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的是对本笃十六世（Benedetto XVI）辞位的决定在神学与教会学背景下予以理解。当然，我们的考察将着重于这一决定的典范性（esemplarità），换言之即察觉在这一决定中，能够得出对现今民主国家政治情势分析的结论。

事实上，我确信本笃十六世的“摒弃圣职（il Gran Rifiuto）”所应证的绝非懦弱（在不经考究的传统训诂中，但丁正是以此而指责策肋定五世（Celestino V）的），而是一种勇气，这种勇气在当今具备着一种堪称典范的意义和价值。教宗为其决定而辩护的寻章摘句，固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其正确的部分，但终究难以解释辞位这个在教会史上具有全然独特意义的姿态。我们要记得，2009 年 4 月 28日，正是在苏尔莫纳的策肋定五世墓前，本笃十六世放下了他授职的肩带（pallium），这应证着辞位决定背后的深思熟虑，由此也可见这一姿态所凝聚的沉重分量。谈及策肋定五世的辞位，他的说辞与本笃十六世如出一辙，他在

文中声称自己“体质虚颓（debilitas corporis）”、“己身疲倦（infirmitas personae）”，但史证资料已然表明，对教会“财权交易，买卖圣物”的愤懑才是其辞位的真正原因。

为何这一决定在今天于我们是乃典范性的？因为它呼唤我们重新审视伦理政治传统两大基本原则间的分歧，两者在当今的社会似乎已尽数被遗忘：合法性（legittimità）以及法制性（legalità）。我们社会所遭受的危机如此深刻而严 峻 ， 这 正 是 因 为 其 受 到 的 质 疑 并 不 仅 限 于 制 度（istituzioni）的法制性（legalità），而是此等质疑已然延展到了其合法性（legittimità）之中；如人们反复所说：不仅要质疑权力运作的规则模式是否合法，还要进一步地反省那些创建了这些规则和模式，并使之合法的根基原则。

当今权力和制度合法性的消亡，并非是由于其行径陷于违法（illegalità），因果恰恰相反，违法的跋扈漫溢，恰是因为权力已全然将自身的合法性置之不顾。由是可得，将法（diritto）的行动希冀为对应当今社会危机的举措无非一厢情愿——尽管法仍旧不可或缺，但危机一旦波及合法性，就绝无可能仅靠法的层面来加以解决。立法（legislate）于一切之上的法的狂想，恰恰适得其反地以一切形式法制性的僭越，暴露出一切实质合法性的沦丧。

现代性追求以实定法（diritto positivo）来维护权力的合法性，并由此将法制性和合法性重叠一处，但这于事无补，这一点正得见于我们民主制度的行将衰朽。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仅当这两个原则（二者在传统上也被唤做自然法[diritto naturale]和实定法[diritto positivo]，灵权[potere spirituale]和俗权[potere temporale]，亦或是罗马时代的威权[auctoritas]和权柄[potestas]）在它当中都能维持存在，而又不自诩以重叠之时，它的制度才能葆有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