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孟许

阿尔伯特从很不的时候就显露了音乐方面的禀赋,也曾经努力地练习过。但这种学习多半不是有规则的，也未经过正常手续，更没有正式拜过师。像这种情形，不管有多么好的天才，也难望成为一个第一流的音乐家。

从米尔虞我诈豪森的普通中学时代，到史特拉斯堡的大学时代，他碰见了极卓越的老师，而且有两位。因此，他作为一个音乐家的造诣，有了飞跃的进境。

第一位老师是米尔豪森的史蒂芬教堂的年轻风琴手尤金·孟许。这位老师当时刚从柏林的高级音乐学校毕业。那一阵子，柏林正吹着一股巴赫风，孟许也对这位伟大而心地虔诚的音乐家巴赫(1685—1750)甚为倾倒，指导史怀泽研究巴赫的作品，使他后来成为巴赫音乐权威的，正是这位尤金·孟许老师。

    不过一开始的时候，阿尔伯特与这位老师之间，相处得并不十分融洽。阿尔伯特在婶婆家练习音乐时，多半是弹些即兴曲，殊少正规的学习。加上他为人十分腼腆，不敢在老师面前尽情地发挥，所以每次演奏，总令人觉得技巧不佳，味同嚼蜡。

    “阿尔伯特·史怀泽真叫我头痛!”

    尤金·孟许常常这么慨叹，因为莫扎特也好，肖邦也好，纵使是千古名曲，到了这位少年手上，都成了无味的东西。

    一天，这位老师一如往常，兴趣恹恹地把门德尔松的“无言之歌”E大调放在阿尔伯特的面前说：

    “今天你就弹弹这个吧。不过老实说，你还不够资格弹这么美妙的曲子。没有感情的人，我也不能赋予感情。你一定也会把这阕曲子弹得面目全非一塌糊涂吧。”

    阿尔伯特了解了老师内心里的一股悲哀。好吧，那我就让您看看我也是有感情的。阿尔伯特下定了决心，拼命地练习此曲。努力了一个礼拜，到了下次上课时，阿尔伯特用全副的感情，全副的力量来弹奏。

    老师默默倾听，弹完后用力地拍了拍阿尔伯特的肩膀，另外弹了一首“无言之歌”给阿尔伯特听。

    这以后，阿尔伯特就成了孟许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一连地在他指导下学贝多芬、巴赫。阿尔伯特从此在这位非凡的名家尤金·孟许悉心教导下，用那有三段琴键的巨型管风琴，来学巴赫的作品了。他感到无比的兴奋与幸福，因为学这种风琴，正是承袭了外祖父西林嘉血统的他长年以来的最大愿望与梦想。

    可想而知，阿尔伯特的进境令人刮目，到了第二年，已经可以代替乃师在做礼拜时司琴了。接着，他又被任命在老师亲自指挥的合唱团表演布拉姆斯的“安魂曲”时，用管风琴来伴奏。在管弦乐队与合唱的音乐交响成一片当中，他的琴声庄严地，而且美妙地响着。作为一个演奏者，还有比这更兴奋更幸福的事吗?

    不幸的是这位了不起的恩师，1889年以盛年死于伤寒。阿尔伯特运用法语，写出有关恩师的种种，印成一本小册子公诸于世。这也是史怀泽生平第一本著作。

    尤金·孟许逝世后，米尔豪森的圣史蒂芬教堂里的古老管风琴改为现代化的风琴，琴声是放大了好多，但再也奏不出原先那种美妙的音色了。当时，这是一种风尚，人们竟那么不可理喻地让古老的美妙风琴，一架一架地消失。

    阿尔伯特为此感到悲伤。他想到这实在是暴殄天物，一心要拯救那些未被摧毁的老式管风琴。由于这样的想法，以后他还花了不少精力，研究管风琴的制作法。

魏多老师及其他

    史怀泽的音乐才华是由孟许老师开窍的，而把他培育成一代巨匠的，则是第二位老师，当时的管风琴巨擘，巴黎的夏尔·马立·魏多。阿尔伯特第一次面晤这位老师，是在他顺利地由普通中学毕业那一年暑假，正是他从10月份起就要进史特拉斯堡大学以前的事。

    在巴黎经商的一位亲伯父，把阿尔伯特介绍给魏多老师。可是魏多借口只教巴黎音乐学校管风琴班的学生，拒绝了他的求教。阿尔伯特再也不能畏缩了，他拼命地请求魏多听听他的演奏，哪怕只一次也好。

    “你想弹什么?”魏多冷冷地问。

    “当然是巴赫!”阿尔伯特充满自信地答。

    总算得到允许，可是这一来，魏多为他的技巧而大吃一惊了。在米尔豪森，由尤金·孟许悉心教导出来的手法，产生了作用，也结了丰硕的果实，魏多不但答应收他为入室弟子，其后还免去了他的束修，可见这位老师对他爱护与期许之深。从此以后，他经常接受魏多的教导，在史特拉斯堡大学念书期间不用说，即使在毕业后当了一名大学讲师以后，也每逢休假就来到巴黎受教。

    这件事，给了作为一个音乐家的史怀泽决定性的影响。魏多加深了他演奏技术的深度，还指导他弹奏时的立体感，使他在音乐方面的成就开了窍。

    此外，史怀泽还经由魏多老师的援引，在这有世界之都美誉的巴黎，认识了文化、艺术方面的诸多具有代表性的名家，得以吸收德、法两国文化的精髓。

    这个时期的史怀泽，年轻而健康，充满活力，常常不惜过分地用功苦学。在大学，他上哲学、神学的课，不论如何艰难的问题，都全力以赴，日以继夜，做到了真正废寝忘食的地步，好不容易腾出一些时间，便又匆匆忙忙地赶到巴黎，片刻的休息都舍不得，马上就在魏多老师面前苦弹风琴。加上家境依然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所以不得不极端俭省，常常都是靠一杯白开水与一片面包，来打发一餐。

    即使身体再强健，也受不了这种折磨。在严格的老师面前，，他虽然拼死按琴键，可是有时不免心神恍惚，几乎晕倒。这样的时候，琴音当然不能令严师满意了。

  “不行不行!这种随便的弹法，根本就没用。这种音乐是死的!你这样就想骗过我吗?不行!你还不如死了这条心吧，放弃风琴算了。不要，你就放弃哲学啦，神学啦。这些劳什子，对一个音乐家，简直一无用处!”

    魏多拉开嗓门吼叫。但是，魏多自己也是过来人，不久也就看出了史怀泽怎么有时会这个样子。必定是拼命用功，夜里几乎没睡，然后搭乘火车赶了远路来到的，而且饭可能也几乎没吃的吧。

    每逢这样的时候，老师就及时结束了功课，一言不发地拉住这位年轻弟子的臂膀，来到卢森堡公园附近的一家上等餐馆，叫了足可果腹的四五样菜，在一旁微笑地看着他狼吞虎咽，吃个够。

    虽然如此，史怀泽也并不是完全一边倒的获取，有时也会使这位老师眼前一亮，茅塞顿开。也是因为如此，魏多才会那么爱护这位年轻弟子，全心全意来教导他，还想让他来继承自己的衣钵。

    前此，魏多常为巴赫的圣歌里，有些旋律怎么也没法

解释而烦恼。他受到史怀泽的指陈，研究圣歌的歌词原本，让史怀泽来为他说明那种古老的德文，疑问一一得解答，不但解除了长久以来的烦恼，还越发地明了了巴赫的伟大。

    师生之间就是这样互为指点，互为发明，携手更深入巴赫的作品之中。后来史怀泽写了一本书《巴赫》，使他名闻全欧，此书也成了他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此书也可以说就是师生两人共同研究方始产生的。史怀泽写这本书，就是受了魏多的怂恿，原本是以法国的读者为对象，用法文写成的。

    尽管如此，史怀泽也并不是只研究巴赫一家，求教的老师也不是只有魏多一个人。

    尤金·孟许的哥哥艾隆斯特，当时在史特拉斯堡的圣威廉教堂任司琴，对史怀泽的管风琴演奏技巧以及巴赫研究，也给了很大的帮助。

    瓦格纳的音乐，也强烈地吸引了阿尔伯特的兴趣。阿尔伯特早在16岁时，首次进入歌剧院，那是为了欣赏瓦格纳的歌剧“唐怀瑟”。他的心灵因此剧而受到莫大的震撼，足足有一个礼拜之久，在课堂里听课时也不能专心。以后，史特拉斯堡每有瓦格纳的歌剧上演，他都必不放过，因此得以聆听瓦氏的所有作品。

    1896年在拜罗特举行“尼布龙根的指环”四部曲一一包括“莱茵的黄金”、 “华居勒”、 “齐格菲”、 “诸神的黄昏”一一的纪念公演时，虽有朋友自巴黎给他寄了门票来，可是他没有钱买车票。他怎么也不想放弃一饱耳福的机会，所以把三餐减去两餐，好不容易才积够了盘缠，这才踊跃赶到拜罗特。这一次的公演，很能表现出瓦格纳的精神，在简朴中洋溢着庄严的气氛，给了史怀泽永生不可磨灭的印象。

    除了风琴之外，史怀泽也没有忘了从小时候起就勤练的钢琴。他所师事的钢琴老师是当时被视为钢琴界第一把交椅的玛丽·吉尔·杜劳特曼。她是一代钢琴大师法兰兹·李斯特的人室弟子，当时已从乐坛退休，正在专心研究手指接触琴键的情形。史怀泽跟这位天才女性学习手指的接触，对他的管风琴演奏产生了极大的效果。

    前文里已经叙述过史怀泽从小就显露了在音乐方面的非凡天才，9岁时就已经在教堂代理过司琴。这样的人，犹必须花费这么多心血来努力、研究，可见作为一个艺术家，实在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在史特拉斯堡大学

    史怀泽在巴黎受魏多的指导是在1893年，这年秋天，他进入史特拉斯堡大学。

    这所大学，在欧洲是历史悠久，声名卓著的学校，歌德青年时代亦曾就读于此。阿尔伯特寄宿于面临院子里一株古树的圣托玛斯教堂的学生宿舍。

    那时的史特拉斯堡大学，充溢着年轻的活力。长久以来受法国统治的阿尔萨斯，在普法战争之后，再次回到德国版图才不久，没有古板的传统，燃烧着新时代的理想，全校师生都为了使它成为理想的学园而同心协力，力争上游。

    学校里，有研究《圣经》的权威学者霍兹曼、名哲学家温德邦、齐格勒等人，都是名重一时的名教授，另外也有不少年轻气锐的学者。

    阿尔伯特出席神学、哲学双方的讲授。除此之外，还有音乐的课程。这是非常贪心的读书计划，但这个时期的他，简直不知疲累为何物。

    起初，他最吃力的是希伯来语的课。在普通中学，只读了那么一点皮毛而已，加上他在语言学方面的天分并不突出。可是既然要研究神学，希伯来语是不可缺的，因为希伯来语是古代犹太民族的语言，  《旧约圣经》就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

    刚开始的时候，他真为这门功课吃足了苦头。这么艰深的语言，我究竟能否学会呢?他的脑子里经常有这么一个疑问在烦扰他。

——这是什么话!人家能的，我怎么会不能!

  他咬紧牙关拼命读。渐渐地，总算懂一些了。自己所不擅长的，不合自己个性的，经过一番努力而终究加以征服，这样的喜悦也来得特别大。他终于有了充分的希伯来语方面的知识。

    从第二年4月份起，他以一个志愿兵入伍，为期一年。当时的德意志是军国主义国家，军队里管理极严，想读书也根本没有工夫。但阿尔伯特就倚仗着他那过人的顽健身体，利用睡眠时间继续他的攻读。幸亏连长是个极理解人的人，从11点开始温德邦教授的哲学讲授，总算可以几乎每堂都听到。

    然而秋季有大规模演习，演习期间有一连多天的行军，从事战斗训练，不要说读书，连身边带着书都不容易，遑论上学校听讲。当时，阿尔伯特正想获得奖学金，所以这演习使他感到非常困扰。由于家境贫穷，弟妹们又多，奖学金对他是极有必要的。而想得到奖学金，又必须通过一次艰难的神学考试。

    一般学生，这种考试应该考三科，在军队里服役的人只参加一科就可以了。这一点虽然服役的人占了不少便宜，但纵使只有一科，须过目的参考书也有一大堆。他实在不愿意因为大演习而把时光耗费

    他千方百计想把书带去，可是背包里军中用品就已经塞得满满的，再无空隙可供他放书。他对着眼前的背包迷茫了。但这迷茫很快地就过去。

    ——在这种情况下，想贪多是不行的。勉强塞进去，也许两册三册还可以硬装进去。但这是必须的吗?岂不把最基本最重要的一本带去，彻底研究一番更好吗?

    想到这里，他拿定主意了，仅把一本希腊语《新约圣经》塞人背包。他准备接受有关耶稣传记问题的考试，所以决定一字一句地用心精读“福音书”。

    演习中的一个礼拜天，他在一个农家的草房里把身子埋进干草堆当中，全心全意投入于《圣经》。突然他发现“路加福音”、 “马可福音”、 “马太福音’’三篇福音书的写法，有着非常重大的不同。关于这一点，他也曾听到过研究耶稣传的权威老师霍兹曼教授以及其他著名学者的学说，可是都未能使他感到满意。

    这就是史怀泽日后发表一项了不起的伟大研究，使全世界都为之一惊的开始。史氏有关福音书的研究最后所达到的结论，简扼言之约略如下：

    ——当耶稣高呼着“天国近了”，四处传播福音时，耶稣是相信不久真的会有惊天动地的奇迹发生，“人子’，从天上惠然降临，罪恶污秽的人世间将被消灭，只有信主的人得救，进入天堂。然而，耶稣的这种期盼落空了。就这一点而言，耶稣的预言是错了，但耶稣所教给人们的，依然有不朽的价值。耶稣绝不会那么天真地相信，只要把爱教给人们，这浊世便可一变而成为天堂，他的想法是更严肃的。

    这是与古代的先知们同样，认为耶稣的思想是站在“末世论”的立场上，与一般的学者们的学说大异其趣，是一项非常大胆而且彻底的看法。这看法，后来使史怀泽的名声轰传遐迩。

    这是由彻底精研一本书而发生的疑问，而他的发现正是彻底穷究钻研这疑问，然后才产生的。

    虽然如此，可是他参加奖学金考试时，尚未到达这种确信，还只是一种深切的疑问而已。因此，他并没有在考试时把这个疑难提出来。如果在《耶稣传》的专家霍兹曼教授面前，提出这还没有学问基础的疑问，那他只有被认为是一个自作聪明的学生而已。

    史怀泽每次主张自己认为是真理的意见时，他是大胆、勇敢、绝不退缩的，可是他也十分明白学问的世界是严苛的。他知道为了提出一个新的学说，得先看看以往的所有学者的学说与意见。

    仅仅一本书也好，彻底地精研，并以此为起点，大胆地挖掘出前人所忽略的新学说，想来这就是史怀泽治学方法的特色。另一方面，我们所不可忽略的是：为了判断自己所树立的新说正确与否，他不厌其烦地去调查过去的一切学说。

    集中一个焦点，与涉猎一切相关文献，大胆创立新说，与学者们的研究互相对照予以缜密的检讨——史怀泽了不起的学问方面的成绩，正是建立在这两者互为补益互相发明之上的。 

    史怀泽治学的方式，不论是耶稣传的研究也好，巴赫也好，乃至日后文化哲学的研究也好，都是从一个小小的胚胎出发，采撷所有学者的研究业绩，然后渐渐膨胀，最后成为庞大的一部著作。而所提出的问题，都靠其尖锐及论证的绵密细致，而压倒侪辈。

一个夏天早上的决心

    史怀泽就读史特拉斯堡大学的时期，霍兹曼教授的讲义不用说，其他如卡尔·布第·威廉·诺瓦克等以及其他神学教授们的课程都热心听讲。当时德国的大学，不像今日许多大学那样，经常地考、考、考，考得学生们晕头转向，也没有繁琐的课业，让学生们能够沉沉静静地埋头于自己的研究，这对史怀泽也是极值得庆幸的事。

    除了神学之外，哲学的与音乐的功课，史怀泽还是照样努力不辍。

    史氏的大学时代，就在这样充实饱满的情形下渐渐地过去。他那健康的身体，怎么用功都不会疲累，充满年轻热血的胸怀，也因期望而咚咚鼓动不息。

    在根斯巴赫的双亲，如今已有了一个更整洁明亮的牧师公馆。有个时期健康情形不太好的父亲，也恢复了健康，家计更稍稍有了改善。假日，史怀泽偶尔也会带朋友回家，母亲是最欢迎他们的，总要想尽办法来款待他们。阿尔伯特觉得自己是个非常幸福的人。

    然而，从少年时代起就沉淀在他心灵深处的疑问，有时也会抬起头来，给他的心湖投下了暗影。

    ——我是真正地过着幸福生活的。可是，我是个真正值得过这种生活的人吗?世上有不少人，毫无理由地就落入不幸，受着命运的虐待。我该这样下去吗?

    常常地，他还会想到把这一切幸福抛弃，加入穷困的与可怜的人们之中，分担他们的痛苦。想到这世上充满着罪恶、不公平、悲惨，他觉得简直没法忍受下去。

    但是做学问的喜悦、学音乐的喜悦，他也是万分难舍的。他觉得，也许这就是他应走下去的路子；而活下去的意义，似乎也正在这儿。

    每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绪，在阿尔伯特心中交战起来时，他就觉得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因为这两者都是深深根植于他的心灵之中，而它们的力量也同样地来得热切、强烈。如果舍此而就彼，非他所能忍受，他也觉得两全其美，实在力有未逮。因为其一是抛却做一个学者、音乐家的期望，献身于不幸的人们当中；另一则是献身于自己的天赋，它们是势不两立的啊!

    每次想到这里，阿尔伯特的幸福就不免打个折扣了。在这十字路口，往哪一边走好呢?

    如果这样的迷惑不能解决，那么不管史怀泽有多么了不起的才华，以后能不能完成那么多、那么伟大的事业，大成疑问。

    就在他21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好像忽然得到神的启示般地，有了一个圆满的解决之道。

    适逢圣灵降临节休假，阿尔伯特回到根斯巴赫度假。在和乐的家里酣眠一夜之后，醒来时初夏的朝阳已满溢在房间里，窗外鸟鸣阵阵，一股清新之气使他打从心底感到愉快。他在床上，享受这宁谧舒爽的片刻。

    ——我真是个幸福的人。恐怕是世上最幸福的一个吧……

    他漫然地想着。突地， 《圣经》上的几句话浮现在脑海里：

    “想得到生命的人将失去它，为我、为福音失去生命的人，将得着它。”

    几乎同时，长久以来他所寻求的答案，闪电般掠过胸臆。

    ——不错，我不要再迷惑，到30岁为止，我应该认为我是被允许为学问与艺术而活的。我就朝这条路笔直地前进吧。不过在那以后，我要献身给广大的人群!

    迷惑离他而去。当然，他还不知道30岁以后，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服务人群。到非洲去为土人们献身，更不是他所能预想的。

    想来他的这个决定，真是不可思议。也许我们可以说，他终于能够打从心底，体会到做学问，从事艺术的喜悦了。总之，有一点是确实的。他非为信仰而贡献一切，心灵便不可能得到满意，因为他尽管曾经为那两条途径迷惑过，可是这种迷惑，倒未必是如何深切。他毕竟还是一个太年轻的人。而他所获得的解决之道，与其说是在两者之间得到高呼，更毋宁说只是在实际生活上面，找到妥协之路而已。这其间的秘, , 密，恐怕不是任何人所能完全理解的。我们可以判断的是：史怀泽毕竟不是个只讲理论的人，而是实践的人。

    不管如何，他就这样决定了终身大计。在他来说，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收获，从此他不必为自己的幸福而感到愧疚，也不必再为献身人群呢，或者立志于学问与音乐而迷惑。他心安理得了。并且，也因为给自己设了一个30岁界限，所以勇气也倍增。

大学毕业前后

    漫长的大学生活，终于到了尾声。

    五年间的课程结束了以后，他通过了牧师考试，争取到每年1200马克的奖学金。这是1898年的事。

    交付给他的研究主题是“最后的晚餐”。为了这，他开始彻底研究耶稣传与福音书，因而得以更深入地去挖掘自从那一次大演习以后就在脑子里产生的那些问题。霍兹曼教授对这位年轻门生的勤奋向学大为满意，从旁协助他顺利申请到奖学金。

    神学考试及格以后，接着为取得哲学学位而准备。温德邦教授所讲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使他得益良多。他也热心地听迪格雷的伦理与宗教史的讲义。

    他接受齐格勒教授的建议，学位论文决定写康德的宗教哲学。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到了秋天他前往巴黎，去听闻名全世界的索本大学的课，并常跑以哲学书籍充实完备而著名的法国国立图书馆。当然，到魏多老师那里锻炼风琴，也是他的主要目的之一。

    然而，他发现索本大学几位教授的讲义，未必能餍足他的求知欲望，而国立图书馆虽然确实有了不起的庋藏，但借书手续繁琐，想好好利用，却未必能得心应手。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史怀泽一气之下，从此决定不去涉猎文献，而开始了他独特的笨工夫——一字一句地去检讨康德的著作。他那篇极有创见的长篇论文《康德的宗教哲学》，就这样渐渐地形成了。

    他有时整夜不眠，苦苦执笔，写论文直到天明，然后时间一到便赶往魏多老师家弹琴。尽管他有铁般的身体与毅力，有时不免会神志恍惚，因而挨魏多一顿骂。

    次年三月间，他的工作告一段落，回到史特拉斯堡，交出了论文。齐格勒教授大为赞赏，建议他当哲学系的讲师。史怀泽得到素所景仰的老师赏识，感到无上的光荣。可是如果当了讲师，便须放弃当个牧师去传教的素志，这是他所不十分情愿的事。

    史怀泽既不愿做一个纯粹的学者，还是道德方面的生活，对他更适合。

     他总觉得每个礼拜天，站在讲台上，向人们解释人生的真谛，才是更可贵的工作。他以满怀的感谢之忱，婉拒了齐格勒教授的建议，决定继续从事神学的研究。

     这一年从春到夏，他来到柏林，有时去大学里听听讲义，也常常去造访卓越的学者、艺术家，认识了著名的神学家哈尔纳克与声誉日隆的新进哲学家甄梅尔。

    史怀泽就这样，先是在巴黎，继而又在柏林，努力不辍，这使一向在狭窄天地求学的他得到了大开眼界的机会。七月末，他回到史特拉斯堡，接受学位考试，接着又着手写神学的学位论文。12月，他当上圣尼哥拉教堂的见习牧师，翌年终于通过了第二次国家考试，荣任副牧师。

    这位年仅25岁的副牧师，就在圣尼哥拉教堂襄助两位老牧师，开始了他的传教工作，易言之，他终于踏出了社会活动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