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勿略不受任何束缚，完全自由地踏进上主所托付给他的世界：作为宗座钦使，他放弃了那个本来可以保护他的荣誉和地位，因为他觉得这将束缚住他的行动；他唯有以天主来武装自己，才可以灵活地应付所遇到的各种巨大的困难。但他信赖天主的心从此将受到考验。当时传教工作的艰巨，在忧郁成性的兰奇洛托看来，胜过初期的教会，而沙勿略的传教工作给四周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方济各神父为了荣主救灵在异城各地不停地奔走，甘冒殉道之险；此刻，他说要去日本传教，以侍奉至尊无对的天主。据他说，他将在那里大有收获。(1548年10月13日，洛博)

    与方济各同时代的年轻的巴尔塔萨·努内斯认为方济各所忍受的痛苦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可惜没有把它们一一记载下来③。以后历史家在写圣方济各·沙勿略的传记时，虽没有什么夸大之处，但都对他的英雄事迹有所渲染。他们或许是有意要凸显我们的主人公如何接受考验，对种种困难作出了令人称奇的反应，才浓墨重彩地加以描述的。这里值得我们重视的不是历史家的描摹，而是所描摹的事迹本身，因为我们从中完全可以品评出方济各爱主爱人的事迹具有多么崇高的价值。

    他热心传教救灵的事迹是值得我们称奇的，这是在以下的章节中将予以证明的。但更为突出的还是他的坚忍之德，因为这是他的一切英雄事迹的牢固的基础。沙勿略为了接待托付给他的近人，不得不受到自然界、世人以及自身的阻力，从而发现这个世界充满暴力，一味追求虚荣，制造混乱，或多或少在有意地反抗天主神国的临现。使徒沙勿略为了克服遥远的路途，险恶的人心以及疾病和语言上的障碍。不得不受到那个时代各种条件的限制。他只有使用当时所具备的各种方法，去忍受或克服抵制他在传教中所遇到的各种阻力。总之作为传教使徒的沙勿略，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地工作，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使他感到沉重的被动性。

穿越“鲸鲵之域”

    方济各在里斯本上了船，他一定会想起当初在水流湍急的意大利河道上飘流的情况；但他如今要飘流的是汪洋大海，即渡过他所谓的“鲸鲵之域～，这一来不知要航行多少海里，要挨过多少天、多少月，才能到达目的地?第一天在船上，他便画了一张地图计算航程：“从果阿至马鲁古l000海里；至马六甲500海里；至奥尔穆400海里；至莫桑比克900海里……”从里斯本出发直至他逝世，他在海上航行共计3年7个月，航程约8万公里，平均每天航行60公里。如此沙勿略(1541至1552年)三天中有一天是在海上度过的。

    然而在那些日子里，他福传的对象只是那些与他同船的人。等候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如此漫长，这该是多大的考验啊!当他设法使欧洲的神昆们领略到飘洋过海的时间如何长久时，便告诉他们可从邮件送到的时问中去推想：邮件从罗马至马鲁古或日本，一个来回至少要3年9个月。对此作出精确估计的航海家还说，这还只是在顺风的条件下所需的时间。另外，方济各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把他从里斯本带到印度的航船，即使不像运送下一批旅客的航船那样不得不折回几内亚，但在那广阔的海港停留了40天，也不能挽回因无风，只得留在莫桑比克过冬所失去的日子。这样通常6个月的航程，就会延长至13个月。在此风云变幻莫测的海上，方济各或许一直在呼求圣神平息恶风险浪。他曾告诉我们在赴日本途中，他曾处在十分被动的境地之中，不可能确定航程的日期，许多次只能改道航行。

    他在赴日本途中，也曾谈到在科钦和马六甲之间，遇到过好天气。但通常而论，途中常会遇到暴风雨或大风暴来临之前，那同样令人感到恐怖的“平静”。他从莫桑比克写信给人说：

    我在海上晕船两个月，在沿着几内亚海岸航行的40天内，我感到很不舒服，特别是因天气不好，海上显得死沉沉地安静……但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总督和那些高贵的先生明白我们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求世人的青睐，而只是求为天主服务，否则这样的航海之苦，我实在连一天也忍受不了。(1542年1月1日)

    然而他得接受这样的考验一直到死。因此在以后的三年里，我们将看到他不停地往来于印度的海岸之间，经常乘着装备简陋的小船出没在海上：

    我飘泊在海上已经8天了，您不难知道，一只小船在狂风大浪中会有什么情况。

    因此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他要劝人尽可能地乘坐“配备较好的大船，一。从此他若要穿洋越海，便登上大航船，可是大航船又如何能抵御在中国和日本海上的台风呢?我们在前面曾谈到过他三日三夜遇到风暴时的情况。方济各也就在海上的风暴中更深刻地体验到了上主及上主的全能。因此他乐意提起海上的险情，或谈到他毫无恐惧地面对着四艘航船只有两艘航船可抵达目的地的险情。

    在海上航行，除风暴外还有船只触礁搁浅，遇到海盗等危险。他乘中国航船前往日本时，就遇到过海盗，而那航船就被称作“海盗号船”。日本人就怕这样的危险，吓得不敢陪沙勿略一起穿越海洋回到印度去。

    在这样惊险的航程中，人人都想保住自己的生命，而方济各则一直在求天主保佑。许多人见到他这样，无异于他在掌舵一样，大家也都放心了。在这人人极端自私，只想保住自己生命的危险时刻，独有他不断地在恳求我们的上主，大自然的主宰，解救他们。

俨然一个朝圣者

    1542年9月，方济各在离开果阿至渔港前，曾说：“[对未来传教士而言]，海洋和陆地同样充满着各种考验”。那时他还不知道那被太阳晒得滚烫的土地，会给他带来多大的困难。而且他很少谈到在那里跋涉，有着数不尽的危险：那里的土地像火炭，-N雨季又成了泥海；路上还有猛兽出现，如眼镜蛇、蝰蛇、蟒蛇等；还有在黑夜里嗥叫得阴森可怕的豺狼，以及硕大无比的老鼠，吸血鬼，蝎子和老虎。然而按照布罗德里克神父的说法，这一切都消失在方济各一心想拯救的，大批苦灵魂所形成的汪洋大海之中。所以在他面前的这些困难，算得了什么呢?他曾对确实已走得很累的曼西利亚斯写信说：“我们得常在途中徒步行走”，并说：“我过去一直是这样的”。l556年在立案调查他的圣德时，就有人证实：“他从未在一地居住过一个月或三周以上的。他常由这一村转到另一村，而且总是徒步前去访问居民，

有时他还不穿鞋，光着脚呢。”所以他在结束此信时，对曼西利亚斯反复下达这个主要的命令：“您该不停地长途跋涉”o。而他自己在动身前往远地去时，也总是这样提醒自己和鼓励自己的：

在朝圣之旅的今生中，我们就该时刻准备好前往更能侍奉我们主、天主的地方去。

 当时供应给传教士们，支持他们辛苦工作的物资绝对是匮乏的。方济各对依纳爵并不隐瞒这方面的困难：

    居住在这国土上是十分艰难的，因为夏天酷热，而冬天刮风下雨，日子同样难过。在马鲁古岛、索科托拉岛、科摩林角，物质上的必需品都很匮乏，我们和当地人民生活在一起，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都很大。(1549年1月12日)

    另外他又指出，像在奥尔穆那样的城里也缺乏水。后来方济各到了日本，觉得气候的变化实在太大，不由大吃一惊。为了与联络人相见，他必须穿上厚呢制的衣服和鞋，他坦率地说：“否则，我们会在这里冻死的!”方济各神父并没有向人诉说过1550年7月他走得筋疲力尽的情况，但弗罗伊斯神父从他的同伴费尔南德斯那里打听到了该情况后，便作了这样的报导：

    那时方济各得悉有一艘葡萄牙船中途停靠在平户，离鹿儿岛约350公里。他在鹿儿岛差不多已有两年得不到欧洲方面的消息了，心里自然焦急万分。因此他不顾自己正在发烧打寒颤，仍坚持要去那里寻找寄给他的信件。他不得不一公里、一公里地前行，每天差不多走25公里；他克服困难，走完了两周的路程，终于到达了那里，可惜他一封瀚黼信也没有找到。

    他也没有向人叙述过在日本京都奔走的情况，或者说，他并没有说起过他为何“兴高采烈地跑完最后l2公里路”。帕米奥神父报导了这一情况，那天午后沙勿略要去见那个将伴随他的日本新教友贝尔纳(Bernard)。这位新教友在沙勿略面前高谈阔论，显得活泼可爱，性情与其他日本人大不一样。帕米奥神父还对方济各的出门远行，作过典型的描述：

    他身上穿的只有一件黑布他，头上戴的是暹罗人的布帽，他赤着脚，露着腿，小包裹里藏有圣经和日课经，外罩宽袖的教士白短衣。他在穿过白雪皑皑冰封的树林时，怕丢失与他作伴的当地骑马的土民，便扮作随从似地紧跟在后；有时他蹦蹦跳跳，在途中玩起抛接球的游戏：把手中的苹果掷向空中，又把它接到手中，脸上挂着喜悦的泪。他在路上与人深切地谈论天主的善良和仁慈，因为天主选了他，把天国的道理传播到如此遥远，仿佛与世隔绝的地方。

    当方济各奔走到最后，在即将找到开启日本王国的钥匙时，他高兴地玩起抛接球的游戏，并向天欢呼起来，难道我们能说他有这样的表现是不正常的吗?

    进行朝圣之旅的沙勿略知道，此行有何目的。他跟过去走在法国和意国的道路上一样快乐。现在他是天主的开路先锋，要为上主开垦新的土地。

居心叵测的世人

    沙勿略前往进行福传工作的世界，绝不是一个太平世界。他从这个王国回来后，常想他将去的那个王国要比去过的王国平静，但结果都使他大失所望。现在他唯有对中国还保存着美好的憧憬，因为他还没有进入中国，使徒方济各即将遭遇各种困难。而在总体上可以这样说，他将成为“迫害”的目标。波朗科神父曾说：

    方济各神父在里斯本时，曾抱怨自己没有经受过迫害。后来想到在印度能有受迫害的机会就感到欣慰了。因为在他心目中，一个人在生活中长期没有受到过什么迫害，就像“偷生苟安的战士”。

    现在他真的处在强盗和屠夫之中了。从他第一次来到科钦传教起，就得保护他的信徒不受匪徒凶狠的侵犯。这些匪徒抢劫掳掠，无恶不作，连方济各自己的生命也难保，因为他们怨恨他，说他找死不想活了；再说，他在那里，并不像在果阿那样太平，确有生命之虞。的确有人曾想把他杀死在那里，但他奇迹似地幸免于难。

    马纳尔(Manar)岛上的教友惨遭屠杀后，沙勿略同意远征军前往攻打那个血腥杀人的印度王公o。1549年，方济各生前最早的助手之一安多尼·克里米纳利为保护教友，抗击来犯的匪徒而被杀死，与此同时，两位年轻的修士被来犯的印度人俘虏；1549年8月22 日，里贝罗被穆斯林毒死。在摩鹿加传教的贝拉多次受到生命威胁，有人甚至想他已经被害。他曾吃了很多苦，以致最后仿佛梦见了世界末日的情况。难道他真的想自己已领受了使命要去完成那著名的安蒂伊西多尔(Antiisidore)的预言，收复耶路撒冷圣殿吗?

    方济各动身去莫尔岛时，遇见了可怕的阿耳弗尔人，他说，他们是吃人肉的。这些野人连自己的先人也杀，因此再也没有人敢到该岛去传教。。他们在举行盛大的宴会时，竟与邻居交换父母而大啖人肉。因此，这岛不该再叫莫尔岛，而应称它为殉道者岛0。

    在方济各身上的最后一个生命威胁，很显然，就是他可能被监禁在广州的牢狱里。那个曾从广州狱中逃脱的曼奴埃尔．德、查维斯一定给他详细描述过广州牢狱里的情况。但方济各去广州的主意已定，即使就在那时他的好朋友米兰达(Miranda)被捕了。去中国的危险虽然这样大，但他还是答应给敢把他带进中国大陆的人200葡币；这数目已达到在日本山口建造教堂的费用的三分之二。；此外还得加上一路上的赏钱，总数高达350葡币!

    沙勿略虽不曾因殉道而死，但他的心灵经受了比殉道还剧烈的痛苦。1544年3月27日，他在信中这样说：

    异教徒以及葡萄牙人在教友间所犯的一切过错，不能不深深刺痛我的心。看到他们不断地伤害教友而无可奈何，这就是一直留在我心上的创伤。

    这创伤还将日益加深。方济各虽没有机会牺牲自己的生命，但爱情的创伤证明他确实是蒙受天主恩宠的人。阴险恶毒的人比罪人在他心上所造成的创伤更历害，因为那些罪人还是他的朋友。葡萄牙移殖民中，有一个人曾纳妾20多个，方济各凭他的友谊规劝，成功地驱散了他成群的小妾。海伦苏丹虽拥有一百个后妃，和许多出身低下的宫娥，但方济各跟他的关系也不错。沙勿略特别喜爱亲近罪人，这是家喻户晓的事。

    但他毫不含糊地怒斥撒谎和阴险的人，所以日本僧侣要来迫害他国，印度的婆罗门要对他发怒。

    然而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沙勿略认为自己受到的伤害，是因当时的人愚昧无知和抱有错误的成见所造成的。他并不认为印度宗教与基督宗教是水火不相容的。再说，他通过一些不太熟练的译员，也曾接触过蒂鲁琴杜尔寺庙里那些无知的婆罗们。但他认为没有必要去熟悉印度教的经典《吠陀》，以此来揭发并谴责那些撒谎、欺骗平民百姓的婆罗门。

    在这个国家里，在异教徒中有一个由全体印度教徒所供养，称之为婆罗门的种姓，他们负责供奉偶像，管理寺庙，简直可以说他们是世上最败坏的种姓。“上主求祢救我于不敬神的国，使我脱离欺诈和邪恶的人。”@上面圣咏中的话，我们可以这样领会，是针对他们说的。这是一个从不讲真话的种姓：他们常挖空心思欺骗诚朴无知的穷苦人。他们对穷人们说神道要他们带某些东西去作为献礼，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以养活他们的老婆孩子以及他们家里的人……

    居住在我所经过的印度海岸边的婆罗门，由于我不停地揭露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对我很是不满，但在我们单独相处时，他们也会在我面前承认欺骗老百姓的事实，而且还给我馈赠礼物……他们所以这样做，无非要堵住我的口，不揭发他们的秘密!反过来，在私下里我也给他们讲了我的心里话。接着我也对那里的穷苦人推心置腹地说话，他们纯然由于恐惧才信他们的宗教的，我尽可能地对他们揭露婆罗们的谎言和他们拙劣的伎俩；许多人因听了我的话，不再信魔鬼，而成了信奉基督的教友。(1544年1月15日)

    耶稣不也曾严厉地斥责法利塞人，斥责所有利用老百姓对他们的轻信而愚弄老百姓的人吗?但耶稣也真心诚意地接待了尼阁德睦。方济各同样也不攻击印度教司祭们所信奉的宗教本身。后来，他常愿意讲一个婆罗门由于接受不了进教的条件，最终没有领洗的故事。

    方济各不仅为那些掌管真理，却让真理服从私利的人痛心，而更为那些葡萄牙人的行为感到难受。这些葡萄牙教友被穆斯林无情地讥讽为“无法无天的贼”，他们无耻地剥削原住民，以致异教徒改变主意，不再皈依真教。在印度的葡国教友就这样阻挠了天主的行动。1542年[他到印度的第二年]便在总督身上明白了什么是“好牧人”，而在外教人身上看到了什么是“凶残的狼”。两年后，他恳求劳德利盖说：

    请您不要让您的朋友中带有国王的任命和职务的人前来，因为就是这样的人，我完全有理由这样说：“愿他们从生命册上全被除去；不要让他们与义人同被录取!”即使您相信他们是有德行的，如果他们没有堪当使徒的恩宠，那么您就别指望他们会克尽厥职的。他们在这里的所作所为只有使我担忧，而且已经司空见惯了。他们一贯奉行的是“你抢我夺”之道。我见到这些派来的人用尽心计，费时费力地参与这不幸的强取豪夺的勾当，便完全惊呆了。这些国王底下的官员狂热地争逐金钱，而且不甘示弱，永不餍足。因此，您不难想见，那些由国王委派到这里来的官员如何凶恶地了此一生。(1545年1月27日)。

    所以我们要保护在这里的信徒，不让不知餍足的狼前来吞噬。现在前来扑食的狼并不是外教人，而是进教的葡萄牙人!

    方济各虽然没有征服他们贪求钱财的心，但他知道该如何利用他们的发财心理。l549年他在信上说：

    根据我在印度所获得的经验，他们是不会专为了天主的爱而派一艘船的；他们派船接神父们到这里来不可能没有其它打算的。

    因此，他吩咐果阿的院长神父筹组一个赴日本的使团，带上献给日本君王的礼物时，这样说：

    葡王谅必可以从设立在坂井的商行中大获其现世之益。坂井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在那个城里有许多拥有大批金银的富商，这是日本其它地方所没有的。

    沙勿略也想筹组一个类似的使团去中国，因此他虽然不让那些葡萄牙人充当传教的使徒，但仍利用他们一心想发财的心理开拓天主的神国。为此，我们不能像兰奇洛托在1545年时那样，简单地说他们是“只求自己的私利，不求耶稣基督的利益”的人，因为他们的利益，通过方济各的爱，也为天主的光荣服务了。

他会说当地土话

    在方济各所投入的世界中，还有其它的困难，决非以上所提到的那些外在的困难而已。他可以无休无止地抵御风暴和恶劣的气候，抗击那些阴险恶毒的人，也可以组织力量保护教友，并揭发葡王下属所作的坏事，但他如何克服个人在语言上和健康上的困难呢?

    我们有时错误地认为圣人们常蒙受特殊的恩宠，把他们视为不是这个尘世上的人，认为他们常会施展神恩异能，不必像常人那样艰苦地工作。因此就有人认为沙勿略也有能通各国方言望特恩。在某些场合，那些平时听不懂他话的人，的确也能明白他说话的意思，可是在任何情景下，他却听不懂他们的话。他很清楚，为了传教救灵，天主圣神一定会补足他在语言方面的缺陷的。司是他一到要在那里度日的地方，便开始学习那里的语言。1548年12月卡梅里诺神父在报告中说，他用土话给那里的奴隶讲道，跟说自己自已的话一样。德夸德罗斯则说，这是“半土半葡”的话。瓦利尼亚诺则总结说：“主日和节日，他给当地教友讲教理，用的是半土话，就像奴隶们平时对主人讲蹩脚的葡语一样。”

    这种混合语在印度要地尚能使人听懂，但到了渔港--带就不足应付了。所以沙勿略不得不进一步用功学习语言。

．  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更听不懂我的话，因为他们说的是马拉巴尔语。而我说的是凯尔特伊比利亚语，俗称西班牙巴斯克语。于是我便把他们中最有学问的人召集在一起，从中寻找精通我们语言，也精通他们语言的人，经过多次开会商讨，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拉丁文的经文，译成了马拉巴尔语的经文……经文译成他们的语言后，我就背诵这些经文；我走遍各村，摇着铃，把大人小孩召集在一起，教他们念经。(1544年1月15日)

    这时他在学习、语言上所取得的成绩，能比他当年学习意语，在意大利广场上，挥着帽子：喃喃诵读但丁诗句时更辉煌吗?但“他在讲道时目光炯炯，不停地从口中吐出热情洋溢的话，却迷住了听众的心’…。现在他要完成的工作，其困难程度是难以比拟的。因为他的喉舌老是发不准印度人的语音；这实在要比他记住单词困难得多。因此方济各时常要去求助于那几个译员；如果适逢译员不在时，他便一筹莫展，陷于困境之中。我们在他坦诚地写给曼西利亚斯的信中，发现曾多次出现了那个使他感到头痛的“译员”一词，这就足以说明他多么需要译员啊!

    我身边没有一个译员，独自一人在这些人中往来传教，因为安多尼病倒了，留在马纳伯；安多尼和罗德里格都是我的译员，……所以您不难想见我是怎么度日和进行传教工作的，因为那些人听不懂我的话，我也听不懂他们的话。您想想我是怎么对他们讲话的!我给新生婴儿和我认为可以进教的人付洗，因为在此情况下，我身边就不需要译员；那里的穷人也不需要译员，就可使我懂得他们需要什么。所以遇到这些最重要的事时，我不需要译员也可以对付。(1544年8月29日)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切不可遽下结论，说我们这位圣人没有语言方面的天赋。因为他毕竟会说巴斯克语、西班牙语、法语和葡语，也能结结巴巴说泰米尔语、马来语和日语。所以他时常说：“不懂语言，是颇为不便的事。他说这话，因为他忙于行爱德，常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认真学习语言。他盛赞恩里克斯神父作出双倍的成绩，因为他会说当地的话。”但方济各是一个充满救灵神火、开拓天国的人。为了传播基督的福音，他在语言上背着多么沉重的十字架呀!他得不断地重新开始学习语言。他学会泰米尔语后，又致力于艰苦的翻译工作，把一本简要的教理问答译成马来语，因为马来语在远东的一些岛屿上也能通用。他在动身前往莫尔岛时，曾在这方面作过如下的说明：

    这里每个岛有其特有的生活，甚至在一个岛上，几乎各村也有各村自己的土话。但在马六甲所讲的马来语，在这些地区都十分通行。所以我在马六甲时，就费了很大的劲把《信经》译成了马来语，并附上每端信经的讲解和一些主要的经文：即马来语的《天主经》、《圣母经》、《又圣母经》和《天主十诫》。好些当地人在我讲授这些重要的教理时，听懂了我在说什么。(1546年5月10日)

    当然，在他的翻译中难免有些错误，教会当局的审查者对此曾予以无情的谴责，但天主圣神所默启的道理毕竟还是被他表达出来了。这样的译文在未开化的摩鹿加岛上还是适用的。然而在与日本僧侣们打交道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把“天主”一词译成日文就曾大费周折。弥次郎(Anjir6)建议译成“Dainich”(“大日”)，相当于亚里士多德学派所谓的“materia prima”(“第一质料”)。一年半后，他发现，这样就把“天主”列人了日本所崇拜的偶像之中，因而那个称呼与天主本身是大相径庭的。但更糟糕的是：“Dainichi”的发音，听起来跟“大谎言”一样。方济各只有感叹道：“唉，我们若精通日语，早已成绩斐然了!”为此，他多么恳切祈求天主开恩啊!

愿天主使我们学会日本人的语言，好谈论天主的事理!我们在此，在祢的助佑与恩宠下，将大有收获。现在我们处在他们中间，就像木头人一样。他们对我们的问题高谈阔论，而我们听不懂他们在谈什么，只有缄口无言。

    我们只有像听不懂讲话的小孩子一样。但愿天主使我们像小孩子那样诚朴，心灵洁净!我们得努力学习，想尽办法跟他们一样懂得日语，同时也得学习小孩子的诚朴，而无欺诈之心。(1549年11月5日)

    不得不缄口无言的方济各，却更深入到只有小孩子才能领会的天国的奥秘之中。然而他并不因此懈怠下来，当他知道自己缺少学习日语的天赋时，就鼓励费尔南德斯修士精通日语。于是他就开始想把《信经》译成日文后印刷出来。他的这个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但他在鹿儿岛上，漫长的冬天无所事事时，便编著了一本讲述天主创造世界和基督奇妙一生的书，交由弥次郎译成日文。这还不够，他说：“弥次郎回到日本后，我们已把这书译成中文，将来我去中国时，借此可以使我懂得中文”，而且他毫不含糊地说：“现在我就想学会中国话。”但他就像不会说日本话那样，始终不会说中国话。在上川岛时，他与一个中国译员在一起，但受到命运的嘲弄，这个译员。已不再会讲自己的母语了。至于另一个译员，因害怕吃苦，不愿跟方济各去广州，早已离开了。若说他应该求天主赐给能通各国方言的特恩，那么我们就该惊奇，在他缺少良好的传教方法时，在传教事业上竟产生了如此奇妙的成绩。方济各在他临终时，是否没有说安多尼听不懂的巴斯克语，而用了其它的语言忏悔了自己一生的罪过?这不得而知，但五旬节的圣神一定在鼓励他的口舌说话，并为他证明基督确实已经复活了。

迎战疾病

    我们在阅读与沙勿略同时代人的传记中，会惊奇地发现那些杰出的天主的工人屡遭疾病的袭击，尽管由于那时的医疗能力差，但还得承认他们大多数都属英年早逝。与今日的情况正好相反的是，他们并不怎么重视健康，没有把健康的身体作为传教工作产生功效的重要条件：难道近人的需要应受制于我们的健康和心境的好坏吗?

    方济各有时在信上说自己身体很好，只是为了叫人放心。他说这样的话不久，往往就病倒了。上面刚引述的那封信写完后的一周，他就一连四、五天发烧。他放了两次血后，病情就好转，身体恢复了健康@。前面我们曾报导过方济各守候在垂死的水手身边时，自己也因发高烧而在哆嗦的事。船医萨拉维亚曾为此事作证说：

    [当他们中途歇息在莫桑比克时]，沙勿略神父因劳累过度而病倒了。我找到他时，他正在跟其他病人在一起。我就请他到我住的地方去……他的病已很严重。我给他放了九次血。他曾三次说谵语，但我发觉他在谈论天主和灵魂上的事时，他的神智还是清醒的。但谈起其它事情和他自己的健康情况时，就胡言乱语起来了。后来他病一好，又投入他的工作中去了。

    过去他一直间歇性发烧。。这疾病奇妙地伴随着他，使他深刻领会到天主随时可以召叫他。事实上此病一直纠缠着他，直至他的生命结束。他到了上川岛后，不是一连十五天发烧吗?

这疾病已促使他提前衰老，他从日本回来时，即使说自己体力依然充沛，但他的头发已经白了。

    他根据经验，知道发烧给他带来的病情十分复杂。因此当他该照顾来自葡萄牙或去上川岛的那些会士时，便劝告曼西利亚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并吩咐他把一个感到身体不舒服的年轻修士遣回欧洲。他还明确指出过，到日本去的会士必须要有健康的身体。1545年初，他对依纳爵说：

    派来的传教士必须能忍受身体上极大的劳累，因为这地区的恶劣环境，实在使人难以忍受。不仅气候酷热，不少地方还缺乏饮用水，而且食物缺乏而单调：只有稻米、鱼和鸡，没有面包，没有酒，也不像在有些地方有那么丰富的食物。所以派来的传教士应是年轻力壮的，而不是年老体衰的，使他们能在此经受长期的疲劳，给人付洗，给人布道，跑遍各村，给新生婴孩付洗，并设法保护教友，不让他们受外教人的迫害和袭击……

    后来方济各怕自己提出的要求未免有些苛刻，便表示也愿意接受一些身体不太强壮的人前来：

    至于那些身体不够强壮难以胜任繁重工作的人，您也可以派他们来。他们可以留驻在果阿或科钦，他们将在那里为天主光荣地服务。在那两座城里，居住着葡萄牙人，他们可以像在葡萄牙一样找到各种食物和用品。他们患病时，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因为那里有许多医生和药品，葡萄牙有的，那里都不缺。曼西利亚斯和我所在的渔港一带，情况也是如此。(1545年1月27日)凹

所以沙勿略并不是一个绝不顾自己身体的狂热分子。至少，他对助手们的身体是关心的。然而他发觉有些人过于关心自己的身体，而另有一些人虽然病得不轻，却毫无保留地热心工作。他看到佩雷斯在马六甲把大量的工作压在自己身上，不无惊讶地说：

    我见他忙于开导人灵，铲除他们心中的罪恶，使他们侍奉我们的主、天主。人们争相去听他讲道，以致教堂内容纳不下那么多听道者。人人觉得他的道理讲得美妙动人，并能使人深刻领会……我见他借着我们的主、天主的恩宠竟有如此大的收获，而自愧勿如，而他含辛茹苦，健康情况一直欠佳!他的成绩极大：前来忏悔的人那么多，六个神父不间断地听告解，还得一直坚持下去……我真不知再说什么好了!且不说所有的人，至少身强力壮的人看到这些有病的人如此辛苦地工作，在救灵工作上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就有理由感到羞愧。(1549年6月22日)

    方济各也知道他年轻的合作伙伴，泰米尔语语法专家恩里克斯的情况。当初医生们见他身体单薄，便劝阻他动身前往印度传教；然而医生们的劝阻显得有些过分了。他虽病弱，但后来因服从长上的命令来到印度，一切都很好。1547年和l548年，恩里克斯神父自己也曾两次提到过这件事。

    在方济各的心目中，类似恩里克斯神父的例子，以及他自身的经验，足以证明依纳爵在《神操》中所制定的有关“节制”的规则是很有价值的。制定这些规则的目的，在于使人不受肉体的奴役，进而不受疾病的摆布而获得自由。有许多人爱惜身体，严防疾病，缩手缩脚，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都是些毫无根据的臆想。为了荣主救灵，有时就得打破这种过于人性化的稳健性。作为一名使徒就该有在一天之内不吃任何东西的能耐，因为有时为了救灵魂，传教士忙得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再说，在求医问药上，不知有多少操心是白费的!沙勿略为发烧的日本病人祈求病愈就爱采用做补赎的方法，狠狠给自己打苦鞭。

    方济各在日本传教时，所见所闻更巩固了他在生活上要节制的观点。他在给果阿的年轻传教士的长信中，就陈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看法，但我们不可把它看作是一篇素食生活的辩护词，也不可把它看作是一篇详细的对日本人生活的调查报告。因为日本人并没有像他那样不顾身体，拼命工作。至于沙勿略自己也并没有信中所说的日本人那样长寿，只活到46岁就死了。他在信中提出的忠告是一个悖论，它倒可以纠正我们对这位使徒常有的失之偏颇而不无悲观的看法。方济各在那封长信中是这样解释的：

    在其它国家里，通常而论，丰富的物质供应是促使人贪婪、满足私欲的好机会；与此同时，节制饮食的美德却受人冷遇。在此情况下，人的灵魂和肉身同样受到严重的损害，而在大部分时间内，肉身和灵魂一样虚弱多病。世人在饮食中很难找到中庸之道。许多人因忍受着身体各方面的折磨和痛苦，即使在患病之前，已缩短了自己的寿命。他们治病吃药，吃药后食欲不振，在美酒佳肴前也尝不到什么味道。除了这些不愉快之处，还有更不如意的事。他们的生命全由医生来摆布，而医生们在一连多次的错误治疗后才把人的病治好。

    天主给了我们极大的恩宠，把我们引领到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我们要供养身体，但土地并不给我们生产富裕的食物。日本人不饲养牲口，也不吃肉。有时他们吃鱼、吃稻米和小麦，但都吃得不多，蔬菜是他们的主要食物，有时也吃些果子。在这样的生活习惯下，日本人的身体都很健康，长寿的老人不少。我们不难从他们身上看出，当没有丰富的食物满足需要时，吃少量的食物也能维持我们的生命。我们在这国家生活得很健康，但愿天主让我们的灵魂也活得一样健康。(1549年11月5日)

    沙勿略似乎已战胜了他所投入的与他敌对的世界，而与他为敌的自然力和世人，曾使他的聪明才智和体力都陷于被动的状态，就像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那样。下面是与他同时代的人对他的描述：

    此人年纪不大，体格强壮，是个勇敢的战士。诚如圣伯尔纳多(Saint Bernard)所说：“这是一个忠诚的战士，他充满爱意，瞻仰君王的创伤时，便感不到自己所受的创伤。”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我们中间有一位活着的殉道者，他一心所追求的便是热爱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1548年11月9日)

    沙勿略一生拳拳服膺的是基督的苦难，而他的传教事业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功效，以此作为解释再合理不过了。这位使徒在实行他的传教计划时，究竟遭受过多大的抗阻，我们确实很难知道。他留在海上长达四十多个月，若无恒久的耐心怎么行?方济各自己也曾承认他有三分之一的日子无事可做。当然，在船上也有许多可以给他去做的事，但他一心一意要做的事，是为传教区的人民服务。船要靠近一个地方，所费的时间多么长啊!在此被动的情况下，我们不妨计算一下他在途中所耽搁的时间。例如在莫桑比克过冬长达6个月，在圣多梅等候了4个月，在马六甲逗留了3个月，在鹿儿岛被那里的居主捆住手脚，行动不得自由12个月。末了，在马六甲传教失败后，来到荒凉的上川岛100天，总共30个月。这就是说，超过从里斯本动身后，他在东亚所度过的140个月的五分之一还多；也就是说，5天中就有一天要忍耐地等候顺风和好人来相助。另外，我们还无法精确地估计他生病和航船在海上徒然移动方位的时间。有一件事倒是确切无疑的，他在海上和陆上所耽搁的时间，使他真正在印度和日本传教的时间，缩短到只有少得可怜的5年。换句话说，两天中就有一天是白费的!

    虽然敌对的世界将耗尽此人的精力，但上主一直活在他身上，方济各还是充分自由的。他无所眷恋，对上主赤胆忠心，毫无先决条件，不强求成功，不计较健康；事情容易也罢，艰难也罢，对他都一样。他老老实实，什么东西也不准备，完全顺从天主的圣意，迎接天父要他遇见的各种情况；他把自己彻底交付出来，不怕任何危险，不怕饥饿寒冷，不怕阴险的人，不怕语言上的困难，也不怕疾病、死亡和魔鬼，因为上主与他同在。为此，他能跟外邦宗徒圣保禄一起说：

    我们把这珍宝存放在瓦器中，以便显示那无限的力量属于天主，并非属于我们。我们遭受各种患难，却从不感到忧苦；找不到出路，却从未绝望；遭到追逐，却从没有被隔绝；被打倒，却没有丧亡；我们身上时常带着耶稣的死亡，为使耶稣的生命也能在我们身上显现。的确，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时常要为耶稣的缘故被交付于死亡，为使耶稣的生命也能在我们必死的肉躯上显现出来。这样看来，死亡在我们身上活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活动。

无疑，方济各神父的一生可以作为理想的耶稣会会士的楷模，诚如里瓦德纳拉神父在拉丁文《会典》卷首所写的那样：

    总之，会典要求我们成为钉于十字架之人，使世俗对我成为钉于十字架之物。亦即成为新人，脱去私情，穿上基督，死于自我，活于圣义；用圣保禄的话来说，不论劳动、守夜、斋戒、贞操、坚忍、温良，圣神的灵感，笃实的爱德，直言真理，无不表示自己是天主的臣仆；用圣义的武器，亦攻亦守，不论荣辱，不论毁誉，不论成败，跨着大步，向天国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