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知道梅顿是当代最有感染力的灵修大师之一。但在他年轻时，他更像个讽刺和诙谐的旁观者，默观的种子才开始萌生。梅顿的日记《世俗日志》揭示他年轻的生活要比他在革责玛尼写的详细传记《七重山》还要多。在这本写成后很久才出版的日记里，我们找到一个在当时还不知道世界到底是可爱的还是可嘲弄的年轻知识分子的直接与率直的反应。
　　这简短、零碎的日记让我们看见梅顿作为一个有智慧、博学多才、见闻广博的“研究生”，用他深刻的讥讽去察觉他的周围环境并给予解释。或许在日志中最触目的，要算是他批判世界在那“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残酷的冷漠。无论如何，从阅读中我们发现他是一个格外敏锐的年轻人——一个在十六岁时失去双亲，透过旅游与阅读，不断寻找他可以全然委身的事情或人物的年轻人。
　　梅顿在他完成这篇日记差不多二十年后，在出版的序言中，他写道：
当时所表达的那种带武断性的激烈观点与意愿，在时间的洗炼及对别人的属灵困境有更多的密切接触后，肯定已变得软化及温和。但请饶恕我仍然保留着这些年轻时的讥讽在这堆文章内。（《世》）
　　也许他没有刮去这些讥讽是一件好事，因为它给予我们的可能是他默观精髓的最佳导轮。在梅顿以后反讽的笔触描述博物馆游客对勃鲁盖尔(Brueghel)的名画的反应时，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他那对周围环境的独到观点。他写道：
　　那些人怎样谈论这幅画呢？
　　有两个可能是艺术学生的女孩子说：
　　“它看来像早期法国印象派之一。”
　　一位帅哥，尾随一群女性倾慕者说：
　　“优秀的报道：看见那膝盖嘛。”
　　（那膝盖很圆润啊。）
　　两个女孩中的一个（傻笑地）说：
　　“看他们在那里接吻呢！”
　　一个男人又说：“我猜想那人一定喝醉了。”
　　另一个帅哥接着说：“一看就知道是一幅荷兰
　　油画，根本不是个瘦削的人。”
　　一个男人（带外地口音）：“乡村舞！”
　　一个女人：“看那白色的围裙！”
　　一个男人：“有点大肚子呀！”
　　一个男人：“看那管乐手。”
还有许多人只读出名字“Broo-gul”便满不在乎的走了。但至少他们一定想着这是重要的。他们的反应是一般不懂画却又要去享受它的人的反应，最后为了要吸引其他中产阶级的注意，便只好用心牢牢的记着那些名字。（《世》）
　　这就是年轻的梅顿，以冷笑旁观周围的男女。嘲讽成了最适合他的生活方式。
　　这种早期的嘲讽当然不是那类无情的愤世嫉俗，因为这很容易会变成激烈的愤慨。当他在摆放艾格列柯的油画的房间内听见一个女人说：“他们都死于肺炎！”后，他就如此写道：
关于画家生活的时代的悲惨与痛苦，当然有许多误解。若我转过来问这位老女士：“如果世界快将消亡，你认为在这个充满恐惧症、凶手与绝育者的世代里，它还可以怎么样？我们的油画又如何，它们因什么而死？或者可否称它们为死亡呢，当它们还没有生存过？”（《世》）
　　当时梅顿只有二十三岁，五年后他才做了苦修会士，而今天他可说是本世纪最重要的灵修作家之一。他在日记中表现出那种远离的知觉(distance perception)肯定会有两方面影响。远离的知觉一方面为他带来尖锐的观察，带来愤世嫉俗与痛苦，但它也使人产生丰富的默观，就是真正的关心和人性关怀的根源。
　　虽然他仍需要悔改与净化，但在他的日记里我们看见一个深切坚定的进程。它在起初还是隐藏的，后来却不断呈现出来。他在日记的前面写满他激烈的批评，都是关于他读过的书本，看过的油画及感动他的哲学思想。福音只能让他与这一切保持一个玩世的距离，而不能让他深切地感到投身在世界之中。他评论布雷克、但丁、乔伊斯和格林，又评论安吉利科、勃鲁盖尔和格列科，也评论圣多玛斯和圣奥古斯丁。这些尖锐而又毫不费力的批判，是来自一个势力的学生。在仅仅两年的天主教教徒生活中，他透过一双热诚而仍是初信的眼睛观看世界。
　　他旅游古巴，在那里用富有诗意的词语赞美哈瓦那的生活，又拿西班牙真诚的宗教情操与美国思想的表面化作对比，为前者进行激烈的辩护，他的古巴日记可能是他作品中最好的散文。
　　回到纽约，他的日志告诉我们他再次忙于批评作家、画家与哲学家，直至1941年4月7日，在前往革责玛尼的路途上，他写道：“我应该撕掉这本书上所有的东西，及所有其他我写过的东西，并从此处再开始。”（《世》）那就象一个人突然看见自己与世界的真相时的呼喊。这正象揭除他反讽的距离并发现它只是空虚一样。他些着：“我怀疑我是否已学会了为谦虚祈祷。我只渴望一件事：爱天主……跟随他的旨意……这是否意味着有一天我会在这修道院内做修士呢？”（《世》）
　　这新经验对他有深远的冲击。回到纽约后他像迷失方向，他嘲弄他对文学的兴趣：
    我为所有我在十七至二十岁期间读过的小说感到惊奇……劳伦斯、本森、沃尔夫、帕索斯、露明斯、海明威、巴尔扎克、福楼拜、施琳……我读过太多小说了，我不想再读下去了。而且，我认为无论如何小说是一种劣等的艺术形式。（《世》）
　　他周围的人都变得难以理解，他不再用嘲弄的微笑谈论他们，反陷在极度的无知当中。“我从未象现在这样相信，就是我看见人们所做的事完全是那么无意义的。”（《世》）他在1941年夏天探访苦修会后发表的小说——《我与盖世太保之争论》，就象一篇长长的公祷文，他有以下的回应：
我不能明白他们：那些打仗的士兵、溺毕的水手、侵略的德国人、保卫的英国人、为自己忙碌的人，我不能明白他们。人们所做的事有什么意义呢？（《我》）
　　那时候他仍在圣文德书院工作和生活，但他不断问自己到底这种教学是否他要追随基督的方式。他感到第五街富有的圣帕特利克大教堂与哈林贫穷的黑人儿童之间的矛盾。他前往那里工作，但他竟不信任自己的动机。这是否一种妥协呢？是否有些事情更需要他呢？哈林抑或苦修会？这抉择一直盘踞他心头但仍未致使他焦虑。他取笑他忙碌的过去并写着：
兴奋不再，辩论不再，抓头发不再，古巴之旅和伟大的“再见世界”姿态不再……每件事都是一样，除了祈祷、禁食、默想——和工作。（《世》）
　　他仍继续在哈林工作，不曾让革责玛尼的思想困扰他。1941年11月27日，他写着：
    为什么苦修会这个思想不能离开我？……但也许我所怕的是我写的东西被拒绝……也许我抓紧我的独立自主，写作机会，到喜欢的地方旅行的自由……在当时看来是荒谬，我应该首先考虑我的作品有否足够资格被列入问题之内。若天主要我写作，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写作……但前往苦修会是兴奋的，它使我充满敬畏与渴望。我一再回到这个思想：“撇下一切所有！”（《世》）
　　《世俗日志》在这些文字中完结，也告别了梅顿的青年时代。两星期后他前往革责玛尼报到，开始了他的属灵旅程——它的紧凑与奇异使许多其他在《七重山》描述的旅程看似儿童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