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是中国人对Thibet的通称。他们也称之为“西藏”，“西”即“西方”的意思，西藏在中国的西边，在云南省和四川省以远。古代也称之为“戎”、“羌”或“西蕃”。它还被称为“帕伦塔拉”、“巴兰托罗”和“唐古特”。

    此国疆域从东到西6400里(640法里)，从北到南6500里(650法里)。200里合一个纬度，相当于20法里。在东部，西藏与四川接壤，因此所有西藏送往中国的贡品都首先经过四川境内的打箭炉，由此运往北京。打箭炉为一较大的商业城市，由当地一个望族世袭统治，得到中国皇帝的庇护。西藏在东南部与云南交界。西部，它一直延伸至大沙海)，即沙漠，或正如这三个汉字所表示的“沙的海洋”。在北部，它远接青海边界，即青海湖所在地。

    只是在晋朝（这是中国第七个朝代，始于265年，延续了一百五十五年。一一原注）后，即在公元420年后，人们才在历史上找到一些有关西藏较为明确和清晰的记载。人们发现那里由一位王公统治，他的头衔是吐蕃，臣服于被称为“羌”的民族(陕西和四川的民族)，主要占据了西藏。他和他的后继者在那统治了一个多世纪，与中国没有任何来往。

    吐蕃王弄赞是向中国派驻使节的第一人。这是发生在约634年唐朝第二任皇帝太宗统治第八年的事。七年之后，即641年，弄赞娶皇帝的女儿文成公主为妻。通过这一联姻，吐蕃王变得尤其强大，最终摧毁了处在青海湖之地的吐谷浑王国，将中国西部各族置于他的统治之下。吐蕃王，即西藏王强大的统治维持了近二百年，但随后就大大衰落了，到907年唐朝末年几成倾颓。事实上，在唐朝最后几任皇帝时，在西藏形成了一些小的国家。宗教人士或祭司们，不论他们是基督教徒（从六七世纪起，在阿姆河发源地(在帕米尔高原一一中译注)的巴尔克国、喀什噶尔王国及周边地区，很早就有了基督教徒，有了神父和主教。由于这些国度非常接近于西藏，他们与西藏人有来往。因此，也许有基督教徒进入到西藏。以前西方作者谈到巴兰托罗的基督教徒、唐古特的基督教徒、吐蕃的基督教徒，指的都是西藏。一一原注）还是偶像教徒，都开始有了大的领地。逐渐地，宗教寺院的教长们变得权力巨大，在他们当地被当做君王。但表面上还有一位头顶“藏王”的王公。这些王公到了宋代成了中国的朝贡者。这种衰败的趋势后来进一步加剧，直到元世祖时，西藏被分成几个省。这些省份中最主要的是乌思藏)。这是西藏最富饶、气候最温和的地区。整个王国的首府拉萨就位于此地。此外，世祖本人也是鞑靼人的皇帝，在科钦支那的报告中他被称为忽必烈)，他在其兄蒙哥汗)死后成了鞑靼人的皇帝，统治着中国的北方地区，在1280年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给他的王朝起名为“元”。

    当时在西藏有一僧人，名八思巴。世祖封他为亲王，由此他就有了一枚金印，在乌思藏和西藏其他地方建立了行政机构。他还有“帝师”、“国师”、“法王”等头衔，甚至还有“王”的头衔，即国王的意思，或者指纳贡的诸侯、亲王等，可以是第一等级的，也可以是第二等级的。他的继承者也有这些头衔，和他一样，这些头衔都来自于中国皇帝。约百年后，1373年，即洪武六年，一位名叫喃加巴的人继承了八思巴的所有头衔，因此他也有了金印，在皇帝的庇护下，他统治着拉萨和西藏其他地方。

    约1414年，在永乐年间，有八位僧人从皇帝处得到“王”的头衔以及我们上面提及的其他特权。他们的头衔表明他们是大博士，是护教主，是教义的热情宣传者，但这些豪华的头衔并未免除他们的朝贡。

    在宣宗统治时期，他统治的第一年为1426年，这些僧人藩王获得“大喇嘛”称号。其中最著名的名叫宗喀巴，他居住在拉萨。他是所有喇嘛的首领。正是由于他，使得黄帽教派的教义获得了主导地位，当时有两种喇嘛，一种戴黄帽，一种戴红帽。继承宗喀巴之位的是根敦珠巴，他第一次任命第巴即大臣治理国家。根敦的继承者是索南嘉措（根敦嘉措死后才由索南嘉措继承，原文中未将两个根敦区分出来。一一中译注），他是第一个获得达赖喇嘛称号的人。这一高贵的称号使他上升到比其他大喇嘛更高的地位，因为“达赖”的意思指的是在精神和肉体上宽广无边。

   继承索南的是云丹嘉措，之后是阿旺罗桑嘉措(此人名根据历史事实译出，与法语注音的发音相去甚远。一一中译注)。当时正值藏巴汗（即第悉藏巴。一一中译注）统治拉萨以西相当大一部分西藏地区的时期，他的统治疆域一直延伸到恒河的发源地，统治恒河的西里尼加尔国。耶稣会士唐德拉达神父1624年在藏巴汗的宫中，他确认这位王公是基督教的大保护人。当时的鞑靼史也经常提到他，它告诉我们，藏巴汗放弃喇嘛佛教，他甚至要摧毁喇嘛佛教，他残酷地对待民众。为此，第巴和达赖喇嘛向青海湖厄鲁特人的固始汗求援。固始汗率部进入西藏，发生了血腥的战争，藏巴汗在战斗中被打败，并遭杀害。这一鞑靼历史的记载与唐德拉达神父的记载相印证，可以看出，藏巴汗或者已成了基督教徒，或愿意接受基督教。固始汗与他的军队继续留在西藏，受到保护的达赖喇嘛封他为“汗”或可称为“王”。

    1642年，达赖喇嘛派出使团到辽东省，拜访了皇太极，他是当今统治中国的满族王朝首任皇帝的父亲。达赖喇嘛接受了皇太极的保护，并向他进贡。十年以后(1652年)，达赖喇嘛亲自到北京向皇帝表示敬意，由此得到大量荣誉，他从皇帝处得到金印和珍贵的礼品，确认了达赖喇嘛的称号。

    1694年，即著名的康熙皇帝统治第三十二年（原文如此，如是康熙三十二年，应为1693年。一一中译注），皇帝愿重用第巴，即用大喇嘛名义统治西藏的世俗长官，宣布第巴获“王”爵位，授予他金印。但这第巴远不是维护皇帝利益的人，相反他是一位背叛皇帝的叛徒，完全忠于满族公开的敌人、厄鲁特人首领噶尔丹。当康熙要召见大喇嘛时，他甚至暗中抵制。因为达赖喇嘛已死，他秘不发丧，准备向皇帝隐瞒到底。但到1705年，他的罪行最终暴露。留在西藏保证达赖喇嘛安全的厄鲁特人亲王、固始汗之孙拉藏汗将他处死。皇帝在得知第巴背信弃义的行为后，褒奖拉藏汗，他派宫廷大员到西藏，与厄鲁特人亲王共同统治西藏，并任命了第六任达赖喇嘛。

    1714年，准噶尔侵入西藏。准噶尔是厄鲁特人主要首领的称号，这是一个蒙古鞑靼词，意谓“东之手”，因为“准”意即“东方”，“噶尔”是“手”的意思。这实际上是古代鞑靼人贵族将家族和军队分成东西两部分的习俗，西部称为帕伦塔尔。最杰出的称号出自东手之边，即东翼。此外，准噶尔拥有广袤的领土，他统治的国土处在青海湖、西藏、喀什噶尔、喀什噶尔以西诸国和西伯利亚边界之间。他信奉佛教，但在阿克苏、喀什噶尔、吐鲁蕃等地的臣民则几乎均为穆斯林。在康熙皇帝时期，准噶尔自称是出过帖木儿的那支王族的蒙古旁系。最近在位的那位准噶尔(1754年)自认为他是东部和西部鞑靼王族的真正继承者，事实上有人相信他是成吉思汗的真正后裔之一。

    不管他到底是什么，我们上面提及入侵西藏的那位准噶尔名叫策妄阿喇布坦。他率领一支大军进入该王国，大肆烧杀抢掠。拉藏汗奋力反抗，但遭杀害，布达拉宫几乎化为灰烬。准噶尔夺取了布达拉宫和里面的一切，夺取了诸如金、银、铜、宝石、织物等巨大财富。在许多地方，他派人抢劫了许多投靠满族人的喇嘛和厄鲁特人。他自称是西藏惟一和真正的君主，喇嘛不再有权统治百姓，他们只在他们的寺院里诵经和治病。于是喇嘛四处逃散了。达赖喇嘛向康熙帝求援，将自己置于皇帝的保护下。当时这位皇帝已经统治了五十二年。厄鲁特的王公们也向康熙求救，由于准噶尔在西藏和青海地区都有秘密同盟者，他们的请求显得更为迫切。康熙没有拒绝他们热切的请求。他当场召集了一支由蒙古鞑靼人、青海厄鲁特鞑靼人、满族鞑靼人和汉人士兵组成的大军。挑选了有经验的汉人和鞑靼人老将，并由他的儿子或孙子带队。军队进入了青海地区，将准噶尔的势力驱逐出去，军队也进入到西藏的一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另一支汉人军队由四川进入西藏。达赖喇嘛和其他的喇嘛回到了他们的寺院，准噶尔的残余部队沿山脉逃逸。

    西藏在皇帝的保护下又恢复和平。皇帝命令一些鞑靼人的领主留在拉萨和青海地区，以他的名义实际统治，并密切注视准噶尔的动向。

    康熙的儿子和继承人雍正与康熙一样，他有意维持一支精兵强将，一旦需要就可抗击那位厄鲁特王的军队。但在1727年，几位西藏领主发动叛乱，其中之一宣布自己为该邦的统治者，引起很大的混乱，并杀死了由雍正任命担任西藏将军和总督的鞑靼人四品高官。但这次叛乱并未成功。当今皇帝(乾隆)在1739年将父皇帝任命为西藏郡王的那位王公提升到二品官，他实际上完全有能力治理好这块国土。

平静的局面似乎完全恢复了，而就在这时，更大的风暴开始动摇亚洲的这一端，也给了皇帝摧毁厄鲁特人王国的机会，使它成了中国的一个省。我下面对这场重要变动的叙述来自于耶稣会的北京传教士钱德明神父写于1760年6月2日的一封信。

    一位名叫达瓦齐的篡位者攫取了准噶尔的汗位。他的竞争者阿睦尔撒纳声称这顶王冠应该归他所有，就向皇帝求援。在他的敌人战败和被捕后，他还不断吹嘘北京朝廷还会继续向他提供军队，以此成功地征服了那些与他作对的厄鲁特军队。

    他也许应该更好地熟谙北京朝廷的政策，能想起当初满族人如何入主中国的伎俩。上世纪初，满族人就是被作为援军招请到中国的。但他却不够小心，没能吸取这一教训，因此他请求来的保护对他是致命的。当北京朝廷知道阿睦尔撒纳的计划后，皇帝要召见他，借口要奖赏他一些比前人更荣耀的头衔。阿睦尔撒纳不太相信这样少有的承诺，以各种借口躲避这次他心存狐疑的旅行。但他接到的命令十分紧迫，人们又一道一道命令地催他。最后他公开宣布和回答道，意已决，将不去朝廷，放弃与中国结盟有望得到的一切好处，最后他说要返还作为帝国军队将军所持有的印玺。

    虽然皇帝对阿睦尔撒纳心存疑心，但却没有料到会遇到这样公开和大胆的抵制，当时也不适合采取措施制止叛乱，这位厄鲁特王公率领的大军人数超过皇帝的军队，而且他所在的地区，当地居民对他忠心耿耿。追捕他或公开与之作战都是危险的，所以皇帝最初只能安抚他，其手段只是对他提一些有利的建议或答应给他一些东西。人们因此赢得了时间，从四面八方调集的部队悄悄地开进。当阿睦尔撒纳察觉到危险时为时已晚。为了自救，他只好选择逃命。跟随他的人很少。最后作为流浪汉他游荡了近两年，终于死在莫斯科国（指俄国）的边境上。

    当皇帝知道阿睦尔撒纳已逃人莫斯科国境内，他就向该国要人。他声称，根据两个帝国的一个和平条款，双方有义务互相遣返逃犯，俄国人应该将被视为叛民和逃犯的阿睦尔撒纳转交给他。但莫斯科国人或许不像皇帝那样看待这位厄鲁特王公，或许真的不知道这位王公躲避的地方，没有满足中国人在这一条款上的要求。最后，人们知道天花已经使阿睦尔撒纳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于是，莫斯科国人觉得有义务向中国宣布这一消息，为了不致引起怀疑，他们向守卫边疆的中国军官们展示了遗体。

    在阿睦尔撤纳还活着的时候，皇帝不能使他因叛逆罪而受罚，在他死后还是要惩处他。皇帝命令负责处理外国事务的部门写信给俄国元老院索要叛逆者的尸体，信中指出，这一要求是建立在帝国的习惯做法上，对于那些犯了叛逆罪的人，生前如果未受到惩罚，死后也要受到同样的惩处，以儆效尤。莫斯科国人装聋作哑一段时间不作回复，但最后在催促和断交的威胁下，他们先说尸体已经腐烂。对方回答说，骨头不会腐烂，他们要求将尸骨送回。俄方又说，将尸体挖出来不符合他们的风俗，此外他们也不知道这位他们一点也不感兴趣的人被埋到了什么地方。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鞑靼人都放弃了阿睦尔撒纳的方针。两位穆斯林王公，一位叫大和卓木，另一位叫小和卓木，在阿睦尔撒纳活着时就声称支持他。由于他们曾给他武力支持，并给中国军队设置了许多未能幸免的陷阱，皇帝决定向他们正式宣战，将他们的国家变为中国的省份。尽管路途遥远，军队以最大的勇气进发了。但他们经历了最为严酷的考验后才到达那里。途中队伍损失过半，不少士兵累饿而死。

    兆惠将军向叶尔羌迫近时，勒令居民投降。两和卓木带领愿意跟随他们的人逃走了。留在城里的人打开城门，邀请敌方将军以皇帝的名义占领这座城市。兆惠将军回答说，他到叶尔羌是施恩行善来的，他丝毫不会改变他们的风俗习惯，也不会强迫他们改变帽子，即不脱掉包头布：因为这些鞑靼人是穆斯林。事实上，在采取一切必要的谨慎措施后，他才举行入城式。他不准他的士兵有任何敌对的行为，命令他们向穆斯林买东西要付钱，并答应在以后会加倍补偿。他的命令得到了忠实执行。

    在发布了命令保证叶尔羌的安全之后，他移师喀什噶尔。该城五条件投降，因此没受到征服者的蹂躏。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我们也许很难在欧洲找到同样的事例。兆惠向皇帝汇报了他占领的那些城市的状况，以及认为有必要采取的措施。钱德明神父在此补充了这位机智的将军所写那封信的概要。这封信首先传给旗营的高级军官，其中一位军官一字不漏地抄了一份给钱德明神父。

    这封信真正使人感兴趣和有意义的是，它正确地表现了满族鞑靼人结束他们军事远征的方式，同时使人认识到什么是伴随该民族个从事的各种活动的秩序和细心精神。此外它也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一个国家的现状，它已经与过去大相径庭。因为如果我们相信一部鞑靼民族史后面的注释，喀什噶尔在上世纪末仍然是一个非常富裕、商业发达、地肥人旺的王国。它最长的地方有160法里，最宽的地方达100法里。今天，这个刚刚被兆惠率领的中国鞑靼人军队所征服的国家，其疆域甚至更大了，因为它超过了2000华里，但就其土地的肥沃、商业、财富等方面来说，那和过去差远了。当皇帝派去测绘地图的两位葡萄牙传教士回来时，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只有收藏家才会对此感兴趣的该地区的地图。

   让我们还是回到兆惠给皇帝的信上来。他这样写道：

   和卓木氏闻知陛下的军队直奔他等而去，已无心在喀什噶尔修筑工事。闻臣等迫近，就舍乡而走，带其家族和少数从者，逐穴逃窜。喀什噶尔之居民如同叶尔羌之居民，归顺吾朝，欢喜之情毕现。  臣穿城而过，沿途回人，道左跪迎。  臣时时以言语鼓励安抚之，令各安生业。

   陸下定想于臣处得到刚征服之国的详细情况。臣将尽力而为，并期待比臣更能干之人完成此任务。   

   除了这块穆斯林地区的主要城市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外，吾还控制了十七个大小城市和一万六千个村庄。在整个喀什噶尔地区，可能有五六万个家庭。  臣派人核查，微臣也尽可能细心、认真和准确地审视了有关喀什噶尔的一切情况。  臣察觉居北京之西北，距肃州)嘉裕关六千余里。喀什噶尔方圆十余里，然人口与面积不比例。查居民数，仅二千五百户。

    喀什噶尔东界乌什、阿克苏。喀什噶尔、阿克苏间，有三城二大村庄。三城曰Pai-sou-pa—hot—chel-Poi-inke和Entorche。居民数目(包括三城二村)总共仅在六千户左右。

    喀什噶尔西界安集延)。两城之间有三城二大村庄，一城曰Paha-Erouche；一城曰Opil；一城曰Tajeme—lik。总计约二千二百户。

    喀什噶尔南界叶尔羌。两城之间有二城二村。居民总计近四千四百户。

    喀什噶尔北界布噜特及类似民族。布噜特人与喀什噶尔间为Arkoui城加一村庄，居民不过八百户。

    总体估算，属喀什噶尔大小十城七村庄，一万六千余户，据臣查户册，计十万余口。  臣察回众已设治理与治安官职，同时臣酌情向伊等下达指令。

    接着兆惠列举了喀什噶尔市政的官职，称已以皇帝的名义拣选补授了一批官员。他接着写道：

    臣等为建立秩序颁布规定后，细察每年能入朝之贡赋。臣查前噶尔丹策零时定额每年纳钱六万七千腾格，其中有从属该城种地之人等纳粮四万八百九十八帕特玛，棉花一千四百六十三察喇克，红花三百六十五察喇克。

  臣查回人一帕特玛准官石四石五斗，一察喇克准官秤十觔，一腾格值银一两，一噶勒布尔准五斗。除上所述，又克色克、绰克巴什人等纳钱二万六千腾格。两族为此协商，一年由克色克人全数交纳，他年再轮到绰克巴什人交纳。商贾牧养人等纳钱二万腾格。此外，伊等尚需纳地毯四张，细绒布四匹，平绒与织物二十六匹，毡二十六匹。喇嘛和莫斯科国人以毡制帽。

    居喀什噶尔之厄鲁特人，除与他人同样交纳普通税外，每十户尚需纳金十两。有果园和葡萄园人等纳葡萄干，颜色在黄蓝之间，每七所果园纳葡萄千千斤。商人纳税不同他人，每年需纳红铜五百斤。边界贸易回人征税十分之一。外来贸易主人征二十分之一。以上是这里的惯例。然每岁俱未能如数交纳。  当地关于中国皇帝新征服之西藏和厄鲁特王国的报告及与征服有关的事迹居民比之噶尔丹策零时人更少，且更穷。臣恳请陛下怜悯当地回众，时运不济使民怨四起。此处田地亦不算好。查各城村现种田禾，按照种子计算，丰年可收七八倍，常年只四五倍，荒年二三倍。臣将逆回之田交人耕种，其收成半数入官充饷。

    抚定城市尚需解决的问题为铸钱。臣以为回部钱文应行改铸。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等邻近城市之回钱俱红铜鼓铸，计重Z-钱。在噶尔丹策零之时，铸钱一面铸噶尔丹策零之名，一面铸回字。五十文回钱值一腾格。  因所产铜少，可先铸新钱一万腾格，即五万枚最小面值的钱币。如旧钱不足以改铸日常使用和城市内部小商业所需的新钱，现有铸炮铜七千余斤，可先铸钱近五十万文。此举可维持秩序，商业不中断，回众不觉换主，而能感觉在皇法下生活更好。  臣以为新钱一面铸“乾隆通宝”汉字，一面铸清文及回字之喀什噶尔之名。

    为使回众各尽其职，其喀什噶尔及附近城市应酌量驻防。驻兵所需由当地回众提供。如情形需我采取其它措施，我将禀报陛下，待旨请行。三天后，我将进兵叶尔羌，会依此地情形行事。此后我将前行擒贼用兵。

    喀什噶尔前行营，乾隆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1759年9月13日)

    以上即是兆惠给皇帝奏折的梗概。这位将军在这场战争中于筹集资源上特别突出。有近一年时间，他处在没有马匹、没有银两和没有粮食的境况下，所领之兵仅三四百名，处在一块陌生、忠于敌人、充满陷阱、四面八方有敌包围的土地上。但他懂得坚持，懂得自卫，懂得进攻，直至他所求的援军到达。在援军的支持下，他的征服远至巴达克山。以他为榜样，全军将士或有英雄般的作为，或杀身成仁。“不成功便成仁”这一信条在此表现得最为充分。

    将士战败，如果不是死于敌手，就会死于刽子手刀下。不分血缘，不分官衔，一视同仁。军官与普通士兵同等对待，高级军官与下级军官同等对待，不论是谁，有错即予罪罚。雅尔哈善和Haninga两人均为帝国望族，他们被处死并不是因为背叛祖国，而仅仅是没有勇敢地履行他们的军务。皇帝对后者给予恩惠，准许他自己白缢而死。当犯错误的本人得不到惩罚时，惩罚就落到他的孩子(如果有的话)和家人身上。

    这就是发生在一位索伦族)军官身上的事。这位军官没有其他人那样勇敢，看到自己难免一死时，就投向敌人。他属于一支被敌军包围的小分队。除他之外，小分队的其他成员宁愿被杀死也不被捕获，就是“为了不给后代留下投敌叛国的恶名，以光荣的死来避免羞辱”。将军知道这位军官的怯懦行为后，立即派士兵带着他的手谕返乡，将他的家人悉数逮捕。他的家产被没收，妻子儿女沦为奴隶。男孩子还被判罚公开示众。由于父亲胆怯而受罚的这些可怜的牺牲者被穿上战袍，两耳上被插着箭，被人们拖着在城里游街。带着他们的人，时不时地高喊：“这就是叛逆之子们的下场。”同样的仪式也在军队中进行，那些所谓的罪犯也有这样的遭遇。

    在叶尔羌和喀什噶尔战事了结后，军队暂作休整，接着又上路去追击敌人。副将军富德率领的一部表现突出，他们吃苦耐劳，在遇到敌军和找到敌军时，能战而胜之。他们行进到能看到巴达克山的地方。巴达克山是一座城市，地理学家们也称之为Badaks—han，或Badacshan。在这座城市附近，有一次战斗，帝国的军队大全胜。将军们在给皇帝的一封奏折中讲起这件事：

    副将军富德得知和卓木已逃往巴达克山，于是以每天一百多里的急行军追击他。首先在阿勒楚尔附近追上了他，并与之发生了战斗。但敌人设法逃脱，富德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七月十一曰(1759年9月2曰)，富德得到通报，在克山山区附近，有人看到有大量的回民走动。他得出结论。敌人就驻扎在山区。于是，他采取措施决定前去歼灭这些逆贼。他向一名土生土长并熟知地形的布噜特人咨询，得知这里山高坡陡，难以攀登。  山处在两湖之间，一湖曰普隆库勒一湖曰叶什勒库勒。要接近此山，就必须沿其中一湖而行。此外，山间小道非常狭窄，只容两骑人马通过。

    但困难丝毫都没有令富德气馁。  日落时分，他命令手下前进，尽可能不发出声音。几小时后，他到达山上。他让稍事休息，命令将骡子能够背上来的小型轻重武器，如枪和炮等，一起发射，以此震慑敌人，使之不战自乱。结果他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枪炮刚一发射，人们就听到从远处传来妇女和儿童的哭叫声，请求宽恕。这些哭叫声正好暴露出敌人所在的位置。为了再次确认，富德命令发射第二次枪炮，他总是大踏步地向前走着，命令手下发出最响亮的喊声。最后，他们与敌人遭遇，一直战斗到次日。但死伤并不多，因为战斗是在黑暗中进行，周围又是林木灌草丛生，大部分枪弹都没有命中目标。然而，和卓木的部队的主要军官放弃了战斗，沿巴达克山落荒而逃，将战场和他们的行装留给了帝国的主人们。一俟天亮，人们开始清点俘虏：包括妇女儿童，总共有一万二千人。人们还发现有一万件武器。其中有枪、炮、刀、箭、箭袋等，还有一万多斗牛、羊、驴等。  富德副将军的上述叙述落款是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四日(1759年1 1月23曰)。

    然而，两和卓木却没有落入征服者的手中。他们躲避在巴达克山酋长的家中，首领与他们同是回教徒。要强行将他们从避难所抓出来并非易事，因此中国的将领们提出进行谈判，这是当时情势下惟一可行的。他们向酋长派出代表，请求将叛逆首领引渡给他们。中国将领就是这样称呼前不久统治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的人。代表带着将军的一封信，信中恩威并施。酋长起初似乎不为所动。他回答道，他对中国和和卓木之间的争吵并不知情，所以他不便为此作裁决，此外他的宗教不允许他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将回教徒送交不信回教的人，如果他仓猝行事，会受到指责，此外，他会凭良心办事，会去了解情况，如果大小和卓木真有罪，他会根据当地法律和宗教法律亲自惩处。

    中国人不太满意这样的答复，但事情的偶然性帮了他们的忙，其结果超乎他们的预料。两和卓木之一死于战斗中的创伤。

    另一和卓木被发现曾经在几个月之前杀害酋长的一个亲戚，因此侮辱了酋长。酋长还得知，大小和卓木不仅利用他们联盟者的一些土地，并造成土地上的巨大损失，而且还杀害那些不愿意抵抗的村庄的村民。现在酋长复仇的机会来了，他不会让它失之交臂。他命人处死了另一个和卓木，并派人向中国将军报告：

    他已经调查了大小和卓木的行为，他认为他们是有罪的，他们其中之一已经死于创伤，另一人已被他斩首。他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向中国皇帝表达他的尊敬和忠诚，如果中国将军们认为合适，他会派使节到北京，向皇帝陛下生动地亲口传达这一切情况。

这一建议太有魅力了，以至于难以推辞。皇帝得到这一消息高兴万分。皇帝以传统礼仪告慰祖先，要让全帝国都知道满族英勇。他亲自写了颂词，并将颂词加入到公告中。他召回军队，宣布和平。但他要求向巴达克山酋长索要两和卓木的尸体，至少是头颅，可以对尸体施行本应对他们本人所施行的惩处。

    酋长已经走得太远，没有体面后退的余地。他答应中国人，他会照他们的习惯去办。大和卓木的尸体己没法找到，他的人为了掩埋已将尸体运走了。惟一能满足的只有小和卓木的头，酋长派人小心翼翼地将头送到北京，给皇帝过目。举行仪式的那一天，皇帝亲自前往宫中近胜利门的一个地方，随行的有亲王、大公、文武百官。

   当全体人员入座，罪犯的头被拿出来。他们谴责罪犯的叛逆罪和其他罪行，割去罪犯的耳朵，当场献祭给皇帝和全体满族人的祖先。皇帝发表了简单的勉励讲话后，就宣布解散。人头被放置到城中行人经过都能看到的地方示众。头放在一个铁笼子里，高挂在北京进出人最多的城门旁，高十至十二法尺。人头用来恐吓百姓，对他们来说，没有比与身体分离的人头更可怕的东西了。

    皇帝在对敌人进行复仇后，想要给将士们论功行赏。伤员们也可以根据他们的伤残情况得到部分补偿。人们将伤残分为六个等级，人们称之为一级伤残、二级伤残等等。跟随主人出战的仆人和奴隶也得到银两的奖励。皇帝说道：“朕意欲将慈爱遍散人间，或许有人被遗漏，但人人俱可向我委任负责此事的大官反映，向伊等率直表明他在战争中的表现。伊等定会向朕忠实汇报，朕不会让人不满足。在此之前，为使全国看到朕是如何满足将官们的，朕在已授予的奖赏之外，赐兆惠将军‘公’之称号，及所有亲王享有之荣誉。朕还允许他如同副将军富德、明瑞和阿里衮赐紫禁城内骑马行走。朕同时恩准舒赫德，待返回北京后可享受同样待遇。

    此舒赫德为一满族鞑靼人，他的命运非常特别也非常有趣，在此我不禁顺便要汇报一下他所遭遇之事。这位贵族长期任九门提督

一职，这是帝国内最难担任的职务之一，但他赢得了普遍的掌声。满族人只说他的好品质，汉人对他也不乏溢美之词。但这样的声誉不招来妒忌是困难的，舒赫德难以幸免。人们到皇帝那边说他的坏话，他被宫廷疏远，派到军队中任职。因为人们预计，他在军中将得不到他在政府中任职那样的声誉。事实果然如此。在战争中的舒赫德样样不得体，因此他很快就失宠了。人们常常在某些方面出错，最后事态发展到皇帝向他掌管军队的其中一位女婿发出了处死舒赫德的命令。

    所有负责传送皇帝快件的邮差必须以极快的速度赶路。那位送死刑命令的信差到达得太早，但对舒赫德非常幸运，因为当时正是军队需要他的时候。他被引见给一位知道他功绩的人。当时军中的将军们已经察觉到舒赫德不是一位武夫。善良和需要促使将军们分配给他其他的工作。他们让他去负责在他们已经征服的国家中建立秩序，负责军队后勤所需。事实上，在当时人们所处的恶劣条件下，他是惟一可以被委以这样重任的人。

    然而，处死他的命令送到了。负责处决他的人向他传达了皇帝的命令。舒赫德恭恭敬敬但颇有古罗马人那样的镇静和坚定的风度，听完了命令，他说道：“我是皇上的奴隶，我的头也是属于皇上的。皇上要臣死，定是以为臣不配活在世上。但是负责执行命令又明白事态的您必然要对不执行命令而负责任的，这会使您失去生命。国家利益和共同主人的侍奉和当前的形势要求您这样去做，照您自己的判断去做吧，我已准备好一切。”

    皇帝的女婿非常为难。如果不服从命令，他就犯了死罪；如果服从吧，他有可能使全军陷于绝境。最后，他取折中方案，这同样也是舒赫德所希望的：他给舒赫德十五天时间采取措施筹足军队的储备，期限一到，皇帝的命令就执行。

    在此约定后，舒赫德继续忙他的事情，神态还是如从前那样平静安详。那些不知情的人，看到他像通常那样自由行动，都不会相信他已经失宠。那些最不喜欢他的人，甚至在皇帝面前告他的人从他的行为中也确信他这样行事的惟一动机是国家利益，使他在军事行动, 中没有取得成功的原因不是他贪生怕死。

    在他失宠的时候，他的朋友们没有抛弃他。其中一位叫做来保的大臣以年事高、为人正直、廉洁奉公而受人尊敬，他敢于为他直谏，但他只有在信使出发几天后才有机会向皇帝进谏。这位大臣应对完召他进宫的事情后，向皇帝跪下，要求皇帝让他奏明一些有关帝国利益的事。得到准许后，他强调了判处舒赫德死刑的不公道。他简单地列举了舒赫德为国家作出的贡献。他甚至敢于当着全体大臣和宫廷之中的人说，他是惟一真正忠于国家利益和皇帝本人的人，最后，他请求皇帝召回那道根据错误汇报而作出的命令。皇帝回答道：“已经来不及了，信差已上路五天了，不可能再有人跑在他前面去。”来保又说：“这不是不可能，我请求陛下能迅速派出第二位信差。”“嗯，好吧，”皇帝接着说，“既然你认为此事可行，我看只有让你去做了，我就派你去。去吧，去对舒赫德说，我让他活，我已宽恕他了。”来保答道：“要这样长途奔波，对我来说，已经太老了，但我有一子可以替我去。”皇帝说：“那么好吧，就让他去。”来保退下后，他儿子在当晚就出发前往军中。在第一个信差到达数天后，他才赶到，但名刀已有足够的时间向那位完全配受这样待遇的人宣布皇帝的恩宠。就是这个舒赫德，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皇帝同时给了他与其他三个副将军(我们已经提及)享有在紫禁城内骑马的特权。

    最后，这位君主还想让他的将军兆惠的光荣达到顶点，他命礼部查帝国古制，在获得刚刚结束的如此辉煌胜利后，该如何行事，并要求他们清晰准确地写出来，以便他的行动能与此相一致。

    礼部毫不拖延地满足了他的要求。他们不久就向皇帝呈上一份报告，上面写着，在降服敌人以后，中国旧君主的习惯做法是，首先要向保佑他们取得胜利的神衹表示感恩，然后要向他们的祖先告知他们光荣的胜利，要迎接将军们直至帝国边境，然后凯旋般地将他们带回首都。皇帝回复：这一切都得做，由礼部确定我们将军凯旋人城时的程序和仪式。但由于帝国的疆域现在比古代辽阔了许多。我就不便离开首都太远。良乡县可看做边界，我到那里迎接兆惠将军。希望在二月二十七日作好一切准备。

    在这一期限快到之时，皇帝在北京举行了祭神感恩仪式，之后又前往康熙和雍正的墓前(惟一埋葬在北京附近的两位祖先)，根据规定的形式告知祖上他所取得的胜利和成就。二十六日，他前往黄新庄，这里有一处他的行宫，距北京五十里，距良乡五里。就在良乡小城，兆惠将军及其随从等候皇帝的到来。在北城墙之外，人们设一坛，坛上安置了各种乐器，供皇帝在进行宗教仪式时演奏之用。在祭坛的旁边，人们支起一些帐篷，其中一个帐篷供皇帝和将军会见之用。其余的或为参与仪式活动的军官搭建，或给皇帝的随从。

     乾隆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七H，天刚破晓，皇帝穿着盛装，从黄新庄出发前往良乡城。他骑马，由宫廷所有成员陪同。他一到达祭坛附近，将军从他的帐篷中出来，皇帝下马，对兆惠将军说道：“你来了，经过如此疲乏和光荣的重大征战后幸运地返回了。这是你该回到家中歇歇的时候了，这对你太需要了。我愿意为你引路。但在这之前，我们要一起隆重祭奠保佑我们取得胜利的神灵。”话毕，皇帝走近祭坛。按国家礼仪举行了仪式。接着他走进为他准备的帐篷，将军兆惠、副将军富德和明瑞及其他的一些军官尾随其后。他坐下来，命令将军也坐下。人们端上了茶，皇帝亲手将一杯茶递给将军，并和蔼地对兆惠说：“你率领我军为我服务得非常好，现在轮到我在帐篷里为你服务了。喝下我递给你的这杯茶。为了向你证明我对你的表现有多满意，这是在这种场合我所能做的一切。”将军受宠若惊，他谦恭地接过皇帝递过来的茶，想要下跪磕头以感恩，结果皇帝劝阻了他。接着进行了简单的交谈，始终是皇帝问，将军答，几乎总是皇帝在对将军说。

    谈话间，行进式已经准备就绪。从良乡城至黄新庄的大道两旁排满了在不同的军旗下的人，他们根据该国的习惯拿着可为军事排场增添光彩的所有东西。在这些人的后面，是宗室成员、大公和朝廷文武百官。他们下跪，这是等待看皇帝经过的人通常应该做的姿势，无一例外，所有的人都着盛装。

    行进式从排成两列的号手开始。在他们之后，也是排成两列的定音鼓手和其他鼓手。紧随其后的是各种颜色的旗幡以及可以壮声势的其他道具。在每个方阵之间都有礼仪官。最靠近皇帝的是宦官乐手，他们或唱着，或用乐器伴奏着一支引自《诗经》的古老圣歌，这支曲子只是在举行同类仪式时才演奏，它的古老使人肃然起敬，因为它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虽然道旁挤满了人，但乐队过时，一片安静，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听清圣歌。

    与乐手隔一段距离的是皇室军官，接着是戴着黄丝绸帽的皇帝卫队。最后，伞形的华盖之下出现了皇帝本人。在皇帝前面一步是  戴头盔穿盔甲的兆惠将军。副将军富德、明瑞和来自军队的其他军官紧跟着皇帝。他们身后是三十个赤脚和戴镣铐的回民。

    仪式在黄新庄结束。所有的人都下了地，皇帝允许兆惠去向他等在附近客栈里的母亲表示问候。次日，在圆明园附近又重新举行同样的仪式。皇帝再一次凯旋般地带领获胜将军，命他向皇太后述职：这是皇帝极少给予的恩惠。此外，皇帝还赠子兆惠两匹极其漂亮的马，打扮得跟皇帝御用的一样。二十九日，这两匹马随将军向北京奔驰，这次皇帝不再陪在身旁。此外，在描写这次独特和豪华的场景时，我们只给了一个非常不全面的大体印象。

    在此，我们要结束关于西藏的历史故事了。我们还要收集关于这个王国更为详尽的地理材料，当获得这些材料后，我们会在这个集子之后介绍给我们的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