信也代表了会众中多人的心愿。我希望戴先生不会反、对我们在会中收捐吧。」

    然而，戴德生立刻跳起来，说：「主席先生，我请求你还是遵守先前的诺言。虽然我听过不少赞成收捐的理由，而你提出的理由尤其叫人无可推搪。但我不想会众现在因为受到情感的影响而进行收捐，乃是希望每一位会友在回家之后，心里对中国有负担。并求神指示他们当作的事。

「反省及祷告后，如果他们认为需要捐献金钱，那么他们大可捐给任何差派传道人往中国去的宣教团体，或者寄给我们内地会的伦敦办事处。

    「但很多时，神所要的并非金钱的奉献，而是摆上自己为主到海外工作，又或者把儿女献上，为主事奉。这种奉献更胜于金与银。我认为收捐予人的印象是金钱最重要，但其实没有一个金额可以叫一个人悔改归主。我们需要的，就是受圣灵充满的弟兄姊妹，献身为主工作。我们绝不会缺少金钱去支持他们。」

    当天晚饭时，普杰上校对戴德生说：「我想你可能犯了错误。纵使有少数人把些微捐献交给我，但我仍是认为我们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

    第二天甲早餐时，邮差送来一封信，是给戴德生的。它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一艘叫「兰茂尔号」的船正在伦敦下碇，将于5月20日启航赴华。整个船舱已经包下来，载送内地会的传教士到中国去，请戴德生立即到船上视察，看看是否合用。

    普杰上校这时才从楼上下来，看来昨晚没睡得好。他说：「我整晚没有好睡。」早餐之后，他请戴德生到书房中，说：「这里是昨晚收到的奉献，用来支持你的工作。我昨晚以为你不收捐是错误的，现在才知道你说得对。昨晚我想起那些中国人一队队的走向黑暗，禁不住流起泪来。我问主说：你要我做些什么？我想我已经得着他的引导，这是我的奉献。」说着，普杰上校便递给戴德生一张五百镑的支票。他说：「如果昨晚收捐，我大概只会拿出几榜而已！」

  当时的五百镑，价值高于现在的一万镑，是个相当大的数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