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顿觉得「作为一个隐修士，我是有权使自己从过去隐修士所享受的精神特权而得益」，第一代基督徒隐士就是公元第四世纪，在埃及、巴勒斯坦、阿拉伯沙漠中，拋弃一切为追求符合基督精神的一批男士，他们惯常被称为「旷野教父」。梅顿认为这些教父他们所追求的，主要是在基督内的真我，他们不是反抗社会，也不纯然是个人主义者，沙漠教父们不想成为受世界的社会所强制的，成为形式与虚假的自我，他们接受且以生命的真挚去把握最质朴、原始的基督信仰，但这些沙漠教父们也不热衷于神学上的辩论，梅顿说：「这样的隐士必须是信仰成熟的人，谦虚、舍弃自己，甚至达到可怕的程度。......他绝不能有一丝一毫与他表面的、短暂的、自建的自我认同。他必须......丧失在基督之内」，隐修士、沙漠教父们所过的便是孤独、劳苦、贫穷、圣洁、简朴和祈祷的生活，如此使那深潜的自我涌现，和基督的生命合而为一。

　　沙漠教父、隐修士的特征何在？梅顿指出隐修士首先是祈祷的人，不断地祈祷、有意识地生活在祈祷的气氛内，每件事都在祈祷的意向里，都变成祈祷。保禄在罗马书八章就如此说：「圣神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神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神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神的意思，因为圣神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八：16~27)，梅顿告诉我们，基督徒、隐修士的祈祷，是上主圣神所带领的祈祷，真正的祈祷生活是整个人生命之动向，包括他的理智、意志、感情、感觉、官能及他所有一切，当人的内心存思上主的临在、所有工作皆置放在上主的标记之下时，他的言行举动，都能成为祈祷；祈祷的人也会是一位自我牺牲的人，牺牲的第一步是愿意放弃一切私有财产权，梅顿明示「隐修士没有自己的东西，甚而把拥有权力都予以放弃，不拘事物本身的币值多么微不足道，也都不是自己的」，祈祷的人是真正贫穷(神贫)的人，这样的祈祷者、沙漠教父、隐修士，当他放弃所有权时乃具有象征与先知性的意义──对妄用所有权发出一种无言的谴责，也是宣告万物真正的所有权属于上主，隐修士、真正祈祷的人应严格且慷慨地面对基本的贫乏，放弃舒适、利益，用自己的双手吃劳禄所得，隐修士、祈祷者是成一个贫穷人，直接让上主眷顾并爱护穷人；隐修士、祈祷者必然关心正义问题。卢云发现「在宁静中梅顿发现成为修士是卓越的社会性呼召」，一位隐修士、祈祷者若他的孤独安静未具社会层面时，这种孤独、宁静就成了虚假，梅顿「在他宁静的深处，他经验到新的团结一致，并且他似乎在那里，就是他最孤独的地方，找到了团体的基础」。

　　沙漠、旷野的操练给人一种智能，与神的同在则生命产生了洞识与正统实践的力量，基督徒隐修士于是成为社会正义犀利的批判者，沙漠教父大安东尼在当时的社会，他就具有这种角色；十二世纪修道院改革者圣伯纳德对当代欧洲社会亦然。圣神看透万事，领受圣神的隐修士、祈祷者即是如此。

　　在《世俗日志》中，梅顿曾惊奇地表示：「......甚么使国家团结起来，甚么保持着世界不致四分五裂。正是像这修道院的地方──不单是这间，必定还有其它......这是美国唯一的真城市──只有它独自在旷野中」，写这段文字时正值二次大战期间，梅顿在圣母客西马尼修院安静时记下他的默想，是旷野的智能使他生命回转归向上主，他看到战火中的美国唯一真实的城市是像修道院的地方；是真实的乃因它等候上主，它拥有孤独与宁静，它领受圣神的带领，它让天主居首位。在修院的旷野操练，梅顿体悟灵性生命的价值，原来安静、孤独、默想、阅读、研经、静观、祈祷是勇者的举动，这些内在操练莫不和社会行动相关联，隐修士、祈祷者不是为个人得救来隐退，而是真正为社会及他人而舍弃自己；梅顿写《七重山》时他表示，修院的宁静、祈祷、默观，使他「怀着极大的怜悯回望这世界」，他带着信仰的能力和爱的医治再度踏入世俗中，在他生命的最后九年中，梅顿对世界时事与非暴力运动投注相当深入，当时全球人士有不少有心之士也都留心这位隐修士、祈祷者的言论方向。梅顿本人即应验、印证了隐修士、祈祷者所主张的「沙漠智能」，不只梅顿，富高神父、加勒度小兄弟、泰泽的罗哲弟兄、甚至加尔各答的德雷莎修女，他(她)们的生活都见证了福音的信息及自沙漠来的智能，这智能非出于人类本根才智，而是十字架的逆转真理，从沙漠涌出活水江河。

　　对梅顿而言，隐修士、祈祷者他个人虽远离尘世生活在旷野中，在一种围禁的堡垒里默观并赞美上主，但隐修士无法自社会的公共痛苦中抽离，梅顿认为极有可能隐修士、祈祷者比一般人更为敏感，因为隐修士们生活在一种较诸常人更精神性的方式下；隐修士是被派在一种隐蔽、精神的前线上，借着祷告、自我牺牲而在奥秘中从事争战，根据梅顿自己的经验和见解，他认为隐修士对历史、政治、时代讯息的掌握「有一种与众不同，或许较为精确的看法，隐修生活深藏的本质是亘古长存不容变更的，隐修生活的基本因素有：孤独、贫穷、静默、谦逊、服从、祈祷、劳动、默观等这些是不可变动的，至于隐修生活上次要、附属的则随时代均可改变。

　　今日世界最大的变化动力，有人认为是在政治方面，梅顿指出形成政治影响力量的背后，是上主的最高智能，隐修士、祈祷者「必须是众人中一位最知道天意之潜在行动的人。假如他是一位肯牺牲、心静和祈祷的人，那么，他一定会知道」，梅顿很严肃地提醒我们，「在我们的时代里，其它的人都卷入一种文化和政治大奋斗的迫切中，隐修士仍以〝作隐修士〞，作上主的人，也即是作一个专依恃上主、专为上主而生活的人，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一番话对廿世纪的基督教会是颇中肯的谏言，对今日廿一世纪的教会也未尝不是叫我们省思的逆耳忠言；在政治方面，我们的反应常是过或不及，原因在于教会常忘了安静等候和耐心祈祷，我们最首要的任务是为上主而活、专注于天主国。

    孤独对于人的内在光辉及灵修生活有无比的重要性，二次大战时期，全世界遭到极权主义的侵袭，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受贬抑，内在自由及对不可侵犯的孤独之重视是战后思想界一贯的作风，事实上也不得不如此，人固然是社会性的动物，但是梅顿认为：「社会的存在有赖它成员不可侵犯的孤独。......作为一个人，需要有责任和自由，而这两个因素意会着一种内在的孤独，是一种个人诚笃的表现，个人自己真正的感受及投入社会的能力，......人在被剥削自由及孤独的情况下，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将成为腐朽的，它漫延着屈辱、厌恶及憎恨」；卢云在《始于宁谧处》一书中也如此表示：「没有一个独处的地方，我们的生命将处于危机中。......没有沉默，说话也失去其意义......没有一处孤寂的地方，我们的行动很快就成了空洞的姿势」，这两位廿世纪灵修大师，对孤独的重要相见雷同，在孤独宁谧中，人类的内在生命方能释放而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