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生命，生命的意愿是生存，在生命的中途，她愿意活着。在我的生命意识中，带着对毁灭和痛苦的惧怕，渴望着更广阔的生存和快乐；我的周遭围绕着同样的生命意识，无论她在我面前表达自己还是保持沉默。生命意识到处展现，在我自身也是同样。如果我是一个有思维的生命，我必须以同等的敬畏来尊敬其他生命，而不仅仅限于自我小圈子，因为我明白：她深深地渴望圆满和发展的意愿，跟我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认为毁灭、妨碍、阻止生命是极其恶劣的。尊敬生命，在实际上和精神上两个方面，我都保持真实。根据同样的理由，尽我所能，挽救和保护生命达到她的高度发展，是尽善尽美的。在我内部，生命意识懂得了其他的生命意识。她渴望透过自身达到整合，成为一个整体。我只能坚持这样一个事实，生命意识透过我展示了她自己：成为与其他生命意识相互依存的一员。

我经验过向一切生命意识表达同等敬畏的不可遏止的冲动，如同尊敬自身的一样。通过这种经验形成了我的伦理观。一个人遵从这种冲动，去帮助所有他能够帮助的生命，并且畏惧伤害任何活着的生灵，这个人才是符合伦理的。如果我把一个昆虫从泥坑救出来，我的生命对另一个生命做出贡献，那么对立于生命自身的生命分隔现象就消失了。不论何时不论何种方式，我的生命对另一个生命贡献出他自身，我的生命意识就经历了一个从有限到无限的融合的愿望，在这个愿望中，所有的生命是一个整体。

绝对伦理要求在生命中创造完美。她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一点倒无所谓。对生命敬畏的感觉是绝对的伦理。它使生命序列的保持和提升顺利运作。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毁灭和伤害生命都如同恶魔一样有罪。在实践中，我们真的被迫选择。我们经常必须武断地决定何种形式的生命，甚至何种特殊的人，我们应该挽救，何种我们应该毁灭。尽管如此，敬畏生命的原则仍然是完整的和毋庸置疑的。

这种伦理并不因为人们的伦理观抵触现象而失效，农民在牧场割草喂牛割下了一千棵花，可是他必须注意，在回家的路上，不要因为沉浸在消遣心情里而划掉路旁的花朵，因为这样做是不必要，是对生命犯下罪行。

一八七五年一月十四日，我诞生于阿尔萨斯省的凯撒斯堡，在家中排行第二。

一八九三年十月，得到在巴黎经商的伯父之资助，使我有幸追随巴黎管风琴大师魏多学琴。魏多的指导对我而言是具有决定性价值的重大事件；他从基本上增进了我的技巧，并使我在弹奏上发挥充分的创造性；同时也要感谢他使我开始认识音乐中的结构性的意义。

    我在一八九三年十月底进入史特拉斯堡大学，当时的史特拉斯堡大学是极为绚烂的。老师和学生都不为传统所牵制，大家共同努力于实现新时代最高学府的理想，到处弥漫着年轻的新鲜气息。

一八九九年七月底，我回史特拉斯堡接受哲学博士学位。一八九九年底，我的博士论文以『康德从「纯粹理性批判」到「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之宗教哲学』为题出版。

完成康德论文之后我又回到神学上来，以研究最后晚餐的论文，使我在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获得神学硕士学位。

一九○四年秋天的一个早上，我在学校宿舍的书桌上，发现一本刊载巴黎传教士协会工作报告的杂志。我无意识地翻开它，突然看到一篇文章：「刚果地方传教士之所需」。这篇文章诉说传教团工作人员不足，无法在刚果北部的加彭省继续推展工作。他希望他的呼吁能使一些「主的眼光已落在其身上」的人，早日下决心把自己奉献给此项迫切的工作。结论说：「无论男女，凡是对主的召唤能简单回答：『主，我来了』的人，就是教会所需要的人」。

在三十岁生日这一天，我决心去赤道非洲实现我直接服务人群的计画。一九○五年十月十三日，星期五，我将几封信投进巴黎大军路的邮筒里；这些信是给双亲和几位最亲密朋友的，我告诉他们为了以后到非洲当一名医生，冬季学期开学的时候，我决心成为医科学生。我想去实行的计划存在于我的脑中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当我自己过着幸福生活的时候，却看到周围许多人正在与苦难和烦恼搏斗，这对我是无法问心无愧的事。我绝不能把自己的幸福看为理所当然，我必须知所感恩有所回报。

我一向认为理想主义不应该是浪漫的，我很清楚走在前无古人的路上是一种冒险，只有在充分的准备下才能看出意义和成功的希望。以我的情形而言，我相信自己具备冒险的资格，因为我已经深思熟虑过，自信拥有健康的身体、健全的精力、实用的常识、坚忍、谨慎、寡欲，以及其它实现这种理想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而且我相信自己性格稳定，即使计画万一失败，也有忍受的能力。

真正的人性绝不像荒谬的议论所主张的那样唯物是从，我相信存在于人心之内理想主义的意志力远比出现在外的多。如同地下的水远多于地面的水流，如何让被束缚的理想解放，把地下的水流引到地面来──这才是人类的盼望。

愿意奉献自己的人只有更虚怀若谷，在遇到阻碍的时候才不致勃然大怒；他们倒应该把阻碍或压迫当作不可避免的事业来接受。决心行善的人不该希望别人替他挪开绊脚石，即使别人再为他多加几块上去，他也必须处之泰然。因经历种种阻碍而得到净化与强化后的新生命，才能克服困难成就大事。对外在的阻碍或压迫只做反抗的人，不过是在耗损自己的力量。

受苦时不要只是向命运低头，而应该在逆境中，尽全力表现自己的人格。无论对于多微小的事，都必须抓住所有可以表现人性的机会，来善待求助于他的人，这样的人便是参与了精神和善行方面的服务。

愿意奉献自己的人，必须更加谦卑。他们必须时时想到那些虽有意愿与能力，却无法这样做的人；他们也必须谦卑地锻炼坚强的决心。他们几乎是注定必须去探寻与等待，直到他们寻获所渴望的道路，能真正完全奉献自己的人是幸福的！

在我的计画中让朋友们感到最不合理的是，我并不是要到非洲当教士，而是去当医生，这样的话，已经三十岁的我还得开始一段吃力的学习。我毫不怀疑这种学习需要极大的努力，可是让我决定选择以医生的身份来奉献自己的理由，其分量是如此的重，以致其它的考虑都轻如尘土了。

多年来我是靠说话来奉献自己，但在未来新的工作中，我则不能以讲「爱的宗教」来表现自己，而只能以实际行动来实践它。根据传教士的报导，在非洲赤道地方对医生的需求是燃眉之急，传教士常常在他们的杂志中抱怨，土人害病前来求治的时候，他们却无法给予所需要的帮助。因此我认为，为了将来有一天能成为这些可怜的人所需要的医生，现在先当医学院的学生是值得的。

一九○五年十月底的某一天，我在浓雾中出门去听第一堂的解剖学课程。

透过对化学、物理、动物、植物、和生理学的研究，我比以前更了解，除了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与它并行的「思想中的真理」又是何等的有理且必要。无疑的，从精神的创造活动而产生的知识，多少都带有一点主观性。可是，这样的知识却比仅建立在事实上的知识有更高的境界，所以一位好医生应兼具仁术与仁心。

一九○五年五月十三日我参加了解剖学、生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等所谓的「生理考试」，必要的知识得来并不轻松。

一九一一年十月，我参加国家医学考试。十二月十七日，由外科医生马德伦主持最后一场考试。考完后踏出医院，走进寒冬的暮色里，我无法相信从事医学研究这段可怕的紧张生活终于成为过去。下一个阶段，我必须以研究员的身分进医院完成实习的工作，并撰写毕业论文。

在学医的最后两年间，以及在赴非洲前当住院医师期间，我每天熬夜共完成下列著作：编写保罗思想世界的研究史、『耶稣生平研究史』再版的修订与扩充，还有与魏多合作出版附上演奏指导的管风琴用巴哈序曲与赋格曲。

我正忙着写医学学位论文的时候，已经一边在为非洲之旅做准备。一九一二年春天我辞去大学教授以及圣尼古拉斯教会的牧师职位。不再讲道，不再讲课，对我是极大的牺牲。直到我启程去非洲，我都尽可能避免经过圣尼古拉斯教堂和史特拉斯堡大学，因为一看到这些我曾经工作过、而以后却不可能再回去的地方，我便痛苦万分。

我希望在未远行之前能跟我的妻子──海伦．布勒斯劳(史特拉斯堡历史学家的女儿，我们在一九一二年六月十八日结婚)──到我父亲在根斯巴赫的牧师住所共度最后几个月的时光，完成我们赴非洲前必须完成的所有著作。

一九一三年耶稣受难日的下午，我和妻子告别了根斯巴赫；三月二十六日晚上，我们在波尔多上船前往非洲。

到了非洲，我们选择兰巴伦为医院的所在地，是根据地图以及阿尔萨斯籍传教士莫雷尔告诉我们的实情，现在证明从各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适当的地方。从周围两三百哩远的地方，都可以把病人用独木舟沿着欧格威河和它的支流带到医院。我所要医治的主要疾病有疟疾、痲疯、酣睡病、痢疾、印度痘，以及恶性溃疡，我还因为发现许多肺炎和心脏病的病例而感到惊奇。

开头几周，我就有充分机会确认原住民中肉体上的痛苦比我们所料想的更多，我更加肯定自己能不顾一切反对，实现了到此地行医的计画。

我的妻子曾经受过护士训练，在医院给我极大帮助。她照顾严重的病患，保管纱布和绷带，忙于配药房的事，整理医疗器具，做手术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并亲自对病人施行麻醉，她能一面成功地处理繁杂的非洲家务，一面又能每天抽几小时到医院帮忙，真是莫大的助力。

我要求本地病人，对于他们所接受的帮助尽可能以实际行动来表示其谢意。后来我逐渐建立一种习惯，就是接受他们所赠送的钱、香蕉、家禽或蛋，做为医药之回报。这样的收入当然远不如实际为他们所花费的，但我认为如果本地人必须依自己的能力为医院的维持贡献一份力量，应该会比他们凭白领取一切，更能尊重医院的价值。随着经验的累积，证明从教育意义上来要求礼物的想法是正确的。当然对贫民与老人──在原始人之中老年人总意味着贫穷──我是不取任何报酬的。

早在大学时代初期，我就对「人类不断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这个意见感到疑惑。我的印象是，人类的理想之火正逐渐熄灭，却没有人注意到，也没有人为此忧虑。许多事件使我不得不承认，对于公然传播的不人道思想，舆论不但不愤慨排斥，反而接受它，从种种征兆推知，在夸耀其不凡成就的现代人之间，正表现出一种精神的和灵魂的疲乏。我认为如果应该被破除的迷信却一再出现于社会，是「没落」的一个最显著的迹象。

一九一五年初夏，在非洲行医时，我似乎突然从迷惘中醒悟过来。我为什么只做文明的批评？为什么只以剖析「我们后继者」为满足？为什么不进一步提出有建设性的东西？从此我便开始研究追求文明的意志与实现文明的能力所依据的知识与信念。

但文明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个人的以及社会的伦理之完成当作文明的本质。同时所有精神的和物质的进步也都具有文明的意义。无论人类的知识和能力有多大成就，很明显的，假如人类不是以伦理为目标而前进，那么，虽充分享受着物质的进步，但仍然无法消除随之而来的危险。

摆脱今日这种混乱状态的唯一方法是重建我们的文明世界观，让真正的文明理想再度引导我们。这种世界观的性质是什么呢？它存在于「对世界与人生采取理性的肯定态度」之中。

真正的文明不仅包括知识和能力的成就，最重要的是使人类──无论个人或全体──变得更富精神性和伦理性。

文明与人生态度之间有密切关系，现代文明的没落，是因为传统对世界和人生的肯定态度在近代失去力量的结果。

只有当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无论动植物或人类，对一个人是神圣的；只有当一个人对一切需要帮助的生命都能尽力予以帮助，他才是合乎伦理的。

「尊重生命」的伦理是包含了一切能称为爱、献身、对苦乐的同感，以及同心协力之类的东西。

「尊重生命」的目标在于创造价值，实现各种进步，为个人及人类在物质上、精神上和伦理上的发展尽力。

善就是维护生命、促进生命、将逐渐发展生命提升到最高价值；恶就是否定生命、损害生命、压抑可能发展的生命。这些就是伦理的绝对的基本原则，也就是思考的必然结果。

现代缺乏反省式的自我肯定，因为只以知识、能力和权力为目的而误入了迷途；相反的，经过反省之后对世界和人生的肯定，则会以人类的精神和伦理的完成为最高理想。唯有如此，一切进步与理想才能获得其真正的价值。

我们是从对世界和人生的肯定立场获得反省的力量，以辨别文明中本质的和非本质的东西，经过反省，过分夸耀现代文明的那种愚蠢的自大将因而消失。

『文明的哲学』一书分成四部分：一.关于现代的文明危机及其原因；二.探讨「尊重生命」的理念；三.说明「尊重生命」的概念；四.讨论文明国家。

一九一九年圣诞节前几天，我接到塞德布罗姆大主教寄来的邀请函，请我在一九二○年复活节之后，为瑞典奥普萨拉大学的渥劳斯．佩特利基金会发表几场演说。我选择以「对世界和人生的肯定以及在哲学和世界各宗教中的伦理」为题。在奥普萨拉我第一次发现自己五年来所拥有的思想得到了响应。在最后一次演讲，发表「尊重生命」的伦理之基本思想时，我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一回到故乡，我立即以『原始森林的边缘』为标题，开始写非洲回忆录。这是奥普萨拉的林布雷德出版社委托我写的，『原始森林的边缘』由格蕾塔．拉格费特夫人译成瑞典文，于一九二一年出版。同一年德文本也问世。接着由我的朋友C.T.坎平翻译的以"OntheEdgeofthePrimevalForest"为标题的英文本也出版了。后来又陆续被译为荷兰文、丹麦文及法文。

我们之中凡是亲身体验过痛苦与焦虑的人，自然就会对异国身受痛苦的人伸出援手，助以一臂之力，就如同以前自己曾获得的援助那样。这样做的人，他的存在已经不再属于他个人，而变成所有受苦者的同胞了。「受过痛苦烙印的同胞(伙伴)」有为人道的立场而在热带殖民地行医的义务。以被托付的身分，医生必须在这远地所有受苦者之中，为真正的文明去完成该完成的工作。

我因为对「受过痛苦烙印的同胞」这个观念中所含的基本真理具有信心，才鼓起勇气在兰巴伦建立了医院。现在真理被了解了，道路也正在拓展着。

一九二三年春天，我完成了『文明的哲学』的头两卷，这两卷并在同年出版。第一卷标题为『文明的衰败与重建』，第二卷标题为『文明与伦理』。我在『文明的衰败与重建』中，叙述文明与世界观之间的关系。现代人因为过度劳碌，因此变成无法真正认识自己的人；他们失去精神上的独立，各方面都走向肤浅，对历史和现实生活做了错误的评价，并因而产生国家主义，最后他们则受到这种国家主义以及可怕的无人道主义所左右。因此，我们必须用新的思考方法再回到含有真正文明理想的人生观。只有当我们再度探讨有关伦理以及我们对世界的精神的关系，我们才能拓展出从非文明通向文明的道路。

「尊重生命」的世界观对现实世界的看法是采取其原本的样子。这个世界意味着在荣耀中的战憟，在明净中的混沌，在欢喜中的苦恼。不管怎么看，这个世界对人类都是不可理解的谜。但这并不是说因为我们必须放弃把世界现象当作有意义的东西来了解的希望，我们就可以不再思考人生的问题。「尊重生命」把我们带入跟世界互动的一种精神关系，这与对整个世界的所有客观认识是无关的。「尊重生命」可帮助我们通过无望的黑暗山谷，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把我们带向对世界采取伦理的肯定态度的光明山顶。

我们跟世界的关连并非通过认识，而是通过体验。所有能贯穿到深处的思想终将成为伦理的神秘主义。理性的东西将进而走进超理性的东西之中。「尊重生命」的伦理的神秘主义是理性主义发展到极致后产生的。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四日，我离开了史特拉斯堡。我太太因为健康情况不佳，所以这次不能跟我同行。她处于这种状况下，却牺牲自己，同意我再度到兰巴伦重新开始我的工作，我对她真是永远心存感激。这次跟我同行的是牛津大学化学系的学生诺尔．吉尔斯比，他的母亲把他交给我当几个月的助手。在四月十四日，复活节前一天日出的时候，我终于又抵达兰巴伦。

这一次我在非洲待了三年半，这第二次在非洲的活动，我记载于『兰巴伦通讯』中。这本书是对支持者和朋友们所做的报告，是我在工作余暇写下的札记。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我们把病人从旧医院移到新医院。到同年仲夏，又扩建了若干病房。现在这个医院，可容纳两百个病人以及他们的陪伴者，病人的数目一般都在一百四十个到一百六十个之间。现在，医院内部的必要设备都已完成，我因此可以将医院交给同事，而考虑回国的事。

对保罗而言，在了解「与基督结合」的意义之后，才产生他的实践伦理。在他看来，信徒拥有的圣灵就是耶稣的圣灵，信徒凭借与耶稣的神秘结合而分享了它。圣灵的最高证据就是爱；爱是人在世间唯一已经能以其真面目而拥有的永恒的东西。因此，保罗用下面一句话长久确立了宗教中伦理的至高地位：「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做为一个基督徒的伦理意义；保罗用他奉献自己的一生来做说明。

假如我们能以某种方法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去体会支配着我们的宇宙生命，我们才有可能知道我们在「存在」中的真正地位。只有透过存在于「我」里边的「生命」，才能了解在于我之外的「大生命」。「宇宙生命」与「个人生命」的关系应从思想上来认识，而且必须透过关于「存在」表现在事实上的知识，而后再去思考「存在」的本质。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已经有过许多次想寻找耶稣这句话对我所蕴含的意义，现在我找到答案了。除了外在的幸福，如今我又获得内在的幸福。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第三次到达兰巴伦，发现我又得盖房子。我刚到达的时候，一次严重的痢疾流行虽然快要过去，但余势仍然凶猛。这段流行期间因为痢疾病患的病房太小，必须把附近安置精神病患的病房让给他们住，所以不得不再为精神病患盖新病房。凭过去累积的经验，新盖成的病房比旧有的更坚固，也更明亮更通风。完成这项建筑后，我还得为严重的病人盖有个别床位的大病房，同时也需要盖一间用来储藏食物的仓库，在当地木匠──莫念札利的忠心协助下，这一切工作于一年之内完成了。

我响应了上帝的召唤，把我五十三年的余生全部为非洲土人做了光荣的献祭。不论外界的阻力有多大，我决心用行动去证明爱是可以在任何地方萌芽生根的。

我要呼吁全人类，重视尊重生命的伦理。这种伦理，反对将所有的生物分为有价值的与没有价值的、高等的与低等的。这种伦理否定这些分别，因为评断生物当中何者较有普遍妥当性所根据的标准，是人类对于生物亲疏远近的观感为出发点的。这标准的是纯主观的，我们谁能确知这种生物本身有什么意义？对全世界又何意义？这种分别必然产生一种见解，以为世上真有无价值的生物存在，我们可以随意破坏或者伤害它们。由于环境的关系，昆虫或原生动物往往被认为没有价值。但事实上，我们的直觉意识到自己是有生存意志的生命，环绕我们周围的，也是有生存意志的生命。这种对生命的全然肯定是一种精神工作，有了这种认识，我们才能一改以往的生活态度，而开始尊重自己的生命，使其得到真正的价值。同时，获得这种想法的人会觉得需要对一切具有生存意志的生命采取尊重的态度，就像对自己一样。

善就是：爱护并促进生命，把具有发展能力的生命提升到最有价值的地位。恶就是：伤害并破坏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这是道德上绝对需要考虑的原则。由于尊重生命的伦理，我们将知全世界产生精神上的关连。平时我都尽力保持清新的思考和感觉，而怀着善的信念，时时依据事实和我的经验去从事真理的研究。

今日，隐藏在欺瞒之后的暴行，正威胁着全世界，造成空前烦闷的气氛。虽然如此，我仍然确信真理、友好、仁爱、和气与善良是超越一切暴行的力量。只要有人始终充分地思考，并实践仁爱和真理，世界将属于他。现世的一切暴力都有其自然的限制，早晚会产生和它同等或者超越它的对抗性暴力。可是良善所发挥的作用却是单纯而继续不断的。它不会产生使它自己停顿的危机，却能解除现有的危机。它能消除猜疑和误解。因此良善将建立无可动摇的基础，而追求良善是最有效的努力。一个人在世间所作的善行，会影响他人的心理和思想。我们最愚昧的错误就是不肯认真去冒险为善。我们常常不使用能帮助我们千百倍力量的杠杆，却想移动重物。耶稣曾经说过一句发人深思的至理名言：温和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

尊重生命的信念要求我们去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防治大众疫病的奋斗是永远比不上这种帮助的。我们对旧殖民地的民众所给予的善良帮助，并不是什么慈善事业而是赎罪，因为从我们最初发现航线，到达他们的海岸以来，我们已经在他们身上犯下了许多罪恶。为了实践的这种精神，我们应该推行富有将来性的政策。凡受人帮助，从艰难或重病中得救的人，必须互助，并帮助正在受难的人们。这是受难的人们之间的同胞爱。我们对所有的民族都有义务以人道行为及医疗服务来帮助他们。从事这些工作时应带着感谢和奉献的心情。我相信必定有不少人挺身出来，怀着牺牲的精神替这些受难的人服务。

一八七五年一月十四日出生于德属阿尔萨斯省的凯撒斯堡一个代理牧师的家。

一八九三年六月，毕业于米尔豪森中学。十月底入史特拉斯堡大学就读。

一八九六年圣灵降临节立志：「三十岁之前为研究科学和艺术而生活，三十岁以后献身服务人群。」

一八九九年『康德的宗教哲学』一书出版，获得博士学位。

一九○四年秋天的一个早晨，读到巴黎传教士杂志的一篇文章，决心赴非洲为当地人做医疗服务。

一九○五年出版法文版『巴哈论』，十月将前往非洲行医的意愿告知双亲及亲友。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外科考试及格，并获得医师资格。

一九一二年六月十八日与海伦·布勒斯劳结婚，为远赴非洲医疗服务募款。

一九一三年获医学博士学位。三月与夫人从根斯巴赫出发。四月十五日抵达兰巴伦，在该地设立简陋的医院进行医疗服务。

一九一五年构想出「尊重生命」的观念。

一九二三年一月在布拉格演讲「文明的哲学」，秋天完成『文明的哲学』的第一卷『文明的衰败与重建』及第二卷『文明与伦理』并于同年出版。

一九二四年独自再度前往非洲，并重新修建医院。

一九三○年歌德基金会资助建造的「史怀哲之家」完成。

一九三一年四月，新建精神医院落成。出版自传「我的思想和生活」。

一九三八年『非洲手记』出版。

一九四五年七十岁生日，英国广播电台以特别节目报导史怀哲的生活与工作。

一九五三年第十次返回非洲，十月被选为一九五二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一九六五年六月，痲疯病隔离病房竣工。纪录片「史怀哲博士」获奥斯卡奖。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八日，庆祝「兰巴伦史怀哲医院」创立五十周年纪念。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欢度九十岁生日，全球各地盛大庆祝。九月四日因脑血栓症病逝，安葬于兰巴伦医院夫人墓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