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坛的确是世界上最污秽的地方，但如果有人在政治圈中被上帝得着，对人类的影响和贡献也最大。

1807年3月16日，“禁止奴隶贩卖”

在历史上首度被宣布成为英国的法律。

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

没有太多的时间沉湎在胜利的狂喜里，

仍以不懈怠的斗志，3日之后就成立

“非洲协会”民间组织，

要在国际间推动普世性的禁止奴隶贩卖。

许多人为他们的行动摇头叹息，

奴隶与国际贸易挂钩太深，

可能是永远解不开的死结。

单在法制国家——英国，

为这个法案就奋斗了18年，

那缺乏制度的西班牙、葡萄牙、奧地利……

要它们也禁止奴隶贩卖，

真是长夜漫漫路迢迢。

更糟的是，国际外交素来是最混沌的地方，

有军事力量的恫吓，

有经济强权的垄断，

有政治力量的压迫，

每个利害争执都可以找出一大堆渊远流长的理由，

或是历史仇恨。

在议院要把基督的美好形象彰显出来已是不易，

还想成为影响国际事务的外交家吗?

基督徒的伦理，能够照亮国际外交的黑暗吗?

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

没有随意用一段经文论断国际外交的不当，

而是以属灵的认知，谨慎的头脑，

坚强的毅力，与合法的影响力，

慢慢地渗入国际政治、外交的决策程序。

别人笑他们不知天高地厚，

“一小撮人，竟然也想去改变全世界的潮流，

幻想一个没有奴隶的新世界”。

威伯福斯却答道：

“我知道我的软弱，

因此常在圣灵中警醒祷告，

求主耶稣帮助我成为更有节制、

更为严谨的基督精兵。

我们对于普世奴隶废除运动的努力绝不灰心，

任凭仍有千山万水之遥的路要走，

我们仍持守坚定的信心，

就像一个小指南针般永不改变方向地前进。”

这一群精兵，

以10年的时间，

竟然扭断了欧洲列强禁锢奴隶的捆锁。

50  一个叫笨蛋的公爵

    当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成立非洲协会时，最令外人惊讶的事情是，这个身负重任的协会主席，竟是王室里出了名的傻子——格洛斯特公爵。当时的格洛斯特才31岁，是英王乔治三世的侄女婿，英王多次对外宣称他这个女婿是“笨蛋比利”〔比利是威廉的昵称〕。他始终搞不清吃饭时叉子与刀子要摆哪边。宫廷宴会大家欢乐时，他不是愁眉不展，就是在一旁委靡不振的样子。在上议院开会时，请他致辞，他讲起话来天马行空，漫无头绪，全不搭调，大家更确信他是个笨蛋，只配一辈子靠着他的裙带关系吃软饭。幸好格洛斯特有个好岳母，她说：“我才不在乎我的女婿是不是一个政治界的英雄，我只在乎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好基督徒。”这位老公爵太夫人，就请威伯福斯来。威伯福斯见了格洛斯特后，对老夫人说，“他是个善良的年轻人，而且做事负责，只是王宫里的繁文褥节把他搞得信心全无。只要给他一块空旷的原野，他会是一匹能征善战的战马。依我看，他是王室里尚且保持纯真理想的人，说话才会老与政客不搭调。他只要重拾信心，就可以一展所长。”格洛斯特后来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且把人生末了的30年，全都投入废奴运动，成为非常称职的大会主席。30年后没有人叫他笨蛋了，反而称他是“英国王室里最敬虔的圣徒，给他的国家带来莫大的祝福。”

51 国际外交与伦理

    在非洲协会里还有麦考利担任执行秘书，联盟里的佩地、布鲁厄姆、格伦维尔、史蒂芬、桑顿、克拉克森担任顾问，威伯福斯担任第一届协会主席。非洲协会的成立目标是“将废除奴隶的运动推向国际舞台，以促进非洲的福利、自由与文明”。他们的行动必须迅速，因为“英国在国际间单方面地废除奴隶买卖，并无法遏止非洲大地的犯罪行为，只会造成一时的权力真空，而后，奴隶贩子的权势又会迅速地滋长进入。废除奴隶贩卖法案，绝对不能只成为英国内部的法案，必须要推动成为世界性的协议，才能渐渐成为普世性的共识。如果各国步调不一，解放奴隶永无成功之日”。如何使世界各国都禁止奴隶贩卖呢?威伯福斯提出召开国际会议，那是各国代表可以理性、和平立约的所在。他认为废除奴隶的关键应在国际会议上，而不在武力的胁迫上。不同的意见与看法，可在国际会议上讨论或辩论，但不是用战争与鲜血解决。当时英国武力强大，拥有大型战舰数百艘，海军16万。好望角与马尔他的海军基地，像是两把利剑深入大西洋与地中海。有些议员认为“英国有足够的武力，让世界各国就范，而且国际外交素来是强国的竞技场，弱国无外交”。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们认为：“尊重别国的主权，是国际外交最重要的伦理。没错，英国是强国中的强国。但是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强国不是要在国际外交中夺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应为维护国际的秩序与稳定而努力。这才符合耶稣所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在人类历史上，凡以武力胁迫他国就范的强国，其行为带来的，绝非长期的福祉，而是不少的灾害。真正的强国会关怀其他弱小的国家，视列国为共同体。国际外交不是输出武力，不是输出竞争，而是能够回到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圣经》真理中。”

52 非洲和平政策

    基于把耶稣的教导应用在国际外交上，非洲协会的成员在国际上提出《尊重非洲主权宣言》。这份签着每位成员名字的文件，很快被送进欧洲诸国的立法院或是皇室大厅里。威伯福斯等人建议“各国尊重非洲的主权，实施非洲封港政策20年。非洲必须成为保护区。需要一个世代的调养生息，而非一直成为欧洲各国生产原料与廉价劳力的来源地……非洲至少需要20年才能走出过去被人残酷伤害的阴影，才能不断地成长壮大，成为我们的公平竞争对手，而不是目前被虐待奴役的对象”。

    这封信引起欧美各国的强烈反对，被认为是“痴人说梦”。许多国家任意割据非洲，已经投入很多军队、资金，如果非洲封港20年，那过去的投资不就泡汤了?而且损失了非洲的原料与人力市场，欧洲如何能够维持现有的富裕与繁荣?放弃非洲就是放弃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连英国的议院也炮声隆隆，许多议员起来说：“我们都知道非洲协会的成员有一颗善良的心。但是在国际事务上，光有善良是不够的，更需要脑筋!那批基督徒在教会待太久，太缺乏在国际事务上的磨练……想想看，如果非洲封港20年，那我们的海军将在大西洋上分散，黑人值得我们这样付出吗?如果照此而行，国家财政将走上泥泞路。”在欧洲利益至上论的空气下，威伯福斯与克拉朋圣徒提出的非洲封港政策，只像是一颗微弱的流星，短暂滑过天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自此以后，非洲的历史是一连串被列强扭曲、伤害的历史——几乎是永不停歇的革命、动乱、人祸、饥荒、炸弹、暗杀……非洲与她流落各处的黑人子民，将成为人类文明永远的痛，后代子孙即使付出巨大的代价，也无法抹平当年造成的伤害。

53 门罗宣言

    美国第五任总统门罗，大政治家，威伯福斯之友。

    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对非洲的呼吁毫无作用吗?一粒小石子掉人池塘也会产生一些涟漪的。有一个正面的回应来自大西洋的彼岸，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门罗主义”。门罗〔1758—1831〕是美国第五任总统，大政治家。当威伯福斯呼吁欧洲列强退出非洲殖民地时，当时的门罗是美国驻英大使。门罗一直坚持欧洲列强势力应该退出北美，不该把北美，尤其是路易斯安那州以西的广大土地，视为欧洲列强瓜分殖民地的区域。威伯福斯与门罗，一个为非洲，一个为北美洲的主权独立呼吁，两人开始成为朋友。1807年门罗回到美国任弗吉尼亚州的议员，当时许多贩奴船只插的是美国旗子。1808年9月8日，威伯福斯给门罗的信中写道：“我所有的努力，就是期望非洲能够脱离列强的控制，获得真正的福祉。”威伯福斯请他转一封信给美国总统杰弗逊，信中写道：“许多人的命运维系在阁下的抉择上，……我希望未来美英能订定条约，授权两国海军能够互相搜捕插着彼此国旗的贩奴船只，以免许多不法的船只是在美国自由的旗帜下进行买卖。”1809年杰弗逊与英国在英美双边会议订立条约，宣布在美国星条旗下禁止贩卖奴隶。这为威伯福斯与克拉朋圣徒联盟的国际奴隶禁贩运动走出成功的一步。威伯福斯听到这消息，快乐地跳起来，他写信给麦考利道：“我像是一颗快要没电的电池重新又补充到电力一般。”1816年门罗当选为美国第五任总统。1812年到1815年为了国际外交，美国与英国还断断续续地打过仗，但是威伯福斯与门罗成为终生的好友。1816年黑人在海地争取独立，门罗宣布美国与中南美洲的弱小族群祸患与共，呼吁欧洲列强不要以武力干涉海地自由运动。威伯福斯也在英国把《圣经》运往海地。非洲协会还派克拉克森到海地，担任黑人领袖亨利国王的教育顾问，提高海地人民〔尤其是妇女〕教育水准。门罗后来在1823年宣布著名的“门罗主义’，——除了宣布不与欧洲国家结盟，不许欧洲列强视北美为殖目地，认为美国应更支持世界各小国的自由与独立。后者一直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主轴。

    目际禁锢奴隶的锁链，一环又一环地捆绑着奴隶，威伯福斯与克拉朋盟的弟兄们要打开任何一个环结都非常困难，但是在1809年，总算把第一个环给解开了。

54 国际海事法庭的辩论

    禁止贩售奴隶成为英国法律后，英国海军就在公海巡逻搜捕贩奴船只，如果船只是在英国旗下就充公拍卖。将奴隶送到狮子山自治区。但是搜捕到的船只插外国旗帜怎么办?威伯福斯认为应该诉诸国际公法，他要求英国海军将官委员会看管外国奴隶船并且告到国际海事法庭。在国际海事法庭与贩奴一方辩论后，法官宣判奴隶贩子一方获得胜诉。判决书上的理由是：“黑色是有罪的标志，所以黑色人种是罪恶的族群，成为奴隶是理当接受的天谴，这是他们的命运。”威伯福斯摇头叹息道：“如果学法律的人接受命运天谴论，那么，法律公义的根基势必荡然无存。这种黑色皮肤人种就是犯罪族类论，根本是白人自大的推托之词。”克拉朋联盟中的法律大师史蒂芬与布鲁厄姆劝威伯福斯不要失望，他们认为法官也是人，人总有失误的时候，何况这是新的案件，法官不一定有判案的经验，应该再度上诉，据理力争。一方面是对法官的经验教育，一方面只要有赢得一次胜利的案例，就可以有个依法办理的途径，而不诉之于武力。他们两人接下案子，再度上诉，终于在1809年获得第一个胜诉，奴隶贩子有罪!从此公海上的贩奴船只开始像老鼠一般，看到英国旗舰，掉头就跑。弟兄们的努力，又使禁止奴隶贩卖的国际化向前推进一步。

55  半岛之战的两兄弟

    在欧洲大陆的西南部，有个突出的半岛，称为伊比利亚半岛，在半岛上的是西班牙与葡萄牙两个国家。当拿破仑骑兵席卷欧洲大陆时，却久久攻不下这两个多山之国。1808年法国3万军队攻入葡萄牙，赶走葡萄牙王室，但是一直无法赶出躲在山区里的游击队，因为这里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将军——威灵顿公爵〔1769—1852〕与一个杰出的外交官——威灵顿的哥哥韦尔斯利〔1760—1842〕。这两兄弟，一个军事，一个外交，大力支持威伯福斯的废除奴隶运动，使英国的废奴法案能够迅速地进入欧洲大陆。这两兄弟代表一种外交方式，显示在国际外交的执行上需要实力作后盾。

    威灵顿小时候念书迟钝，他的母亲看他在正规教育下一事无成，就送他去法国念军校。当时军校里流行打牌、喝酒，威灵顿却克制自己不参加这些活动，以使自己能集中精神做事。他带兵能关照到巨细靡遗的地步，尤其是在士兵与装备的补给上。他18岁就带兵在印度打仗，在印度的迈索尔，以少数的军队，在山区对抗庞大的印度土著。他最大的优点是战前的判断仔细精确。作战时冷静镇定，任凭印度土著披着奇形怪状的服装挑衅、鬼叫，用诡异的武器，耍弄巫毒的邪术，他都镇定地观察敌人，打败他们。他的部属被称为“临危不乱的军队”，不是英国的正规军，却是最好的部队。1808年，他被政府授命进驻伊比利亚半岛，帮助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军队。拿破仑低估他，笑称他是“印度来的阿三将军”。威灵顿在萨拉曼卡一役中，以一支混合杂牌军，40分钟就收拾了拿破仑4万骑兵。他支持威伯福斯，甚至后来代表非洲协会参加维也纳和平会议。因为他认为战争应是为着一个更高的理想而奋斗，而不是只为了一些野心下的战利品，比起战争中所牺牲的宝贵生命，那简直是太亵渎上天了。

    韦尔斯利是讲求实力的外交官，他的个性与看法和他的弟弟威灵顿公爵很不同。他曾长期担任英国属地印度的总督。他的兵力缺乏，但是他看出人会为了金钱做任何事。因此建议海外属地可采“佣兵制”，只要肯付钱，不怕没人打仗。他支持威伯福斯的理由是：“英国人既然不能再靠黑奴赚钱了，欧洲也就不能继续靠贩奴赚钱了，所以要废除黑奴买卖。”在他强力的外交手腕下，西班牙与葡萄牙也放弃奴隶买卖。不过威伯福斯知道，这两个国家不是真心地放弃，只是在等“英国用什么甜头来换取它们放弃奴隶买卖，甜头如果不够，两国的政策可以随时更改”。这些甜头包括明处与暗处的利益输送。精明的掌权者，知道输送利益的管道与对象，如果不知道这些外交的“暗箱交易”，要按着正当途径，可真是寸步难行。

    一些外交掮客、利益说客，也来找威伯福斯，提供秘密人选与管道。威伯福斯坚持与对方公开沟通，不走私下利益输送路线。这种坚持无意中得罪了许多人，使他在废奴的立法道路上碰到一座又一座人为险阻的高山，他将爬得更辛苦、更艰难，流下更多的汗水与眼泪。后来的历史学家给他与克拉朋联盟很低的评价：“过高的道德水准，缺乏外交弹性的严谨，使得废奴之路拖得太久。”要走的路变得更窄，要通过的门变得更小，值得吗?判断在上天吧!

    近代的历史学家对于当年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在废除奴隶制上的努力。重新评价，例如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系教授韦布在《英格兰近代史》〔1980年〕中提到：“过去的历史学家，对于克拉朋联盟有太多无情的批判，认为他们太自大、太严格、太不懂得妥协……但是近代从他们的作品中重新认识他们，才发现他们是基于对永恒信仰的认真，视政治为奉献信仰的祭坛，去执行理性、宽广、公平的政治理念。”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德里，在〔19世纪英格兰史》〔1963年〕中从经济史的观点，评论这批在卫斯理与怀特腓带来的福音大复兴时信主的政治家：“我们可以这样说，是这个福音大复兴拯救了英国免于大革命。因着个人的信仰重生，改变一个人，进而改变周围的环境，终而改变整个国家……这批卫理公会的政治家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是极深远的。”

56  把请愿带入国际会议

    尽管法国将军讥笑威灵顿的杂牌军是“渣滓军队”但是这支军队于182年6月在西班牙的维多利亚港又大败法军。维多利亚港是拿破仑军队最重要的辎重地。消息传出，奥地利、德意、俄国又在英国外交部长卡斯特里〔1769—1822〕的合纵连横外交下，组成盟军，攻打拿破仑大军。1813年8月，威灵顿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攻入法国本土，10月在莱比锡又获关键性的大胜。法国不可一世的骑兵，死伤遍野，拿破仑知道大势已去——他的帝国毁在一支渣滓部队与一位优秀外交官的手下。1814年4月 5日下午4时30分，同盟军进入法国，拿破仑逊位，被流放到地中海中的厄尔巴岛。

    胜利传来，英国教堂自由钟声齐鸣，各处都是庆祝胜利的宴会。有一个人独坐在房间里，发着高烧又猛咳嗽，却努力撑着，用颤抖的手写下《废除奴隶请愿书》。这人就是威伯福斯。当时他身染肺炎，知道英法战争结束了，但是他的国际奴隶之战现在才算正式开场。他给国会与内阁写了一封请愿函，“请求欧洲十国在国际和平会议上一起废除奴隶买卖”。他边写边咳，边咳边写，并称自己咳得像是一把“卡住子弹的老手枪”。5月3曰请愿函送至议院，全体一致通过。不久各国首都的决策场所都出现了这封请愿函。英国任命外交部长卡斯特里到欧洲去协调拿破仑逊位后欧洲领土与主权的重新安排，“顺便”谈废除奴隶买卖的问题。

    卡斯特里，剑桥大学毕业，他是英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外交官。他对外交的观念与做法，影响了百年来的国际外交。他认为外交就是双方能够一起坐下来谈，最好的外交策略是在会议桌上能够建立经常性的双方协谈会议，这比什么和平相处条约都更实际。他认为维持和平是在列强之间维持一种权力的平衡，用军事力量去维持是差劲的方法，用弹性外交手腕才是高明之策。他甚至建议不要用深仇大恨的眼光去看敌国，这于事无补，而要用做生意的眼光去看敌国。他说“敌国就是一个竞争公司”，是需要去竞争而不是去斗争。这么擅长外交的人，一生却没有自己的朋友，到了晚年老觉得每一个人都想陷害他，最后成为精神病患者而自杀。

    6月2日卡斯特里回到议院报告一切成果，包括要在同年秋天在维也纳召开欧洲和平会议。至于废除奴隶贩卖部分，各国都有口头的承诺，在“合适的时候”会废除，连法国也提出明确的时间表——“五年之后废除”。他一说完，议院所有的议员都一致站起来欢呼鼓掌，太伟大的外交成就!只有一个人没有站起来，一头伏在会议桌上。渐渐地欢呼声、鼓掌声弱了、停了，大家都静下来一起看那伏在会议桌上的人，那人不仅头伏着，而且在哭，还哭得很大声，卡斯特里站起来说：“威伯福斯，我相信你对你的行为一定能够做出充分的解释。”威伯福斯用袖子擦了擦眼泪，衣衫不整地站起来，大家看他这样子就知道他已经哭很久了。威伯福斯哽咽地说道：“如同各位议员一样，我爱我的国家，但是……我无法忘怀战争夺去了多少男女老少的生命，但是换来的是什么?不是实质的和平。法国要五年才废除奴隶买卖，谁知五年内法国政坛又会发生多少事?而要与各国签的和约中，却没有保障非洲人生命的条款，这叫我如何不难过呢?……这一份和约我绝对不同意……请问这和约能带给百姓实质的和平吗?非洲今天仍在流血，我们的国家又做了什么?我们的胜利是在纵容法国与那些欧洲国家吗?我绝对不会在同意书上签名。我愿以我的余生亲尝黑奴的苦痛，而非在欧洲和平的同意书上永远留名。”说完他坐了下来，用手捂着脸，大声地哭泣，豆大的泪珠一颗颗地白手指间渗出来，至深的爱引发流不尽的眼泪。所有的议员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卡斯特里站起来说：“今天除了威伯福斯以外，大家对这和约内容都鼓掌了。但这不算是决议，这件事得先看英国百姓如何反应，再来表决。”威伯福斯后来在日记上写道：“我太惊讶了，没想到在事情已无挽回之际，卡斯特里竟然帮助我，难道他会成为我们的合作者吗?”答案是肯定的，真是令人意想不到。

57 民间与国际舆沦的支持

    隔天非洲协会立刻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将“废除奴隶买卖”的诉愿，引起全国选民的支持。在这么大的压力下，威伯福斯的精神、体力已经透支到极点，他每天一早就到教会去祷告，他深信“祷告能使我重新得力，看清事情”。结果是他跪着跪着就睡着了。他太累了，连在主日聚会时，也一坐下就睡着了。有人把他摇醒，他很抱歉地说：“我梦见我到法国的巴黎了，一直在问麦考利为什么不赶快回信。”在非洲协会的紧急会议中，威伯福斯变得情绪很不稳定，一下子对前面充满信心盼望，一下子对废奴行动又沮丧万分。在他动摇的时候，所幸他的妻子与一些弟兄并未动摇。斯普娜要威伯福斯每天一起跟她到海德公园散步，边走边一齐背诵《诗篇》，上帝的话可以帮助他纷乱的思绪安定下来，免得他钻入牛角尖。他已经常常垂头丧气地喃喃自语：

    “我们到底是不是在打一场永远打不赢的仗?”

      在非洲协会的会议上，威伯福斯哀叹道：

    “百姓会有回应吗?单靠我们这几个人怎么够?我们的看法注定是曲高和寡的。”这时罗米里爵士〔S·1757—1818〕起来说话了：“这个废除奴隶的行动，需要英国民间与国际舆论的支持，因此需要组织全国甚至全欧洲、美洲有志于废除奴隶制的人士，成立‘废奴之友’社，一起来推动。”尽管威伯福斯认为不会有人来参加，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却认为这个看法正确，立刻筹办在伦敦召开“第一届全国和平大会”，推动各地的联署请愿，“在欧洲的和平会议上，要求各国共同签署废除奴隶贩卖协议”。

58 基督徒在政治参与上的危机

    罗米里的这一个建议，在整个世界废奴运动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使运动不只是少数核心分子在努力，而是获得欧美各国民间舆论的支持。罗米里爵士的贡献不止于此，他对后世最大的贡献，是在法律内厘定死刑的适用范围。他当时正担任英国司法部次长与最高法院大法官。他提出“过失致他人于死”不该判处死刑，而“蓄意夺取他人生命”，如奸杀才被处以死刑。死刑是为了处罚，不是以牙还牙，以一命还一命的报复，因此非蓄意地致他人于死，不该构成死刑的要件，法律不该是报复性质的。他认为泛死刑化是政府过度集权的标记，愈专制的国家就愈需用死刑达到恐吓的目的。一个法制国家不该为任何政策之权宜而侵犯人最基本的生存权。罗米里是个基督徒，在法律界任职多年大法官〔1805—1815〕，他认为大多数的基督徒很单纯，容易在法律、政治上走极端，不是成为极端的革命党，就是成为极端的保守主义者。前者高举某个理念就要推翻一切现有的制度，如果宣称把上帝旨意也加进革命理论，便走向一条祸害他人的不归路。后者是有些基督徒为了维护道德，容易对社会的不法行为给以重罚，而忽略了犯法者背后的动机与意念，甚至沦为集权分子的政治筹码而不自知。罗米里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不可改变的。是绝对的真理，但是将绝对的信仰应用在社会伦理上时，需要有相当的弹性。因为伦理不像信仰那么绝对。而要把伦理应用在判断人的行为上时，更需要小心，因为由行为来断事，那黑白不清的灰色地带就更多了。基督徒如果把信仰的绝对性，一直贯穿到伦理、行为，那么他会成为一个到处把人定罪的法利赛人，甚至把无罪的当成有罪的。

    开第一届全国和平大会的那天。格雷担任主席，克拉克森担任主要讲员，克拉朋联盟成员负责一切的筹备，好让威伯福斯能够好好休息。那天生病的威伯福斯较晚才赴会，他走到开会的地方，看到大礼堂挤满了人，甚至有人站到外面的马路上，忽然又听到雷鸣般的欢呼声如潮水般涌来，他想大概自己走错地方了，他问扶他前来的人：“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前面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现在是所有人都在向您欢呼致意。”威伯福斯喃喃道：“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更令他惊讶的是。“废奴之友”都还没有展开行动，英国的议院，在卡斯特里建议后，收到各处涌来的请愿信。光是在10天之内就收到25万封，而且每天还不断地增加。议院立刻召开会议，清点信件，发现全国806个乡镇都有人来信，所有的议员不得不承认这是全国人民的心声。连英国最偏僻的地方都有许多来函。会议通过卡斯特里到欧洲参加和平会议，必须与各国签署立刻停止贩卖奴隶的协议。英国任命卡斯特里为首席代表，威灵顿公爵与克拉朋联盟的克拉克森一同赴会。

    为什么不需鼓吹联署，在短时间内，就会有这么多人写信来诉愿呢?原因在这30年来，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已经被群众认为是英国政治圈里的良知。信还是不断地涌进来。一个月后，达到了150万封〔当时英国选民共1200万人〕。

59 滑铁卢之役

    1814年秋天，维也纳和平会议，是世界注目的焦点。政治明星军事将领、外交家冠盖云集，包括英国的卡斯特里、奥地利的梅特涅首相、普鲁士的哈登伯王子、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另外瑞典、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都有贵族大臣参加。这会议是为了填补拿破仑留下的权力真空，各国权力的微妙平衡，重划欧洲各国疆界。大学教授洛〔Lowe，1990年〕在《欧洲国际关系》中评估这场会议，写道：“各国要平衡权力，又要争取更多的利益，没有原则，没有道德，纯粹是利益的争夺战。”这个会议维持欧洲和平40年，直到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每个国家的大使都知道卡斯特里的皮包里放着《废除奴隶贩卖条约》，各国都不去谈奴隶的问题。这场会议是为了抢夺，不是为了解放。各国都用“贿赂”的老伎俩来行事，例如法国大使私下找威灵顿公爵：“如果英国不提那个议案，法国愿意送给英国一个岛。”威灵顿不动声色，大使自动加价了：“怎么?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岛喔!”威灵顿还是面无表情，对方有点急了：“英国不是一直垂涎法国的殖民地吗?好吧!你自己开个价!”威灵顿说话了：“我在英国那边的朋友，认为奴隶的价值，不是只值法国的一个岛，而是值法国的一切。”对方不客气地回骂：“你们太强人所难了。”会议已快到尾声了，各国使者通宵达旦地举行宴会，就是不谈奴隶问题。12月的维也纳落雪纷飞，威灵顿给威伯福斯写了一封信：“我觉得这是维也纳最寒冷的冬天。”

    1815年2月，发生了一件大事，扭转了局面。巴黎的春雪尚未溶化，一天晚上拿破仑偷渡回巴黎，沿途获得英雄式的欢迎，法国的骑兵、炮兵重整起来，欧洲面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各国使者大惊，奥地利的梅特涅首相立刻派兵进攻，竟然无法逾越拿破仑的防线一步。3月25日拿破仑当众宣布“愿意立刻放弃法国的奴隶买卖”。历史无法明了拿破仑为什么这么做，很可能他是想讨好英国。这一来欧洲各国大惊，纷纷急电表示：“各国本来就是要立刻废除奴隶买卖，拿破仑这一政策有什么稀奇?”卡斯特里知道机会来了，再不抓住就会稍纵即逝。他一面请威灵顿出兵，一面拿出那份放在公事包里的文件。各国大使在签字时好像略有迟疑。威灵顿的军队不晓得是有意还是无意，竟在中途停下来，操练士兵立正稍息，还要擦拭大炮一番，真是让各国外交家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只好签了那份文件。两个月后威灵顿的军队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把他送到大西洋上5000英里之外的圣海伦孤岛，同时欧洲各国也签了那份立刻废除奴隶贩卖的协议了。滑铁卢之役举世闻名，其实这比起过去的莱比锡之役只能算是一场小战役，但是这场战争在整个世界奴隶制度的废除运动上，却有一个最戏剧性的结果。

60 黑奴自由之歌

    消息传来，麦考利写道：“整个夜晚各地快乐的黑奴都在歌唱，各地的教堂挤满了进去祷告的黑奴。”当时的歌词流传至今。英国约克大学历史系教授沃尔维〔1986年〕引述过一首当时的黑奴之歌：

    哦!威伯福斯先生啊!

    你真是我们的好朋友·

    努力使我们得自由。

    愿上帝的大能祝福你，

    愿上帝的大能祝福你!

    虽然许多白人不让我们自由，

    黑人该怎么办?

    黑人该怎么办?

    应该力上加力，

    应该力上加力。

    签了这项条约，各国真的会执行吗?当时法国大使事后还笑道：“这条约是一只没有牙齿的老狗，只会叫，不会咬人。”克拉朋联盟中的海权法大师史蒂芬看法却不同，他以维也纳和约为基础，让英国再与各国签定法律实施细则，包括有权搜捕各国奴隶船只送去国际海事法庭。他说：“没牙的狗，装了上下两副假牙，咬人还是会痛的。”这两副假牙就是好望角与马尔他的英国海军基地。它们成为捕捉贩奴船只的基地。

    从此国际奴隶贩卖成为非法的了。政坛的确是世界上最污秽的地方，但是如果有人在政治圈中被上帝得着。对人类的影响和贡献也将最大。

61 再接再厉的奴隶登记法案

    1815年维也纳和平会议，欧洲各国签署《废除贩卖奴隶条约》。之后，非洲协会在伦敦召开会议，各国的“奴隶之友”都派代表参加，并决定进入第二阶段的改革，废除整个奴隶制度。要达到这个目标，国家必须立法颁布黑奴《解放宣言》，要求所有蓄奴者让奴隶自由，而且使他们享有一切法制之下的自由。克拉朋联盟的法律大师史蒂芬提出《奴隶登记法案》。先对目前的奴隶进行注册登记，报名上册。这样做，一来可以有效地杜绝以后非法贩售奴隶，二来，日后才清楚地知道，要付出多少赎价给蓄奴者，才能换取奴隶的自由。对国家来说，这是最好的管理方式，可以确实掌握奴隶人口。

    这个议案引起议院、殖民地、英伦三岛的蓄奴者强烈的反对，理由有三：一、登记奴隶违反英国基本宪章，即人民有不对外公开财产的基本权。二、向政府登记奴隶，等于使得主人与黑奴的关系变成契约行为，等于变相地鼓励奴隶可以与他们的主人谈条件，制造奴隶的反叛与对立。三、黑奴的自由化对于黑奴没有实质的帮助。看啊!在非洲的黑人部落里黑人懒惰、不事生产，不然就是部落间互相杀戮。黑奴自由化只会造成一片混乱，而且殖民地的少数白人可能都有生命危险。反对的声浪非常大，各殖民地的白人都正式宣布，组织反奴隶自由化的团体，其中最有名的是“巴巴多斯争取权益联盟”。巴巴多斯是英国最恶名昭彰的奴隶岛，大批的黑奴在这里种甘蔗，1816年一次黑奴怠工，蓄奴者公开打死120个黑奴，私下又凌辱处死184名，将132名女性、小孩卖掉。这个团体鼓吹全国蓄奴者大串联，一方面以雄厚的财力左右政府决策，另一方面大量加重奴隶工作。黑奴想要自由——这证明他们太懒惰，日子过得太舒服，要给他们压力，减少食物，增加鞭打；甚至可让这些黑奴知道，今天他们所受的苦，都是威伯福斯与他的那一群朋友所造成的。

62 四个神枪手

    威伯福斯要提这个法案时，有人劝他不要提，说：“谁敢提这法案，就是把他的座位放在全国最大的火山口上。”威伯福斯耸耸肩，微微一笑，反正这么多年来，他的座位不是一直都在火山口上吗?他为这个一直有火燎气的祭坛感谢主!他一提，全国的报纸一起怒吼攻击他。这些报纸都控制在白人资本家手上，扭曲的报道，篡改的事实，把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刻画成白人的午夜恶梦。

    有人要买通刺客谋杀威伯福斯的风声不断，对他怀恨在心的有国王、奴隶贩子、蓄奴串联者以及欧洲列强的秘密警察等。威伯福斯有两次在外被攻击，其中一次还头部受伤。1815年风声鹤唳之际，有4个体格高大的年轻人来访，带头的一个立正说：“我是英国皇家陆军少尉，这3人都是我的同事，我们4人都是来福枪神枪手，也都是基督徒。我们认为你太重要了，请容许让我们保护你。以后任何人要攻击你，他必须先过咱们兄弟这一关。”政治暗杀在1810年~1830年是英国很流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威伯福斯在退休前能一直未受攻击，这4个不知名的保护者功不可没。

    对《奴隶登记法案》的反对炮火比以前任何提案更凶猛。蓄奴团体还出钱买通著名的作家，著书诋毁威伯福斯。威伯福斯不为自己争辩，在四周强烈的毁谤中，他说：“一个基督徒在任何环境中，要像农夫栽种善良、温柔的种子，常常靠着主耶稣基督，保有一颗温柔、喜乐的心，是医治政治伤害的最佳良药。……蓄奴者虽然攻击我，但我不攻击他们，因为我看清蓄奴是一个罪恶的制度，蓄奴者也是罪恶制度下的受害人。”1815年至1817年，《奴隶登记法案》连续三次在议院里投票都没有通过，整个奴隶解放运动又陷入泥沼。

63 黑奴福音大复兴

    当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在议院中努力推动法案之际，各地传来被苦待的黑奴在1815年后大批大批地相信耶稣是他们的生命之主。在殖民地的森林中、甘蔗园里、玉米田边，夜里成群的黑奴相聚，在微弱的月光下，听着宣教士的《圣经》教导，在溪里受洗。其中最著名的是牙买加的金斯敦黑奴福音大复兴，成千上万的黑奴挤入破烂的黑人教堂里。这种现象不是一夜之间造成的神迹，而是宣教士长期进入奴隶当中，为福音的缘故，一起受苦的结果。

    许多西方人都认为黑人是一种有待进化的野兽，愚昧是他们另外的一个通称，不堪受教，所以黑奴不用受任何的教育。最早持反对意见的是一小群在波西米亚的基督徒，历史上著名的宣教团体“莫拉维亚弟兄会”。他们受主爱的激励，到处传福音，甚至为了向奴隶传福音，故意加入奴隶的行列，在各处被迫害，受穷乏、苦难与漂流，自称是“隐藏的种子”。他们宣教的脚踪，可能是世界上最美的一幅画。他们进入黑奴之中，最先把福音传给黑奴，从此黑人不再是奴隶，而是主里的弟兄。而后约翰·卫斯理与怀特腓也向黑奴传福音。1780年以后，浸信会的宣教士也进入黑奴中传福音。1789年卫理公会的宣教士更到各殖民地传福音，牙买加金斯敦的黑奴大批归主，就是卫理公会宣教士所带领的。进入19世纪初期，长老会经历了著名布道家芬尼〔1792--1875〕的复兴，差派宣教士向奴隶传福音。芬尼曾接受律师的训练，他曾经力斥美国奴隶制度的不当，违反《圣经》也违反美国的宪法。

    在有法制的地区直接攻击奴隶制度实已不易，在缺乏法制的殖民地就更加困难了。几乎所有殖民地蓄奴者都视宣教士为不受欢迎的人物，他们称“宣教士是政治混乱的诱因，影响当权白人的权力与利益”。  他们认为信主后的黑奴会反过来叛变主人。早期的宣教士在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宣称：“福音不谈政治，不谈社会改革，因为福音的内容是基督的国度，不是世上的政权。”卫理公会的宣教士更宣称：“我们要信主后的黑人，仍然忠于管理他们的人，服在人的权柄之下。”

    这个卫理公会的宣教表白，一下子与卫理公会政治家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理念起了冲突，他们认为黑奴制度既然是个错误的权柄，为什么要服?为什么要忠?应该起来改革!克拉朋联盟认为他们对付蓄奴者已经很辛苦了，难道还要回头对付自己弟兄的政治观吗?宣教士也很受委屈，他们在殖民地传福音已经出生入死了，难道还要回头向自己的弟兄辩明福音观吗?由1815年至1824年，整整10年双方争执愈来愈激烈，威伯福斯甚至公开说：“宣教士的福音观是一种狭隘的福音观。”在这个时候忽然发生了一件事，使这个争执平息下来，并且双方恢复合作，带来日后的黑奴不仅自由化，而且福音化。这个事件就是“史密斯案件”。

64 一位宣教士之死

    史密斯是伦敦传道会在殖民地的宣教士。他具宣教士传福音的热忱，曾说：“如果黑奴信主的数目增多，我可以忍受任何的误解。”这些误解包括来自蓄奴者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的误解。他也兼具社会改革的热忱，白人地主苦待奴隶时说：“皮肤愈黑，就愈能做苦工。”史密斯起来反辩道：“就是愈做苦工，皮肤才愈黑。”史密斯牧师成为黑人眼中反对地主的英雄。1817年，史密斯的牧区发生黑奴叛变，黑奴杀了3个白人，白人立刻反击处死250个黑奴，并且把史密斯以煽动叛乱罪拘捕入狱，在殖民地法庭受审。对法庭上的任何指控，史密斯都拒绝回答。他最后被判死刑前，法官问他有没有话讲，史密斯在被告席上翻开《圣经》，大声朗读《哥林多后书》4章8—9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念完了合起《圣经》就不再说话。在死刑执行前，1824年史密斯在狱中病逝。

65 福音与政治关怀的互补

    这事件给威伯福斯很大的震动，他在晚年回忆政治生涯，认为自己在三件事情上犯了大错：一、史密斯案件〔1824年〕，他没有去救助；二、英国工会法案〔1824年〕，他太轻易地让《工会组织法案》过关，造成日后一些偏激劳工工会与资方产生对立；三、禁止运送粮食给要求自瑞典独立出来的芬兰〔1814年〕，酷寒的严冬，使许多芬兰人饿死。他后来说道：“恩惠应该不分任何政治立场。”其中两条大错都是在1824年发生。他认为他是老了，终于在1824年宣布退出政治圈，而且到死前再也没有去碰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事。他说：“在政治上长期地把权，是一种危机。”由此可知史密斯案件给他的打击有多大。

    史密斯死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对这事开会讨论很久，威伯福斯与史蒂芬公开向伦敦传道会道歉，并声明：“只有耶稣救赎的真理，才能改变人的生命。只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尊。福音与政治上的自由是上帝帮助黑人的两条平行轨道，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看到信主后的黑奴，福音给他们生命中带来的改变，使他们要求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又愿意学习语言、技艺，并关怀周遭的环境。福音不是一下子解开禁锢之环，而是慢慢地把禁锢之环腐蚀溶解掉。……我慢慢看清楚，不应该在第一代黑人基督徒中要求参与政治改革，而是应该等下去，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黑人会有自己的聚会、自己的教堂、自己的牧师，会由《圣经》的真理逐渐体会文化、政治、社会改革的需要。……至于我们，仍应忠于上帝在政治改革上给我们的呼召，撒网的渔夫不能远离他的鱼群。”威伯福斯也看出黑奴以反叛争取自由，招致更多军队的屠杀与镇压，反而延长了黑奴获得自由的时间。基督徒的政治革新、社会关怀，必须建立在忠于《圣经》信仰之上，使福音广传、使人得救的负担与见证一同进行。基督徒政治家仍需继续努力推动立法，宣教士仍需忠于他们的禾场，黑奴信主后仍需守法，不要叛乱。

    另一方面，宣教士也看出，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在政治圈里所立下的美好见证，提高了全国人民的道德素质。他们长期坚守政治的廉洁，为黑奴争取自由，成为全国黑奴心田里的一台大翻土机，把人心翻为好土，把弯的道路铲平，把高低起伏的石块打散。当宣教士撒出好种子时，在福音的好土里便结好果子。在传福音事工上不是漫无计划随意撒种，而是需要树立坚定的信念，这样自然会柔软百姓的心田。

    1824年史密斯的死，触动许多人的良知。竟然有人肯为黑奴死，也带来基督徒的团结。那一年《奴隶登记法案》通过。会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站起来用《圣经·路加福音》4章18—19节宣告：“主……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他们开始继续下一步，推动《奴隶解放法案》通过，目的是让英伦三岛与殖民地的75万名奴隶自由。方法是政府付给蓄奴者赎金，每人27英镑，合起来2000万英镑，去买所有奴隶的自由。

66 另一个战场

    1815年拿破仑下台后，欧洲各国的政治领袖都松了一口气，心想打了大胜仗了，瓜分领土了，欧洲可以长期无战事了。他们绝没想到。和平的时代是把欧洲甚至全世界导向一个完全陌生的战场，这一场仗打到今天甚至以后数十年或更久，都还会打下去。这场战争就是物质主义与德国形而上哲学的兴起。在人类历史上，战争永远没有结束，只是战争的形态在改变而已。

    威伯福斯说道：“英国在战场上虽然胜利，打败了法国，但英国的生命力却在迅速地减退。”有场更可怕的风暴正在逼近，以后要丧命在这场风暴之下的人，要用百万为单位才能计算出。德国康德的唯心论，认为人类的道德可以诉诸良心，不用诉诸信仰；休谟的不可知论，抬高人的理性，批判《圣经》的超然；在英国，雪莱以他的浪漫长诗、歌剧、抒情散文，歌颂革命的美、造反的美；欧文强烈地批判信仰，认为该把上帝赶出政治，才叫“政教分离”，才叫政治自由；柯柏特利用新兴的报业，认为密集的大众传播可以填满社会大众的每个思想细胞。鼓吹政治无用论，叫受苦工人团结起来革命，反对政府、反对科技、反对工业、反对医学〔牛痘〕，只要回归自然；卡特赖特提倡全民宪章运动，鼓励工人以暴力争取权力；亨特以群众心理学起家，鼓吹民间要产生类似军队的组织，以团结的自我学习来凝聚，以群众示威来酿造影响社会的力量，甚至诱逼政府用武力对付示威，再让百姓来质疑政府权力的使用是否超过宪法；有些更极端的，甚至以政治谋杀来迅速制造个人英雄形象。这些大名在今天都已名列社会自由、平等运动的封神榜内，成为许多人仍在讴歌、颂扬的对象。在人类的历史上受到如此巨大思想冲击的时代，屈指可数。

67 致怀疑论者

    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的弟兄们在这新时代洪流下，力挽狂澜，他们起来呼吁：“德国的哲学看来好像扩大了思考空间、丰富了知识，使人迈进了真理的殿堂。其实这批绝顶聪明的人，提出复杂的理论，带领人走迷宫一般走人歧途而不知如何自拔。真理是清楚明亮的。”但是效果很小，这场历史戏才刚开演，很多人还看不清，这些哲学家给人画了一个好大的窗户，以后一百年自认拥有聪明脑袋的人，拼命由那扇窗户向外看，希望能看出点什么，也许有一天才会恍然大悟：“啊!原来那扇窗户是画在墙壁上的一个框框罢了!”唉!看来看去把一生的光阴都看过去了。威伯福斯曾以书信答辩欧文的攻击，也与柯柏特辩论。他在《真实的基督教》一书中有篇《致怀疑论者与统一神灵论者的简短公开信》，有非常精辟的辩论：“我要请问怀疑论者，当你们批判基督教的信仰时，你们能不能诚实地说，到底有没有认真、仔细地查考过整本《圣经》?到底你们的批判是来自查考得不够呢还是漫不经心的论断?是先人为主的主观呢还是自他处引用有偏差的观念，来衡量基督教的基本真理?……其实依我看，许多人在青少年时期，已经不再好好查考《圣经》了，而是用自己长大时学到的批判技巧，来批判自己小时候一知半解的部分真理，以免上帝刻在他们良心上的神圣声音，控告他们思想、行为、心灵上的不检，于是以道听途说的一些见解反过来批判《圣经》，这是堕落的人性逃避真理的一贯伎俩。你们如果愈了解真理，就会愈明白《圣经》里不易了解的地方，而非一开始就挑不易了解的经文来批判。这是一个聪明人很容易受到的试探，证明自己的思索比《圣经》高明、优越。……这种批判思想的形成，起初是一种对经文不自觉的臆测，然后以能质疑别人的信仰而窃喜，以能化解心中良心的控告而自觉高明，让怀疑在意识里生根，最后让整个信仰流失，但是自己再也不能确定什么是准确，什么是圣洁。一个人批判《圣经》，其实也在批判他最深的自我。”

68 思想冲击之下的两大持守

    威伯福斯呼吁基督徒在时代新思潮的冲击下，应该“持守加尔文主义”，并应有“卫斯理福音大复兴时强调的重生经历”。他又同时提出“不要把加尔文主义弄成僵硬的神学教条”，不要把重生经验讲成是“奥秘的经验主义”。他看到当时的基督徒遇到新思潮冲击时，不像是一支开往前线准备打仗的队伍，而像一群无头苍蝇，到处乱冲。神职人员离开他们的羊群，基督徒失去传福音的热忱，有的往末世派奔，有的往奥秘派奔，有的往反科学的基要派奔，有的往模棱两可的现代派奔……尤其是在伦敦等大城市的教会最先失去原来纯正的福音立场。他讲道：“在这时，持守纯正信仰的，反而是乡下吃苦耐劳的传道人。”  为些，威伯福斯在1815年开始成立“英国基督徒专业人员圣经公会”，简称为“圣经公会”。这个团体以具有福音热忱，并在工作上有良好声誉的人为成员。他们每星期五晚上在基督徒的家庭聚会，一起用餐、唱诗、祷告、仔细查考《圣经》而后讨论如何关怀周围的人。当时讨论的题目有监狱福音、贫民教育、受刑人出狱后在社会的适应与工作、杜绝赌博、援助流浪儿童……有些讨论题目小至如何清扫街道、修护街灯，大至如何推动国家银行法、税法、刑法的改革，并在讨论后就去实行。威伯福斯说这个聚会的目的是“更敏锐于人的需要与感觉，在社会上许多正反方的看法中，不轻易涉人任何一方，要先用上帝的眼光与《圣经》的角度来衡量全局，然后再参与改革，并且在改革中忍耐，等待结果”。

    威伯福斯找罗素〔1792—1878〕担任圣经公会主席，并且在英国各处联络，成立超宗派的分会。这个团体出了许多杰出的大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学家等，后来在历史上最著名的有5位后起之秀。

69 克拉朋联盟的后起之秀

    大政治家罗素，后来两度担任英国首相〔1846—1852，1865—1866〕，被公认为是威伯福斯议院改革的接班人。如同威伯福斯，他以基督徒的卓越、清廉与正直，赢得全国百姓的称赞。在近代史上他个人的知名度，要超过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他改革刑事审判制度。以前一个嫌疑犯被法庭起诉的次数几乎没有限制，他改革法庭成为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三级，因此一个嫌疑犯被控告的次数有所限制。最高法院宣判无罪就是无罪，不得再提出起诉。罗素把耶稣基督的救赎过程，融人刑事审判程序里，这个改革造福了无数人。他又建立官方具公信力的罪犯检查制度，建立公立学校制度，把全国卫生系统的设施建设放在所有工程建设的第一位，推动自由贸易，配合艾希礼爵士〔18世纪英国工运领袖〕推进工作时数不超过10小时法案。

    第二位是经济学家萨德勒〔1780一1835〕。他公开反对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认为太悲观了。他认为上帝给人的食物只会有余，不会不足。社会上粮食缺乏不是因为生产不足而是因为分配不均，以及人为的忽略，破坏生产环境。因此在议院里，他为遭受分配不均的穷人劳工争取福利。他担任政府的工厂管理委员会主席，执行工作时数不得超过10小时的法令，1833年更提出童工限制法案，坚决反对用童工去无限制生产。在工厂管理委员会里，他几乎是不眠不休地工作，这个委员会一年开会40次以上。操劳过度导致他两年后就过世。他的好友艾希礼爵士接续他，成为举世闻名的改善穷人工作条件的“穷人之友”。

    文学家蒙哥马利〔1771一l854〕，出过20本诗集，文笔行云流水，文章短小精辟，在当时被称为是最好的诗人之一。他的父亲是莫拉维亚弟兄会的宣教士。蒙哥马利从小就秉承父亲的布道热忱，虽然家里很穷以致受教育不多，但他以《圣经》自修，熟背《圣经》，尤其是诗篇，配合他长期从事的工作，敏锐地感受人生痛苦，创造出一种特有的文字风格，字里行间散发出炽热的爱与深刻的见解。

    商人古柏，他被别人称为“善良的贵格会信徒”，是一位精明的基督徒布商。以从商的经验，他了解蓄奴地主、奴隶贩子的想法。有一天开会时，他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以经商手法，解放黑奴。”打开世界地图，随着太平洋探险队前进的路线，他指出地图上印度以东，还有一大片的土地——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是“上帝所赐，适合种植甘蔗与茶叶的地方，而且未开发国家的人工便宜，鼓励用东南亚的廉价人力市场，取代殖民地日益昂贵的奴隶管理费用。这样蓄奴者自然会放弃奴隶……同时以我的经营观点，应该鼓励机械化。如此比用奴隶的成本更便宜……威伯福斯一直用立法与政府力量废除奴隶，这个方法有其极限，尚需民间经济市场来配合，因为殖民地生意人看的是钱，不是道德，更不是法令。所以用钱来引导他们，放弃奴隶，如果挪转资金可以赚更多钱，奴隶迟早一定会得解放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从这些地方的种植——甘蔗与茶，就不得不佩服这位基督徒商人前瞻的眼光。后来历史学家将普世奴隶制度的废除，归功于四点：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在政治立法上的道德形象，黑奴福音大复兴与宣教士史密斯的死，古柏的市场经济论，与以下要提的文学创作的普世影响。

    巴克斯顿议员〔1786—1845，一个身高接近200厘米的巨人，人家说巴克斯顿与威伯福斯在一起就像大钟与小铃铛。而他的确是声音大如洪钟。他热血沸腾，不太聪明，却力持正义。威伯福斯第一次在聚会中看到这个巨人，就说这人有“婴孩般的单纯”。别人都叫这个巨人做保镖类的工作，威伯福斯却鼓励这个巨人往文艺写作发展。巴克斯顿还真的写了两本书——《监狱管理之探讨》与《非洲奴隶贩卖与矫治之道》流传至今。威伯福斯1824年退出议院，把废除奴隶的大任，交棒给这位忠心的巨人。果然1833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奴隶解放宣言》，就是在这位巨人的领导下通过的。

    历史证明这个基督徒专业人员圣经公会，使英国教会于风雨飘摇之际，成为一支守住福音真理、安定社会的队伍，并且至少又使英国有一百多年〔1815—1930〕不仅在政治上强盛，也使国家的立法基础不致远离《圣经》真理。

70 基督徒女性参与文学创作

    在普世奴隶自由化运动中，历史上认为最关键的人物，除了威伯福斯外，另一个就是名叫莫尔〔1745—1833〕的基督徒女作家。

    1775年潘恩写出《常识》，呼吁北美殖民地群起“反对付税给英国，追求独立”，被认为是一代名著。潘恩在1791年又写《人权》，替法国大革命辩护，提倡革命有理，但是他忽略了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虽然口号“自由、平等”相同，实质却不同。法国革命所要的自由、平等是要打倒信仰，反对一切传统的自由平等，结果所得的只是平等的表象，全国人民反而失去了实质的平等。1792年有一本书《乡野政谈》出版。公开反对潘恩的《人权》。《乡野政谈》这本书一下子几乎被英美百姓抢购一空。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莫尔。

    《乡野政谈》用平实、清晰的笔法，写乡下一个铁匠与瓦匠在对谈，瓦匠代表潘恩《人权》一书的论点，铁匠告诉瓦匠，这样的论点错在哪里，会带来怎样的危机。莫尔出版这本书后，引起不少攻击激进分子攻击她“不尊重法国的革命政治体制”，连有些基督徒也抨击她：“法国是个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徒理当受血腥的攻击——这是天谴。”莫尔不为所动，几乎变卖所有，资助法国天主教神父逃出迫害。威伯福斯、桑顿、麦考利公开支持她，出钱给她组成“廉价单张协会”，在短短3年内，《乡野政谈》以廉价至少卖出200万册。

    莫尔也写了许多传福音的小册子。1795年到1798年，英国出了114本福音小册子。她一个人就写了49本。这些福音小册子的流传，促成了1799年“伦敦圣教书会”的成立。她写的文章有故事、歌谣、短文，印刷精美，价格低廉，一下子欧美各国的监狱、学校、医院、军队、贫民收容所……都可以看到。

    她的文章不仅让许多人得帮助，也间接地鼓舞了后来许多女性投入写作，包括著名的基督徒女作家、钱德勒、查普曼和斯托夫人等人。其中斯托夫人所写的《黑奴吁天录》〔或称为《汤姆叔叔的小屋》，，对美国的黑奴解放有很深的影响。

    莫尔死前有很多人为她祷告，她说：“如果我延长的生命，没有比以前更荣耀主，我愿现在就到我荣耀的主那里去。”至于潘恩，他做过的好事帮助了不少人。他做的错事，却害惨了更多人。

71 一场流行霍乱

    奴隶解放法案在1824年后，推动的进度仍然很慢。主要的原因是威伯福斯与第一代克拉朋联盟的成员都不在议院了，推动法案的如罗素、巴克斯顿等人都太年轻，不过仍锲而不舍地，年年被打败，仍年年再提。到了1830年，在进展仍然有限的情况下，发生7件可怕的事，而能在1833年通过奴隶解放法案。

    “霍乱!霍乱!”报纸上印着头条新闻，瞬间许多人抽搐着倒下，灾区都用绳子围起来，病人满坑满谷，所有的英国人都吓呆了，大不列颠帝国的荣华，在一个流行病面前显得多么无助啊!染上霍乱的军舰，全船的人都死光，成为漂流大洋的鬼船。光是英伦三岛当年就死了32000人，还不包括躺在医院发抖的83000人。“英国议院再不请奴隶立刻自由而去，英国就要像《圣经·出埃及记》里的法老王国了!”群众怒吼道。1833年上下议院终于通过议案，宣布“黑奴自由”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让奴隶自由的法案。捆绑奴隶最后的一环断开了。这一年成为黑奴的禧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