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关于一个尚且健在的人的书，这样的书应该如何结尾呢?死是个非常方便的结局，即使我们跟西雅图酋长(是美国皮尤吉特湾苏卡米什印第安人酋长，善待白人移民，1855年与白人签订埃利奥特港条约，出让印第安人土地，白人以其名命名西雅图城。——译者)一样，认为“死亡并不存在，它只是两个世界的交替变化而已”。可是，我必须以某种方式来结束这本书。

    此刻我正坐在白桦山庄。在外面那个可爱的园子里，树还是我小时候见到并且爬过的树——当年在树上我曾遐想过人猿泰山和非洲。我突然会被有些事情或者有些声音下意识地带回过去，一时之下我又变成了孩子。我走进洒满阳光的园子里，又一次听到苍头燕雀或者紫色鹩哥的呜叫。那只在园子里经历了60个寒暑的灰色石蛙依然伏在那里。它附近那只供鸟儿嬉水的古老菊石浅盆依然如故。那只沉重的草坪石磙的把手已经朽烂。丹妮曾用它压平草坪上的坑坑洼洼，把那些草压得伏贴一点。厨房里那些刀具都是设菲尔德钢具厂生产的，其中有一把骨柄刀，埃里克舅舅经常把它放在磨刀石上磨。现在的简•古多尔和很久以前那个小女孩是通过什么相联的呢?有人说，那只不过是存储在像计算机一样的大脑中的一系列记忆。从我出生到现在，有没有人们所说的“灵魂”与我在一起呢?一种与大脑没有关系，甚至与思维也没有关系的东西?一种把我和我感觉到的存在与我们周围的精神力量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我认为我是有灵魂的。每一个相信神的人都对我说我有一个老的灵魂——换句话说，一个经历过多次转世重生的灵魂。如果有转世这样的事情——我信其有——那么他们所说的就不无道理。它给人的感觉就是那样。我今生今世是没有把握的了。不过我可以相信，我们神奇的大脑的确把我们的记忆存储了起来。这本书就是根据回忆写成的，是我从大脑的记忆库中挖掘的，为的是与那些愿意看的人共享。

    回顾我的一生，我觉得它被分成了一系列界限非常分明、但相互有所重叠的阶段。开始是准备阶段，从总体上说，是为生活做准备，具体地说是为非洲之行、为研究黑猩猩做准备。当然我现在仍然在做准备，是为我将来可能遇到的情况做准备。第二阶段是最能引起我怀旧情绪的，是寻找和收集信息的阶段。这一阶段，我在森林中研究黑猩猩，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们对这种神秘动物的了解还在不断加深。第三阶段是做妻子、做母亲、抚养儿子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我仍在研究分析黑猩猩并出版了研究成果。我认为，把我所获得的信息与人们共享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在“皈依”之前，它却从来没有成为我生活中的动力。这一共享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我生命的终点，并将通过书籍等形式使之在我死后得以延续。至少我希望如此。

    我到各地的讲学就是这种共享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工作非常辛苦。可是，与此同时，我可以到世界上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接触到新的文化，尽管时间非常短暂，但却使我在智力与精神方面得到了充实。更重要的是，我遇到了许许多多人，他们都给了我鼓舞和力量。每次讲学一结束，我就坐在桌子旁边，进行签名售书。这无疑起了促销作用。这对简•古多尔研究所的资金筹措，对信息的传播都很有好处。可是，它的重要性还不仅限于此。我还在节目单、入场券、小册子以及人们20年前购买的书上面签名。我认为这段时间很重要，因为它使我有机会和部分听众接触。那些排队等候的人有时要等上两个多小时(最多的等了4小时10分钟)。他们给了我力量，这是我急切希望得到的，因为在讲学过程中，我几乎用尽了所有力量。我感到自己“空”了，也“冷”了。曾经在讲学过程中帮助我的一名志愿者说了一句一语中的的话：“那些人在给你以营养，对吧?”是的，正是这样。我竭尽全力把我的信息传达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希望他们不仅把我的话听进去，而且把它记在心里。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携起手来，同心协力使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生灵都生活得更好。所以，每当有人在听讲之后走上前来，从他们所说的一些话就可以看出，我的信息的确打动了他们，帮助了他们——是的，他们在给我以营养。

    我发现所到之处，无论是来自什么文化的人，在听了我所讲的东西之后，都有到我身边来的，有时候他们的眼睛里还饱含着泪水。我以前一见到这种情况就会感到不安，感到不知所措，现在我认为我知道这是为什么了。我认为我虽然与他们共享了信息，但这些信息的实质则是我从外部吸收来的；我就像是风弦琴，是一股看不见的风吹得琴弦颤动。也许这是特雷弗多年前的布道对我产生的影响，也许是巴黎圣母院那感人的乐曲潜入了我的心田?

    虽然当年在那座大教堂里感受的心醉神迷状态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可是时隔20多年，现在已很难重新捕捉到这种体验。但是，它已经融人了我的心灵。只要听到巴赫的赋格曲，无论在什么地方，其结果都是一样的：这就像大笨钟敲响时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恐惧一样，音乐会使我的身心完全沉浸在仁爱、欢乐和愉悦之中。我认为，至于是不是巴赫的乐曲，是不是那首特定的赋格曲，都无关紧要。我认为，这样的体验也可能会发生在其他的大教堂、小教堂、清真寺、喇嘛庙或者犹太教堂。那是一座古老圣殿中管风琴发出的壮丽声响，是被千百年来无数虔诚信徒的祈祷所净化了的。它之所以影响如此巨大，是因为它发生在我的生活发生许多重大变化的时候，是我一生中最易受影响的时候，也是我在不知不觉中需要与被我称为上帝的精神力量重新取得联系的时候——也许我应当说，我得到了某种启示，需要进行这样的联系。不论这一体验有其他什么影响，它使我又回到了原来的路上，迫使我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意义进行重新思考。

    只是到了最近我才开始思考，那没有任何词句的强有力的音乐是不是向我传递过某种特别的信息，被我吸收，但我还没有来得及或者没有能够作出解释。现在通过体验与反思，我认为的确有这样的信息，而且很简单：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都在起一定的作用，都能有所作为。我们每个人不仅对自己的生命负有责任，而且应当尊重和热爱我们周围的生命，特别应当相互尊重、相互给以爱心。我们应当同心协力，重建与自然界以及我们身边精神力量的联系。这样我们就可以胜利地、快乐地进入人类进化的最后阶段——精神进化。

    如果我认为自己听见过上帝的声音，这岂不太自负，太傲慢了?其实不然。我们都有过体会——我们常说到的“静静的、细细的声音”告诉我们应当做什么。我认为那就是上帝的声音。当然，在通常情况下，它被称为意识的声音。如果我们认为那样的定义更好，那也无妨。我认为，不管我们称之为什么，重要的是按照那个声音所说的去做。我在巴黎圣母院的体验是富有戏剧性的，振聋发聩。我现在所听见的就是那个静静的、细细的声音——它让我与大家共享。

    我想极力去做的也正是这个。在世界各地的讲学中，我把我的信息与各种各样的听众——特别是孩子们——共享。我一直有这样的感受——也许根本就不是真的——我成了上帝的信使。我在讲学之前，有时会感到特别疲惫，有时则感到非常难受，还有的时候怕自己讲的东西无法使听众满意。而出现这种情况，我的讲演就显得特别好。我认为，这是因为我利用了精神力量。这是一种永在的力量，只要我们去争取，它就会给我们以力量和勇气。“只要你发出请求，它就会给你。只要你去寻找，你就能找到。”这种力量是我们大家都可获得的。当然，我也从听众身上汲取了力量。听众的热情越高，表现得越激动，我就讲得越发生动活泼。

    如果把这些都看成是理所当然应当得到的，那就很危险。我受到的教诲是：“上帝只助佑自助者。”我的讲学都是经过认真准备的。尽管类似的内容我讲过多遍，每次开讲之前，我都要从头到尾看一遍讲稿，还有要使用的幻灯片。在这方面，埃里克舅舅是我最好的榜样。他在每次手术的前一天晚上，都要躺在床上，把表上的每个病例都在脑子里过一遍，就连阑尾切除这样的小手术，他也要把手术过程认真想一遍，把可能出的错误考虑到，还要考虑适当的应急措施。我认为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成功的外科医生——他对细节问题从不放过，他对每个病人都怀有深深的同情。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人们经常问我的：你怎么能显得那么平静?几乎在世界各地，几乎在每一次讲学中，人们都问这样的问题，都作出这样的评论。他们想知道我是否进行沉思。我告诉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沉思；不过倒也不妨这样说，我确实经常想跟精神力量进行沟通。对于我生活中所出现的这么多神奇的好运，对于所有支持我的好人——我所骑的那只雄鹰身上的羽毛——我经常表示感谢。我还感谢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感谢我所得到的每一天，因为我知道在这方面我是非常幸运的，这样的礼物是非常脆弱的。

    能了解森林中的平静也是我所特有的机会。在我看来，无论是什么地方的森林，都是精神最足的地方。在山里也是一样。不过我跟山没有打多少交道。我在贡贝的森林中所度过的岁月，所经历的日日夜夜，使平静深深地与我融合了，所以我能在一片混乱中保持平静。最近我经历了一件对我影响极大的事情，使精神上的平静再度复活。我与“根与芽”组织的一些成员漫步在俄勒冈州胡德山国家森林公园，穿越长满原生林木的山坡小路时，我突然发现一棵令人惊叹的树。那棵树毁于大约一百年前的一场大火，只剩下40英尺左右的树干。它的中间完全空了。我从形似一扇小门的树洞钻进树干，朝上面指了指。树干只剩下一个空壳，就像教堂塔尖那笔直的锥体。在周围一片葱茏的映衬下，我顺着那树干向上望去，一直看到了上方的天。我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为世界上现存的森林向上帝作了个祈祷。我的祈祷词似乎在不断向上浮，它肯定到达了目的地。“根与芽”小组的人也作了祈祷。他们5个人一批，手拉着手站在那里，为森林祈祷。我的美国精神兄弟奇特库斯也在场。他用神圣的基什沃夫植物的根燃起了烟，作了印第安人的祝福。我的内心又恢复了平静。我觉得身上又有了无穷的力量。

人的记忆太神奇了!在心情忧郁的时候，我就想一想过去的美好时光。有一天早上，我坐在达累斯萨拉姆的沙滩上，写下了如下的诗：

       五  只  鹭

    五只鹭鸶贴着水面飞翔，

    长长的脖子伸向后方；

    在波光粼粼的金色海面和

    金灰色的朝霞间飞翔，

    在浅白的蓝色天空中，

    在一片片棕榈叶上方，

    黄色的月亮慢慢西沉。

    哦，稍纵即逝，珍贵无比，

    飞逝着的金色时光，

    从记忆的宝库中取出

    记忆中的宝贵珍藏，

让灵魂摆脱痛苦的围困。

    我也学会了在某种程度上抵御愚笨的循环思维。为了去参加一次令人生畏的会议或者讲学，我努力地进行准备，简直不遗余力——然后又放弃了。这就像去看牙医一样。“明天这个时候(或者下星期或者随便什么时候)，这事就了结了。”我会这样对自己说。当然还有丹妮最喜欢的那句口头禅：“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人们经常问我的还有一个问题：你走进动物研究实验室，怎么能保持平静呢?你怎么能抑制自己不大声喊叫，不责备别人残酷呢?答案很简单：那种咄咄逼人的方式行不通。此外，虽然有些人真的有点虐待狂，但大多数残酷对待动物的人都是出于对动物的本性不了解。他们不相信动物，特别是那些大脑比较复杂有着与我们类似的思维和情感的动物。在这个问题上，我有责任来改变他们的态度。如果我提高嗓门，对他们指指戳戳，他们是不会买账的。他们会很生气，会产生敌对情绪。这样一来，对话就无法进行下去。真正的变化是在内心产生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固然有用，但不幸的是，很容易遭到践踏。我当时虽然也有气，但却尽量不露声色，不让它发作。我力争以温和的方式打动他们的心。

    人们经常问我：“你这样的耐心还能支撑多久?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肯定会有这么一天，我的体力不允许我再这样到处奔波，而且这一天的到来只会早不会晚。我们都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只要我还有力气，还有精力，我就会继续这样做。我自然希望自己能够多有几年这样的时间，因为毕竟丹妮到了97岁高龄才离开我们。奥莉已经97岁，依然健在。万妮和我父亲分别活了94岁和93岁。所以，我希望自己至少再有10年的活跃时期——此后的时间能静下心来思考问题，做一些我现在的生活方式下已经开始、但尚未完成的工作。

    对未来，我有许多明确的目标。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基金，这样我们在非洲贡贝的工作即我们建立禁猎区和帮助村民的计划，就能永远持续下去。我想以较大的精力把“根与芽”这个组织向全世界推广，使之不断加强，以鼓励、动员、鞭策我们的年轻一代。我们把他们的世界破坏得太厉害了，以致他们许多人觉得希望渺茫，有的甚至变得极度绝望。他们需要得到各种各样的帮助。我希望为年轻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多写几本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书，帮助他们理解为什么保护自然资源、尊重生命如此重要。有朝一日，我还要写一部小说!它的基本情节构思我现在已经有了。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把白天那些问题搁置一边，钻进我的小说世界中，所以对其中的人物已越来越熟悉。我还有一件非常想做的事：对贡贝黑猩猩的资料再进行一些研究，特别侧重于对黑猩猩母亲和婴儿的长期跟踪研究，记录小猩猩的成长过程，把贡贝黑猩猩的一生中的变化记录下来。这样，在将来的某一天，我就能看见《贡贝的黑猩猩》第二卷的问世。但是，我预感到自己也许已经没有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了，我希望能有一个学生参与进来，把这项任务完成。我非常想在我的孙子默林和孙女儿安吉尔身上多花一些时间。他们和他们的父母格拉布和玛丽亚一起住在达累斯萨拉姆。

    当然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继续唤起人们的意识，让他们了解动物真正的本性，动物所受到的虐待以及我们对动物所负的责任。我仍将致力于反对用动物做试验，反对机械化养殖，反对进行毛皮动物的养殖，反对设置陷阱捕捉动物，反对作为游戏的狩猎活动，反对利用动物从事娱乐表演，反对驱使动物去干活，反对把动物当成宠物来饲养。最近我碰到一次极佳的机会，使我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环境中与别人共享我对动物的感情。这要感谢旧金山市美丽的格雷斯大教堂的主教艾伦•琼斯。他邀请我在圣方济各节做了一次布道演讲。当时，会众带了动物——各式各样的动物——到祭坛来祈福。这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体验。我把《创世记》第1章第26节作为我的布道词：“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我解释说，许多希伯来学者都认为“管理”一词翻译后跟希伯来文中v'virdu一词的意思相去甚远。因为它的原意是“仁治”，像明智的国君“以仁慈的方式”统治其臣民那样。它包含着责任感和开明的治理方法。接着，我谈到自己从黑猩猩身上明白了我们要恭谦的道理——我们人类并不像我们以前所想象的那样与其他动物有很大的区别。我在结束语中引用了阿尔贝特•施韦策一句动人的祷告词：“为了那些被过度驱使、吃不饱、受虐待的动物，为了所有在囚禁中扇动翅膀就会碰到铁笼、感到苦闷的动物，为了所有被捕猎、被丢失、被遗弃、被惊吓或者被饿着的动物，为那些一定要杀掉的动物……为那些去宰杀它们的人，我们请他们要有怜悯之心，要手下留情，要为它们祈福。”

    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有一点不能否认，那就是，我们人类社会还没有摆脱战争、犯罪和暴力这些该诅咒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从未间断过的事实。在世界上所有出现麻烦的地区，每一次意识形态、种族或者领土争端刚解决，另一个地方就又起了战端。也许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注定了的。这是一个充满精神与道德障碍的进程，换句话说，是对胜利者有所回报的进程。当人们面临真正的危险时，他们无疑会表现出自己的本性。有的人会完全垮下去，有些人会支撑着活下来，但却充满了仇恨与玩世不恭，而有些人则成为胜利者，变得比以前更强大。

    我有幸会见了一批真正令人鼓舞的年轻人。他们是可怕的战争中的幸存者。他们之中有萨拉热窝炮击中的幸存者米基•亚切维克，有在波尔布特可怕的战争中当过娃娃兵的彭安春(音译)，还有从尼日利亚逃出来的哈夫萨特•阿比奥拉。她的母亲被杀害，她的父亲还被关押在国内的大牢里。他们都表现得非常坚强，就像被锤炼过的钢，决心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青年一起，为了他们的的下一代能有个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还有一些年轻人没有能逃出恐怖。我在基戈马地区的难民营里见到一个年仅10岁的图西族小男孩。我看着他的眼睛后，不禁打了个寒战。后来我写了如下一首诗：

           难    民

    她坐在外面的凳子上发愣，

    对明天依然不抱任何希望。

    深陷在痛苦的回忆之中，

即将结束的今天仍然与往常一样。

    她的大腿上放着半碗米饭，

    碗上的反光来自残阳。

    她闭上眼睛没有吃饭，

    任凭晶莹的泪珠流淌，

泪珠折射着西边的残阳。

    不知她看见了什么样的恐怖?

    她和她的家人被迫离开家园，

    逃离那恐怖只能凭我的猜测，

    毫无表情，她静静地坐在那里，

充满忧伤，一个人默默地承受。

我无法知晓她所遭受的苦难，

我从未体验那样的背井离乡。

那些人对待他们，像赶牛一样，

他们不管什么面孔，只管数量，

他们都是好人，难民营里的人。

一看见那些面孔，他们就会心伤。

她的四周全都是陌生面孔，

那些人不知来自什么文化，

操着她不熟悉的声音说话。

相同的只有太阳和星星月亮，

昨天就挂在天空。还有上帝?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骨瘦如柴

看着她木然的面孔，向她走来

看着她手里那只碗。

她睁开眼，还是昨天的痛苦眼神，

可是明天——明天是属于孩子的!

她把米饭给了他。他吃了。

他迷茫的眼里反射着残阳的光，

他梦想明天将成为一个男子汉。

 “仇是我的，我报，”是主的话。

可是孩子并没有听见。

满腔仇恨，要报仇的是他。

这就是他梦想中明天的他。

    诚实、自律、勇气、对生命的尊重、礼貌、同情心和忍耐是我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价值观念。可惜今天的许多孩子都没有受过尊重这些基本价值观念的教育。在富裕的西方社会中，无数的孩子看到电视屏幕上的暴力之后感到非常刺激，对“虚拟”现实的世界非常熟悉，而脱离了“真实”的现实世界。他们的父母亲都要去上班，没有人给他们进行示范，使他们成长为有责任心的、关心人的人，所以他们就把流行歌星和屏幕上其他不适当的英雄作为自己的偶像，殊不知这些人中有许多都在吸毒。难怪他们表现出暴力，对自己漠不关心——很久以前，我从黑猩猩身上就明白了早期经验和楷模示范的极端重要性。

    那我们能做点什么呢?我在对年轻人讲话的时候经常对他们说，为了我们周围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多，而且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可以帮助一个孤独、忧伤的人露出微笑；我们可以让一条可怜的狗摇起尾巴，或者让一只可怜的猫发出满意的呼呼声；我们可以给一棵正在枯萎的幼小植物浇水。我们虽然不可能把世界上的所有问题统统解决，但却可以作出努力，解决我们身边的一些问题。我们虽然不可能解救非洲和亚洲所有的饥饿儿童和乞丐，但我们自己的城市大街上的流浪、无家可归的儿童和年迈的老人呢?

    孟加拉国农村银行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是看到一个在贫困中挣扎几近绝望的女人后，给她发放了第一笔小额贷款。他并没有把自己的银行向第三世界国家扩大的计划。同样，亨利•兰德沃思是看到一个孩子的需要，才创办了孩子村——“把世界献给孩子们”。这个孩子村如今已经把欢乐和爱心带给了数百万名患病儿童和他们的家庭。

    如果我们听见呼救声而无动于衷，我们今后可能会终身感到愧疚。我依然记得小时候的一件事：几个男孩在拔一只活螃蟹的腿——我哭了，可是因为见他们都比我大，所以害怕得什么也没说。格拉布5岁的时候，在学校里看见一个比他大的男孩在吓唬一只小兔子——用水龙头里的水喷它，他就和那个孩子打了起来，为此他还受到老师的批评。格拉布真不简单。

    我的故事已经快讲完了。对于人们向我提出的问题，包括我的宗教和精神信仰、人生哲学，以及我为什么对未来抱有希望等问题，我已经尽量作了回答。我尽量如实地、坦诚地作出回答。我把自己的许多思想，把自己的心，把自己的灵魂都掏了出来。可是有一件事我还没有说。对于我这样一个喜欢象征主义的人(这无疑是从我的迷信的威尔士祖先那里继承来的!)，这件事也许能够解释我为什么做了这么多事情，为什么像这样生活，为什么我必须继续坚持到底——也许是个痛苦的结局，抑或是个光荣的结局。

    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不满1周岁的时候，当时我还不会说话。我当时坐在婴儿车里，小车就放在一家杂货铺外面，在旁边看着我的是我们家的白狗佩吉。保姆在里面买东西。有一只蜻蜓绕着我飞，我吓得哭起来。一位好心的过路人用手上的报纸把蜻蜓打落在地上，然后用脚把它踩死了。我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哭个不停。我哭得像发了疯似的，于是家里人把医生请来了。医生给我开了些镇静剂让我镇定下来。我是大约5年之前才第一次听到这件事。当时是万妮在写关于我早年生活的回忆，问我记不记得这件事情——我为什么那么害怕?

    我看了她所写的东西，又回到了60多年之前。我想起自己躺在婴儿室的情况。我想那里面有很多绿色，万妮说是的，绿色窗帘，绿色油地毡。我记得当时看见一只大蓝蜻蜓从窗户里飞进来。保姆把它赶到窗外的时候我吵闹起来。可是她说它会叮我的，说它的螫刺和它的“尾巴”一样长(当然她说的是腹部)。那个螫刺可真长呢!难怪有个蜻蜓在婴儿车旁边飞的时候，我吓坏了。但是害怕一样动物并不是说就要让人把它杀死。如果闭上眼睛，我真受不了，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它那亮闪闪的翅膀还在不断抖动，那蓝色的“尾巴”在阳光中闪闪发亮，那脑袋被踩烂在人行道上。它是因为我才死的，也许死得很痛苦。我无可奈何地大哭大闹起来。我感到特别内疚。

也许我的一生中一直在下意识地缓解这种内疚。也许那只蜻蜓是某个计划的一部分。它在那么多年之前就把一个信息传达给一个小女孩。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只能对上帝说：“信息收到，明白。”我试图减轻的是我们大家都感到的内疚，无论它是对人还是对动物的不人道行为。我得到过许许多多有同情和仁爱之心的人们的支持，我将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终结。这个终结……将成为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