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圣保禄孝女会修女们庆祝她们的第一任总会长及协同创会者戴格兰·梅而珞修女，圣名玛利亚·德兰的百年诞辰。

    当一九一五年，她年方二十一岁，在阿尔巴镇（毕耶蒙特)，由天主圣神付给了她一个完全创新的使命，使她追随雅格·雅培理神父的途径前进。就在一年前，为了一个尚在构想中的使命，他曾聚集了一群男孩子，「用印刷品和一切进步的方法从事福传工作」。雅培理神父在与德兰相逢时（一九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表示他有意在男修会之外创立一个女修会，因为对于「好印刷品」的使命，不仅召唤了男性，也召唤了女性，伴随和参与司铎牧灵方面的辛劳。对于雅培理神父的建议，德兰已能发觉天主将要做的事业，并且相信上主「大力的协助」，知道能向谁负责，而回答说「是」。起先她同两位女青年创设了未来圣保禄修女团体的最早雏型。她们在开始时默默无闻，但是她们在文化路的朴实小房子中，慢慢进行，表现出她们奇恩本质的最初轮廓：也就是先把一小部份书籍存放在那里，起了一个先知性的名字「新书局」——流动图书馆。她们第一批印刷的著作，终于在一九一八年，在苏沙，潜隐在特殊的圣召中，印制了（苏沙谷)教区周刊。

    一九三一年德兰取了个很有意义的名字叫戴格兰，由会祖召请她来领导圣保禄孝女会，此修会就在这同一天（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创立，当时有最早的九位姊妹宣发圣愿，承诺终身以印刷品做为使徒事业，为天主和圣教会服务。从这一天起直到一九六四年一一月五日止，天主悦纳了她奉献的生命，为圣保禄孝女会修女的成圣，不再为自己而生活。她全部的生命同圣保禄孝女会的生命合而为一，并领导这修会在神修及现代化使徒事业的道路上前进。

    本书作者道明·雅卡索博士，专心整理所提供给他的文献，以史学家的严谨作风和新闻记者的明快手法，进入了戴格兰修女的神秘世界，我们衷心的感谢他。由于作者的记载及感人的陈述，浮现出一个单纯女性的形象，并刻画出她度着「非凡卓绝」的生活，像度着普通及平常的生活一样，毫不勉强也毫无焦虑。她的这种平常的态度——有如福音忠仆的态度，就是负起自己本身的责任，而不超越特殊的权利。戴格兰修女多次乘火车、邮船、飞机到全球各地指导圣保禄孝女会修女们利用一切大众传播的复杂媒体宣传福音，她只有一个意念：「行善」，使人认识天主：引领修女们走上还没有尝试过的途径，在这途径上，尤应具备专业技能和女使徒的圣德。

    戴格兰修女是位有奇恩的女性，知道拿捏好分寸，侍立「在侧」，不侵占他人的名份而又不放弃自己的义务。她的伟大在于侍立在会祖雅格·雅培理神父「侧旁」持辅佐态度。而为适应二十世纪的快速进步，雅培理神父把她卷入他那热烈的进取心之中，她充满信心地与会祖合作，因为在他身上认出了天主的预示。她丝毫不以自我为中心，而且，为今日的使徒们，她成为使徒事业真正合作的导师，对福传付予新的推动力和新的幅度。

    戴格兰修女所传达的讯息和现世具有紧密的关系，因此我们企望推广这传记，使这本书公诸抄世。我们希望戴格兰修女的见证为许多人是一道亮光，为青年们是圣召的呼唤。她曾祈求「成千上万的人献身于大众传播的尊贵使徒传教事业」，愿她能再生活在人间，做为新献身者的母亲和向导。

圣保禄孝女会总会长   

若望玛利亚·葛洛兰

序

    约在德兰·梅而珞出生后一百年及自她宣发圣愿，称为戴格兰修女和圣保禄孝女会总会长后七十年，道明·雅卡索给这位着实伟大的女性，写了一本迷人和忠实的传记。

    戴格兰修女的卓越人格大致都写在第一章的小标题内，给她的定义是「一个能服从又有创意的女性」。她所秉有的个性及毅力并不妨碍她放弃自己的意愿，而去寻求天主的旨意和图谋圣教会的福祉。她也是一位心胸开阔的女性，肯接受新颖而又有创意的事物，采纳对福音服务确实有创意的计画。圣人们和圣女们的生活常受天主上智的特殊引导：事实证明雅格·雅培理神父和德兰·梅而珞修女的在阿尔巴相遇，在教会大众传播的使徒事业史上，应视为一个上智成功的安排。

    一篇「序文」本不应重提书中所记述的事迹和思考，但我愿意强调此书确实深具意义。载格兰修女的确是位伟大的女性，她一生的历史值得让人广泛知晓。道明·雅卡索所写的这本传记，描述圣宠在这位女性特殊生活中的化工，也记载圣保禄孝女会的创始和发展，该修会用大众传播工具使人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说在教会中，比其它任何团体工作的更多。

    我预祝这本书能拥有广大的读者，因为它实在有阅读的价值，我也期望戴格兰·梅而珞的精神继续感召众多的青年献身于有创意和令人兴奋的工作，藉此大众传播工具，宣扬耶稣基督的喜讯。

宗座大众传播委员会主席

若翰·福里

      一个能服从又有创意的女性

  一九三六年春天，在开往拉丁美洲的意大利船「奥古斯都」号的旅客中，有一位总会长修女，她要去视察该会在巴西和阿根廷两座新的会院：然后她将向北航行，视察在美国的第三座的会院——该会在美洲地区的第三座会院。这样的叙述，似乎是对一般的任何修女们历史的报导，可是如果加上人名、环境，那么报导会超越二十世纪的时空。的确，那就像初期教会的大胆尝试。

    这位总会长，她拥有不寻常的「导师」头衔，她名叫德兰·梅而珞，在修会叫戴格兰，她领导圣保禄孝女会：那是一个年轻的、尚等待宗座批准的修会，不过她们已经立足在美洲的三个地方。自一九三一王一九三一年在美洲有六个修女，二个在巴西，一一个在阿根廷，二个在美国。她们都是意大利人，到达时都不会当地语言，没有现成的居所和具体的工作场所，没有得到当地主教的邀请：而且，不受欢迎，因为是新兴的，叫人不信任。在当地这样的修女没有听说过，她们在街道上奔走，挨户敲门推介书籍、小册子和传单。

    她们的雾中摸索在纽约更是危机重重。两位年轻修女在一九三一年六月平安地登陆纽约，这是最错误的时刻，是美国最不景气的时刻：千万人破产，一千四百万人失业，到处有新的穷人排队领免费的羹汤；乡村里，农民失望地放弃已被抵押的土地。在伊利诺伊州小城，学生里根——未来的美国总统正在找寻工作，因为他父亲失业了，而杂货店老板不肯再赊账了：破产的企业家甚至在纽约第五街卖苹果。

    就在这样的时刻，两位不会英语的修女出现在大都会里，她们首先向美国移民推销，然后，天晓得，不知用什么方法，开始负责书店、推销中心、印刷其它的书等。其实，这二位修女动身时带了在当时来说为数不小的数目：四千里拉，可是在登岸后，面对美国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在旅程中做使徒工作的成果——九十里拉，于是修女们急速把大部份的钱寄回意大利。

    修女们两个两个到了新世界，她们首先得到一些圣保禄会意大利神父的帮助（圣保禄孝女会是该会的一支女修会)。两个修会都是为了同一目标，由同一个人，即出生于毕耶蒙特的弱小神父雅格·雅培理所创立。他开创了这种投入世界的方式，不被邀请、不被推介的修会，无论时机适当或不适当，甚至处于那宣报无情的失败、毁灭和羞愧的怀疑论社会中。而年轻的保禄会上却开始在新环境内生根，而产生了初期的成果。

    雅培理神父主张两性的平等，他决定派二十来岁的修女去同样的危险中。她们是否也会被吞没?他没有把握。说他古怪，或对他说从来没有妇女被送往如此冒险的地方的……是没有用的。过去的事对他而言无所谓，雅培理神父以圣保禄的话作答：「我忘却过去的，我只往前走，走向目标。」

    不出几年，他的直觉实现了。当然这个实现还很小，但却是极重要的，尤其是受到了解和尊重：那些起先看到两个修女兜揽卖书而觉得奇怪的人，后来却希望能有几十个或几百个这样的修女。不但如此，在拉丁美洲和美国，这种新式的修女已开始吸引当地的圣召。

    因此，雅培理神父继续向前推进。当时有一位特殊的女性，她以本人丰富的创意及服从帮助他，她是戴格兰修女，第一次出国离开意大利，当时她只有四十二岁。她分别去看那六个拓荒者在大西洋彼岸所做的事，她们得到了她信件的鼓励。她的信很频繁但很短，包括属灵的提示和对书局、发行、价格及会计的实际指示。

    她的旅行笔记也很简短，但是谈到许多主题：戴格兰对所有新的东西都有兴趣，容易适应不寻常的环境和情况。在她所搭乘的一艘轮船上没有随船司铎，于是也没有弥撒，「连今天『耶稣圣体瞻礼』也没有。我是这条船上唯一的修女，唯一的义国人和欧洲人，其它都是美国人，他们说英语，有的会一点西班牙语。我在船舱做了一个小祭台，面向祭台我做祈祷，我诵念弥撒经文，默想并神领圣体。主日我唱晚祷，我今天也要唱。」

    一切都平安而寻常，这正是她生活的计划：「让我成圣人，但是借着普通的事物。」经由普通途径到达目标是最困难的，现在计划实现后，可以清楚界定那完成的方法：戴格兰拥有把最冒险、重大的事业和环境变化为「普通事物」的秘诀，但必须付出辛劳的代价。

    她的德行达到「英勇地步」，这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所签署的公文中宣布的，戴格兰开始趋向册封为「圣」的圣德，她能达成最崇高和完整的奉献。真正的英勇行为是特殊和稀有的英勇行为，以谦下和平静的格调所实践的行为，即使是在最痛苦的辛酸事上也是如此。她训诲她的修女们说：「我学会了只要信赖天主，平心静气地服从，一切都能顺当，即使在我们看来似乎不顺的情形下。」多少次看「似乎不顺当」，经历黑暗时刻，处于失败的战栗和受误解的痛苦之中。她身体的病痛也是很大的。她的痛苦辛酸是任何报导者所无法描述的，因为不是喧嚷而出，而是内心的事件，由于她服从的能力，外在的事都成了「普通事」。她的服从不是低头就好，而是出于深切知道「为什么」，而实践时「让天主去做」。因此，她无声的战斗能逃避众人的眼目：在考验时和考验后，戴格兰能保持或恢复「平静」，这就是她的胜利。

    以上所说的一九三六年的旅行，是她第一次出国。以后的二十七年中，除了战争时期之外，她一直在周游世界，而从事推广善书的修女们逐渐在各大洲增多起来。她一直陪伴修女们走新的道路，这些道路是雅培理神父以他明澈而又严格的直觉所指示的。他是伟大的父亲、导师和先知先觉，可是像所有的先知一样，不好应付且要求太多。

    一个领袖和领导身边必须有一个使团体保持和谐的人，鼓励并帮助这些女性作大胆的尝试，因为这是教会历史中首批担任这种使命的。这里需要像戴格兰这样的人，总不忘记最后目标，同时帮忙她们透口气，减轻她们的包袱。例如在一九三0年，雅培理神父要求保禄书局其作业如下：「保禄书局是使徒工作中心（分发及库存)，不是单纯的商店橱窗，而是圣保禄和福音的标记；不是做生意，而是服务；不是买卖，而是有各式创意的使徒工作：面对的不是顾客，而是门徒和助手；不是交易和数字，而是在地方上发射光与热的福音：不是价钱，而是供应；不是主控，而是谦下的帮助教会：不求金钱，而是人灵……」

    他规定如此，而且立刻落实。这项严格的指示是要下达给所有修女的所在地，戴格兰修女完整地传达此事。不过由于她的细心，她以「指示与劝谕」的名目，缓和了严格的指示，而且她更进一步，加上两句善意的、平和的及导师般的诠译：「你们要好好地诵念这些指示，然后我们逐步地看，不要担心，一次做一点，不过同时应该注视它。」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谈的戴格兰修女已是四十开外的人，她也已是位领袖，但我们尚未描述她先前的生平：婴孩期、圣召、修会生活的开始和后续旅途。但为这位女性撰写很难，因为缺乏自然的草图。她从小就想进高道伦可修女会，但由于身体虚弱而未被接纳。这次挫折打消了她修会生活的期望，就这样过了多年。

不过，在她完全不知的情况下，在普世教会和离她家乡千里外的地方，想不到的事正在酝酿中。就是由于那新事，不久，她——一个乡村姑娘，将被召为二十世纪天主教会的艰难问题而努力，需要她开始一项没有听说过的、人们不敢提的事工，它甚至连名称都没有。这项神秘的新事让她静默隐密多年，直到意外地在一个夏天美丽的早上发愿成了修女，而在傍晚成了一个新修会的总会长。她必须陶成、建设自己，并在工作中调适自己，在指挥中学习指挥，教会的历史很少有其它的妇女像她这样置身在如此的冒险中。当四周的人还不认识她时，冒险已经开始，打破自古以来乡间的古老传统，经由或快或慢的行动，向人宣传并争取信心。当她默默无闻的名字第一次让雅培理神父知道时，事情才开始运作，年轻的雅神父当时有一个理想，但尚未说出来，这是为了避免惊慌。

历史开始时，有他——雅培理神父。背景是意大利北部一个典型的地区：毕耶蒙特南方，由于气候及丰富水源使平地土壤肥沃，而山坡地由于代代相传的耐心和技能也成了丰饶的，虽然经历了战争、侵略、革命和瘟疫的侵袭。从圣高道伦可的家乡勃辣区，出了弥格·雅培理及罗撒德兰·阿陆阁二家族。那时的乡村农民，常被迫从一个酪农场到另一个农场工作，他们在圣劳伦优沙诺平原耕种时，即一八八四年四月四日生了雅格，五个儿子中的第四个。不久后，全家搬到古内奥省的该拉思卡区。

    小雅格在小学时就提到要做神父，在一八九六年十月他进了勃辣小修院（杜林总教区)。求学的前几年都很平静，成绩也很好。可是在一九00年，这个十六岁的学生因某种因素离开了修院，中断了学年：可能是因为当时乱看书刊、学同伴的榜样或是偏激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人知道。他的本性不是温顺的，由于他的反应火爆，同学称他是「火柴」，所以他的谦逊不是天生的，而是经努力克服的。

    一九00年十月他又进了另一座修院：阿尔巴教区，属该拉思卡小城。他入修院是由于盖城本堂孟德西诺神父的帮助，孟神父对这个「火柴」有信心。这次，在观察一段时间后，一切都平静进行直到他晋铎，雅培理是于一九0七年六月廿九日，在阿尔巴主教大堂晋铎的。十个月后，在热那亚「多玛斯神学院」他获取神学博士学位，从那时起，教区的人都以「神学家」称呼他。这期间他在那匝肋做助理本堂开始牧灵经验。但是自一九0八年十月起，祝圣他为神父的雷主教，任命他为修院神师，于是雅培理神父在阿尔巴城工作，当时该城有一万四千名左右的居民。

    阿尔巴在耶稣降生前一世纪，是罗马帝国有名的城市，是艾尔维奥皇帝的故乡（此皇帝很受人尊敬但寿命很短，仅在位几个月就于一九三年被弒)。阿尔巴也是毕耶蒙特最古老的主教区之一，在公元第五世纪末出了一位有名的主教郎巴提奥；在十一世纪则有一位有名又暴躁的主教彭左耐，他与享利四世皇帝联合反对教宗国瑞七世。

    雅神父是神师也是教师，这是修院中细而重要的职务：尤其在当时，碧岳十世特别注重圣职人员的培育，故使此工作更显重要。因此，雅培理年仅二十四岁即升任崇高职位，不禁使人惊讶评论：把这样的重任放在一个不成熟者的肩上明智吗?主教考虑周到吗?阿尔巴主教的考虑是周到的，他得到培育司铎的能手——基艾沙神父的鼓励。基神父是神学、哲学、教会法及民法的博士，他非常认识雅培理神父。

    雅培理担任神师职至一九二0年，同时也做其它工作，如：在教区讲道、徒步从一乡走到另一乡、讲授教理、礼仪活动和在地方上推动教会的社会工作。同时，他私下默默地进行另一项事业，此事业依他自己的记述，是在一个历史性的一夜，即一九0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始的。那一年，九十岁的老教宗良十三世宣布圣年时说：「这世纪快要结束，我本人因天主的仁慈几乎度过了整个世纪……」

    十二月三十一日半夜，全世界天主教堂举行弥撒，唱「赞主诗」，然后朝拜圣体至天亮。当时十六岁的雅培理，在克服了春天的危机后，是夜与其它修生坐在阿尔巴主教大堂特有的司祭席上。在高处，圣体的光照耀着，世界正进入二十世纪。

    后来他以第三人称记述那几个小时的思潮说：「他深深地感觉到要准备为天主，和为他在新世纪共同生活的人们做些事，他感到有义务为教会和新世纪的人服务并与别人一起工作。从那时起，这些思想主导他的学业、祈祷和整个陶成。此一思想起先模糊但逐渐明晰，多年后成为具体。」

    在经过艰苦和长期的分辨过程后，雅培理认出了什么是「做些事」：就是以适合现代的及有效的形式和工具，为新世纪的人从事天主圣言的服务。为此目标起初他创设了一种联盟或社团，其中包括受天主教会教义启发的使徒工作：义工、作家、印刷者及传播者。之后雅培理放弃了这种想法，选择了决定性的改革：创立一个真正的修会，包括男修会与女修会，有会规和圣愿，专为他心目中的目标而献身。

    女性做印刷事业?当然。无妇女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可是这件事在当时当地是新而且叫人不安的，「神学家」一直在想，但一直没有说。这期间，他继续热衷于天主教会的妇女运动，开会、出刊物、文化及社会活动，一九二年他本人因一本书而与人发生辩论——是他以后在一九一五年所出版的书，名为（妇女——司铎工作热心的伙伴)。

    这样的书名使人想到是堂区善用妇女帮助的「指南」。事实上，这本书确是如此，其中含有广大而仔细的个案指示。不过作者希望妇女作为使徒工作伙伴的「热心」，不但是在圣所内也在圣所外，在家庭内也在家庭外。事实上妇女的使徒工作必须在各个角落，「不仅限于慈善工作，也不只是提升劳工的前途；而是更深一层，即社会道德和宗教的重振。」比如：「今日的妇女，假如不设法使她的子女在学校得到宗教教育，就没有尽好她的本分。」此书也指出妇女对天主教会读物的责任，其中有很多仔细而实用的举例，以及推广读物的「小技巧」。然后他广泛地谈到整个传播领域，强调在任何时刻、阶段或职务，都不可将妇女的作业排除在外。他首先提出：「尤其一位有文化的妇女更可以写作。」

    雅培理在书中没有强调他自己的计划，没有对许多人的短视提出不合时的挑战。不过，他与所有设法使教友从被动和忧郁的生活和行动中释放出来的人，坚强地结合在一起：「我们不在退休的行列，我们不是害怕的人。我们是在一一十世纪，而且在这个世纪轮到我们生活和行动。我们这个世纪的人，就是设法了解需求而予以提供。今日需要组织，要好的组织和好人。今日要将爱注入读物中，那么要准备好的读物。今日人们谈所有的人和一切，那么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也要谈。我们要成为这个时代的人，也要使妇女成为现代的人。」有一个人知道雅培理计划的沧桑、发展和不确定，就是他的朋友和神师基艾沙神父，他后来是阿尔巴圣高斯玛·圣达弥盎堂的主任、主教座堂咏经员和教区的权威。他们一起讨论灵感和计划、策略和方针，注意采取最适当的时刻，就像山上的葡萄园丁照顾葡萄树一般。

    最好的时刻到了，一九一三年九月，雷主教派遣雅培理神父到新闻界，委他担任阿尔巴报的社长。它是教区周刊，创于一八八二年，是有远见的彭比辽主教所创办，为意大利最早的报纸之一。当时出一千五百份，不久后，雅培理神父增到九千份；这是他个人第一次接触报纸也是达成他梦想的前奏，一年过后开始了他的梦想。

    一九一四年夏，是本世纪最不幸的一个夏天，六月二十八日奥匈帝国世袭大公与其妻子在色拉杉伏被杀，其政府控告塞尔维亚有罪，最后通牒被拒后，七月二十八日宣战。在前四天，六月二十四日，雅培理神父自杜林．内比奥陆厂购得两部印刷机，以金法郎付款，装机于阿尔巴该拉思卡广场（今格拉西主教广场)二号屋子内。欧洲似乎疯狂了，八月一日德国向俄罗斯宣战，二天后与法国宣战；八月五日英国向德国宣战；翌日奥国向俄罗斯宣战；八月十一及十三日，法英向奥国宣战。

    八月二十日（教宗碧岳十世逝世)雅培理神父创立圣保禄会，计划推展到全世界。可是当时只有两个青年加入，于是由职业印刷员教他们作业，当时以掩护之名称为「小工人印刷学校」。学校小而狭窄，是住所亦是工场。一九一四年底，有了六个青年人，在换了住所后，一切都较固定：印刷所在巴鲁阿第街，住所在玛济义街。一九一五年该拉思卡广场那个屋子就空出来，起先做宿舍，后来什么都是；雅培理当时决定那座屋子为女青年专用。

    可是女青年做什么?将来要成为什么?为那些好奇的人，「神学家」当时只给了一个尽可能模糊的名字。以前是印刷学校，现在单是说「妇女工场」，一九一五年六月十五日开幕，二十天后意大利宣布向奥国开战。这是圣保禄孝女会诞生之日，但当时还不存在，修女不存在，名称也不存在。当时「工场」内有一位二十九岁的小姐，是阿尔巴卡里沙诺葡萄园的员工，名叫安杰拉·玛利亚·包菲，新里古勒人。她本想做隐修会修女，她也的确刻苦而耐劳：可是为了照顾有病独居的母亲，她放弃了这个梦想。她很慷慨并且也是基艾沙神父堂区的传道员，基神父曾向雅培理提出他的计划。

    现在他们需要女青年，这与男青年不同，因为追随雅培理的第一批男青年是他所认识的，由他辅导他们修院的生活，因此了解他的理念。那么最合理的方法是修院的神师成立一座「妇女工场」，引进安杰拉·玛利亚·包菲去寻找女青年。那时雅培理神父脑中有什么想法?而主教为什么只是旁观而缄默?

    越来越多的教区圣职们视「神学家」为公共的危险，但他却不能明说他开始在召集新的神父、男会士及修女，投身于新闻及书刊事业，以及其它在未来数十年中所要求福传工作。主教明智地追随法学士加玛里耳的做法，不参与也不反对，但他希望雅培理和他的计划「是来自天主的」。基艾沙神父鼓励主教并支持「神学家」，雅培理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跪着祈祷，当他站起来时脑海里已经有了他计划中的另一页。

    女青年，这确实是新页。没有任何修院可以召唤她们，她们应来自她们的家。不像其它的女青年，她们经由已知的和确切的途径，进入已经有名的修会。而这里的女青年要缝制罩衣（已有订单)，准备在不同的世界做不一样的修女，受未知的会规所领导，做一种任何人尚未做过的工作。

    在当时圣召还丰盛的时代，许多家庭里有一个姑姑或阿姨是修女，她可以用她的忠告和生活的榜样指出一条道路。可是这些保禄修女，没有姑姑阿姨、没有模范、没有传统。她们必须忍受非常艰辛的考验，同时还要保持半隐密。

第一批修女必须一个一个地去找，她们要有一般的操守，同时要有做新事的勇气。这第一批来的是修会的基石，将成为未来修女亲切而又坚定的模范。如此想了又想，雅培理神父想到了一位有人向他提过的女青年：德兰·梅而珞。她的本乡很近，在卡斯塔尼笃，离阿尔巴城约二小时路程。

    在卡斯塔尼笃住有梅而珞家，父亲安德肋，母亲文生萨·罗兰多和他们的四个子女：若望生于一八九二年，德兰生于一八九四年二月二十日，柯斯坦·良生于一八九六年及卡禄生于一八九八年。战争把三个男生召去当兵，包括柯斯坦·良修士（后来成了神父，担任巴洛陆的本堂多年)，若望及卡禄在父亲的指导下务农。梅家是比较进步的自耕农，家中有农技杂志，他们也饲养蜜蜂。家中女儿的缝纫机是附近最摩登的也可能是唯一的。

    在那种环境中，梅家可说是「出众的」，但并非因为他们有钱或有势；而是因为他们享有诚恳的权威，基于真正属于乡村的事物；田地开垦得最好、家庭平安俭朴、数代以来都可自给自足并且说话谨慎。因此当地许多人都喜欢向安德肋老爸请教有关乡村或家庭的事和订契约的事，他是义人纯真而乡土化的化身，他是工作勤劳和有信德的人，他是虔诚的基督徒，无论是在圣堂唱晚祷、在田地里，或是在阿尔巴的市场上。不但如此，他的妻子文生萨的声望也很好——这也是乡村的特色——她不会闲着。他们督促子女去教堂参礼，参加本堂毕斯笃内神父的要理班：不过他们二人在家里先教导子女们的教友生活。

    玛利亚·德兰在这种环境下诞生和成长，她的家人简单叫她德兰。她在卡斯塔尼笃念完小学三年（乡下只有小学三年)，三年级的考试，称为「履行基本义务教育」，她的总平均分数是优等：写作九分，诵读九分，算术十分，历史、地理、公民都是九分，书法七分。

    为了继续念书，她必须去离家数公里的瓜勒内村求学，德兰去了几个月后便留在家里，中断了四年级的课程。这是由于她身体孱弱，冬天受寒非常危险，她需要特别的营养，每天服用当时有名的补品。她的母亲让她在家乡与一位名叫玛利亚·佳兰的老师，私下继续学业，德兰与她提早学完了四年级及五年级的课。不但如此，路易壁描写道：佳兰老师更进一步，「……在父母的同意下，也帮助德兰更认识灵修生活，特别教她每天做短短的默想，为此老师给她一本书，她一直保留此书，即使入修会之后也如此。」

    这个女孩除了读书成绩出色以外，还有其它的才能，比如她很容易与其它同年女生相处，她因此也成功地与成年人建立真诚的关系。除佳兰老师外，有一位名叫特里萨·卡西内莉的小姐照顾她，这位小姐在当地很富有，因她的帮助，德兰能去山地疗养：她们也一起到尼斯母佑会修女院做避静。

    她在八岁初领圣体，十三岁领坚振，每天参与弥撒领圣体，在圣堂领唱歌、讲授要理等。她有做为修女的一切条件。在当地也有修女的具体模式：即为幼儿园工作的高道伦可修女。可是如上所述，由于健康关系，德兰未被接受穿上会衣。

    为了在各种环境能够自立，她必须学习一种手艺：不仅是专长于任何工作，而是应该比父亲及兄弟们在乡村更出色。可是在当时由于她的健康欠佳，能选择的不多：首先是缝纫和刺绣，并学习其它的事。她的第一座学校是在阿尔巴的主顾修院，在那边缝纫教得很精深，以后她去杜林的一个实验所学做刺绣师。她离开家二年，为她和家人都是一种牺牲；她回来时很高兴，因为她已学有所长。

    因此她在家中开设缝纫刺绣班，不久就有很多学生来，也有来自附近乡村的。有的是初学的女生，有的已学过但愿意再进步，或准备结婚礼服，她有了我们今日所称的工作室。可是为她来说，还有另一件事，那就是这些学生不但成了优良的裁缝师，也成了好基督徒。为她来说工作完美和做好祈祷、授课清楚、帮助贫穷人和消除仇恨，都是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她觉得有一种优点而没有其它优点是不可思议的事，犹如她的父亲在修剪葡萄树枝时，以及在祭台间和本堂神父开始念晚祷前，他都是好教友。

    从学生方面来说，往往因为她们欣赏某一个人，于是不知不觉地学习那个人的好举止。所以她们看一个人的行为举止而选择她们的缝纫老师：「说我向某人学习，表示也学习了他的为人。」凡是与德兰学习的人，都可以从可爱的小动作和待人的细心看出来。

     从德兰方面来说，她正在学做一些尚无法想象的事，当时她已感受到能实践做一个教理老师的喜乐；还不到二十岁，她已有了做一个实际而有效率的老师的准备，卡斯塔尼笃的本堂毕斯笃内神父因此非常高兴。但是当时无论是卡乡堂区和其本堂，或是阿尔巴教区和其主教神父，都是教理讲授最重要的地方和人士。天主教会正面临现代主义的严酷攻击和相对的反击，而叫人担心的是对宗教无知的事实。

    每一位主教和教区会议都抱怨教义受到抛弃，原因就是缺少信仰的系统教学。可是我们怎能只是责怪信友，而在某些小修院中却也疏于这项教学呢?更不要说那社会条件的悲惨影响：儿童的长时间工作，往往超过他们的力量，阻碍他们在都市或乡村参加教理班。比如在波莱西内村，儿童无法在冬天去学要理，因为他们没有合宜的鞋子和衣服；而在夏天他们却必须在田地工作（本堂神父和主教这样写道)。

    一九0五年四月教宗碧岳十世发表「深感忧虑」通谕，亲自处理这严重的问题，他说：「我们今日有许多教友生活在极度的无知中，对永生的必要事一无所知，大家所悲痛的是非常正确的。我们知道传道员的职务未受许多人的重视，因为一般说来，没有受到很大的尊敬，也没有受到肯定。因此，我们今日教会的许多人之几乎失去信德，就是因为对要理的讲授做得过于肤浅。」他规定：所有堂区主任和所有照顾人灵的人，在主日和庆节，没有例外，用一个小时为男女儿童教授要理。

    阿尔巴教区对教理方面不需要推动，因为十多年来一直走在前锋。阿尔巴曾参加在一八八九年矜比阿钦萨所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教理讲授会，而且立刻实践在学校教授宗教的要求上。当时所用的要理问答，是蒙道未教区主教卡沙底于一七六五年所编的，略作修正后于一八九六年成了毕耶蒙特及龙巴第所有教区，小学宗教课的唯一教科书。一九二一年碧岳十世的要理大全出版，阿尔巴马上跟上时代，成立教区教理委员会，依照新的课程及方法培育教理老师。

    在这样小的一个教区，为了要理大全召集了一五0位神父开会，这是很不简单的。但在战争中，有一件军中事件更值得提出来。阿尔巴的二个修士被召入营，在军营中为了宗教问题发生辩论，却听到了一个小兵对天主教义的惊人辩证，他们走近他，以为他是神父或圣职人员，但发现他不过是一个乡村青年，只念过小学；可是他在阿尔巴教区卡斯塔尼笃，和毕斯笃内本堂神父学过要理，他名叫若望·梅而珞。因此这二个修士认识了他全家，以及雅培理所听到的一切：包括德兰的事情，她当时二十一岁是当地缝纫及基督宗教的老师。梅而珞家有一人在修院，名字叫柯斯坦·良，雅培理托他带信给他母亲，让德兰能去阿尔巴，在刚开始的工场教缝纫。

    「可是她已在家里教缝纫了!」文生萨·罗兰多想，对所提建议不感兴趣。家庭讨论后，决定当面沟通意见。于是一九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主日，在阿尔巴的圣高斯玛．圣达弥盎圣堂有一次会晤。雅培理在更衣所首先与梅而珞家母亲，后与她女儿交谈。分开谈，只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他解释说是领导一个为军人缝制衣服的小组，但不仅如此，从这个小组和其共同的生活，以后应会产生别的果实，如此德兰以想象不到的方式可以实现她做修女的梦。这是新事，有它的困难，需要时间、期待与祈祷。

    德兰接受了。她得到了母亲明白的表示赞同，于是那个主日她就留在阿尔巴。因为她家不在阿尔巴，于是她在包菲家作客一段时间。一九一五年底，她在学院路找到了一座适合工作及居住的房子。

    包菲由于她职业的关系，只能每天在工场工作几个小时：而德兰·梅而珞则整天在那边，与其它女青年一同工作。由于她专业的能力和灵修的素质，因此得到了同伴们的尊重。小组的生活正渐渐导向雅培理神父所预定的途径：从工场开始，走向团体内的改变、未来的圣愿及出版的新使徒事业。这样，一方面祈祷和默想，一方面由于雅培理神父及基艾沙颂祷司铎的讲演，这个小组开始受到培育。在这段期间会失去那些只关心职业训练的女青年，而其它的却朝向修会的生活。

    在外表上，一切都还小心掩护。阿尔巴日报刊出有关在学院路上的「缝纫学校」或「洋裁学校」或「刺绣班」的广告（雅培理常改名称为引人注意)，同时他让人知道在那边也能找到好书。

    他在工场为通学的学生教授职业，只让住校的航行在「雅培理的轨迹上」，朝向修会及出版业使徒工作。开始时人数很少：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时只有三个住校的，一九一七年四月初有四人，一年后有五人。这从雅培理神父给主教的报告中可以看到，他依毕耶蒙特的习惯称这群女孩为「女儿」而不称「女孩」，而人数的确很少。雅培理的计划受到阻碍，也引发了一场风暴。

    什么风暴?今天说起来似乎不可思议。有人向主教上诉，攻击雅培理的理念，但因为主教没有决定毁灭它，于是写信到罗马梵帝冈圣部要求干涉，想一笔永逸地撤除它。这还不够，有人还要求政府当局的一个次长出面反对雅培理，消灭他刚起步而有点成效的事业：一小组女青年，一组男青年。

    为什么这样穷凶恶极?理由很普通：这些反对者是善意的基督徒，不是那些决定毁灭教会的敌人。在他们眼里，毁灭者和敌人——极度危险份子——是雅培理。他们告发他破坏修院带走修士，把修士与那些离家的女青年一起推进危机。这些青年在自己堂区已经做得很好，如德兰·梅而珞在卡斯塔尼笃，是毕斯笃内神父教理的右手，他不会原谅雅培理把她带走。

    而且，这些机器、纸张、海报，这些创举花费那么多钱，不就是最大的危险吗?就好像天主教会的其它事业，即使在书刊及报业上也都成效不彰。因此，雅培理面对的不是一些坏人，而是有短视的好人，为他们来说，雅培理是一个一定要阻止的冒险家。面对这一切，为那两组的人：修士及「女儿」，实是艰困的奥迹。德兰后来记载说：「当时一切似乎那么一头雾水，一切都无法理解。」

    当然这些闲言闲语也传到了她们家里，第三个入围的克莱丽雅一次写信给她母亲说：「我不怕人家说什么，因为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是在什么地方。俗语说：『好好地说，好好地做，让那些麻雀去叽叽喳喳。』感谢天主，我得到了想象不到的平安，别人所说的一切为我一点也没有关系。」

    由于雅培理处理问题的方式，他们都很坚定。那些攻击，虽然有害于「火柴」的感性，但没有伤及他与青年们的安宁。面对一切不便、失败、意外，甚至房屋失火，他从来不自视为牺牲品，而只说信德不够。首先是说他自己能力不够。在一九一八年的一次默想中，他向青年们说：「我只有两个烦恼：我还不够好，而你们还不够圣。只有这两样是我的烦恼，其它都没有，都不算什么。」

    严格的教育法使人不安，但是能使每个人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和其责任。以此为出发，成就了一些随时待命到任何地方去的人，毫不推辞，没有支持，面对困难和阻力，甚至是天主教会家庭内的阻力。他们即使生活在微小而不可见的环境中，和在未来出版业的使徒工作屈指可数的情况下，也能看出它的伟大。

    我们从雅培理给主教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一批人的反应。一九二八年二月已开始小小的出售书本，由工场的女孩子经办。依照尽量自给自足的原则，她们应该独自考虑许多烹饪的问题，她们也发现需要首位有文凭的老师。这一事业由安杰拉·包菲主持，并得到雅培理神父的支持，他于一九一八年向主教宣布，她们已得到教师资格，而包菲正在训练另外三个教师。

    这期间，报上刊登的「职业栏」已更丰富：「女子研究室——为不住校的：从事出售书本、宗教用品、要理和印刷排版」。那些女青年也常带着铅字去印刷所，她们已经认识「小工人」印刷所，也知道那些年轻的排字工人及印刷新进是未来的司铎、使徒工作的新人；为那些「女儿」也是一样。开始时，她们做一些辅助工作：折迭书本、手工装钉书本、打包寄书：后来也转做排字（一九一七年)，开始时只有一个学徒。此时女子部上司有三人：雅培理为「主任」，包菲为「女主任」，德兰·梅而珞为「助理」。

    那些住校的，在圣高斯玛．圣达弥盎堂区领导宗教敬礼，不但如此，自一九三一年担任本堂的基艾沙神父，为宗教教育马上开始了基本工作：培育新的教理教师，每周一次三年课程，每年考试一次，最后颁给「教理教师」证书：第四年每两周一次上灵修课。此外，于一九一四年八月实习课程后，成立了教理联盟，它的章程中清楚指出教理教师的培育，有明确的灵修幅度：避静及月退省、每天默想、朝拜圣体，以及今日所称的志愿活动。

    这是培育初期「修女」的课程，其中二人：安杰拉·包菲是最年长的，而德兰·梅而珞，她参加第一期的第二年及第三年的课程及后续的灵修课程。这一切自然都有雅培理神父的参与，他直接到研究室演讲或上课，没有讲台坐椅，有时在工场，有时在厨房。听说他给印刷学校的男青年教圣多玛斯哲学时，炉子里正在煮面食。

    在谈男青年时，有一个历史性的重点要指出：那些修士在成了印刷技工后，对修会生活已走出了第一步，于是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八日无原罪圣母节日，在印刷学校雅培理神父前（他穿了短白衣和领带)，四位青年重宣他们的誓愿，这次是公开的，这是历史性的一步，也依传统改了他们的名字。他们是若瑟·贾卡铎（改为弟茂德)，弥格·盎博（改为道明)，德西德辽·高思达（成了金口若望)，禄茂·马切理诺（成了保禄)。同一天陶瓜道·阿曼宜也发了愿，他正在诺瓦拉当兵，他取名弟铎。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当意大利军队正在与奥地利打一场称为「夏至之战」的决定性胜仗时，保禄孝女在此圣伯铎及圣保禄庆日，也完成了走向修会地位的一步。不过这仅是初步，即以私下方式重申圣愿。作承诺的有三人：安杰拉·包菲、德兰·梅而珞及克莱丽雅·贾丽雅诺。重申圣愿的礼仪很快且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她们三人与雅培理神父在场，别人都不知道。总之，路还很遥远。

    可是德兰不会没有耐心，称为「圣女」者都不会。她知道培育不能加速进行：另外，她也不是那些抱怨离家太远和离开家庭的人。她的选择是经过考虑的，因此从来没有后悔。但是她想念家人，和家人对她的爱，尤其是在她有病的童年。在她写给家中的信内，她渴望以平静的心，对她的新生活作描述以报答她的父母。在她一九二八年夏天写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妈味，在妳的主保日我愿向妳说许多美丽的贺辞，可是我的感受无法表达。妳和德兰的分离并非是严重的分手（因为分离不是离心) 。每天，一天多次我常为妳祈祷，今天妳的主保日更用心为妳祈祷。我希望我的妈妈能得到所要的一切恩宠，为她自己也为她从军的儿子和其它在身边的子女。」有关她在战场上的兄弟们，她向父亲安德肋说：「亲爱的爸爸，你也需要安慰和勇气，不是吗?我再次感到要谢谢你们给我的天主教会教育，我越来越重视并对你们表示感激……」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她的出生地流行着所谓「西班牙流行性感冒」，后来流传到整个欧洲及美国。死亡的人数有好几万，得病的有几百万。起初兵士的家人怕收到部队来的可怕电报，报告阵亡兵士，而现在却是兵士怕接到家中的可怕消息。「西班牙型感冒」无情地打击所有人，杀死年轻的和老年人，体弱的和健壮的。

    例如在「女子研究室」的克莱丽雅·贾丽雅诺原是最健康、最快乐的人。她是最初从阿尔巴·高耐里阿诺来的，热心学习印刷术并管理厨房。她感染西班牙流行性感冒，于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下午去世，时年二十六岁，当时她的同伴正在床前念荣福第五端玫瑰经。贾卡铎修士后来谈到她时说：「克莱丽雅死前，向雅培理神父轻轻地说：『假如天主要我活下去，我要为良好读物奉献一切心力，即使只是是煮饭和整理别人工作的场地也一样，我觉得这已是大事。假如我死了，我为良好读物奉献生命……』」

    克莱丽雅死了，当时雅培理神父正在思考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她的死并没有阻碍一些计划，反而他觉得这些计划更为迫切并也可以为她做些事。当时杜林省毕耶蒙特区、阿尔卑斯山区苏沙教区主教卡斯德里向雅培理神父建议：他想重新出版因为没有人手而停刊的（苏沙谷)教区周刊。主教要求雅培理派遣那几位女青年来办周刊（可能主教不知道，那时在阿尔巴只有一个女孩会编写，其余无人懂编辑)。主教向雅培理神父提出此事时，正是雅培理最沮丧的时刻，可是德兰·梅而珞却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请回答主教说我们接受」，而这也是其它女青年的看法。   

雅培理神父给她们送行的话似乎并不热诚：「妳们去，在苏沙停留三年或四年；默默地工作，然后天主会为妳们做些事。」五位女青年于是快乐地到了苏沙，在贫困中却富有，并在山上度过了第一个冬天。

    这是完全的移植。一个幼苗离开了阿尔巴，为能更有庇荫而成长，但同时雅培理神父因他的男圣保禄会而激起各方面的攻击。在苏沙，女青年们整队出发，担任一项具体的工作j为了被召而集合，初次发展本身其它艰苦的经验，但是没有风暴。

    首先到苏沙的是包菲及男青年禄茂·马切理诺（（这位未成年的修士、印刷技工，以后被雅培理派他到各大洲，最后到日本，并由于他的广播电台而成了名人)。当时是十二月十六日，两天后，真正的队伍：德兰·梅而珞、编辑爱弥丽亚·边皐、加大利纳·贝德安及玛利乌齐·勃里诺底，其中三人只有十三岁。以后又来了二位：纳匝来娜·莫兰多及玛利亚·戴比亚诺。最多的时候，团体中有十二个女青年。

    为她们来说，苏沙城有点像福音初期教会中叙利亚的安底约基雅，宗徒大事录记述：「在安底约基雅，首次称门徒为基督徒。」这里也是如此，小规模的。人们很快就喜欢上这一群人，在家中、印刷所、圣堂和重新开张的书店内没有特别的会衣或标志，在书店内她们安置一帧巨大的圣保禄宗徒像，人们用毕耶蒙待话称她们为「圣保禄的女儿」——即在书店的女青年。可是这个名称转为意大利文，是富有意义和属灵的份量：「女儿」，就是宗徒的弟子和追随者，为他而宣报基督并生活出基督来。

    该城，自主教起，终于承认了这个勇敢的部队。的确，她们的住屋是破旧的，她们并不想改成舒适的。一九二一年，新主教罗西来访时，与他同来的神父都感到不安，他写道：「我从来没有看过如此可怜而贫穷的房子，像戴格兰·梅而珞和那些向往修会生活者所住的。」即使为弥撒以外的日常祈祷也不方便，她们设法到各圣堂去。

    她们放弃一切，任何可免的就免了，因为首先她们要克服（苏沙谷)复刊的种种困难。这组「孝女」，对编写、排版及印型毫无所知，但要将教区周刊复刊且立刻要在正月初出版，因此专论作家及通讯员知道后，立刻寄送数据。于是她们第一次稿子在手，要操作白纸张和排版机器。日夜辛苦，试印、失败、再试、祈祷，那些拿文章来的博士和律师很困惑，本希望是有经验的印刷工人和有权威的工头，但却发现「印刷厂」就是这几个女孩而已，而德兰在没有电时，还要靠她会刺绣的双手发动印刷机。当阿尔巴的神父和咨议把这事托给雅培理神父时有合理的理由吗?

    她们克服了困难，（苏沙谷)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初出版，是这几个女青年的成果。第一期只有五百份，但这没有关系，而由于此刊物的出版，苏沙教区重新有了声音，此事令大家兴奋，并且除了宗教外，这也是文化及市民素质的提升。

    如此大家对「圣保禄孝女」产生好感，也以集体的方式来表达，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大火烧了她们的房子，烧掉了她们的家产。德兰述说：「我知道此事时正在城里，许多善心家庭表示要帮助我们，问我们需要什么，他们可以把家中的借给我们，使我们非常感动……」苏沙的居民即使在小事上也表达了细心诚意。德兰又说：「由于我们的疏忽，夜间或中午我们去用餐时，多次忘记关店门，可是一张纸也没有丢，有一次夜里邻居还来告诉我们门未关。」而为了紧急时能以双手发动印刷机，于是从阿尔巴来了一个年轻人帮忙此事，而德兰有其它更重要的事，因为她已开始管辖所有的事情。

    （苏沙谷)助手之一是杜林的律师类思·季艾沙，是位资深记者，在职业评议上很有权威，常坦白直言。他每个星期从杜林到苏沙送稿件，因此长期看德兰·梅而珞工作，他留下这样的描述：「我从来没有忘记那几年为了改善刊物，德兰·梅而珞所给予我的有智慧和得力的帮助。她尽一切力量来从事印刷：仔细修正校样、选择最好的标题字体（当时可选的不多)  、改良印刷；在地的领导下，那些女孩做了奇事，因为她们既无经验而又只有有限的工具，但是刊物的数量却一直在增加。」

    雅培理神父曾向她们说：「妳们留在那边几年，默默地……」可是他没有让她们孤立。除了互通信件外，每一个夏天，他与基艾沙神父到她们那边过一天，因此每一个女青年都能与神父交谈、诉说、提出问题和困难。这些定期的会晤也是「法定的」时刻。这一小组是一个要诞生的修会，因此没有一个受时间考验过的会规。它与其它修女团体没有太多的类同，因为它的目标完全是新的。因此几乎一切都是第一次遇到，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任何惯例。

    因此不时需要雅培理神父亲自到苏沙来，当时会规就是他，当他开始和女青年们坦诚地讨论时，他已经祈祷过几个小时。他的处理和建议是来自内心的理念，它已是会规的精华：妇女和男士一样被召负起（传教)使命，如男士一样被派遣，但有她特殊的职务，是在第一线，而不再是做家务。于是一切问题都逐步解决，一切创举或行为，或是保留或是放弃，根据是否与主要原则相符或不符。

    从以上情形来看，天主藉雅培理神父说话，只要像亚巴郎和圣保禄一样：被召而答复，被派而去。苏沙不是阿尔巴之后的「新据点」，苏沙已是传教站，圣保禄会修女的生活常是传教，永无止境。这一切都坚实地降在德兰·梅而珞身上，她很快就了解了并服从。她「主宰自己」使能对天主的邀请积极响应；不当它是义务，也不视之为压力，更不会当作逃避责任。为了服从，有时应垂下眼睛，但绝不闭起眼睛。

    雅培理神父在访问苏沙时，常带来许多阿尔巴的消息。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某些时刻就会想去别的地方创业（曾有过非常迷人的邀请，如非常有权威的马菲枢机，曾要求雅培理神父在他的比萨教区创业)。

而在阿尔巴，反对雅培理神父的事，不但没有在教会圣职方面停止，也在反圣职的政治圈引发起来，不过雷大雨小。对这件事，苏沙的女孩子们知道得不多，因为雅神父不是戏剧化的人，他是简化问题和环境的人。如此，在麻烦过去后，他才慢慢地宣布。当时在阿尔巴，在安杰拉·辣芭露的领导下女子部的事业非常活络，不仅支持了印刷学校而且学生不断增加。一九一九年十月，雅神父的青年中有一位晋升了司铎，是他在十二年前在那尔作肋发现的若瑟·贾卡铎。

    一九二一年夏天的消息使人兴奋。一年前雅培理神父在城郊公路和盖拉斯卡急流、阿斯底阿亚力山大铁路的两侧买到了五公顷农田。在翌年八月盖起了一幢五层大楼，让年轻人和印刷厂搬入。由于特殊的运气，雅培理买了一批印刷机器：当时在塞斯笃圣若望地方，有一家专门印刷色情和反圣职刊物的工厂快要倒闭：雅培理神父知道了赶紧自阿尔巴与一群青年人去看，他立即买下付了钱，把机器拆下运到阿尔巴。一九二一年十月五日，保禄会初期历史的第一项基本行动：五个在一九一七年已发愿的和另外八个来自阿尔巴修院的修士，与雅培理神父共同献身于「圣保禄修会」，这是第一次正式如此称呼而与印刷学校有所区别。

    不久，雅培理再请泥水匠来，决定将刚建成的大楼扩大一倍。这不过是在阿尔巴城外草场上要建立的「保禄城」的一部份，此城后来为敬礼圣保禄宗徒大堂的雄壮轮廓所俯瞰。一九三一年夏天，雷主教于六月二十二日有信心地为四个保禄会修上授予司铎职，他们是若翰·郭奥内、思天·特乐索、安杰禄·费诺辽和贾卡铎。

德兰和其它修女，当她们在苏沙的夜晚谈起阿尔巴时，充满了许多小小的回忆：那些小房间、拥挤的工作房、安静而隐密的一小群……现在一切新的消息都是那些狭窄不便后的胜利。因此她们非常高兴被邀去阿尔巴几天：探望自己家人、做避静等，并且可以看看雄伟的新会院，呼吸胜利的气息。

    「我一直梦想有一个做印刷的修会」，这是雅培理神父于一九二一年历史性的秋天写信给马菲枢机所说的，他还写道：「当我听说枢机主教接受了这个使命，我就赞美天主。其它我一直到如今所能有的经费、援助和事业，不都是天主降福的证明吗?」

    「一个印刷修会」枢机说。他了解以印刷福传确实为大家有益，即使那些仅能献出部份时间的人；可是他们后来愿意完全奉献，终生为此而工作。于是雅培理神父需要使此新兴的圣保禄修会有初步的认可：即从雷主教取得教区立案修会的批准，这应先向罗马修会部申请而获取同意。雅神父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初亲自去梵蒂冈得到教宗本笃十五世的私人接见，他是教宗最后接见的宾客之一，而教宗于该月二十二日逝世。不久后，修会部的答复是否定的，当时已是教宗碧岳十一世在位，而罗马的神长以为不适合有新的修会，所以路途还很遥远。

    雅培理同时进行另一个计划：创立修女团体。一九三一年七月，苏沙的一组人来到阿尔巴，年长的参加了退省。结束时，雅培理接受了几个比较年轻修女的圣愿。然后他聚集较年长的，她们宣发终身愿，宣誓终生致力于新的使徒工作，誓文是：「我们做完退省后，以爱德的连系结合在一起，宣誓遵守贞洁、服从和贫穷圣愿，并且忠于罗马敬宗，一生献身于良好读物的使徒工作，度天上导师的生活，在宗徒之后玛利亚眷顾下，仰赖圣保禄宗徒的领导。」

    此刻真正诞生了圣保禄孝女会的团体，共有九位先驱，取了新的名字，她们是：欧弗洛西娜·毕耐劳（玛加利大玛利亚)、安杰拉·包菲（宝莲娜玛利亚)、玛利亚·卡保耐（加大利纳玛利亚)、裘杉柏·高得露（方济加玛利亚)、阿农恰达·马内辣（依搦斯玛利亚)、德兰·梅而珞（戴格兰玛利亚)、安杰拉·辣芭露（德兰玛利亚)、艾莱纳·黎娜第（保辣玛利亚)、玛利亚·苏达诺（安薇琪玛利亚)。

    除了九个发愿者外，还有四个初学生及十五个学生，这二十八人都还没有会衣。九个发过愿的与保禄会会士的圣愿一样，包括第四愿：即特别忠于教宗。为男会士和修女一样，雅培理神父感到由于修会的创新和与众不同的性质，必须特别安全停靠罗马圣座；也是由于当时受现代王义和反现代主义动荡不安影响下的需要。

事实上，在阿尔巴，现代主义并未像在其它地方一样引起伤害，这并不是因为受到更猛烈的压抑，而是因为有了明智的预防：无论是在特殊的文化领域、在修院的教学水平和开放、或是雷主教和基艾沙神父的努力。雅培理神父由于他正在做一些全新的事，他以一句非常清楚而具体的秘诀表达，即他所称的「罗马性」，指出这是「基本的富裕」。因此他有第四愿的规定：圣保禄的会±和修女，自愿宣誓有关使徒工作完全忠于教宗，公开表示在教会的元首内献身为教会服务。

    七月二十二日当天下午雅培理神父再次召集整个女性团体，召开特别隆重的「总会议」，因为这是创造历史的第一次。的确是历史性的，但不是在有壁画的墙壁之间和哥德式的拱型圆屋顶下。雅培理神父是在厨房里，在锅子和炉子边召开会议，因为这样比较方便。他再次强调当天早上所完成的事的意义，然后接着说：「妳们彼此不称『修女』或『姆姆』，而称为『导师』，不但是为敬仰天上导师，而且是因为依祂的榜样，妳们要成为受托予妳们人灵的光明和向导。由于妳们的临在和工作，妳们在人们中间要代表耶稣基督，祂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德兰·梅而珞与其它修女一样兴奋而感动地听着，她们被召唤做福传的后勤和前线的工作。会祖最后的几句话让她和全体感到惊讶：「从现在起，妳们的总会长是戴格兰修女，我选她任期十二年。十二年以后，妳们自己选。」   

    当她想起那个七月二十二日，为她、为其它姊妹、为整个事业的未来已经充满了伟大的预象，雅培理神父的话如雷贯耳，也根本不问她是否同意，是否接受，而她也无法向雅培理神父这样的人期待这种要求。早上她取名戴格兰，她是圣保禄的门生、第二世纪冒险故事的迷人主角，她是宗徒在小亚细亚依苛尼奥时的暗中追随者，以后成了「生活天主的婢女」、福传人并参与奇迹事件。德兰·悔而珞，成了戴格兰并立刻成为会长，也成了「生活天主的婢女」，圣保禄的助手。但是她非常单纯，她不会由于此任命而有任何褒扬的举止、言语，更下会在以后特别提起。她没有发表演说，没有流泪或是得意忘形。她的接受是谦逊而干脆的：假如天主愿意如此，祂也会帮助她。

雅培理神父没有强调公布此消息，即使过了多年后，在提起戴格兰的初期事迹时，也保持朴实无华的态度。他说：「她是一个病弱的女子，可是天主做祂所愿的，圣德常建基于品行和明智的人性生活。首先要修自然的德行，然后是社群的德行、家庭的德行，在这些德行上再建立基督徒的和修会的德行。」雅培理一直不喜欢那些偏激的神功和走火入魔的人，他认为生活首先要明智的人性化。他对戴格兰的「生平」这样说：「她二十岁时为天主所召叫，她与那些准备后来成为圣保禄孝女会修女的一群女青年一起。她的健康非常差，她入会时还怀疑自己是否能继续，因为她一入会就显示出她的软弱和疾病。可是天主在这主面也干预，她带着圣宠、坚毅和明智活到七十岁……」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二日，雅培理神父以他在厨房的简短谈话，轻松地解决了管理新修会家庭的问题，比较困难的是在当时为意大利在混乱的局势中给予一个新的政府。当时法西斯党人没有名分却在好多地方执有政权，部长们有名义却无权力，他们的阁揆类思法克大是一个正直的毕耶蒙特人，他成了多数反对集团的俘虏。当时弗拉沙蒂参议员向已做过五任总理的若望乔理底写道：「在此必要时刻，国家全体一致归向你。」信中继续说：「你要放弃作一个团体的领导人，要成为征服一切战争和理想的国家首领。」但可能由于若望乔理底拒绝做第六任总理（他已八十岁)，于是帮助了三十九岁的墨索里尼成为「国家首领」。

     雅培理神父宣布戴格兰为总会长时，在阿尔巴厨房中她身边的几个女青年感到意外而不满。因为她们认为包菲，无论是年龄、学历和对使徒工作的投入都较适合。有人觉得她太权威性，但是没有人不知道她生活清苦、工作有劲，特别是在苏沙时与戴格兰密切地诚心合作。

    包菲热哀于做事，激起她在苏沙规画发展的计划并采取个人的冒险行动，例如她买了一块地，后来发生了不愉快事情。雅培理神父一直非常器重她，不过他深信包菲的真正道路是另外一条。果然地于一九三一年就离开保禄会家庭，与大家关系良好而返回苏沙。在那边，她进入未来的真福罗沙士主教所创立的方济第三会修女团体，但为时不久。最后她先前想进隐修院的圣召终于在马赛实现，于一九二六年初进入圣方济葆拉小姊妹会。

    可是生命再次给她说「不」。她罹患重病，必须离开隐修院而回到她出生地新里古勒（亚历山大)，在那边她有几个亲戚，这是她生命的最后阶段。一九二六年十月，包菲修女，圣保禄孝女会的宝莲娜修女，在接受手术后逝世，年仅四十岁。

    安杰拉离开保禄家庭，虽然是在谅解和友谊的气氛下，但为戴格兰是桩痛苦的打击。除了年龄和性格的不同外，她们彼此了解、分担劳苦和希望且「形同姊妹」，她们两个是模范而且互相鼓励。

「那么基艾沙神父答复……」多少次我们要重复这一位神父的话，参考他的意见，他对保禄会历史是有决定性的!他具有做伟大主教的才干，但却一生在阿尔巴做本堂和主教座堂参议。虽然如此，他是一个意识到自己要站在最前线的人，做指导人了解和喜爱的工作，其工作就是雅培理所说「隐没的砖头」的工作，它们在房屋、教堂、皇宫和宝塔的脚下，负起基层的重担。这就是方济基艾沙，以他的学识、生活的榜样和导航的言词，他引领人心走向光明。

    在接受了首任导师的任命后，戴格兰——创造历史的主角，一个等待认可的修会会长，到基艾沙神父前，向他询问一项未向雅培理神父提出的问题（当然更没有向她自己的本堂毕斯笃内提出)。戴格兰要知道这样的任命是否真正有天主的干预：接受它是出自服从而不是虚荣。基艾沙非常明白雅培理和戴格兰的疑问，所以答复是明白而又安全的：是天主要如此。因此戴格兰向前走，未来的历史要她来写。更具体地说：就是她。

    期待从未有过的情况，因为雅培理神父脑海中有一种从未听说过的想法：他不是要创立两个修会团体：男性的和女性的，而是一种从未见过「唯一的」团体，就像陆军一个师的两个团。他是整个团体的头，戴格兰当然是修女们的总会长，但隶属于更「总」的会长，就是雅培理。

    这种要求太过份，即使最易谅解的罗马神长，也要对这样的展望加以阻止．因此与梵蒂冈圣部之间的手续很冗长而且很费时，最后要求教宗碧岳十一世亲自干预。期间，戴格兰在附加条件下担任总会长，因此她在教导圣保禄孝女会修女时说：「十字架不该是拖着走，而是背着走。」

    正当法西斯党人在罗马行军（一九三一年十月，墨索里尼的追随者也占领了阿尔巴的市政府)，保禄孝女会也在刚落成的大楼完成了规画。但阿尔巴还不是她们的正式会址，不久后，她们将搬往院内的另一个地方，称为上智的家。最后是在一九三三年才有固定的地点，一个完全属于修女们的新房子。它是在圣卡西阿诺传统的地区内（靠近古老的阿尔巴通往波伦索的路旁)，这是爱尔兰的一个教友的名字，他曾于公元三一一年在该处与法国人弗隆底尼安一起殉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此地改名为波尔高毕阿维。

戴格兰回到苏沙办理印刷所及书店的移交，苏沙谷周刊由于卡斯德里主教的意愿和圣保禄修女们的努力而复刊，现在情况已稳定。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戴格兰正式离开苏沙，带走了几个修女，要与阿尔巴的一组人相融合。这种融合真的不是很容易，开始时大家都很疲劳，而每一个人觉得个人的疲劳特别沉重。逐渐地问题得以解决，而这也是因为戴格兰维持纪律和规规矩，但她也减少某些表面的压抑，这是长久以来修会的典型方式。

    雅培理神父又再次与大家一起在阿尔巴。于一九二三年男生部已有二00人，而修女与志愿者一共是五十多人。阿尔巴人开始感觉到，在郊外的草坪上盖起房屋，有一种特殊的生气。男女青年衣着不同：司铎与修士穿长袍（不常穿)，其它的穿便装：女青年全部穿便装。他们都还是被容忍的一群，因为他们只有主教的保护，尚无教区官方的承认。

    阿尔巴的居民还不了解他们的性质和目标，但是很快就看到一件重要的事：他们大家如何工作，工作多少，连年幼的男女青年也一样。并不是说雅培理已说服了怀疑的人，或是已征服了反对的人，还没有。可是明显的是与他一起的人不浪费时间，从最晚来的年轻男女到已被祝圣而有学位的神父，或是那去过战场的修士而今是上尉的思天·特乐索。

    印刷机不断地转动，输送书刊的小车子穿梭在火车站中。雅培理神父说，不会永远如此：「将有一天，你们会看到火车要开来载运报刊和书籍。」的确将如此，当时候到了，他会看到火车开来。

    （牧灵生活)月刊发行分寄意大利所有本堂神父，它准时帮助神父们跟上时代，也让他们一点一滴地认识圣保禄会的出版工作。为了具体地帮助本堂神父，一九三二年创立（主日)、 （良言)周刊，对象是教友，前者是帮助教友参与以拉丁文所举行的主曰弥撒，后者是帮助教理讲授。不久后在阿尔巴也出版了儿童的（小小报纸)，帮助他们成长：还有（向慕者)是公教进行会的小会员：是青年神父萨底尼在卡而比城所创立，他是未来Nomadelfia家庭运动的创办人。

    还有书籍、许多堂区的刊物及反亵圣的刊物等，工作常常是迫切的。修女们也参与工作：校对、装钉、处理无数的包裹和堆积如山的报纸。雅培理神父常在那边查看，注意工作的细节，监督他们如何装钉，他常给女青年们说：「你们中谁应该设法使书本推销出去?」他严格的教育一分一秒地引发勤劳，作为他和别人所希望本性的和超性的一切基础。工作是为维持生活、宣传福音、救自己和别人的灵魂。

    他对自己严格到危害生命的地步，他对自己人和别人都是如此。他不打折扣，他常说那句老俗话：换工作就是休息。贾卡铎神父曾这样描述雅培理神父对他的会士所要求的：「雅神父说明了会院内学习的性质：读书一半时间，要有双倍的学习效果；读一个小时，要有四个小时的学习效果。他与天主订了约，优良出版业的青年人，单是靠念书无法接受到完整的教育。他们也应该工作，但是为了成为优良出版业的使徒，需要比一般的司铎知道更多。为此雅培理神父要求工作和祈祷，天主会使我们学得四倍。不仅只在求学方面，在整个生活上也是如此。要相信这一点，原则上需要很大的信德。」可是雅培理要求会院中的每一个人如此：「凡是成绩不彰者，是因为他没有信德。假如有人不想这样做，没有这样的信德，那么请他到别的地方去念书，在那边读四个小时，学四个小时。」这一点在保禄会历史中，称为「成功的约定或秘诀」，是雅培理神父与天主所订定的。

    戴格兰当时必须把握会祖的方法，尊重他的「约定」，使所有的修女都能有此种奉献。那天和地之间的特殊约定，实际上在她刚到卡斯塔尼笃时就已经有了，后来她又缔结多次。于一九五四年的一个文件中，雅培理神父自己对此事曾说：「德兰进去安静地先睡了;但很快在大家心目中兴起尊敬之情。她努力对主遵守我们『成功的约定或秘诀』中所包含的，而在重要时机及需要时应用。」有人表示悲观，「可是此约定不断重申……整体显示出天主在不知不觉中，却有效地在工作：好心和细腻超越身体的强壮和学问。」

    不过修女们的培育是沉重的：在整个献身的妇女团体中，未曾见过如此的事。在某些家庭中隐藏着困惑并感到奇怪：一个女儿去雅培理神父那儿却不穿会衣，不像其它修女，同时又要求硬性的冗长时刻表。有一次雅培理神父向团体作小小讲道时，修女的父母疯狂地打断他的话要把女儿带回家。

    在这个选择和培育女性的事业中心，有戴格兰，不错，她隶属会祖，不过她谦逊地知道某些严格的原则和指示，必须对女性有所调适，接受主体但要注意方式。戴格兰一定不许改变或放松逐渐宣布的保禄会规矩的主要严格性，对她而言从雅培理神父口中说出来的每句话，都是天主的话，义无反顾，但是必须帮助修女们了解而爱这些话。这种向人们要求的生活方式，部份已可以解释那些第一批到世界各地去的会士的勇气及创业精神，没有资源也没有支持：他们在阿尔巴已经习惯于这种方式，他们学会了控制恐惧及沮丧。

    另外还要加上一件事：雅格·雅培理也得到时代和地理的帮助（他的成功是他对这些了解得很)。这些非常能牺牲又能创业的男士及女士，是他跋山涉水所发现的．他认识他们的家乡、农场、堂区和家庭生活。他看到他们的父母徒步或坐马车来到阿尔巴（就像他自己第一衣进修院是坐牛车去的)。某些人可以说没有见过他们也能认识，只要知道他们来自何方，即可猜到其家的气氛、子女的成长方法和生活方式。利用这些认知和比拟，很难会选错人。

    不过在如此困难时刻，而又遭受那么叫人气馁的误会、阻碍及不信，还能产生这两个团体，实在是奥妙的杰作。这种让那么多青年献身于祈祷及搬运的生活，读某些思想家的著作，又如工人般印刷书本，最后达成从来想不到的改变：水泥工、铁工、造纸工、面包师等。妇女们同时要学习教义和会计，一切均伴随着专心、长时问的祈祷，因为会祖自己的祈祷时间更长，每天跪着祈祷三至四个小时。   

    这一切辛苦而又重要的新事，尤其是有关修女们的——特别要求修女们放弃一般的小小企望：如修会的尊称以及会衣，这个依季节的气候而穿着的会衣，是确认身分的要素，是在节庆能公开穿着的喜乐，是归属的喜悦标志——这一切都不算什么。戴格兰先开始带领别的修女走新的道路，经验未曾想到的新事。有雅培理神父使她们安心，她们不是不知道，那些都是已经走过的、已经征服的胜利。

    雅培理常常谈起他的前辈楷模，戴格兰从中认识西班牙十七世纪的商人雅风·劳德烈盖士，他四十二岁时失去了妻子及儿女。这一不幸迫使他修圣德，可是以一种非常卑下的方式：他以三十四年的时间在马尧卡耶稣会院担任门房工作。雅培理神父说，这个人是我们要效法的：天主使那个门房充满特殊的智慧，使他成为一个非常受欢迎的顾问和作家。长上要他写灵修书，教会使他列圣，而给祈求者智慧的天主，使他成为慷慨的榜样。对「阿尔斯本堂」维亚奈死于一八五九年也谈得很多。戴格兰知道这个人，知道教宗碧岳十一准备册封他为圣人（一九一一五年)。从雅培理神父处知道这位「本堂主保」，由于能力差曾被修院开除：此外，他无法学拉丁文，因此他走很长的路去朝圣，只为了求学拉丁文的恩典。

    雅培理强调，没有不劳而获的事，但一切都是可能的：如劳德烈盖士的智慧、法国的维亚奈和圣保禄会在阿尔巴的「一个等于四个」。在这里、圣堂、印刷所、杂志社、洗衣问、学校、和基艾沙神父的教导要理之中都能成圣。会祖又说要有很多圣女，他一生中常说：「特殊的圣女，在人眼前隐藏而只有天主可见的圣女……这些圣女有很大的贡献。」

    这是戴格兰的任务：塑造自己和别人。同时，这里不像一般的标准学校，而是一面做，一面学，一面教。她谦逊地常常自问：「我健康那么差，能做这一切吗?我能成为模范、老师、领袖，而本身读书不多?」她开始列出反证，显示她的生活，梦想都是平常的：做个好裁缝、好修女、在卡斯塔尼笃乡下毕斯笃内神父处做个好傅道员等。

    她不是一个会喧嚷她的心情和内心痛苦的人（只有一次，在她开始任「总会长」时，她公开地跪在人跟前，诉说自己的缺乏圣召，以后就再没有发生过)。基艾沙神父鼓励她，她也自我鼓励，这是她天生的个性。她不愿意也从来没有想过当总会长，她之所以接受是因为雅培理神父愿意如此，他正在逐步地达成他的承诺：会院、印刷厂、报刊、书籍和新的圣召，因此需要听从他，应该不断努力。

    应该相信她所说的：即使没有足够的卓越才干也可以做。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她越来越深信：「我们的圣召方式可说是新颖的。天主在召唤我们趋赴此圣召时，运用了祂慈爱的特别照顾。我们哪一个想过这样的圣召?就像召唤宗徒们一样，主从我们的乡村，从无知、粗鲁、没有任何才能中召叫了我们，把我们安置在帮助其它圣召的圣召中，即出版业的圣召中。我们是第一批修女，假如我们做得好，我们更有功劳：假如我们做得不好，我们的责任更大。」

因此，即使开始时是「无知而粗鲁的」，也可以做。即使读书不多，没有基艾沙神父的三个博士学位，没有特乐索神父的上尉阶级，也能做。能做，因为像阿尔斯本堂，他的拉了文评分是「差」、「很差」!但却成了教会历史中最伟大的司铎之一。

    我们来看看戴格兰修女那几年培育她自己和修女们的工作。我们已认识她的个性和对人的尊重，以及她对在成长中受苦者令人鼓舞的温良，但她不仅是如此。

    从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她如何会利用小机会为修女们打气：「我们本来应该显示出会院的活力和冲劲，对所有的倡导，表达工作的心火和恒常的热情。可是我们却没有劲，普遍地冷漠，而不想来日在天主台前的交帐。我们发了愿，我们都已奉献于主，可是我们却没有放弃自己的意愿，我们看到了勉强的服从行为、不服从、工作没有完成，并且缺乏热心、心火。对这一点我们该严正地反省，因为为我们的灵魂和会院的妥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彼此接触，我们所做的任何事，对大家都有影响……：」

    此处可以说她是从司令台向大家讲话，可是培育是个案对个案、一对一的，是用个别的教诲和支持，以解释和说明来做的。她以极大的信赖对一个修女谈她的问题：她无法了解或解说会祖的某些命令。在这种情况她友爱而清楚地说：「看，有时我也不懂会祖对我说的事，或是我想对他说我的看法和他不同。但是后来我想：如果会祖会这样说，一定是对的记号，是应该如此……．过不久我发现果然如此。我想：还好我们照他所说的去做了，这的确是比较好。」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夏天，为修女们和整个圣保禄修会，意外崩溃的时刻似乎到了。雅培理神父不久前感到喉咙痛，吃得愈来愈少。六月十三日他的母亲逝世，他还是继续他无情的日常生活时刻表。有一天下午，他讲道回来，倒下了。三位医师诊断后宣布说：结核病，最多再能活一年半。

    人们把他送到贝内卫劳，海拔七百公尺的小山上，山脚下有该拉思卡及贝尔保河，和他的好友白罗维亚本堂神父住在一起。白神父在神父宿舍给雅培理预备了一个安静的房间，照顾周全。雅培理神父很慢地恢复力气，克服了危机时刻。他很软弱，连拿一本书的力气都没有。有人为他读圣依纳爵．罗耀拉的「神操」，这是四百年前曼勒沙的「天主的绅士」所写的基本原则，是在他观望卡尔道内瀑布时发生了一些事后所写的：「他正坐在那边，忽然他理性的眼目开启了。他不是有了什么神视，而是懂了、也知道了许多灵修、信仰和文学方面的事。」

    病中的雅培理神父，知道了医师的判决后，不知多少次心中在问：「现在他们在做什么?」那些男青年和女青年，事业才开始，一切的努力，还有经费……可能他计划过有一个继承人，想到某一人或另一人。可能当他有病而心烦时，默想过圣依纳爵对遭遇困惑时的劝言：「在悲伤时，总不要做任何改变，而要坚持在平静时所已有的志向和决心。」

    良好的医疗、贝内卫劳的气候以及白罗维亚神父的照顾，都帮助了雅神父的康复，因此在九月虽然还没有完全痊愈，他已能返回阿尔巴。医师指出的「期限」延长至十年功夫，而他在圣诞节弥撒中的昏厥，使人想到他的病情复发。

    不过他已好多了，虽然他早已成了关节炎患者。多年来他常有短期不适，因此贾卡铎神父解释说：「会祖一般来讲健康不错，可是一个抗命或会院中的一件罪过，都使他的胃紧缩而无法消化：因此从他健康的变化，可以断定是否会院内犯了什么错。」

    为了结核病，整个一九二四年他应该小心，时常要躺在床上，而最照顾他的护士之一就是戴格兰：「在一九二四年他病情较好，但常留在床上。我是年长修女之一，因此我去侍候他。」

    在贝内卫劳困苦的时期中，他做了一项决定，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向修女团体宣布：两个修女要与其它修女分离，即奥尔索丽娜·李法达及梅迪黛·介乐陶。他说明：「我把奥尔索丽娜及梅迪黛分开，为了组成一个专务祈祷的团体。」后来，他又从戴格兰处带走了六人。这八个人的小组将形成另外一个团体，拥有特殊任务：

「恒久颂赞」，轮流恒久朝拜圣体。另外一个特别工作是为整个保禄会团体做洗衣工作，一年四季在该拉思卡急流中洗衣服。一切——祈祷和各种工作，都是为了达成修会的特殊目标而奉献，先是为圣召和「司铎及已宣发圣愿者的成圣」而奉献。

    有关此计划，雅培理多年前已与基艾沙神父谈过，为这个保禄会的新团体而受到鼓励。这个新的家庭于一九二四年二月十曰圣女思嘉纪念日正式成立，其院长是奥尔索丽娜·李法达修女（在修会里称思嘉姆姆)。这些修女有一个特别的名称：主徒修女会，除了绝对新颖外，她们有自己的会衣：实际上那是礼仪服装，只在朝拜圣体时穿着。雅培理神父愿意如此，他亲自挑选颜色，因为这不是纯外表而已，恒久颂赞的外表也是重要因素，一种静默而有效的榜样。他亲自负责主徒会修女的陶成、会规、时刻表和住屋，一切都由他负责。

    有关此创举，戴格兰并没有参与，虽然在一九二四年的某一天，当她侍候雅神父的病时，他曾坚定地向她宣布这个决定说：「我想过有一组修女，她们的特殊圣召是祈祷。」此外，戴格兰到阿尔巴才没有几个月（她是一九二三年三月来)，而她心中对苏沙的记忆犹新。现在她感到新的行动的复杂，并不断地要面对自我的陶成，但立刻她发现会祖是一切思想的中心，她知道也愿意如此，可是与之相处是困难的，有时是痛苦的。在她的考验中，她回想阿尔斯的本堂维亚奈，而发现他长途的朝圣和辛苦的读书，不是如此超人性，假如和她做一个好修女和好导师相比的话。

最初的时候，当她看到修女们奇怪而有点失落的眼光时很痛苦，可是没有什么可以使她的目光暗淡的，她始终保持梅而珞家族那种晶亮的目光。对雅培理的命令，她常以静默而又开放的服从来答应，而在自己心中保持心灵的激动。关于主徒修女会一事，她的服从是相当积极的分担修会初创的计画，虽然雅神父选了他所要的修女，但为了面对未来的实现，她很注意良好的态度，而其它在神父身边的人却无法忍受，可是戴格兰可以。她不但要成功地度过，而且要面对火山浓浆般的生活行事而不溶化。而会祖知道她将治理，他认识她的才干和毅力，他知道卡斯塔尼笃的出色裁缝已走了很长的路，知道在基艾沙神父的学校「使她的心思理念向往人灵」。在一九五四年她以第三人称承认这些事实：「她为会祖来说一直是帮手：①要陶成圣保禄孝女会修女；②使修女们开始特殊的使徒事业：③克服许多棘手的问题；④成立主徒修女会及善牧修女会，大力帮助它们的诞生、成长及两个会的批准；支持它们，给予建议和经济援助。她做了牺牲，但是两个修会都表示感激和信赖。」

    保禄修会历史记载一九二四年的一个事件使男女会士都非常惊喜。一天下午，印刷所的青年们把一迭迭印好的纸张，搬到「使徒工作室」内，交给修女们装钉，这是非常例行的工作，可是那些是第一次印好的福音书。在修会历史记载着：「整个团体以虔敬的心走近这些书页，热心地亲吻它；在工作开始前她们想到要在告解圣事中清洗自己的心灵，洗涤双手，就像司铎在触摸圣体前一样。从此圣经供奉在每一个场所，对福音和圣经他们一直有特别的敬礼。」当时雅培理神父在场，他说「不久后」，圣保禄孝女会修女将推销出千万本的圣经。

    会祖起初的计划都是看当时的条件和需要而定。当时不再有争论性的做出版的作家团体，不再有世纪初所引发的思想战，特别是在意大利。有助于政治的气候已经过去，而自碧岳十世到当时，在通谕中所痛陈的宗教无知愈来愈严重。主要目标是以国际的和普世的层次，推广天主圣言和教会的教义，没有空间的限制，用最新、快而有效的方法——会祖常如此重申，最后他具体说出一九0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预见的：「为二十世纪的人类能做什么」。

    修女们装钉刚印好的福音书页，而为了新的工作也需要圣事的准备，这不但使她们想到圣事礼仪，也使她们像古以色列入般酷爱写在法律书上的天主的话。为一个不太认识修会的术语的人来说，那天下午的行动似乎是再发一个圣愿一样：以感性的口吻坚定自己的奉献——终生为福音献身。

    雅培理神父在他向修女们所作的谈话中，常强调所有会士的首要目标：圣化自己；而圣化非从福音开始不可。因此戴格兰修女为她自己和修女们，综合会祖的命令说：「我们的结论是：要有教会所给的用得最多、念得最多的书。」她以旧约的口气说：「福音书，妳们要亲吻它，就像司祭在祭台上亲吻它一样，福音要常在妳们的心中、口中、思想中。我们不是效法这位或那位圣人，而是效法耶稣基督的一生。」

    从个人的成圣到共同的工作：常是福音，现在也要推广福音。为圣保禄孝女会修女来说，推广就是「带给人」。就是说，不是等人们到书局或教堂的书架上拿，而是到城中区、城门口、广场和十字街口，在人们的家内或家外，带给他们福音书。使徒工作不单是编写、印刷、折迭、装钉，而是听到召叫「去」，即使要离开本国。就像暴躁的亚毛斯，犹大王乌齐雅时代的牧羊人，天主派他到国外做另一种工作：「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弟子，只是一个放羊和修剪无花果的人。上主正在我赶羊时提了我来，说：你去向我的子民以色列讲预言吧。」当时以色列王是雅洛贝罕二世，但是这个子民世世代代都是天主的，因此必须从亚毛斯的声音听从天主的命令，于是亚毛斯离开一切就走了。以同样待命的心，戴格兰渐渐接受成全和圆满召叫的新颖。她给她的弟弟神父写说：「我愿有千万生命，为献身于此高贵的使徒工作。」

    在一次女修会的议会中（雅培理神父、戴格兰及四个参议修女)，那是一九一二五年一月，在会议记录中有这件新事：会祖「在装钉和其它部门所遇到的阻碍，要向戴修女提出。」以前要向他提出，现在新的指示：戴格兰修女「总管一切。会祖管理会院的初期，现在他是咨议，凡是问他的事，修女也知道。修女当时没有任何特殊职务，但总理一切。」

    今天我们是以经理的眼光来看此事：戴修女推动，她居首席……可是她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管理，她接受决定使它不断成为属灵的方向。在她的避静和月退省的笔记中，她管理的新工作都归因于天主的旨意和人灵的需求：「十字架是去天堂的大道。我的四旬期将是忙于一般的事务。」  「天主的旨意是要我做一切普通事务，且服从。」  「准备逾越节：就是省察一般事务。」

    什么是一般要做的事?教会内其它女修会能教她的很少，因为世上没有任何一个总会长，必须要激起和培养现代的祈祷生活、求学和劳工的态度。这里有其它地方所没有的问题、更困难的考验和严格的选择。来报名做学生的女青年及女孩子（矮小的、中等的、高挑的)，往往以为圣保禄孝女会的修女与众不同。接触到现实后，有人爱上了它，有的却不喜欢它。

    有时戴格兰修女必须消除修女们（根据记录)：对工作的冷漠、不够积极完成急迫的命令、有的对长上目中无人、溜班而不作任何工作、或打自己的毛衣。雅培理神父不愿意她有特殊的任务，那是当时开创时期的特色。但不是所有的修女都能忍受繁重的作息，尤其是当时所有修会的特定规律，没有人能集中意志、理智和信仰，而在疲劳中仍能充满喜乐的。

    戴格兰要求院长们给修女们较长时间的散心，这不仅是为松祂紧张情绪，也是为彼此更能认识：「在散心时，修女们（此处自然是指女青年而言)可以自由表达自己，消除紧张，成为自己也使人更认识自己。」正如鲍思高所说：「一个快乐的孩子是一本敞开的书。」

    雅培理立刻了解：戴格兰一方面继续自我陶成，一方面她负责塑造性格。的确无法禁止她对特殊事务的关心，以及「不以长上身分」所显露的举止。当她看到一个女孩折纸折得不好，她不给她下命令，而是她自己教她折，直到她学会，这是她处理事情负责任的态度。

    在学校也是如此（她没有念过很多正规教育)，她会善用小小的手法，甚至惩罚。例如：（在一般学校多年来习用的)罚学生抄写同一句子十遍、二十遍或三十遍。可是她改变方式：叫学生抄一个故事，或至少学会一个故事。

    她首要的教育天份不是在用戒尺敲打桌子，让即使是懒惰的人也跳起来。不是，戒尺留在原地：她是根据人的动机，利用各人的天份，接受一切阻力而朝正确的方向成长。犹如在她的一封传阅信函中所说：「教会培养自然的气质和恩宠才能：它们在人心灵中不断向善及圣化。为培育度修会生活，不必拔除一切习惯，只要改变不好的习惯和习性：也不须压抑自然的倾向，或口径一致，而要灌输宗教精神、信仰及牺牲的生活，爱天主，爱使徒工作，设法拥有一切成圣的方法。这是最要紧的，其它一切都是点缀。」

    她对学生和老师同时行动，因为可以学习不要让所有的人「从一个模子出来」，而且也让她们感到小小的关怀，如书信、贺卡、关心家人等都很重要。用这些方法，戴格兰成功地使某些困难和青年的某些悲剧成为日常事务。她一个一个地帮助她们平静地清楚认识自己，使每一个人找到自己的路，无论是在会内或是会外——「戴格兰模式」到处受用。

在保禄会的历史中街有时间上的交叉，因此也需要叙述另一个戴格兰。我们已见到了那个以远大目光，为了未来的需要培养女青年和女少年的她：可是就在同时，当她担心购置印刷机或建屋的钱和担心墨水太快地毁损钢笔时，她已经要修女们近期内准备前往国外（如西班牙、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保禄会神父及修士与贾卡铎神父动身去罗马，修女们立刻也跟着去了。

    他们去罗马，接近监视他们的梵蒂冈圣部，不让人们认出来，因为他们是「不被承认的」，是好像被咒骂的。官方方面，以梵蒂冈来说，连阿尔巴主教都不「承认」他们；不过将来有一天，在他们罗马的会院，教宗也成了他们一家人。可是当时保禄会的修士修女，以流浪者身分秘密地潜入永城。

事情发展很快。一九二六年一月下旬，在几天内两小队保禄会士进了罗马：一队是男性中学生，由贾卡铎神父带领；另一队是修女，由阿玛里雅·贝罗洛修女带领。贾卡铎一队带了印刷机器、活字盒、书、教室坐椅、餐桌等。德西德辽·高思达神父为大家作初步安置，他是最初的保禄会士之一，他努力使整个意大利认识阿尔巴的出版物和雅培理神父的团体。贾卡铎让男孩们住在奥斯底恩杉路，阿玛里雅院长让修女们住在距离半公里远的河岸路。会院真正迁往罗马，以及保禄城在罗马的诞生，还只是未来的计划和梦想，目前只是流亡者。

    他们过着潜入者和亡命之徒的生活。首先，因为圣保禄修会尚未得到官方承认，连阿尔巴主教也未承认。第二，外来的司铎和会士，即使只为了要在罗马教区暂时居留，也应该有副主教的许可。但他们没有，依据教会法一个也没有。只有贾卡铎神父带了阿尔巴主教的书面许可，得到了进入罗马的「签证」：可是仅仅为他自己，而不是为那些度修会生活的男女青年，更不是为印刷机器和初级学校的设备等。贾卡铎神父在阿尔巴向会祖提出一个构想：只是在罗马设一个「送货站」，更方便地将在阿尔巴所出版的堂区公报，寄送南部各个中心。

    可是贾卡铎神父有一张非常清澈而透明的脸，但罗马副主教公署巴斯古奇蒙席的脸过于老练。在三月时，他就写信问阿尔巴的主教：贾卡铎神父所主持的送货站到底是什么?他的计划是什么?他身边的男女青年是谁?阿尔巴的主教是否知道他们违反教会法第四九五条?这引起罗马副主教枢机严重的不悦?

    虽受到压力，不过巴斯古奇蒙席亲眼看到当时的情况，却成了贾卡铎神父的朋友和倾慕者。而那些保禄会修士和修女，如此有心火却又贫穷，也感动了（天主教的文化)杂志社长、影响力极大的耶稣会士罗沙神父。他以非常钦佩的心告诉教宗碧岳十一世他所认识的圣保禄修会，于是可以正常进行圣保禄修会的「正规化」工作：先由阿尔巴主教批准成立为「教区立案修会」并有罗马认可，这是第一步基本的步骤，然后得到罗马的批准成为教会的一个修会。

    雅培理神父本想跳过教区批准，而直接获得修会部的「赞扬令」，那是修会在教会获得接受的第一步。依他看，应该提出修会几年来的生活和事业，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底在介绍给教宗时才有力量：「男会士有425人，修女有142人，主徒修女会有24人。」可是教宗碧岳十一是一位严格的法学家，他说不行：不可省去教区性修会阶段;而且想把修会形成一个却又是「多支」的修会是无用的。从那时起，为了认可而作的一切手续都只是以保禄修会为一个男性的修会。

    罗马的另一种异议是：为什么要有一个专门为出版而献身的修会?一个单纯的善会，少麻烦罗马，不是很好吗?

    碧岳十一是一位很积极的教宗，在他一九二二年的第一道有关传教及使徒特性的通谕中，强调出版业在使徒工作中的角色。依此路线，他庆祝了一九二五年的圣年，订基督君王庆节、纪念尼西公会议、推动世界传教展览会等。同时当人们还在争议阿尔巴的修会，是否应该是「一个热心的圣职人和平信徒的联合会」时，教宗亲自裁决，选择较冒险的新形式;他在雅培理神父和他的事业上，看出了时代的讯号。于是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三日，在听了罗伦提枢机对整个问题的重点叙述后，教宗宣达迅速而明确的决定：「枢机，是的，我们愿意有这样的一个为良好出版而献身的修会。」

依碧岳十一世明确的旨意：圣保禄修会该是一个致力于出版业、宣发公开圣愿的真正修会。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阿尔巴主教签署第一项核准的教区法令，因此至少在法律上（事实上事情与先前已大不同)，居留在罗马的保禄会士，不再是官方的「无父、无母、无宗谱的流浪者。」不过，只是一个男修会，为修女们，必须另外进行处理。保禄会修女及主徒会修女，应该得到类似的教区认可法令（先求得罗马同意)，于是雅培理神父决定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提出建议。不过首先会祖应该放弃一件事：他曾要圣保禄会修女像当时的妇女一样穿着，没有特别会衣；不过此事将会改变。

    由会祖及贾卡铎神父全力进行的教区核准手续中，没有戴格兰修女的签名，她所从事的「总会事务」，是有关修会的内部生活。当她想到在罗马的修女，那么年轻而受如此考验，常感到心痛：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当她们刚到罗马后几个月，她们接到了驱逐令，被迫离开河岸路的小房子；于是她们搬到一座较差的房子，不够大而且缺乏一切必需品，但与保禄会会士邻近，她们非常了解什么是远离、贫苦和不安全。很多次她想和修女们相聚，可是一直都是雅培理神父自己去罗马。一九二七年五月，会祖大概感受到她内心的愿望，没有什么开场白地向她说：「我们去罗马。」会祖在那边停留八天，她停留了十五天。修女们「从她母亲般和师傅的心」领受了慈爱、智慧，坚定了她们的道路；这次的访问成果是「会院内一心一德地生活」。

    戴格兰的罗马之行是一个长上访问她的团体，不过她也对永城感到着迷，这是她第一次看到罗马。在她个人的笔记中特别提到属灵的一面：「去罗马就像朝圣。重拾圣伯铎、圣保禄和教宗的精神，回来更觉热心。」新的热诚使她的心浸润着保禄宗徒的有活力的爱，此爱在她的训导中常流溢着。她的笔记记载会祖在那个圣母月所宣讲的月退省，要求她仔细计划「趋赴圣母座前，让她培育;犹如她曾培养耶稣般培养我们。」

    夏天雅培理神父回到罗马，他与本笃会神父达成协议，本笃会把在圣保禄大殿及「三泉」中的一块称为「圣保禄的葡萄园」让给会祖，这块土地的获取使会士及修女产生了极大的喜悦。此葡萄园，除了一大块土地没有耕种外，有二大排葡萄树，有一幢农舍及马棚。这极少的房子，无法居住的房子，马上修改为厨房、书房及修女们的房间，这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的事。缺乏整修的干草堆置场，天冷时改成宿舍，而那一年还下雪。这里真像白冷，戴格兰在十二月初要尝到那种贫穷。罗马第二次月退省是反省自己的思想，看是否不符合福音：「耶稣说：神贫者乃真福，而我们说有钱才有福；温良者乃真福，而我们敬重那些能伸张他们的理由，把脚踩在别人颈上的人。」当时情况并不悲惨，却充满感激，因为活出福音的机会随手可得。

    现在已到了面对推销大量出版的保禄会书籍及刊物问题的新观点。单是印刷不够，花钱做广告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广告不一定找得到可能的购买者。因此推销保禄会出版物，即有效而又正确地称为「使徒工作」的事，成了圣保禄孝女会修女首要的工作，也是她们最新的特色。

    当然要有新的组织、新的方法，也要有新的衣着。从主教、本堂神父，到她们所遇到的家庭，会衣在当时有它的好处——立刻显示身分，马上与人们可以「交谈」，使接近的人平安而满意，一方面是保证，一方面是一种保护，同时也符合圣座本意。

    因此，由于雅培理神父的一句话，于一九二八年夏天，戴格兰修女成了裁缝师。同时她也是设计师，负责制作一套能使保禄会修女与其它修女有区别的会衣，配合严肃和轻便、端庄和活泼。因此在晚上，她与其它修女一起工作，试穿、做了再改、再讨论，到符合一切要求做成一件黑色的、长的会衣，黑色披肩和头巾，在会衣上戴有白色硬领。

    在一九二八年十月最后一个主日，基督君王节日，在举行穿会衣仪式中，首次穿着会衣。仪式很隆重，是在阿尔巴圣保禄大教堂举行。那是保禄大家庭的中心，与当时雅培理神父的事业不甚相称，不过会祖表示那是未来的层面，一座不是纪念而是期待的圣堂。在这广大的空间，尚缺乏不少补充物，修女有权利在此穿会衣，因为她们不但对圣堂有过贡献，而且也在多方面参与。教区的批准

    在此期间，圣保禄孝女会的批准手续在梵蒂冈进行顺利，由于碧岳十一世对男修会的关心，间接催促了女修会的手续，而且教宗亲自要求修会部，把圣保禄孝女会的决定交于他。教宗对审查要求非常仔细，不但要报告及信件，还特别审查实际情形，要求去现场察看。然后，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他批准了，如此便打开了道路：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阿尔巴的雷主教以拉丁文颁布法令，使圣保禄孝女会成为教区立案的修会，并立戴格兰（德兰·梅而珞)修女为会长。

    这项隆重追认已成事实。四天后，戴格兰及四位参议宣发终身愿，即：欧弗洛西娜·毕耐劳（玛加利大修女)、维多利亚·贝隆（碧瑾修女)、安杰拉·辣芭露（德兰修女)、玛利亚·苏达诺（安薇琪修女)。在新的保禄修女会中也包括主徒会修女：这是罗马圣部的意思，取消雅培理神父所作的分离。戴格兰修女一共十八年领导这个比较复杂的修会，她应该培养完全的合一，并帮助两个族群的特殊任务。一九四七年，主徒会也成了完全独立的修会，而她们第一个要服从的是她——戴格兰修女。

    在她向修女们所讲的初期谈话中，其中有一次她长谈「服从」。她用平和的语气，简单的表达，不引证任何严肃的句子。下面是她的话，是一位修女当时所记录的：「我们知道今年是服从年，服从在修会生活中是不可缺的，而且不服从的，就不是好会士。为了好好服从，不必区分发令的人，不可听这个人而不听另一个人，而且应在发令的人身上，一个可能比我们年轻的同伴身上，看到主，并为了承行，王的旨意而服从。因此我们不应该挑工作，而应让长上自由安排。只有如此才符合我们的圣召，放弃自己的旨意，完成在那此分会的长土身上所表达的天主的旨意，而不管他们是谁。」

    可是戴格兰和修女们，为了追随会祖做「新事」，并没有等待教会法的承认。我们必须记得她们当时参与了一项事业，没有达到今日所谓的「成就」，可是却为当时的整个教会上了一课。我们用保禄会一位修女的话，来叙述这个雅培理及保禄会的事业，她是证人也是助手，即那塔里娜·史巴达修女：「这是雅培理神父另一项事业，今日已为人所遗忘，因为『没有成功』，不过，它是雅培理神父『先知性的纪念碑：即六种语言的圣经，十八种版本。为了达到此目的：雅培理神父希望他的会士知道什么是圣经……．」

    圣经全部，旧约及新约，从创世纪到默示录，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事：连「圣经」一字也是用得很小心，从一个讲道者的口不会说出来。可是雅培理神父的看法不同：「圣经有七十二卷，是圣史在天主的默感下写成的。是天主写给人类的天书……」因此人们必须传播圣经，特别是要在天主教会家庭内传布它，因为当时的信友几乎都不认识圣经。犹如卡罗·加勒度所讲的：「一生中我最大的财富，无疑地就是我在二十岁时对圣经的『发现』……」他以极少的话说出一个事实：圣经是偶然或固执地被「发现」，而他整个少年期却对它一无所知，可能仅知道一些枝节、某些人物，总之几行文字而已。

    而雅培理神父要教友们读全部圣经，于是他决定印圣经，不过是在保禄会大家庭的男女会士认识圣经之后。那塔里娜修女还说：「会祖开始向他的会士和修女（几乎都是青少年)举办一系列的圣经讲座……：几堂圣经入门课，然后为每一卷圣经至少有一堂课。因此主日『教理讲授』计画持续了至少两年……：」

    戴格兰修女与大家一样也参加圣经课程，并一卷一卷的做笔记。特别打动她的是乔布传，对此她做了非常广泛而精确的大纲。课程结束时，在作了最后的批注后，她的勤学使她感到非常高兴有这种特殊的充实。不过这些兴奋，在她个人的记录中，也只是以四个字「感谢天主」来表达。

    为出版圣经而工作的修女们，她们的工作时间和责任很重，戴格兰怕有人病倒，她把这些十字架向会祖倾诉。然后她以一句话向修女们传达响应：「会祖向我保证，修女们会健康地到最后。」事实上，的确如此。一九三一年的圣诞节是个特别的日子，是伟大工作结束的庆日：在马槽中，除了传统的摆设外，也放了一个大的篮子，里面盛有所出版的不同语言的，为全世界读者的圣经。

    期间，到了固定而合理分配书报的制度的时刻。修女们常保持是作者、印刷者和出版者的身分，可是她们的第一线，她们国际的阵线是推销。当时的计划很多也不一。在一九二七年五月的参议会中，戴格兰提出要购买一辆汽车的事，要两位修女学习开车。这是疯狂的事，不过她平静地一步一步适时达到目的。

    为了固定的推广中心和有效技术的定位，首先是在家里做，即在阿尔巴市及其附近，利用即将来临的重要宗教事件——鲍思高列入真福（一九二九年六月二日)。利用此时机，印刷未来真福的大众化小传，受到相当的欢迎。鲍思高神父是作家、出版家、天主教会出版事业的顶尖人物，在阿尔巴教区为保禄会会士及修女打开了许多门。修女们同时也提供圣经、福音书、圣女小德兰传及未来圣女简曼·卡尔卡妮传，尚有吴高·苗义蒙席写的历险记。

    此一经历在其它的毕耶蒙特教区、罗马和其它地区也是一样。在罗马，住在美满洞街的修女，走遍了罗马市区及卡斯得利区域。那塔里娜修女还记述当时以阿尔巴为基地，如何进行「逐家推广」的工作，她说：「修女们背着二、三包书，到阿尔巴及阿斯底家诺的乡村，我们两个一组，有时是一个修女和一个望会生或一个学生。人们把我们载到要去的乡村，或是坐马车，或是乘小汽车，在这种情形下驾驶是马耐拉神父。我们投宿在修女院或是本堂，有时在教友家。会祖在默想中，告诉我们如何有礼貌，如何有谦逊和信德：有信德是因为我们所携带和提供的是福音或圣人传记；有谦逊是因为我们充满缺点，甚至罪过。我们不可分开，要明智地彼此互助：一个推销书本，一个祈祷；假如书籍遭拒收，我们至少给他一份传单，但是要保持谦逊。戴格兰修女经验过多次这种宣传工作：她分成小队，她和这一队或另一队行动，常给我们很具体和实在的忠告。」

    戴格兰亲自参与，不可能不如此。为修女来说一切都是新的，为她也是如此，她在这个考验中必须注意许多事：接待、交谈、人们对会院的惊奇眼光、要作的演讲、热诚和不信任，以及金钱和价钱的问题。目前有了真正的新事：起先她们在会院祈祷和工作感到很疲劳，但为院墙所保护，也逐渐适应了生活的节奏，随时可得其它修女和长上的帮助。但逐家访问又是另一回事，面对突发的意外，要当场且独自当机立断。所以戴格兰亲自陪伴修女们，组成小队，走在教会从未走过的街道上。她得设法制定任何大公会议、主教会议或修会大会所从未注意过的一般作为，而她就如此学习，如此继续研究。

    已发愿的修女，一面观察事业，一面在正确的事和错误中，学习如何纠正并培育刚来的年轻女孩：确定个人的天赋，以灵修生活锻炼它。而戴格兰指出「传播福音」的整个修会的要求是：纯朴。「我们要保持纯朴，消除或抵抗一切使我们成为不必要的多礼的或是胆怯的人。」戴格兰指出「纯朴」是：「礼貌，是适合一个修女身分的一些外在素养，如在二十岁时没有的话，到三十岁也无法获得的。」重点是：准时到达。就是对小事情也执着，因为在她们这年纪是在准备或是成功或是失败。

    戴格兰不能自陷于权威性的教育方法，来实行会祖要求她的复杂事宜。在人际关系的教育上，她应该回忆她自己的灵修资源，以及从她父母所遗传下并从他们的榜样所锻炼的少数却主要的操行。这些操行是她父亲在卡斯塔尼笃极其坚信的：作风及生活的纯净，每个人在言语及举止上所呈现的真实味。在笑容和拘谨上，戴格兰常是真实的。当任何女孩有一点怯懦时，她一旦发现，立刻将之消除，但以她特有的慈祥，不婆婆妈妈也下说教。

    雅培理神父亲自看见、追踪并考验以后，他要戴格兰马上再向前一步，而她已准备就绪：圣保禄孝女会修女应该在意大利的不同城市，开设推广中心，即书局。这也是从未听过的新事，因此很易听到新的控告：「修女做生意!商人修女，这是个什么世界?」戴格兰不作澄清：在得到省府和市府的一切许可、批准及缴税后，修女们要开书局。于是在书局周围产生了保禄会修女的小型团体，而她们同时遵守修女的一切义务、善工及日课。

在沙耐诺建立了第一个这样的会院：在阿尔巴隆重庆贺这一大事，雅培理神父在重大时刻知道如何庆祝。在保禄孝女会档案内的「会院史」中写说：二九二八年十一月十曰，在三位修女穿会衣和晚餐前晚祷后，会祖再次叫修女们到圣堂去供奉圣体，并将福音书交给五个将被派的修女，他讲了一次很美的道理，做了圣体降福。因这次礼仪，他开启了分院的序幕。

    在一座城市内立足，首先必须能幸运地找到房屋，找到适合书局的地点，愈快愈好能开张并让人们知道。然后必须与当地主教、圣职人、堂区及善会接触，向他们解释，说明在这书局背后并无任何公司，只有一个小小的修会团体及她们的院长，而且是为了在当地的城市、村子内旅行、访问、推销书刊。起初修女们不太习惯搭火车及长途汽车，常背着沉重的书徒步走好几公里，走错路，不知道捷径和距离。有时能在晚上回到城里，但不常是如此。

    有些时候，两人一组的小组，整个星期是在一个乡村到另一个乡村之间度过的。有时人们热诚接待她们，有时却不怎么热心。例如，有时两个修女要挤在一棵树下过夜；有的被迫守斋，不敢到商店去买食品，更不敢走进酒馆去。另外还有某些本堂神父无法相信那几个背着包包的女人是真正的天主教会修女。她们受到某些抗拒，敌对，以及巡视骑兵的怀疑眼光。这一切使某些修女沮丧，但为了服从还是继续。而有些修女，感到这种探险很有趣，回来时虽然很疲倦，但是很快乐。

    戴格兰起先亲自带领她们，后来用书信，她知道她们的生活当然应该扣牢在坚定的几点上：但是很明显的，母院的生活方式、时刻表和规律，无法机械式地搬到分院去，因此她一开始就研究如何适应环境的工作。为此，她要求院长修女每周能给从远方回来的修女一点休息，同时让她们倾诉，以该有的尊敬细心聆听她们，而且能从她们的抱怨中学习。

    同时她也开始以传阅信件、重要的备忘录和实在的灵修笔记与她们通信，有时附带行政的处理。

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第一封传阅信件中，主要是热情地关怀她们环境中的艰苦问题。她劝她们效法玛利亚：「我们瞻仰她，我们的导师，眼目端庄，说话小心，不断设法默思在她心是所保存的耶稣的道。对众人有爱心，对邻人和对来给若瑟工作的人都善待，但是没有过份亲热。妳们喜欢这位模范吗?」期间，大家似乎对在苏沙的岁月有一些怀念，在那里，容易立刻猜到在特殊环境中正确的做法，并接受响应。而现在修女们面临的是不愉快、甚至危险的环境：「妳们是污泥中的鸽子，要记得圣母所处过的环境比现在更坏，当时污泥到了眼睛，而她，纯洁的鸽子，她的无玷的脚从未被沾污。」

    必须要指出，这一点为保禄孝女会修女在世界上的一切其它措置都有效，因为使徒工作的走访、书局及团体生活，已经要求很多，特别是在最初，人少却要做很多来开始一切：可是不仅如此，还有别的，假如没有数字的有效证明，我们不会相信。这些女青年以极大的意志还投身于其它工作。

    当然，有些成功，也有些失败。没有经验因此要付出更多，虽然有她们的辛苦时刻、内心的困苦和个人的缺点，不过她们忍受这些而向前迈进，她们达成了今日看来非常叫人惊讶的成绩，这可能得用时间（至少部份)和她们内心的毅力来解释。圣保禄孝女会初期的修女，对辛酸的生活、对无法得到报酬的辛劳和牺牲，已习以为常。她们是在困苦中成长，面对阻碍和挑战，因而不易跌倒。

    她们也应该做别的事，以传教的精神走向新的人群。根据地方和环境，她们必须开始作鼓舞的工作，使能富裕当地的修会生活。依雅培理的路线，她们最初的特殊工作之一是「福音日」：是使大众惊异的一件事，有当地圣职人的投入：使信友感兴趣，并吸引他们的活动。经由这些逐步引进的新事，那看来只不过是书局的地方，也成了吸引人的聚会场所，制造交新朋友的机会，并给予圣保禄会新的支持者，尤其是新的圣召的机缘。

    戴格兰特别强调圣召。实际上她强调一切：从每天的祈祷程序（早晨从念「请众赞美天主，感谢主恩」起，到晚上向圣母呼求止)，到每年一月六日以前该送到阿尔巴的年度报告。「我也要求你们准时缴出每月的帐目，并尽早将收据寄给管帐的人。」

    一九二九年在美国所发生的危机，也蔓延到意大利而且很严重。工业的裁员、商业的萧条，以及一九三0年末政府从未有过的措施：降低工人薪水百分之八、公务人员薪水百分之十。强力降低房租和食品物价，而法西斯党书记杜拉蒂公开宣布一千里耳的钞票可以放入框架留作纪念。

    置身于推广书刊的修女也面对这一不幸，失业、破产和抗争。许多家庭遭受饥饿，向面包店和肉店赊欠……报上经济学者的预料在全世界都不乐观，没人知道这种情况要拖多久。戴格兰修女对此危机有另一种看法，在这种条件下，她写信给修女们，还是要求她们推动圣经。她说：「妳们不要像大家一样怕这次『危机』，这正是在好像最困难的时刻，在教会内完成最美的事情。我们与全能者同在，只要我们不犯罪得罪祂。」

     不过为推销书刊非常困难。在有一个教区内，主教要修女们不要奇怪人们拒绝购买书本，这是因为他们贫穷。 「不过妳们不要表示很不高兴，在不能推销出一本好书的地方，妳们留下一句好话、一次鼓励、一个微笑。」这位伟大牧人的话，一定使戴格兰欣慰。实际上她在给修女们的信函中传达此话，并加上修女们的一些反省。有时，她说：「往往我们忘记的第一个宣传就是好榜样……为什么做宣传?是为人灵的好处。那么何必用冷言冷语和尖刻的答复激怒别人，即使遇到不欢迎或是受到侮辱?这正是实践谦德和温良药苦口的时刻。我们要成为耶稣的真正门生吗?那么效法祂吧。我们知道在回应粗鲁和抗拒所用的谦和言词，是产生善果的种子。」

    戴格兰对会祖的指示是个可爱而又忠信的传达者，她自己知道什么该说，如何地说。她的口气往往是劝导，并苦口婆心地邀请人谦逊。戴格兰有权被称为「谢主曲」修女，因为她不断以言以行附和玛利亚的谢主曲，「吾灵赞颂主」这句话使人具体地想起：天主、父及造物主，以近乎人性的性情俯视祂婢女的德行，垂顾了祂婢女的卑微。由于她的谦卑和勇气，戴格兰的修女们在意大利的许多地方，成了大家所熟悉的人。主教和许多堂区都谈及她们，她们犹如一支军队，因此她们使雅培理神父同意，向罗马修会部递呈动人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夏天，对那些面对献身于出版的修女的「畸异」念头而皱眉头的人，会祖说：圣保禄会修女已访问了二四六个意大利教区，由于她们的帮助建立起三千个堂区图书馆。订阅圣保禄修会所编伦理与宗教刊物者，已达一百三十万人，主要都是靠这些修女。为圣经（已分售五万册)、福音书、圣保禄书信、耶稣传也是如此，共推销出一百万册。总之，雅培理向教长们宣称：「圣保禄会修女利用印刷传播教会道理。」那本是一种希望，为许多人本是一个幻想，现在却是一件事实。

    一九三一年，当时雅培理神父四十七岁，每天祈祷四个小时，常在圣堂跪着，一动也不动，保持着静默。有如专做悔改的人，可以说他身体在世上而心灵已神游天上，或者说他是位恐惧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人。就如大额我略被选为教宗时，刚离开隐修院，在人们伴随他往罗马的旅途中，不断口诵达味圣咏的忏悔经。正是这位额我略教宗，在龙哥巴底的政局旋风和王室逃散之后，遂即在宗教、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突然成为极端活跃的重建者，虽然当时他的健康情形并不很好。

    在圣保禄修会内也有此类似的情形，突然使身体脆弱的德洛哥及雅培理神父遭遇到。希瓦诺·盖第利回忆说：「雅培理神父当时能使他的男会士及修女们长时间跪在教堂的跪凳上，默想万民四末，或做内心反省，想一想是否曾克制五官及励志进德，甚至使他们试想一下更严格的隐修院生活。而后，突然地，发出冒险性的命令，叫他们骑着脚踏车或驾驶着汽车，到大街小巷各处去散布好印刷品。这种做法对明智的人、保守的人及清教徒西百，简直是个大丑闻。」

    于是：死亡、审判、地狱、天堂——万民四末，世界终穷的事，必须每天怀念，一心一意地回想会祖谆谆的告诫。去美洲继续发展的原计划不改，已知道派何人前往、何时起程，也规定了为创办事业所需的经费：里耳（意大利货币)，但圣保禄会方面什么都不给。谁要出发，谁就在起程前自己想办法，向恩人或亲友筹钱。雅神父的作风从表面上看来，这样做好像太冒险、专制、冷酷，一切都缺乏计划基础。数年前，雅神父曾写信向自己的会士们说：「不管愿意或不愿意，这世界是属于我们的。假如我们将来不把它占为已有，是有祸的!」但这好像把希望寄托于历史远景、遥不可及的决定，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会士们默想了万民四末之后，有一天，雅神父选了他司铎中的两位，跟他们说：「你们去南美洲。现在，就是马上去。」

    一九三一年，当时意大利及阿尔巴城仍有很多事要做，但是圣保禄宗徒还有更多的事要做，当时西亚的马其顿曾发出恳求的呼声：「请你来马其顿，帮助我们吧!」所以这是扬帆向新大陆出航的时候，而且是「立即」，就如在「宗徒大事录」中所读到的。「立即」就是一九三一年七月六日。思天·特乐索和本笃·鲍阿诺两位神父就在这一天，由热诺亚登上意大利横渡大西洋的轮船「绿色伯爵」号。八月十九曰在巴西的圣多斯下船，鲍阿诺神父到圣保罗定居，特乐索神父继续前往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如何筹划这次行程（以及后来的各种成就)?因为由雅培理神父那里得不到一块钱，于是鲍阿诺神父想去找一位卫罗讷的慷慨支持者——马丁尼律师。而为了买去卫罗讷的火车票……于是鲍阿诺神父想到了戴格兰修女。

    最初两位保禄会神父的第一次远行到美洲去的援助是来自戴格兰，鲍阿诺神父回忆说：「我从阿尔巴城起程（是为往卫罗讷)，带着戴格兰修女给我的九百里耳。」九百里耳超过来回火车的票价，以后他又从那位恩人得到一万里耳。这个庞大的数目足够二个人的旅费，他们到达巴西后还剩余三千里耳，正好这时会祖雅培理神父写信给他：「把这些钱寄回来。」

    的确，他们应为别人服务，并尽快去支持，于是雅培理神父想到了美国：纽约。他让会士们去专务神修退省，随后又叫来伯铎·包拉诺神父，照常说同样的话，谈计划路费，并且也开始做些事。因此包拉诺神父在罗马上船，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初，到达纽约。

    这些保禄会会士被派遣到意大利以外的地区，该做什么呢?雅神父写给即将起程的会士们的信中有所解说，后来这封信传递到全体修会。他说被派遣到外国的职责就是：「用印刷品散播圣言的种子。传布圣言要以我们老师耶稣在讲道时所怀的心情、要以圣保禄宗徒在宣扬福音时心中所有的热诚、要以上主的恩宠和谦卑的作风——圣玛利亚就是藉这种心态成为圣言降生成人的母亲。」

    关于出版事业的方向，在他信中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示，首要任务是牧灵：「你们的出版工作应特别以牧灵为主，假如圣保禄宗徒现在还活着，他就会这样去做。你们从事出版工作的态度，不论精神和物质方面，都应是以牧灵为尚。你们传布的能力也就是那牧灵的能力：派遣你们就是为了这个。」他还宣布加强派遣的使命。此外关于居住问题：「首先安置好男会±的住处，随后再安置修女们的住处，两处至少有步行五分钟的距离。」印刷的工作、宣传的工作和管理工作，男会上和修女该分开：「只有在使徒事业上，分头并进，可使你们合而为一。」所以修女们也要出发，雅神父的信上说：「随后……」但按照他的节奏，这指示尽快，指示马上起程。戴格兰修女晓得这事，不只是像所有的人知道大致情形，而是更深入了解这具体的事实。

    此外，在保禄会院找到一张传单，没有日期，但可能是在一九三一年写的，在这张纸上雅神父写着：「戴格兰修女，非常，非常美好的事就是派遣一批数目可观的保禄会修女到别的国家去……日本、印度、巴西、爱尔兰、中国、西班牙、葡萄牙、美国、法国等等，都在企待你们传播天主的圣言。」

    戴格兰修女早已准备好第一批选出的修女立即起程，所想到达的目的地是印度或日本。她准备好一切，甚至物质方面，如此修女们不必为旅费担忧，不必为最初的一段时间顾虑，她也设想周到，使修女们能按部就班，不冒风险，不感到惊奇。但最重要的是在神修方面培植她们，让她们很了解她们传教任务的纯粹本质。她总是不断地重复叮咛，在以后的岁月中也是不厌其烦地说：「我的好姐妹们呀，妳们已经远离意大利的地区，我们应在其它地区谋求发展。上主给我们保留着一块更广阔的土地：传教区。我们不称它为外地的住处，而称为传教区。」

    随后戴格兰修女灌输每一位修女福传的方法，就是她由会祖雅神父那里所学到的乐观：一切依恃天主，但并非单纯的乐观冲动，而是怀着充份平静的心情，在任何环境中，对于挑战和防御都能鼓起勇气。在她对于修女会的简短回忆中，我们听到她的话：「有些时候，看事情感到很迷糊不清，甚至什么都不能再了解，但我总不畏惧，即使众人喋喋不休和许多痛苦压在我身上。我们对雅培理神父这位神学家有很大的信心……我们可以心安，因知道领导我们的是位好父亲，他只谋求我们的福利。有一次这位神学家对我说（他每句话都用『您』这种客气字)：『我以为您太依恃我这神学家了，您该只依恃上主。』这话曾使我思考良久，我在心中说：当然，我很依恃上主，但也依恃这

位神学家，因为我知道他是由天主派遣而来，不论他做什么事，我可以放心不会错。」为保禄会修女这批远征军的确当做妥善的准备，这队远征军的领袖雅道拉大·巴尔地，她年方二十岁；而玛加利大·麦第得·柴达诺与雅道拉大修女同行，她是第一批主徒会修女中的一位，她们将去南美洲的巴西。

    戴格兰修女用她亲切的方式鼓励着她们，在她们口袋里放一封信，为在途中和在初抵达的困难中支持她们。她对起程修女们的劝语，充满了情感和鼓舞，这些成了她的传统，现举一例：「在妳们暂时远离祖国之前，我自心灵深处向妳们问候并向妳们祝福……祝福妳们所去的新地区和所住的处所，那里为妳们应是成圣的工作场地。妳们要成为很有圣德的人……假如妳们没有见到妳们所行的善果，不要气馁：多次在隐匿中做牺牲远比在喧哗使徒事业中还虔诚、对人灵更有益……因天主圣三之名妳们出发吧，就如我们因这圣神的名号走向永恒。愿极尊严的天主圣三降福妳们，创造了妳们的天父降福妳们，为妳们死亡的圣予降福妳们，圣化妳们的圣神降福妳们。从登上轮船开始妳们的使徒事业，同时树立平静的善表和修会精神的好榜样。

    一九三一年十月六日，修女们从热诺亚登上「红色伯爵」号轮船出发，同行的有两位神职人员及一位学生，这些男会士已等候很久，现在加入有如生力军。而事实上在圣保罗的外港圣多斯码头有鲍阿诺神父迎接他们，这位神父对修女来巴西之事一无所知，当他走向她们时，表现出无奈的态度：

「我曾给会祖写信，不要派妳们来!」

    但是她们现在在这里，鲍神父告诉修女们这里总主教的想法。在圣保罗，由圣心传教会修女那里，给她们找到了第一个避难所，这是嘉比尼会母为移民所建立的修女会。保禄会修女们于是换下了会衣，雅道拉大和玛加利大两位修女在她们隐密的房间里读葡萄牙文和祈祷。两个月后，她们发现戴格兰修女的确有她的道理：上主照顾了她们，总主教改变了想法，给了她们祝福，并希望她们再穿上修女的会衣。如此她们可以开始工作，找到住处，设立书店，迎接由意大利来的其它修女，开始到各地活动——她们是传教士。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码头又重演了同样的一幕。这次横渡大西洋的渡轮是「绿色伯爵」号，登上这船的是若瑟·福撒第，在到达时由思天·特乐索神父等着迎接。他看见下船时还有两位保禄会修女：加大利纳·加伯内和哀斯代尔·伊诺禅第，马上表现出不高兴，连一句话也没有说。

    但是，这第二次的历史与第一次相似：修女们幸运地由特乐索神父代找到了安身之处，以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又寻找到了住所并开始宣传工作。在这里由本地神职善心接待，至少感到安慰，但是别种的阻碍使得使徒事业的初步工作不易迈进：世界性的危机严重打击了阿根廷的经济。阿根廷是农牧大国，其经济主要建立在肉类外销，而肉价突然暴跌，于是它的英国顾主有意「返国」。一九三0年伊里戈延总统的政府垮台，军队恢复了乌里武鲁将军的独裁，且危机继续恶化。乌里武鲁将军在一九三一年二月让位，合法的选举出奥古斯都。佩德罗·胡斯托为总统，他给各地大量地加税，以克服这次危机。

    总之，依现有情况面言，实不适合花费大批资金开始创业，但是修女们却这样做，她们遵循着戴格兰修女对于重大危机所持有的极特殊观念，最后还是她们有理。一九三三通年，修女们在印刷所中有更多的物品（二口脚踏车、二口缝纫机、二口裁纸机)，已足够开始工作了。

    第一批来到美国的修女是保辣·高得露修女和另一位修女，这次来时受到接待。当时有布罗诺神父，他是位充满企业精神的人，他把修女们在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接到纽约，并且安置在圣若翰洗者修女会的一间普通房子里，这房子专为接待客人之用。以后又迁居到布朗克斯，这里还有一位总主教，就是海斯枢机，对修女们不够热心。这两位修女同以后要来的两位修女们，首先是从事于意大利人的传教工作，但是常常感到委屈；有人催促她们放弃这大都会：「在别的教区做些尝试吧!」但这些言论并不能使她们动摇。戴格兰修女教导了她们要坚持到底，她们曾回答别人说：「会祖派遣了我们到这里来，这就是天主的旨意叫我们停留在这里。」她们停留在那里，在她们那种常久不稳定的局面中，保持安静，一直到总主教回心转意：「今后她们停留在这里，」枢机主教证实说：「她们在这里，很有益处。」

    在阿尔巴镇，戴格兰修女每周写一封信，追踪美洲各修女院的变化。印刷和推销已奠立了基础，开设了更多的书局，但在外国，修女们正遭遇新的问题，更容易发生挫折。例如：刚开始时不适宜有外表引入注意的书局，这也是为了税金的理由：不必做大招牌，只要送人一张圣保禄的圣像，使人知道他是谁。以后，切记会祖雅培理神父的规定：保禄会男会士和修女们分开工作，此外住所也要保持距离，就连工作的场地也要分开。最后，总不断安抚她们：「妳们尽力而为，在平安中，不要焦虑……．」

    的确，修女们做了她们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她们还不是圣人，因此，有时彼此不和睦、苛刻和不了解的消息、错误的批评等会传到戴格兰修女的耳中。她对于这些事自然非常注意，在答复的信中勉励修女们勇敢，但并不过度宽纵她们。如果发现她们的缺点，就特别把它标示出来；如果她们的某些态度使她忧伤，就坦诚地说出，就如她们在她自己跟前一样。她同美洲的修女们虽远隔大西洋，但她常站在第一线，不准迈向圣德的脚步缓慢下来，要尽所有的力量努力前进。

    请看下面的例子：戴修女在一九三一年给一位在巴西工作的修女的信：「常给我写信，告诉我一切，一切所做的坏事，妳悔改了的，妳定志了的……祝妳平安!妳要继续虔诚地工作，为获得内心的谦逊：如果人们判断妳好或判断妳不好，妳不必挂虑。圣保禄宗徒说：  『判断我的定是主。妳能向我诉说一切，一切事物，就如我亲眼看见这一切。我认识妳，我将来会评量，除了妳所做的真真实实地告诉我以外，别的什么都不必说，我有权利知道这位一事。述说故事的长信不必写，而事情的主要内容一定要写……妳们该把一切告诉我。当妳更谦逊时，妳就更好，上主将给妳更多的光照。希望妳能服从，甚至当妳以为妳有理的时候，妳会忍受冤屈。如果妳更爱天主，妳就会把很多事看得开……」

在一些给团体的信函中，戴修女也表现得很有活力。例如在「爱德」的讲题中，谈到（谦让)：「为什么借着一件小事而彼此争吵呢?为什么这一位表示喜欢这一件事，而另一位马上喜欢另一件事呢?……为什么我们度这么多年的修会生活还如此落后，普通教友们常做的事而我们却还没有做到呢?为什么我所知道的和使我很难过的都是这些事情呢?妳们愿意我跟妳们说什么呢?为什么妳们还那么那么骄傲呢!为什么妳们一点儿都不愿忍受痛苦呢!为什么缺少天主的爱!哦，如果藉着复活节的机会，你们要说很多祝贺的话，那我希望只收到一句话……只要这句话：『我们相亲相爱，我们一心一德』!这为我就足够了，这使我高兴。我能这样希望吗?」

    戴格兰·梅而珞修女写信给雅培理神父：「可敬的会祖，我祈求您伟大的慈爱，请您晓谕我们一切，改正我们：如果我们做的某事不对，希望您如慈父一样改正您的女儿。您知道：我在您的手中；您使用我如同一条手帕。我常很惶恐我做的不好，怕领导修女们……．怕有所偏差。当您有些时候不跟我说什么，我就不再感到安宁。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件好事，但我愿知道一切。我发现我现在变得很不宽仁，请为我祈求上主的矜怜!感谢天主!卑微的德兰修女敬上。」

    会祖雅培理给戴格兰的回信：「常常地，尤其要常有信心!为怀有这种信赖之心，有很多种动机，在五月（特敬圣母玛利亚月)还更该有信赖之心。借着天主的圣宠，特别是借着天主的爱，妳可安息在上主的怀中。为领导保禄会修女，为从事使徒事业，常要有依恃之心和正确的意向。我降福妳。铎末雅培理。」

    戴格兰和雅神父二人彼此的通信，是发现在同一张纸上。会祖把回信写在戴格兰来信的边缘上，这是为了节省时间和纸张。在巴西的圣保罗，「神贫」也在于严格的尊重所使用的一切，因此从一张白纸到活版印刷的物品，甚至任何操作的工具都要珍惜。这个新成立的团体只有唯一的一样东西可以「随意」用，这是雅神父明确的命令：面包，如此而已。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她们彼此间的一些简短通讯，这些史料没有确切地安排在保禄会的历史年表中。我们发现这一位戴格兰修女不但随时准备接受命令，而且好像渴望服从：这样是为了获得安全，也为了有保证。她公开地承认她需要感觉到有人引领她、有人扶持她，她怕错误，甚至她害怕她曾经犯了错。

    在别的地方，她犯了一些错，主要是因为她不只是一个机械式地重复上级命令的人。有几次她太积极的作为，使得新来的修女感到不安;也不是没有人，在第一次与她会晤时，就判断她只是个权力主义者，很霸道。因此她没有对自己自欺，尤其是检讨和省察自己是否每天该赢得这个会祖的头衔。她同雅培理神父平常不使用「会祖」这个头衔（雅神父也是一样，在某些情况下，正巧如前封信中，在签名时，前面只写「会祖」或「maestro」这个头衔（意大利文)开始的第一个字母)。在这两位的作风上，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出生地（毕耶蒙特)纯朴达礼的习俗，就如百余年来世代所遗留下来的典型葡萄美酒。

    说实在的，做一位会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戴格兰一方面要忠于保守自己的岗位，一方面又要确定自己的权力。这在保禄会青年修女的团体中，史无前例，做事时没有别人已证实的经验可借镜去遵循。尤其人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正是个「被人类败坏」的世界和「败坏人类」的世界，很多人宣称逃避这个世界才是唯一得救的法门。他们曾以二十年的时间竭尽心力，寻求一个别人在创办修会时不能给与他们的经验，也是没有人曾证实的经验，就连雅培理神父也没有的经验。的确，领导一座隐修院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烦恼，因为隐修院常在同一固定处所，它有相同的会规、相同的环境，也有相同的辛苦贡献，以及多年来，甚至数世纪以来相同的危险：在隐修院中，一切所遭遇的事故和一切的问题，似乎都有一个规定的解决方案。

戴格兰修女就完全不同了，她该为新兴的保禄会设置管理的行政技术，并且有时该用谦逊的药石，医治她那遗传来的急躁个性。她说：「是的，是真的，我常激动，这是我家族的遗传。事后我常发觉我的缺点，为此我感到遗憾。」戴格兰随后又立即重新开始神修工夫，打通谦逊的道路，感觉到自由自在并充满信心。信心，必须确定，可分成三百六十级，或者说要扩展到全保禄会，不分是哪个会院或哪个修会（雅培理神父创立了好几个修会)。凡是在保禄会男会士中、孝女修会中和协助会员们中，所发生的一切事，对戴格兰来说，都是有关系和最重要的，如此可使本会的修女们感到关心这一切事。

    戴格兰修女得到雅培理会祖的指示，筹备出版一种新的日报，而且是与众不同的日报。他们坚持的意念是圣保禄会的印刷品不当有所禁忌，日报内容关注到「人」，当是亲切而通俗的：「不只谈宗教，而是以基督徒的立场谈一切问题。」雅神父希望这报具备这个方向，就是为不同年龄的读者、为所有家庭，都具有吸引力和益处。他要求这日报要更大量的印发，因为他已略有经验——就如（阿尔巴镇的日报)给当地的贡献。

    的确，一九三一年在意大利不是创办天主教新报很顺利的一年。除了经济危机以外，从这年的春季到冬季，不断发生教廷与义国和解以后的严重冲突：法西斯政权反对天主教会的「公教进行会」，控告它超出纯宗教生活的范围，越权干涉政治：控告它任意欢迎仇视法西斯主义的人士；控告它竞选各地区的市长。并且还有：因为公教进行会有几队男孩子参加自由车活动，在某种情况下，只举起教廷的白黄色旗帜，而没举起义国的绿白红三色旗帜，这争论也被解释为直接攻击和肢体冲突。

    当时教宗庇护十一世个人也全力参与这事件，宣布法西斯的作为是：「侵略的风暴、强占、扣押、冒犯、反对公教进行会的会员和住所，而且同时动用残酷的暴力，屡次多数攻击少数，并且殴打手无寸铁的人民……」政府的极端份子说要逮捕全义国的主教，而其它较慎重的人则下令禁止教会的游行或破坏游行，并且在阿尔巴镇也遭遇到一些敌视的小动作。这场冲突在当年内结束，协议的条约是今后公教进行会由各地区的主教管辖。

    但在这阵暴风雨怒吼的时候，雅培理神父在阿尔巴镇的计划继续积极进行，并在一九三一年圣诞节（基督徒家庭)周刊的创刊号发行，并在一开始就用这个名称。在封面上印有耶稣诞生的肖像，下面的标题是：为妇女和女青少年。每份定价两毛钱，一年订费是八块里耳；只有八页，是黑白版没有彩色页（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增为十六页)。刊物时编辑、印刷及推销全由圣保禄会三位修女负责：她们是纳匝来娜·莫兰多修女、依纳爵·芭拉修女和菲律宾娜·巴达内里修女；负责发行人是罗莎卡普拉修女。其它同会的修女们在旁协助，但较大的重担落在三位编辑修女的肩上，她们每位编辑用不同的笔名讨论二或三个主题。一九三一年七月起，开始改印彩色封面，同时周刊已筹备就绪，成为基督化家庭——宗教及伦理的周刊，其对象不只是为妇女和女孩子们，而且也为男人和男性青年，并加上适合的红色标题。圣保禄会士路易·奥哲里神父做周刊的主笔，随后又有一些神职人员参与此工作。这周刊渐渐地成为家庭中人人必看的读物和解决家庭问题的模式。

    诚如雅培理神父所说的，凡事必须从小处开始，就如耶稣基督从伯利恒的马槽开始一样。圣保禄会修女在创办新日报方面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她们大胆地竟敢把创刊号印行了一万八干份。这在那个时代是个很大的冒险，但修女们特别努力推销，所以这种冒险性的大量印刷，不但成功地可以维持现状，而且慢慢地开始发展。一九三七年路易·扎诺尼神父就任社长，修女们的主要工作于是趋向于宣传方面。如此在一九三一年，在阿尔巴镇，由圣保禄会修女创设的（基督徒家庭)周刊，发行量跃升到全球天主教周刊的第一位。

    从一九二九年，圣保禄会已有一家自己的造纸厂，并装配有机械。雅培理神父为了纸厂的设备，依照那个时代和经济条件，花费了一笔冒险的数宇：一亿五千万里耳，而且并不止于此。为了印刷保禄会将来的期刊（发展或直销生产)，正好在经济不景气的一九三二年，他在德国购买了当时市场上最新型的卷筒印刷机。总之，在那个时代，慎重的人出售货物；精明的人储蓄钱财：有天才的人握存黄金。

    在这时有个独特的人和雅神父有着同样的类似个性，那就是在一九三一同一年当选为美国总统的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法兰克林。他破坏统治着平衡的老规定，成为全球经济学家、银行界及工业界的丑闻：他竟敢解除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则——他解除金元钱币，冒险使通货膨胀和纸币各处泛滥。英国政府从伦敦向罗斯福表示：「最忧苦的怨恨」；各报批评他为「罗斯福丑角」。只有英国的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尔·凯因斯支持罗斯福，他说：「自古以来，没有一位政治家，像美国总统罗斯福如此有胆识，敢扫除蜘蛛网。」还有多少蜘蛛网高挂在教会相对宗教没有善意的首领思想中!这些人在当时责备改革者为狂人，更坏的是也如此责备雅培理神父。在很多堂区神父住处，人们说雅培理神父正在犯着大不敬的错误。

雅培理会祖，这位神学家，从来就没有会晤过罗斯福总统：雅神父是否读过英国经济学者凯因斯的书，也值得怀疑。传统的经济把他们的新理论视为令人恐怖的学说，但是，日复一日，古老的规定、明智的传统正走向瓦解，这不是信赖这个人或那个人的理论。雅神父只依恃「虔诚、学习、传教事业和神贫」，这些都是使保禄会能够向前移动的车轮。还有就是雅神父有企业才能的先见之明，使他达到这种成就；更重要的是他每天四小时的祈祷、默想万民四末和一月之久的圣依纳爵退省神修。

    为圣保禄会修女，在阿尔巴镇现在感到需要更大的空间；于是雅培理神父请人为她们建筑了一座房子（先前曾说过)，是向圣卡希诺取得的土地后来名称为博玺局·皮亚卫，这里将做为圣保禄孝女会的总会院。但此处占用的地分成数阶段进行，慢慢地这座大建筑物可以使用。起初还没有暖气设备，所有的窗子都没有玻璃。这时戴格兰修女来到，领导工作队：挂上窗帘布、安排桌椅、厨房、寝室，以后可以使用已设置的发电机，但有时还得依赖蜡烛，这些蜡烛是戴格兰修女预先料想到而带来的。而在一九三六年将这座祝圣的哥德式美丽教堂，献给天上导师耶稣基督。

    有一位修女注释说：「她开始站立在我们中间。」女修会现在由戴格兰修女领导，因为与雅培理神父相遇的机会不多，她第一次体验到独自一人发号施令的伟大和卑屈。现在她所面临的下只是阿尔巴镇印刷厂内微小的改革，而是研讨保禄会传教事业的国际发展，并且也使其它地方新成立的会院内，加入总会的生活方式。从一九三五年戴格兰修女设立了一个固定的和个人的通讯方式，所有的修女，不论是附近的或遥远的，每年每个人都该给她写两封信：一封为圣诞节，另一封为圣保禄庆节（六月二十九日)。共同生活的问题在意见上并非全都一致按部就班，现在所讨论的是如何维持修女们的团结，她们分布在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地。一个修会的团体，当在教堂或小教堂供奉圣体时，修女同她们的长上真有「一家人」的感受。室内装饰、家具、设备、电灯、暖气等甚至可以缺少，但不能没有圣体柜内吾主真实的亲临在。

    如此，在等待新的教堂期间，在临时的小教堂里，圣保禄孝女会已开始她们基本的活力，这活力把她们组成为特殊而奉献的团体：开发神修动力的能源，开始夜以继日不断的朝拜圣体。请看如何从阿尔巴镇的博尔高·皮亚卫，实施到全球各地的圣保禄孝女会：

    第一要务是要赞美和光荣天主。朝拜圣体，每星期轮到一次，每班次是两小时，祈祷的修女定二人一班。白天轮到初学修女和不同的团体，黑夜轮到已宣发圣愿的修女。祈祷经文常调整方式，而主题是耶稣为「导师、道路、真理、生命」。阅读圣书、反省、念欢喜奥迹的玫瑰经，内心检讨；随后念痛苦奥迹的玫瑰经，求恩；最后念荣福奥迹玫瑰经结束。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不知不觉已过了两小时。在黑夜中我们跪在祭台前的台阶上，白天则跪在领圣体的栏杆前。很多次我从深夜时分的班次回来……圣体柜开着（神父在下午七点半圣体降福后，打开圣体柜)：万支蜡烛向耶稣表示我们的信德并光照两位祈祷中的修女。   

    教堂外一片寂静，无一点儿声音。有时一些夜行人，就在窗外走过；行人还在远处，我们已感觉到，我们有些震惊……：我们注意到，我们本能地转向窗子，窗予装有铁栏杆挡着，希望行人快些走远……朝拜圣体第三部份结束后，其中一位修女站起来去叫醒下一班轮到的两位修女，这时另一位修女在等侯着她们。

    自然地，当时教堂没有暖气，我们也不在乎这个。在冬季寒冷的月份，黑夜我们披上又长又深暖的黑布斗篷……我们有两件，我们把斗篷由上一班次传送给下一班次。这斗篷是戴格兰修女亲手为修女们缝制的。戴格兰如同其它所有的修女一样，轮到她朝拜圣体时，也披这斗篷，她念同样的经文，同样的圣书和反省等，另外她加上别的：就是不能不在天主羔羊前唱歌。

她在一人行路或有伴同行时，多次与修女们相遇就唱歌，对她来说一切机会都适合唱歌。圣保禄宗徒也曾如此做，当他同息拉在斐理伯坐牢时，「约在半夜，在监狱最里面的小房子里，保禄和息拉祈祷唱歌赞美天主。」（宗十六25)

    「由于有了过去的经验，我们很成功地给专业人士：律师、博士、药师等散发了很多书籍。」这是戴格兰修女给修女们写信告知的。关于不同版本的圣经，现在进行顺利，若假以时日，确定比预估的更好。但是她们该先经过艰苦的十年，十年之后大公会议才明显地肯定：「重要的是信友们该广泛地研读圣经」，或是旧约或是新约。

    雅格·雅培理会祖以超人的冒险精神，首先做到了这一点，他为机械和厂房特别投下了很大的资本。他以大出版业者的直觉和勇气，不必等待时机的成熟，因为他贡献人力，设法使时机成熟。当时他没有背书的支票也没有任何保障，但已经在三十年代，使圣经不同的版本和分开的装订本，流行在市面上，一方面向有成见的人挑战，一方面向无知的人教诲。

    为推行雅培理神父的这个直觉，戴格兰所领导的圣保禄孝女们的辛劳功不可没。她也教授推销的特殊技术，在一九三四年的一封传阅信件中，这样写着：「一个推销圣经的好方法就是：给一个人带去拉丁文、义文的圣经，整本的圣经和分成小册的圣经，请人选购最喜欢的版本。若这人选购了一本圣经，请他在一张纸上做一个声明，请他说：我选购了圣经……我满意……：我高兴……这是一个美好的版本等等。以后再到另一个人那里，请他看前面那人写的声明，如此继续进行，由众人写二、三句话，或至少签名。不一定所有的人会接受，但大部份是可以的。妳们因上主的名去尝试吧!」

    根据以前的失败经验，如今从阿尔巴镇的印刷厂，发行了令人喜爱的圣经；这些圣经使人满意，就像最初一些买圣经的人说的：「拿在手上，感到舒适。」事实上许多事物在改变，并且有时连做首领的人也不能抓住每一时刻的现象，而这些现象是经由一些表面上不连接的情况表现出来的。

事实上在最初的三十年以前，对某些事物，人们开始谈论过去。比方用兽力（有时也用人力)推动的车子，把书和报纸运送到火车上；而现在改观了。有一天出现了第一辆大卡车，以后渐渐地有汽车、小轿车……对机械和所有印刷设备面言，谁还想去买廉价物品?谁还常常去卖旧货的市场买破产的拍卖品?现在会院内有些窗子还等着装玻璃，不少房间等着装暖气：但是在印刷厂内，现在各处新的和进步的设备高居首位。用「更快速和更有效率的方法」工作，在这个工厂里已成为一个事实。

    但是并非一切都自动地平安进行，尤其在长久经济不景气的这些年。一位圣保禄孝女会修女总不能「买现成的」，而必须慢慢地培育，这是现今存在而将来常常存在的神修上的培育问题。这技术不可以用任何机械来代替，戴格兰就是为此事而劳心，于是用讲话，尤其用写信，首先在她的传阅信件中，以后则用会院内的报告（总会回声)，这通讯方式在一九三四年初开始发行。

    此外，在经济危机的这几年中，必须试图以附近的或遥远的书局为生。有的人想买书而没有钱买；有的人买了书而迟迟不付款：有些人和穷困的本堂区，只能做他们所能做的。还有别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书在某一意义下，单独销售一空：而另一些书——内容有深度的、丰富的、较重要的，却相反地卖不出去，必须强行推销。要卖出一本这种书，付出的辛苦超过流行书十倍……这些问题自然传到戴格兰那里，给她很大的冲击。

    戴格兰回答、处理、解决。她的那些指示简明而有效率，这使人联想到做总会长的人都有快速决定的特征，而戴格兰更是如此。她首先能够把她们的问题或阻碍，例如：顾客不能按时付款、赊帐而不快还钱等书店的困难，引用来做为陶成修女们的教材。比方，一九三一年的一封传阅信件上说：「我从几乎全部修女那里听到怨言，就是客户不给妳们按时付帐，妳们要担负起很大的责任，妳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经过研究之后，我们认为这些过错可能就出自我们本身，因为我们没有承行天主的圣意……」随后她解释说：按时记录定期的帐目报告，尤其是没有什么新货可记载的，本身就是件行政上的麻烦事。但是谁曾想到这是符合上主的旨意，在暗淡的日期上看见上主的光辉

呢?这还不够：「不可能把一切都做的好，但是如果我们以诚恳的心情去承行天主的圣意，我们一定会成功，而且一切进行顺利。妳们可能寻找妳们所不希望的协助，妳们可能寻找比较容易的工作，尤其寻找物质方面的协助，妳们该相信实际上正是如此。妳们马上发信德吧!……常是信德不够；常常我们想把事情做好，是因为那更合乎我们个人的意愿。不是这样吗?」

    随后又写道：这是另外一个经历：某些书「言词只充满情感而内容空洞，如烟雾一般容易消失。」而其它「有深度的」书反而堆积在店内发霉。好啦，妳们看商业版本与宗教版本之间的区别，职业版本与灵修版本之间的区别：一般来说更有益于人类的书遭到遗弃。如果没有人找这些好书，我们该向人介绍这些好书。我们的使命不就是把天主的圣言传给那些不去找圣言的人们吗?

    没有人曾经许下，向发过愿的修女们谦让，和给她们什么便利。虽然戴格兰修女不会引用希腊哲学和教会的教父著作，但她的演说充满智慧。她用自己的信指示修女们，并不注重文辞；她本人常是主角，甚至在圣德方面，她要修女们更加了解在个人身上所实现的事，实际上是天主在我们身上的行动，我们只是接受和顺从天主。所以，她不用激烈冲力去发展出版方面的使徒事业：相反地，她以纯朴的态度把一切都交给天主去管理，而尽量使修女们成为完善的工具，更适合祂目的的工具。圣保禄宗徒曾向罗马人说：「圣神也扶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祈求才对，而圣神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代我们转求。」（罗八26)

    戴格兰在进步中，并且日渐成熟，可做教育家和导师，虽然她从未登上讲台；还有，她如果要写一个重要的文件，便谦诚地去请教一位同会的修女再看一看格式。还有的就是她缺少那个时代很多长上普遍的习惯（实在说这是她的天真无邪而非缺点)讲话时注意隆重仪式。各修院会母和总会长们，的确有很丰富的特长，但是他们在说话和写信时，偏爱仿效当代最出名人的演讲方式，引用拉丁文，做些华丽的比喻。然而戴格兰修女在写信和演说方面，常是保持着朴实、亲切的风格，所用的布告和比喻都是日常生活中她本人所体验到的事。

    总之，她知道如何保存她本人原有的形象，她那与生俱来的现实主义使她不信任一些兴高采烈的事，反而愿意去了解人的困苦、软弱，使她对这些不感到恐惧。就如她当时坚持在要求上，不企图直接的成就，不企图迅速的好结果；对于某些不愉快的环境，尽量容忍，遇到不能做到的事，也要胜过困难。

    戴格兰不允许意志的软弱和神修上的怠情，这些会使一切事物无法向天主和向我们的责任交待。关于这一点为她没有妥协的余地，她会马上回想「万民四末」：度过的每一日，警告我们所有的工作，表现的或好或坏，都关系到我们的永恒。在这远景中，修女不准许有不完美的品德，也不准许在做牺牲时还有甘饴的慰藉。如果预测到妥协的气氛，戴格兰会表现出很明显和严格的态度，立即指出这是「魔鬼的陷阱」，要改善信德的不足和神修上的怠惰，连微小的事也不放过。甚至以印刷品传教——使徒事业上的忙碌也不能使某些缺失合法，因为圣保禄孝女会的第一目标，和其它一切修会一样，是个人的成圣。关于这一点，我们听雅培理会祖在一九三三年，给戴格兰修女的一封信上所说的话：「要向圣保禄孝女会的修女说：希望她们竭尽全力把足够的信心寄托于天主，而不是在自己身上，但也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当然，使徒事业是她们的辛劳和职务，但这应视为修会的次要目的，重要的是她们应避免生病。上主，将因她们的信德和纯正意向，赐给丰硕的果实。」

    当时，雅神父如此说，戴格兰也为此，细心地向修女们转告雅神父的思想。但是有几次，这种传达的方式和时间等都不够明显也不清楚，所以这本书确实也不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就是究竟极服从的戴格兰，从会祖方面所说的，转达了多少?而她自己方面，在传达时又增添了多少?

     戴格兰修女现在开始访问活动，在两年内做了两次横渡大西洋的旅行。规定的和紧密的通讯，对于和遥远的会院联系是很珍贵的，但还感不够，还需要本人亲自去看、去交谈、去聆听，以前她在全意大利各处的视察就可以证实。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美洲的环境与意大利非常不同，对数年远离故乡的修女们需要加油打气。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戴格兰在热诺亚登上「奥古斯都号」轮船，前往中美洲。虽然她不受晕船之苦，但这是初次旅行，而且必须经过很长的行程，为一个健康脆弱的妇女实在很吃力。单独一人的一次旅行：这是雅培理神父如此规定的，当然他对她有很大的信心。尤其是借着信心，在这个决定上，实在完全表现出雅神父做领袖的风格，他喜欢快速和效果：在服从方面也是如此，他不喜欢征求各处的意见来商议。戴格兰在船上一人生活在孤独中，脱离长期团体日常生活的节奏，不是件轻易的事。但是，就如在本书一开始我们所陈述的，她平安地，在一切困难中适应新的事物。

    现在要另外叙述圣保禄孝女会在美洲三处会院的情况，就如戴格兰在那里所发现的。她到达巴西的圣保罗，已看到刚安装的印刷机及许多小机械，和已出版的（基督徒家庭)周刊。此外修女们已找到固定的住处，她们开设了一个书局。而她正要向前迈进一大步：购买一块土地（五千平方公尺)，为建筑更大的会院和初学院，这里已有第一批圣召。

    四月八日到达，六月三日戴格兰又在圣多斯登船离开巴西，前往阿根廷。这里为建立修女院，受了很长时间的痛苦，但修女们终于在一九三三年开始正常工作：她们有脚踏车、裁纸机、缝纫机，并且这里已经有关于宗教教育的平民化刊物（好天使)。从意大利来的其它修女与最初来的两位修女（同在巴西和美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在这时阿根廷的女孩子们常来修女院，给予一些帮助，对修女们表示关心。总之，这里的情况适合招募早期的新兵。的确，一九三六年所住的地方太小，已很不适合做为初学院的住处，但圣保禄孝女会看上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外的一座大厦，这里可做初学院之用。

    戴格兰现在可由周围的环境认出修女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她写信给意大利的本会修女，传达阿根廷的情形。她开始有了没有发表过的感觉，推翻她过去以欧洲为中心的见解，就是：「在这里人们谈论欧洲，谈论欧洲人，谈论离开欧洲，均使人感到冲击。」

    以后，在本有的方言和时间方面，在新大陆，一些事给了戴格兰打击：「中美洲是个很败坏的地区，在宗教教育上没有好基础的人，会很快丧失信德。这里有俄国人、德国人、土耳其人、希伯来人和誓反敬徒。意大利人为数最多，他们也随从别国人的习俗；但也有很好的天主教徒，很壮丽的教堂。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九：一四年)举行全球圣体大会，对本地有很大好处，全国的人都乐于回忆这事。这里有些好的，但也有更多坏的，魔鬼在此工作，不止息地工作。跟我谈过话的人，都说喜欢印刷品、喜欢我们保禄会的印刷品和我们的使徒传教事业……请你们只想一件事：在这里，在许多印刷厂中，有一家印刷厂在印魔鬼的日报，它有魔鬼的形象，为迷惑人……而它竟是完全合法的。我们的修女做了很大的牺牲，并在很多困难中，尽所能的在工作。」

    她说这些话，是因她习惯说实话，为她来说，很自然的要指出当地没有制度、没有组织、方法和标准，这也不是她的幻想。面对这些不利的情况，「最重要的是每位修女该习于舍弃本人的意愿，养成牺牲的精神!」那么该在何处加强呢?戴格兰修女说：在圣保禄孝女会修女的素质方面，必须教育她们有基督教义的基础，放弃个人意愿，征服外来的诱惑。

    在美洲有很多要做的，有无限的任务须完成：但首要的事务是每一位修女生活「不是为现世而是为永恒；不属于地上，而属于天上。」出版的使徒事业也要经过这些难以相信的路程，渐渐发展茁壮（「没有成效」这句话，恐怕戴格兰修女一生中从来没有说过)。

    最后，戴格兰在纽约下船。这地方的情形刚开始时极困难，因为保禄孝女会修女初到时，没有教会合法的身分，艰苦地等待了很久，但是考验最后获得胜利。圣保禄孝女会修女该感谢她们本身的执着、圣保禄会神父们的协助以及些高级神职的支持，他就是盖埃塔诺·阿凯西蒙席，原是义国人，现入美国籍，他终于说服了海斯总主教，如此可以再派其它修女们来此做为生力军。修女们首先只同意大利人接触，以后经过不停的辛劳，工作的光芒才慢慢放射出来，学英语也渐渐有了进步。

    戴格兰修女在纽约找到保禄孝女会的小会院，是在市朗克斯租赁的住所，座落在拜伦大街上。她们终于有了合法的住宅，这里已经收了第一位美国望会生：这里面积不大，但是将来有更大空间可成为本会的产业。纽约和这里的美国人民很快就得到戴格兰修女的喜爱，她决定尽快再回到这里来，将来必须协助修女找新的住处，甚至可能贷款买新住处。做了这第一次的旅行后，乘「白手公爵号」轮船回国，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在热诺亚下船，两天后，回到阿尔巴镇。刚一到总会院，就领全体修女进圣堂，用她最喜欢的方式感谢天主，就是唱歌，就这样建立了一个传统：凡结束她的旅行时，「帝王号」轮船在大西洋上摇摆

    第二次登船前往美国，是在一九三七年元月下旬成行，二月四日到达纽约。同年二月二十七日又登船返国，在拿波里下船后，三月六日到达罗马。保禄会修女在纽约的团体现在要去斯塔际岛上自己的会院，必须常常乘船，因此这些修女们成为船上的常客，变的非常平民

化。在推销书籍的同时，也常收集衣服，寄往传教区；如此早出晚归，她们的袋子从未空着提回来。

    行程短而快，所以在大西洋上，世界最有名的船就是「帝王号」，被称为意大利航海业的珍珠，它有五万一千公吨重，二百四十九公尺长。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因是横渡欧美航线最快的轮船，曾获得「蓝带奖」。但是在一九三七年，戴格兰的这次旅行中竟然遇到意外，大西洋上的风浪使船摇动的很厉害。她曾给修女写信：「妳们想一想，像帝王号这样的庞然大物，被海浪冲击的像一根干枯的细树枝：被海浪扔出，以后又被沉落在漩涡里，受冲击而摇摆，发出破裂的声音，好像在压榨器中受压挤而哭泣。这一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是默想的好题目。」

    她对那些在卡斯塔尼笃居住的家人，关于这次旅行的遭遇只字未提，这是为了不使他们焦虑不安。以后再从罗马给她的父母、兄弟、堂姊妹和侄子们写信，请他们原谅。在向他们报告这次旅行时，她解释为什么以前没有写信陈述大西洋上的狂涛巨浪，因她愿所有的人安心：「我没有受苦。船上的人都惊奇，并对我说：您是一位英勇的女水手，是海上的英豪。请想，几乎所有的旅客，因晕船都躺在床上时，我却常站着，也没有少吃过一顿饭……」

    为自己的团体，戴格兰把去美国的两次经验浓缩成六点：（这就是我所学到的)做为这文件的标题，保禄会的每一位修女在一九三七年二、三月的（总会回声)中，都可以找到这篇文章。我们可以发现她的基本信念因第一次的海外经验而更为坚定，在保禄会的灵修方面更为加强。

    首先：「在一切事物上，不论中意与否，我们该常看到天主的圣意，并对各事物保持平静和安定。主要的是：从我们好父亲天主手中接受一切。」跟随一个艰辛的邀请：为了我们圣召的大恩，对天主永远感激不尽，我们保禄会孝女的圣召是多么美丽和多么伟大。对这一切，只有将来在天堂才能懂得。下面是读书的问题：「当旅行地球一些地方时，就会更了解如果在圣德上再加上知识，就能做出更有益于人类的福祉。必须对要理问答特别重视，如在会院内所学习的一样。」她对于每位修女的文化增长，给予确切的鼓励，因为学识关系到使徒事业的效果、同别人往来的质量以及交谈的价值。

    并在同时，她更有力地打击她们自做主张及臆断独行的作风。其它在传教区所学到的就是：「是天主在做一切，而在我们方面，我们必须消除阻碍，也就是我们的自私自利和我们个人的成见，这就够了。假如我们不克制自己，就一无所成，因各处及随时都有悔改的机会。若我们不克制我们的思想、幻想及心情，就容易失去修女的精神。更该常常除去『我』，这时天主才会做主宰。」

    现在我们再谈这句话：「德学兼修」，这不是很多事情中的一项劝告，而是陶冶活力的一个指南，且完全符合会祖的想法。圣保禄的修女该是有学问的人，这不是文化上的装饰品，而是由会规所定的责任，不读书就不能说她们完全受过陶成，也不能充份响应她们的圣召，尤其在一个非常需要学识的场合工作，就是以印刷或出版做使徒事业：不仅如此，修女们中也该有些人是编辑、是作家。雅培理会祖坚持：「不惜任何代价，妳们用功读书后，致力于编辑工作。」有许多修女，在读数年书之后，该效法第一批编辑（基督徒家庭)周刊修女的好榜样，继承她们的工作。

    戴格兰修女在会祖的这些指示上，加上了她本人赞同的附和，因为她强烈地提醒为做保禄会修女，迫切需要一个强健的文化准备。基艾沙的学校，除了教授她们许多东西外，尤其教导她们深刻研究判别知识的能力。戴格兰本人曾利用每个机会——每周时刻表、课表、演说，为使她的学识有所进步。有些修女另外要求能在修会规定中，完成更高级的学业，尤其为能够响应雅培理神父所交付的迫切任务：「必须使保禄会修女接受陶冶的文化，为提升她们的使命。在修女们中第一任务就是编辑。」

    戴格兰同样的看清这点，而献身于此工作：我们要有会写作的修女，需要马上开始准备她们：「编辑是我们宗徒事业中最难的部份……我们为那些献身于写作的修女祈祷吧!为使她们有好的成就。」

    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之间，推动了一个宗教学的课程，秘密的，学生也不多，有点像是试验性的。但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了哲学和神学的正规课程，开学和结业都有隆重的仪式。戴格兰修女参与神学课程，并且总不失去看望这些「大学生们」的机会。一九三五年开学时，她给她们订定了三点规范：「一 、谁读书，就该有纯正的意向，就是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只为求天主的光荣和人灵的益处，否则不会成功。二、该依靠天主，一人读书，好像四人学习，增加四倍的效果（就如跟天主立的「誓约」中所说的，或者说是成功的「秘诀」)  。三、该听老师们的话，看作来自天主的话。」

戴格兰在自己的工作上，对于圣保禄会修女们的学习发展，明显地也隆重地强调所决定的重要性，并且雅培理神父本人也表肯定：戴格兰是会祖恒久的助手……她引领圣保禄会修女们从事特殊的使徒事业——为那个时代，按常人的推断，这是一件不寻常和困难的事——但在戴格兰的领导下，竞达到目的，她把修女们陶成为作家、演说家、技术人员、宣传员和对电影、无线电广播的专业人才。

    现在保禄会院一切都在快速进步中。对于初创时的结构已感到疲倦，因为雅培理神父催促这结构前进，所使用的精力近乎像暴力，所发表的和所实现的新事物一天比一天增多。

    一九三三年初，阿尔巴教区的雷主教去世，在同年夏季，蒙道威的巴纳伯会士路易·利·拉希蒙席开始继位，他是一位天主的勇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暗淡的时期中，众人都认识他。他是同圣保禄会一起生活的第一一位阿尔巴城的主教，他也是在最早的开路先锋队之后，第一位看见圣保禄会在意大利以外扩大发展的主教。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之间，雅培理神父派遣了保禄会的神父和修士们（大多是赤手空拳)到西班牙、波兰、印度、日本和菲律宾等国创立会院。

一九三六年有另外一个大跃进：在六月，会祖雅培理神父迁移到罗马，保禄会院在格达伯费德路，派遣贾卡铎神父做阿尔巴城的区会长，直接由雅神父管辖。如此，圣保禄会的高层人员同罗马基层机关时常接触，为将来可建立良好关系。数月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戴格兰修女也从阿尔巴城迁到罗马，在这里创立了圣保禄孝女会的总会院，随后初学院及读神哲学课程的学生也跟着来到这里。如此，读书的修女们可以到罗马教会的和非教会的大图书馆去看书。

    在罗马，人们等待雅培理神父的另一个惊奇的事件：一个新的修会——耶稣善牧会修女，简称「善牧修女」。最早的修女有两位，其中一位是雅神父已选定的。目标很美好：陶冶修女们成为专业人才，在本堂区从事牧灵工作，由教授教理到参加公教进行会：由幼儿园到女孩子们的劳作室：由看顾病人到教会的礼仪。还有参与司铎救灵工作的妇女，用传统方式收集时代所需要的新闻：并且有些妇女是典型的保禄会修女。就如她们用书刊、报纸、无线电广播、幻灯片等开办文化事业。

    目标实在美好，并且注意到圣教会各方面生活的一个典范。但是面对当时的情况，修会的成员在现行的工作上还不够用，该怎么办呢?会祖没有提出许多明确的指示或动机：「她会懂得我的意思」，在他继续快速的行动中，基本上就是这样，戴格兰修女能专心等待会祖的解释，而明智地服从常制造奇迹：她不是忍受，而是在合作中直接行动。她叫来一位修女，跟她简单地说：「会祖愿跟妳谈话」，随后向修女们宣布创立新修会，并这样劝勉她们说：「妳们看这个计划表，我们要实践为这新团体寻找圣召的工作，这工作该致力于牧灵事业。」这是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两个月后，又再度劝勉说：「一个为圣召的特殊宣传，尤其特别为善牧修女会宣传，是件非常悦乐天主的事。」

    由雅培理神父直接的和个人的经营，一年后，这新修会在瞻匝诺找到住处。雅神父和戴格兰在一九三八年，欢送善牧会修女起程往新会院去。还是用习惯的方式：供给她们经费，总共给了一百里耳，不过戴格兰修女还是秘密地给这群修女两百里耳、一些面包和一些香肠；暗地里，像偷窃似的。

以后她继续关怀她们的生活，她本人细心地协助她们的需求：给她们建议、写信、做简短的访问，并且「借用」训练圣保禄孝女的方式去陶成她们，并协助读书，特别是准备考试。耶稣善牧会的一位修女谈到戴格兰时说：「我们可以说女会祖喜欢我们，她在一个便条上给我们写着：『我在妳们所做的美好事情中陪伴着妳们，我对此事高兴。愿天主受赞美。」她们也喜欢戴格兰，而且在一九三八年，她们款留她作客一段时间，因她的健康情形比以往更孱弱，她也曾去她们在瞻匝诺的会院修养。

    一九三七年在圣保禄孝女会的历史中是重要的一年。修女们的传教工作进展快速并同圣保禄男会士并驾齐驱，但这时正遭遇到扭转世界局势的事变。

    一九三七年元月八日，阿尔巴城的修女们为三位同会修女送行。她们是安薇琪·苏达诺、艾莲娜和柯蕾欧菲，起程所去的地方比去美洲还更冒险：她们正是去中国。她们已找到一个保禄会男会士工作的小地方，男会士是在一九三四年到达中国的。

    就在这几天，听到在中国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国民政府的台柱——蒋介石总司令的国民党军队同毛泽东的革命军和谈。他们在做殊死之战后，现在双方军队愿意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为驱逐日本人。这时日本人已将他们的军队驻防在东北的满洲，而且在中国本土也有军队驻防，这也是「不平等条约」的结果之一。原在本世纪初，义和团叛乱之后，清朝接受西方列强（包括日本)这些丧权辱国的约定。条约中提及：日本在中国领土内驻兵，是为了「保障联络北京与海岸之间的贸易」。日本军队在这里主要是保障他们本国人的经济利益，因为他们同中国人的商业有无情且激烈的竞争。

     就在同一时期——一九三七年冬季，在东京发生了所谓「二二六事件」。一批少壮派军官有意清除「腐败的执政党」，而以武力清理内政。他们只杀死了财物大臣和一些达官显贵，但没有伤害到首相冈田启介，却杀了另一个人，就是首相的堂兄弟做了替死鬼：这次叛乱的结果是后来枪决了几个叛变的军官和引起两次政治危机。在六月，第四十七代皇孙近卫文磨开始掌握政权，他计划改革，在立宪政体中求进步，得到和平。

    就在这时，开始了三位圣保禄孝女会修女的冒险行程。她们在元月时，整整乘了一个月的船，最后在汉口登陆，遇到保禄会男会士，他们是在两年前带着小型印刷机来到这里的。汉口本来可以做为她们的住处，但是后来南京的主教于斌（后来升为枢机主教)邀请她们迁到他的城内，这城当时还是首都。为此，保禄会的男会土和修女们一起出发，乘船慢慢地在长江上前进，主受难日到达了南京。复活节后，机械和印刷的材料运到，如此，雅培理神父的男会士又开始印些东西。这时修女们被安置在一间小房子里，开始学中国话。

    但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距北京三十公里处，在一座古老石桥——「马可孛罗桥」（卢沟桥)附近，发生了一件事。这事本身并不重要：中国军队开了几枪，阻止过桥演习的日本军。随即向日本说明和道歉后，似乎结束了这场冲突，但在随后几天内，又放了一阵枪，也分不清楚是哪一方先开火。双方领袖这时都干涉这件事，并且在误解和敌视中，直到七月二十七日，当时日本近卫首相在东京宣布：日本军在中国已采取行动，为建设一个东亚「新秩序」。表面上看来，多少好像是个政治动作（虽然口号冠冕堂皇)，实际上这是日本侵犯中国的战争：可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日本的轰炸机摧毁中国的城市，军队向前推进：不到几个星期，上海及南京相继陷落。在街道上、在田问小路上，沿着河岸，各处挤满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有的推车子，有的背包袱，扶老携幼，向各方逃奔。在这些难民中也有圣保禄孝女会的三位修女安薇琪、艾莲娜及柯蕾欧菲。

    这是圣保禄孝女会三位修女的「长途行军」，她们跟保禄会男会士走散：本来企图到上海，但徒劳无益，又折返南京。但现在被「新秩序」驱逐出境，她们应在中国的边界以外寻找出路。她们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竟成为孤独无依的人，没有保禄会男会士的消息，也自然不能跟他们通信。戴格兰修女在罗马只知道在中国有战争，而为三位失散的修女不断祈祷。

    三位修女的行程经过了水路和早路后，终于顺利地到达香港；她们从香港想去印度，因为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有保禄会男会士的会院。她们到了印度，但是听说她们不受欢迎，很不受欢迎，并且，保禄会男会士本身已不被新德里总主教所接受，正找机会把他们赶走。这时还收容保禄会修女吗?当然不行，暂时收容也办不到，于是三位修女该尽快离开此地。

    但是至少从印度，她们可以同在罗马的戴格兰修女取得联络，要求总会长不要命令她们回总会院，而去其它任何地方都可以。终于从戴格兰传来一个满意的答复：菲律宾，那里有一座圣保禄会的会院，可给她们供应一切协助。所以，她们离开了新德里，在孟买上船，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三日安抵马尼拉，而结束了流亡生涯。

    在这里三位圣保禄孝女在圣思格拉斯第嘉公学的本笃会修女院附近，找到了妥善的安置，因她们三人健康情形欠佳，故在此休养了二个月。在十二月初，三人都移至八打雁的利巴，这里有圣保禄孝女会的修院。就这样在经过战争的逃亡、被驱逐、历经数月的跋涉后，终于在菲律宾开始了圣保禄孝女会的事业。

    戴格兰修女在一九三七年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请他们送来一篇农业学杂志上的报导，这是她在本世纪初在家中所看过的。她需要这知识，为叫人好好地耕种总会院四周的那片好土地：而且或许还可以饲养蜜蜂。

    在她走过的地方所遇到的任何事物，都该用某种方法为修会的目的而使用。不利用所发现的事物，对她来说，好像是扔掉东西：对神贫愿来说，这是有罪的浪费和不服从。她——就像从雅培理神父所学到的，有五种任务：「放弃、生产、保存、供给、建设」，这为表示实践神贫和不断的工作是完全一回事。还有，雅培理神父不参观极著名的圣堂，对千年历史的古老隐修院置之不理：他认为在旅途中经过这些地方，如果留连，是浪费时间，是无益的分心，最好是不延搁行程，早些到达目的地。

    戴格兰修女却不是这样，她喜欢，也使别人喜欢爱用些时间和机会得到纯洁的快乐和建设性的平静，例如：欣赏增加信仰和具有艺术价值的古迹、自然界的景观和一天当中特别的时刻，如日出、日落等，以及散步中的特别事物……在所遇到的这些事物前，她喜欢伫足观赏，同修女们分享心情的状态和感触，随后她会毫不费力地把这些事物与超自然界相联结在一起；有时，一边默想，一边唱着歌。她特别喜爱圣咏第一百四十八首欢跃的赞颂诗：「请你们在天上赞美上主，请你们在高处赞美上主……太阳和月亮，请赞美祂：灿烂的诸星，请赞美祂……」

    雅培理神父指示圣保禄孝女们个自注重身体，因为从事使徒工作，需要健康的身体而不是生病：关于这方面，戴格兰修女再加上更详细的说明。例如在一九三八年的一封传阅信件中，我们发现了这些提示：「我该给妳们一个重要的嘱咐，就是：好好照顾健康，预防生病；首先用普通的方法照顾身体，就是来自善意和来自医药上最基本规定的习俗。夏季最好晚半个小时起床，多吃水果。假如可能，也设法多吃葡萄维持健康，这样可以避免很多小的病痛和很多的不舒服。

在一九三八年这个时代，很多人建议用葡萄治病，认为有效，因此葡萄的庆节或纪念日特别多：甚至在法西斯的统治下，规定「葡萄是季节的水果」。法西斯政权禁止人与人的往来中使用「您」，而须用「你们」或用「你」来代替，因此在前面所提到的传阅信件中，戴格兰修女通知修女们为避免发生别的问题，曾说：「最好我们随从新的规定……不必多加批注。」

    有一个从最初创立修会时就存在的问题，只不过在修会初步基础巩固之后，更表面化而已，那就是圣保禄孝女会只照顾印刷品，和推销书籍及日报等工作，就够了吗?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传阅信件中，女会祖戴格兰公布说，从开始到现在，是在选择理想工作的目标，而今天该是规定确切内容的时刻了。还有，雅培理神父的构想是圣保禄孝女会如同修女们的家庭，也如同「训练技术的会院」。那末，必须现在就成为这样的会院，促使这样的理想实现。训练技术的会院指的是「写作、印刷和推销」的团体；当时，戴格兰修女继续说：「对于这些工作该付出全部的精力和勇气。为了集中编辑、印刷和推销自己的产品等的一切精力，可敬的会祖曾画出一条路线，使修女们忠信地随从……」

    这时，第一个结论是每一个书局要更改商品陈列的橱窗，把其它出版社所展示的书籍撤走，换成自己出版的书籍，所陈列的物品该带有本会的风格和多变化性。如果在橱窗内给圣经福音保留较好的位置，而给其它各种书保留一些地方，当然，这样的展示最好。

    我们当然可以说戴格兰修女在第一批修女中，由会祖选出而付与重任，她是借着学习，在工作上自我陶冶而成。在阿尔巴城，由基艾沙神父所教授的信理神学和伦理神学课程，特别适合为她和为其他先锋队做准备，但谈到更进一步的深造，是派有天资的修女去读更高级的学校。她们甚至该成为著作家、刊物的主编、书籍和文集的出版家，用她们将学成的其它宝贵技术，从旁协助别人：准备在大众传播界，使司铎和会士、教徒、群众和团体认清方向。希望她们在报纸、书籍、无线电收音机、电影等方面拥有专长，对她们的时代，成为创始文化的组织人，补足神职界不足的经验，因他们对这些事很少有所准备。

    例如有些堂区的主任司铎（主教除外)对于电影的现象感到惊奇，也很乐意「做些事」，但是有心无力，因为在这方面为他们太复杂，而且有些恐惧，他们需要有人亲手引领和指导，他们该信赖她们。请看修女们准备妥当——在书店里，现在「保禄孝女会」出版的书占有优势：书局变成进入新地区的港口，也成为实现理想的跳板。

    圣保禄孝女会的罗兰季娜·贵代第曾写道：「读书的目的该是为使徒事业，而非为个人的满足。戴格兰修女曾嘱咐这些修女们要谦虚，对上主要依恃，对修会要知恩；当妳们读书时，妳们的姊妹们还在为妳们工作。读书不是一切修女都有的恩惠……．妳们记住，谁读书，谁的责任更重大。」

    有几次主教的严格命令，如骤雨般淋在头上，这并非是修女们犯了什么过错。有一位主教禁止保禄会修女再把书籍和报章刊物带入他的教区，因为本堂神父们抱怨……这本是件小事却使她们烦恼了好多天。而这是年轻修女们的一片热诚，她们并不愿做得过份。

    实际上，圣保禄孝女会修女在教区内卖书时，已经同其它修女分配好了地盘，每一会院负责管辖一个地区。戴格兰修女特地写了一封传阅的信件说明这件事：「去这里，是因为顺路；去那里，因为那里有位亲戚、有个朋友，而会院管辖这地区，并不知道已有人去过，所以又派了别的修女去……」这一切，是有些重复，但常有人把它渲染成大错：「当地人厌烦，就向本堂区主任抱怨，这些主任又向主教告状，因此在这一年内有几次在不少教区内发生过这种事，于是修女被禁止外出宣传，主要原因只是她们去的太频繁。」

    戴格兰自然干涉这些事，而一再给修女们写信。从外表看来，好像她认为这些争论无伤大雅，而不快速处理：实际上，她非常关心，因为我们可清楚地看出她原有的本性和个人做事的态度：她所重视的是接收天主圣言的人。戴格兰修女教育修女们想想来到书局门前的人和在书局内寻找她们的人，甚至有些人碰到一点儿不如意，便以为遇见修女一次已太多了!她认为这是修女们爱德不够的表示，至少是不够殷敷的表示。

    戴格兰修女继续教育修女们在各处与人交谈的方式、服从的态度和尊重别人的理由。散播天主的圣言是所有服务中最重大的工作，但也该有绝对相符合的方式和作风。常要如同增饼一样——耶稣完成轰动一时的奇迹之前，先给听道的群众一个讯号；但在显示自己的全能之前，先表现了出奇的亲切，叫所有的人都坐下，如一位圣史所记载的：「坐在柔软的草地上」；也就是把饥饿的人变成宾客，把非天主教徒变成耶稣邀请来的人，把门徒变成服务的仆人。戴格兰修女曾去过意大利各地及世界各国，才对事情有如此的看法，并且马上使修女们也有同样的心态：「福传并不是背着一个袋子往各处跑：而是接近人灵。」灵魂也就是每个人不死不灭的那部份：所遇到的人，不管是同乡或外方人、英俊或丑陋、无智识的或博学的、朋友或敌人，都要接近他们，并要研究他们的需要。不要惊奇他们的习惯、态度、姿势等跟我们不同；请他们坐下，并使他们觉得轻松自在。只有如此，才能证实圣保禄孝女会的修女真的是在「寻求人灵的福祉，工作是为人灵的得救。」

    假如缺少以上所说的，那么所有的工作就变成接受订单，变成写进款帐目的报告记录，变成神圣任务与商业化成绩的悲伤对比，在这方面自然会「产生败兴、妄想、不满的情绪」。在一九二八年已经用下列一句话，规定了为人灵工作的方式和内容：「用司铎精神工作」。

    「多么高兴呀，我现在能在耶稣世上代表的面前。（教宗身材修长、清瘦；像我们那位年轻时的本堂区主任)」——戴格兰修女给家人写的信中描述她第一次觐见碧岳十二世巴柴里的情形，当时是一九四0年五月七日，正遇上在二十世纪去世的第一位圣女列品的庆典，这位圣女是义国路加地方的人，名叫简曼·卡尔卡尼。这位圣女是神秘学经验的发起人，在实验主义流行而占优势的时代，这神秘学曾动摇信徒和不可知论者，并引起激烈的争论。在朝圣团中有一位修女，她是简曼·卡尔卡尼会母，也是圣摘简曼修女会的创始人，她同圣简曼很亲近，也愿戴格兰修女同她一起去觐见教宗：戴格兰在教宗面前很适意，如同在家中一样。她给家人的信中继续说：「所有的朝圣团、那些卫兵和在大厅中遇见的蒙席们，还有教宗，都给她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要记住这个日期：一九四0年五月七日，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以后还有苏联)侵入波兰，法国和英国反抗希特勒领导的德国，也加入战场。意大利本来是与德国人结盟，暂时还没有卷入战争，有如「非交战国」，但好景不常，意大利人只享受了三十四天的和平。就在戴格兰修女在梵帝冈访问的那一天，另一个最小的期望也落空了：法国总理雷诺·保禄，曾向义国政府提出谈判，为避免两国之间的冲突：但由罗马接到的答复是「不」，于是六月十日意大利也加入战争。

    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中，圣保禄孝女会修女已经收到她们总会长突然而明确的指示——一封传阅信件中给了三点安排：第一，保持镇静并依恃上主：第二，大家留守在自己岗位，尽可能继续使徒工作；第三，为和平祈祷。

    意大利也在作战，有另外一封传阅信件（一九四0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提示各地的圣保禄修女们，由于战争的现状要求她们牺牲，这牺牲基本上已经包括在她们的神贫圣愿中，所以更有理由忠心地遵守。事实上她是另外向全体提出一个要求：这是在衣服和房内设备方面该做严格节约的时刻，因为主要的是要有足够的营养为了工作：并且这也是向所有为战争受苦的人表示友爱互助的时刻。传阅信件继续说：「在这补赎和大众受苦的时代，我们也必须参与，并奉献一些牺牲，这正是为我们更有价值的事……我们踊跃分享这世界上苦痛。」

    「妳们要坚守妳们的岗位。」这是会祖雅培理神父给圣保禄会全体的命令，不论男会士和修女，不论司铎和修士，也不拘在什么地方，都该听从。他们中很多人收到这命令，有些人却没有收到，因为跟总会院的联络已经中断，但是所有的男会上及修女都遵从这命令。这是圣保禄各修会家庭全体打赢的一场最漂亮的胜仗。

    全体恪守自己岗位，首先是留在波兰的会士开始受攻击，因为波兰是第一个遭到侵略的国家：达池修·拉维纳神父为了坚守岗位，立即遭到拘捕，由占领的共产党强迫他「劳改」。印度，那时还在英国统治之下，开始与义国作战，逮捕了雅风索·费来罗神父，指控他是间谍：在澄清事实之前，已被监禁好几个月，当时他被关在孟买的监狱里，鲁弗里修士也是如此，以后更把他们视为「敌国的人民」，关入集中营。

    在法国的里昂附近，圣保禄孝女会修女从一九三五年以来，便一直平安地在那里工作。战争开始，义国领事馆建议她们回国，但是她们仍然停留在那里。

    在菲律宾，保禄会修女逃离了中国地区的风暴后，恢复了体力，慢慢学习语言，也开始传教。她们在八打雁省的利巴，现在已有了住处，并在每一个小城镇和乡村工作。后来日军侵入，把利巴城轰炸成瓦砾，甚至把修女们放满福音和教理书的房间摧毁。就从那时起，圣保禄会修女们真正完全地变成了菲律宾人：在战争期间，成年累月地，挨饿、受惊、逃亡，同菲律宾人一样。

    有些可歌可泣的榜样，例如圣保禄会的会士和修女曾历经本世纪以来最大的动乱，他们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生活在痛苦中，有谁知道多少次圣保禄会的人曾亲自体验到他们更相似被迫害的圣保禄宗徒。这位宗徒在致格林多后书中，回忆他所受的考验，逐条指出：「多次行路，遭遇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由同族来的危险、由外邦人来的危险、城中的危险、旷野里的危险、假兄弟中的危险，劳碌辛苦，屡不得眠，忍饥受渴，屡不得食，忍受寒冷，赤身裸体……」（格后十一26-27)

在大战后，圣保禄会所有的男会士及修女，都安然无恙，现在看见他们又出现，的确如同亲自见到一个奇迹：收到的信、从收音机听到的好消息、第一批会士来到了罗马……但还有更重要的是他们死里逃生：是保禄会这次集体的和团结的考验；是这次在更复杂的环境中、迫害中、诱惑中的执着而能屹立不摇。如此，在战事消声匿迹之后，总会院从世界各地得到的报告是所有会院完全恢复工作，各会院在庆祝中，没有浪费时间，并且还「向前迈进」，就如会祖所指示的。

    雅培理神父在大战期间，保持着他那无懈可击的镇静，这是由于他的遗传个性使然；但有时他也用他特殊的法则，为圣保禄会的未来，阐解大战的事故，并揭示预兆和正确的意义。一九四0年十二月他写给保禄会成员的一封信上说：「更美好的事业多次产生和发展在历史中最艰难的时代。这是一个事实的体验，可回答某些在目前痛苦中失去勇气的人的询问：谁能给这时代这么多的灾难?」

    雅培理神父还决定了更大的事。在大战期间，忽然有一天，他许了一个愿——或只是一个许诺?在这里，编史者因分不清雅培理的特殊语法而困惑——总之，他履行承诺，在和平恢复后，在罗马圣保禄男女总会院附近，建筑一座宏伟的圣母大殿，献给圣母，取名「宗徒之后」，它将是保禄会城堡的心脏。

    说实在的，雅培理神父多年以前早就有这构想。但在大战期间，如若瑟·巴倍罗神父所写的：「这计划因战争而延期，反使他把规定的限期更加提前，同时工作更加努力：他，坚决地如此做，是因为还有更有力的理由：会祖雅格·雅培理所许的愿，是以分布在世界各地工作的全体保禄会成员的名义。」   

对于建堂这项工程，圣保禄会的修女们常在戴格兰修女的催促下，做了长久、辛劳和最重要的贡献。这时，戴格兰在保禄会中工作，也在会院以外，日复一日地，从事她自己本人的战争。没有军事公报，也没有伤亡的牺牲，她的战争是一个不停的奋斗——在一切表现和结果中，为减除大战的牺牲，使人脱离由子弹、炸弹所造成的饥饿和失望。就如雅培理神父在一封信中所说的，在圣保禄孝女会第一导师的「最美好工作」，有些正可记录在大战期间的历史中。

    数百位圣保禄孝女会修女分布在意大利，还有更多的修女分布在全球各地。在国外的修女中，有的生活在远离战争的国家，有的却生活在战争中，如上面已经陈述过的。在意大利，各地很快变成了「战区」，变成了会被轰炸的前线。在贾亚利的修女院也成了前线遭到轰炸，并被炸成半毁，修女们在楼梯顶挤成一团，上面露天，下面是一片瓦砾，非常危险。罗马总会院和其四周也成了前线，所幸在这些丘陵地带有一些山洞，为躲空袭的人，十分珍贵。

    在前线各处，戴格兰修女不停地工作着，她有做领袖的镇静，也能使别人镇静。她以她的直觉立刻分辨在那混乱的人海中，哪些是迫切先该做的事和后做的事，哪些是更重要的和更有益该做的事。她用口信和用信函（她的通讯有时该绕过全球，因战争的缘故，很多国家禁止通信)，用电话或用带去的讯息，向她的「军队」指示主要的两点：第一，不可忽略任何安全的规定：第二，不必怕任何事和任何人。

    她不只一次向全体修女发布命令，她一天又一天地用自己的态度，用自己的一切行为，加强这命令。她在黑夜有很多次跑到防空洞躲空袭，若瑟·季里修生有一次观察到戴格兰的表现，这位修生后来做了（基督徒家庭)周刊的主编。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心慌意乱，当时她安稳、镇静，由她的精神和作风，常可以看出来，在她心中有一个更高的主使者而不是她本人在计画。我不知道栽格兰修女是否读过很多书，但我对她的印象是我认为她是个特别单纯的女人，是个有智慧的女人。」

    她单纯，也使人单纯。战争期间，遭遇一切不幸，很可能使人垂头丧气，意志消沉，放弃每日的敬业精神，并且连看到人都感到厌烦：而戴格兰并没有这种想法，她早已有很好的心理准备，并预防这种现象。所有的修女都知道继续推动使徒事业，并能适应当地的逆境，能随时使用新方法：并且是出于自愿，绝对出于自愿。

    如此，戴格兰修女的传阅信件在战时寄往各地，她希望各会院安定，并劝勉不要退步，大致跟和平时相同。她大力催促寻求圣召，同雅培理神父的论调一致，她已想到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所以当她后来再次到全球旅行视导时，已有了很多新的和准备好的生力军。

    所以，绝不可以用战争做为推辞的借口，戴格兰因此想到向基督徒、向献身于主的修女要求。是的，按照戴格兰的严格教育法，在这时代，她要求的很多：在一封传阅信件中，她甚至要求对家庭中的不幸要节制情绪：「有时不停地哭、抱怨，这都不好，这不像个修女．谈到痛苦，我愿我们大家更多反省一下，面对这时代，很多人，很多家庭，所受的那么多的苦痛，而我们该忍受的苦简直不算是苦。「她希望圣保禄孝女会的修女更要做些慰问他们家庭的工作——「他们需要鼓励」。另外一封传阅信件邀请修女们「更常写信给有儿子当兵的父母：给在前线打仗的战士兄弟们，期望能每十五天写一封信。这些信用来鼓舞士气、顺从天意、增加信德的精神。」

    一九四一年三月九日，她父亲梅而珞安德肋在卡斯塔尼笃去世，她本人不能亲自去安慰她的母亲。更迟一些，在九月，去阿尔巴暂住的时候，才与母亲会晤。她很高兴妈妈去巴洛劳，安居在她弟弟柯斯埋·良神父的本堂区内。

    在罗马，戴格兰也有一些她的匿名「秘密」穷人，他们有饥饿而不敢说出来。比方，有三位贵族家庭的妇女，向众人隐瞒她们的贫苦，只有向戴格兰求助。她不声不响地把救济品送到，这使三位女士感到安慰，而她也满心欢喜。一位修女回忆说：「她一边准备着包裹，一边低声地唱着。」

    在其它前线，人们也等待圣保禄孝女会的总会长。比方，一九四四年，维内笃的一个疗养院，那里有一位保禄会修女患有结核病，将不久人世，而她最后的几天，生活在失望中，于是戴格兰起身往疗养院去，而不顾被感染的危险。纳匝来娜·莫兰多修女记述说：戴格兰「亲自去疗养院找这位修女，如母亲般与她谈话，她知道该做什么，并且特别强调信德，这又恢复了这位修女的信心……在长久与「妈妈」交谈之后，她完全变了……不再有即将死亡的恐惧，甚至安详地准备死亡，就算是天主的圣意要她立即死去，她也不怕。」

    古老时代，在有证据的叙述中，也发生过同样的事和很长久的战争：不幸的人遭遇同样的痛苦，前去敲慷慨好施者的门。这让人回想起圣本笃时代，哥德人同拜占庭人彼此作战的时代，有许多人牺牲了：饥饿的人、逃到森林中和山洞中避难的人，那些人在如此多灾多难之后，失去了理智……现在，十四个世纪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有人去敲戴格兰修女的门，他们遭到同样的不幸，也有同样的需求。

    一九四三年九月以后，因意大利军队战败，德国占领义国和游击队，所以有许多需要协助的人，而且还要更秘密的进行，这些人中有游击队员，有被迫害的人，有逃亡的战俘和被轰炸而无住处的家庭。这是一个由各种需求的人所组成的世界，在其中当然还有投机份子。但圣保禄孝女会修女奉命把东西分给所有的人，不必判断谁是谁非，也不必详加调查；她们以圣保禄宗徒的精神，实行了爱德「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格前十三7)

    一九四三年英美联军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反攻，在德国军队抵抗期间，意大利半岛的战况开始「升高」。战争终于使人知道它的可怕，它就像压路机一样，由南到北，把整个义国压碎。

    在蒙地卡西诺山顶上，隐修会院长迪雅马莱有了一个预感：在那年十月，建议本笃会修女为了明智起见，要离开她们的隐修院，当时男会士仍然留在古老的会院中，那些修女不知去何处，就奔向罗马，在一个晚上赶到罗马城外的圣保禄隐修院，但那里没有空位。于是询问圣保禄孝女会：能否在她们的总会院至少收留一部份隐修会的修女?当时共有二十八位修女，以及瘫痪的院长。戴格兰修女一口答应说：「请她们都来吧。」

    以后这些修女停留在圣保禄孝女会那里，不是住几天，而是几乎住了一年。她们一来到，立即陪她们去吃饭，她们在圣保禄修女中，认不出来谁是总会长，因为她同别的修女们正一起收拾用过的盘子，送到厨房去。除了供给饮食外，她们收到过冬的衣服，而且戴格兰修女本人亲自去巡视，希望每一位修女能有一件毛织的内衣，甚至棉织的内衣。她尽量设法使她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恢复隐修院中习惯的日常作息次序，按她们的会宪，举行宗教仪式。她也要求圣保禄孝女会修女用表演和庆祝会使她们开心：「本笃会修女常该保持愉快的心情，使她们忘记现在远离会院的乡愁。」

    一九四四年二月，曾发生使戴格兰感触很深的事，那就是传来了使隐修女们更为惊愕的消息：她们已没有会院了，蒙地卡西诺已被炸毁。一九四四年八月，罗马光复后三个月，联军指挥部给本笃会修女一座在罗兰第那街上的别墅。保禄会修女欢送她们，陪伴她们到新住处，并继续给她们送生活的必需口、圣堂用品、家具和厨房炊具。在数年之后，她们终于重回隐修院。有一位本笃会修女回忆说，当时戴格兰修女「用自己的汽车送瘫痪的院长回修院，她给我们的协助实在很重要也很多，有十六辆大卡车的东西运回卡西诺。」

    尤其因为隐修女们的接近戴格兰修女和受到了她善表的影响，她们回去后又振作起精神。许多修女还记得当时躲避轰炸，在防空洞中长时间的等待，并记得戴格兰跑上跑下的稳健步伐。她的司机若瑟芬·巴莱特修女提起当年情形时说：「在大战期间，我甚至惊奇戴格兰的英勇。在避难所里，我们曾一小时又一小时的熬过，我们看见她在我们当中经过，好像『蜘蛛在蜘蛛网上一样』，只要瞧一眼她边走边祈祷的样子，我们心中就充满了勇气。我记得她多次向我们说同样的话：『我们做好一切的预防，把我们托付给天主，以后我们就可安心了』会祖在她去世后曾说：将来找不到一个女人可以像她一样。」

    「会祖说……」对她来说，常是天主的圣意，但有时雅神父的表达像带着雷声和闪电，这时就会看见戴格兰「满脸通红地跑到小圣堂里」，有几次连本笃会的修女也看见过。但她们发现她坦诚地检讨自己，并公开地说：「请妳们帮助我祈祷，使我能欢喜地服从……」在她心中，意志就是服从，但是那强悍的个性，在某些情况下，也不是不会反抗和咆哮。

    现在我们谈到戴格兰的责任：由于雅培理神父任命她为总会长，她深深了解该向他负责。但她也感到该最勇敢地向天主和向圣保禄孝女会修女们负责，因为自己的一道命令，修女们就去到天涯海角，不管战争或和平，不论健康或生病，都留在那里，为这一切她更感到压力重大，一切更使她伤神。此外，不必说，她的健康常很脆弱，战争后她还感觉到在战争的几年中，所受到的过度操劳和忧虑的后遗症。她希望恢复健康，于是就在一九四五年到阿尔巴城住一段时间。

    八月，雅培理神父给她写信说：「善良的总会长，修女们说妳的健康情形好转；为此我很感谢天主，也因妳对修女们，特别为在罗马的修女们所做的好事，感谢天主。」随后又另外谈到铁洞街的会院要扩建，也谈到各会院修女们身体衰弱的问题（「所有生病的修女至少需要一年的伙食费和充分的休养，过去她们都吃了很多的苦!」)并且在最后，谈到在罗马要兴建大教堂，为光荣宗徒之后。

    在十一月，戴格兰还忍受着病痛，在一封传阅信件中向修女们表示：「最近我设法回答妳们的信，但因为健康的关系，我无法使妳们完全满意。」她在早上及中午该多休息一会儿，是医生这样提醒，而她也认真地遵从。年底前，她希望能恢复体力，因为她要做一次新的旅行访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次旅行，有雅培理神父同行。

这次雅神父和戴格兰两位一起同行，也是全圣教会承认圣保禄孝女会的会宪后，他们以该会负责人身分第一次的出国旅行访问。事实上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曰，教宗碧岳十二世签署了「赞扬法令」，授与圣保禄孝女会第一个宗座的承认，并批准会宪进行七年的实验。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又给圣保禄孝女会颁发了同样的「晋级」上谕：「赞扬法令」和对会宪的第一次「肯定」。等待了多年，现在迈进了一大步，如今终于到达目的，这该感谢阿尔巴的主教葛拉希的协助。

一九四八年七月中旬，在从一个保禄会的会院到另一个会院的旅途中，戴格兰的汽车停在皮亚卫的圣多娜封锁地区，不能继续前进，当时非常混乱，因为从罗马传来了一个新闻：有人射杀了义国共产党领袖巴米罗·陶里亚蒂，并且伤得很重。有人传说他已死，当时全义国总罢工，并荡百要发动革命：「戴格兰对这惨痛的事件非常难过，并同时感谢天主，刺杀未中要害。我们往回走，直到特雷维索，一路上，戴格兰为陶里亚蒂及负责这次攻击事件的人们祈祷。」

    一九四八这一年，总会院收到新成果的报导。在四月有雷蒂亚·艾莱诺修女及厄利赛·瓦葛多、依美德·道斯基和路易贾·刚地四位修女起程往哥伦比亚。她们在卡塔赫纳下船，在码头过夜，直在第二天才到达波哥大的飞机场，受到保禄会男会士的接待。数星期后，她们有了「住处」，这地方是荒凉的伯利恒，它所在的位置和往城镇去的距离，都不方便。另外还有更大的问题，就是：波哥大，海拔二千六百四十公尺，凡是新来的人都有水土不服的困难。

    在五月又有一个新会院成立，是在智利的法耳巴拉索会院，这是由朱丽雅·道斯基修女和冯知多·桑地尼修女所建立的，她们以后又多了两位同会的修女生力军。

    在同一时期，她们进入墨西哥。这里保禄会修女们：伯尔纳多·费拉利修女、迪弥莱·托利、戴格兰·季良代和雅农佳·斯巴达修女等必须穿平民衣服，遵守那个时代的法律，开始在首都活动。最初她们的工作是拜访家庭，并推销圣保禄会所印的书；其实在数年前保禄会就已经在墨西哥工作。圣召的宣传很快就有了回响：一九五0年已有三位墨西哥的初学生到罗马读书。

    戴格兰师傅到意大利的保禄修女会院视察，在一九四八年九月结束，她的一封简短的传阅信件上说：「修女们都有很强的善意，都期望做好事。」她也发现她们普遍都有爱德，各会院之间、同会修女之间，都互相协助。以后在十二月的传阅信件是一个特别长且内容很丰富的文件，文件中她指出主要的条件：修会的发展固然在于人数的增加，但是在素质上要继续提升。于是，毫无疑问地：会宪第一百二十四条认定「遵守神贫是非问题基础，走神修生活的财富及使徒工作的产业」。

    她随后解释说：要一天又一天地修炼，使自己更当得起传播天主的圣言，而首要任务是必须师法耶稣从生至死的贫穷：并学习圣人们，因为他们师法耶稣的善表更有成就：「圣人们本身选择更平凡的事物和更贫穷的事物，我们也有圣人们所有的『分辨是非的能力。」这里所表现的强而有力的言词，全出于戴格兰修女，这优美的神修正是她的专长。她把神贫看做财富：「不该有不合理的奢望。我可以说……别人得不到，但想得到，而我们修女在世上没有的，就不好意思想占有。」

    圣保禄孝女会的修女，为了服务本身的需要，该使用金钱或货物，这是在一些以前的修女会所没有遇到过的事：别的修会的会宪不必提到这些。因此在戴格兰修女的传阅信件中，重申对使用金钱的态度：「关于收受金钱，甚至一件小东西，要常常注意请求使用的许可；尤其更要注意管理钱财的人，不可自由安排。」必须「帐目正确」，「节约开支」。反过来说，当然，也不可以过度俭省：「大家都知道神贫不是悭吝，比如：无秩序、不重视仪容、不注意整洁等。」

    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间，她的一些传阅信件的教育内容好像标准的课程、学科的记录和复习的教材。她在全球各地增设办事处，因新人会的修女数目日增……现在修会中有年轻的、年长的、远方的和近地的，全部修女都团结在福传的同一精神内。这不只为新人会的修女不容易，为所有保禄孝女会的修女们也都不容易，因为修女们长久生活在公共场合，常在众目睽睽之下，人们看她们如何说话、如何拿着一本书、如何对待同会修女、如何进入家庭和如何打电话，现在还看她们如何驾驶汽车等等。真的很不容易，她们没有受到隐修院围墙、铁格窗子和大门的保护。她们经年累月地如此生活下去，感到压力沉重。

    戴格兰修女知道这些，于是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传阅信件中，再三叮咛生活的动机。但是自然地我们会联想到那些做推销的修女，常在各处奔走，或许只是为了卖书，那么谁还能在疲倦、烦闷之余，坚持下去，接待各型各种的人呢?如果她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商业，「那么，就会感到厌烦，对人感到不满意」。只有知道在推销上有「一个更高理想」的人，才能抵御和克胜这些困难，因为她们体会到最重要的是接近人的灵魂，这正是继承宗徒们的工作。耶稣曾派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出去从事福传：「圣保禄孝女会的修女应继承这使徒工作。她们也是两个两个地，常是开朗的、敏捷的、积极的、活发的和纯洁的，就如鸽子飞翔在污泥之上，给各地衔来橄榄的嫩枝，这就是和平的语言，端庄、谦逊和热诚的榜样。」（参阅：创八11)

现在戴格兰修女要把这些事，超越高山，远渡重洋，再次传播到世界各地。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她偕同雅培理神父起程视察保禄会各会院，他们曾去到印度、菲律宾、日本、墨西哥和美国等地，大约用四个月的时间，做环球的旅行。

    一九四九年初，中国内战快速结束，毛泽东的共军占优势，蒋介石的国军被打败。「红军」在元月进据北京，北京是数百年来帝王皇宫所在，毛泽东曾写下这句诗：「三十年已逝，今朝返故都。」而蒋介石的首都是南京，国民党的保卫战失利，于是毛的共军在四月二十四日攻陷南京。也为了这些局势的转变，雅培理神父不得不跳越过他很重视的一站，就是他要停留的南京，去那里主要是为看保禄会的住处。这里是一九三八年由若瑟·博第诺和艾高莱·葛纳威罗（二位神父在中曰战争后，回来建立的会院，但雅培理神父已不可能去到南京，就如雅神父他本人所写的：「所谓的铁幕好像突然移动，切断与南京往来的交通、电话和无线电。我曾申请，仓促由罗马起程，为能及时赶到南京；但现在我是多么担忧，我深愿飞过中国海，给他们更多的祝

福。」

    会祖和戴格兰修女的旅行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开始，由罗马的强比诺机场首先飞往德里，并经过一些中间站。在印度的首都，她们遇到很美好的事，在雅神父的旅行日记中这样记载着：「最大的安慰是在德里又会晤阔别多年的雅风索·费来罗神父及博纳弟尼·鲁弗里修士，他们忍受一些疾病和骨剌的后遗症长达六年，他们是真正而不打折扣的保禄会士。」  

    在德里他们两位分开旅行：雅培理神父停留在德里，而戴格兰修女继续往加尔各答和菲律宾。她渐渐地由一地区到另一地区深入了解，这东方的民族使她留下很强烈的印象，她感到民众缺乏关怀，饱受痛苦。穷苦的人半裸着上身，像蚂蚁般密集在工厂和加尔各答的街道上，这些社会问题成为她心中难以答复的问题。她感到至少有责任说一句话打破沉默，用些话使他们觉得他们是有价值的活人：但是她不能正确地说出，因为他们听不懂她。

    还有那些女仆「被视为下层社会的人，谨慎地保持着距离……」，她看见其中一个女人，鼻子穿孔悬挂饰品，在脚趾上带着戒指：观看她们的时候，其中有个印度女人，认出戴格兰是修女，就画了个十字圣号。「今天早上她向我要耶稣的圣像，我给了她一个祝圣过的小十字苦像，她当时很满足。」印度，从一九四七年独立以来，现在仍生活在艰辛的劳苦中，历经甘地被狂热者刺杀身亡之后，现今在战斗和灾难中，致力制定民主宪法。

    戴格兰现在到达菲律宾，这里的修女从未度过平安的日子。临近马尼拉时，她不由得回想起在大战期间，曾冒险寄出的写满了不幸遭遇的信：「虽然妳们损失了一切，但只要妳们安全就好了!」还有，在一九四五年七月的信中所写的：「现在妳们没有了使徒工作，在做什么?（保禄会的)神父们失去了一切吗?我们希望能很快地恢复印刷工作，并给这些可怜的人民做些好事……还有，在意大利，我们的一切似乎都被破坏了：铁路、桥梁、城市……希望至少我们能是好人，能安慰上主。」

    现在来到马尼拉，修女们站在下飞机梯子的下面，这里有在中国和在菲律宾被入侵时死里逃生的修女和在日本轰炸下脱离险境的修女。她们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并要举行庆祝会，但什么都没有。劫后余生的一位修女柯蕾欧菲·匝诺尼回忆说：「我们都穿白色会衣，而戴格兰在我们中间穿着黑色的会衣，她一语不发地走着，同行的修女们脸上带着汗水和泪水。」她安慰我们说：「我要同妳们住四十天，我们有时间互诉一切。」

    修女们没有汽车，所以要给戴格兰租一辆，但她拒绝说：「如果这里的人这样步行，如果妳们也这样步行，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呢?」所以，用公共交通工具，安心地，一切如同她们一样。让她们说话，倾听她们述说一切——连某些修女不敢马上说的那些事在内——这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家庭。她们失去了一切，但已重新起步，推销了许多书，并感到要尽快开始用电影做福传工作的需要。此外，戴格兰修女在旅途中，见到各处有电影院，及其门前富丽的装潢、大幅的广告广告牌，随即做了同样的考虑。她面对菲律宾的风景，不由得高兴欢呼：「多么美的自然景色，多么美的天空!我们好像更接近天堂!」

    还有菲律宾的少女望会生，她们的眼睛闪耀光芒，她们充满朝气，准备从事在本国内的工作，但也有勇气到国外，甚至在遥远的地区工作，就如戴格兰所说的「世界广大……在各地都有不同的人」，必须向所有的人传报耶稣基督。

    在马尼拉度过了四十天，也有时说笑、游戏，甚至她率先修补鞋子、学习适合时代的传教学课程。戴格兰常谈到「灵魂的利益」，这种说法是她那时代典型的表达方式，而今天我们认为「不适合」，因为在社会学上翻译这句话，已失去一些它的原意，而且灵魂是人的一部份，现在强调的是灵魂和肉体合一的整个「人」。但是对戴格兰砸百，灵魂就是一切，灵魂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基础，灵魂是我们众人不死不灭的部份，所以世界上有亿兆人灵。从「灵魂的利益」做出发点——就如她从卡斯塔尼笃的毕斯笃内神父、阿尔巴的基艾沙神学家，和雅培理会祖在每天、每个地方，长久所学到的——她竞能栘除一切内在和外在的藩篱。比方利巴的修女们本来有意在主日去探望某些遥远的地区，那里各处有灾难，甚至没有神父：但使她们不能安心的是如果去那里，就失去参加弥撒和领圣体的机会。戴格兰马上告诉她们放弃一切，至少用一次访问、一句话，鼓励「那些可怜的灵魂」，把基督带给所有的人，不论他们在哪里，不论他们处境如何。

    戴格兰又会合了雅培理神父，同他一起继续飞往东京。这里的修女，她们曾经向教宗碧岳十二世说：「圣父，我们不会日本话!」她们现在正在学日本话，而且大有进步。她们开始为男孩子们设立教理的主日学，并召叫了一些日本女孩子，这是第一批圣召。这时日本国内已经结束了外国军队的占领，随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胜利改变了美国的对日政策，导引了日本工业的自由发展。这个在一九四五年战败的国家，现在成为一个重要的防卫系统，保持着远东的安全。渐渐地，世人公认日本在短短十年内已成为超级经济强国。

    圣保禄会在东京发起一个特殊的活动，试图打破伟大的传统，而企望于战后兴起的维新。藉由保禄会的创始及藉保禄会修女的合作，产生了「日本文化广播」。日本年轻的望会生，惊奇地、高兴地看到戴格兰缝补修女们的衣服。而戴格兰对日本人颇有好感：「以前认为在日本人当中传教非常困难。会祖曾指示我们要开始，而现在修女们做宣传，如同在意大利和在其它国家一样。她们在众人前受到亲切的礼遇：所谓众人是包括誓反教徒和异教人。」（在说法上，「异教人」一般指的是「非基督徒」）

    雅培理会祖和戴格兰修女继续他们漫长的旅途，终于在六月六日到达墨西哥城。圣保禄孝女会修女来到这里仅仅一年，而戴格兰惊奇她们初期的成就：「在宣传中推销了这么多的书!」这里的人欢迎保禄会修女也称赞她们的事业，但是常有同样的老问题：修女不够。「这里设法用不同的方式增加些修女，甚至从日本、从菲律宾派遣来也可以，但他们更希望有些意大利修女。可以找到一些修女吗?」

    这个普遍的问题发表在她的一个摘要的传阅信件中，是她在七月二十四日，经由美国和葡萄牙回来以后所写的。这信件编在目录中的题目是在旅途中（所学的一些事)，她还一再坚持雅神父的思想：「我学会了，懂得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毫无价值，没有天主的恩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因此我们应常保持谦虚的态度，祈求天主的协助。我们只会破坏，而天主几时找到温顺和谦虚的人灵就会做伟大的事业。」

    再看雅神父对圣召的坚持态度：「世上有很多的人灵等待救援，而从事福传的工作者不多。请你们想一想：还有半数的人类不认识天主，其它半数虽认识，但侍奉祂不够虔诚。各修院中都抱怨人手不足而求援……某些修女兴致勃勃地谈论传教区，并声称愿去那里，但是去了以后，如果调动她们离开她们所筑的小巢，就会心不甘情不愿，这是多么不幸呀!所以必须陶成她们有传教的精神、慷慨的心、不求舒适的想法和准备好去做一切的意愿。」

    当雅培理神父和戴格兰修女还在国外旅行时，教宗碧岳十二世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给圣保禄会批准了决定性的和充份的承认——在确认考验过程之后，许可了保禄会的成立和保禄会的会宪。在会宪第二项中，肯定保禄会的特殊目的是：「借着出版的使徒工作，传扬天主教的教义，也就是利用印刷品、电影、广播、电视和其它更有效及快速的主法：这是人类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也是时代的需要和所寻求的。」

    借着一个有趣的相同内容，在这里也提前讲另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就是宗座决定承认圣保禄孝女会和批准这修会的会宪，而竟然把批准男修会原有的词句，合并在女修会目标的条文中：「企望修女们全力献身于传扬天主教的教义，借着出版的使徒工作，也就是借着印刷品、电影、广播、电视和其它更有效及快速的方法：这是人类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也是时代的需要和所寻求的。」给保禄会男修会和女修会的两个文件中的辞句几乎相同，就如上面所说的，由教宗碧岳十二世巴柴里的时代中所颁发的这些文件里，预先尝到了「大众传播法令」的一些芬芳滋味。

    雅培理神父在一九四九年九月的退省神功中，曾向圣保禄孝女会修女们劝告说：「希望妳们是非功过单纯的……保存妳们活泼自然的精神，有作为的精神。」戴格兰在一九五。年三月的一封传阅信件中，引申和详细分析会祖的演说，使人牢记「单纯是我们修会的特征，我们应保留它，排除和克服一切威胁，使我们不要成为古板和小气的人。」随后把这一切归纳成十点，在修会中很著名，有如

（敏捷的十诫)：

  1.妳们要敏捷地对待师傅和修女。

2.妳们要敏捷地打电话、接待来宾。谈话要简短而有建设性。

3.妳们要敏捷地、简短地通信。长信等于冗长的交谈。

4.妳们要敏捷地执行接到的命令。

 5.妳们要敏捷地由一职位换到另一职位，没有太多惋惜和悲伤。

6.妳们要敏捷地问候人，不论在外出时和回来时。

7.妳们要敏捷地在书局里工作和外出分送影片。

8.妳们要敏捷地做工。

  9.妳们要敏捷地行动。常保持修女的地位，但不造作。

  10.妳们要敏捷地办告解。不做冗长的谈话：把重要的事加以简单而清楚的陈述，不说多余的话。

    第四点和第五点是关于从一个会院调往另一个会院，有时在离别时会带着不愉快的态度或说些不高兴的话。为戴格兰来说，这些都是些小事，但这些小事也会损害传教的精神，并且在她眼中是不能容纳的。

    戴师傅由实际感受得来的丰富智慧,心中存有一种坚定的见解:不论什么人，尤其是献身于主的人，更应提防表面上好像无关紧要的小事。因为这些小事如不加管束，而继续去做，最后会破坏修会的纯正精神和应有的质量。从这里我们得到了农家丰富智慧的启示，这反应广存在各地所有农业区内，并表现在花费方面——对于少数的经费和少数的浪费，例如从手中一把麦粒到一把米和一枚小钱算起，要多加注意，因为这是破坏家庭的根源：「注意少数的花费，一块钱一块钱地，不像大批金钱那样使人害怕，但全部钱集在一起会耗尽家产。」这同样的经济学营不了戴格兰修女如何管理修会的精神产业，特别是用她由旅行中所获得的丰富经验。

    戴格兰修女本人的神修内容，可能就是在会祖雅培理指导的路线上前进：我们发现她专心致力于改正自己，把个人的行为与所读的圣书，或所听的教义相对照；用所做的事和所犯的缺失来衡量个人的信德。这是戴格兰神修的内容：她严格地、不打折扣地检讨自己，在神修日记上给自己评分：综合日常神功及退省的结果，用消费量的预算方式和保单的凭据，策画不久的将来。

    教宗碧岳十二世宣布一九五0年为圣年。戴格兰修女批注说：「圣年为我和修会是获得特殊恩宠的一年。希望在一切事上中悦天主，只中悦祂。一切在圣母玛利亚慈祥的照顾下。」随后她把神修记录的重点，发展为她的实行计划：「圣年从一九五0到一九五一年。这开始的一年，我要结束它吗?我不知道。我愿这一年的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每一天、每一月，完全属于天主，只为祂。我抛弃我的意愿，为了只按天主的圣意：我抛弃我个人喜爱与厌恶的情感和看待人的方式，为了只按天主的判断……为感谢所受到的许多恩宠，我希望我的一生是一首永唱不停的（吾灵颂扬上主)的感恩曲，和继续不断的崇拜。」

    在一九五0年快结束时，戴格兰又写出了自己的感受：「圣年对我曾激起一些激荡，但我不曾变好，仍然是无耐心、无信心，而且任性。圣年，是的，但我获得圣年的利益不多。我依恃天主的恩宠，祂给了我一些圣年大赦。我有不少弱点，多次没有响应天主的恩宠……我的耶稣，祢是仁慈的!」

    为一九五一年决定了志向以后（「设法补偿并愿完全属于天主」)，她在二月底的退省中，对过去的两个月，做了严厉的决算：「丝毫没有进步」。她特别强调：「过去，我刻薄，我不好，把我周围的一切都看成丑恶，那是因为我内心丑恶，满脑子的骄傲、嫉妒、恶意。现在我定意靠天主的圣宠和圣母的帮助，改正我自己。我愿意包容他人，对同会的修女们，怀有慈母的心肠……」

    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中的退省神功之后：「不要在恐怖和焦虑中度我们的修院生活，但要在爱中和对天父的依恃中做我们该做的，并把我们托付给天主。将来的审判不按照天主的决定，而是按照我们的所做所为。我们永不要放弃希望，直到有一天我们的生命消失，我们才能成圣。我们受造就是为了进天国，而天国必须努力才能赢取。」

    戴格兰继续反省（舍弃)的主题——主要是关于在耶稣一生中，所立的许多舍弃的榜样，和彻底选择的重要性：「选择舍弃直到一无所有，直到贬抑自己，直到奴役自己，这是悲壮的选择，是为成圣而不可避免的选择。需要每天更新舍弃的精神，如果不尽力在圣德上进步，就不了解舍弃的能力；一个这样的选择会给生命带来它全部的美丽和它的价值。」

     「在开始容易，可怕的是终身保持这种品德前进，这是每天可怕的负担。每天都要有更大的觉醒，再开始前进，并保持这路线前进，直到最末一刻的「完成了」（若十九30) 。天天受到各种创伤之后，再重新坚定意志，这是最大的困难，但就是这个构成我们生命的真正美好和光荣。」

    有一天雅培理神父跟保禄会士道明·斯波定神父谈到戴格兰，曾说：「你看，戴格兰以绝对的奉献，把自己完全交付给天主。她全身没有一根纤维，是不依照她的灵魂所安置的。」

    但这位雅神父，似乎更急于发展事业，要别人随从他的直觉，实现还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的计划。他做事太快速（几乎常是这样)，在这些情况下，对戴格兰并没有另眼看待。会祖对这位女弟子有时反而表现的更加强硬，虽然他也知道她并非常常修养很好：还有更坏的就是有时他竟然在修女面前公开责备她。从外表看来，这种打击使她哭泣，但她自我控制的能力随后引导她找到令人惊奇的解答，有时更是英勇的解答。对于会祖的举动，她不只是绝对的沉默不言，不吭声，不做「有敌意的」怒目相视，并且绝对没有丝毫反感的表示。戴格兰受到这些极重的创伤，随后却有令人难以相信的安宁，她感谢天主：如果会祖这样说话，是因为他有责任，而我也有需要。

这个「是」，乃是舍弃，不只是把它单单地记录在日记上，并且也知道自己贬抑自己，而不只是让人贬抑自己。就如在一次退省后，她本人记载的：「导师耶稣曾说：『你们跟我学罢!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  （玛十一29)又说：『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抑：凡贬抑自己的，必被高举。』（玛廿三12)谦逊是真理：我是无用的人，我一无所能，我毫无价值：我是一个可怜的罪妇，世上最可怜的人。我还要求什么呢?凡是谦卑的人，生活在和平及安宁之中依恃天主，就足够了。谦虚的人在别人身上看出优点，尤其在弟兄们的身上看见天主，例如：会祖。」无论会祖对待她多么严厉，她眼中的泪水永不会妨碍她看清楚会祖内在的好心，并在会祖身上看到天主。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戴格兰修女和会祖雅培理神父又一起展开美洲之旅，直到六月中旬。他们首先到达美国和加拿大（两次)，随后赴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阿根廷、巴西，之后在返国途中，在葡萄牙暂停数日。

    「我很高兴对妳们说，在我视察的所有修女院中，我发现很多人怀有善心，并希望多做些好事。她们都愉快地接受来自罗马的每一个安排并以爱心付诸实行，各处都有福传的热诚和勤奋工作的心火。一以上这些话是传阅信件结束时的习惯用语：我们可以在许多其它关于她旅行的文件中，发现类似的词句。这些话显示出她的快乐，她能使前线的保禄会修女服从修会日常的命令。还有，从全球的保禄会可看出，为什么在遥远的修院中，为迎接她来视察，举行那么大的庆祝会。因为她体认出她们的努力，并以安和的态度及有效的方式，给予最高的评价；对于那些在多石砾的土壤上，辛劳工作而无显著成效的人们，这些赞赏又是多么的重要!

    在旅途中，会祖和戴格兰视察修女们的会院和男会士们的会院。她同那些男会士原是一家人，不只是因为不论男会士或修女，都以圣保禄宗徒为主保：而是因为司铎和修女都受过她很多恩惠。有些事并非人所共知，因为没有吹号筒做宣传，或许连会祖也不晓得细节详情：但在意大利和在全球各地的很多保禄会士却知道：保禄孝女会的总会长也是神父们和修士们的母亲。她在世界各地遇到的不少人曾经有一天敲过戴格兰的门。雅培理神父派遣他们从欧洲到美洲或其它洲，大都不预先通知，也几乎都是让他们赤手空拳地去。他们于是到戴格兰那里去；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该要求什么，没有好好地想象他们的需要，也没有想到先该要求什么。戴格兰先看他们一下，如同看卡斯塔尼笃她的弟兄们一样，当时她的妈妈在她弟兄们的口袋里放钱或手帕：或是当他们出发去打仗，妈妈给他们打包行李，装入鞋子和毛衣等物品……戴格兰的慷慨来自她所受的教育，她送的礼物适合别人的需要，并有助于执行任务。她做这一切事时，均有谨慎的谈话和「敏捷」的行动。

    如此若有人被派遣去危险的地区工作，她能使他们脱离开始的那一段暗淡岁月，这也该归功于戴格兰其明知是挥霍而仍慷慨的资助：因此在她视导的时候，各处都高兴地接待她。也因此，在她回国时，他们马上去找她，一定要拜访到她表示感谢，此外，在拜访后还常送些别的礼品。

    在实际帮助每个人方面，有时她也花费了很多钱，设法使人脱离很严重的情况。希瓦诺·盖第利神父说：「年长的人们还记得这件悲惨的往事：由耶稣善牧本堂补助建筑的钟楼失火，有一些人丧生，这钟楼座落在罗马城安东·碧岳路，临近圣保禄孝女会的会院。这次火灾并没有人有过失，但却把责任推到一位保禄会神父的身上，因为他协助建造这座钟楼并负责管理，因此这位神父天天愁容满面。于是戴格兰发挥她的爱心，给了这位神父一笔数目庞大的钱：『我还没有把这事向参议会提出，但我马上把钱给你，因为我们该付出任何代价，为挽救一位神父。」

    但不只如此，她也协助其它需求，有时是很严重的需求。而司铎们为了各种不同的问题也投奔她，向她请教，由一些实际问题，到内心的忧苦、到服从上的困难，以及团体生活的问题等，他们为所有的问题去找戴格兰。精通拉丁文、读过神学的男人们仍感到需要去听她纯正的理念和适度的言谈，并知道她能了解他们。她只观察他们的眼神，而在静默和祈祷中，已猜出他们内心的很多事：她是个很会把事情简化的人，他们请教后又恢复了勇气，爽朗地回去。

会祖的第三任继承人雷纳多·伯利诺总会长神父强调说：「大家都知道，许多保禄会士欠戴格兰的情，因为她对于他们的圣召和使命，在非常重要的关键，适时予以帮助。在某些环境中，她以她做母亲的先见之明，获知上主照顾的大致情形或圣母玛利亚的临在。别的修会中的很多修女，也都在这位年长的会长身上，尤其在特别困难的时候，不只得到为各修会团体极端重要的建议，而且由她几句慈母般温柔的话，就体验到个人决定性的关注。

    戴格兰修女，由各地旅行回来，曾多次谈到用电影做为福传的工具，她马上向所有的人说明，影响所有的人。从她自己传教的实际观点，随即会想象到电影的用途，并在某些情况下，可为福传工作者，做引入入胜的补助：甚至，在缺少传教士和传教士忙碌的地区，可做为暂时的代用品。

    雅培理神父立刻把电影包括在为传播圣言和伦理，以及公民教育的「最快速和最有效的」方法中。在二十年代，会祖跟议事司铎基艾沙，在阿尔巴，二人曾对这问题讨论了很久，并且圣保禄孝女会会宪中的第二八五条，也给了极明确的指示：「电影产生了极广泛的影响，它把罪恶渗入人心，但它同样也可以推动人面福祉。圣保禄孝女会修女们使用这个极有效的使徒工作方法，去拯救人灵和谋求社会的福祉。」

    一九三六年，教宗碧岳十一世，关于对儿童有害的电影，曾以其惯有的激烈情感加以干预：「面对给孩童如此大的伤害，面对如此多的纯洁心灵就丧失在电影院中，不由得使人想起吾主耶稣对引坏小孩子的人，所给与的可怕处罚。」

    在三十年代设立了罗马电影制片公司，以后改名圣保禄电影制片公司，在「开幕」时，去罗马圣保禄宗徒墓前跪拜一小时，其目的是为制造那些能进入正规电影院的影片。虽然历经万难和不少的反对，但终于能发表一个象征性的成果：制成一部（阿布那·默西亚)，表扬古列叶末·马萨亚，他是衣索比亚国加拉人，嘉布遣小兄弟会传教士；这工作的成功当然也少不了戴格兰修女的实际协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一切工作停顿，战后，工作又开始转往另一方向：除了一些影片在主题上，继续战前的趋势外，也开始出版短片和记录片：在这些影片中有不少是做为讲解要理问答之用，因其适合时代又有益处，所以很使人满意。

    在战后最初几年中，戴格兰修女有机会跟圣保禄电影制片公司的导演艾米吕·高得露神父会晤，曾谈到电影与教义结合的可能性及其它有关问题。依纳爵·芭拉修女，当时是导演的重要助手，她如此回忆那时的情形：「我听到了惊人的消息，我记得她跟我兴奋地谈到这事：那时有一件很大的好事该做，就是利用电影，使电影成为一个使徒工作，为此事圣保禄孝女会修女应积极地合作。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使徒工作，的确，但却是一个真正的使徒工作，是重要的和迫切的……会祖指示必须开始电影制片的工作，这使戴格兰确信这的确是天主的圣意，而且这工作必须完成，不惜任何代价。」

    戴格兰立即执行命令，马上开始工作，并努力工作。圣保禄孝女会修女虽然已负责了许多工作，但她还是安排她们专务电影；如此，在她们中同时栽培出对各部门有经验的修女，做一些地区司铎们的顾问和善会的顾问，而这些地区不幸遇到彼此不肯接受的人。

    另外一位圣保禄会修女玛利·罗莎莉·魏思格修女回忆开始时的情形说：「一九四七年九月，总会长把我叫去，给了我开始用电影传教的责任，并同圣保禄会合作。我们的工作是选择已制成的影片，改制成十六厘米，为本堂区的电影厅使用……同时也负责组织推销十六厘米影片的办事处。之后更负责同圣保禄会合作，试图制作宗教和教育、教理及陶成青少年的影片。总会长常给这项使徒工作加油打气……她鼓励我，并在选择影片方面，给我们建言。她坚定地告诉我们所选的那些影片确实能对传教工作产生效果，并提供人类真正的福祉……她曾多次说：『我们利用一切方法，以更快速的方式和更有效的工具，传布基督的喜讯，并希望更多的人得到这喜讯。」但不只如此。很快地，在制片工作上，也安置了很多的修女参加这项工作：而更在（天主之母)影片的翻译中，修女们参加了安纳女先知的那部份工作。

    随后肩负重责大任的时刻到来：现在决定的不是制造一部影片，而是有五十部教理记录片形成一系列，有如利用图像做成的天主教教义大纲，以特殊的不同主题和活泼的表现，使世界各阶层的人都可以清晰地和有效地了解这些主题。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作，也需要一笔庞大的经费，而唯一且经常要面对的困难就是雅培理神父没有钱。

    所有的计划均由保禄会的男会士们负责，他们本该自己付钱，但是戴格兰修女却不做男、女修会之间的区别。她厌恶自私想法、修会内的不合作态度、这个和那个修会间相互推诿的行为、排他主义和有害引起争端的小事等，都会对很多修会团体制造伤害。对她来说，每一个保禄会的创作——不论是哪一修会完成这工作，都是所有人的创作。在一九五一年，面对五十部记录片的发行，又有很多反抗的声浪攻击雅培理神父，就如四十年前一样，于是戴格兰·梅而珞修女手中拿着钱，走在前面迎敌；她为了这保禄会的事业，也是圣教会的事业，提供了所需总钱数的三分之二，如此，工作方可继续，而记录片才得以实现。为了这五十部电影，戴格兰有如一位有远见的母亲，付出了适时的关怀。

    但这并不是一切，雅培理神父和戴格兰修女因电影的发行，而遭遇到了重大的经济困难。为了解他们两位处于非常艰苦环境中的勇气，要回忆他们初期的工作，曾受到教宗碧岳十二世的副国务卿若翰·曼地尼蒙席的称赞。那时雅培理神父预先委托给这位蒙席五十部各种不同主题的影片，请他转呈给教宗。转呈之后，在一九五三年元月十九日，曼地尼蒙席以教宗的名义给会祖回了一封信，内容有明智的表示但忧喜参半：一方面给予热烈的鼓励：而另一方面，更好说它包容各种忧惧，并令其长期考虑。这个文件颇值得一读：「你们的创作不能不获得圣座热诚及慈父的关怀，圣座非常重视一切为适合青年人的宗教教义的实验。如果把电影的视听应用于宗教课程，可以使这课程如此地活泼、有趣，而适于把孩童及民众的视听能力同永恒的真理结合在一起，那末，宗教教育就无疑地有了不少利益……圣座因此愿意鼓励这当「慎重处理的事业」，确信每一投入的用心，并在教义、艺术、「行政」各方面，实际响应推动的善意。圣座深知你们孝爱的敬意，巡顺您，和您的全修会，同时祝福你们明智付出的杰出及慷慨的福传辛劳。」鼓励和祝福之外，教宗的信可以归纳成四个字：「好自为之」。圣座称赞雅培理神父有理想，并对戴格兰表示愿意支持这个理想。

    制作和推销这些记录片之后，证实各方面都进行的非常顺利，雅培理神父立即报告给「上级」知道不再有「忧惧」的情况：而「行政」方面也没有问题。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得到响应，神采奕奕的若翰·曼地尼蒙席向雅培理神父表示庆功，并说：「我特将高兴的消息呈报给教宗，圣座曾提及关于教义影片所有的进步，已在意大利和国外获得大众普遍的肯定：这事业对宗教教育不断提供珍贵的贡献。」宗座的答复文件中，连一个动词也没有使用条件句法，完全是使用直陈句法，因此会祖和戴格兰也可以把这封信归纳成另外四个字：「你们有理」。

    对所有的人，准备去协助——这是戴格兰的主导思想。雅培理神父在她去世后说：「戴格兰直接地或间接地，不但用很多的祈祷，而且以各种形式与圣保禄家族其它各修会合作……．她的伟大胸襟符合耶稣的圣心。她感觉别人的困难，高兴别人的发展，为此塑成她的形象。在她生病的最未期，还怀念别人，为别人祈祷。」

    雷多纳·伯利诺神父为会祖的话加上批注：「在雅培理神父这简短而省略的指示中包括很多事，但还有更多的事没有说出。对于「伟大胸襟」和「感觉、高兴、塑造形象、怀念、祈祷」等话中，我们只有指导的路线，就如一位老师傅留给徒弟们的人像草稿，仅带有轮廓而已。

    在一九四五年，为奉献给「宗徒之后」圣玛利亚的大教堂，按照雅培理神父的承诺，开始了建筑的初期工程。利用这里的洞穴和小丘陵的地形，建筑了地下室和更下面的地下室，使圣堂的地板跟现有的安东·碧岳路的路面同样高，而较亚历山大·塞维罗路，在以前叫做圆洞路为高。在一九四七年祝圣了第一块基石，三年后，这建筑物已有圆顶，和上面带有十字架的小圆顶。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结束教宗碧岳十二世所宣布的圣母年时，完成了祝圣的礼仪和教堂的奉献礼。一九六一年，各项建筑均告竣工。

    戴格兰修女在一九四五年就已经给修女们写信，告知建堂的工作开始，遂即要求全体修女合作，协助这庞大的经费。直到这工程结束，继续催促，提示她们以不同方式资助，并要求生病的修女祈祷：「圣堂对热心工作的人，和对全体专心协助的修女，应建立纪念碑。」

    一九五三年戴格兰继续旅行，从春天到秋天，共有三次。第一次旅行是回到东方，从四月十三日到五月二十二日：往日本、菲律宾和印度。现在视察渐渐成为管理修会的正规活动，但在最初并没有如此做：视察是件重要的事，因为如此保禄会士和保禄会修女感觉到更容易顺从和了解，也有同上级多接触和个人沟通的机会：其它的方法有的是「写信到罗马」，有的是乘来到罗马停留时交谈。

    在第一次旅途中，因飞机补给燃料，在贝鲁特暂停。戴格兰修女曾写信给修女们：「我们在巴勒斯坦过境：女人们的穿著如同圣母玛利亚。」另外一站，是飞往东方的越南。戴格兰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在西贡看见一队军人在飞机上吐口水，使我难堪：或许他们正要前往前线作战。」事实上在越南的确有战争，其一部份由萨兰将军的法国军队所占领（十九世纪由法国占领这地区，当时叫印度支那)，而另一部份则由独立军队越盟占领。就在这时，越盟采取攻势，就在因激烈战争而著名的贾莱平原上。

    他们到达了日本。东京的女青年唱的多么好!戴格兰常对东方着迷，更好说：对在东方所遇到的人民着迷。在日本有「很好的青年」，修女们有金钱方面的困难「正如同在罗马一样」，但是对于这个如此有朝气的团体，对于在这些人脸上明显的基督徒的快乐，可以说感到非常得意。（在这里载格兰应发现在自己内心有些喜悦的战栗，而马上去改正自己，她写信给修女们说：「我确定妳们为我祈祷，使我不阻碍天主把圣宠赐给这些修女。」)在这里她使人想起雅培理神父的话：「我们只知道破坏」。一些保禄会修女在东京已开始文化广播的工作，并在大阪、福冈开设书局，在各处得到这民族的爱戴：「保禄会修女和望会生受到众人的欢迎。」

    在菲律宾，圣召的发展很令人鼓舞，并认真地举办「基督导师日」、「福音日」，以激起众人的兴趣。在印度停留期间，雅培理神父生病出疹子。当时他在安拉阿巴德，于是便乘火车回到孟买，这里有戴格兰修女在保禄修会中，可让他休养，并停留在这里，直到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起程回意大利。

    之后不到两个月，七月十三日，两位会长又一起开始另一次长途旅行，直至九月三日，包括在加拿大、美国、哥伦比亚、智利、阿根廷和巴西等国的会院视察。保禄会士、圣保禄孝女会修女和主徒会修女都照常地热烈欢迎他们。有些问题，如以前一样，等待会祖的一句话来解决；其它问题自然等待戴格兰修女在各种机会中，随着不同的路程和时刻，在所有修女会院中和书局中当面解决。

    最初来到美国的两位修女，当时口袋内带着九十里耳，在美国已经过了二十一年——从罗斯福总统时代到现在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中间经过了一次世界大战。当初拓荒者的事业，现在由于努力，已发展成一些出版、教育和使徒工作的中心。保禄会修女到达麻萨诸塞州的波±顿、到达康涅狄克州的德比（从这里以后去到水牛城)，又到达路易西安那州的亚历山大。为厨开活动，她们在纽约寻找一个更大的地方，最后终于停留在斯塔滕岛上，到现在已二十年了。当初来时，必须成为卑微的人、对人无损害的人、不抛头露面的人，为能持久的被容忍在某些教区内；现在则是主教们争相邀请她们，而圣保禄会的修女总是感到人手不足。   

    关于这次旅行，缺少完整的描述，但是有两个数据出现在日记和报告书中。第一是雅格·雅培理神父的病，仍是因在印度所患的病和风湿症的痛苦。第二是辗转在病痛的折磨中：在飞机上，受下了长时间的坐姿，要走动、祈祷、念日课。虽然飞机起落颠震，当他能坐一会儿时，就努力勉强写宇。

他下飞机后，就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任务中：从举行弥撒圣祭到讲道、到视察已建立的会院、到亲临现场察看将来建房舍的土地。特别这次视察的目的是为改正每一会院（保禄会、孝女会、主徒会)的安置，并为指示将来遵循的路线。每一保禄家族应有自己的住处，与别会的住处分开，但不分离，是各自独立，保持距离，并为使徒工作的任务，行动一致，如同一个实体，易于合作：每个团体都必须有一中心教堂，好能共同祈祷。

    到各修会去视察的戴格兰修女观察所有的事，并且评估、记录和改正，同时在厨房帮忙，或在书局代替一些修女。她遇到机会就证实：「我们都不是圣人」，这对她来说，并不是责备人。她画出一个为所有修女应遵守的界线，这同时也是一个说服和保证特殊勇气的备忘录。她向在美洲或在每一大陆上的修女说：「妳们在修会里是为成圣。不论物质方面成功或不成功，不论所推销的影片、购买的住处、新的或旧的印刷机如何，妳们都可以成圣……」

    她强调说：「保禄会事业的发展是随天主的安排，不加人为的压力；但个人的圣德是每位修女尽力而为的成果。」这些话使她们见到光明，这些观察为某些修女是一剂不可缺少的强心针，因为有的修女数年来，每天走好几公里，或是做其它工作而没有立即见到成绩，难免有到处白跑的失意感觉。但是她这时说：「面对该做的重大善事，我们发现我们很渺小并看到我们能力的不足。但是有天主与我们同在：『你们别怕，我与你们同在』写在我们所有的圣堂内。勇敢，把我们托给天主吧!我们的会院该是制造圣人的工厂。」

雅培理神父继续在墨西哥旅行，在这里为六位首批墨西哥修生举行穿道袍仪式，他们是在保禄会中受的教育。八月六日，雅培理神父在古巴做了一次很快速的视察，关于这次在古巴的逗留，只知道会祖受到哈瓦那总主教的欢迎，而数小时后又起程，飞往哥伦比亚。在波哥大，保禄孝女会修女正在做避静，而他必须给她们领一次默想。随后，有机会与每一位保禄会修女、司铎、修士们谈话，他也重视了所有的努力。但是首都的高度（二千六百四十公尺)使他难以忍受，必须依赖戴格兰修女的照顾。尤其在举行弥撒圣祭时，他痛苦难当，但是视察如预定的，继续到各站进行，一直到九月初回到罗马。在重要活动的这一年结束时，十一月又到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做了简短的旅行视察。

    在澳大利亚的新会院，是在最新和唯一形式下建立的，以前都是派遣很多修女独自开始，而这次是戴格兰修女本人亲自去做创立人，时间是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

    两位长上正在东方（菲律宾、日本、印度)完成一次旅行，也伴同蓝达·高度琪修女和罗兰佳·贾希默修女到澳洲雪梨的住处。他们到达这里，不像在别的地方、别的时间一样，必须低头，忍气吞声：相反地，这里的枢机主教吉罗义给保禄会这伙人举行欢迎会，并用意大利话发表可爱的演说：而修女团体也第一次款留会祖们做客。最后保禄会修女有了固定的处所，临近保禄会士和主徒会的住所：当时善牧会修女在墨尔本已安居下来，这次是她们先来到的。

    这是一次满意的旅行，在东京戴格兰修女已经见到了一0五位日本籍的保禄孝女会修女，和大约十多位的初学生和望会生。菲律宾藉的修女也有一百位左右，而在印度有三位修女和七位望会生。一切很美好也很悲惨。有说各种语言的人，从更远的角落来响应召唤，也需要为那些肯追随圣保禄的女孩高兴，但不能忘记还有许多人是在离基督很远的地方。戴格兰修女说：「这使人伤心」。但只能这样，用不激烈的战术前进，必须慢慢地把我们的天主介绍给每一个人，从芥菜的种子、从伯利恒的麦秸、从卑贱开始。

    就这样她鼓励澳洲的两位拓荒修女、菲律宾修女、日本修女和令人赞叹的印度修女：为成圣，不重视统计数字，没有成功的人也可以受赏。她说：「很多次，没有成功反而是天主的一个恩惠。重要的是把人世的失败记载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天主的圣意决定使人成圣，人就要接受迟缓的考验，总不可气馁，但要相信天主所准许的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此外，对戴格兰来说，一九五五年是导师耶稣的一年，为此要认识、爱慕、效法和祈求吾主。这也是天主圣意的一年，要在生活中效法「导师耶稣翕合祂圣父的意旨。耶稣是道路，要效法祂的榜样，尤其是谦虚和克苦，在十字架苦路上慷既地追随耶稣。」

    她如此武装自己的修女抵抗气馁的攻击，实践那些由她本人记载在自己神修日记中的准则。例如：菲律宾修女请人由意大利用船运来从米兰买来的新裁纸机，在马尼拉港，卸货工人失误把这大箱子掉在海里。蓝达修女把这事写信报告总会长，骂另一位修女是「讨厌的」。她回信说：「妳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她?这连一个小罪也不是。」

    现在她们一起留在澳洲，为建立会院，住在道明会修女那里作客，这些修女们「知道了戴格兰是总会长，就来到她的四周，想知道我们修会很多的事，当时我们的修会还很年轻。我记得有一位修女在惊奇中说：『妳要管理一千名以上的修女?视察一百座以上的会院?小可怜儿!谁知道有多少困难!』总会长就让她说下去，并且不停的带着微笑，而很简单地回答说：『但我不做什么!是天主在做，而我只依靠祂，请妳们为我祈祷。」   

    这不是一个谦逊的形式，而是避免没有用的言论，这就是她，戴格兰的本色。关于谦逊方面，在她的信件和个人反省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安详的态度：是谦逊的主题在指挥她生命的交响乐和研讨自己的基本教材。她听和阅读圣书，祈祷和反省，她达到确切领悟的境界，发觉谦逊有如战斗，不是放弃攻打，而是要获取胜利，不是弃械投降，更不是俯首称臣。

    为了成为谦逊的人，需要有勇气，绝对的勇气。戴格兰写信说：「情欲是一种力量，如好好地疏导它，可领我们成圣，正如我很骄傲、满怀嫉妒、猜忌等等。我愿成圣人，成大圣人，所以当我更被压抑时，常使我看出我的可怜。」

    有几位保禄会修女回忆：戴格兰修女在别人第一次见到她时，给人的印象是面容严肃，但具安稳而有节制的态度。但随后，在她眼中的喜悦光芒和她一句可爱的言语，使人认出戴格兰的开朗谦逊超过她的勇敢。她是个能控制情欲的活生生的榜样，这使她在成圣的方向上前进。

    一九五三年九月，在罗马召开全义国修女会总会长会议，设立这机构是为推动所有女修会之间的协调及合作。戴格兰修女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选为「意大利修女社会服务联合会」这部门的主席，这是一个新成立的机构，第一次召集各修女会的首长。她希望从一开始就控制好大会的报告，但她对此不太有信心，认为这「或许是个错误」，邀请她负责圣保禄会以外的事务是她所能顾及到的事务中最末微的事。以后，当她做主席时，在一切事务的处理上，做的效果卓著。

    比方，在当时会议中，针对从事幼儿园老师的修女们所提出的问题，在大会中应决定是否给这些作老师的修女设立一个专修班?应如何去找教课的人?在什么地方?和经费如何筹措等。一位对这问题有经验的修女清楚地说，创办这事业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全体转向做主席的戴格兰修女，她只提出一个问题：男修会很重视这课程吗?对大家肯定的答复，她于是以雅培理神父式的作风决定了：「那么就该组织这个专修班；我们尽可能的去做，上主会帮助我们。」

依纳爵·芭拉修女，她是第一位继任总会长的修女，她回忆说：「组织了专修班以后，许多的学生来上课，产生了出乎预料的效果。以后也举办了类似的专修班，经过数年后，来上课的修女们都受益匪浅。」

    「我在脑海中和心中，怀念着修女们的进步，不论是在宣传圣召的辛劳方面，不论是在使徒事业的工作方面，不论是在修会的良好精神方面，这些都鼓舞了我们美洲的修女。」这是总会长在一系列视察之后，惯用鼓励人的「传单」。这传单写于一九五五年她第二次旅行结束的时候，这次旅行，她偕同会祖和主徒会女会长路济亚·莉琪会母。路程原则上是按习惯在美洲的各会院之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阿根廷、巴西等国。在途中有时改变行程，也有时做突然的视察。在去的时候，先在伦敦稍做停留，为去看由保禄孝女会修女和罗莎莉·魏思格修女所刚建好的会院。这里的使徒工作进展快速，因为所要的推销已经早有了，是由伦敦的保禄会士和美国的保禄会士所印的。在此停留期间，雅培理神父曾有所指示，是关于安排各会院，形成「保禄城堡」的计划。这城堡将出现在蓝格里郊区，离伦敦下远。

    在纽约，总会长召叫了十八位望会生，这是「在美洲从未见过的事!」此外，在波士顿的初学院正在竣工中，并准备趁此机会向太平洋沿岸发展：在加州的圣地亚哥建立一处会院。

    在加拿大和哥伦比亚，会院现在都不够用，需要扩大。在哥伦比亚不易找到圣召，「在阿根廷，修女们度过了一段恐怖的日子，但是没有受到很多的惊扰。」戴格兰在这里正好碰上阿根廷海运所领导的军事政变，在一九五五年九月，经数日冲突之后，推翻了独裁者胡安·多明戈·庇隆。戴格兰继续说：「（基督徒家庭)周刊已达到十一万二千份，也是在庇隆迫害时，唯一没有被取缔的天主教刊物。一切都为了使那些可爱的修女常更有救灵的心火热爱自己的圣召。」

    在这次行程中，雅培理神父在古巴有段新的记录。他们这次在哈瓦那机场，公开受到新闻记者、摄影及电视访问，并会晤了雅迪加·贝当谷枢机主教，受到欢迎和感谢，并为已居住在岛上的保禄会土要求援军。凡是愿做新事的人，会祖都予以肯定答复：哪里若没人想做，他自己就做，主徒会会母路济亚·莉琪修女如此记载着：「可敬的会祖神父，如日常一样，祈祷和工作时间很多，休息很少，而健康也不太好。不论他经过哪里，都激起新的活力和创意，把已存在的加以发展。」

    在某些国家也要求从事文化事业的修女，戴格兰修女说：「古巴和委内瑞拉两国都等候圣保禄会修女，但哪里去找修女呢?」他们要求修女，坚持要求。这时卡斯塔尼笃的德兰·梅而珞和她的女孩于们，同神学家雅神父一起，他们的革命获得了胜利。当年的阿尔巴居民对她们不信任，使她们隐匿不敢露面，曾在「妇女工作室」学习缝纫，因为怕某位堂区神父，某位诵经员或某位圣堂管理员的不了解，她们半秘密地引退在苏沙。但现在，有枢机主教们迎接她们莅临，庆祝她们的来到，并且还有其它枢机主教们，正等待她们去工作。

    戴格兰修女，当年在更衣所内开始参加雅培理神父的行伍，在这更衣所内曾很悲伤地怀念失去的恩师神学家基艾沙，在这里也曾得到合法及端庄喜悦的象征，而今天，在四十年之后，她能达到如此风光的地步，也可以说是合情合理。她因读书不多，只能做裁缝师：也因健康欠佳，没有被高道伦可修女院收留做修女。   

    但是想过去的这些事，可以说是浪费时间，就如会祖所说：犯相反神贫的罪。她在很久以前就在想，对于赏心悦目的事，不需要拒绝，只须注意时间是否适合就够了，这时间是在死亡后一瞬间开始。在以前呢?不，不可以在死亡以前。从所见所闻的最美好的事物中，应记取教训，做为其它事物的借镜，而后说：「我学会了……」。

戴格兰在一九五五年的旅行美洲中学到了：「在所有的圣保禄修女院和在所有国家，我发现了很多热诚的表现，对使徒工作的各项创举有很大的心火，和长上们及修会也能密切的团结。来自罗马的安排，为她们等于是福音上的话，并且全体修女对各项的进步，充满诚恳的希望。她们相信与罗马结合就会带来团结及修会中的和平，并有助于修会事业的发展。我学会很多美好的事，为此我感谢天上的导师耶稣、宗徒之后及我们的主保圣保禄宗徒。」

    在这次旅行中，戴格兰心中曾想到圣保禄孝女会两个典型的出版创作。一个是教理杂志（道路、真理和生命)，在一九五二年出版（与主徒会修女们的（基督内和教会内的生命)杂志同一年创办)。另一个就是当时正在努力试办的杂志，由修女们负责：把基督化的灵感生命赋给一个现代女性杂志，而特别是以女青年为对象。当她起程周游美洲时，还没有决定这杂志的名称。这杂志以后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正式出刊，用（这样)为名称。经过十一年，直到一九六六年，这杂志在天主教国际印刷品中，扮演了有才智和有个性的角色。

    戴格兰专心于这事业，只看她连在旅行中还操心这事，就明白了。九月十二日，在飞往巴黎的途中，匆忙地写信嘱咐：「……新杂志该诞生。向圣母好好做一个九日敬礼……为使这杂志美好，并造福人群，并且也要快速发展，因为现在必须与新时代并驾齐驱。」第二天，她又说：「我把新杂志托付给大家，它非常使我挂念，它应对青年人有很大好处……大家都该关心，这是全体的事。」

    在一九五五年十月，她以广泛和坚持的态度，重提这个问题，指出它的重要性，因为面对的是特殊的创作，所以决定要修会集体赞助。她说新杂志这时应有一个「好好祈祷的准备」，有如保禄会的每一件工作。随后又提醒说：「发行这杂志不要像一个重担似的压在肩上，而应以兴奋的心情来接受。会祖曾说过，这种杂志会对修会有很大的好处：它将是吸引圣召的方法，并指导人进修。」以后，如何发行一个刊物而不花钱登广告呢?请看：「已经有人在我们中间谈论这杂志，在书局谈论它，在宣传中也如此。我们必须研讨一切推销的方法，用一切技巧使这杂志能进入中学、大专院校，进入本堂区……」。但尤其「没有人退避、推辞说：这跟我没关系，我正忙着电影工作，我在做修院的工作……我们大家都该关心……我跟妳们联合在一起，在我所去的会院，我都谈论这杂志，并请妳们祈祷，妳们要开朗乐观。」

    戴格兰修女在旅途中，得知（道路、真理和生命)杂志在意大利发行顺利，感到很高兴，就在巴黎和加拿大发行法文版，在拉丁美洲发行西班牙文版，不久将为巴西有葡萄牙文阪。

在一九五六年七月下旬，戴格兰做了独自一人的短期旅行。此次有两个地方的视察：一个是在大不列颠的修女，而另一个是在马德里才住不久的修女，她们在西班牙的人数日渐增加。会祖在这里为了将来的发展，研究设立一个长久性会院的可能。在这年的年终，戴格兰和她的参议们，为修会生命的基本大事开始工作：召集修会的总会议，这是圣保禄孝女会有史以来第一个总会议。

    在每一修会内，修会的总会议是最高的立法机构，依照固定时期集会（除去特殊召开的情况)。这种会议平常是由在职的会长和各地选出的代表所组成，为保禄孝女会也是如此，举行总会的时间是一九五七年。   

    戴格兰修女在元月发布召开总会议，指出有权利参与会议的会长和选举代表的方式。开会的地点是罗马的总会院，时间是由五月四日至七日，会前先做一星期的退省神功。但是二月二十曰，却突然发布完全不一样的消息，措词简淡：「我向诸位问候，并请妳们为我祈祷。本月二十三日，星期六，我要接受一个小手术，所以暂时不能给妳们写信。」这不是一个小手术。她的身体一向就孱弱，而从某一段时间起，又加上胸部疼痛，所做的组织检查结果令人惊骇。因此，立即就动手术，把乳房从根切除。

    一切在「家中」进行，也就是在阿尔巴诺的「宗徒之后」医院，这里收容患病的修女。这是由雅培理神父的思想中所产生的另一个事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年内，由戴格兰修女策画完成。戴格兰修女把这里常看做是自己的家，常去探望住院的本会修女和其它修会的修女；她也愿在这里保留一个床位给蒙地卡西诺的本笃会修女，也为所有隐修院的修女。

    手术是由欧哲第主治医生主持，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为她胸部的癌症动手术，医生们相信这是一个责任，他们同情她，以为她可能就要遭遇『那个命运』。戴格兰以她决断的态度，不客气地回答说：『你们做你们应做的吧!」她给修女们写了封简略的传阅信件，通知她的手术顺利并且渐渐地康复。于是按照原订的日期召开总会议（五月四日)，大会中全体一致推选戴格兰担任主席（保禄家族的其它修女会也在这段时期，召开她们的总会议)。

    大约在夏季，她的一封传阅信件表示她很注意修会内的事，并准备去纠正各种冷淡的行为，这些事逃不过她的耳目。她有自己干涉的方式：不用当面的谴责，而只轻描淡写一些美中不足的情形，凡有眼的人，一看这信就会懂。她牢记她所遇到的事，不是去审判而是爱慕，不是打击而是引导，使她们变的更温顺，并成为可被说服的人，容易去接受上级的安排和所给予的工作和指示……并使她们记住，如果服从，就感到更舒适：圣保禄的孝女中最守会规的，也是那些最开朗的；但是那些不甘心服从的人，那些不慷慨顺从各种安排的人，生活不安心、变的神经质，并且……她们痛苦，也使别人痛苦……似乎她一个一个地看所有的修女，愿她们成圣。就是为了这个理由，她不让人有轻率的行为：常有时间调整路线，按照每人的能力加以改善。她在反省自己时，承认自己有更坏的缺失。

    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戴修女没有出国旅行。虽然她仍做些日常的工作，包括担任义国修女联合会主席的工作，但身体还是衰弱。因此她不能按预定的，在一九五八年去菲律宾，而由副总会长依纳爵·芭拉修女代替了她。

一九五八年十月九日，教宗碧岳十二世在冈道尔夫驾崩，享年八十二岁。随后在二十八日，令世人惊奇的龙佳利当选为教宗，取名号为若望二十三世，当时七十七岁。他是一位使教会加快脚步的人，登基不久，在一个冬季寒冷的早晨，就在圣保禄大堂，宣布本世纪天主教会的大新闻：召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雅培理神父立即证实说：「这是一位为这时代的教宗」。

    戴格兰修女又开始乘飞机访问。在一九五九年九月起程，做周游美洲的视察，预定为期五个月。为了她的健康，由一站到另一站，中间需要略长的停留。这次没有雅培理神父同行，陪伴她的是主徒会的会长路济亚·莉琪会母。在美国的天空，她们的航线和赫鲁晓夫的航线交叉而过，这位苏联的第一号人物是来访问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她在旅途中不能像以往一样写信，但她向修女们保证（试图做这事)，由波士顿写信说：我还好，妳们放心吧，有人给我治疗、陪伴和协助。

    较充裕的停留期间，可以很用心地考察所有的事业，尤其是访问人——每一位修女。最重要的是同她们交谈，两人面对面地交谈，聆听对方的倾诉。从某时起，她已经不能全神贯注到她认为基本上迫切的事：就是她亲自回答每位修女的定期来信，但现在她能亲口回答。经由一段又一段的路程，由美国、加拿大，到达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智利、阿根廷、巴西等国。

    在各会院她发现长久以来的难题，就是在需要的地方，缺少很多修女，但这并不妨碍芥菜种子的长大，为少数的修女，该看她们怎样努力工作。在委内瑞拉，我们很快就要达成美好的愿望，在各地的会院已经太小，其中尤其是卡拉卡斯和波哥大。阿根廷一望无际的平原使她惊奇，这里的保禄会有进步，就如在门多萨的新会院中那样。

    她在许多地方见到发展教理的活动，这需要总会决定性的支持，就如她刚回到罗马后，向修女们所说的：（拉丁美洲的)修女在这里学习到很多，今后必须研究发明一些新的东西，为帮助国外的修女们。她遇到主教和本堂主任，他们都要求派遣更多的保禄会修女，并改变了他们以前不欢迎的态度。这时她就想起雅培理神父当时在被拒绝的修女面前所说的话：「没关系，将来有一天，他们要邀请妳们，而妳们却不能到各处邀请妳们的地方去。」现在所遇到的，正是如此。她使罗马本会的修女们记住这事，不只是牢记服从的重要性，而且把服从的智慧铭刻于心：「这是一个标记，表示会祖所说的就会实现：我们按照约定，服从他的命令。」

    在哥伦比亚，在「圣保禄电影」的工作上，戴格兰见到了令人有信心的开始。在巴西的古里提巴，保禄修女们把她们教理的课程录在录音带上，由教区的小发射台播放出去。「这里的人也希望能有别的广播，但因技术问题，不可能利用这些录音带。」于是戴格兰修女依照雅培理的作风（这是一个经常惯用的态度)回答：「把教理课灌成唱片，各处可以播放。」在古里提巴制作唱片?是的，在古里提巴，而且用简单的方法。在开始时，就如大家所遭遇的，也难免有错误，但不只是罗马该产生概念，其它地方也能产生和实现概念。第二天，她临行时，还在催促唱片的事，于是以后就在古里提巴这地方制作唱片。由于她们的成功，以后在圣保罗开始设立了制作唱片的中心。

在团体中所发生的事，有时其它人不知道，而有被遗忘的危险：只要一个人迁出，一个人去世……就没办法记住了。于是戴格兰在回意大利之前，又有了另外一个理想，于是马上利用传阅信件把这理想传布各地：为什么在义国以外设立的所有会院，没有从开始记述它们的历史和记述这时代的变迁呢?「我以为这是件好事，假如现在不做，将来会后悔。」的确，这些变迁已成为历史（但是她常用谦和及亲切的态度来看这历史)。她说：「（假如没有历史)谁知道我们有这么多优良的兄弟姊妹们……」

    在一九六0年三月十二日的一封传阅信件中说：「有件事，妳们做的好，就是在妳们书局中存放，也尽可能推销新的杂志（若你愿意……)，这杂志是由「宗徒之后」修女会所出版，妳们知道这是我们保禄家族的一个支会。」

    这个新的修会是雅培理神父在一九五七年就愿创立的，他曾用一句充满强而有力的大公精神的话，发出命令：「一切天主教徒，用一切力量，用一切方法，为一切圣召，为一切使徒工作。」他常想的就是这个，甚至在善意的小地域主义时代，派遣一位神父到传教区去，好似向教区偷东西一样。

    神学家雅培理神父在一九五七年召集了一群年轻的妇女，要求她们准备做这个特殊的献身：为圣教会发起、鼓励和支持任何方式的圣召，为任何不同形式的修会。这个小团体取了修会的名字叫「宗徒之后」，因此人们亲切的称呼这些修女们为「小女宗徒」。雅神父在起初只想成立一个单纯的修会，没有公开的圣愿，但以后认为更好是终身奉献给一个真正的修会，于是在一九五九年第一批七位修女开始宣发公开圣愿。戴格兰修女非常重视这新修会的价值，甚至把要进入圣保禄会的女孩子送入这新修会。这并不只是对雅培理神父的服从，也是对新修会的赞助，她基于十年的经验，对这问题有她个人的看法。

    第一批小女宗徒中有一位少女，住在离总会院不远的地方，跟戴格兰修女很熟，她家中也曾得到戴格兰的帮助。她很高兴这位少女——玛德兰·魏拉尼决定入圣保禄孝女会，但是有一天这女孩跟雅培理神父谈话：「他清楚地向我说，比入圣保禄孝女会更好的决定是应同其它的女孩子们进入新诞生的『宗徒之后』修女会，形成这修会的最初核心，为推广圣召。」这少女担心会使戴格兰修女有受骗的感觉，而不愿把这事告诉她。「后来她使我知道她很庆幸会祖给我的建议，并且在我进入新修会的前夕，给我一包衣服，当做『填箱的嫁妆』。」不久以后，戴格兰去冈道尔夫堡，在狭小的会院里见到了第一批小女宗徒们，并送一台录音机当做礼物。为录雅培理神父同她们的谈话。

她没有想到雅培理神父有太多的工作，要创办太多的事业。相反地，她被这个整体性现象和丰富多元化的神恩所吸引：她所关心的从来不是物质的方法和人为的工具，她所关心的只是信德不够坚强，祈祷不够有信心。有一天，日本保禄孝女会的会长写了一封信来，表示担心严重的经济困难。她回信谈到由总会承担的债务，而随后结束时说：「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把头放在什么地方，但我们要敲圣体柜的门，如此将有帮助。妳也依靠天主吧。」

    在一九六0年夏季戴格兰修女到强恰诺，为了疗养，也为加强祈祷，如同对修女们有利的「工作」：「这里我有时间祈祷，一天我祈祷三王四小时。我们有很多需要，我也该为全修会祈祷。」该年，她减少对义国以外会院的视察。在八月，她去大不列颠，看孝女会在兰格利的新会院，并在九月，视察马德里的修女们。

    会祖也关心祈祷和默想，主张由整体化的观念来做起。他觉得一个新的和宝贵的时刻已经来到——大公会议为圣教会、为保禄会士们在各大洲的发展必须停顿一段时间，为使会士们用祈祷来充电，反省个人及全体的路线。因此规定每两年有一个月的神修操练，为常效法耶稣命令宗徒们从乡间宣讲回来所做的：「你们来，私下到旷野的地方去休息一会儿!」（谷六31)

一九六0年四月，这些退省神功在阿利加的保禄会「天上导师」会院举行，出静后去觐见教宗，这是圣保禄会第一次「全体」出现在新教宗前。教宗邀请他们为大公会议目标和为教宗的任务祈祷：大公会议的工作目标是为使基督徒趋向合一。随后教宗继续说：「圣保禄会的工作……是从事于尊重天主十诫中的第八诫，这第八诫受到很多的损害。你们看欺骗如何地破坏人与人之间往来的基础——诚实。在全世界，一切在背弃真理中瓦解……」为修女们也规定二十天的特殊退省神功；在一九六一年五月，雅培理召集了最早入会的修女或有行政任务和从事教育的修女。而戴格兰修女这时正完全专注于「在旷野的地方」，完成全部奉献的行为：五月十五日，天主圣三节，她奉献了本人的生命，为圣保禄孝女们的成圣；也就是接受死亡，甚至立即的死亡，因为牺牲就是为了这个目标。的确，她愿使修女们成为有成果的女使徒、出版家、写作家和大众传播的专家，这些都很适合现代的需求，但须按会宪的指示；以上那些成就都是次要的，真正第一重要的是成圣。戴格兰修女在她一生中，把教育自己的妇女能做大事的责任定为第一要务。她多么爱她的修会家族，她不会忘记修会是一个成圣的方法，是一个严厉隶属于这目标的方法，她在默想的日记中警告自己：「不应把修会放在天主之上，完美是在于承行天主的旨意。」

   戴格兰修女在很多旅行之后，她还没有到过非洲，保禄孝女会就已在非洲生根。一九五八年六月，巴西良·比央格修女和若瑟·巴娜乐修女到达了当时还叫比属刚果的地方，首先在首都利奥彼得维，现在叫金夏沙建立会院。次年她们在加丹加的首府伊利莎白维镇，现在叫卢本巴希，戴格兰的视察正好遇到这个悲惨又流血的时刻：摩西·勤白决定脱离富庶的加丹加，成立新政府（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起先是衰落，一年后，宣布独立)；在二月总理卢蒙巴被刺身亡，又在七月，联合国秘书长哈马绍因空难而丧生，当时他正设法到勤白谈判停战。

    因此戴格兰修女，只能视察首都的保禄会孝女们，而不能到加丹加的修女那里，因在途中有残酷的游击战。这保禄会的小团体，不论情势如何，仍留守自己的岗位。戴格兰在一封传阅信件中谈到她们：「非洲的姊妹们问候大家!她们精神愉快并做很多好事。非洲真的表现出特殊的吸引力，各处可见到很多人渴望天主的圣言，我们用祈祷和每天的小克己帮助他们。看见那么多穷苦的人，而联想到我们自己，虽然发了神贫愿，却仍旧生活在富裕中，应该感到惭愧。」

    这次她决定到东方做新的视察。有保禄孝女会修女的帮助，相信可以抵抗一路上的困难，并有一位修女做秘书，以减轻她写信的辛劳。她的旅程基本上还是经常走的几个重要站：印度、菲律宾、日本、澳洲等地；另外还到达两个地方：就是南韩和福尔摩莎（台湾)。她在一九六二年一兀月二十四日启程，五月十九日回到罗马，并且这次，由一地飞往另一地，中间逗留时问较长，为使她不致太劳累。她从孟买写信说：「我身体很好，妳们放心吧。」她如常地去看、观察和研究当地的人民。她说东方不只有自然风景，而且有充满生气的面容、明亮的眼睛和宝贵的人灵。「在这广大的印度，她感到很渺小，就像一粒尘沙。」

    在菲律宾，开始感到身体不太舒服，她含泪看完保禄孝女会修女们给她寄来的信：「……我觉得这里的气候使我疲倦无力。」实际上她病倒了，于是唐士坦莎·碧南黛修女火速由义国赶来，守着她充当护士和秘书，但旅程仍继续。大概戴格兰修女感觉到她是最后一次周游这些国家，于是像圣保禄宗徒一样，向姊妹们说出她有重病，并觉得这是微不足道的。

     并且同阿尔巴卡斯塔尼笃的家人——弟兄们、表姊妹们、侄子们在短暂探望时，她会把自己的每件重大事业改变成很亲切的小事；另一方面，她的家庭对于她也有坚定持久而朴实的情感。在家中，人们都喜欢她，但在她一生中没有一次彼此说出来。

    当她去阿尔巴时，有时也探望自己的家人，但从未把它看成是特别的事。就如她的弟弟柯斯坦·良神父所说的：「为我们弟弟，她是德兰姐姐：为侄子们，她是『大的德兰』（在毕耶蒙特方言中，是指姑妈)，对她没有格外尊重的看法，她有时带来一些孩子们很喜爱的糖果或玩具。我们大略知道她旅行中的一些事情和她经过各会院的活动，但她本人在家中暂停时，并没有什么忧虑的表现。她同小侄子们相处的很融洽，他们把他们的小事情托付给她，好像她闲着无事可做一样。」她有时做不速之客：「我经过这里，顺便来问候你们。」问她是否去过很远的地方，她比方回答说：「我从日本回来，旅途很愉快。」如此而已；她「总会长」的地位直接不用，而恢复戴格兰姑妈的身分，并专心为卡斯塔尼笃的事情和人服务。「为我们这些做弟弟的，特别在她身上看出来的就是她常有无忧无虑的安宁、单纯和开朗，我们从没见她烦恼和悲伤。」

    五月末，结束了在东方的长途旅行之后，她去见在阿利加为退省而聚集的同会姊妹们，她们与她并肩而坐，亲密地交谈，如同在家中的亲人一样：她也说出所办的事及所遭遇的实际情况。比方，飞机在孟买因故障而停飞，又没有空气调节，当时「如同在火炉里」，而圣保禄会的孝女们对于这种遭遇仿佛无动于衷。戴格兰修女告知所有的听众：「我想，她们心中充满了天主的爱，因为几时我们心中有天主的热爱，虽然热，好似不再觉得外面的热。」

在菲律宾可喜的成功就是举办「福音曰」，在这特殊的民族中有很多圣召，已经能供应第一批保禄会孝女到别的国家去传教。但是在日本：「在宣传的那一天，只有一、二个天主教徒。」其它的人都不是基督徒，「必须看他们如何心甘情愿地接受福音和其它的书籍……」奇妙的是当这些「远方的人们」同耶稣第一次接触的时刻，比方：当时他们打开了福音，首次听到朗诵真福八端……戴格兰修女继续激动地记录下这些事实。她像圣保禄宗徒一样，也同样有幸福的合作者，他们惊讶地发现有关的奇迹——在会堂内、外，在大街和广场，在希腊人、希里人、马其顿人和罗马人当中——传报死而复活的纳匝肋人耶稣的喜讯。戴格兰并非生来就是「信德的贮藏所」，这种说法表示只是很用心地保存珍宝，并锁起来，但是真正的保存是使「外教人」听天主的圣言，否则就是埋在地下的塔冷通（元宝)。（玛廿五15)

    戴格兰，卡斯塔尼笃的女裁缝师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东方人群中，深深地感到圣教会的使徒事业问题，就如十年后，一位卓越的神学家迪亚尼施所发表的：

    「这里所讨论的不只是经由一个收集宗徒们所见到和所证实而写的文件，来保证关于给基督做证的真实性。同宗徒们的往来记述是一个做法的大纲，它指圣教会在其所有的时刻中的事业……所以圣教会是『从宗徒传下来的』，也表示其本质是向未来发展，因为该保存的讯息不只包括已发生的事实报导，而且也包括宣扬将要来的一些事。在『从宗徒传下来的』结构中，圣教会生活在有特色的发展中，能使古老的事故再生活在新时代中。假如圣教会只以未来的名义，忘掉同其过去的对比，就不是从宗徒传下来的；同样，假如圣教会，以其过去的名义，不能在各时代中具体的实现讯息，也不能在未来的历史中公布这讯息，那也就不是『从宗徒传下来的。」  （圣教会——共融的奥迹)  199。)。

    戴格兰修女之后又向保禄会修女们描述在台湾视察的情形，保禄会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在这里服务（这里也是被邀请来的)，最初有多娜塔修女、菲律宾籍的朱思棠修女、裘安娜修女及李慕德修女。在南韩，有欧拉丽雅修女、丽迪雅修女，和两位日本籍的圣保禄会修女在一九六0年到达。戴格兰师傅说：「我们都是一个家庭，我们都是圣保禄的修女，我们属于全世界。」主教也对她说:「妳们是全世界的修女，真正属于全世界……」

    在台湾还没有实现大的工作，修女们正在努力地学中文。而在韩国：「啊，可怜的韩国!人民穷困，但他们精神上富庶。」他们刚脱离战争的蹂躏，这场战争使一百万平民死亡，数百万逃亡而无家可归，但他们并不怨天尤人，工作很积极，虽然真正的工业革命要等到几年后。还有，这里的教友为数很少，但是有一段无比英勇的历史。这里的天主教在十八世纪，由一位教友传入，成为一个非常卓越的团体，虽然没有神父，却也曾兴旺一时，几千名信徒几乎度着隐秘的生活。一位中国神父在一七九四年来到朝鲜半岛，但马上被杀害；在那段时期，高丽曾是中国的亲密藩属，遭到绝对封锁，不受外在的影响。三十年后，有一位法国传教士想秘密地去高丽的教会工作，不幸略经满洲，暴毙途中。最后，另一位法国传教士成功地到达：但三年之后，同很多的信友一起殉道；然而，韩国的教会仍继续生存。

戴格兰叙述韩国的教友时说：「我们去过汉城的一个教堂。本堂神父独自一人，很像雅尔斯本堂神父。他主曰举行三台弥撒，讲三次道理，还指导其它善会……必须看他们的精神和虔诚……他们的表现有如教会初兴时期的基督徒。怀有这种信仰的教友，自然产生不少圣召。」

    罗马，一九六二年，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开幕。圣伯铎广场和四周，有穿着无袖袈裟的东方大僧，有穿紫色道袍的主教，有穿红色和金色道袍的枢机主教：以肤色来分，有白的、褐的、黑的、黄的；还有银白色胡子和黑色胡子的主教，场面如火如茶。这些宗徒的继承人，全是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所召集，来参与大公会议，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各有很不同的背景：恩利格·玻莱·达内尔是西维利亚的枢机主教，他的教区在一千三百年前已成为基督徒的灯塔；但有一位非洲主教多次赤足在他新而广大的教区中行走。纽约的枢机主教方济·史培尔曼掌管一百五十万天主教徒，有九位辅理主教协助；而甘地亚的主教乔治·色诺布罗斯只有三位神父和三百二十位教友，他口头训导即可，不必写牧函。有一位非洲撒哈拉的主教以行乞为生：也有在小教区中的极贫穷的义国主教们，还有来自各大洲的其它贫穷的主教们。

    许多主教认识保禄会修女而来访问总会院并问候戴格兰修女。她用温和而专注的目光不停地观望这些主教，除了本会修女向她报告的那些事以外，她本人也了解很多事。这些主教中很多人只有一双鞋，有些人在十月受风寒而感冒，他们出奇地有先见之明，为保持尊严而隐藏他们的贫穷情形，而拒绝邀请的人。他们自问，如果大公会议延长很久，该怎么办?

    在大公会议高级神长方面，还有很多位主教出奇的贫穷而鲜为人知。戴格兰现在毅然决定像母亲般照顾他们，就如照顾困难中的保禄会士一样。纳匝来娜·莫兰多修女说：「当这些主教（特别是来自传教区的，和来自所谓开发中国家的主教)来到时，总会长首先想到的就是负责他们有冬季该穿的衣服。当然很多位主教没有毛织品的衣服，因为他们来自热带地区……」

    戴格兰修女从保禄会修女们开始组织援助工作，她们奉献出她们的新毛衣。随后扩展到会院外的收集工作，向家庭和制衣公司要求捐献。她本人没有出面，而直接或经由修女们探视这些主教的衣柜，从内衣到鞋子，从短白衣到外衣。这当然揭开了柜内不可思议的事，发现为了廉耻而隐藏的贫穷，有时是英勇的廉耻。如此可以将所有的援助分类，像在大战时做的一样：有时干脆放一点儿钱在手里，说：「蒙席，请喝杯咖啡，请乘电车用……」

    纳匝来娜修女还说：「戴格兰照顾主教们无微不至：每星期两位修女开着汽车，到各穷主教们所住的「宿舍」或「旅馆」，收集他们各人的衣服，洗好，熨好，规规矩矩地放回原处……在大公会议期间，每一个星期都这样做。很多位主教，回到本地以后，去见我们的修女，表示谢意并述说总会长的殷勤款待!对贫穷主教的照顾一直延续到大公会议结束，在戴格兰去世之后，继续实行同样的爱德，因为这是她教我们的。」

    一九六二年，大公会议的第一个圣诞节来临，人们陶醉在愉快的精神中。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谈到「再寻求」基督徒的合一；但为许多人，合一已为期不远，并且轻而易举，不必付出很大代价。

    戴格兰看清时局，她不以为「合一」会很快实现。她的现实主义提示她在这年圣诞节写一封充满信心的传阅信件，但信中不乏很严肃的警告，而无柔情的蜜语。她指出一些个人主义的思想四处流行，修女们也容易由于工作种类不同而受到诱惑，结果就是把修会本有的视为个人私有的，这一切均导源于彼此不相爱。而有关基督徒的合一，她认为：「但是我们该实现的，首先是我们之间的合一：互相友爱、互相怜悯、宽恕……」因为：「我担心一个错误和有害的倾向正在渗入，就是有人在生活中，精神不完全与修会结合，而更关怀自己的利益超过修会的利益……我很难过地听到有人说：『她们』、『我们』，分的很清楚。我们都是『我们』，我们大家应该『一心一德。」她又加上

说，必须「慷慨地和完全地」接受修会的指示和命令。并且她对于不久的将来感到挂虑，她劝勉说：「我们也要定这个志向，求得所有的人衷心接受大公会议的决定。」

    在交谈中，讲些危险的事故，同时传播引入学习的报导，在每一会院中，在每一时刻都可能发生。比方说，那位会长在没得到准许之前，就没有花六千里耳换眼镜……．保禄孝女会修女们在全世界所完成的奇异牺牲，而无人知晓……就是为了这些，她希望该记录、该发表——有些事该使人知道。有几位修女在一九六三年，将满宣发圣愿二十五周年，不该公开地庆祝她们吗?于是一九六三年元月十曰她写信说：「该感谢天主赏赐给每一位修女这么多恩惠：修会对于这些所做的好工作、树立的圣德芳表、这些年的辛劳，也表示感恩。」

    但对于在非洲加丹加和卢本巴希地方的保禄会修女们该说什么呢?她们正处于游击战的中心地区，不能再与首都金夏沙的修女们取得联系。一切宣传的方式被中断，最后战争也破坏了她们的会院，强迫她们到各处避难：首先投奔到千达的仁爱会修女那里，而后由矿业联合会安排一个住处。副总会长依纳爵·芭拉师傅一路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鼓励她们。她们停留在那里，在局势正常化以后，开了一间书局，很快地成为城中最受重视和人们常去的地方。

    为此戴格兰修女，觉得身体较好一些，简单地谢绝一切劝她慎重考虑的话，而决定前往刚果。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启程，十七日回来，这是她最末一次到国外旅行。她曾见过苏沙地方的不幸遭遇和小印刷厂的火灾、大战时在总会院附近的轰炸、在中国的战争、在菲律宾的苦难和在阿根廷的攻击……她曾鼓励过那些地方受困的修女们，现在她也该去非洲的修女那里，在城中、在书局中，拥抱她们。这是她最后一次的视察，但是她并没有离别的忧伤；在这里她是领袖，她要同自己勇敢的人民一起高兴。她颁发「奖章」：就是保证免费寄去她们书局所需要的一切书籍，为补充在战争期间所损毁的那些书。

艾莲娜·拉蒙黛蒂修女回忆说：「戴格兰在最后的一段时日中，对我们特别表现出她的慈母心肠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她伟大的牺牲精神，尤其表现在服从会规和普通行为方面。虽然她觉得疲倦，也有许多事要做，但她仍愿同修女们在一起：在散心时，停留在那里，为见到所有的修女，并同她们交谈；不论是在罗马的总会院内、在视察时、或在遥远的会院中，都是如此。

    现在戴格兰修女不再外出视察，她活动的范围限于总会院内。当她更缓慢地与各地通讯时，每天她继续在自己的日记上做综合的神修记录。她的思想渐渐脱离总会长的问题，而成为圣保禄孝女会的戴格兰·梅而珞的心灵日记：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日：「生活在圣宠之下和圣神的感化之下，是祂在我灵魂内工作。同祂我们有圣父和圣予，总不可厌弃圣化我们的圣神。」

    六月三日：「同天主结合的生活，如圣保禄所说：『我的生活是基督』做一切是为祂。在祂内，同祂一起爱人灵、做善事，并愿所有的人得救。常有谦逊、忍耐和信德。圣玛利亚，请帮助我!」

    六月三日「星期一的晚上，教宗若望二十三世驾崩。这件大事特别强调在第二天的日记里：「昨天十九点四十九分敬宗驾崩。常准备接受天主的召唤。做一切事为悦乐天主和圣母玛利亚。同所有的人友好：安息……」

    六月五日：「常把永恒放在眼前。今生是准备去天堂，做一切也只为天主，为中悦祂。吁，玛利亚，我依恃妳。」

    六月六日：「敬宗若望一一十三世葬礼。爱，实践谦德，克制自我。遵守圣愿，神贫、服从、殷勤。一切向永恒看。吁，圣玛利亚，我依恃妳。」

    六月十六日：「全心依靠耶稣，祂要救我，祂曾为我死，为我打开天堂的门。自从召叫我进修会，就爱了我。我的耶稣，我依靠祢。」

    六月十六日同一天，戴格兰修女写完这记录后，突然得了脑部痉挛症。这病延长了八个月，直到把她带入坟墓。

    次日，六月十七日，戴格兰修女只写了两句话：「懂的不多——生病了」。六月二十日：「一样」。六月二十一日：「比较好」。

    六月二十六日：「我做悦乐天主的事，我对祂很有信心。」

往后的黑夜里都很正常，直到十一月二十二日，她用以下这些话结束：「天主，我愿在一切事上，常常地承行祢的旨意，并在一切事上常常地服从。我的护守天使，请帮助我。」

    戴格兰第一次患病的那天是六月十六日，正值主日。在圣伯铎广场是一个没有三钟经的罗马主日，因为是教宗空缺的时间（选举新教宗保禄六世曼地尼是在五天以后，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五)。戴格兰修女在这一天有两件事要做：早上，接见非洲阿利加保禄会的一群初学修女；下午晚祷后，在她所住的「宗徒之后」疗养院内召开阿尔巴的会议。

    虽然看得出来她越来越困难，但还是能把一切做好。在早晨，胃痛，觉得虚弱；在下午，忽然感到说话困难，有一段时间没有反应，晚上也是一样，没吃晚饭，就提前上床休息。她曾企图说话，但只能重复说：「是……是……可怜的人……如果不能，忍耐……」以后突然间想呕吐，医生赶来，诊断是脑部痉挛，有血栓形成的危险。她失去了知觉，于是马上请来驻院司铎加禄·德高耐神父施行圣事，当时是晚上十一点。德高耐神父回忆说：「在总议会的各位会长和副总会长依纳爵·芭拉修女面前，给她行病人傅油礼、宗座降福及临终大赦，我们并一起为她念善终经。」

    到了隔天早晨，她呼吸安定而正常；又过了数小时，她自己醒过来，已能说话，并问护士小姐说：「妳在这里做什么?」她叫这位护士「马多达」，在她小时候的毕耶蒙特方言中，是指「女孩子」。她还没有与世长辞，在离开现世和修会之前，先要让戴格兰修女用八个月的时间，总结她一生中所讲授的教材：谦逊、服从、忍耐、勇敢。戴格兰四十一年来，自一九二二年七月的某一天，当时雅培理神父在阿尔巴的厨房炊具中宣布任命她为一个还刚诞生团体的会长，她每天学习一些事，直到她给其它总会长们提供建议、给神父们增加勇气、教育别人。

    每天学习一些事，每天有一些成就，如此历经四十一年之久。但是在一九六三年七月的第三主日以后，她的工作颠倒过来：每天有一些机能消失：行动非常困难，不能说话，也不能再写字，体力持续衰退。对许多人来说，就要辗转在失望之中：为她却不是这样，在她突然生病以后，她的新任务是要常常接受天主圣意，甚至在最后的几句话中，用一个永不反悔的「是」证明出来。她亲手能写出：「天主，我愿在一切事上，常常承行祢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说戴格兰·梅而珞的「殒落和结束」，而是她要学的最后一堂课，诚如曾在她最末一段路程中陪伴她的德高耐神父指出由她所完成的任务。他说：「在她患病的八个月中，她是一位有基督化望德的修女，对天主和对近人也是信德和爱德的修女。」

    现在她该慢慢放弃以前的工作，把任务交付和转移给别人……或许就是评量她自己付出多少辛劳的时候。比如，她写的信超过八千封，因为她不断与教会的中央机构做联系、要求和回答，也有时与各修会首长往来，与各大洲的主教们通信，最初有一段时间是请求他们接纳圣保禄会修女，阻止他们不要把她们驱逐；而后来，甚至到现在，却要说不能派遣别的修女，因为各地要求太多的修女去工作。现在主教们的这些坚决邀请，正应验了会祖雅培理曾说过的。

    有些主教特地来找戴格兰要求修女去服务。她述说一九六0年有一位非洲（科特迪瓦)的主教来到会客室，他愿意在建筑主教座堂以前，先邀请修女去开设一间天主教书局。戴格兰修女不能给他派去修女，而这位主教说：「我们是在非洲，请想一想是在非洲!……」戴格兰继续说：「他几乎下跪，真可怜。他身体不适，在发烧，他仍然要求修女去工作，这情况令人感动。」

    还有其它很多事重重压在这位总会长肩上——她要负责二十四个不同国家的修女院，与各主教、各国首都的教廷大使和民政当局，通讯、接触、谈判和会晤：还有各处创业的经济问题：在全世界购买土地、设计蓝图、建筑房舍。在许多国家中指挥，经过数十年，付出很大的辛劳而获得荣誉与繁荣；但对圣保禄孝女会的总会长来说，这只是她工作的一部份，而不是最重要的。而最重要的，也最值得提起的是她的「人际关系」：她与每位修女、每位会长以口头或书面方式交谈，演说、通讯、传阅信件和传单；总之，用一切对伟大教育有益的工具，就如她常说的「使她们成圣」。

    在她繁重的工作中，也有很好的协助，因为她会选择品性优良的合作者。但是这个「指导人」的选择条件，是在戴格兰会院中从「吾灵赞颂主」中所提及的第一个圣德（谦卑)开始，而不是依据行政的哲学。她从自己的谦德开始，这圣德推动她寻找别人的帮肋，甚至寻找别人来改正自己：「请妳们告诉我该怎么做……」，「谢谢妳们使我懂得了」，「请原谅我，我做事粗鲁，我不够细致……」

    比如说，戴格兰就是这样向德兰·辣芭露修女请求原谅，她们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一七年就在阿尔巴相识，一起参加基艾沙神父的要理班。辣芭露曾领导一部份雅培理神父在阿尔巴所召集的女孩子，当时另一部份女孩子在苏沙和安杰拉·鲍菲及德兰·梅而珞一起，以后辣芭露成为主徒会的领袖和多种团体的会长。现在她在「宗徒之后」疗养院作客，这医院正在扩建中。一九六三年元月，她们在阿尔巴相遇，戴格兰要求辣芭露让她知道圣保禄孝女会年轻修女的开始情形：「在晚饭后……妳要述说最初时期的历史，和一切妳所记忆关于会祖的事。」随后她也感觉到戴格兰「像个小女孩」。

我们简短地叙述一下戴格兰在疗养院中的情形，当时，在戴格兰患病八天以后，渐渐又可以摄取饮食、下床走动，也可以在椅子上坐些时候。除了六月十六曰晚上的敷小时外，头脑完全清醒。局部治疗渐有起色，她也可以安排一整天的行事，分别做治疗、检查、休息和做神修功课。对她来说，能自己走动真是一大胜利：到小教堂去朝拜圣体，在阳台上做默想。又过了数日后，可以做大约一个小时的散步，到罗马总会院，也到其它附近地方，并会晤修女和初学修女。

    八月二十二日有件意外惊喜的大事：教宗从冈道尔夫来访问疗养院。这是教宗当选后，最先的访问之一，也是对圣保禄会的第一次访问：教宗愿意尊重病痛，和尊重治疗病痛的设备。教宗站立在大约两百位住院的修女当中，她们属于各种不同的修女会。教宗在教堂举行弥撒，他的证道词是一篇深深打动人心的演说。教宗首先向设立这疗养院的人致意：「会祖雅培理在这里，还有圣保禄孝女会的会长也在这里……」  （戴格兰也在现场，她看起来不像住院的病人，有相片为证：可看见她站着，穿着会衣，在教宗旁)。随后教宗谈到奉献己身的修女们，在某一观点下，人们看见她们的奉献因患病而中断，她们听到关心人的鼓励言词，证实很多这些好话却无济于事：有的病人在想：「我住在这里，我该做的事什么也不能再做了……」教宗继续说：「病痛甚至在这样的好医院中，也显露出令人恐惧的外表。用世俗的看法来说……是在矛盾中，而病痛把这些矛盾放置在我们生命的一切希望中……就是这致命伤，就是这病痛打击和损害生命，但是这生命可以自我扩展、自我肯定和自我表达……」

    戴格兰修女从这位比她小几岁的教宗训话中，更加确定她的情况，和她在神修日记上所表达的思想。教宗保禄六世向所有生病的人说：「妳们要了解这个奉献，也了解这个已成为无用的生命所有的奉献方式，这些都定很珍贵的……有一句话常使我念念不忘，那就是圣奥斯定所说的，我以为是这位伟大天才教父给我们留下的名言中，最光耀的一句。他以同情的心，向那些不认识福音的智慧，也不知道病痛的升华及其价值的人们，说出这句话：『你们失去了病痛的意义，你们成为最可怜的人。』假如我们真的失去了这意义，人类的辛劳、痛苦、眼泪、忧虑及死、还有什么价值?我们算是什么?只是一个失败者!那么又如何辩驳悲观主义呢?……」

    在戴格兰修女的心中，回想起家人的话以及很早以前和最近人们的话。在教宗的证道词中有会祖的一些思想，有卡斯塔尼笃堂区主任毕斯笃内神父和议事司铎基艾沙的教诲；还有最初的要理讲授人父亲安德肋和母亲文生萨的教导，使人惊奇的是他们的这些理论互相谐调一致；万民四末的道理、天主圣意预定我们要到达的永恒决胜地点……而现在保禄六世这样扼要地重复说：「在福音的光照下，痛苦获得一个意义，对于这我有一个想法，有这种调适：如果病痛获得重视，如果病痛有些价值，那未病痛就不是耗费精力，不是浪费时间，不是白流眼泪，也不是徒劳无益的牺牲。」

    当教宗正谈到爱的意向使痛苦有价值时，他本人好像特意转身向戴格兰。保禄六世说：「……人体无所做为的这一段时间，能够成为更珍贵的时间，或许比实践的那段时间更珍贵，因为妳们曾想把妳们的精力奉献出来去实行，使妳们每天的时间有价值。」

    数小时后，戴格兰在她的神修日记中做了这些注释：「八月二十二日，圣母无玷圣心庆节，教宗在阿尔巴诺的教堂举行弥撒。向圣母玛利亚要求她的谦德，要求圣母对耶稣及对圣教会的爱。」

    在有关戴格兰患病和死亡的记载中，记述她专心注意医院新建筑的工程进度和建大教堂的工作：「一天傍晚，正当黄昏时刻，她到正在建筑中的医院分科部门的平台上说：『我们去洒一些圣水吧。』说完，就同康斯坦丁修女和两位修女开始洒圣水。当康斯坦丁修女洒圣水时，她就开始唱『主，你以此圣水洒在我身……．』而且继续唱到完。她那从宁静平台上发出的微弱声音一定可以穿透九霄上达天庭，当时的情形常铭刻在我们心中。」最末几个月的记载是这样的。

    她感到服务保禄会也是这样，用那不绝如缕的歌声，在拉齐奥丘陵上的黄昏时刻继续歌唱。不能分别职务的高低，因为保禄会的使徒事业，都是珍贵的。她说这话，她也把这句话在一生之中，向世世代代的保禄会修女们重提。在这些日子里，很容易想到最初的时期，或许她想起有一天曾听到这样的话，只要是用心意做了的，任何工作都有成效……是的，的确，神学家雅培理和议事司铎基艾沙对这些事曾说过很多次，但在戴格兰的记忆中，这些话回想起来，或许同一个奇妙而又恐怖的回忆连结在一起。是的，阿尔臣局乃留的克莱丽雅·贾丽雅诺，这个勇敢而又婉约的女孩在一九一八年死于「西班牙流行性感冒」，当时德兰·梅而珞和别的人在她床旁，一起诵念玫瑰经第五端荣福奥迹。贾丽雅诺的最后几句话是一个许诺：假如她能活下去，她要全力献身于印刷品的使徒事业，而甚至担任最低下的职务——在厨房烧饭或做清洁工。现在戴格兰修女也在痛苦中，同贾噩推诺结合在一起。

「我深感抱歉，不能一一问候妳们」

    「我学会了，一个人可以在不注意的情况下，去到另一个世界，真的感觉不到它。我已走到路途的一半，不全在这世界，也不全在天堂那里。他们这样对我说，为什么我没有注意到这事呢。而我曾说：你看一下，时间过的多么快……必须常常带着准备好的行李等候，因为没有人感觉到它，就如人熟睡时，而后被叫醒……我不能一一问候妳们，这使我感到抱歉……他们准许了我来……」这是戴格兰在一九空二年七月说的话，当时是她突然患病后，第一次访问孝女会的罗马团体。她用衰弱的声音，说了几句话，结束的时候，邀请大家说：「我们念一次美丽的『吾灵赞颂主』吧!」

    九月二十三日她还说了一次话，在同一地点和对同样听众，但这是她们最后在罗马的会晤。她说：「他们告诉我只能给妳们讲一句话，那么我们就只说一句话吧!我们都在走向天堂，而在那里的修女们等候我们并为我们祈祷。她们从这世界到天堂走了一段美丽的路程，而我们已经开始向那里出发……」短短数分钟的小演说提到「行走」向另一个生命，在那里已经有其它的保禄会修女。她说：「慢慢地，一年又一年的过去，常有往那里去的人，把天上的家庭扩大。」

    她的思想现在转住那个方向。一九四六年议事司铎方济·基艾沙也已经往「那里」去了，他在生前曾教导了很多学生，也做了很多学术研究，戴格兰修女似乎还牢记在圣高斯玛·圣达弥盎圣堂中，基艾沙所教授的某些教理。这位议事司铎，在感到不久人世之前，曾邀请雅培理神父马上从罗马赶到他床前：随后雅神父听了告解并赦免了他的罪，几天后，这位议事司铎就与世长辞了。他给会祖最后的建议是：「为了阿尔巴的会院，应多照顾神学家贾卡铎。」但是一九四八年元月二十四日，这位神学家若瑟·弟茂德·贾卡铎神父也很快到「那上方」去了。如此，这位身材短小，健康孱弱却不可摧毁的会祖在一年半之内，失去了伟大的神师和忠于服从的副总会长。为这两位神父已开始进行列入真幅品的法定程序，并在一九六四年两宗案件已接受审理，如此，对他们两位可称为「天主之仆」。

    九月二十六日戴格兰修女去铁洞街，与孝女会的会长们晤谈，这是她最后一次的谈话。她的演说很短，只几分钟，但是这次并没有把话题转向「那上方」。这次的她以第一导师的立场向主要的会长谈话，其中加入一系列的简短个人交谈，并且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服从。

    她的谈话如同平时一样，只是声音比较微弱，她重申以前有精力时期的那些劝勉。她说：「当我们服从时，就照长上们向我们所说的去做，这时天主会降福我们，虽然我们有不同看法，甚至我们有相反意见：我们应有这种信德。长上们要我们做一件事吗?我们就做这件事吧。没有『但是』也没有『然而』……如果在最后有错误，天主不向执行命令的我们算帐，而是向发号施令的人算帐。而妳们要和修女们一起坚持说：『如同长上们所说的，我们去做吧。』」

    随后，她又回到实际话题：「我高兴见到妳们，我问候妳们全体，如果天主准许，我希望再见到妳们。因为……我必须有耐心，我的头脑已不再听我使唤。」她向会长们说出她最后的劝语，这些会长们都寂静无声。会母知道实际上这是一篇告别辞，但是她仍不失往日的风度，把一切都当做「日通事」。她们觉得她还在闲话家常：「妳们要开朗。妳们的健康情形都好吗?我觉得有人面色苍白……」

自从六月突然患病以来，经过了一段时间，仍表现出没有康复的希望，而戴格兰修女也越来越静默寡言。她想不起来一些名词，也忘记了一些表达的语法，她喃喃自语：「晅样，我不再去什么地方，因为我再无法记忆，我也不能再发表演说。」病痛给我们的限制，就如教宗在圣堂中所说的：「病痛打击和损害生命」。

参与逾越节的奥迹

    十月三日，戴格兰会晤一群发过愿的年轻修女，而她的困难更加明显。德高耐神父记载说：「当她谈到在工作中、苦难中、死亡中、复活中、恩宠中、光荣中，我们都是参与逾越节奥迹，这时她那双常常清澈的眼睛，变得炯炯有神……而最令她向往的就是肉身的最后复活。她说话很困难，开始讲一句话而又立即中断，寻找下一句话为表达另一个思想而又找不到。她努力回想她刚开始要表达，却又忘记的观念，这结果使她很痛苦。她还有很多事要说、要做、要开始和要结束……」

    她在十月四日的日记中写着：「忠心倚恃天主，安宁地倚恃。天主是一位好父亲，我们的父亲支持我们，帮助我，给我一切，在天堂等着我，做一切只为中悦天上的父亲。吁，玛利亚，请帮助我。妳是天主所喜悦的……」

    她应延长在床上的休息时间，她告诉德兰·辣芭露修女：「妳晓得，我知道在何时我第一次突然得了大脑痉挛症，该等六个月才可看出我是否能度过这危险期，而现在只过了五个月。他们没有跟我说过这个……」

    欧哲第医师观察到戴格兰的双眼「常常表现出智慧的光明火焰，并对自己会院的不断关怀。她那温良而又勇敢的一瞥，好像有远大目光的人，充满很确切的信心，于是把每件事业都认为很容易做到。似乎自然地在她患病期间（为她来说，这只可解释为等待)，屡次重复一句本乡的方言『忍耐』，并且这『忍』字拉长一些……但是，几时她的孝女会修女中如有一位身体突然患病，她便感到忧心仲忡，牵肠挂肚，有慈母对于女般的爱心。如果遇到手术前的会议，结束时，她希望知道会议的消息和关于院内每一个接受外科手术者的情况；从一九四五年在罗马会院的病房里，第一批有实际经验的外科医生来参与手术工作起，她就如此关心。现在回忆这些过去的事，好像一段历史。」

    有许多不同时代的修女，她们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工作方式，但是戴格兰还是重提某些历史的变迁，为发挥年轻修女们的教育潜能，并且她对新来的修女们也不以拓荒者自居．她能把新来的同别的修女合并在一起，使她们分享别人的功劳，并与少数阿尔巴修女们的功劳相结合，这些少数修女中的一部份现在已到「那上面」去了。

    那些初期的修女，为数很少，却如此伟大。她们当时知道在很多事上冒险，并响应神学家雅培理的号召，曾付出很多，然而得到的却又如此之少，似乎令人难以相信。她们对当修女的方式当初并不很清楚，而且入的修会也不是有固定职务的著名修女会，最初没有住处，没有会衣，没有一个享有荣誉而受到尊重的工作。她们在这里所选择的，当时是空无一物，所度的不像是入的生活。初看，说她们是普通教友吗?她们不是；说她们是修女吗?她们更不像。她们只负起两种不同条件的重担：工作上，像任何女孩子，但做起补赎来，有如严格的隐修会修女。她们向这位神学家承诺了永不反悔的「是」后，先做初学的裁缝、零杂小工、管窑工人、造纸厂工人。没有名称，没有会衣，租房子住，且度着隐秘生活。

    这一切就凭这位矮小神学家的一句话做为交换条件：「妳们将是新的女使徒，这时代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重要的女使徒；妳们将成为圣保禄宗徒不可或缺的孝女，在世界各地将有人找妳们去工作。」但是当时对这一切，连在阿尔巴本乡也没有人认为她们可做些真正的事，甚至阿尔巴人把这些女孩子看做是一个狂人的牺牲品，而深表同情。

    首批修女虽然人数很少，但为后来很多的人创造了奇迹。是的，这些最后入会的修女们由拓荒者合理地得到了所谓「不劳而获」的东西：名称、会衣、住处、工作、知名度，乘着历史的风，享受飞翔的快乐。戴格兰知道要等待「新」修女们做些事：请看世上亿兆人民，请看人类的一半不认识耶稣基督，请看在该做的事与能做的事之间，在使徒的伟大任务与女使徒的渺小之间，不成比例，令人胆战心惊。情况的确艰巨，就如在阿尔巴那段时日：在冰冷的急流中洗衣服、搬到新的住处，但窗子没有玻璃、冬季圣堂没生火，夜间祈祷时身体卷缩在斗蓬里……

    戴格兰虽然感觉到她身体如此空虚无力，甚至不能再做演说，仍旧不愿失去与修女们最后会晤的机会。比如：在疗养院中有传统的小庆节时、分发杏仁饼时、落成新餐厅时、新教堂奠基时。她必须给新来的修女们鼓励，就像许多年以前对别的修女们所做的，因为她愿在这方面常尽最大的力量追随会祖。

    她知道，只要她去观望一下，虽不说话，也可以给人鼓励。她显出她的病痛、她的孱弱，超越能忍受的限度，就如那位叫雅美碧·龙巴地的圣保禄会修女，甚至在她双目失明以后，还继续传播天主的巩言。若翰·马彼多神父回忆说：「她愿请人陪伴她到她熟悉的地方，继续她的传教工作。她由听觉认出人来，用触觉分辨出书籍：她去世时四十二岁，奉献她自己的生命，为换得一个望会生的痊愈。」

    雅美碧修女是由戴格兰所陶成的伟大妇女之一，谦德出众，她常说这句话：「我一无所能，我什么都不是。」这对某些人来说，似乎是放弃权利的招牌，但是这完全相反地显露出她的一切活力，她说：「在天主内我什么都能。」她还在一九空二年十月十四日写在神修日记内：「天主，我感谢祢使我懂得我很落伍、很可怜、不大懂事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罪人。然而因祢的圣宠，我懂得了一切都由你安排或由你准许．我在病痛中，身体孱弱，成为可怜的人，这一切都由祢所准许。我的耶稣，我依恃祢。至圣玛利亚，请妳帮助我。」这不是一个普通病人的逆来顺受，她当时天天用同样的方式表达，也这样想。在接受使徒事业的任务上，她承认完成任务的方法是依靠天主，她说：「让我们的心自由地随从圣宠的工作。」在各处常好好工作，还有，今天在使徒事业上，谁若从认识自己个人的有限能力做出发点，并从圣保禄做出发点，就可以说：「在支持我的那位内，我无所不能。」（斐四13)

    戴格兰继续这样教学，所教的课程是带着微笑的服从，甚至对于不喜欢的规定和对她生病情况的要求。她所教的最难教材是关于内心的适应，而不是关于忍受不得已的屈服。这就是她一生所教导的，她在自己的写作和演说中，曾常提起这两个相对的名词：地狱——天堂，而非常确定的是她已轰轰烈烈地赢得了天堂。她不喜欢声张永罚来恐吓人，她曾向自己也向别人说：「不必在恐怖中和在忧虑中度我们的修会生活，但要在爱中和对天父的依恃中度日。」人们发现（如果可能)，这里所引述过的话，特别实践在疗养院的几个月中，在大脑痉挛的阴影下，这病在几个月内、在几天内，也许现在就会旧病复发。

    她从来没有吓唬过修女们，她非常爱修女们，但很少表现出来，因为必须在会院内和会院外爱所有的人。此外她特别善待修女们，实际上她用各种方式来表现尊重修女。她说过这句格言：「好好地想想，在同会姊妹前比在苦像旁更该表示敬意，因为她是天主活生生的肖像。她坚决地注意改正我们，使我们看到我们在别人身上所有的缺点。她希望对所有的人谋求福祉，希望我们成圣，精神愉快，身体健康……传扬所有人的优点，而不计较缺失。我们不愿别人谈我们的缺点，我们也不谈别人的缺点。」

    戴格兰修女的三位兄弟在八月问从卡斯塔尼笃来采望她，柯斯坦·良神父并举行了弥撒。他们说：「我们发现她很宁静。」在八月，事实上是她自患病后，情况较好的一段时间。随后又发生病情恶化的初步现象，直到十一月二十二日。

那天早晨，大约十点四十分，修会日志上写着：「两位护士小姐要为总会长做心电图，她们进入病房内，第一个在她脚前，来看她是否在休息，第二个护士也跟着进来。她并没有休息，她坐在床上，脸色非常苍白，双眼无神，像要找什么东西，要说些什么话，但是她做不到。」于是马上开始急救，随后医生们赶来：「大脑痉挛症又发作，这一次情形并不太悲观，但是会延长更久，因此，很快就要显出后果：身体右侧有轻微的中风。」雅培理神父很快地赶来并给她施行圣事。她意识清醒，恢复了平静，并观望所有的人，但是说话照常感到困难，且常是说一样的话：「忍耐……希望承行主旨……感谢天主……哦，我们好可怜!」

在一切事上常承行天主圣意

    在戴格兰修女的日记上最后记载着：「天主，我愿在一切事上，常常承行祢的旨意：在一切事上，常常服从祢。我的天主，请帮助我。」写这段日记的日期正好是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次病发的日子。纳匝来娜·莫兰多修女回忆说：「我曾经再三地企图试着看她是否能写字，但是在多次尝试之后，她放下笔和纸，敲着自己的头，眼中含着泪水，做了一个手势，表示说她今后不能再做什么事，但只有接受天主的旨意。」

    她话说不出来，又痛苦地失去了另一种能力：不能再单独地一个人祈祷。纳匝来娜修女给她念她们祈祷经书中的几段经文：「当我念完时，她微笑地看着我，表示感谢，以后把所听到的凝聚在自己心中……有时她病情好些，护士们准许她到圣堂内做短暂的祈祷，有时是我陪伴着她。过了一会儿，我叫她（怕她疲倦)，她举起手中的念珠给我看，表示她还没有念完玫瑰经，并用恳求的眼神望着我，告诉我让她再祈祷一会儿。以后她从圣堂出来，显得更安宁，更快乐。」

    纳匝来娜修女更还有一个理由，要侍奉在戴格兰左右。戴格兰是她的总会长，但很多年来也如同慈母般照顾她。在罗马会院，纳匝来娜曾患了气喘病，夜间不断地发出咳嗽的声音，尤其是在冬季，吵的其它所有的入睡不着，她对此事也甚感内疚。正当这时，遇到什么事呢?她说：「戴格兰……马上让我睡在她的房间里。她回答我的推辞说：『不，不，妳没有打扰我，妳要怎样咳嗽，就咳嗽吧，妳就燃烧粉末吧……』为了抑制气喘病，医生曾指示我燃烧一些粉末，当然这会冒出很多烟……吸这种烟，咳嗽会被镇压住一些。整夜我把房间充满了烟，并且咳了好几个小时。而戴格兰常和善地对我说：『小可怜儿，妳就做妳需要做的吧，为使妳呼吸得更好一点』她好多年忍受这种不舒适，而从来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耐烦，对我来说，这是近乎英勇的行为。」

     纳匝来娜修女知道戴格兰生病，就马上从玻利维亚飞来罗马。她们一起哭泣，之后戴格兰修女听她述说南美洲的传教工作，并且由她和副总会长依纳爵·芭拉修女每天帮助祈祷。十二月的某一天，收到一个文件，受到全体修女们特别喜悦的欢迎。这是关于「大众传播工具法令」的文件，刚由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批准：文件是用拉丁文写的，开始的两个字Inter Mirifica（在惊人的技术发明之中)，做为这法令全文之简称。

    这法令的颁布为全保禄会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戴格兰对这事感到快慰，这由她的微笑就可看出。天主教会一九六三年在大公会议的集会中：「确认利用大众传播工具传扬救恩的消息是其当尽的天职，教导人们善用这些工具是其无可旁贷的责任。」并且肯定「教会牧人应教育教友，指导教友，使他们也能利用这些工具，以追求其本身及整个人类家庭的得救和成全。」

    在戴格兰的房间里，大家谈论当年雅培理神父曾准备向教会人士介绍这样的传播工具，而那时他只向议事司铎基艾沙谈到这事，并且低声说话，不敢声张，因为怕走漏任何风声，传到其它教会人士的耳中。

    但这法令后面的条文更具约束力。大众传播工具法令第十五条指出：「为适应上述各种需要，应当『毫不迟延地』造就若干司铎、修会人士及在俗教友，令其具备适当之学识，以运用是项工具而达到传教事业的目的。」他们现在说：「毫不迟延地」。教宗碧岳十一世曾经坚持：「吾人愿有一专业于印刷品的修会!」澄清了一些有偏见和怀疑的人，因为他们把雅培理视为一个夸大的妄想者，认为教会应尽快阻止他。「毫不迟延地」，现在大局已定。

    戴格兰修女或许联想到圣保禄会的修女们，在世界各地，不论是和平、战争及革命时，都走过很长很长的路：她联想到有些主教们对修女们不了解，不是告发她们有害，就是批评她们没有用。而结果在三十年后，却发现她们非常重要，并且急需要她们，该「毫不迟延地」邀请她们来工作，好像一道法令就可以产生使徒。

    参加大公会议的教长中也有雅培理神父，他是以总会长身分参加的。他本来可以把这些事向其它教长述说：他早就看见、理解以及接受的那件事，在五十年前就该「毫不迟延地」去做。但是对先知们来说，他们是天主的代言人，只是受命于天主向人报告，并不是要他以后回忆说：「我曾经说过这事」。

    戴格兰有时由人扶持着可以走些路，或到疗养院的小圣堂里去，并可以念些简短的经文：她又能发出她喜爱的欢呼：「感谢天主!」日志上记载：「大约在元月下旬，她迁到『护守天使』新会院的房间。我们看见她刚来到，就自动地从车上下来，由一个房间转到另一个房间……从那一天起，她每天在自己的书房待几个小时，坐在沙发椅上或坐在写字桌旁，噢，当我们看到她在写字桌旁时，我们感到多么高兴呀!我们好像看见她又恢复了工作……」

     但是她慢慢地丧失残余的能力，她从二月五日起就不能再下床，于是医生们建议依纳爵修女必须把她送到医院，于是送入加护病房。依纳爵修女进去探望一次，原本想以后还有很多次要来；但她正要离开病房时，觉得有人叫她回来……于是戴格兰修女祝福她也拥抱她。就这样，以戴格兰天生的纯朴，把圣保禄孝女会「交付」给极忠信的副总会长。过了不久，她用手势使人懂得她感到痛苦，便请来医生减轻她的痛苦。医生问：「感觉好一点吗?」戴格兰双眼盯着在场的人，回答说：「没有……没……」

    她的弟弟们早就被通知来到，雅培理神父也来了，在场还有德高耐驻院司铎及所有医生。大约在中午，又有一次新的痉挛，随后很快又继续两次，并且还有其它数次。她已在弥留状态，雅培理神父叫一位修女念耶稣受难的福音记载。房间内寂静无声，只听到修女低沉的声音和那些名称：革责玛尼园、审判厅、加尔瓦略山……

梅而珞·德兰，在修院中名叫戴格兰·圣保禄孝女会的总会长，于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星期三下午四时，与世长辞，差十五天，即享年七十。

在她指定的路线上走遍世界各地

    会祖雅培理神父向修女们说：「妳们很快就有一位总会长，但是妳们没有另一位母亲。」在葬礼仪式中，极尽哀荣：圣保禄会修女们肩上扛着沉重的棺木，运到灵车上，走向维拉诺罗马墓地。正好在三年后——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戴格兰的遗骸又运回到「家中」，放在「宗徒之后」圣殿的地下教堂内。这次搬运回来时，有不同国籍的八位圣保禄会士们拾着棺木走一段路：戴格兰修女也曾是他们的母亲。

    圣保禄会修女们继续在她指定的路线上迈进，走遍全世界。现今在各洲五十几个国家内有保禄孝女会修女，她们并且为侍奉天主和服务人类，使用大众传播工具，而若这些工具掌握不好，就会散布堕落的灾害。为此，在圣教会内，一段很长久的时间，曾有人心生畏惧、漠不关心、不求了解：或许是因为经费不足和害怕做错。所以需要戴格兰这种人，她非常依靠天主，对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无所畏惧；需要这位度默观生活的灵魂，引导很多的妇女去主持工艺技术，并使她们在精神上致富：需要她的「温和命令」。

    她是天主之仆，修成很多的德行，已达英豪阶段，我们就用雅格·雅培理神父的话来结束戴格兰

    「戴格兰在天主内看一切，一切来自天主，一切由天主安排，  一切行为的目标都是为天主的光荣。当人到达了这种境界，他的灵魂那时已准备好进入天堂，因为天堂是光荣天主的地方。

    她是一个默观的灵魂，在各处祈祷，因为她不断地，并在各处与天主结合。她的精神高雅，有一道很明亮的光常照耀着她……在她去世前不久，尤其聆听、默想和品尝：只寻求天主的光荣。这是构成圣德的高峰……我曾经说过完全的圣德就在于寻求天主的光荣。戴格兰已到达这个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