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进了肯塔基州苦修会院的围墙内，梅顿接受了一条艰苦的旅程。除了第一章所讲述的，还有不同的标记带领他前来。这些是书本、人物和事件——所有的东西都影响着他，一个生于艺术世家，很早已成为孤儿，经常来往法国、英国与美国的年轻人。不要惊奇我们正面对一个不断寻找的人。他寻找一个他觉得像家的地方。他寻找一份领悟，能为他从不同学派而来数不尽的相对意见带来秩序。他追寻美，就是使他在众多事物中找到飞逝的满足感，它们以艺术的形式向他表达。
　　书本、人物和事件引导梅顿前往革责玛尼的影响，只有在我们注意到他热情的人格时，才能被了解。这种人格使他对读过、看过和经验过的每件事物，都以最高敏锐度记录下来，并经常提出像生命那样重大的问题：“我可以对什么事情毫无保留的说‘是’呢？”
书本
　　1935年，当梅顿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时，他已博览群书。在伦敦的环境，他非常熟悉海明威、乔伊斯、劳伦斯、沃吉和施琳的作品，都是他的教父介绍他的。有两本书特别带领他进入知识的更深层面，是伦敦文学圈子所不及的，就是：基尔逊的《中世纪哲学精神》和赫胥黎的《目的与手段》。
　　梅顿幽默地说他多么感激自己，当他惊奇地发现印着“Nihil obstat-imprimatur”（准印者）（编按：这是天主教用语，每当该字样出现在书名页上，即表示有关书籍经审查而未发现任何有损教义的内容。），并厌恶地意识到这是一本罗马公教的书时，没有把基尔逊的书抛出火车窗外。
　　从基尔逊处，梅顿学会了aseitas这个概念。他写着：
这个只能用在天主身上，并表达他最独特的属性的单字里，我发现一个对天主的全新概念——这个概念马上纠正我过去的一个见解，就是认为公教信仰是含糊的，在一个不科学的时代是相当迷信的过时规条。相反地，这是天主的意念，它是深刻的、精细的、简单的和准确的，且蕴涵丰富意义的，我甚至无法去欣赏，我只能用我不足的哲学训练模糊地估计。（《七》）
　　赫胥黎是梅顿喜爱的小说家之一，透过他的书《目的与手段》，他首先引导梅顿接触神秘主义。梅顿这样描述赫胥黎：
他曾广泛地、深入地及有智慧地阅读所有种类的基督教与东方神秘文学，并得出惊奇的真理，就是所有这些都不是梦想，魔术及假冒的混合物，却是非常真实与严肃的。（《七》）
　　梅顿在阅读赫胥黎的结论时被惊醒，就是若我们希望生活有别于野兽，就必须在祈祷与苦修中释放灵魂。苦修主义(asceticism)这字一直被理解成扭曲自然，但赫胥黎指给他，只有透过苦修，灵魂才会回复原状并寻见天主。梅顿因此退缩，但仍迟疑地开始体会这条道路。
　　他买了圣十架若望全集的第一册，但实在不知从何入手。他写道：
我注明的这些文字，它们的含义虽然使我惊奇和目眩，但它太单纯以致我不能明白。他们太明显，太毫无欺骗与妥协，使被许多欲望唆使的我，显得格外的复杂。（《七》）
　　无论如何，他继续追寻，当他在圣文德书院进行一项严格的苦修生活方式时，他开始明白更多关于这西班牙神秘主义者的“黑夜”。那时候，圣人对梅顿来说仍是生活在赤贫与穷困环境中的人物。在圣女小德兰身上，他发现成圣与默观的条件也存在于日常的公民社会中。他这样描述她：
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就是让恩宠穿过厚厚的、资产阶级自负的、弹性的外表，并真正抓紧在这表面之下不朽的灵魂，为的是要让它转变。我最乐观的想法是这些人会转变成不过不失的人，但万万不能成为圣人！……无论如何，当我隐约看到圣女小德兰的真正气质与真正灵性时，我立即强烈地被她深深吸引着——这种吸引是恩宠的作为，因为，正如我所说，它领我一跃而消除无数的心理障碍和厌恶。（《七》）
　　如果是圣十架若望与圣女小德兰特别引导他更接近基督教的神秘主义，那么是罗耀拉的圣依纳爵引导他祈祷。虽然《神操》一书已放置在他的书架上一段长时间，但他却有点惧怕，因为“……不知从何得到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如果一不小心，它们会使你不自觉地陷入神秘主义中。”（《七》）但他仍想尝试，并建立他自己的纪律。在他的自传中他写着：
在我记忆中，我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在“神操”上，每天一小时。我用下午一个宁静的时间，在皮里街的房间内操练。我一直住在屋子的后面，那里没有街上嘈吵声烦扰我。它的确很宁静，因为是冬天，当所有门窗关掉的时候，室内了无声响。
书上的指示是房间要够暗，我把窗帘拉下，只保留足够的光线让我阅读，及望着床前挂在墙上的十字架。那本书亦邀请我考虑用什么姿态来作默想。它留给我许多选择的自由，让我保持某种形式，直至我安定下来，而不再在房间散步及抓头并自说自话。
因此，我为这严重的困难思想和祈祷片刻，最后决定盘膝而坐在地上做默想。我想耶稣会会士如果看见我好像甘地的坐姿那样做他们的“神操”，一定会极其震惊，但这很有效。当我不用看书时，便把大部分时间凝视着十字架或地板上。
因着我足在地上祈祷，我开始思考天主把我带来这个世界的原因……（《七》）。
　　梅顿在祈祷上的进展对他的生活方式有深切的影响，最显著的是他更强烈的渴望有纪律的生活方式，及他更敞开的面对大自然的美丽。在起初他的新“规则”是最可见的成果，这似乎是随着他的祈祷疏忽哦立即而来的。他写道：
我发现，差不多没有察觉到，我逐渐把我的生活方式用更严格的计划来重组。早上早点起床，曙光初露时念晨祷，为参与弥撒和领圣体作准备。现在我也用四十五分钟在早上作心祷，我花许多时间作灵修阅读……（《七》）。
　　看来梅顿越是达到灵性的自由，他就越开放胸襟和自由地尊重他的环境。他减少了紧张、减少了震动、减少了需要、减少了不休，而他生活着的大自然——就是以前他难以察觉的——为他敞开让他进入前所未见的美丽。
　　看见祈祷怎样开启人眼睛进入大自然，是多么感动的。祈祷使人默观与专注。祈祷的人从操纵世界转为接受。他从抢夺转为抚爱，从咬伤转为亲吻，从考验转为欣赏。对这个人，正如梅顿，大自然为他展现全新面貌，从障碍变成道路；从一个攻不破的盾牌，变成一幅面纱，给予未知领域的预映。
　　起初梅顿仍是太热中于让自己的内在生命，可以完全在大自然中敞开。再者，他又怎能在城市里经验大自然呢？但每当他与朋友享受着夏日的田园，大自然便开始说话，是用一种他不能在书本中找到的语言，他的眼睛从文字里漫游到树木中。他写道：
这是一个凉快的夏夜，我正坐在车房的通道上……我把书放在膝间，我俯视着从山谷下爬上来的汽车。放眼树林外小山黑色的轮廓和东方天边的星辰。武加大圣经的字句在我心中回响着：（祂创造了北斗和参宿，昴星及南极星……）（参约九9）（《七》）
　　这些大自然的经验仍属例外，书本还是他的喜好。只有后来在修院里，经过过年生活在肯塔基上，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才不断地滋润他的祈祷。

人物
　　除了书本，就是一些特殊人物引导他往革责玛尼。虽然《世俗日志》和《七重山》充满梅顿年轻时认识的人物，但只有少数几位才真正有影响力。有四个名字是值得我们留意的：范杜伦、威尔舒、伯勒曼加里和勒斯。
　　范杜伦和威尔舒都任教于哥伦比亚，透过他们的人格和教学品格，他们在年轻梅顿的丰富思想和感觉上，都产生了一些规律。值得注意的是他只因机缘认识这两位老师，并选修他们的科目，虽然那不是他的必修课。
　　如果说梅顿受什么人感动，那肯定是范杜伦。阅读梅顿怎样描述这人在各方面都是他的老师时，是令人兴奋的。他这样描写范杜伦的英国文学课堂：
这是我在学院所上过最好的科目，它使我在各方面都得着最大的益处。这是惟一让我听到真正明智地谈论最根本的事情的地方，就是生命、死亡、时间、爱、悲哀、恐惧、智慧、痛苦、永恒……
……范杜伦的平衡、敏锐和清晰的看事物方式，是简单同时也能够细微，基本上是学院式的，虽然不一定是基督化，却用一种活灵活现的方式，及以一个健全的，永恒的和丰收的生命，向我们表达这些事物。这个课程是说服我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的罕有原因之一……（《七》）
　　范杜伦的教学方法，就是梅顿心目中理想教师的图画。他说：
……不要以为范杜伦只是用他自己的思想塞饱他的学生，然后引导他们把这种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好叫他们可以牢记于心。差得太远了，他拥有的是把他对事情活泼的兴趣，他处理事情的方式，与学生沟通的恩赐：其结果有时是出人意表的——我的意思是达到他未曾预期的好结果，投射他自己没有预见的光芒。
现在他是一个可以年复一年教学的人……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在奉承和骗取他的学生，藉着任何天马行空的表演，或是笑话，或是强烈的气质，或周期性长篇激烈的讲话——全班都在恐惧与诅咒中耗尽，为要掩饰教授本身没有备课的事实——他可以全无这些不必要的东西，既尊重他的天职又使它丰富……（《七》）
　　威尔舒是哥伦比亚大学另一位对梅顿有重大影响的人。跟范杜伦不同，他是个客座讲师，在哥伦比亚讲授托玛斯.阿奎那。他也被梅顿描述为一位超卓的教师：
威尔舒……没有一般教授傲慢的自负。他不会用这脆弱的和人工化的装甲来保护自己的不足。他与范杜伦一样不靠什么诡计和虚荣心；他永不需要光辉，在纯朴的微笑中，他已完全融入了圣托玛斯稳固和有力的思想里……（《七》）。
　　即使在梅顿未上威尔舒的课堂时，他已登门拜访他，表明自己想当神父的意愿。但那时威尔舒向他热诚地谈及革责玛尼，并催促他前往退省。
　　多年后，梅顿已成为苦修会士多年，威尔舒前来革责玛尼任教哲学，并于1967年在路易斯维拉教区晋铎。
　　范杜伦和威尔舒两人都散发出一份极大的内在宁静。他们并不受到大学礼节影响，他们的课堂简单而清晰，他们直接而个人地接待学生，透过他们的远见和人格，已为年轻梅顿的思想和感性，准备了整合之途。在理智和感性两方面，他都在他们身上找到居所，在这个不止息的学生生命中，他接触到那隐藏在表面更深的动向。
　　另一位完全不同的人物，深深的影响梅顿，就是印度僧人伯勒曼加里博士(印度文的意思是僧人)。梅顿以充满幽默感、大大的尊重和崇敬来描述他当他在纽约重要大车站初次遇见伯勒曼加里室，他写着：
那里站着一个害羞快乐的小子，在他棕色的面孔上，常挂着笑容。他用黄色头巾裹头，上面用红色字写满印度祈祷文，并穿上胶底鞋。（《七》）
　　梅顿与伯勒曼加里成了好友。梅顿钦佩伯勒曼加里批判西方世界时的谅解态度，并把每件大学圈子的人认为重要的事相对化
在他的批评中，从不嘲讽，从不反讽或苛刻。事实上他从不给予判断，尤其是敌对的判断。他会简单地陈述事实，然后报以欢笑声——他的欢笑是宁静和坦率的，表达了他极度惊讶地发现，在他周围的人可以有那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七》）
　　伯勒曼加里并没有尝试让梅顿领悟他自己的信仰，也没有强逼他确信什么。相反地，他告诉梅顿：“基督徒写了许多美丽神秘的书，你应该阅读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效法基督》……”（《七》）。
　　那正是梅顿在许多玄妙的东方作品和法国译本中挣扎的时刻。他发现它们太神秘和复杂，以致他对它们失去兴趣。所以当这位印度僧人为他指向基督教神秘传统，他深受感动。结果他写着：
现在我回顾当日，我觉得天主把他从老远的印度召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他对我说这番话。（《七》）
　　这位印度僧人把年轻梅顿对东方的求知欲相对化，并让他对西方神秘主义的宝库变得敏锐，这一切似有天主保佑着。只有当他使这些成为自己的，真正的对话才可开始。但这仍要等梅顿在多年后遇见铃木大拙时才发生，梅顿认为铃木与甘地和爱因斯坦有同样的才干，并刺激和丰富他对东方的兴趣。接触伯勒曼加里后，东方从梅顿的视野中消失，只有经过他多年在自己的传统中学习，它才再次出现在他的视域中。
　　在众多影响着梅顿的革责玛尼之旅的人中，鲍勃.勒斯肯定是最吸引的，也可能是中心人物。勒斯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七重山》，这位重要人物且常在紧急关头出现。他不像范杜伦与威尔舒一样是教师；也不像伯勒曼加里，是个有趣的局外人。他属于梅顿在纽约学生生涯的小团体。格地、费利格德、利士、勒斯和梅顿组成一个艺术学生会，而勒斯最吸引梅顿，他肯定是他的知己，以致对他的描述是那么钦佩和同情，显示梅顿是怎样被他的神秘个性所吸引。
　　值得注意的是，范杜伦、威尔舒和伯勒曼加里也是透过勒斯才得到梅顿的注意，且梅顿经常显示勒斯的判断对他是何等重要。
　　梅顿初见勒斯时，是在学生刊物Jester的编辑会中，他写着：
勒斯比他们更高和更严肃，他有一幅像马的长脸，拥有一头浓密的黑发。他为一些不能理解的灾难默想，并等候着某些人进来并与他们交谈……（《七》）
　　梅顿保持对勒斯的着迷，并不断地尝试了解和描述他复杂的人格：
若用另一种方式称呼鲍勃.勒斯，他就像哈姆雷特与厄里亚的混合体。一个潜在的先知，却没有愤怒。一个王，却也是犹太人。一个充满极大的和敏锐的直观心思，他并每天发现越来越少去谈及它们，并使自己在踌躇中找出适当的词语来开始时，虽然没有困窘或紧张，他常会以七种不同的方式卷曲他的长腿在椅子上。他讲得最好往往是坐在地上时。
他经常保持坚定的秘诀，我想是发自一种自然的、本能的灵性修养，一种倾向永活天主的与生俱来的本能。勒斯经常惧怕他会走进死胡同，但稍为觉察后，它可能不是死胡同，而是无限的天主。
他自幼已自然地有个心愿，就是要学像约伯与圣十架若望。我现在知道他天生是个非常深入的默观者，而他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总括来说，甚至那些一向认为他是个“不太实际”的人，也都尊敬他——就像那些崇尚物质安全的人，不自觉地崇敬那些不怕危险的人一样。（《七》）
　　勒斯是一个犹太人，对梅顿来说，他在各方面都是个先知。在他们的关系中，有着极大的简朴与能力。一个春天晚上，他们在第六街散步时的对话中，把这关系显明出来。梅顿记下每一句说话：
……勒斯突然转过头来问我：
勒：“你到底想做个怎样的人？”
梅：“我不知道，我估计我想做一个好的罗马公教徒。”
勒：“你想做个好的罗马公教徒，是什么意思呢？……你应该说……你想成为圣人。”
梅：“你怎样期望我成为圣人？”
勒：“只要渴望就是。”
梅：“我不能成为圣人，我不能成为圣人……”
勒：“你只要渴望组圣人就够了。难道你不相信天主会使你成为祂塑造你的那样？如果你应允让祂去做，你需要做的就是渴望成为圣人。”
翌日我告诉范杜伦：
“勒斯到处讲一个人只要渴望成为圣人，就可以做到。”
“当然。”范杜伦说。
所有这些人都是比我更好的基督徒，他们比我更明白天主。我在作什么？为什么我那么迟钝，那么混淆，甚至，那么不肯定自己的方向和那么不安？（《七》）
　　后来，当梅顿站在苦修院修士唱经班时，他发现勒斯坐在客人中。当他们相聚时，勒斯对他说他已成为天主教徒。当勒斯在北卡罗莱纳大学任教时，他的朋友利士写信给他：“请到纽约来，我会找一位神父为你施洗。”梅顿写道：
突然间，经过多年来反复争辩，勒斯乘上一列火车前往纽约。以前从没有人能使他受洗。
他们在柏克街一座大教堂内找到一个耶稣会会士，他为他施洗，就是这样……
　　在所有年轻梅顿认识的人中，勒斯无疑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但若这是真的，我们也可看出梅顿是怎样尊敬他。勒斯是他最好的朋友，但他从没有利用他来避免自己极深的孤独感，他描述他如一个通往天主的标记。
　　也许梅顿的默观精神最重要的方面是他与周围环境，以至他的好朋友，保持疏离。他爱他们，但不会利用他们。他非常感激他们给予他的一切，但他从不依附他们。他越来越视他的朋友为通往天主的路标。若我们不在友谊中找意义，他涵含的力量是大的。若人们彼此期望太多，他们会彼此伤害；失望与痛苦会盖过爱甚至取代它。成为纽约学生的梅顿并不尝试避免接触，当他的朋友经常忙于各项活动，他为祈祷寻找宁静的地方。在这宁静中他认识天主，也学会尊重和欣赏他的朋友。勒斯实在对梅顿很重要，因为他在宁静中发现的，正是在他身上找到的。梅顿只能说勒斯是天生的神秘主义者(Mystic)，因为他自己曾经经验那位在宁静中向他说话的天主。
　　正是这份宁静使梅顿更完满和更有深度：首先成为一个修道团体的成员，继而成为隐修士。这份在宁静中遇见天主的经验是重要的，因它使梅顿更能在他周围的人物与事件中分辨天主与魔鬼。宁静预备他把每件他看见的事情看作通往新世界的标记。

事件
　　我们已描述了书本与人物作为通往宁静的标记。我们越多在此反省，就越清楚我们不能真正了解天主在人身上的工作。在最后的分析中人物没有向我们解释太多，他们不过是标记，引领我们怀疑某些难以描述的伟大事情。这对于我们想要讲的事件也是正确的。无数人曾有相类似的经验，但在梅顿身上却成了路上的标记。这里我们特别指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当战争爆发后一年，梅顿进入苦修会。战争的前兆和不祥的开始深深地困扰着他。他的日记清楚的表明，且在他的小说《我与盖世太保之争论》中，战争与和平是核心的问题。梅顿以一个角色出现在他的小说里，是非常个人化的：“……一种……对世上嘲讽的默想，在此我找到自己：一个尝试去解释它的困境及我自己处身的位置。（《我》）
　　战争的气氛深深地影响着梅顿，并可能妨碍他往修院之路。战争逼使他把一直长期被压抑的人生根本问题展现出来：我怎样成为一个和平使者？他开始更清楚理解环绕着他那紧扣人心的破坏力量，成了一份要求他自动撇下一切所有的邀请。侵占更多土地和更多财物的欲望，成了一份要求他自愿远离一切所有并赤诚的过一生的邀请。使世界四分五裂的盲目暴力，对他成了一个追随非暴力之途及接受一切后果的恳求。
　　1940年6月16日，他在日记上写着：
所以我若不假装，像其他人那样了解战争，我很清楚这些。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只会让我看到甘愿贫穷，就是在此时刻撇下一切所有，是极其重要的。我有时会害怕拥有任何东西，甚至一个名字，一个硬币，或燃油的享有、军火、飞机工厂。我害怕对任何东西有独占的念头，以为我恐怕这种占有欲会在某处杀害他人。（《世》）
　　一年后，当梅顿已全面的接触过苦修会的生活，这个领悟就更深刻。他开始更清楚的看见自愿承担的贫穷不单避免暴力，更使人完全自由地在危险中工作。超然于贫穷中不单表示避免让别人忍受有意与无意的暴力。它给予人前所未闻的机会，无畏地站在暴力的世界上。这是新的领悟，出现在他写于1941年夏天的小说中。对于在这危险的世界上他是否害怕的问题，主角梅顿本人这样回答：
我知道我身陷陷境，但我怎会害怕危险呢？倘若我记起起我一无所有，我会知道危险不能夺走我什么……是的，我害怕，因为我忘记了我一无所有。倘若我记起没有什么是属于我自己的，因此也不会失去什么，所有都不是我的，只有天主的旨意永存，那么我就不会有诸多虚假的害怕了。（《我》）
　　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新生命的理想。抽离的意思不是规避一个人的责任。它反而是一个极度活跃的行为，使它可以公平的与无惧的进入邪恶的中心。贫穷人可以非暴力的进入这中心，因为他毋须防卫，可以彻底破坏邪恶的根源。
　　虚己的人在真正的意义上是革命性的，因为他没有所求——包括据自己的生命为己有，因此他可以在拒绝任何对占有的妥协中，除掉战争与暴力的虚假基础。
　　在一个正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寻找答案的年轻梅顿身上，我们找到这些思想的产生。所以日后当我们看见梅顿是其中论非暴力最重要的作家、及甘地的最好诠释者，并不断探问什么是Kenosis，即虚己对现代男女的意义时，是不足为奇的。
　　书本，人物与事件，我们已描述了这些作为梅顿通往宁静之路的标记。它们没有为他的呼召给予解释，它们只是征兆。基尔逊、赫胥黎、圣十架若望、小德兰、罗耀拉的圣依纳爵——他在文学作品中发现他们并试验他们的思想。范杜伦、威尔舒、伯勒曼加里和勒斯——他在纽约认识他们并在他们的友谊中经验天主的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件——形成了他阅读书本及认识人物的处境，支持他含糊的预感及加快他个人的决定。
　　或许当我们为天主怎样介入我们的生活的问题寻找答案时，总是有点失望。留下的只是书名、人名和一些旧的事实。这些看来都是有点劣质和表面的。天主不会让祂自己被这些书名、人名和事实捉住。但祂会让祂几被怀疑。所以只有向天主祈祷，并为自己寻找宁静的人，人才能在许多微细的意念，会谈和进行的事件中认识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