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征祥 是一位标记中国近代史的人物，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一生寻求救国的道路。他曾数次担任民国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一方面在艰难的国际政治环境中苦撑祖国的利益，一方面改革部章，选择才俊，为国家培养了60余位职业外交家。从精神的层面来讲，他是一个卓越儒家基督徒的象征，出生于基督新教家庭，从小接受福音与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最终在天主教会的大公性中寻获到儒家大同的理想，遂转入天主教会，更在其妻培德夫人逝世后进入比利时圣安德肋本笃会院隐修，成为司铎。1946年又被教宗庇护十二世任命为比利时冈城圣伯多禄隐修院的荣誉院长，而他被擢升院牧的背景正是中国教会圣统制的建立。

本文以综述陆征祥的精神发展、人生道路轨迹、信仰皈依为宗旨。从“儒生基督徒”、“上主的隐修士”、“院牧的使命”三个层面进行说明，最终寻找陆征祥的皈依与圣召对今日中国文人信徒及对中国教会的福传能有的启发。

儒生基督徒

1854年，陆云峰和吴金玲二人在上海结为夫妻，一年之后，爱女诞生，但不幸的是，此女仅存活了数周。此后，长达十七年之久，陆氏夫妇过着缺乏亲子之乐的生活，直到1871年6月12日，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尽管吴金玲因此患上了腹水病，但新生儿给整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喜乐，陆氏夫妇为儿子取名为“征祥”。这个充满寓意的名字会给这个新生的孩子带来什么呢？

陆云峰与吴金玲皆是虔诚的基督徒，属于英国伦敦会传教士（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843年传至上海）所建立的教会团体，陆征祥四岁时亦接受了该教会的洗礼。但由于陆征祥八岁丧母，他的教育就由父亲来承担。在陆征祥的眼中，父亲是一位虔诚的信徒、一个诚实守信的人、一个有远见的人，是一位以忘我的爱去爱儿子的人。陆云峰是传道员，不仅每日在家读圣经，还定期参与教堂的礼仪及各种活动，派发圣经和其它信仰宣传书册，他带陆征祥体验教会的仁爱氛围，并选择四部福音书做为儿子的信仰培育教材。这为征祥日后加入天主教会作了必要的准备，他说：“没有他，我相信我将不可能达到天主公教”。

陆征祥的父亲陆云峰

陆云峰同时是一位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严格用儒家的伦理观念来教育自己的孩子。陆征祥天生体弱，因此十一岁时才被送至私塾读书，但聪慧过人的他在两年之内通读四书，儒家所追求的大同理想对他日后的生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陆云峰又教育儿子如何面对别人的批评和生活的变迁，教育他吃苦的精神，教育他依靠“天”，教育他轻视钱财：钱从手中过如同鸭背上的水流走一般。

除了陆父之外，对陆征祥的信仰历程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两个人，一是其师许景澄，一是其妻培德夫人（Berthe Bovy）。

陆征祥十三岁时被父亲送入上海新式学堂“广方言馆”读书，当时的人将这所学校的孩子比喻为“背叛的种子”，认为他们将来会把中国交于列强之手。陆云峰本无意让儿子走官路，只是觉得陆征祥的性格不适合经商，如果他能掌握一门外语，将来可以在邮政部门得到一份待遇丰厚的工作，同时又可以为社会做些贡献。陆征祥十八岁时得了一场重病被迫休学，一年后，他转入北京总理衙门下设的“同文馆”修习法国文学，兼修俄语。1892年是陆征祥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刚刚毕业的他被清政府外事部选中，派至圣彼得堡担任翻译官。时任清廷驻俄公使许景澄十分欣赏陆征祥的才华，欲将之培育成职业外交家，在其身上寄托复兴国家的希望。许景澄公使成功地劝说陆征祥写信给父亲，本来十分痛恨腐朽及官僚政界的陆父最终同意了。陆征祥师从许景澄，并将他视为“第二父亲”，一言一行皆仿效许公，被人称为“小许先生”。有一天，许景澄问来自上海的陆征祥是否了解徐家汇的历史，陆征祥坦言自己并不知情，许景澄于是教导学生研习徐家汇的建立和发展史，思考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

“在你的政治生涯中，你会有机会去观察基督宗教”；

“欧洲的力量并不在于它的军事，也不在于它的科学，而在于它的宗教。”

许景澄自己并不信奉天主教，却将基督信仰视为可能复兴国家的精神力量。他与同时期许多只想从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人士意见相左，认识到应该探求西方世界强盛的精神基础，天主教因此引起了他的兴趣。许景澄时刻关注罗马教廷驻外使节的工作，也曾去罗马度圣诞节的假期，对天主教会的“大公性”很是欣赏。他要求陆征祥有机会的话须多了解天主教，鼓励他一生追求一种比物质更高的精神生活，如果可能则进入到教会之中。

“基督宗教分有多种教派，你选择其中最古老的一宗，能直接上溯到教会的根源，你进入她、研习教理、奉行教律、考察教会组织、观察教会各种事业；日后你退休时，或许能更进一步，选择一个最古老的修会，如果可能则进会成为其中一员。研习其精神生活的秘诀，当你明白这秘诀，把握了基督宗教的精髓，便把心得带回中国，传与国人。”

同样是在圣彼得堡，陆征祥遇到了比自己小十三岁的比利时人培德，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培德出身于贵族之家，其祖父是将军，父亲是比利时驻俄国大使的助理。涉外爱情在当时并不多见，此事对于一位外事工作者则更为敏感。不仅许景澄担心学生的外交前途，陆征祥的同事们也多持保留态度。但是陆征祥最终选择了心之所属，于1899年2月12日与培德在圣彼得堡成婚。培德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婚礼因此在天主教圣加大利纳教堂举行，为他们主持婚礼的是道明会士拉克郎热（Lagargne）神父。同样是这位道明会神父，于1911年10月25日主持了陆征祥加入天主教会的礼仪。结婚那天，培德送给丈夫一本祈祷书，这本书将伴随陆征祥婚后每天的生活。按照天主教会的规定，陆征祥承诺不阻挡将来的子女接受天主教信仰的教育。但事实上二人终生未育，多年以后，陆征祥将此理解为这是天主为他的修会及司铎圣召准备道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陆征祥是因为培德的原因而转入天主教吗？

陆征祥的妻子培德

事实上，培德夫人不仅从来没有要求过自己的丈夫转教，也不主动谈论，却藉着自己的信仰实践向丈夫展示天主教信仰的精神。她清楚了解丈夫有意研究天主教会，于是留给他完全的自由去体验。陆征祥则默默地将自己的精神生活和培德的精神生活做对比。日复一日，陆征祥发现他们夫妻二人的精神方向是一致的，只是其夫人比他看得更高。他用下述比喻来形容：我们二人一起攀山，她总是超前自己一步，我是那个从后面仰望前面的人，妻子的爱情无声地招唤自己更向前，与她比肩同行（参罗光著《陆征祥传》，台湾商务出版社，1967年，第72页）。陆征祥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天主教徒的榜样，并慢慢觉悟到，从儒家思想、从基督新教，走向公教信仰的路是更向上，更向前一步，自己又何乐而不为呢。

在其妻去世十七年之后，陆征祥回忆道：

“我认为，自己思想的发展是日趋接近天主教会的；我完全是自由的，不受任何外在的强迫影响。

我的妻子是一位基督徒的模范，她不和我谈论公教，却帮助了我走向天主教会（陆征祥在此句下面划线标记）；如果她那时候向我讲，特别是如果她那时候坚持，我会采取退后一步，因为自由的决定是宗教行为的本质要求。”

“我的皈依是一个圣召，是一个恩宠所成就的圣召”。这项宣称多次出现在陆征祥的著作和演讲中。他认为儒家的精神准备了他的思想，中国传统文明持守的孝道以及对道德实践的追求可以帮助人看到基督信仰的高尚。陆征祥经过观察后相信：最高的道德生活、最完美的基督信仰的启示存在于天主教会当中，她是唯一的，也是宇宙性的；天主教信仰的高尚和信徒私人的缺点并不相连，反而从信徒的缺点上，更能看出信仰的高尚。他相信天主教当中有无穷的精神宝库，信徒能从中取得各种效能，旧者新者取之不竭；且这精神之宝库，万古常新，世世发展，代代结果。

陆征祥总结道：

“我是一位儒家子弟，因为我是在（儒家）这个伦理哲学中成长起来的，它深入到人性中，并且，有一点是清楚的，通过它的指引，我面对创造主，面对父母，面对同类，人和社会。”

“我是基督信徒，天主教徒，因为圣教会从人类之初就开始准备，由耶稣基督，天主的独子所建立，光照人灵，并神性地扶持人灵，给予我们最高思考的最终的答案，回应我们最好的渴望，所有的期望，满全所有的需要。”

重要的是，陆征祥从来不质疑自己加入天主教会之前所走过的历程。他相信那路并不是错误的，他感觉受到召唤去听造物主的声音，去认识天意，最终在内心平和的状态之下自然地投入天主教会的怀抱。总结来讲，中国儒家的思想和它所追求的道德是陆征祥接纳天主教信仰的准备，而做新教徒的经验则是一份恩宠。1938年，他在为一本教会文集所撰写的序言中解释道：基督宗教是真理和生命的教会，她的第一要务是发挥从天主那里所接受的恩赐以服务大众，而在天主教会内有更真、更完美的仁爱：“天主教会是大公的，她拥抱万有，就是说，所有生者与死者。”

上主的隐修士——东方民族的代表

1906年，陆征祥升任中国驻荷兰海牙公使，次年又以全权大使的身份参与第二次国际和平大会，强烈感觉到弱国外交之艰难。1915年，出任中华民国外交总长的陆征祥在袁世凯的强令下在对日“二十一条”上签字，留下个人的巨大屈辱。一战期间，陆征祥力促国民政府参战，中国最终得以战胜国的身份参与1919年的巴黎和会，但积弱的中国再次遭遇外交的失败。这一次，作为代表团团长的陆征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1920年，陆征祥辞去公职，投入到社会救济工作之中，夫妻二人把每月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给孤儿院，1922年更为了帮助救灾把北京的宅子卖掉。这一年，培德夫人患了一场重病，医生称北京的气候不适合疗养，再加上房子也已捐献出去，陆氏夫妇于是告别北京，前往瑞士居住，他们在伯尔尼拥有一所房子。陆征祥就任中国驻瑞士公使一职，闲余时则陪伴夫人。

1926年4月16日，培德夫人病逝，陆征祥感到无比失落。他日后写道：“这是唯一一次我有所寻求，我想有一次避静”。他在祈祷中问道：“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指示给我，我只选择追随”。经过分辨之后，陆征祥向一位比利时道明会士透露了想成为修士的想法，并寻求灵性的指点。六个月之后，这位道明会神父认为陆征祥有圣召，建议他以“oblat régulier”的身份（守会规，着会服，但与正式会士有别）加入本笃会。很显然，这位道明会神父不想加给陆征祥更多的要求，因为懂拉丁文是当时成为正式会士的条件，而陆征祥已不再年轻。1927年7月，陆征祥通过妻姐告知培德的家族他将进入位于比利时布鲁琪的圣安德肋隐修院。培德家人的第一感觉是陆征祥疯癫了。陆征祥的政界好友得到消息时也有同样的想法。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似乎明白陆征祥是要以精神来服务中国。

比利时布鲁琪圣安德肋本笃会院

陆征祥选择比利时布鲁琪圣安德肋本笃会院是有其原因的，一是因为这座修院正在筹备在四川西山建立分院，因此与中国教会存有特殊的联系，一是因为比利时是培德夫人和陆征祥敬重的雷鸣远神父的故乡。1927年5月10日，陆征祥将妻子的遗体由瑞士迁至比利时布鲁塞尔安葬。之后的圣神降临节，他扣响了圣安德肋隐修院的大门。5月25日周二那天，陆征祥正式向南文院长（Allé Dom Thodore Nève）表达了自己加入修会的渴望。陆征祥先被安排住在修会的接待中心，用接下来三个月的时间体验会院的生活。与此同时，南文院长也在细心观察这位外交界的知名人士。陆征祥的虔诚、谦卑的态度和心灵的简朴触动了南文院长，有一天他对陆征祥说：“陆先生，你曾要求成为一名‘普通修士’，我想邀请你更进一步，成为一名正式的隐修士并成为一位司铎”；至于陆征祥，他则以真诚和简朴的心接受了这个邀请：“您愿意给我，我以感恩的心接受”。

陆征祥日后常常反躬自问：我怎么能够成为一位神父呢？我又怎么能够每天在天主面前举祭，为全人类祈祷呢？他坦承，虽然千次万次感觉自己不配于这个圣召，但愿意以服从的心态接受之，就像他以前顺从天主的旨意转入到天主教会一样。布鲁琪圣安德肋隐修院的档案室存有陆征祥生前所用的名片，其中一张背面用法语写着一句话：“好好行动，为看得更清楚，为能走到更前”。这句话是一把打开陆征祥心门的钥匙。

1927年10月5日，隐修院为陆征祥和另外九位年轻修士举行了“更衣礼”，七位中国外交官见证了这一时刻。此前，陆征祥分别致信教宗庇护十一世和比利时国王罗伯特，并得到了热情的回函。在礼仪即将结束时，南文院长向陆征祥说：

“陆阁下，进入隐修院之后，你的大使职务并没有中止，从今以后，你在我们中间，在天主面前，是东方各民族大家庭的正式代表，是为了他们你自我奉献，在天主前称颂他的光荣。”

这是南文院长最后一次称呼陆征祥为阁下，之后，他就是团体中的兄弟了，称呼变为“我的弟兄”。

陆征祥与圣安德肋本笃会院的弟兄们

1928年1月15日，陆征祥进入初学期，南文院长为他选择了圣塞莱斯丁教宗做为主保，陆征祥进入天主教时曾取圣名伯多禄，于是他的会名就成了天士比德（伯多禄-塞莱斯丁）。五十六岁的陆修士开始和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一起学习拉丁文、哲学和神学。1929年1月15日，陆征祥完成一年的初学期，首次宣发为期三年的圣愿：贞洁、服从、贫穷，按本笃会规度隐修的团体生活。

1934年圣诞节前夜，陆征祥被祝圣为执事。他曾经的外交同事刘符诚代表政界朋友们到场致贺。十九位陆征祥的政界好友（都不是天主教徒）联名送给陆征祥一尊按中国艺术制造的圣爵；刘符诚及其家人则从新执事的手中领受了天主教的洗礼。

陆征祥的晋铎礼于1935年6月29日在安德肋隐修院举行。日期的选择很具有象征意义，因为那一天教会庆祝最伟大的两位使徒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的节日。晋铎礼由教宗特派代表刚恒毅总主教主持。刚恒毅是第一位宗座驻华代表，他从1922年到1933年，长达十年之久推动了中国本地教会的建立。刚总主教的临在代表着整个罗马天主教会，也代表着中国教会。5月21日，教廷国务卿帕切利枢机（Pacelli）代表教宗庇护十一世致信陆征祥，为他感谢天主，并颁给他宗座遐福。教宗本人也在罗马传信大学中国留学生寄给陆征祥的贺卡上签字。晋铎礼当日，中国驻比利时大使作为政府特使前往祝贺，一位中国大陆的神父同时以民国政府总统个人和中国教会的名义前往与祭。中国政、教界知名人士题字祝贺。教廷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中国公教进行会、国内多个代牧区，天津《益世报》等表达了祝贺。多位国外的主教和教会人士给陆征祥发贺电，比利时王室和培德夫人的家人前往安德肋隐修院参礼。祝圣礼举行八天之前，陆征祥发报给中国同胞，请求天主教徒为其祈祷，向非教徒同胞表达想念之情。祝圣礼当天又发了第二份电报，表示虽然他是卑微的人，但会在天主面前不停地祈祷，求天主降福中国。

1935年陆征祥晋铎

陆征祥被祝圣为神父是中国教会发展史上具有非常意义的大事。一位政界外交人士，一位儒家文人，成为了天主教会的司铎，这成了一个皈依信仰的标记。

院牧的使命

“亲爱的神子，我问候你，给你宗座的遐福。

你在入隐修会以前，担任过政府的重要高级职务，你完成的卓著功绩是荣誉和榜样，这是我们所得到的报告。因着你的心灵所展示出的不凡的才气，你的能力，你为社会和教会所做的美好服务，我们赋给你院长的尊位。

在征询了传信部部长，罗马圣教会的司铎级枢机，富马索尼·毕翁弟的意见以后，通过这份宗座诏书擢升你，立定你做冈城博处染山，历史最悠久的圣伯多禄隐修院的院长，凡是本笃会其他领衔院长所享的权利和职能你全享有。任何相反的措施视为无效。”

这份诏书由教宗庇护十二世于1946年6月2日颁布。为表彰陆征祥为社会、为教会所作的特殊贡献，教宗擢升他为比利时国历史最悠久的圣伯多禄隐修院的荣誉院长（此隐修院建立于630年，由比利时的开教使徒圣亚曼（St. Amand）所创建，隐修院在比利时历史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法国大革命时期受到冲击，1796年隐修士们被放逐，圣堂被拆毁，其它房舍被充公）。陆征祥被擢升为院长的历史背景是中国教会圣统制的建立和二战后复兴教务的意愿。陆征祥担任外交总长期间，曾推动中国与教廷建立直接联系。1946年2月18日，教宗庇护十二世擢升青岛宗座代牧区田耕莘主教为枢机。此前曾有中国驻教廷使节提议陆征祥神父为中国枢机人选，后来的事实显示教廷另有考量。4月11日，教宗庇护十二世颁布成立中国教会圣统制诏书，推动中国教会的本地化进程，全国划分为二十个总主教区，田耕莘枢机为北平总主教，于斌被任命为南京总主教。二战刚结束时，于斌主教专程到访布鲁琪，希望陆征祥考虑返回中国，以本笃会的精神更新中国教会的修院及修会生活。1946年3月22日，新枢机田耕莘主教也到访圣安德肋隐修院，以多位中国教会知名人士的名义邀请陆征祥回国服务。陆征祥以喜乐的心接受邀请，准备返回中国。

院牧陆征祥

陆征祥的院长授予礼于1946年8月10日在圣安德肋隐修院举行，由教廷驻比利时大使主教主持，比利时的首席枢机，布鲁琪地方的主教及多位教长参与礼仪，比利时王室和中国政府代表亦有参加。田耕莘枢机于前一天晚上在北京“陆公墓”（陆征祥双亲的墓地小圣堂，与栅栏教会公墓为邻）举行了感恩弥撒。院长授予礼是隐修院中最高规格的礼仪，与祭人员着红色祭披，陆征祥则穿秀有中国龙图案的白色祭披，那是1935年他被祝圣为神父时中国教会送上的礼物，陆院长因此显示自己与中国教会的特殊关系。授职礼之后的庆祝会上，教廷驻比利时大使赞美中华民族，回顾陆征祥在外交方面的贡献，希望他从灵性的方式继续服务中国人。

1946年3月22日，田耕莘枢机来访陆征祥

院长就职礼于8月26日在冈城的圣伯多禄隐修院遗址举行。冈城市长交给陆征祥取自原隐修院圣堂地基的一块方石，上面刻有隐修院的名称和630-1946两个时间。从隐修生活的起源开始，隐修院在欧洲的社会中展示着基督徒和平的力量。院长的角色是重要的，也是尊高的，他不仅负责管理院务，还要明察时代的征兆，好让隐修院更好地为人服务，为天主的旨意服务。陆征祥院长致辞时明言他收到了一项新的使命，并表示愿意为了这个使命付出所有，就是用圣本笃的精神带给中国教会深厚的支持：

“你们交托给我的基石，如果天主愿意，将随我一起回到亚洲，在这基石上，你们刻上了两个时间：630-1946。这两个日期多么地具有意义呀，这将是多么美好的见证呀。

这座比利时最古老的隐修院曾经有的生活，如果天主愿意的话，将会在地球的另一端得到复兴，在我的祖国，很有可能在具有四千年历史的北京。

那么，我将要带到中国一个外国的教会吗？不会的，天主会保护我不这样做！自然律与基督信仰都不单属于哪一个国家，都不是泊来品；它们有着彼此的关联，自然律是属于人性的，但指向人的蒙召，基督信仰则是最高的表达。

今天，你们把你们精神遗产的种子，把这曾使你们的国家文明强大的种子，交给一个中国的隐修士。这种子原非比利时所生，你们也没有将之视为泊来品，这一切都是天主的礼物。我们希望有一天，在所有的国家，人人能可以藉这个礼物而生活。

于是我提前向你们致意，欢迎将来有一天，在这块基石上，建立一所中国的隐修院。在那里，孔子的子孙们，圣本笃的弟子们，天父的孩子们，向至高上天祈祷；提供他们社会性的、灵修的、智力的、手工的服务，为中国获得来自高天的祝福。”

这块基石会如愿成为陆征祥将来在中国所要建立的隐修院的奠基石吗？圣安德肋隐修院的南文院长1946年12月动身前往中国四川巡视西山分院，陆征祥特意撰文介绍本笃会的生活。但他本人未能如愿返回中国。1949年1月15日，陆征祥安逝于圣安德肋隐修院，逝世前，他在祈祷中念及自己心爱的祖国。那块基石留在了圣安德肋隐修院，仍在等待着那一时刻的到来。

陆征祥墓

总结

法国神学家道明会士拉格朗神父（Garrigou-Lagrange,1877-1964）曾为吴经熊的著作《陆征祥的灵修生活》作序。他评说陆征祥是中国人中、是本笃会士中、是中国教会中最卓越的象征之一；是灵修生活的榜样；藉着他的榜样与作品，陆征祥展现了伟大的宗徒性。

首先，陆征祥是一位深受儒家伦理教导影响的文人，他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形象：一个奉行道德、知书达礼的人。再者，陆征祥是一位政治家、外交家、爱国者，他的生活历程与中国的近现代史是分不开的，他虽然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国外，却始终对祖国怀着深深的爱，这份爱占据了他四分之三的心。陆征祥的经历又是一位中国基督徒的经历，他的生活和他的经验展示出基督宗教的信仰和中国文化是完全可以和谐共处的。

陆征祥的信仰皈依显示中国文化对基督信仰具有开放性。中国人自古信“天”，追随自然律的指引，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建立道德律，陆征祥认为儒家建造了一座真理的大厦，使自然律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在宗教的、政治的、伦理的生活中，阐释了自然律的意义。

他进一步解释：儒家学说的宗教性根源可被归纳为两点，一是崇奉至高的“天”，一是孝道。孝道是陆征祥灵修生活的重要源泉之一。孝道使人发现“天”的美好，因为“天”在不停地赐予；孝道可以使人进入到人本身之中，重读从世世代代以来所接受的所有，从而为子女准备未来；孝道是人类社会团结的基础，因为如果没有孝道，人会成为一个自私的存在。陆征祥宣称自己是儒生，赞扬儒家所提倡的伦理生活，但他也多次坦言儒家仍需要基督信仰的光照，需要伦理力量的补充，历史中的儒家文人智士喜欢玩弄精神式的游戏，放弃追求真正的、最后的真理，因此他们撇开“天”的奥秘而回到人自身，敬天而远之。

“面对与另一个世界有关的奥秘，儒家采取一种个人的、尊重的、保留的态度；因为它意识到在这个领域里，可以自由发挥创造，所有的，从无到有，从鬼到偶像”。

陆征祥确信基督宗教可以回答那些让中国先贤止步的问题，在基督信仰内存在着儒家理想的荣冠：

“当儒家文化与基督宗教的智慧和宗教生活有了紧密的相遇之后，儒家将得到大发展，这是不容置疑的，它会得到绝美的更新”。

从聆听福音、读中华传统经典，到成为一名天主教徒、一位隐修士，陆征祥一直在聆听造物主——“天”的声音。在陆征祥的认识中，那个由教会所传布的启示已经隐藏在中国古老的文明中，它也隐藏在所有人的内心深处。陆征祥的政治外交生涯遭遇了太多坎坷，但他的人生之路是丰富的——迈向生命的超越与圆满。对陆征祥心路历程的全面认识，能帮助我们从文化相遇的角度来省思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得失，一方面确认教会融入中华文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一方面探究天主教信仰在中华文明和社会生活更新中能够担当什么样的角色。

陆征祥的信仰皈依历程带给中国教会福传的思考是：如果中国文化中蕴藏着“天”的启示，教会如何能够帮助它达到其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