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人，

你们快到我这儿来吧!”

    我向大众宣布，我的癌已经扩展到肺里，开刀已经不可能了。1996年8月31日，我在伊利诺伊州的布鲁克菲尔德的圣巴尔巴拉教堂里为病人举行集体傅油礼。我对我的病人朋友们说，当我们面对严重的病症(或任何难以忍受的困难)时，我们应该做几件事一一这些事给了我个人心灵的平安．

    首先，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地托付在上主的手中，我们必须相信天主爱我们，永远拥抱我们，从来也不会遗弃我们(特别当我们在度难关时)。这种信念可以使我们在生活的悲痛和一片混沌中看到希望。天主已经邀请我们：“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人，快都到我这里来吧!我要使你们得到安息。你们负起我的轭，向我学吧!我是良善心谦的，你们的心灵必将找到安息。因为我的轭是甘饴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玛11：28—30)。

    这是我最喜欢的金句之一，可能也是你们最喜欢的名言。这给了我多大的安慰，多温柔的感觉呀!可能这话听起来不像是真实的。确实的，进一步的反思使我们发现，耶稣的信息比初听和乍看时所感觉到的要复杂一点。

    例如，在耶稣所提供的“安息”与祂邀请我们所负的轭之间，难道没有一种张力吗?耶稣说“轭”时，祂指的是什么?古代的拉比习惯称梅瑟的律法为一种“轭”，但耶稣的比喻是不同的。因为祂的“轭”和智慧和法律的中心都是天主自己。祂怎样宣讲，也怎样实践。祂对自己所服务的人们是非常温和，并且又非常谦下地服从天父的意愿，祂召唤我们互相相爱，并为了我们而交付了自己的生命。祂提供给我们的“安息”是从祂的姿态、祂的价值、祂的使命、祂的传教事业，祂愿意为我们而付出的完全的生命中体现出来、活出来的。一一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我们也能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发现祂所提供的“安息”。

    是什么使得耶穌的“轭”成为“甘饴”的呢?为了把磨伤减少到最低限度，一付好的轭很讲究它的造型。耶稣允诺祂的轭将是仁慈和甘饴的，不会磨损我们的肩头，使我们挑重担时感到更容易些。这就是祂所谓的担子是“轻的”的涵义。事实上，它也可能相当沉重，但我们发现它也是我们的责任能够负起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会帮助我们。通常，一付轭要有一对公牛来背负，让它们组成一个梯队。在我们负重担时，耶稣仿佛在对我们说：“与我同行，向我学习吧。看我是怎样尽职的，你也学习怎样去负重吧!如果你让我来帮助你，沉重的劳苦将变得轻松易挑。”

    可能，最终的重担是死亡本身，它经常伴随着悲伤和疼痛：有时候，要正视它太困难了。在我目前的情况下，最初浮现出的是浸透全身的一种疲劳感，这种感觉每天有增无减，迫使我每天花更多的时间躺在床上。但请注意，耶稣并没有许诺祂要取走我们的重担，祂的许诺是帮助我们挑起重担。一旦我们能放松自己，让天主来帮助我们，而不是太依赖于我们自己的力量，那么，我们将看到死亡并不是我们的敌人，它也不会造成我们的惶惶不安：死亡仅仅是一个朋友而已。

老朋友的来访

    去年七月份，发生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那就是亨利．卢神父的来访。他与我有超过了25年的老交情．这次他到美中地区来参加一个大会，并问我是否可以来看看我。我回答：“太欢迎了!”我们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带给我一本他的新作《一件最伟大的礼物：关于死亡和治愈的反省》。我们一起讨论这本书．我现在还记忆犹新的是他谈到视死亡如朋友而非敌人的重要性。尽管从我所持有的信仰来说，我也是以这种观点在看待死亡；但同时，我也需要有人不断提醒我，因为我已被当时的激光治疗搞得筋疲力尽了．他说：“这极其简单，当你害怕或焦虑的时候，你会找一位朋友谈谈心。这样，你的怕惧感和焦虑不安就会减少很多，葚至完全消失．若你看待死亡是你的敌人，那么，你就会站在对立的地位上，尽可能地远离它。对于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死亡是从在世的生活模式向永生的一种转变，当然看待它如朋友了。”

这些谈话给了我巨人的帮助，它佼我进一步转变了对死亡的不安感利怕惧感。当卢云神父突然在今年(1996年)9月21曰闲心肌梗塞而死时，他只有59岁；每一个人都震惊了。然而，无可置疑地，他甲作了准备．他只用了自己的一生在教导他人怎样面对人生和怎样面对死亡。

癌症复发

    在我的床头挂了一架漂亮的苦像，木头底，上面雕刻的耶稣像是铁制的。它挂在我床头已有24年，并不断地提醒我，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奥迹。但当我早上张开眼的时候，我是看不到这架苦像的，因为它正好挂在我的头顶上，我一定要有意地转个角度，才能朝上见到它。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十字架的阴影总是伴随着我们，尽管我们并不是每天都能意识到它。我也是到今年八月底才刚刚意识到这一点。从那以后，十字架成了我生活中的良伴，成了即将与我为友的死亡的提醒者。死亡是我新的朋友，它要带领我同归到上主的老家去了。

    1996年的8月初，我不顾背部利腿部的持续不断的疼痛，把我的日程安排得相当满。朋友们问我应不应该这样拼命时，我告诉他们，我不论坐着、站着或走路，背部是一样的疼痛：不管我在芝加哥或华盛顿或罗马，痈得同样厉害，没有一点差别．有时候，我对他们开玩笑说，主教需要有一个奸头脑和一颗好心肠，但不一定需要一付好后背。8月5曰，我们交流办公室发山文告说到我已没有癌症，廾已准备在9月中旬去进行脊椎的手术。我的医生告诫我，最好的准备手术的方法是维持平常的日程安排但尽可能地多休息一点。我去见了将为我开刀的外科医生，他告诉我，手术可以在很人程度上减轻我的疼痛，而此疼痛我已体验了9个月了。

    8月份的最初儿天，我在为将于8月12日召开的山版会议作准备。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将宣布成立一个大主教共同计划，这个计划差不多已酝酿了将近两年了。作为这个规划的领导者，我期盼这个重要的研讨会能帮助天主教徒开创性地与充满信心地演说和提出问题，看看美国教会在进入下一个千禧年时是否能更加兴旺起米。我感到在每一个层次上，我们都需要跨越相互间的不信任感，克服两极分化，并填平妨碍我们作出反响的壕沟。

    大多数人都对此富有首创精神的宣称作出了直截了当的和激励人心的回答。无数私人信件送到了我和设在纽约的全国牧灵生活中心的同伴们手中；(此牧灵中心为我们的计划提供工作人员)。不论是神职人员或是堂区教友都大力支持我们，并坦率陈述己见。一小部分人明确表态说，这个计划像舞台上其他的表演一样是一场斗争而己；另一些人担忧这样做是否会把教会的教导引致折衷派。我用提问和回答的形式准备了一个答复。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这样做是为了让人们安心：天主教共同计划是在教会训导当局的教导范围内。

    8月27日，星期二，我接见了本教区的内阁成员。在我每月的报告中，我告诉他们，在上个星期的验血报告中指出我已没有癌细胞：我并告诉他们，次日我将去罗耀拉医疗中心做MRI试验(磁共振成像试验)，最后一次确定一下我能否在9月16日进行脊椎手术。

    我对我的内阁们阐述了上周六在伊利诺伊州的奈尔斯圣若望．布雷伯夫教堂举行的给病人集体傅油礼。这是在我的议事日程上已经安排好的三次为癌症病人和重症病人举行集体傅油圣事中的第一次。我的内阁和我还讨论了是否有可能在近期在圣阿加莎教堂再增加一次这样的活动。我深情地告诉他们，当一个重病者、一个垂暮老者、一个临终者前来期待有人把双手放在他们头上，用圣油擦抹他们时，这是多么沁人心脾的体验呀!我作为一个癌症病人也已经领受了傅油圣事。与自己地方教会里的这么许多同伴一起领受这件圣事，对我和对他们都成了终身难忘的一次美好经历．

    从最初诊断出我患有癌症并开刀切除癌肿瘤至今，已经有15个月了。与此同时，我也接受医生直截了当地给我的“存活可能性”：我有四分之一的机率还可活5年。随后，通过检查给出的结果常常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像上面我所提到的，即使在几天前拿到的验血报告也肯定了我的感觉，我正在好转之中．因此，8月28日，周三早晨，我充满着信心到罗耀拉医疗中心去作磁共振成像试验．

    但是，在完成试验后，我从我的这位非凡的肿瘤专家爱琳.盖纳医生的忧郁神色上，立刻察觉到情况不妙。

    她说：“我们将好好讨论一下”；而以前，她总是说：“枢机主教，一切都很好．”几分钟后，她告诉我在我的肝上发现了5个癌肿瘤，其中一个的直径有2英寸。这个消息无疑如晴天霹雷，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是的，盖纳医生不至一次对我说过，若以为我已经赢了癌症，还为时过早。但我不能压抑自己满怀着的希望的热情呀!不过在那一天，我确确实实地明白了，在我度过了自以为正在好转的、充满了希望的几个月后，却发现我依然携带着癌症复发而引起的死亡种子．

    盖纳医生对我说，我最多还能活一年。我马上想到了自己与在革责玛尼花园中的耶稣基督有着相同的命运。那一刻，正是痛苦和死亡的前夕。耶稣即将在痛苦和死亡中完成祂父亲交托给祂的全部使命。耶稣一定感到极其孤独，就像我现在一样。

    但是那一时刻很快就过去了。理由很简单：我已把自己放在上主的手中，并且意识到祂正在要求我更深入地进到祂的死亡和复活的传教使命中去。同样，我也已把自己放在教会的手中，把我超过了40年的生活和使命都奉献给了她。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都得到她的主教们、神父们、执事们、修士会士们，以及平信徒的热情支持和激励。耶稣在若望福音中讲的话，立刻变成了我自己的语言“我不会把你孤苦伶仃地丢下’’(若14：18)。我对自己说，有上主的力量支撑，我活一天就要做一天好牧人。是的，我花了一点时间尽力去理解盖纳医生对我所说的话的意义。次曰早晨，我接见了本教区的高级负责人：雷蒙．格代尔主教、彼得.鲍曼神父，玛利.布赖恩.科斯特洛修女和丹尼斯．邓恩修士，告诉他们我的癌症又复发；事实上，我已不可能再做手术了。此外，我的脊椎手术也不再进行，因为此手术必须在更有把握的情况下，并且为了提到生活的质量而举行的，现在已没有这个必要了。若继续进行这次手术，还会拖延盖纳医生推荐的不同类型的化疗。会议后，我走进牧灵中心的办公室为一些信件签字，与我的一些工作人员谈话，并为次日的记者招待会准备发言稿：

公开死亡的信息

    8月30日，周五，我接见了新闻媒介。整个房间被记者和电视台的摄像员挤得水泄不通，甚至行动也不便。我向他们公布了最后一次诊断的结果，以及医生估计我最多再活一年的消息。我说：“我相信我仍可以过一些具有质量的日子。我向上主祈祷，不管我还能活多久，我要以一种积极的态度生活。这就是说，我要为所有的司铎和全体人们的利益而生活。我本来就是蒙召来为他们服务的。此外，我也要把时间花在我自己的灵修生活上。”

    我继续说，在过去的一年中，我成了许多癌症病人的顾问。在与他们的接触中，他们能把自己完全交托在上主的手中。“我个人总是努力地去这样做，现在我比任何时候怀着更大的信心和信赖这样去做。我知道从人的角度来说，我将面临的是一些非常艰难的时辰，但我诚心诚意地告诉你们，我的心灵极其平安。我认为这是天主在我生命的这一时刻，赏给我的一份特别的礼物。”

    我还向记者们、我的朋友们以及那时在场的群众们分享了我从卢云神父处学到的观点一一视死亡是我的朋友而非敌人。我告诉他们，我要继续像以往一样为我的教区服务，只要有可能，我要保持每天满满的日程安排。

    然后，我直接对本教区的司铎和教友们说：“为我祈祷吧，愿我能继续怀着理解、同情和忠诚的心，为你们以及普世教会服务。通过我们的团结与相互支持和信任，愿我们能为天主对我们每个人的爱作出可靠的见证。”

    在我作为芝加哥总主教的任期内，特别是在刚过去的三年中，我己多次与宣传媒介接触，因此，我还特别对他们说了一些话：“在我做芝加哥总主教期内，我很高兴与你们保持了一种很好的职业上的来往，这层关系还会继续保持下去。现在我要求你以私人身份与我站在一起。不管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我请你为我祈祷：同样，我也会为你和你所爱的人祈祷。”

    我结束演讲以后，记者们开始提问。一位记者问我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是否有什么特别希望完成的事?坦白地说，我自从知道自己已病入膏盲以后，还没有特别花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因此，我最初的回答就是：我将像以往一样每天继续工作，直到我的身体再也不允许我这样做为止。我并没有感到在我的职务中，有什么事需要特别去完成的。然后我说，我非常希望能到意大利北部去作最后一次探访，与我的亲人们告别。最后，一个一直躲在一旁的答案突然间跳到我的脑海中。这个问题是如此简单，以至于我起初根本没有想到要说出来。我告诉记者们，或许，我能为芝加哥教区的朋友们，以及怀着良好愿望的每一个人能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是：我面对死亡的方法。

在接下来的几天与几星期中，这些内容在我的思想中开始成型了。这本书就是我在准备走向死亡之时，采取的重要步骤之一；即让他人与我一起分享这个令人惊叹的历程。

继续我的传教事业

    我在默想部分已经提到，紧接着的一天，8月31曰，我到了布鲁克菲尔德的圣巴尔巴拉教堂举行第二次为病人集体傅油。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深刻的心灵体验。

    因为医生告诉我，我还可以好好地活一段时间，我决定继续我的牧灵工作直到躺下为止。像平常一样，九月份的日程安排总是满满的。同一天，我要对两次事件进行演讲。我还继续我的癌病传教事业，每天晚上，我要打上一打电话，并给患癌病的朋友们写下鼓励他们的话。

    9月9日是我宣布自己得了晚期癌症后的第10天。我收到克林顿总统从白宫寄给我的自由勋章。我非常谦下地接受了我们国家对她的公民所颁发的最高的荣誉勋章。

    意识到我的体力条件，白宮体贴地把庆祝礼典放在我要到华盛顿乔治敦大学去作演讲的那一天。去参加颁奖大会的还有其他8位获奖者。盛会还包括一段有相当距离的散步。我很高兴，出来的时候没忘了带手杖。在白宮草地上，我接见了几位新闻记者。在乔治敦大学，我的演说大受欢迎。我反复重申，我们需要过一个言行一致的道德生活，并强调了在我国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尽管在这个国家里，经常发生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不和谐)。总之，那是排得满满的一天，使人筋疲力尽的一天，但也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一天。

9月20曰，我到波士顿去接受了波士顿教区天主教保健系统颁发的慈爱基督勋章。我很高兴人们以这种方法来回报我为天主教保健事业所做的一切工作。但这次旅程使我相当虚弱。我所接受的新的化疗法产生了许许多多副作用：这是我在第一次化疗时，没有经历过的。此外，胰腺癌引起的疲劳越来越显著了。

见到教宗

    9月23曰，我去罗马亲自告诉教宗我的健康情况。肯.韦洛神父陪我一起去，但我要求宣传媒介不要跟着我。我已经接见他们太多次，告诉了他们所有的事!我预料他们要问我关于去见教宗的事，我的回答是，这是一次私人接见与机密的访问。我们安排了在斯特里奇镇举行一次简单的“拍照”，但我不回答任何问题。那天，天气好极了!我休息和放松了一会儿。我们还没有得到消息，教宗将在哪儿和什么时候接见我。

    教宗与我在周五，9月27曰，相见了。我们在他的夏宫里见的面。教宗的夏宫坐落在罗马附近的阿蓬小山，称之为卡斯特尔贡多尔夫。当我们即将结束交谈时，韦洛蒙席进来了几分钟。

我们还可以在意大利呆一天，因此，肯和我就在星期六，9月28曰，去了亚西西。我们为整个教区的神父奉献了一台弥撒，并与当地的方济各会会士共进了一顿快乐的午餐。在弥撒中，还有一段有趣幽默的小插曲呢。因为没有团体参与我们的弥撒，我决定弥撒中就不念“信友祷词”了．但是，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他说他写下了不同范畴的一些神职人员，我们将为他们祈祷。有年老体弱的神父、退休的神父、酗酒的神父、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神父、心灰意懒的神父、勉强够格的神父、富有天才的神父、能说多种语言的神父、在堂口工作的神父、担当特殊工作的神父、为少数民族服务的神父、思想混乱的神父、在培育司铎的神父、新祝圣的神父、还在学生阶段的未来神父、已经离开神职界的神父、机能受障碍的神父、快乐和满足的神父。当他背完这一长串神父所属的范畴时，我笑了：我注意到自己属于其中好几个范畴呢!这次访亚西西是我知道自己的癌症已无药可救以来，最为美好的几件事件之一。

交托我的未来

    当肯和我一起回芝加哥后，我继续根据日程安排上所记载的尽自己的职务，但我越来越发觉难以遵照所安排的去完成了。我到了不得不把我生活中的每一样事情安排妥当的时候了。我完成了自己最后的心愿：把我还剩下的东西分发给他人，请我办公室的职员把我和他们的文件整理出来，移交到教区的档案中心去，并为我的葬礼定了一个基调。我也为妈妈在我死后仍能得到照顾作了一些安排。

与神长们一起祈祷

    10月7日，我们教区大约有800名神父与我一起在圣名主教座堂祈祷。尽管没有一个人公开说出来，但是我从他们泪流满面的脸上能感觉到，这是我在世时最后一次与他们同在了。我不禁想起第一次与他们一起聚在这儿祈祷的情景。那是1982年8月24日，我就任芝加哥总主教的时候。我猜想，他们中许多人也在回忆那一次美好的时光。因此我决定重复那天讲道中的结束语：

    由于我们领受了基督为众人而牺牲的圣体，啜饮了基督为众人而倾流的宝血，我们的生活和传教事业就被结合在一起了．我希望在我的名字被列入弥撒中的已亡者的名单上去之前，你们已经了解我是谁．因为，我将与你们一起工作和散心，一起守斋和祈祷，一起悲哀和欢乐，一起受挫并希望，一起争论并修和。你们将知道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的神父，你们的主教。同样，你们将知道我爱你们，因为，我是若瑟，你们的弟兄．

在弥撒即将结束时，全体神父伸出了手祝福了我，随后，我也祝福了众人。此时此刻，我不相信有哪一位的眼睛里不是噙着眼泪的，而我自己早已是热泪盈眶了!

放松我的传教职务

    到10月中旬，一切都已明白无误了，就像医生坦卜告诉我的那样，癌细胞扩散得极快，比我们预期的要快得多．他们告诉我，有些癌症病人接受的是与我一样韵化疗法，而他们的癌细胞都得到了控制。但是，这结果没有发生在我身上。由于化疗并不起效，相反副作用倒极大，我决定停止进行化疗。不断在长大的癌细胞造成了浑身上下软弱无力，每天都发烧；并由于肝周围的小空间受到了肿瘤的压迫，因此，胸痛也开始了。盖纳医生在最近的一次来访中，注意到我还没有出现黄疸现象，这说明胰腺癌还没有扩散到肝．我开玩笑地对她说，可能有些黄疸会更好．我看上去仍相当健康一一特别在电视上曝光时一一因此，很多人假设我不像所说的那么病重，给我提了许多问题一一甚至提出要求。但我相信，大部分人能理解为什么我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即使对那些寻根究底执着的要求。

    我们曾计划在1997年春季，召开第一届天主教共同计划大会。但是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看出，我是不可能再参加这次大会了。因此，我们决定在l0月24日，周四，在芝加哥召开一次委员会会议。本来我准备全天都参加会议的，但我不得不减少为只参加早上的会议，并在晚上作一次演说。在早上的会议上，我把小组的领导权移交给了奧斯卡．利普斯科姆。他长期以来一直是我的好朋友和好同事：他是莫比尔教区的总主教。那天晚上，我集中讲了天主教共同计划的本质、重要性，以及它的未来。

    本周初，10月29日，星期二，我到罗耀拉医疗中心去参加了一次特别的奠基礼：即新命名“贝尔纳丁枢机主教癌症中心”的落成典礼。今年5月31曰，差不多在我开刀的一年后，我被邀请回到医院去参加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那次会上，罗耀拉医疗中心的负责人宣布了要用我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的医疗中心。这个中心是在1994年就开始成立的。从那以后，中心帮助了许多像我一样的病人。在重新命名的当口，行政部门首次投入了2千万美金募捐款，用来作进一步癌病的研究和临床的设计方案。

    星期二，我的疲劳感阻止了我去完成他们希望我做的一切事；但我还是在新大楼里对医疗中心的职工进行了一次即兴演说，感谢他们给予我的无限美好的、富于同情心的和彻底的关心。我降福了他们。当他们全体举起手来，提高嗓音祝福我时，我真是感动极了!

我也对支持医疗中心的全体朋友作了简短的讲话。他们都被邀请到医疗中心外面的帐篷里来用晚餐的。但突然降下的暴雨，加上雷鸣闪电和时速80英里的飓风，晚餐不得不延期。大部分客人都提前回去了。这可能将是我最后一次在自己的教区公开场面上露脸了。

十字架越发清晰

    次日，我又去做了一次磁共振成像试验，并再次确定癌肿瘤在继续扩大。因此昨天，10月3l曰，我决定大量削减立刻就要开始的公开露面。我把教区里每天的任务交托给我的总代理人，雷蒙.格代尔主教，他现在与我及肯．韦洛住在一起。

    尽管要我从自己的职务中完全脱身出来非常困难，但很清楚，事情必须这样进行，并且这样做对整个教区也最为有利。当我在庆祝担任芝加哥总主教七周年的礼仪上，我在讲道中曾提醒整个团体(以及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耶稣，这位好善牧，是我们传教事业的模范。

    为祂的人民交托了自己的生命。有些人听到了祂的召唤，献出了自己的鲜血，为基督而殉道。另一些人慷慨大量地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以及自己的一切去为那些托付给他们照顾的人服务。不管放在我面前的将会是什么，我保证成为一位为你们献出生命的善牧。

    这些语句很简单，也很直截了当，我也如自己所说的那样在行动。我还说了以下这些话来结束我的讲道：

    若天主给我恩宠和力量，我将以慈爱的心，从这张多年来已经成为主教座堂的主教座位上来领导整个芝加哥教区……我们可能将一起跨越第三千禧年的门槛，这是整个世界文明及基督宗教的里程碑。不管还有多长时间我能成为这儿的主教，我将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你们。我愿奉献给你们我的服务、我的领导权、我的精力、我的礼物、我的思想、我的心灵、我的力量，以及，确确实实的，我的不足。我把自己在信、望、爱三德中完全献给你们．

    显然，我想与你们一起跨越千禧年门槛的愿望并不是天主的旨意。但在过去的14年里，我已经把我自己奉献给了芝加哥地方教会，奉献给了美国教会，奉献给了普世教会。我已经与我的芝加哥教区大家庭以及整个教会共同分享了我的生命。今天，当我还有呼吸的时候，我把自己的一切都在信、望、爱三德中奉献给你，但同时也在痛苦、死亡和平安中奉献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