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格尼尼档案：颠覆教会的案例研究
作者：若翰·肯尼斯·魏斯基特尔
阿尼巴莱·布格尼尼，新圣事礼仪的伟大设计师，不仅创立了教会的新弥撒仪式，还恢复了1955年的圣周仪式（Hebdomadae Sanctctae instauratae），被指责为整个宇宙的伟大建筑师。尽管证据不确凿，但仍然有重要的论据使人相信布格尼尼是共济会会员，并有意识地作为教会敌人的代理人破坏了圣事礼仪。这一指控的证据由作者约翰·魏斯基特提供，同时还提供了他们自两百年前就立志渗透到天主教教会神职人员中的秘密社团的阴谋史。
1976年4月，一本书震惊了意大利天主教徒，并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这部作品在佛罗伦萨印刷，名为《Nel Fumo di Satana.Verso t'ultimo scontro》（《在撒旦的烟雾中，走向最后的冲突》），是对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来教会状况的深刻批评.1
被直接抨击的是 “大主教 ”阿尼巴莱·布格尼尼（Annibale Bugnini, C.M.，1912-1982 年），他是大公会议圣事礼仪筹备委员会秘书长，主持了礼仪的 重大‘改革’。
“改革是由这位终于揭开了面具的布格尼尼实施的，”这本书指责道，“他的确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共济会会员”。自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指控比这更尖锐了——一位教会高级官员被指控为他发誓要捍卫的教会的敌人。
使之更可信的是作者铁托·卡西尼（Tito Casini），他不是一个揭发丑闻的人，而是一位享有盛誉令人信服的作家，尤其以他的弥撒中的作品而闻名。
然而，这个消息并不是卡西尼披露的，他只是在报告前一年夏天发生的一起事件。当时，一名神父拜访了保禄六世的办公室，把一份证明布格尼尼是共济会成员的文件放在教宗的桌子上，并警告说，如果不采取行动，他将把这一消息公之于众。保禄六世立即采取行动，任命布格尼尼为伊朗公使，这是一项尽可能远离审查的职务，并解散了教廷圣事礼仪委员会。
出乎意料的是，教宗保禄六世的这一解决方案并没有得到传统主义者的认同，而且威胁性的披露也随之而来。 在卡西尼的“爆炸性”披露的一个月前，马塞尔·勒菲弗大主教（Archbishop Marcel Lefebvre）在他的《致朋友和资助者的信》中宣称：“现在，当我们在听到罗马礼仪改革的核心和灵魂是共济会成员时，我们会认为他可能不是唯一的一个共济会员。”
毫无疑问，这层蒙在神职人员头上、使信徒感到困惑的最大欺骗的面纱已经开始被撕破了4。
此外，1976 年 6 月出版的意大利刊物《SI，SI，No，No》以及四个月后出版的法国《天主教改革》（La Contre-reforme catholique）10 月刊等都刊登了这一消息。5
与此同时，布格尼尼（ Bugnini读作 ‘Boo nyee nee’）强烈否认自己曾踏入过共济会会所，他正在适应伊斯兰国家的生活，直到去世前不久才离开。6
这场争论很快就平息并被人遗忘，但正如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的那样，有些人还是想 ‘死马当活马医’。“炸弹”就此偃旗息鼓，但在随后的几年里，人们仍然希望，尤其是当局，对这些指控进行彻底审查。毕竟，不可能简单地让怀疑、犹豫和猜忌听之任之；正义和对真理的热爱[原文如此]不能接受这种做法。V.列维的否认，《罗马观察报》（Riflessioni di fine settirnana ，L'Osservatore Romano），1976年10月10日，在5i, 5中引发了进一步的指控。No, No. (问题来了，这样一份充满谎言和诽谤的有害的、反教会的有毒出版物是如何成功的，即使是由一位神父在指导，怎么会在离罗马如此之近的格罗塔费拉塔（Grottaferrata）兴盛起来？）7。
但去年，在这位饱受诟病的“大主教”去世十年后，人们在这匹老马身上发现了生命的迹象，‘炸弹’再次发出滴答声。总部位于意大利的《30天》（30 Days）杂志在今年夏天提出了这个问题。一个12页的部分，有趣的标题为《档案:共济会和礼仪改革的应用》承诺回答有争议的问题。
是吗 ?
代号:“Buan”
“这封信的开头写道：亲爱的Buan(据称是布格尼尼共济会的代号)，”这封信注明了日期1964年7月14日：
我们将兄弟会（Council of Brothers共济会员之另称）所设立的任务通知你：我们通知你，兄弟会理事会与大导师和王位继承人达成协议，为你制定了任务，我们责成你......通过混淆仪式和语言来传播非基督教化，并让神父、主教和红衣主教相互对立。语言和仪式的混乱意味着我们的胜利，因为语言和仪式的统一一直是天主教会的力量......一切都必须在十年内实现8。
这是一份罪证确凿的文件，也许会是一份诅咒。但更重要的是布格尼尼据称于 1967 年 7 月 2 日做出的答复：
“无与伦比的大导师（Peerless Grand Master）......取消圣祭的步骤正在迅速进行。我们正在迅速采取解除宗教信仰的措施。另一项指示已于去年 6 月 19 日生效。现在我们可以宣称胜利了，因为地方语言在整个礼仪中，甚至在最重要的部分，地方语言都享有主权......在各种教规中都有最大限度的选择自由、......简而言之，我相信我已经按照您的指示，在这份文件中播下了最大许可的种子。
为了使教皇批准这份文件，面对我在礼仪部的敌人，我不得不进行激烈的斗争，利用一切机会使教皇批准我的计划。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我们立即得到了我们在宇宙法则中的朋友和兄弟们的支持，他们是忠诚的。感谢您寄来的款项，希望很快能见到您，我向您致以最诚挚的问候。你的兄弟Buan.”9
这篇文章的作者安德烈亚·托尼利（Andrea Tornielli）又是如何看待这些文件的呢？ 起初，他也表达了许多人在评价这些文件时的不确定性：
那么这些文件--对涉案人来说是高度机密的文件--是真实的还是伪造的？而他一直否认与共济会有任何联系， 因为这些信件是打字机写成的，然后由一个据说是神秘的“内鬼”复制并泄露给某些主教和红衣主教的。其中包括热那亚大主教朱塞佩·西里枢（Giuseppe Siri）和使徒会议主席（the Prefect of the Apostolic Signatura）迪诺·斯塔法（Dino Staffa）。如果这些信件是真实的，那么它们就意味着有人蓄意从内部侵蚀天主教教义和礼拜仪式。但它们也可能是伪造的，是某些急于在教廷内部制造敌对“派系”的人狡猾地泄露出来的。毫无疑问，这两封信函的措辞似乎过于粗鲁和生硬。但是布格尼尼改革的结果完全符合其中所表达的意图。10
然而，在研究过程中，这些矛盾的特征被巧妙地 ‘解决 ’了，即使是隐晦地 ‘化解 ’了，以免除布格尼尼、保禄六世及其同伴的任何错误行为。文章提到了布格尼尼流亡伊朗期间的 ‘宝贵的外交工作’，巧合的是在同一时期，伊朗国王被阿亚图拉·霍梅尼推翻。 事实上，文章还没写到一半，整个问题似乎就被作者遗忘了。 文章用了大量篇幅探讨后大公会议礼仪如何从拉丁语转向地方语言，而不是探讨布格尼尼事件。托尼利认为，‘改革 ’符合‘亲爱的布安’信中所表达的意图，他本可以在谈及大公会议礼仪时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这并不是说讨论无趣，恰恰相反，因为所涉及的材料包括布格尼尼早期职业生涯中的一些事件，以及他与保禄六世的工作关系。托尼利（Tornielli ）写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安尼巴莱·布格尼尼（Annibale Bugnini）神父立即担任庇护十二世成立的礼仪委员会秘书，负责制定圣周礼仪改革方案。但他的改良主义倾向更早。1944 年，他曾请 阿里戈·平托内洛（Arrigo Pintonello ）主教翻译一些由德国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撰写的关于礼仪革新的文本....11。
1962年，担任宗座礼仪筹备委员会秘书的布格尼尼遭受了他所谓的“我的第一次流放”，首先是委员会主席阿卡迪奥·拉拉奥纳枢机（Arcadio Larraona）将他解职，然后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解除了他在拉特郎大学宗座牧灵学院担任礼仪教师的职位。”12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年长主教’告诉《30天》杂志：“他们把秘书赶走了，因为他想改变那些不能碰的东西[斜体字加了JKW]，尤其是因为他不适合这项任务。”13
然而，“流放”是短暂的，布格尼尼后来说：“我是保禄六世和大公会议愿望的忠实执行者。”14
但有时，保罗六世似乎是布格尼尼愿望的忠实执行者。托尼利（Tornielli）回忆说，1967年，教宗要求(通过梵蒂冈国务秘书处)“每日弥撒和节日弥撒应始终包含拉丁文文本和地方语翻译，可以用较小的字体。”
由于“技术原因”，这项干预被拒绝了。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由保禄六世的忠实创新者——阿尼巴莱·布格尼尼（Annibale Bugnini）提供的:“这个原则本身是好的，但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礼仪书籍的规模过大，技术上有困难，特别是对于那些甚至不使用拉丁字符....的国家。”16
最终，后者的立场胜出。
这一集很有启发性，原因有很多。从 “改革者”的角度来看，拉丁语被抛弃得越快，他们的新宗教礼仪就能越快完全取代真正的天主教礼仪。既然全方言的新“弥撒”是最终目标，而古老、可敬的拉丁语祷文也被弃置一旁，为现代祷文让路（充其量与以前的传统祷文只有微妙的关系），那么这些礼仪编辑为什么还要考虑出版双语卷所涉及的额外麻烦和费用呢？如果 “改革”的全部目的是为了完全摒弃拉丁文，那又何必费心将拉丁文纳入新的圣礼中呢？至于保禄二世的反应，则是大公会议教皇们在宗教生活各个领域的典型举止。
尽管教宗蒙蒂尼在这次干预之后还活了十多年，但他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礼仪革命。拉丁语非但没有卷土重来，反而被越推越远，若望·保禄二世——尽管他在电视上播出了拉丁语圣诞节弥撒——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变这一政策。
《30天》专题还包括对布格尼尼的朋友和礼仪合作者戈塔多·帕斯夸莱蒂（Gottardo Pasqualetti）神父的简短采访，后者帮助他编辑了回忆录并为其撰写了序言。
在回答安德里亚·托尼利（Andrea Tornielli）关于伊朗流亡细节的问题时，他说：对于布格尼尼来说，这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对他来说，最痛苦的事情是，在没有被告知原因的情况下，他被撤职了。
甚至在教宗[原文如此]接见他时，也没有提及此事。
根据布格尼尼的说法，这一决定是由一个阴谋造成的，该阴谋基于他所谓的共济会成员身份的伪造文件。17
戈塔多·帕斯夸莱蒂（Gottardo Pasqualetti）驳斥了保禄六世在没有仔细阅读的情况下签署了臭名昭著的《弥撒新秩序总指示》的说法。虽然考虑到“有些事情引起了教皇的注意（例如异端的第7条，也许？JKW）”的可能性，但他强调布格尼尼和保禄六世“花了很多时间一起修改所有的文本”。18
尽管合作如此密切，戈塔多·帕斯夸莱蒂（Gottardo Pasqualetti）坚持认为，布格尼尼被流放的部分原因与梵蒂冈在《新弥撒礼仪》（the Novus Ordo Missae）问题上所承受的压力有关，后来发起了一场运动来撤销秘书的工作。“1975年，”他说，“不仅前任秘书被赶下台，而且他的所有痕迹都被抹去，他所创造的东西被摧毁。直到今天，当圣事部（the Congregation for Divine Worship ）的主教们谈到礼仪改革的年代时，他们都避免提及布格尼尼。19
安德里亚·托尼利（Andrea Tornielli）在文章的最后也以同样的笔调写道，布格尼尼的离开与早先礼仪 ‘改革’的‘辉煌岁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段时期之后，有些事情出现了一些无法弥补的错误。 曾经如此信任布格尼尼的保禄六世在大公会议之后的几年里将他驱逐。 可以说，改革已经真正地结束了”。 20
归根结底，《30天》杂志的封面故事与其说是“揭露”，不如说是“戏弄”。文章中很少涉及标题中所承诺的挑战性话题；相反，书中提供给读者的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改革”细节，弥撒经书和祈祷书是如何被“去拉丁化”的，共济会的历史，以及共济会的主题及其对教会的渗透只是匆匆一瞥。本可以对丑闻进行深入的调查，以及“布格尼尼改革的结果如何完全符合(两封有争议的信)所表达的意图”，以及对理解共济会阴谋的宝贵贡献，但最终只是一种新闻手法的练习，并没有揭示出这个主题的真正新内容。
被占领的教堂
与《30 天》的传播不同，本文在面对这一问题时不会退缩。尽管布格尼尼与秘密社团的关系可能永远被笼罩在与这些阴谋有关的黑暗之中，但我们仍然可以根据已知的情况做出有根据的推断。对于天主教徒来说，能够辨别出正在对教会发动无情战争的影子军队的轮廓实在是太重要了，不能在没有仔细考虑这些事实的情况下就对这些指控不屑一顾。
那么关于布格尼尼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虽然许多有信誉的消息来源都相信他有罪，但这些指控并非没有受到质疑。“他是不是共济会员？”(也许只有他的大导师——假定他有的话——才知道。)他是真心否认，还是只是掩盖自己的行踪？布格尼尼的秘密——如果真有秘密的话——将随他一起进入坟墓。鉴于他没有公开承认，同样也缺乏将他与该组织联系起来的无可争议的证据，结论自然是宣布这个问题陷入僵局，并且就此作罢。
诚然，除了有争议的卷宗之外，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布格尼尼与共济会会所（the Lodge）有牵连。不过，还是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行调查。如果他的共济会成员身份无法得到确切证明，也有大量间接证据可以将他与该组织联系起来，或者至少可以证明他所实施的活动与教会公开宣布的敌人的既定目标极为相似。
1975年，法国作家雅克·普罗卡德·阿萨克(Jacques Ploncard d’assac)写了一本书名颇具挑战性的书，书名是《被占领的教堂》（L'Eglise Occupee）。他对这项研究的论点作了如下解释，他在题为 “教会内部的秘密社团？”的一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证明，今天困扰教会的所有‘新奇事物’只不过是罗马一再谴责的过去的错误，那么人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20世纪末，教会被一个奇怪的教派所占领，就像一个国家能够被敌人占领一样。”21
他在题为“教会内部的秘密组织？”一章的开头写道：“渗入教会以动摇其教义和控制其圣秩制度的想法看似奇怪，却从未停止过让各种秘密社团着迷。实现这一目标的最著名的尝试是 18 世纪巴伐利亚的 “光明会（Illuminati）”和 19 世纪意大利的“烧炭党 （Alta Vendita）”（注：19世纪意大利秘密社会组织，旨在推翻天主教教会，并通过渗透和改造教会内部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在教会内部实现革命性变革，推动自由主义和激进思想。）。
1906年，在巴黎出版了意大利作家安东尼奥·福加扎罗(Antonio Fogazzaro)的一本名为《圣》(Il Santo - the Saint)的法语译本。按照小说的标准来看，这本书只是平庸之作，如果不是因为它宣传了现代主义教派的教义和方法，毫无疑问，这本书早就被遗忘了。
这些都足以令人震惊；其计划不外乎是在教会的怀抱中建立一个秘密社团，目的是夺取对圣秩制度中最高职位的控制，从而实现教会的演变，使教会的发展符合现代的思想。22
对布格尼尼案件的任何思考都必须从这一显而易见的前提（敌人试图潜入教会，以便更好地摧毁教会）开始。否则，批评家们就会轻易地将‘共济会主教之说’斥之为传统天主教徒的偏执幻想。关于以下证据的收集，有几点必须牢记。首先，没有使用任何可以被合理的视为是欺诈或可疑的证据。大部分证据都来自梵蒂冈大公会议之前的资料，或者是捕获的秘密社团文件，罗马教廷认为这些文件是真实的，并下令予以公布。其次，还引用了其他文件，这些文件虽然未经教会裁定，但具有公开性。这些文件包括共济会及其公开盟友发表的书面声明。总之，我们应该考虑的是事实，而正是从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对布格尼尼事件有所了解。
基督的敌人有计划的颠覆
现代颠覆罗马天主教会的运动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中期，当时，一群狂热而声嘶力竭的叛教者在所谓的启蒙运动中聚集在一起。虽然当时整个欧洲都有 “自由思想者 ”嘲笑教会的每一项教义和实践，但这些肮脏攻击的中心却是法国，尤其是那些负责撰写和编辑臭名昭著的《百科全书》（或英文《Encyclopedie》）的虚伪知识分子。百科全书派的领路人是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Francois Marie Arouet），世人更熟悉他的笔名——伏尔泰（Voltaire）。
和许多百科全书编纂者一样，伏尔泰也是共济会会员。五十年来，他在给其他激进分子的信中总是以“ecrasons nous I’infame”(让我们碾碎这个坏蛋——意思是打败基督和祂的教会)作为信的结束语。尽管他名义上信奉天主教，但这种对天主教的地狱般的无尽仇恨与文学天才结合在一起，使著名的天主教作家雅克·克雷蒂诺-若利（Jacques Cretineau-Joly）形容他是“世界上见过的最完美的撒旦化身”。23
乔治·狄龙主教讲述了以下关于伏尔泰的事件：“一个警察中尉曾经对他说，尽管他写了那么多，但他永远无法摧毁基督教会。‘这正
是我们将要看到的’，他回答说”。24
伏尔泰和《百科全书》编篡者的攻击对法国的思想氛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引发了社会骚动，最终导致了 1789 年大革命的流血事件。 他们在推进共济会目标方面的贡献并没有在会所上消失。 克拉伦斯·凯利神父（ Clarence Kelly）在他的著作《反对天主和人类的阴谋》中，引用了1904年共济会大东方会所上的一次讲话如下:
十八世纪，光荣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们在我们的圣殿里形成了一个群狂热的听众，当时只有他们在呼喊人群中还不为人所知的光辉格言：“自由、平等、博爱”。革命的种子在这群精英中迅速发芽。 我们杰出的共济会员达朗贝尔、狄德罗、赫列维乌斯、德霍尔巴赫、伏尔泰、孔多塞完成了思想的演变，为新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当巴士底狱被攻陷时侯，共济会以其至高无上的荣誉，将它精心制定的宪章（即《人权宣言》）交给了人类。 (掌声）25
然而，尽管他们助长了血腥的汪洋，但这些反基督者却从未忘记他们的两面派行径，在需要的时候总是躲在虔诚的外表或隐晦的语言背后。狄龙主教在谈到伏尔泰时写道：
伏尔泰，“世界上最完美的撒旦化身”。
他也是一个伪君子，就像他离开的学校一样。他内心深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异教徒，只要符合他的目的，他既可以信教，甚至还可以假装对宗教充满热情。他期望国王给他一笔抚恤金，于是写信给他的一个弟子阿根塔吉（M. Argenta J）先生，后者责备他的虚伪和自相矛盾的行为。“如果我有十万人，我很清楚我要做什么；不过，既然我还没有得到它们，复活节的时候我要去参加圣餐。你想叫我伪君子就叫吧。” 伏尔泰在拿到养老金后，第二年就去参加了圣餐....”26
在他们导师的带领下，《百科全书》的编纂者们精通伪装的艺术与技巧，他们不虔诚的谎言隐藏在模糊和暗语的森林中。古斯塔夫·库姆斯（Gustave Combes）在他的《异教的复兴》（Revival of Paganism一书中指出，他们用尽了所有的聪明才智来掩盖他们的攻击，这样国家当局就不会惊慌，普通读者也不会警惕。最杰出的编纂者之一d’Alembcrt谈到了“这场秘密战争”，它隐蔽地破坏，以便更好地摧毁。奈根（Naigeon）和孔多塞（Condorcet）谈到了“那些含沙射影的文章”，其中“一个人带着偏见把宗教践踏在脚下，却又不显山不露水的这样做”，其中“受人尊敬的错误”被“他们证据的弱点”系统地被背叛，在那里他们被“接近真理，深入到他们错误的根源”而震惊。27
这一切听起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世纪后现代派的手法。28
尽管今天细心的天主教徒可以识破《百科全书》的许多谎言，但它还是欺骗了那个时代的许多人。科恩比斯写道：
读者不禁会觉得无神论玷污了每一行文字。但总的来说，《百科全书》是如此谨慎和温和，以至于他不愿意谴责它是颠覆性的，除非他仔细阅读，发现它的真正含义和攻击的野蛮本质。此外，这种无神论出现在读者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例如，在与任何宗教主题无关的标题下，在这些基本上无害的学术文章中，《百科全书》对“基督教狂热”进行了最恶毒的批判。
但是，无论它的教义是隐秘地还是公开地表达出来，无论它采取的是讽刺还是谩骂的形式，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有一个目的：从四面八方打击基督宗教，毫不留情地破坏文明的根基，摧毁一切权威和健全的原则。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集结了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暗中在世界上蔓延的所有非宗教势力，并把对教会的所有指控都归咎于它们自己。 百科全书》汇集了反宗教哲学家的所有论点和反驳意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总论，与圣托马斯总论相抗衡，大获全胜；一个从人类思想深处萌发的新福音，意在取代所谓上帝启示的福音。 事实上，它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并将带给世界29。
但是，不管它的教义是秘密地还是公开地表达出来，不管它是以讽刺的形式还是以谩骂的形式表达出来，它的目的都只有一个：从四面八方打击基督宗教，毫不留情地破坏文明的基础，摧毁一切权威和一切健全的原则。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集结了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一直在世界各地秘密传播的所有反宗教势力，并把所有针对教会的指控都变成了他们自己的说法。《百科全书》汇集了反宗教哲学家的所有论点和反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总论，与圣多玛斯的总论相抗衡；一种从人类思想深处迸发萌发出来的新福音，旨在取代被认为是天主启示的福音。事实上，它预示着这世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29
通过糟糕的神职人员腐蚀信徒
说了这么长的题外话，是为了强调，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撒旦对基督的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教会的大部分历史中，异端一旦暴露，就会公开开始攻击教会。 但伏尔泰和他的弟子们改变了这种情况。 教会的敌人不再（除了少数明显的例外）对教会发起正面攻击；从今以后，他们的计划是巧妙地嘲弄教会的教义和权威，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从内部颠覆教会。 他们不会像往常那样喋喋不休地谩骂，而是像毒蛇一样蛰伏在教会的怀抱中，当面对自己的错误时，他们会举起双手，故作惊讶地喊道：“你们肯定不相信我是这个意思。”
然后，除非被彻底揭穿，否则他们就会坚定地（即使是虚假的）宣称自己的信仰是正统的，并对罗马忠贞不渝。 在此，我只想再解释一下这一点，以说明梵二会议之前的进展情况。
这种变化几乎立即显现出来。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当大多数忠诚的主教和神父为了保住脑袋而转入地下时，出现了一批新的神职人员，他们毫无顾忌地试图将大革命时期的--完全不符合天主教精神的--口号 “自由、平等、博爱 ”与教会联系起来。虽然这些被称为“立宪神职人员”的人假装忠于天主教的一切，但这一诡计并没有持续多久。教皇庇护六世（Pope Pius VI）暂停了他们的职务，并禁止信徒接受他们的圣事。早在 1775 年，这位教皇就在他的第一份通谕《不可思议》（Inscrutabile）中对共济会的渗透提出了警告，这种渗透不仅存在于政府的最高层，甚至还渗透到了神职人员的队伍中。在此之前的九年，教皇克莱蒙十三世（Pope Clement XIII）在他的反共济会通谕《基督教共和国》（Christianas Reipubliciz Salus）中也提出了同样的强烈建议：“一切善的敌人都在主的田地里播下了邪恶的种子，邪恶已经迅速滋长，以至于有可能毁掉庄稼。庇护六世(Pius VI)的继任者庇护七世(Pius VII)看到了一个与之相关秘密社团--“烧炭党”(Carbonari)的兴起，揭露了他们的口是心非，他写道：“他们对天主教信仰、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Jesus Christ)及其教义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服从和奇异的热情，他们有时胆敢称耶稣基督为他们社会的统治者和伟大的老师。”32
然而，尽管梵蒂冈对 “立宪神职人员 ”进行了打击（也许过于温和），但一种有害的模式已经形成，敌人认为没有理由放弃它。
法国的革命神职人员不过是辐射整个欧洲的更大规模秘密运动的外在表现。 事实上，他们的转变反映了德国也在进行的宣传。 1785 年，巴伐利亚警方查获并公布了一个曾被他们镇压的激进反基督教团体--秘密光明会（Illuminati）邪教--的文件。 在这些著作中，亚当·魏绍普（Adam Weishaupt），一个叛教的前大学教授，也是光明会的领袖，传授了一种 “解放神学”，比教会圈子里流行的 “解放神学”早了近两百年：
“让基督徒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共济会‘自由、平等、博爱 ’三位一体的伟大发明者，这是祂所传授的教义，但必须与各派的教义一起来理解。
我们的教义正是耶稣基督教导他的弟子们的神圣教义[原文如此]，其亲密而真实的含义属于共济会的秘密论述.....这是卡巴拉。这一教义为全人类提供了获得完全自由的途径....。没有人像我们伟大的拿撒勒人耶稣一样，为自由开辟了如此安全的道路。”33
然而，对光明会的镇压并没有结束意味着此类活动的终结。
1846年，教宗庇护九世（Pope Pius IX）授权出版被教廷没收的烧炭党（Alta Vendita）文件。这个通常被认为是当时欧洲大陆共济会领导机构的组织做出了如下预言：“我们的最终结局是伏尔泰和法国大革命的结局——天主教，甚至基督教思想的最终毁灭。”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不是一天，不是一个月，也不是一年的工作。它可能持续许多年，也许一个世纪；在我们的队伍中，士兵会死去；但是战斗还在继续....。”34
是什么促使它做出如此大胆的长期预测？答案是：对教会长期侵扰的承诺。
这份被称为 《永久指令》的文件向入会者明确指出，要实现其目标，大会所（the Lodge）必须战胜并彻底摧毁罗马教廷，因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意味着“基督教的思想......如果留在罗马的废墟上，就会在日后复兴基督教。35
“Alta Vendita”(烧炭党)组织是如何认为它能实现这一目标的呢？该计划的关键在于在幕后发起一场针对教会高层中最热诚的信仰捍卫者的抹黑（或造谣）运动。密谋者注意到“有时一句话就能杀死一个人 ”，因此建议用以下方式对付爱管闲事的神职人员：
“如果他在我们面前，是一个公开的敌人，……用你能放在他脚下的所有陷阱把他包围起来；为他创造一个使小孩子和老妇人都害怕的名声；把他描绘成残忍和血腥的；描述一些关于他残酷的特点，这些特点很容易铭刻在人们的脑海里。当外国期刊为我们收集这些叙述(当然，是由分会所自己安排的)时，他们会反过来对这些叙述进行美化(不可避免地，因为他们尊重事实)。向人们展示，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一些受人尊敬的傻瓜展示那些与所涉人物的名字和过激行为有关的文章。像法国和英国一样，意大利也永远不会缺少懂得如何运用这些对美好事业非常有用的谎言的妙笔。人民不懂报纸的语言，但他们会在上面看到代表或法官的名字，人民就不需要其他证据了。人民还处于自由主义的初级阶段；人民相信自由主义者，以后，人民也会相信我们，只是不太清楚为什么。
共济会祭坛
为了避免出现任何差错，“烧炭党”(Alta Vendita)的“成员”有义务尽一切努力表现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制定摧毁天主教会的计划时，这个黑暗兄弟会的秘密大导师教导:
“为了更确切地达到这一结果，……我们绝不能去理会那些吹牛的法国人，那些阴沉沉的德国人，那些忧郁的英国人，所有这些人都幻想他们可以杀死天主教，时而用一首不纯洁的歌，时而用一个不合逻辑的推论；时而又用像英国棉布一样偷运进来的讽刺，天主教的生命比这顽强得多。它曾遇到过最无情、最可怕的对手，它也常常以向最愤怒者的坟墓挥洒圣水为乐事。 那么，就让我们允许这些国家的弟兄们在反天主教的狂热中放纵自己吧。让他们嘲笑我们的圣母和我们表面上的虔诚吧。有了这本通行证，我们就可以从容不迫地谋划，一点一点地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目标。”37
接下来，这一点又被强调得很清楚:
“如果你们为了更好地欺骗调查者的眼睛，你们可以经常去忏悔，但你们有义务对这些事情保持绝对的缄默。你们要知道，在忏悔亭或其他地方哪怕是泄露最轻微的迹象，哪怕是一点点暗示，都可能带来巨大的灾难，泄露的人已经被宣判了死刑，无论他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38
因此，这就是教会的敌人试图......将其毁灭的方法：假装虔诚，但巧妙地播下蔑视掌权者的种子，目的是颠覆教会。这种魔鬼行径还不止这些，因为《永恒指令》一直强调这种嘲弄天主教的态度，继续说:
“这种声誉将为我们的教义开辟道路，使之传入年轻神职人员的心中，甚至传到女修院的深处。几年后，由于事态的发展，这些年轻的神职人员将进入所有的职能部门。他们将组成主教团。他们将被要求选出将要继位的教皇；这位教皇，像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必然会被灌输意大利式的人道主义原则，确切地说我们即将把这些原则付诸实施........。”38A'
但是，反对教会的阴谋已经如火如荼全面展开。早在1806年，在大革命期间被迫逃离法国的“papist”（教皇派：新教教徒对天主教徒的蔑称）神父奥古斯丁·巴鲁埃尔(Augustin Barruel)就向庇护七世（Pius VII ）提交了反天主教阴谋纲领的细节，这些细节是从该教派的一名前成员那里获得的。教皇不仅承认了这些内容的真实性，而且还引用它们来警告信徒。与该研究相关的文章如下:
4. 在我们意大利的土地上，他们已经招募了800多名教会成员，包括世俗的和修道人，其中有许多教区司铎，教授，高级教士，以及一些主教和红衣主教；因此，他们并没有放弃拥有自己党派的教皇。
1845年，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 Gregory XVT）的国务卿，红衣主教托马索·埃尔内蒂（Tommaso P>ernetti）在一封信中揭露了可怕的现实:
“我们年轻的神职人员已经充满了自由主义思想。他们放弃了认真的学习。大多数将接替我们担任领导职务的司铎都比我们更受自由主义恶习的困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本质，而让自己受到一些建议的影响，这些建议引发了教会的重大危机。同样的不和谐精神在司铎中随处可见……他们已经与过去决裂，成为新人。宗派的精神取代了对邻居的真爱，个人的骄傲在黑暗中滋长。”40
客观地审视这些言论（以及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精神后果），谁又能不立刻发现它们与“烧炭党”（Alta Vendka）的以下命令有相似之处：“使人心变得邪恶和堕落，天主教徒就不复存在了。”
把神父们从祭坛拉走，从美德的实践中抽离出来。努力用其他事情来填补他们的时间......我们所做的正是群众的堕落--人民通过神职人员而堕落，神职人员通过我们而堕落--这种堕落总有一天会让我们将天主教会置于坟墓....”。41
前面关于教会和她的敌人的摘录清楚地表明，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一场最终会导致教会解体的冲突。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异教徒企图从内部摧毁教会。而早在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之前，他们的阴谋就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将目光投向罗马
他们有多成功？ 在继续讨论之前，有必要强调前文中提到的一点： 这些颠覆者的目标是渗透到教会的最高层，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建立一个他们自己选择的伪等级制度。 他们坚持认为，“教皇永远不会来到秘密社团。秘密社团应该首先征服教会，下定决心征服两者。”42
他们所期望的不过是控制教廷的统治方式，但他们并不允许自己期望过高：
我们并不是要为我们的事业赢得教皇，使他们成为我们教义的新信徒和我们理想的传播者。无论事态如何发展，这都将是一个荒谬的梦想。例如，如果枢机主教或主教以某种方式，自愿或意外地进入我们的某些秘密，这绝不是希望他们晋升为伯多禄宗座的动机。那个高度会毁了我们.... ’ 43
他们所寻求的是“一个符合我们需要的教皇”——换句话说，一个可以被左右和操纵的教皇，44虽然这个主题值得注意(也许可以在另一个场合深入探讨)，但它与当前讨论的相关性在于如何实现它。如上所示，执行的手段将是一代神职人员，他们心中充满了共济会会所（the Lodge）的有毒教义——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在一个半世纪前，当坚强的教皇坐在伯多禄的椅子上时，这种策略就已经在实施了!
罗卡神父（Abb<f Roca，1830-1893 年）的言论对了解阴谋论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曾公开撰文并用大量篇幅详细地叙述和谈论这些目标。 从梵二会议以来发生的事情来看，他要说的大部分话听起来几乎是预言。 他是最坏的叛教者，是最重要的秘密社团的成员，是有意识要摧毁教会的人士。 45
德国一位以传统为导向的大公会议主教；鲁道夫·格拉伯主教(Rudolf Graber 德国雷根斯堡主教,)说：“无论是神学和教会词典，还是共济会词典，都找不到 ‘罗卡’（Roca）的名字。 他出生于法国佩皮尼昂（Perpignan），曾就读于加尔默罗会学校，1858 年被晋升为神父，1869 年被授予咏礼司铎称号。 他曾游历西班牙、美国、瑞士和意大利。他非常精通神秘科学，并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 因此，他与罗马发生了冲突。 尽管被逐出教会，他仍继续从事他的活动，鼓吹革命，并宣称在一个皈依科学基督教的教皇的领导下，‘神圣的合一（罗卡创造的一个术语，意指他所希望的神秘‘天主教’教会的统治）’即将到来。 他谈到了一个耶稣和使徒们的受社会主义影响的开明的新教会....”。46
罗卡（Roca）版本的基督与后来的进化论泛神论德日进神父（Teilhard de Chardin）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是如此相似，以至于人们很容易把它们混淆起来。例如，1889年在巴黎举行的由法国共济会大东方会所主办的国际通灵大会上，罗卡（Roca）宣称:
“基督与世界同在，因着祂就是世界，所以基督进化在，在改变。没有人能阻挡基督的旋风。没有人能够阻止基督在世界范围内引领的进化进程，这将压倒一切。教条也随之进化，因为它们是有生命的东西，像世界一样，像人一样，像所有有机生物一样。由于它们是集体良知的回声，因此它们也会像集体良知一样，追随历史的进程。”47
以同样的方式，他对救世主的位格也是这样宣称的： 他说：“基督是非受创造理性对受造的理性的化身，是绝对性在相对性中的显现，基督是一个中心符号，是一种有形的象形文字，基督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说话和行事[原文如此]。他就是《卡巴拉》和《默示录》中提到的人书（the Man-Book？） ”。48
教条不断演变的概念当然是教科书式的现代主义，而耶稣的生平对信徒而言，其主观象征意义比其客观现实更为重要，这也是现代主义的前提49。这种出乎意料的教义和谐，让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共济会与现代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着隐秘的联系（比如说，后者是撒旦犹太教会堂专门设计用来伤害教会的特别可怕的武器）。罗卡曾夸口说，有一千名像他一样的叛教神父留在教会内部，为教会的衰落播下种子。是夸张之词？也许是。但在过于草率地否定这一说法之前，还需要考虑其他一些增强其可信度的观点。
首先，有像红衣主教伯内蒂（Bernetti）和阿贝·巴鲁尔（Abbe Barruel ）这样忠诚的天主教神职人员的证词证实，教会中有大量的神父，他们要么是有意识的渗透者，要么他们的思想是完全被共济会所散布的错误所淹没。其次，我们不能忘记，在罗卡提出这一主张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现代主义者被发现激增的程度绝不能被忽视。
圣庇护十世（Saint Pius X）在《Pascendi》一书中暗指，如果不是这支第五纵队已经大量渗透进入天主教会的神学院，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他写道，现代主义者“越是不公开，就越是恶毒，”其中包括“ 许多......（在）神职人员队伍中，他们被对教会的虚假热情所驱使，[缺乏]哲学和神学的坚实保障，更有甚者，完全被教会敌人所传授的有毒教义所熏陶”51。
当人们发现许多神父，他们不仅在这些关键的学科上有所欠缺，而且他们的言论听起来也像共济会会员之类的人，对神学院提出质疑就不是轻率的了。如果只有少数这样的神父，他们可能会被认为是以某种异常方式设法获得了圣职。但是，当事实证明其中许多人确实是这类存在时，责任就主要落在神学院身上，因为神学院为他们提供了错误的教育。在圣庇护一世（Saint Pius1 ）反对现代主义的战争期间，他下令对意大利的每个教区进行使徒访查。卡洛-法尔科尼（Carlo Falconi）写道:“许多(这些访问)的结果是导致了神学院的关闭，杰出的神职人员被撤职，并向主教们提交了毫不妥协的报告 ”52 。
这种铲除有毒杂草的过程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彻底进行，但随着1914年圣人的去世，这个净化神学院的计划实际上结束了。
为了讨论的目的，如果庇护十世（ Pius X）在他担任教皇期间，除了像他那样与这些颠覆分子战斗之外，没有做过任何其他真正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英勇努力本身肯定会成为他被封为圣徒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并且同样有说服力的理由使他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信仰捍卫者之一。但是，唉，他试图揭露肇事者的努力太少了，也太迟了。不幸的是，他试图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进行战斗，但这种情况是在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里不断恶化的。无论圣庇护多么勇敢地努力补救这种情况，他面临的任务，从人类的角度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天主的帮助，这项工作也是艰巨的，因为他已经面对了相当大一部分对危机相对漠不关心的主教，以及其他在不同程度上，实际上支持呼吁变革的一些人。现代主义的胜利最终发生在他死后，因为他的继任者中没有一个人表现出他的专注、他的战斗精神，或者他对教会所处的真正严重状况的深刻洞察力（也许他们被广泛传播的虚假报道所迷惑，太多人相信战斗已经结束--可以说，这是一种欺骗，这是现代主义最大的胜利)，但是，在那些关键的年代，如果正义的力量要赢得这场战争，这些特质对于基督的代牧来说是必须具备的。可悲的是，这些教皇在很大程度上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不管对他的继任者给予怎样的赞誉，事实仍然是，他们没有保持最大程度的警惕，结果，神职人员的摇篮变成了革命的温床
罗卡（Roca）在很大程度上预见到了这一点。他教导说，渗透者很快就会强大到足以在教会内部造成分裂。他们要创建一个派别来与传统司牧作战：“现在他们（传统司牧和颠覆性的司牧）形成了一个环，这个环会在中间破裂，它的每一半都会形成一个新的环。分裂即将发生，届时将出现一个‘进步主义’圈子和‘反动主义’圈子。53
虽然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分裂，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实际上的分裂已经在形成，但直到1962年，随着梵蒂冈第二次会议的开始，这种决裂才开始充分显现出来。
就布格尼尼而言，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罗卡在一本名为《Abb6 Gabriel》的书中，以一种真正恶魔般的预知预见了未来：
“我认为，由罗马教会的礼拜仪式、仪式、礼节和规定所规范的神圣崇拜很快就会在大公会议上发生转变。它将使教会回归到使徒黄金时代可敬的古老朴素，并将使其与现代良知和文明的新阶段协调一致55。”
在其他地方，他宣称:
“我们的神父们，让我们为这项奇妙的任务祈祷、祝福并赞美它，它使我们的宗教奥秘、符号、教条和圣礼在科学、经济和社会方面得到改变。也许你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形式已经过时，我们已经疲惫不堪，被圣神遗弃，孤身一人；我们的手中全是空壳和死文字。”
相应地，现代主义作家安东尼奥·福加扎罗(Antonio Fogazzaro)的作品《圣》(Santo)所呈现的议程也包含了许多的秘密元素。小说中的阴谋家们意识到，要完成他们对教会的“更新”，在赢得足够多的人支持之前，必须绝对保密。在其中一段中，一名成员向圣诞老人般的“英雄”乔瓦尼·塞尔瓦(Giovanni Selva)概述了他们的目标和恐惧:
我们大概都同意，天主教会可以比作一座古老的殿宇，它原本具有高贵朴素和伟大的宗教精神，但在8世纪和18世纪的过程中....，却被各种谎言和粉刷工程弄得面目全非，不堪重负。 但我不相信我们都满意补救措施的质量和数量。因此，我认为，在建立共济会天主教之前，就改革的性质达成一致意见更为合适。事实上，我希望走得更远。我认为，即使你们的想法完全一致，我也不应该建议你们用有形的纽带来束缚自己。我的疑虑是非常微妙的。你们自信地认为自己可以像小心翼翼的鱼儿一样在水底游来游去，却不知道高高在上的渔夫或他的代表的锐利目光可以很好地发现你们，并用瞄准好的鱼叉捕获你们....57。
塞尔瓦回答说，团结就是力量：
“孤立无援，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被击倒：例如，今天是Dane 教授；明天是Dom Fare；后天是Dom Cle'ment。但是，如果有一天，想象的鱼叉被发射出去，当它被拉回来的时候，发现上面不仅有杰出的平信徒，而且还有神父、修士、一些主教，甚至还有红衣主教，那么，请问，谁是渔夫，尽管他可能很伟大，但他不会因为害怕而让鱼叉连同上面的所有东西一起掉回水里吗？58”
雅克·普洛卡尔·德·阿萨克（Jacques Plocard d'Assac）写道：
“他们的计划很明确：他们必须用自己的思想影响足够多的人，让罗马（即被称为大渔夫的教皇）在谴责时犹豫不决。当那一天到来时，教会将从内部被征服，成为公众舆论的牺牲品--而现代主义者非常清楚，他们有能力制造这样的公众舆论，这就是他们的任务。59”
虽然福加扎罗（Fogazzaro）将他笔下的人物置于当时的社会中，但他几乎肯定知道，他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人。 他呼吁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这在以前的阴谋论文学作品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我们只是意大利国内外一小部分渴望改革教会的天主教徒，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信徒......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将引领教会的权威按照我们的观点行事，不管是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60。”
1908年，共济会对实现其目标充满信心，其领导人之一J.M. Jourdan公开宣称:“我们的目标不再是摧毁教会，而是通过渗透教会来利用它。61”
到梵蒂冈第二次会议结束时，共济会欣喜若狂。随后，普兰斯最高会所(the Supreme Council of Prance苏格兰礼共济会)大导师伊夫·马索顿（Yves Marsaudon共济会33级会员，亦为潜入马耳他骑士团之共济会员）大放厥词：
“如今在罗马盛行的普世主义思想与我们存在的目的非常接近。因此，我们不能忽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及其后果……我们全心全意地支持‘若望二十三世的革命’……这个勇敢的自由思想概念是我们共济会分会的核心，它以一种真正宏伟的方式在圣伯多禄圆顶下传播……。62”
但马索顿并没有就此停止，以下内容也是其罪证之一:
“在我们的共济会分会所中燃烧，自由言论现在已经遍及圣伯多禄大教堂的圆顶......这就是保禄六世的革命。显然，保禄六世并不满足于仅仅遵循其前任的政策，他实际上走得更远......。63”
教会中的背叛
1978年6月，勒菲弗大主教在瑞士埃孔（Econe）为16位神父祝圣时，意大利日报《贝加莫日报》（// Giornale di Bergamo）刊登了一篇以此为署名的文章。 这篇文章以 “我们为什么反抗 ”(Why We Rebel)为题，为他反对罗马大公会议(Conciliar Rome)的立场进行了辩护，并驳斥了罗马大公会议对他和他的圣庇护十世修会(Society of Saint Pius x)的攻击。文章中包含了总主教对梵二的一些最强烈的批评，包括对高层背叛的严厉指责:
“我们凭良心说，我们没有义务屈服于对埃孔（Econe）的镇压，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一秩序的起源方式背后，有一只不属于教会的手，有一种对教会法完全不尊重的态度，这不是教会的态度。我们不得不相信，是敌人渗透进入了教会，下令进行镇压，而敌人就是共济会。
异端和叛教的不断发展，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共济会在罗马教廷中的影响，甚至在梵蒂冈内部就有一个共济会会所。现在......一个诞生于新教的假教会名副其实地占领了梵蒂冈，并决心传播教皇们在过去四百年里谴责过的所有错误。64”
如果勒菲尔大主教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有史以来针对教会发动的最恶劣的阴谋已经达到了它的大部分目的。 当然，考虑到基督教传统在过去三十年中遭受的巨大破坏，用迈克尔·戴维斯的话来说：“如果坚持认为现在发生的事情与秘密社团的目标之间的对应关系仅仅是偶然的，那就未免太过了65”。 在将所有这一切与布格尼尼之争直接联系起来之前，我们需要再举两个二十世纪的例子来说明教会是如何被渗透的。
第一个案例很有名，因为世俗统治者不寻常地使用了否决权来决定教皇的选举。1903年，也就是圣托被罗马判处死刑的前三年，罗马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选举教皇利奥十三世的继任者。在早期投票中，领先的候选人是红衣主教马里亚诺·拉姆波拉，他是利奥的国务卿。虽然他获得了足够的选票，但他从未发表过当选教皇所需的认可。因为，在他得到机会之前，波兰的克拉科夫枢机主教扬·普兹纳(Jan Puzyna of Cracow)代表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站起来行使否决权，尽管几乎被人遗忘，但还是得到了尊重。
第一个案例很有名，因为世俗统治者不寻常地使用了否决权来决定教宗的选举。1903 年，罗马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选举教宗良十三世（Pope Leo XIII）的继任者。最后的投票选出了威尼斯主教红衣主教(Giuseppe Sarto，即是庇护十世）。在早期的投票中，教宗良的国务秘书红衣主教马里亚诺·拉姆波拉*（Mariano Rampolla）是最主要的候选人。虽然拉姆波拉获得了足够的选票，但他从未发表过当选教宗所需的认可。因为在他获得这个机会之前，波兰克拉科夫的红衣主教扬·普兹纳（Jan Puzyna）代表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起身行使否决权，而这一否决权虽然被遗忘了，但还是得到了尊重。 （*译注：共济会进入教会核心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是任命有影响力的红衣主教拉姆波拉为国务卿。他有披着羊皮的狼的所有特征。教宗良十三世于1903年去世，拉姆波拉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成为新教宗的人。红衣主教拉姆波拉在第一次投票中获得最高票数，尽管拉姆波拉的自由主义倾向已经广为人知，事情似乎朝着他的方向发展。突然，克拉科夫主教普兹纳红衣主教代表奥匈帝国的弗朗茨·约瑟夫陛下，进行了一次闻所未闻的干预。弗朗茨·约瑟夫动用了400年来从未使用过的否决权，以消除拉姆波拉的候选人资格。红衣主教梅里·德尔瓦尔（Merry del Val）曾试图阻止这种干预的发生，但没有成功。直到1918年，在拉姆波拉突然死亡之后，奥匈帝国皇帝干预背后的真相才被揭露出来。在红衣主教拉姆波拉的私人文件中，有文件表明他是大东方圣殿会所(Ordo Templi Orientis，简称OTO)的成员，这是共济会的一个神秘分支。这个邪教团体结合了诺斯替主义、卡巴拉和东方神秘主义的元素，是阿莱斯特·克劳利的“性魔法”的基础。）
当时没有人要求对否决做出解释，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一些人推测其中有政治动机，因为拉姆波拉曾利用职权鼓励罗马教廷与法国建立友好关系，毫无疑问，反对他的决定因素是出于这种考虑。 然而多年后，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出现了：
据说，弗朗茨·约瑟夫发现拉姆波拉是一名共济会成员。 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当时当选为圣庇护十世教宗的红衣主教朱塞佩·萨尔托（Giuseppe Sarto）知道拉姆波拉是共济会成员。 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作为教宗的第一件事就是用西班牙主教红衣主教拉斐尔·梅里·德尔瓦尔（Raphael Merry del Val）取代拉姆波拉担任国务卿，这一点很有启发意义。
诚然，除了教宗庇护没有接受支持拉姆波拉阵营关于他作为宗座外交官不可替代的说法之外，这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 然而，圣庇护的当选和拉姆波拉的被解职是天主圣神的意愿，确保了对现代主义的谴责。同样重要的是，事实证明，这反过来又为今天的天主教抵抗运动提供了攻击整个由梵二产生的宗教的无懈可击的基础。
红衣主教拉姆波拉并不是唯一一个与罗马教廷有联系并被指控为渗透者的神职人员。在 1903 年命运攸关的宗座选举会议召开约半个世纪，发生了一件事，虽然没有拉姆波拉事件那么出名，但却更容易证实。居住在巴黎的罗马尼亚难民塞尔丘-格罗苏Sergiu Grossu在他关于共产主义对基督教战争的著作《今日地下墓穴中的教会》（（The Church in Today's Catacombs））中，引用了皮埃尔·德·维勒马雷斯特（Pierre de Villemarest）(来自一项名为《苏联在法国的间谍活动》的研究)的一段话，讲述了近代教会历史上一个几乎被遗忘但极其重要的事件。我们将提供全文，因为它不仅揭示了大公会议前教会的一个重要发现，以及大公会议后这种颠覆行为继续存在的证据，还因为它表明教会的敌人（共产主义、共济会、现代主义）采用了类似的--也许是环环相扣的--策略来摧毁教会：
五十年代初，北约特勤部门发现，在通常的间谍和反间谍网络中，苏联特别设立了一个部门，负责对教会进行渗透。在卫星国家，于 1945 年就设定了目标：渗透到教会中，以控制、甚至摧毁教会。1949 年，在第一个目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第二个目标：渗入西方、天主教和东正教教会，就像其他专家渗入穆斯林、新教和其他团体一样；然后 一方面寻找同路人，另一方面招募代理人。
对教会进行缓慢的渗透，以便从内部瓦解她们，引导她们修改教义的基础，这是一项具有双重颠覆性的任务，而且完全依赖于间谍活动。当然，对特工的挑选......
五十年代初，一位耶稣会教士兼格里高利大学神学教授在偷窃梵蒂冈秘密档案保险库的文件时被抓获。他的名字叫阿利吉耶罗·唐迪（Alighiero Tondi）。他是蒙蒂尼（Msgr. Montini）主教的秘书，蒙蒂尼主教当时是庇护十二世的直接合作者，如今的地位不亚于教宗保禄六世。
在一位与梵蒂冈有联系的法国神父的指导下，一项调查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这位神父曾在战争期间担任法国驻阿尔及尔第二局的官员。两年来，每当有神父被秘密派往东方国家接替那些被政权禁闭、驱逐或杀害的人时，共产党的‘欢迎委员会’就会立即赶到现场，甚至在他们上任之前就把他们也逮捕起来。此外，在管理教会资产的问题上，某些秘密决议显然偶尔会泄露给意大利共产党。
当阿利吉罗·唐迪（Alighiero Tondi）被捕时，他承认自己在1936年在意大利共产党一个特殊部门的命令下成为一名神父，在他接受训练期间，他甚至在莫斯科列宁大学(Lenin University of Moscow)学习了一门课程，那里是主要间谍的培训地点。自1944年以来，他一直直接向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发送情报。
梵蒂冈有自己的法律。唐迪只是被驱逐出了梵蒂冈教廷及神职界。第二年，他与共产主义激进分子共产党员卡门·赞蒂（Carmen Zanti）结婚。从那以后，他走遍了整个欧洲: 1965年3月，他留在东德，就宗教政策问题向沃尔特·乌布里希(Walter Ulbricht)提供建议。自从蒙蒂尼主教成为教宗以来，阿利吉罗·唐迪(Alighiero Tondi)宣称，无论对错，他之所以被赦免，是因为“高层人士”能够理解他一直有一个目标: 为和平与灵魂和解而努力(通过间谍活动、背信弃义、窃取机密文件、玷污神职等等方式？)。67
为了避免人们对唐迪罪行的具体细节不清楚，法国半传统神父乔治·德·南特神父（Abbe" Georges de Nantes）在给保禄六世的一封公开信中报告说，他（唐迪）在庇护十二世面前被指控向俄国人提供了被派往铁幕后工作的神父名单，乔治·德·南特神父（Abbe" Georges de Nantes）在另一处写到： 在与红衣主教 N的戏剧性对质中，......[唐迪]这位早期共济会成员承认向苏联提供了秘密派往苏联的神父名单；这些人后来都被逮捕和杀害了。
众所周知，保禄六世就任教宗后，唐迪因保禄六世的恩惠而得到青睐，1965 年他在罗马再次找到了'工作'。
关于阿利吉罗·唐迪的最后一点更是欲盖弥彰。1984 年，德国作家曼弗雷德·巴特尔（Manfrcd Barthel）关于耶稣会的研究报告以英文出版。该书本质上是一部历史，后几章主要是关于耶稣会的最新报道。巴特尔引述了 1961 年的一篇题为 《一个前耶稣会士的自白》的揭露文章，其中 “描述了作者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初学时的恐怖经历...... ”70
这本书由东柏林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是......阿利吉罗·唐迪（Alighiero Tondi）。不知是有意还是无知，书中没有提到阿利吉罗·唐迪的其他职业，因此许多读者会忽略唐迪回忆中的讽刺意味（此处根据巴特尔的转述）： “......寄信甚至寄明信片都需要特别许可；......收信和发信都要经过检查 ”71。
共产党人的方法与共济会的方法相似，这一点不足为奇。 教宗良十三世（Pope Leo XIII）在《人类的起源》通谕中指出，二者都试图用一种新异教的世界秩序取代基督教文明：“是的，这种变革是由许多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组织精心策划和提出的；共济会组织对他们的事业并不敌视，反而极其支持他们的计划，并与他们持有共同的主要观点。 ”72
在通谕的前部分，教宗良十三（Pope Leo XIII）写道：“在这个时期......，邪恶的游击队员们似乎正在联合起来，在那个被称为共济会的组织严密、分布广泛的社团的领导或协助下，进行着激烈的联合攻击。” 这些势力在二十世纪的数次联合行动包括 1920 年墨西哥对天主教徒的血腥迫害，以及十年后的西班牙内战。 73
与目前主题更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世界各地的共济会员和共产党员共同赞扬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这一点即使在今天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世界上两大反天主教势力本应受到大公会议的谴责，但最终却成为了大公会议的最大辩护者，这多么说明问题！ 74
反对弥撒的战争
圣亚丰索·利古里（Alphonsus de Liguori赎世主会祖）写道: “圣文都辣（St. Bonaventure ）称弥撒是天主所有的爱和祂对人类所有恩惠的总汇，这是正当的。” 因此，魔鬼总是试图通过异教徒来剥夺世界上的弥撒，将他们视为敌基督的先驱，而敌基督的首要任务将是废除祭坛上的神圣牺牲，根据先知达尼尔的说法，为了惩罚人类的罪恶，魔鬼的努力将会成功: 并且赐予牠力量来反对为补赎罪恶而不断进行的牺牲。”75
对许多天主教徒来说，达尼尔的预言在1969年实现了，当时保禄六世宣布出版《弥撒新秩序》（New order of the Mass）。毫无疑问，随着新的“弥撒”的引入，大公会议革命进入了更高的阶段。大公会议的所有错误现在都更迅速地变得明显，并更容易传播；新礼弥撒（Novus Ordo Missae）就是这些错误的体现。拉丁弥撒是一种旨在荣耀天主的圣事行为，而新“弥撒”的目标则是以会众为中心的社会活动。
拉丁弥撒只有一种，也仅有一种，那就是完美的神圣崇拜模式。然而，对于“改革者 ”来说，这恰恰是它的问题所在。哦，他们鼓吹弥撒必须更“贴切”、更 “易懂”，而 “回归古老的礼仪形式”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 76
但事实上，取消拉丁弥撒的真正原因只有一个：它的继续存在构成了将新信仰体系强加给天主教徒的主要障碍；因此，它必须消失。拉玛·库马拉斯瓦米博士（Dr. Rama Coomaraswamy）对此做了很好的总结，他写道：
“最后一个问题依然存在。改革者担心‘会议不会产生任何东西’。尽管他们设法在大公会议的‘正式’文件中加入了自己的错误观点，但他们知道，仅凭这一点是不够的....，对于那些急不可耐的革新者来说，变革发生得太慢了。绝大多数信徒从未要求召开大公会议（教廷也反对召开大公会议），他们对教会一直以来的样子完全满意。甚至若望二十三世也承认并称赞教会 ‘生机勃勃’。这是绝对有必要在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中引入所有这些新思想，即 ‘福音的新制度’。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答案显而易见。必须 ‘改革’礼仪。”77
这与叛教者罗卡（Roca）的思想是一致的，他在呼吁“对我们的……圣事进行科学、制度和社会改造”的同时，还写道：“只要基督教思想还处于圣事的酝酿状态，在我们的手中，还在崇拜仪式的面纱之下，它们就无法对人类社会的组织和公共管理产生任何有效的、科学的、决定性的社会影响。78”
同样，新的“弥撒”也需要反映 “大公教会”、“人文主义”、"“普世主义”、“与社会相关”的激进主义--诸如民权 “弥撒”、农场工人 “弥撒”、马克思主义 “弥撒”、女权主义 “弥撒”、同性恋 “弥撒 ”等令人憎恶的活动，这些活动将焦点从天主转移到了 “特殊利益集团”，要求为他们的“社会福音”信息提供合适的服务。他们通过“改革”礼仪得到了这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都是极端的表现形式，它们都是教会的大公会议中公认的极端，也凸显了真正的天主教信仰与新 “天主教 ”信仰之间的教义鸿沟。
“伟大的礼仪建筑师”布格尼尼主教在设计新礼弥撒后名誉快速下跌，且带来的教会分裂已经开始。他自认为新礼弥撒是无可指摘的，因此他要求全球地方教会的信众贯彻执行。并带来了近于亵渎的“合一”，为教会带来“中间地带”（middleground），甚至在这中间地带，为灵魂的得救都已经带来威胁。要么是天主教，要么不是--当涉及到信仰的基本教义时，教友们不能 “掷骰子”怎么扔（改变）都可以。
布格尼尼不是 “改革”领域的 “配角”，而是近三十年来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在这一领域的奇特职业生涯始于 1948 年，当时他还是一位 36 岁的神父，在罗马教廷获得了足够的支持，被任命为礼仪全面恢复委员会秘书，这一职位他一直担任到 1960 年。此后，他又先后担任了宗座礼仪筹备委员会秘书（ 1960-1961 年）、大公会议礼仪委员会秘书（1962-1964 年）、礼仪宪法执行委员会秘书（1964-1969 年）和圣事部秘书（1965-1975 年）。如前所述，早在 1944 年，他就对新教关于礼仪 “改革”的著作产生了兴趣。没有比布格尼尼的履历更清楚的例子了，那就是梵二会议的邪恶种子是如何在许多年前被秘密地在高层播下的。
关于新“弥撒”的问题，许多作者都有详尽的论述，而关于其祷词（集祷、奥秘和圣餐后祷文）的简短论述则足以表明它与天主教传统的根本背离。在安东尼·切卡达（Anthony Cekada）神父的小册子《新弥撒祷文的问题》的封底，出现了这样的指控：布格尼尼[弥撒]是一种‘系统地去天主教化’的仪式，并列举了以下例子：
“在这些[新弥撒]祷文中，‘牺牲’，‘补偿’，‘地狱’，‘罪的严重性’，‘邪恶的圈套’，‘邪恶的负担’，‘逆境’，‘敌人’，‘邪恶’，‘磨难’，‘痛苦’，‘灵魂的软弱’，‘内心的固执’，‘肉体和眼睛的贪欲’，‘不配’，‘诱惑’，‘邪恶的思想’，‘严重的罪行’，‘失去天堂’，‘永恒的死亡’，‘永恒的惩罚’，‘隐藏的果实’，‘愧疚’，‘永恒的安息’，‘真正的信仰’，‘功劳’，‘代祷’、‘天堂的友爱’、‘地狱之火’等天主教概念都消失了。”
如果把这些遗漏全部考虑进去，我们就会发现，教宗良在《人类的起源》通谕中所说的正是共济会的教义：
“但是......共济会员不相信我们从天主的启示中学到的东西，他们否认我们的始祖犯了罪，因此认为自由意志根本没有被削弱和倾向于邪恶。相反，他们夸大了我们的自然美德和卓越性，并将正义的原则和规则置于其中，他们甚至根本无法想象有任何必要克服我们激情的暴力和统治80。”
正如其他对新 “弥撒”的批评一样，切卡达（ Cekada）神父的研究结果也是令人震惊的，但布格尼尼从未动摇过自己及其对弥撒的 “改革” 是彻底的天主教徒的这一立场。在 1980 年 5 月出版的《讲道与教牧评论》（Homiletic and Pastoral Review）中，刊登了他的一封信，信中他抨击了前一封给编辑的信的作者。布格尼尼说：
“1) 由于天主的恩典，我对圣餐的信仰过去是，现在也是神圣天主教会的信仰。我向[他的批评者的名字--]......挑战，请在礼仪改革中找出一处对圣体信仰产生怀疑的表述。2)至于 “礼仪革命 ”会使 “数百万”人脱离信仰，这是他的无稽之谈。作者非常清楚，我们这个时代信仰削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复杂的。礼仪改革不仅[没有]偏离信仰，而且是使信众的信仰更加令人信服、更加坚定、更加慈善最有效的因素。81”
至少可以说，这种否认是荒谬的。“信仰衰弱的原因”并不像他们声称的那样“多而复杂”，而是可以很简单地指向一个源头，而且只有一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教会历史上，“大公会议前”和“大公会议后”的称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相关性。大公会议的“改革”——礼仪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彻底改变了天主教徒看待他们教会的方式，事实上，确实疏远了数百万天主教徒。但是，更糟糕的是，当弥撒从他们手中被夺走，取而代之的是嘲弄，混乱、疏远和腐败就会随着这种替代的传播而呈正比增长。
然而，到了1980年，布格尼尼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任何言论。十一年前，著名的奥塔维亚尼(红衣主教Ottaviani)的干预恰当地抨击了新的“弥撒”，称其“充满了对天主教信仰完整性的影射或明显错误”，但除了对《新弥撒秩序总指令》进行了修饰外，保禄六世并没有承认这一点。革命者赢得了这场战斗，布格尼尼的信更像是一场清扫行动，而不是任何近似于实际战斗的行动。
那些一再被用来为礼仪“改革”辩护的论点，与共济会罗卡(Mason Roca)已经引发的争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后者在近一百年前就呼吁“在大公会议上进行变革”，以便礼仪“使教会回归到使徒黄金时代的庄严朴素，并与现代良知和文明的新阶段相协调”。会议证明改变礼仪是合理的，这样就可以实现“崇高的简朴”，或者用布格尼尼的话来说 : “重新发现精神，重新发现礼仪，然后努力使仪式使用我们时代的语言，这样男人和女人就可以理解仪式的语言，这既是神秘的，也是神圣的。”82
“改革者”的热情如此之高，以至于在梵二会议上帮助起草《礼仪宪章》（布格尼尼称赞他对问题进行了 "精辟、清晰的阐述"）的本笃会主教西普里亚诺-瓦加吉尼（Dom Cipriano Vagaggini）都敢于在他的著作《弥撒正典与礼仪改革》中写道 : “目前的罗马 (即脱利腾弥撒 )在许多方面违背了梵二大公会议所强调的良好礼仪构成和合理礼仪意识的要求。83”
在这个讨论中很值得引用的是教宗庇护十二世的评论，他被布尼尼认为“在整个运动中印上了他的权威……” 虽然庇护十二世确实赞成一些礼仪改革，但他永远不会支持革命84。
事实上，在他1947年关于神圣礼仪的通谕《天主中保》（Mediator Dei）中，他就谴责当时一些人引入教会的革新，这些革新既可以追溯到罗卡和现代主义者提出的革新，也可以直接指向新弥撒圣事（Novus Ordo Missae）。虽然庇护本可以更强烈地谴责他们，但他的谴责却给那些支持新“弥撒”的人带来了巨大的举证责任。因为在这些新奇的事物中，教宗特别加以谴责的有:
[T]那些在举行庄严的圣体圣事时使用方言的人，那些将某些节日（这些节日是经过成熟的审议后指定和确定的）转移到其他日期的人，那些......从批准公开使用的祈祷书中删去《旧约》圣典的人，认为这些圣典不适合现代，已不合时宜85。
教宗庇护还抨击那些主张 “恢复所有古代仪式 ”的人，理由是这些仪式带有“古代的味道和香气”，“对后世和新形势具有重要意义”86。
最后，他警告俗人与神父一起“共祭”弥撒的观念，以及那些会:“......希望将祭坛恢复成原始的桌子形状；......希望将黑色排除在礼仪祭衣的颜色之外；......禁止在教堂内使用圣像和雕像；命令十字架的设计不能让救赎主的身体显示出祂所遭受的残酷痛苦的痕迹；最后，......蔑视和拒绝复调音乐或分段歌唱，即使它符合罗马教廷颁布的规定....87。”
事后看来，保禄六世、布格尼尼、瓦吉尼和其他 “改革者”似乎列出了一份清单，列出了这些被禁止的想法和做法，并开始尽一切可能将它们全部纳入新圣歌及其唱词。布格尼尼利用教宗庇护对真正改革的承诺作为借口，来推动自己的事业，并为其极具破坏性的伪弥撒辩护。然而，最终，他的阴谋已经遭到了教宗的谴责，他声称，正是教宗给他所说的“改革”盖上了“宗座的权威印章”。
布格尼尼的判决:有罪还是无罪?
在试图总结“大主教”阿尼巴莱布格尼尼（Annibale Bugnini）案件之前，必须审查证据。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共济会及其盟友的已知目标，以及他们实现这些目标的程度。同样，布尼尼也有权在法庭上发言。
关于共济会目标的文件可以概述如下:
•通过渗透破坏罗马天主教会，让那些假装正统的人参与其中，同时宣扬革命思想。
•腐蚀其他神职人员和信徒。
•谴责真正正统的神职人员(以及其他忠实的天主教徒)。
•发展一个由富有同情心的神职人员组成的派系(或集团)，将舆论转向“进步”一方。
•渗透至罗马教廷。
•在“大公会议”上，让上述集团参与将天主教教义和圣事重新导向“新”方向。
那么选择的目标的实现呢?考虑一下这些发现:
•这种内部颠覆的证据是明显的;以至于在200多年前，一位教宗可以在通谕中明确指出这一点，而在一个半世纪前，罗马教廷掌握的证据证明了存在大规模渗透。
•一个多世纪前，一位教宗的国务卿指出，在年轻神职人员存在的教义歪曲很普遍，其与共济会的教义一致的。
•“天主教”攻击教宗和其他宣扬正统观念的人。
•越来越多的人同情“忠诚的”持不同政见者。
•渗透甚至达到了罗马教廷。
•在一次 “大公”会议上，传统的教义和圣事被手术式地剔除，代之以“进步的”教义和圣事，这一举动得到了教会的敌人的公开赞扬。
当冷静地审视这些证据时，我们就会发现，持续的渗透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政变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崇拜礼仪的彻底改变被视为革命制度化的关键。今天，这个冒充教会的阴谋是地狱势力针对基督洁白无暇新娘发起的最阴险的运动，它所造成的破坏暴露了它的非天主教性质。“主说”：凭着他们的果子，你们就可以认出他们来。88
难道布格尼尼对他周围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吗？在新礼 "弥撒"--他的杰作--颁布后的十多年里，他既看到了它招致的公正批评，也看到了它带来的毁灭。然而，他从未承认新礼弥撒可能对教会造成的伤害负有责任。他在900多页的回忆录中一再强调的主题是--“改革”是完全“有效 ”的，后来信仰衰弱的原因虽然 “多而复杂”，但与新 “弥撒 ”完全无关。但事实上，大公会议中几乎所有的主要内容都被证明是教宗庇护十二世所禁止的，而且与共济会关于人性的错误是一致的。
从实际的情形来看，布格尼尼的辩护同样令人怀疑。任何对教会现代信仰危机进行客观研究的人，就会发现它首先源于大公会议，然后又源于新 “弥撒 ”的颁布。可以看到，在新 “弥撒” 被强制推行于整个教会之后，这场危机的进程急剧加快。亵渎教堂（毁坏祭坛、圣爵、圣像和其他圣物）、崇拜随意化、忏悔圣事沦为咨询会、教堂空位增多、圣召（包括司铎和修会）减少、宣传虚假的 “社会福音”、“天主教徒 ”公开反对基本的道德和教条教义、皈依率下降、恋童癖神职人员肆虐等等，都是大公会议“弥撒”的成果。这些都是包括这次 “合法 ”修改在内的教会“改革”的成果。
对“改革者”来说，不幸的是，一些天主教徒并不喜欢这些变化。可怜的布格尼尼 遭受了这些不满情绪的冲击。他的报告如下:
[W]在罗马参加一次传统主义者的会议时，一名妇女认出了大公会议的秘书(也就是布格尼尼，这里他习惯使用第三人称)，心中充满了神圣的愤怒，在圣伯多禄广场用灼热的言语攻击他，并朝他脸上吐口水。他收到了许多匿名信，信中充满了无法引用的侮辱，其中有一封甚至以死亡威胁他。
当人们想到有人朝别人脸上吐口水时，通常的反应是退缩，但更重要的问题是: 在当时的情况下，她的行为即使不是正当的，那么其背后的情绪是否合理？甚至像圣庇护十世这样性情温和的教宗也指示说，天主教徒对现代主义者的恰当问候是用拳头回击他们。一个为了共济会的目标而出卖自己职责的神职人员会好到哪里去呢？
然而布尼尼从未承认自己和共济会有任何关系；事实上，他极力否认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记录了1975年10月22日写给保禄六世的信中的以下段落:
“我对共济会从来没有什么兴趣；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它做什么，或者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作为教徒生活了五十年，已经有四十年的神父生涯了；有二十六年，我的生活只限于学校、家和办公室，这十一年来，我的生活仅限于家和办公室。我出生贫寒，作为一个穷人生活....90”
套用莎士比亚的话: 我认为主教抗议得太多了！虽然他的反驳乍一看似乎是合理的，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其潜在的弱点。因为，一个在1936年被任命为圣职的人，怎么能声称对一个在近两个世纪以来被教会反复谴责为撒旦在现代的主要工具的团体完全无知呢？用教宗良三世（Leo III）的话来说，这个团体的最终目标是“毁灭神圣的教会，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彻底剥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对基督教国家的一切恩赐” 。但是，司祭的职责就是了解那些想要吞噬祂的羊群的敌人，以便更好地保护羊群。因此，即使布格尼尼没有说谎，他自己也承认，他仍有无知的过失和故意的疏忽。他急于与谣言撇清关系，这让人们更有理由对他产生怀疑。
1980 年 1 月，他在给《讲道与教牧评论》（Homiletic & Pastoral Review）编辑的信中再次试图为自己辩护。这一次，他真的发起了反击。布格尼尼谈到：“1976 年，关于共济会的论战是如何在教会内蔓延开来，起初有 2 个名字，后来有 17 个，再后来有 114 个”，他指责《 Si、Si、No、No 》是 “诽谤和中伤”（尽管他驳斥了提起诉讼之说，认为 “过于重视那些行为无耻的人”），并宣称“他们指出的传教士中没有一个与共济会有任何关系”。92
在这里，他的辩解又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他对被“示众”的共济会员的不同人数的回忆，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因揭露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员而受到左派批评者的待遇。 他们的策略是相似的：通过嘲笑计数上的差异，也嘲笑了渗透的前提。两百年来，内部颠覆就像教会中的毒瘤一样悄无声息地蔓延开来，没有遭到多少反对，那么即使有 114 名共济会高级神职人员也是如此难以置信吗？93
无论如何，即使人数更高更多，也不能说明基本前提有问题，因为共济会的渗透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同样有趣的是，他的反指控就是 “诽谤和中伤”。布格尼尼没有提起诽谤诉讼的理由是正当的，还是别有用心地想把这场可能引发爆炸性争议的事件抛之脑后呢？
但最能说明问题的时刻，是布格尼尼试图让其他共济会嫌疑犯脱罪（或者是“摆脱鱼叉”）的时候。他阴沉着脸说，他们中没有一个人 “与共济会有任何关系”。我们不可能知道他指的是哪一份名单（不可能是只有两个名字的那一份，因为他的措辞应该是 “都没有”，而不是“没有一个圣职人员”），但无论哪一种情况，他都是在做一个断然的陈述，从表面上看是荒谬的，原因至少有两个： 1）如果像早先声称的那样，他对共济会的目的和方法完全一无所知，那么他根本不可能发现共济会成员身份可能暴露的蛛丝马迹；2）即使他确实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除非对他们的过去进行深入调查并进行 24 小时监视，否则他仍然不可能确定每个人都是清白的。例如，共产主义 “神父”唐迪（Tondi）的伪装足够好，以至于他被委任在梵蒂冈档案馆这样敏感的地方工作。因此，鉴于布格尼尼自己承认对 “会所（共济会分部）”一无所知，他的这一说法也不可信。不过，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共济会成员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他的“兄弟们”保持隐蔽性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2) 即使他确实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如果不深入调查他们的过去，不进行24小时的监视，也不可能确定每个人都是无辜的。例如，共产党间谍“神父”通迪的封面就足够好，以至于他被信任在像梵蒂冈档案馆这样敏感的领域工作。因此，鉴于他自己承认对分会的无知，布尼尼在这一声明中也不可信。不过，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共济会
成员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他的“兄弟们”保持他们的身份。
在这些无罪声明的背景下，布格尼尼的主要原告之一发表了评论。梵蒂冈记者玛丽·马丁内斯(Mary Martinez)曾质疑《Si, Si, No, No》的编辑、退休神父弗朗西斯科·普蒂(Francesco Putti)没有透露他的消息来源。他回答说:
不，我没有。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刊登的每一个字都有据可查。我没有发表任何我不能绝对肯定的东西。以红衣主教加布里埃尔·加罗内（Gabriel Garrone）为例，他是法国人，负责天主教教育圣部。如果你读了我的论文，你会发现我认为他是当今世上教会最大的破坏者。他毁了整个天主教教育领域，清空了意大利和国外的神学院(考虑到现在在神学院里教授的东西，这也许不是一个完全坏的主意!)，摧毁了教义问答。我撰写并发表了这些指控，但我没有说他是共济会成员。我没有证据。如果明天你带着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找我，证明枢机主教加罗内是共济会会员，我会把它刊登出来，但不是在此之前。
这听起来不像是那种容易让轻率的判断驱使他做出诽谤指控的人。保守证据来源的机密性是谨慎的做法，因为泄露很可能是致命的。虽然布格尼尼的辩护者会认为普蒂神父的评论只是自作多情，但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其他像西里枢机主教（Cardinal Siri）一样重要的知名神职人员，如果不知道“布安”（“Buan”）档案的来源，并认为它是可靠的，他们会承认它的真实性吗?
总而言之，布格尼尼事件中的一个事实是可以绝对肯定的：阴谋已经发生。这个问题涉及到该相信哪个阴谋论。阿尼巴莱·布格尼尼（Annibale Bugnini）要么是一个利用职权篡改神圣崇拜仪式的共济会成员，要么是那些对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来的变化心怀不满的人恶毒诽谤的受害者。
在这种情况下，最接近“确凿证据”的是本文开头引用的信件，《30 Days》杂志的安德烈亚·托尔涅利（Andrea Tornielli）写道：“布格尼尼改革的结果与信中表达的意图完全吻合”，但他认为这些信有可能是 “伪造的”，因为它们看起来 “过于粗鲁和生硬”。
关于后一点，将这些信件样本与本文其他地方发现的秘密文件片段进行比较是很有启发性的。我们会发现，它们的措辞经常是一样的；例如，烧炭党（Alta Vendita）的《永久指令》（Permanent Instruction）在措辞上的 “粗鲁和生硬”丝毫不亚于 “布安”（“Buan”）信件。
托尔涅利（Torniellis）的“伪作”论点集中在犯罪者想要“在教廷制造敌对的‘派系’ ”这一观点上。他没有详细说明这可能是谁，也没有详细说明这种分裂行为的动机是什么。正如多次显示的那样，在教会内部制造派系是共济会的运作方式。但到布格尼尼事件曝光时，分会所已经没有必要继续采用这种策略了——它已经达到了目的，如果继续像以前那样进行下去，就没有必要了，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有人可能会说，如果这个阴谋是由传统天主教徒实施的呢? 问题在于，很难看出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得到什么。可以回到梵二之前的时代 ? 当然，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不会天真到相信可以通过这种手段来实现复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教会内的保守派人数逐渐减少，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归根结底，只要保禄六世还在位，“改革”就不可能被废除；教廷中任何拒绝加入梵二“团队成员”的人都将被扫地出门。当然，任何有道德的天主教徒都不会考虑采用伪造文件这样的欺骗手段，没有一个现实的天主教徒会相信这种策略的长远价值。
解决布格尼尼案的最大决定因素归结为一个问题：谁更值得信任——布格尼尼还是指控他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事情就清楚多了。布格尼尼的辩护反对那些明显错误的答案(例如，没有灵魂受到改革的伤害)或明显的闪烁其词(例如，不知道共济会)。总而言之，他似乎在拖延，好像有什么事要隐瞒似的。这与过去的渗透者的行为特征非常相似。另一方面，指控他的人却把恢复天主教作为他们的全部生活。他们反对他没有别的理由，只是因为他对他们心爱的教会造成了伤害，他们的反对得到了大量历史佐证的支持。没有发现与他们有关的根本动机。
解决布格尼尼案件的最大决定因素归结为一个问题： 布格尼尼和他的指控者谁更值得信任？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就变得更加清晰了。布格尼尼的辩护词要么是明显错误的回答（例如，改革没有伤害任何灵魂），要么是明显的回避（例如，对共济会一无所知）。总之，他似乎在搪塞，好像有什么事情要隐瞒。这与以往渗透者的行为特征极为相似。另一方面，另一方面，指控他的人却把恢复天主教作为他们的全部生活。他们反对他没有别的理由，只是因为他对他们心爱的教会造成了伤害，而且他们反对的理由得到了大量的历史佐证的支持。没有发现他们有任何卑鄙的动机。
虽然对布格尼尼的指控是基于间接证据，因此无法最终确定，但这些证据还是令人信服的，足以做出有条件的有罪判决。“大主教”阿尼巴莱·布格尼尼 (“Archbishop”Annibale Bugnini) 除了是新 “弥撒 “的主要 “设计师”外，还很可能是其主要的共济会员：“好吧，也许布格尼尼是个共济会员。 但这又有什么区别呢？” 新 “弥撒”无论如何都是有害的。的确，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这就是教会的困境。有人说，我们正在经历教会的耶稣受难日。这是一个恰当的描述，甚至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就像我们的主一样，教会也是背叛和阴谋的受害者。天主教徒们在能够清楚地识别敌人之前，不能指望任何恢复工作能够真正开始。虽然有意识地颠覆教会的共济会神职人员总体上可能很少，但最有把握的是，他们掌握着最大的控制权，正在制定议程。因此，那些坚持散发请愿书、写信给当地 “主教”等传统导向的教友们将会继续感到沮丧，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堡垒正被穿着天主教制服的敌军占领，这是一个诡计。直到有一天，他们终于清醒地认识到危机的真正严峻性，阿尼巴莱·布格尼尼（Annibale Bugnini）的同党--上至圣伯多禄大教堂，下至最简陋的传教士小教堂--将继续他们不虔诚的行动，将世界非天主教化。教宗良十三世（Pope Leo XIII）关于共济会的声明在这场持续的占领中具有了新的意义，并以每一位天主教徒在这场战斗中必须肩负的决心作为结束语：
教宗良十三世（Pope Leo XIII）
“不可否认，在这个愚蠢而罪恶的计划中，我们很容易理解撒旦对耶稣基督的仇恨和复仇的激情。我们拒绝听从这些邪恶的主人的命令，因为他们背负着撒旦和所有邪恶激情的烙印”95。
附 注
1 此处和注释七的译文由约瑟夫·科内罗夫人提供。
2 引自戴维斯·迈克尔：教宗若望会议，第二卷：礼仪革命（德克萨斯州迪金森：Angelus Press，1980 年，第 4 次印刷），第 166 页。意大利文中写道：“在布格尼尼领导的改革结束时，最终发现他就是人们所怀疑的共济会成员。”同上，第 319 页注 26。
3 在布格尼尼自己的回忆录中可以找到对他名声的讽刺性证实：“也有极端不宽容的表现（反对 ‘改革’），最激烈的来自一位相当著名的意大利作家提托·卡西尼，他是一位狂热的天主教徒，从礼仪中汲取灵感，出版了一些较好的作品”。Annibale Bugnini，《礼仪改革：1948-1975年》；译者：马修-J. Matthew J. O'ConncIl (Collegcville, MN: Liturgical Press 1990)，第 280 页。
4 引自DAVTES，第166页。
5 参见BUGNINI，第91页，第36页。
6 一个对教会叛教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人，被迫在异教徒的国度里度过他最后的时光，这似乎再合适不过了。
7 BUGNINI, p. 91 n. 36。为公平起见，鉴于所引出版物的工作人员不在场，无法为自己辩护，特提出一个预期的反问： 共济会员为何不仅能在教会中数十年不被发现，而且还能晋升到最高级别？
8 引自ANDREA TORNTELU，《寻找巴别塔》0 Days [英文
版]，第6期，I99Z，第41页。
9' 引自，同上，第41-42页。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第42-43页。
13 引自，同上，第43页。
14 同上，第42页。
15 同上，第45页。
16 引自，同上，一段最有启发性的段落，特别是考虑到拉丁语是“天主教”大公教会的官方语言。
17 “被解雇和驱逐出境”，第46页。
18 同上，第47页。根据布格尼尼的说法，保禄六世向他保证对“改革”“完全有信心”，后者回答说：“圣父，只要陛下保有这种信心，改革就会继续下去。一旦它减少，改革就会陷入困境。布格尼尼，同前，第28页。
19 同上。
20 第49页。请问谁能告诉全世界数以万计的教会，既然礼仪“改革”现在正式结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放弃新的“弥撒”并回到教宗圣庇护五世的弥撒中。然而，认为它已经结束的想法是荒谬的，正如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礼仪破坏所表明的那样，这一现实在文本和脚注17中引用的布格尼尼的一段话中得到了明确的证实。无论是保禄六世还是他的继任者，都没有做出丝毫努力来“推翻”新的“弥撒”，而是热心地推动它。
21 （VouilK： Diffusion de la Pensde Franchise 1975），第7页。我感谢约瑟夫·柯林斯神父翻译了《占领者日记》的节选。(页面列表摘自原著，而非译文。)
22 同上，第 199-100 页。1906 年 4 月，教宗圣庇护十世将《II Santo》列入禁书索引12。
23 引自MONSIGNOR GEORGE F. DILLON， D.D.， Gmnd Orient freemasonry Unmasked（伦敦：不列颠出版公司，1965年版），第33页。教宗良十三世自费在罗马出版了这部作品的意大利文版。
24 同上，第34页。
25（波士顿和洛杉矶：西部岛屿，1974年），第78页。虽然有时翻译会使引文失去原意，但 “手段 ”一词在此似乎特别合适，正如韦伯斯特给出的定义！《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给出的定义：“计谋；通常指欺骗的计谋；谋略”。
26 Op. fit.，第 56 页、
27″ 转录。奥古斯丁-斯托克神父，O.S.B.，（圣路易斯和伦敦：B. Herder Book Co. 1950），第^^页。
28 教宗圣庇护十世批准监督现代主义活动的监督组织Sodalitium Pianum没有忽略这些相似之处。一位充满敌意的作家在评论该组织及其负责人翁贝托·贝尼尼（Umberto Benigni）主教时写道：“至于贝尼尼的秘密警察，其手段比罗马教廷的方法更加专横。与他合作的一位神父的兄弟甚至成为了共济会成员，为确定这些共济会会所是否与现代主义者有任何联系。”卡洛·法尔科尼（Carlo Falconi），《二十世纪的教宗：从庇护十世到若望二十三世》，穆里尔·格林德罗德（Muriel Grindrod）译(波士顿出版社，2011 年。Boston & Toronto: Little, Brown & Co. 1967)，第41页。指出这种联系的相似之处包括：“（l） 保密和伪装;（2）认为所有宗教都是真实的，同样讨天主喜悦;（异端）（3）：认为耶稣基督不是人类唯一的救世主，也不是天主的独生子，而只是一长串杰出的宗教导师，包括克里希纳、佛陀、穆罕默德等;（异端）（4）所有宗教（包括天主教）都可能发生根本教义和圣事变化——或“进化”；（异端）（5） 将邪恶的计划隐藏在无害的公众形象背后；（6）在内部颠覆天主教会的目标。”圣庇护是否也看到了共济会/现代主义的联系？教会反共济会作者保罗·A·费舍尔（Paul A. Fisher）是这样认为的。费舍尔在他的小册子《他们的法典是魔鬼：教宗通谕和共济会》（Their Codis the Devil：Papal Encyclicals & Freemasonry）中，已经引用了教宗良十三世关于共济会腐蚀神父的企图，他写道：
1907 年 9 月 8 日，在《论现代主义者》一书中，教宗再次表达了对共济会哲学渗透到教会的担忧。
庇护十世写道：“......谬论的党徒[他和他的前任们经常用这个词来指共济会的信徒]不仅要在教会公开的敌人中寻找，他们还隐藏在......教会的怀抱和心中”。教宗接着说，他具体指的是天主教平信徒，以及 “神职人员队伍中的那些人，他们......完全被教会的敌人所传授的有毒教义所熏陶，他们自诩为教会的改革者；他们......抨击基督工作中一切最神圣的东西，甚至连神圣救赎主的人格也不放过，他们以亵渎神明的胆量，把救赎主贬低为一个普通人”。(巴尔的摩：美国研究基金会，1991 年，第 31-32 页）。同样，圣庇护教宗将现代主义描绘成 “所有异端邪说的综合体”，这与教宗格里高利十五世在《Mirari Voi》（1832 年）中对共济会的描述极为相似，即共济会是一个污水池，“在这个污水池中，聚集并混合着最可恶的异端邪说中所包含的所有亵渎、污蔑和亵渎”。
29 同上，第 13 页。
30 “Etiam in sanctuarium insinuant（即使他们进入圣所）”。见￡. Jouin主教，《教宗与共济会》（Hawthorne, CA: Christian Book Club: n.cl.），第10页。
31 引文，同上，第 9 页。
32 引自爱德华·卡希尔神父，S.J.，《共济会与反基督教运动》（都柏林：Gill & Son，1949年，第3版），第121页。
33 引自AJIRIAGA，第394页。cabala：（各种拼写的 cabbala、kabala、kabba等，来自 Hcb. qabbalah，lit.，接受的或传统的传说）。中世纪浮出水面的著作集，包含犹太仪式魔法和对圣经的“神秘”解释。长期以来，它一直是玫瑰十字会（日耳曼共济会分会）、高级共济会和其他神秘主义——“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青睐的文本。
34“ Citcd，CAHU。L，第101页。
35 引自DILLON，第89-90页。
36同上，第 92 页。这一行动计划与某些教会会议作者对教宗庇护九世和圣庇护十世等伟大教宗的无情诽谤之间的任何相似之处都不应被视为巧合。
37 同上，第 90 页，首先是法国，然后是德国，现在是意大利。但请注意，无论如何考虑各国的国情和文化，无论在什么地方，基本的阴谋要素都是一样的：秘密、虚假的虔诚，以及最重要的，坚定不移的颠覆基督教原则的计划。
38 同上，第93页。对于那些倾向于嘲笑这种可怕警告的人来说，
已经确定的是，另一个起源于意大利的秘密社团Cosa Nostra（或黑手党）已经证明，这种威胁可以——而且正在——有规律地进行。
38A 引自，同上，第94页。
39B 引自ARRIAGA，第394页。
40 同上，第397页。应该指出的是，在撰写本文时，“宗派精神”
一词更多地是指共济会及其亲属，而不是新教教会。让那些怀疑共济会阴谋地渗透教会的人思考这一事实，这是圣庇护十世谴责现代主义的50多年前，也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破坏性高潮前100多年。
41 引自CAHILL，第103页。
42 引自DILLON，第90页。
43 同上，第90-91页。
44 同上，第91页。也许共济会得到的远不止它讨价还价的。1991 年 10 月 2 日，墨西哥政治杂志《Proccsso 》采访了墨西哥共济会最高委员会大导师卡洛斯·瓦兹库茨·兰格尔。他声称：“在同一天，在巴黎，亵渎的[共济会行话 rion-Mason] Angelo Roncalli [John XIII] 和Giovanni Montini [Paul VI] 被引导进入兄弟会 [即共济会] 的神圣奥秘。因此，理事会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基于共济会的原则。（文件来自玛丽·鲍尔·马特姆茨（Mary BallMartmcz），作者是前梵蒂冈记者。虽然怀疑是有道理的，但可怕的想法是，如果这些所谓的成员身份得到证实，传统天主教徒的压倒性反应将是（并且有充分的理由）
类似于：“哦，真的吗？好吧，这并不让我感到太惊讶。大公会议的罪孽如此之深，以至于即使是最贪婪的暴行也不再令人震惊！
45 的。同上，第186页。
46 亚他那修（Athanasius）博士《我们时代的教会》。苏珊·约翰逊(加州霍桑:美国基督教读书俱乐部，未注明日期n.d)，第34页。
47 引自ARRIAGA，第187页。
48 同上。
49在《LamcntabiU》，教宗圣庇护十世谴责(除其他外)现代主义者的以下主张：29我们可以承认，历史上的基督远不如作为信仰对象的基督；36. 救主的复活并不是一个确切的历史事实……；37. 起初，对基督复活的信仰与其说是对复活的事实本身，不如说是对基督与天主同在的不朽生命的信仰；58. 真理并不比人本身更永恒不变，因为真理是随着人并通过人而发展的；59. 基督并没有教导一套适用于所有时代和所有人的教义，而是开创了一场适应或将适应不同时代和地点的宗教运动；64. 科学的进步要求基督教教义中关于天主、创造、启示、道成肉身的道和救赎的概念被重新调整；65.现代天主教只有转变为非教条主义的基督教，才能与真正的科学调和;也就是说，转变为广泛而自由的新教。安妮·弗里曼特尔，《历史背景下的教宗通谕》(纽约:导师出版社1956)，第204、205、206和207页。
50 见GRADER，第38页。
51 Frecmantle，第197页。
52 同上，第40页。
53 同上，第189页。
54 参看弗朗切斯科·里科萨神父关于若望二十三世的研究“大公会议的教宗”的这几页中正在进行的系列。
55 引自ARRIAGA，第194页。
56罗卡（Roca）的神秘学同胞斯坦尼斯拉斯·德克·瓜伊塔（Stanislas dc Guaita）对即将到来的圣事 “改革 ”充满诗意： “仪式啊！死气沉沉的符号啊！当基督教在其源泉的滋养下重新茁壮成长并焕然一新时，你们的灵魂就会回到你们身边；当永恒的宗教彰显自身，发出其亲密的esotcricism（神秘教义，只有入门者才知道）的恢复之风时，它就会通过不朽精神的亲吻，让死寂的文字重新焕发生机”。引自 Arriaga，第 190 页。
57 引自GRUBKR，第44-45页。
58 引自PLONCARD D'ASSAC，第22.1页。
59 同上。
60 同上，第200页。
61 引自GRUBER，第38-39页。
62 引自RAMA P. COOMARASWAMY， M.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ChristianTradition （London： Perennial Books 1981）， p. 179 n. 28.
63同上，大公会议的辩护者会争辩说，这些引语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们的来源不能指望其真实性。也许吧，但接下来的共济会对教廷的回应需要加上，以正确地看待马沙敦的言论。在教宗良十三世（）于1884年发布了他的反共济会通谕《人类的起源》(Humanum Genus)之后，共济会大法国会所大导师杜梅尼·德·格拉蒙(Dumesnil de Gramont)做出了以下回应:
“这份通谕包含了多么可怕的内容……我们的兄弟们应该经常阅读。当你考虑到它的作者竟然被认为是最优秀、最清晰、最自由的现代教宗时，你会感到既可怕又惊讶。人们被它激烈的语气、粗暴的辱骂、公开的指责、背信弃义的呼吁压制世俗，使人不知所措。所有那些不久以前在法国由反宗教派系散布的可憎的谎言，所有荒谬的不满，都含蓄地甚至明确地包含在这份文件中，我们很遗憾地说，这份文件似乎更像是一个小册子作者的作品，而不是一个教宗的作品。”引用自Vicotme Le 'on de Poncins《共济会和梵蒂冈》。蒂莫西·廷达尔-罗伯逊Timothy Tindal-Robcrtson（加利福尼亚州帕姆代尔：美国基督教读书俱乐部，1968 年），第 33 页。
为什么共济会对 《人性的起源》（Humanum Genus）的攻击被认为真实地表达了共济会对它的反应，而共济会对 “梵二”（Vatican II）的赞美却被认为是虚假的，因为 “梵二”在某些方面与共济会的思想相似，而且对灵魂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人们不禁要问，你们有答案吗？还是你会找一些借口？请天主保佑，一些读到这篇文章的人能够擦去眼睛上的鳞片，蒙受恩典，设法脱离这个邪恶的团体。因为现在是时候了，那些留在the Conciliar Church中，但对传统表现出真正的忠诚，对被称为天主教徒并不感到羞耻的人，应该放弃这个共济会/MfHdo-教会（在这个教会中，所有的教条最终都是可有可无的），为了基督的爱，回到仍然坚持信仰宝藏的教会中来！
64 引自玛丽·马丁内兹，《紧急来自罗马》(罗马:斯塔提马里出版社，MARY MARTfNEZ， From Rome Urgent Rome： Statimari 1979），第108页。在这里，我不会试图解释这样的声明与已故大主教断断续续的谈判之间的矛盾，他自己承认，梵蒂冈是共济会出没的地方。愿他安息。顺便说一句，脚注40中引用的共济会官员证实了这一指控，他说：“在构成梵蒂冈国的八个城市街区中，至少有四个苏格兰礼会所正在运作。梵蒂冈的许多最高官员都是共济会成员，在某些不允许教会运作的国家，是共济会会所秘密地处理梵蒂冈事务。尽管当共济会是信息来源时，怀疑总是合理的，但鉴于本文所研究的历史和正在进行的Conciiiar apostasy,叛教，不应排除任何可能性。反教会的：这个表达不是起源于大主教。儒因主教（Monsignor Jouin）引用了1902年出版的《共济会评论》《L’acacia》中的一段话：“共济会是一个教会：它是反教会，反天主教的：它是另一个教会——异端教会，自由的教会;天主教会被认为是典型的教会，第一个教会，教条主义和正统教会”。同前，第8页。
65 同前。第168页。
67 珍妮特·约翰逊（Janet L. Johnson）译（纽约州新罗谢尔：阿灵顿之家，1975年），第139-140页。虽然维勒马雷斯特表明各种教派的渗透，但共产党人知道他们真正的敌人是谁。格罗苏引用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的一项秘密指示，该指示命令同志们“有条不紊地楔入教会行动的所有部门（圣母军的名字被提及）”，并将他们所有的颠覆工作建立在革命格言的基础上，“利用敌人本身粉碎敌人”，总结道：“任何担任指挥职务的同志都必须彻底理解被帝国主义奴役的天主教会必须被砍伐和彻底摧毁。新教犯了奉行共存政策的错误，必须阻止他们进行新的征服,...可以让......自然死亡。同前，第137-138页。然而，早在唐迪丑闻发生之前，弗拉基米尔·列宁就已经向共产党人下达了命令：“为了结束宗教，将阶级战争引入教会的怀抱比直接攻击宗教要重要得多。”同前，第208页。
68 Liber Accusationis in Paulum Scxtum （n.p： league of the Catholic Counter Reformation， 1973）， p. 6on.
69 Contre-Reforme Catholiquc auXXe sitcle.第97号，第ix页。引用，米克利尔·圣皮克特罗，扫禄，你为什么逼迫我？（n.p.，n.d.），第17页。感谢 Gary Giuffrc分享这些信息。
70 由马克·豪森（Mark Howson）翻译和改编，The /rsuits： History dr Legend of theSociety of Jesu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4），第304页。
71 同上，人们不禁要问，在被发现之前，唐迪在审查员的眼皮底下偷偷隐藏了多长时间——如果这确实是他的间谍活动的话。
72 （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TAN Books 1978 cd. of the 1884 encleical），p.i6。
73 同上，第2页。
74 而大公会议的辩护者则可能带有革命色彩。亨利·费斯凯（Henri Fesquet）在他的著作《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戏剧》（The Drama, of Vatican 11）中列举了 “梵蒂冈第 2 届大公会议的成就”，其中一项甚至可以温暖伏尔泰和魏肖普特冰冷的心： “天主教思想长期以来被禁锢在反宗教改革的消极浪潮中，这次思想解放在某种程度上使教会能够接过法国大革命的旗帜。自由、平等、博爱：正如汉斯·基恩（Hans Kiing）最近提出的那样，这一光荣的单词是梵二的精髓。”伯纳德·默克兰（Bernard Murchland纽约：兰登书屋，1967 年），第 815 页。
75《司铎的尊严和职责》，Eugene Grimm 司铎主编（纽约布鲁克林，St. Rev. Eugene Grimm（布鲁克林、纽约、圣路易斯、多伦多：Redcmptorist Fathers，1927 年），第 210-111 页。Rohurautem datumcst ci contra juge Sacrijtciurn propterpeccata. 8: 12.
76 “改革者 ”从未令人满意地解释过，为什么恢复已停用超过一个世纪的礼仪比教宗圣庇护五世在1570年编纂的礼仪更有利于二十世纪的天主教徒。后者的祷文以教宗圣格里高利近千年前编撰的祷文为基础，教会一直认为这些祷文源于使徒。这其中有两个要点值得注意：1）教会所宣称的古代性显然是骗人的，帮助制定新 “弥撒”的六位新教 “观察家”以及对天主教基本教义的明显删减也证明了这一点（将在本文中说明）；2）与教会所宣称的古代性不同，罗马天主教会从未顺应“时代精神”，而是始终表明自己是万世教会，要求信众遵守其永恒的教义和圣事。几个世纪前，英国圣公会的 “改革者”们就曾以虚假的“古代性”为借口，对礼仪进行了败坏性的改变，教宗良十三世在 1896 年的信函《Afostolicae Cume》中对此进行了如下谴责：“他们深知信仰与崇拜、‘信仰的律法与祈祷的律法’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他们以恢复古代形式为借口，在许多方面破坏了礼仪的秩序，使之适应革新者的错误”。
77 的。同上，第137页。
78 引自 ARRIAGA，同前，第 191 页。罗卡（Roca）使用过去式似乎有些奇怪，因为他在另一处（本文前面已引述）谈到了他所期待的礼仪变革，这将是未来大公会议的结果。然而，这并不矛盾，因为在目前的语境中，他显然是在与其他共济会成员交谈，这些人与他分享了关于“变形圣事”的知识，而这些圣礼已经在共济会中使用。那么，他所说的弥撒就是指他和其他共济会神父在获得 “启蒙 ”之前所做的弥撒，在获得启蒙之后，他们就能够揭开 “礼拜仪式的面纱”，并编造出具有社会 “意义”的替代品。早在罗卡之前，秘密社团中就有这种模仿表演。例如，教宗庇护七世（Pius VII）在 1821 年的通谕 《Ecc Usiam 》中写道：“他们用亵渎的仪式亵渎和玷污了耶稣基督的受难。他们玷污了教会的圣礼（他们亵渎地用自己发明的其他圣礼代替），甚至将天主教的奥秘本身变成了一种嘲弄”。引用，Cahill, of cit.
79（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TAN Books 1991）
80 的。同前，第II页。
81 BUGNINI，同前，第94页。
82 同上，第45页。声称“精神”在教宗圣庇护五世颁布的仪式中丢失了——需要“重新发现”——几乎不可能从天主教的意义上解释。
83 Peter Coughlan 译 （Statcn Island， NY： Alba House 1967），第90页。布格尼尼写道，这本书“是新的弥撒圣体祷文的基础。”同上，第450页，第4页。感谢 Mr. <5i Mrs. William Zeitz 提供这本书。
84 的。同上，第6页。
85 Frccmantle，同前，第279页。K
86 同上，第180页。
87 同上。
88 马特。7：l6。
89 布格尼尼，同上，第181页，第9页。
90 “同上，第92页。
91 91 引自 JouiN，同前，第 2O 页。这种 “剥夺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确立，而且没有受到天主教会的挑战。相反，这个背教的机构似乎满足于与新异教世界共存，有时甚至是共生。
92 同前。第92、93页。
93 更不用说成功颠覆现代主义者了
94 同上，第109页。
95“引自JOUIN，同上，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