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依的基督信仰思想是从她深刻的人生与社会的体验中得出的。特别是战争惨剧对欧洲文明的摧残使她感到欧洲人从1914年以来就受到“内病”的侵蚀《这场战争是一场宗教战争》。欧洲病的发生原因就是取消了宗教问题—人应该永远直接面对善恶之选择的问题。多少年来，人们运用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个矛盾：一是“非宗教”的方法，即否认善恶对立，以“一切都平等”的原则把人作为“定向努力”的人的“本质本身”脱离开来，使人陷于烦乱。另一种方法是偶像崇拜，实际上是对伪装成神明的社会现实的绝对崇拜的意义上讲的宗教方法。这种方法意在划定善与恶这两个对立面“无权进入”的围墙，使人产生这样的幻觉：可以在监护人的围墙之外免除任何伦理责任。这两种方法都使欧洲走向失败：前者使欧洲分崩离析，后者造成专制的

恶果。

     薇依探寻的是第三种方法：神秘主义。薇依的神秘主义“超出善与恶对立的范围之外，而这是通过灵魂和绝对的善的合一现实的”。薇依的神秘主义信仰的神秘合一的对象是耶稣基督的上帝。这是真实的爱的结合，灵魂在这这之后“总是变成他者”。灵魂为了变化应该赞美上帝。薇依的神秘主义在基督信仰的神秘主义思想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薇依始终坚持理智精神指引下的基督信仰，她把基督信仰与基督宗教（基督教信仰）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基督精神不等同于基督教。虽然她一直拒绝受洗和参与圣事，置身于教会、基督团体之外，但她的实践和精神却证明她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

薇依的惟基督论与泛基督论会合于她的基督信仰之中。她认信上帝，认为惟有基督的上帝是真实的上帝。这种信仰的确立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激烈甚至痛苦的思考。最初，薇依对上帝还只是感情上的认同，在理智上还有抵触：“我仍有一半在拒绝，这不是我的爱，而是我的理智……一个人决不会纯粹为了理智去虔心祈祷上帝。”理智的深厚根底和科学知识的较高素养使薇依怀疑超自然的存在。但是，她通过理智上的努力，找到了理智与上帝的接触的点，这就是理智的注意力，感情与上帝的接触是祈祷，而理智与上帝接触的方式是注意力。这种注意力并不是要证明上帝，推论上帝是否存在，而是把自身的注意力引向上帝，使心智趋向和接受上帝成为可能。而不能相遇的上帝永远在我的期待之中。薇依对上帝的这种感悟，令人想到法国伟大的犹太宗教学家勒维纳斯的“来到观念之中的上帝”。希伯来《圣经》证明的上帝意味着上帝的超越，把存在与神秘联系在一起的超越。上帝的在场与不在场、可见与不可见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超越者通过入神状态超越本质以期待“未被存在染指的上帝”。其实，柏拉图是最早为这种期待精神咏唱颂歌的人，他区别了两种真理，通过判断得出的真理、抽象的真理、即存在的表象；还有人通过静思、体验得出的真理。而静思是注意力活动的最终形式，具有神性本质，犹如马勒伯朗士的祈祷形式，神恩对之予以回答。也就是说，被认识的对象和认识的主体、即爱与知之间的对立被超越了。身在不完美的尘世中的人只有在对完美存在的期待之中获得信仰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