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本书籍

　薇依1909年出身于法国巴黎一个文化教养很高的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我们可以将她的思想、著述经历分为四个阶段：
    1926年到1931年，薇依进入巴黎高师从事哲学学习、研究。这个阶段深伸刻印着她在亨利第四中学高师预备班的老师、著名哲学家阿兰的影响。薇依在1928年进入巴黎高师后，继续为阿兰写一些文章，比较重要的发表在《自由言论》。受阿兰的启迪，薇依对古希腊思想、笛卡尔哲学、康德哲学等都有深入广泛的研究。薇依早期的一篇名为《美与善》的文章表现了她的独特观点；薇依认为“善是为摆脱物进行的精神活动”，这种摆脱则成为感知美的条件。在高师学习期间、马克思主义与工团主义对薇依的影响也很大、她对社会问题、对劳苦工农受压迫的底层人民的苦难有着天生的深切感受。
    1931年到1943年，先后在外省的几所中学任哲学老师。她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她在希特勒上台后发表长篇调查，深入分析德国形势。1934年，薇依完成题为《关于自由与压迫之原因的思考》的论文。论文第一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薇依认为，马克思提出的革命目标是发展生产力是人类解放自然而然地实现，而实际上，技术革与劳动组织的进步既不能使生产不断增长，也不能削减人的力量。论文的第二部分分析了压迫，薇依指出，在反压迫的斗争中，被压迫者的反抗若没有同时被粉碎，就只能导致压迫集团的更换和压迫形式的变化。论文的第三、四部分，致力于对于自由的条件、对日常生活和劳动中人的思想获得解放的方法的研究。薇依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是冷静的，也是非常尖锐的。
     1934年到1940年，薇依开始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受出发思考她对时代问题：贫困、不平等、弱者所受的屈辱、专制权力与官僚制度对精神的摧残。为对世上的苦难有切身的体验，1935年她到阿尔斯通、雷诺等工厂和真正的工人那样从事重体力劳动。这段经历使薇依体味到自己就是劳苦大众中的一个，而基督教就是受苦人的宗教。薇依也由此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实际已看到基督教是受苦大众的宗教，但却号召人们以革命替代宗教，她认识到宗教对受苦人更为真实和合适，因为革命有着许多不足和弱点，革命是领袖、导师们的宗教，它只把人的苦难作为理论来谈论。基督教则是不幸者、受苦人的宗教，正是出于对卑贱者的爱，薇依趋向基督教。她感到必须超越政治才能真正得以自救。1837年春天，薇依在阿西兹第一次跪在十字架下，感受到上帝的恩惠。1838年在索莱姆修道院，她听到基督经受尘世的痛苦直至喊出：“上帝，你为何离弃我？”从此，宗教在薇依的思想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她意识到宗教的文字不论是做礼拜用的还是《圣经》中的记载，都是为了认识与表达人世间的不幸，这也是唯一能称的上美的文字。
    1840年到1843年，这是薇依著述最多也是最为重要的几年。薇依对以往的劳动、战斗、政治参与、社会活动的经历进行理论总结。在马赛、纽约、最后到伦敦，她写了一本又一本的笔记，内容涉及哲学宗教、历史、政治……直到1943年因饥饿、重病死于伦敦郊区的修道院……
    薇依在世时发表过的文章，其中部分刊登在《南方手册》、《社会评论》、《自由言论》、《无产阶级》等杂志上。薇依死后，她的大量未发表过的手稿被搜集整理成书：《重负与神恩》（1947）、《期待上帝》（1950）、《札记》（三卷本、1950—1956）、《工人的条件》（1951）、《超自然认识》（1949）、《希腊渊源》（1953）、《伦敦文集》（1957）、《历史和政治论文集》（1960）、《关于爱上帝的杂谈》（1962）、《论科学》（1966）、《诗集》（1968）等。薇依的《作品全集》已经由伽利玛出版社于1997年勘校出齐，共分七集：1，早期哲学著作；2，历史和政治著述；3，诗集；4，马赛的著作，其中收入了薇依有关哲学、宗教、科学、极其与希腊文明、印度文化等的关系的论述；5，在纽约和伦敦的著述；6，札记；7，书信。历经十几年艰苦工作而编辑成功的全集结束了薇依法文版著作较为零乱、缺乏系统的状况，为了解研究薇依的思想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薇依的基督信仰思想是从她深刻的人生与社会的体验中得出的。特别是战争惨剧对欧洲文明的摧残使她感到欧洲人从1914年以来就受到“内病”的侵蚀《这场战争是一场宗教战争》。欧洲病的发生原因就是取消了宗教问题—人应该永远直接面对善恶之选择的问题。多少年来，人们运用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个矛盾：一是“非宗教”的方法，即否认善恶对立，以“一切都平等”的原则把人作为“定向努力”的人的“本质本身”脱离开来，使人陷于烦乱。另一种方法是偶像崇拜，实际上是对伪装成神明的社会现实的绝对崇拜的意义上讲的宗教方法。这种方法意在划定善与恶这两个对立面“无权进入”的围墙，使人产生这样的幻觉：可以在监护人的围墙之外免除任何伦理责任。这两种方法都使欧洲走向失败：前者使欧洲分崩离析，后者造成专制的

恶果。

薇依探寻的是第三种方法：神秘主义。薇依的神秘主义“超出善与恶对立的范围之外，而这是通过灵魂和绝对的善的合一现实的”。薇依的神秘主义信仰的神秘合一的对象是耶稣基督的上帝。这是真实的爱的结合，灵魂在这这之后“总是变成他者”。灵魂为了变化应该赞美上帝。薇依的神秘主义在基督信仰的神秘主义思想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薇依始终坚持理智精神指引下的基督信仰，她把基督信仰与基督宗教（基督教信仰）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基督精神不等同于基督教。虽然她一直拒绝受洗和参与圣事，置身于教会、基督团体之外，但她的实践和精神却证明她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

薇依的惟基督论与泛基督论会合于她的基督信仰之中。她认信上帝，认为惟有基督的上帝是真实的上帝。这种信仰的确立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激烈甚至痛苦的思考。最初，薇依对上帝还只是感情上的认同，在理智上还有抵触：“我仍有一半在拒绝，这不是我的爱，而是我的理智……一个人决不会纯粹为了理智去虔心祈祷上帝。”理智的深厚根底和科学知识的较高素养使薇依怀疑超自然的存在。但是，她通过理智上的努力，找到了理智与上帝的接触的点，这就是理智的注意力，感情与上帝的接触是祈祷，而理智与上帝接触的方式是注意力。这种注意力并不是要证明上帝，推论上帝是否存在，而是把自身的注意力引向上帝，使心智趋向和接受上帝成为可能。而不能相遇的上帝永远在我的期待之中。薇依对上帝的这种感悟，令人想到法国伟大的犹太宗教学家勒维纳斯的“来到观念之中的上帝”。希伯来《圣经》证明的上帝意味着上帝的超越，把存在与神秘联系在一起的超越。上帝的在场与不在场、可见与不可见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超越者通过入神状态超越本质以期待“未被存在染指的上帝”。其实，柏拉图是最早为这种期待精神咏唱颂歌的人，他区别了两种真理，通过判断得出的真理、抽象的真理、即存在的表象；还有人通过静思、体验得出的真理。而静思是注意力活动的最终形式，具有神性本质，犹如马勒伯朗士的祈祷形式，神恩对之予以回答。也就是说，被认识的对象和认识的主体、即爱与知之间的对立被超越了。身在不完美的尘世中的人只有在对完美存在的期待之中获得信仰的真谛。

德日进神父在37岁时曾写过这样的话：“我在很早——10岁以前——就注意到自身中明显存在着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绝对的爱。当然，那时我还没有把这缠绕我的忧虑命名。但今天，我却可以毫不犹豫地承认这是绝对的爱。总之，从我的童年开始，想拥有某种绝对的需求就成为内心生活的轴心。在这个年龄应有的种种快乐中，我只对一种根本的快乐感到幸福，这快乐就是在于拥有（或思考）某种更珍贵、更稀少、更坚固、更持久的东西。”这种话真象是出自于薇依之口。正如著名哲学家伊波利特所说：如何能忘记她谈到斯宾若莎的那些时刻？在对斯宾若莎的探索中，有一种的上帝的陶醉、对基本绝对的激情。” 薇依确实天生怀有对绝对精神、神圣精神的执着之爱。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理智必须由爱指引。如若上帝即我们期待之中的真理，惟有心灵才可触通，帕斯卡尔言之有理：真理根本不存在于无爱的人身上。薇依的亲身体验使她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用过于简单的方法设计斗争的图表，她批评马克思主义把人的一切复杂关系都归结于阶级斗争。她从乌托邦式的理想革命转向了爱的宗教“爱上帝是各种信念的惟一源泉。”在深深体验了尘世的痛苦、经历了理智在心灵之中的撕裂之后，薇依从爱的生活走向爱的沉思，爱成了她沉思的中心。而薇依的爱的沉思与不幸的沉思是紧密相关的。

薇依认为，不幸是绝对的。人的存在的不幸是无法消除的。薇依尖锐的指出，任何社会形态——哪怕是最近完美的社会形态，都不能消除人的不幸，不幸不同于不义，所以革命不能代替赎救，而只能掩盖不幸、忽略、轻看人的不幸，这也就是柏拉图所谓的猛兽式的社会社性的残忍。而在薇依看来，基督教是受苦人的宗教，它极度重视人的不幸，上帝本身就成为了不幸，当人通过不幸爱上帝时，就是真正的爱上帝。不幸之于爱如神秘之于理智。“基督教的伟大源于它并不寻求某种超自然的药剂来治疗痛苦，而是超自然地利用痛苦。” 薇依对基督教精神的体认极其深刻，她从基督之受难、从基督所置身的悲惨不幸境地中看到了“赐福”的不幸。上帝在不幸与痛苦之中创造了爱，上帝与不幸的相遇，上帝的人的不幸处境中遇到了活生生的，真实存在的基督。这也是薇依信仰的最可靠的理由。

薇依因此把握基督教最深的奥秘（虽然相信有相当多的人难以接受）：爱与受到难、不幸与爱是同一的，所以这爱是一种圣爱，但惟有为上帝之爱奉献出来的受难之心才有可能承纳这种爱。“爱是一种神圣的东西。若深入内心，就会将它撕裂的。当它被其它东西撕裂时，就是最可悲的浪费。但它宁可被其它东西撕裂而不是被神圣的爱。因为神圣的爱只撕裂自愿被撕裂的心。这种自愿是困难的。”这就是说，并非人人都能承受神圣之爱的重负，因为在不幸中创造的上帝之爱是一种炽情之爱，它完全践行于矛盾、厄运、撕裂和把自己全部付出的苦行过程中。不幸就像一颗钉向灵魂深处的钉子。爱是灵魂追求的方向，当灵魂被钉子穿透，钉在宇宙中心时，它仍朝向上帝。这颗由神圣的爱创造的钉子穿过把灵魂与上帝隔开的屏障，使灵魂超越时空，来到上帝的面前，到达创世和造物主相会之点，这个点就是十字架的交叉点。还应指出的是，薇依对上帝之爱的理解是与生活实践紧密相连的。在薇依那里，基督精神的世俗性和神圣性神秘合一，上帝无处不在，是无限小的黑芥子，田野里的珍珠，面团里的面起子，食物中的盐……神圣进入我们的世俗世界。上帝通过不幸在道成肉身中把神圣置入世界。上帝之爱永远与人间的不幸、与不幸的人相依存在。

没有人能否认这是一种至高的爱，这种爱的追求证明薇依具有正在的基督信仰，信仰从本质上讲不是安慰，而是一种重负：上帝不在场造成的不幸，应该爱这不在场的上帝。因为薇依认为上帝已化为不幸的爱和爱的不幸。正如刘小枫博士指出，这种“无神论”表明信仰者是在一种极度疲惫的状态中走向超自然的神恩，它体现的是一纯正的圣爱有神论，人与人之间的爱的有神论——真实的上帝已倾空自己而成为这种爱。[参见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三联书店，1993。]谁能否认这种精神信仰——无神地信仰上帝——具有更虔诚更深刻的内涵呢？这种信仰意味着使信仰非形而上学化，并在世俗的存在中活出上帝的映像。信仰最终成为一种生活实践。因此，“人的注意力、信念和爱几乎全部都集中在上帝非人的方面，这样的人可能自称为无神论者，而实际上他们却是真正的信徒。还有比太阳更动人更准确地代表上帝东西吗？酷爱太阳的人便不是偶像崇拜者。”薇依就是这样一个一心去拥抱信仰，肩负重负去实践信仰的基督徒。

薇依的信仰神秘思想体现了基督信仰神秘主义的共性，但也具有独特的个性，散发着浓厚的现代气息，对当代人颇有启发。

薇依区分了基督精神与基督宗教、信仰和信教，相信人在有形教会之外凭借神秘信仰接受神示而获救。这种“无神论”很值得人沉思：问题不在于证明以往是否有过关于上帝的经验，也不于考证上帝的存在与不存在，这些都是外在的形式问题。问题仅仅在于如何在不幸与爱的融合中与基督的上帝神秘合一，每个认同基督之爱和真理的个体，都应该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承担本书充分论述的爱的重负，在受难的心灵中接受无限的神恩。在具有崇尚形式，轻视信仰而又善待伪神偶像传统的无神论地域，薇依用自己的生与死、血与肉铸成的信仰应该是一声振聋发聩的呼喊。

薇依以基督论为支点，提倡“诸说混合“，极高的文化修养和丰富的自然、社会科学知识，使她坚持她所理解的大公信仰的意义。她认为包含真理的思想存在于不同的宗教经典，文学与科学著作中，真理遵循不同的途径显示在人们的精神中。比如希腊几何学和诗歌，中国的道教，埃及的俄赛里斯教，印度佛经等，都融合了天主教所包含的真理。在印度、希腊、中国，历来就有实践沉思的传统，与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沉思相似，是超自然的。而柏拉图与受难的圣·约翰之间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关系。印度的《奥义书》和受难的圣·约翰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关系。中国的道家也很接近于基督教神秘主义。这些思考从历史与信仰的神学意义的深层次上启示偏重秘修和灵魂、忽视信仰真理本质的文化传统。对坚持排除”异端“和狭隘信仰的倾向也是一种善意的批评。

只有帕斯卡尔和薇依这样很少的神秘主义者的论着中，人们才能感受到一种不是通过呼喊与冲动，而是通过源于自然、与另一种实在相关的祈祷。应该说，薇依在这动荡不安的躁动人群中达到了这另一种实在，并且超越了摧毁人类至高价值的各种虚无主义和唯物主义。。马多勒说：“能够改变一种生活的书是很少的。薇依的书就属于这类书之列。在读了她的书之后，读者很难还保留读前的状况……“相信任何人——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她的思想的人——都不会对这本《重负与神恩》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