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奇遇重重的时代。欧洲各国，一面稚气未除，还正忙着创造自己的语言，一面又已自感腐旧，而着手革新政治的组织。就在这个时代，圣道明创立了他的修会。修会的精神，的确是这欧洲历史扬芭吐蕊的大时代的精神。而它又由两股几乎永恒的力量所支持：即是战胜了古典语言的充满活力的方言，及适才抬头而正走向圆满阶段的基督教民主政治。这许多新创的方言，对正在分裂成若干国家的欧洲新基督教集团有利也有不利。语言之不同，使各国互相隔阂而各树一帜，各行己见的政治，又加强了彼此间的隔阂，割断了自由的意见交换，终于阻止了思想的融洽，而剥夺了世界上不少的文化与精神的富源。

在圣道明的故乡西班牙，这两股力量的进展尤其强大而早熟。实际上，圣道明出生时，西班牙的文学并没有建立多时。因西班牙自从在政治上与罗马分离后，拉丁文仍保存于知识界。拉丁文的发音，在半岛上的人民中，较之在其本土上罗马更为纯粹。但由于哥德及摩尔人之统治，及其所引起的政治及宗教的紊乱，除了在教会，法律，君王的旨谕及公文外，拉丁文的纯粹性逐渐衰失。即便在上述的文件中，拉丁文法上重要错误，也屡见不鲜。战乱过去以后，有三种方言，应运而生：瓦伦西亚语，是为葡萄牙语的起源；华伦济亚语或卡大朗语此语与法国普文斯及南部之语言极相似；及卡斯提语，此语终由宫廷及社会所采用，而踞首要之位。这种拉丁文奇异的演变，又受阿拉伯及哥蒂克语言为根源的一些文字的影响，且因用途日益频繁，遂逐渐地摒弃了原始文字的琐碎式样。于是，西班牙语成立了一个独立的语言，自罗马语脱胎，却较之更有伸缩性，意义更为含蓄，更丰富，更具音乐韵律。与法国《罗兰之歌》同垂不朽的长诗《吾主官长之颂》即为十二世纪，与道明同时的作品，这是最古的基督教传奇战歌。此外有亚丰索十世Alfonso X，君王及诗人。直到十三世纪末叶，尚无可与之比美者。虽然他的加里西亚。方言稍损诗句的美及韵律，终不负为西班牙历史上最早的大诗人。在这些诗词之前，西班牙已有不少情歌，其高雅胜于他处的民歌。并不只是一些俚词俗谣，而已充满国家情绪，并表现人民的精神。这很令人惊奇，因当时半岛上的政治还没有统一。这些情歌，也已脱去一般民歌的滑稽成份，与史诗占有同等的地位。

    此时，卡斯提，亚拉岗，那佛尔，雷昂诸郡的议会，或称「三级议会」，由教长，贵族及平民所组成。谛听并赞助履行国王之命令，正为西方世界的人民建立一个自由的榜样。卡斯提尔颇在王室极权的统治之下，亚拉岗次之，而加大朗则曾表现共和政体的倾向。在亚拉岗，著名的高等皇家法官指挥一切。他是王国的最高裁判。如他觉得国王的法令与基本的法律不合，可以撤销之。但在实践上，他的权柄被另一条法律所减弱：即是由于一正当的理由，或重大的过犯，国王可以开除他。这使国王毫不费力地操纵他于手掌之中。因为可以威胁他说：若他不肯通融，则国王将提出控告，而将他逐去。

三级会议于１１３３年在亚拉岗集会，已掌握真实而稳固的大权。１１６９年卡斯提的议院开第一次会议。各团体的代表或由抽签选拔，或在某些城市中，由国王指派。他们在矫正弊端上，在各城市的市政上，及在公共道德方面操有大权。这较英国各城市之受命派遣代表到国会约早一百年。西班牙的民主政治准备了道明的来临。

但丁在「快乐的卡拉路加」（１）一诗中，以温馨的笔触，写了下面一段：「微风徐徐，轻吹并浮荡于欧洲花园的群芳之间，在浪花淘洗的海岸不远之处。后面，巨大的夕阳，逐渐沉没」。这位在神见中重温中世纪旧梦的大文豪，又以优美的字句描写圣人的性格：「他是一位壮士，但秀雅，可爱，充满了圣德的芳香」。

道明的家庭古斯曼是骑士后裔，虽没有早期的明证，却似乎已成为众人所公认之事。在一喜好准确性且善辩的作家们兴致勃勃地讨论家谱问题的时代，布来孟d在《古斯曼的后裔圣道明》一书中（２），提出许多小心搜集并整理的证据《诸圣传》的作者们之最初二册（３），曾开始攻击这个传统的说法，但对这种有史实为证的辩护，终于无可置答。道明的家传，更因圣传及传统而增色不少，说他们是皇家的亲属。关于这一节，早期的传记家完全保持缄默。这种在一个伟人四周流传的想象的细节，却不能掩没道明父母姓名的真实性。其父名斐理．古斯曼一的巨大建筑。道明有兄弟二人。安当Anthony后成为圣雅格律修咏经司锋，矢志贫病服务；及玛耐Manes后随从道明，成为道明会士（教宗国瑞十六世列之为真福品（５））。一位晚期的作家加瓦努说他还有一位姊妹。这我们却一无所知。但这说法似乎与法吉拉所著《会士弟兄传》相符。传中述说圣人有两个侄儿「住于修会中，有大圣德」。

早期的作品中述说他母亲待产时的梦。「她自觉怀着一只猛犬；冲了出来，口中衔着火炬，将举世焚着」。另一证人，补全了这一说法：他的圣洗代母说她梦见一个孩子向她走来，额前有一颗明星，其光芒照耀普世。这些神见，可见于大多数圣人的塑像及图书中，是基督教艺术给予圣人的一个标志。这些都是圣人幼年时代正传的拾遗。

圣人幼时，我们知道他在母亲膝前度了七年光阴，居住于一个多风小镇。其后，他被送到古弥尔作本堂司铎的舅父那儿又逗留了七年。这可能因为他已显露可以攻读大学，且成为司铎的才能。有些孩子在稚龄时，即自知有圣召而后来果然成功。道明就是一个这样的孩子。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把一生的主意早早地便打定了。费伯禄说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常装做苦行修士，夜里爬下床来，睡在地上」。这习惯，他竟一生没除掉。他很快地便超越了在舅父处读拉丁文的别的孩子们。他有点太老成，但又敏感之极。易受他人痛苦的触动，对他人的冷热反应甚快。这个细致而热情的小家伙，正适于他日成为一位大宣道者。因为一位大宣道者必须具有易于同情的性情，待人友善，待己知足，唯有与人同忧时才面露愁容。

   十四岁时他进入帕伦西亚大学攻读文学土学位。他日后服务的圣教会，就此命定。因为当时习修神职之前，先须研读文学。青年学子们，或在修院中，或在主教座堂中，或在大学中学习当日的文化。距道明住处不远，有西罗斯本笃会院及德拉必之伯莱孟特莱修院，但道明的机智，偏选中了离雷昂王国颇远的巴兰霞。它尚不是一所正式的大学（在１２０９年始由亚尔丰索九世批准立为西班牙的第一个学府），然而按照丹尼佛的研究，这是个读书风气极浓之处，青年们可于平安的笼罩之下，学习「智能」，乃由文法，修辞学，辩证法三科入门。这为一个孩童的教育，是个很适当的起首，因这些课程，可鼓舞并纠正其想象力。修辞学可激发其冒险及瘫洒的天性，训练其记忆力；文法使其刻苦解难题；辩证学则教授其思想的一些法则。试想，若你有一位公子，需要栽培，而你希望他有流利的口才，甚至善于雄辩，择词敏捷，压倒群朋（因为这就是中世纪文化的目标）你如何能不给他讲授辩证学，文法及修辞？这《三科》学成之后，继之又是《四科》：数学，几何，音乐，天文学。我们一眼可见，中世纪以何等精密的教育，造就准确而科学化的性格。这种教育可能过分注重纠正的作用，因希腊的传统，不却任何青年独擅一长。而此传统，自罗马渗入信奉基督教的诸国。凡与一青年之个性相反者，乃为必修之科，因他所需要的并非造就天才，而是发展，切磋，补足其所不足。所以除了学习如何学习一切，他实在一无所求。中世纪的孩童熟识当时世界的美丽，实甚于其真理；在他周围，亭台林立，每一曲线，每一圆柱均有无穷诗意。街道及人民之服饰均富丽辉煌，五彩眩目。这时代的孩童的天性，决不会漠视文学及美术上之成就，及四周环境的优雅；但正因此理，他很可能忘却准确科学的宗旨；故而他所应孜孜攻求的，乃是准确的科学：数学，代数，音乐及天文。

试想道明在这种纪律严明的学府中，其易感的天性，必由此时所必须修习的准确精神所强化，所矫正。音乐始终是他的嗜好，他的歌喉及听觉使他更易于表现其思想。多年之后，列品案的见证人，仍述说他心畅神怡的歌声，如且行且吟《万福光耀海星》及《伏求圣神降临》两歌。这时，音乐是他本性的唯一发挥。但这六年的多方面的训练，为发展其雄辩的潜能及述事的清晰，为振扬他艺术的气质，对四周环境的适应力，对他人喜乐的敏觉，是颇具硕果的。它们使他坚定，稳健，最终造成他稳重的性格。在他列品案中的证人，都提说他这种遇事不摇的坦荡个性。

    六年学成之后，他开始攻读神学。这六年来，他定是由家庭供给求学费用；但入神学院后，他成为司铎的候补者，学费的负担，自然落在主教的肩头。但因在这个时代，除了主教本人的收人之外，尚无供给为升铎品而求学者的基金。各教区欲遣送学生于座堂区之外，或接受一大学学生于司铎神品，颇感无力负担其费用。所以，通常的作法，是给予他们一个头衔，俾领取政府的薪俸，以此薪俸，缴付学费并酬答代替他们在教区中完成因其头衔所应履行之职务的副铎。道明显然也如此做了。在列品案中，隆德范y说道明于大学中进修神学时，已经是奥斯玛的咏经司锋。无疑地，马定、巴 瞻主教指派他这个头衔，俾他有足够的入款，安心读完神学的课程。「中古时代，司铎由政府津贴。未升铎品者，可谋取一个头衔，以得薪俸，而其头衔所指定之职务，则由一副铎代为执行。」

     实际上，道明并不热衷于世间的财富。我们从他这一个时期生活的几个流传的细节，可以猜想他的日子是贫穷和艰苦。十年之间，他滴酒未曾沾唇；他抛开了同伴们的游戏，只因毫无兴味；他一直席地而卧；夜间往往不寐，而攻读终宵。当他的精力衰竭，而感到心猿意马，不易凝注于神学的课业时，就去祈祷，俾由圣宠补足天性的缺陷。他唯一的衷爱是书籍，但这为他并非奢侈，因他的第一位传记人说书籍是「他真正的生活需要」。今日所流传的图画，描绘甘岁的道明，于深夜起坐，在书中加写注解，更由一段故事所补全：他常出售「满载他亲手注释的书籍」，以救助穷人。这是任何时代的学子所不能做的牺牲。但他欣然为之，并欣然地解释道：「当活皮肉挨饿受窘时，我不能贪恋死皮肉」（当时的书籍系由羊皮作成），人有一次，为资助他人，他竟试着出卖自己！他大约于１１９５年晋铎，在甘四、五岁时归奥斯玛执行咏礼司铎的职务。九年的光阴，在隐退的生活中度过。在这九年中，道明学习一切修会生活的纪律，因为奥斯玛的咏经团因主教玛定、巴瞻的革新而达神修生活的高峰。他所制定的规则，于１１９９年五月甘一日得教宗依诺森三世热烈的赞许。原来，圣奥斯定生于第四世纪，为希波之主教，会集教区中的司铎，与他共度团体生活，每天在主教座堂一同歌咏礼仪日课。这习俗流传至今。凡集聚于主教周围的教区司铎铎，名咏礼司铎。第八世纪时咏经司铎与修会会士互相混淆，纪律荡然。圣东德刚曾革新整个的组织，增添规条，以期重整旧日的忠实。此时，在同一修院中，可能有数种会土共居，各守其不同的规则，甚至一再地改换自己的会规。为了避免混乱，拯救修会的生活，麦恩斯大公会议（８１３年）厘定了严格的限制。每一修院应有其固定的会规，或度会土生活，或度咏礼司铎的生活，二者不可再相混杂。自此以后，咏礼司铎成为神职界中的一个特殊的组织。起初，只限于与主教同住的教区司铎，后来，也有一部分脱离主教的管辖，而自立院长。

咏经司择和修会会士之间，精神上有区别很大。咏经司铎是神职人员，而修会会士则不定都有神品。咏礼司铎专修神职方面的学识，发展本堂生活方式，以其会院为根据地，为乡村或市镇中一些贫穷无力奉养本堂神父，或太冷落而不能供给一本堂神父足够的工作的一些堂口服务。所以在西方的圣教会中，于咏经司铎的行列中曾产生杰出的神学家，而于修会会士中，则产生著名的圣经学家及历史家。

   话归本题，奥斯玛的咏经司铎们会聚于主教权下，由主教予以组织，厘定规章。他们的职责，好似是襄助附近的堂区，但按照圣道明早期的传记，圣人很少出门，生活相当单调。每天与他人在主教座堂中同咏日课，「为别人的罪过流泪，并诵读格西安（《早期隐修士》的著作」。由于他「速成的圣德，于１１９９年，狄亚哥任院长时，擢升他为副院长。」马定主教死后，狄亚哥继任主教，道明乃成为院长。那时他只有３１岁。

   为圣人即将投入的旅尘劳顿，朝不虑夕的生活，这似乎是一个温柔而平淡的前奏曲。但这一段时期，磨炼了圣人的性格，使他峥嵘的德操，更加一番和悦可近。若堂（继道明完成创会工作者）于１２３４年前，在奥斯玛曾与圣人相识的人中搜集材料，写圣人的传记，以几乎女性的纤雅手笔，描绘圣人在咏礼班时的生活：他在同班司铎中，立即成为一道阳光，以谦逊之心自居末位，在圣德上则占首席，散布早熟的圣德的芬芳，好似夏日酷热下的香松。自强不息，又似茂盛的橄揽，及细瘦修长的翠柏。日以继夜流连于圣堂，不住的虔祷，绝少出门闭步，得暇则与上主默契，上主赐以特恩，能为罪人，及受难者悲拗，至于流泪。他习于彻夜祈祷，很少间断，于庄穆的圣爱中，追随上主。而他所不能自禁的痛哭，无可言宣的呻吟，常被他人听见。他时常向上主恳求一颗真实的爱心，俾能实效地拯救人灵。他以为唯有鞠躬尽瘁，赢取人灵，才能自居为基督妙体的真正肢体之一。

    如他的良师耶稣，他在起始公开活动之前，曾多年忍耐度隐居生活，若看他如何早逝，未完的事业，如何宏大，我们不得不惊奇他竟在孤独与宁静之中，度过了大部分的韶光。直到１２０３年，他足未履户，而１２２１年，他已与世长辞。在十八年间，他建立了修会，为信德而布道，奔波，有如昙花一现。这短短数年间他所耗的精力，实无法估计。当他迈出修院的围墙而走向郎奎多时年三十三岁，在那里布道十三年，终日忙碌，宣讲福音，与异端争辩，关怀十字军的成败，以更多的时间致力寻求异端问题的解决，而终于达成愿望。１２１６年他开始创会，治理修会五年，即蒙上主召回永息之所。

这对我们是一个昭然的教训：我们的工作，其数量及持久性不由于劳苦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事前的准备，必须坚忍恒毅地磨练手中的利器，方能完成精美的作品。我们唯一的助手，唯一的工具，乃是我们自己。所以必须先准备自己。道明之所以成为宣道家，管理人，组织者，乃是因为他在自己心中已完备一切。他善于自判，所以能控制他人；他将自己的内心整理得井井有条，所以能安排，调整他人的工作。唯有自己寻到上主的道路，才能引导他人走上这条路；唯有精心地修建自己的性格的大厦，才能奢望有朝一日，建筑整个的世界，而庶几从心所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