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进神父在37岁时曾写过这样的话：“我在很早——10岁以前——就注意到自身中明显存在着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绝对的爱。当然，那时我还没有把这缠绕我的忧虑命名。但今天，我却可以毫不犹豫地承认这是绝对的爱。总之，从我的童年开始，想拥有某种绝对的需求就成为内心生活的轴心。在这个年龄应有的种种快乐中，我只对一种根本的快乐感到幸福，这快乐就是在于拥有（或思考）某种更珍贵、更稀少、更坚固、更持久的东西。”这种话真象是出自于薇依之口。正如著名哲学家伊波利特所说：如何能忘记她谈到斯宾若莎的那些时刻？在对斯宾若莎的探索中，有一种的上帝的陶醉、对基本绝对的激情。” 薇依确实天生怀有对绝对精神、神圣精神的执着之爱。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理智必须由爱指引。如若上帝即我们期待之中的真理，惟有心灵才可触通，帕斯卡尔言之有理：真理根本不存在于无爱的人身上。薇依的亲身体验使她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用过于简单的方法设计斗争的图表，她批评马克思主义把人的一切复杂关系都归结于阶级斗争。她从乌托邦式的理想革命转向了爱的宗教“爱上帝是各种信念的惟一源泉。”在深深体验了尘世的痛苦、经历了理智在心灵之中的撕裂之后，薇依从爱的生活走向爱的沉思，爱成了她沉思的中心。而薇依的爱的沉思与不幸的沉思是紧密相关的。

薇依认为，不幸是绝对的。人的存在的不幸是无法消除的。薇依尖锐的指出，任何社会形态——哪怕是最近完美的社会形态，都不能消除人的不幸，不幸不同于不义，所以革命不能代替赎救，而只能掩盖不幸、忽略、轻看人的不幸，这也就是柏拉图所谓的猛兽式的社会社性的残忍。而在薇依看来，基督教是受苦人的宗教，它极度重视人的不幸，上帝本身就成为了不幸，当人通过不幸爱上帝时，就是真正的爱上帝。不幸之于爱如神秘之于理智。“基督教的伟大源于它并不寻求某种超自然的药剂来治疗痛苦，而是超自然地利用痛苦。” 薇依对基督教精神的体认极其深刻，她从基督之受难、从基督所置身的悲惨不幸境地中看到了“赐福”的不幸。上帝在不幸与痛苦之中创造了爱，上帝与不幸的相遇，上帝的人的不幸处境中遇到了活生生的，真实存在的基督。这也是薇依信仰的最可靠的理由。

薇依因此把握基督教最深的奥秘（虽然相信有相当多的人难以接受）：爱与受到难、不幸与爱是同一的，所以这爱是一种圣爱，但惟有为上帝之爱奉献出来的受难之心才有可能承纳这种爱。“爱是一种神圣的东西。若深入内心，就会将它撕裂的。当它被其它东西撕裂时，就是最可悲的浪费。但它宁可被其它东西撕裂而不是被神圣的爱。因为神圣的爱只撕裂自愿被撕裂的心。这种自愿是困难的。”这就是说，并非人人都能承受神圣之爱的重负，因为在不幸中创造的上帝之爱是一种炽情之爱，它完全践行于矛盾、厄运、撕裂和把自己全部付出的苦行过程中。不幸就像一颗钉向灵魂深处的钉子。爱是灵魂追求的方向，当灵魂被钉子穿透，钉在宇宙中心时，它仍朝向上帝。这颗由神圣的爱创造的钉子穿过把灵魂与上帝隔开的屏障，使灵魂超越时空，来到上帝的面前，到达创世和造物主相会之点，这个点就是十字架的交叉点。还应指出的是，薇依对上帝之爱的理解是与生活实践紧密相连的。在薇依那里，基督精神的世俗性和神圣性神秘合一，上帝无处不在，是无限小的黑芥子，田野里的珍珠，面团里的面起子，食物中的盐……神圣进入我们的世俗世界。上帝通过不幸在道成肉身中把神圣置入世界。上帝之爱永远与人间的不幸、与不幸的人相依存在。

没有人能否认这是一种至高的爱，这种爱的追求证明薇依具有正在的基督信仰，信仰从本质上讲不是安慰，而是一种重负：上帝不在场造成的不幸，应该爱这不在场的上帝。因为薇依认为上帝已化为不幸的爱和爱的不幸。正如刘小枫博士指出，这种“无神论”表明信仰者是在一种极度疲惫的状态中走向超自然的神恩，它体现的是一纯正的圣爱有神论，人与人之间的爱的有神论——真实的上帝已倾空自己而成为这种爱。[参见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三联书店，1993。]谁能否认这种精神信仰——无神地信仰上帝——具有更虔诚更深刻的内涵呢？这种信仰意味着使信仰非形而上学化，并在世俗的存在中活出上帝的映像。信仰最终成为一种生活实践。因此，“人的注意力、信念和爱几乎全部都集中在上帝非人的方面，这样的人可能 自称为无神论者，而实际上他们却是真正的信徒。还有比太阳更动人更准确地代表上帝东西吗？酷爱太阳的人便不是偶像崇拜者。”薇依就是这样一个一心去拥抱信仰，肩负重负去实践信仰的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