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50年于北京） 先生： 您惠寄给我的来信已经收悉。如您所希望的那样，我将在这封信中逐条予以答复。您首先向我保证说，将能够反驳您已经听到的针对在北京的传教士的意见，并且您正是为此才致函于我。接着，您又给我详细叙述了所有让您感到困惑的话。您可能因过于理智而无法感受到这些争执是多么的浅薄无聊，同时亦无法看到人们能够据此反驳的充足理由。但是，既然您希望从我这里得到这些理由，我将让您对此感到满足。我把有人已用来反驳您的一切归结为两条。 有人首先对您发问道，我们是否值得漂洋过海去为一位异教的君主绘画，或给他讲授物理、数学和天文等等。先生，如果他们在读圣保罗传（《圣经·哥林多前传》第9章22节）时见到“向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的字句，如果他们从这段值得注意的文字中得出一切其自然产生的结论，他们就不会提出这些批评。因为说到底，拯救众人的计划是一项与这位伟大的使徒相称的计划。为了拯救他们，我们通过合法、公正的手段，力求有助于那些能够为此带来如此巨大的好处的人。为了使这一虔诚的计划获得成功，我们终于在一个庞大帝国的首都中，甚至在皇帝的宫殿内，公开地行使神圣的职责和举行基督教的神圣仪式，而这又使得基督徒的人数大大增加。而且，在首都确立基督教的这种地位又导致了其他传教士得以进入那些基督教尚未被官方批准的省份，并使那些省份得以仍然具有众多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难道人们相信，为了取得如此之大的好处，圣保罗会放弃“向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吗？圣保罗本人为了给其同人带来生活所必需的物品，用自己修造帐篷的双手辛勤劳动（《圣经·使徒行传》第20章34节）。那么，为了达到这些如此崇高的目的，难道他会害怕利用绘画、数学吗？难道他没有说过“向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吗？难道我们不能在他的这句话后面再加上“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吗? Omnia autem facio propter evangelium,ut particeps ejus efficiar。一个使徒式的讲道者难道不该为一切人服务吗？难道他不该把一切归功于天主所说的话吗？先生，您看，以上就是我针对第一条意见的反驳。而且，也几乎只有它才值得我们加以强调。 我接着转入第二条，这条意见将更能迷惑人，因为它带有强烈的宗教虔诚的色彩。难道他们没有诉苦似的向您说道：仅仅以艺术和科学方面的身份去看望中国皇帝的行为有损于圣职的尊严，他们为此感到非常悲哀与耻辱吗？使徒的虔诚——此乃其首要的誓愿，难道不应该用来激励他们的勇气，使他们大胆地为基督教辩护，以便不仅仅废除那些对基督教不利的敕令，而且还应该颁布别的有利于基督教的敕令吗？ 在此，先生，我对您的答复是由您本人来探究其缘由，并以此回击那些提出此问题的人。 我知道，在您返回欧洲时，您曾在英国逗留，并在那里受到了英国国王及其大臣们的款待。您并非不知道，在这个王国里存在着基督教的教士。他们虽然经过伪装，但毕竟是在力求维持对来自罗马教廷的基督教的信仰的传教士。在您待在伦敦期间，如果您给这些传教士当中的某个人出过主意，要他们像您的那些先生硬要人们在北京所做的那样来行事，而且，如果他们当中的一员听从了您的主意，在英国国王及其大臣面前大声攻击所有用来对付基督教的法令，要求人们撤销它们，并要求人们允许全体英国人信奉与他们一样的，且被他们视为是惟一名副其实的宗教时，那他又会怎么来回答您呢？难道他不会只向您表示，这种手段是莽撞的，它产生的结果肯定是弊远大于利，而冒失并不是一种美德吗？然而，人们在欧洲具有的与统治者说话的自由和人们在东方与这些广袤疆土的主宰们说话方面存在的困难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在欧洲，人们所冒的只是被赶出宫廷或城市的危险；而在中国，违抗皇帝是一项应处极刑的死罪，而且此举很可能使基督教在这个庞大的帝国像在日本一样，被人永远废除。 但是，先生，为了让您以及您为之解释的人满意，我不应该任由你们不了解，他们要我们在中国做的事情以及要我们取得还要大的进展该有多么困难。在当今的皇帝刚刚登基时，由于其前任雍正皇帝统治时出现的对基督教的狂热迫害仍在继续，传教士们交给皇帝的画师朗世宁修士一份文书，请他呈给这位君主，以便能有利于当时在北京正受到迫害的基督教。皇帝收到了这份请愿书。但结果如何呢？结果是新一轮的迫害。衙门的官员对基督徒们极为不满，取缔基督教的判决书被张贴在各个十字路口，甚至贴到了我们教堂的门上。随后又非常严厉地指控朗世宁竟敢向皇帝呈送这样的文书。自此之后，另一种迫害突然发生。人们在宫殿内严格地对朗世宁进行搜查，看他有没有夹带与呈送给皇帝的请愿书相同的文书。 先生，您已经看到这些活动有着多大的风险。然而，传教士们并未止步于此。在迫害最厉害的时候，也是这位朗世宁修士匍匐在皇帝的脚下乞求其予以保护。这位君主脸上充满怒色，对他不加理睬，并连着几天未去原以看朗世宁作画为乐的地方。一言以蔽之，传教士们在宫内外宣讲我们神圣的宗教的声音，从来没有像在迫害之火燃得最旺时，尤其是面对两位在 在这一场合中，正是宋君荣神父试图证明归信基督教的必要性，并就这一美好的主题作了一个又长又感人的演说。两位大臣中的其中一位是个自负、傲慢的人，他是基督教的公敌，而且不管是君主还是高官显贵都不敢顶撞他，他在这一场合中被弄得目瞪口呆，并觉得很没面子。正是此人也像大多数迫害基督教的人一样，最终不得好死。由于就是他在1749年下令处死了毛里加斯特尔的桑斯主教以及他同伴中的多明我会的神父，而且也是他在云南使得两位耶稣会士，即安托尼·昂里盖、特里斯唐·德·阿戴米处于最悲惨的境地，在他此次光顾我们的教堂一年之后，他作为军队的统帅在斩首台上被人处死。在这位人人痛恨的大臣死后，曾陪同该大臣前来我们教堂的北京的地方长官对宋君荣神父说道：“我觉得您在这次会见当中有点过于勇敢。”宋君荣神父则答道：“大人，即便在皇帝面前我也愿说同样的话。我们大家都将会为能在皇帝面前，并在他的宫廷内为耶稣基督的宗教辩护以及为之而死感到高兴。” 最后，先生，基督教的精神并不是为了谋取一种个别的、不太确定的利益。人们已经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损害——这一点几乎可以确信，而且这种损害多半是无法弥补的。正是由于担心其善举会导致基督教在希腊以及奥斯曼王朝君主的所有其他领土上完全被毁灭，连教皇们也禁止那些身处土耳其皇帝统治地区的人们去亲自致力于伊斯兰教徒的改宗。 从我刚才所汇报的一切当中可得出什么结论呢？这就是应当等待天主安排的时机；这就是应当感谢天主使福音的使者在北京坚持了下来，而不是轻率地指责他们没有取得人们期望他们取得的一切成功。他们虽然置身于不时出现的风暴之中，但却借助于其为中国君主提供的某些服务，平安地在北京保留了基督教的残余，并由此孕育了这一持久存在的希望，即有朝一日在这些省重建与康熙统治时期一样的传教自由。 此外，先生，我深信您仅仅是在虔诚的驱使下才赐信于我。我希望，同样的虔诚将使您理解我的理由，而且您还能够找到其他的理由，在我们的敌人面前为我们辩护。谨致崇高的敬意。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