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1945年，纳粹德国在欧洲大陆节节败退，苏联军队趁势西进，收复了大片沦陷的领土，并占领了波罗的海国家、东欧诸国和东德。随后，苏联人迅速对该地区的人口展开清洗，以便扶植亲苏政权，在此过程中，除了罪证确凿的纳粹分子之外，具有反苏倾向的人也成为抓捕的对象，包括当地的爱国者、宗教人士和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外国人也承受了无妄之灾，本书的作者约翰·诺布尔就是这批外国侨民中的一位。

诺布尔出生在美国底特律的一个德裔移民家庭，其父曾经是一位牧师，后放弃牧职从事商业，因而他从小生活在日渐世俗化的家庭氛围之中，直到他们一家为了一桩收购案而前往德国。天有不测风云，诺布尔家赴德恰逢二战爆发，美国参战后，他们作为敌国公民被纳粹政府软禁在德国东部的德累斯顿，这座城市在战争末期遭到了英美盟军猛烈轰炸，所幸约翰及其家人都从废墟中生还，并目睹了苏联军队对城市发动的新一轮破坏。

苏军大肆劫掠德累斯顿之后，便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工作。苏联政治警察以“亲纳粹资本家”和“美军间谍”的罪名将诺布尔父子二人抓捕入狱。在先前的大轰炸中，诺布尔父子心中沉寂已久的基督信仰复苏了，入狱后，他们凭着信仰克服了监狱中的绝望情绪，并以宗教精神帮助和鼓励他人。后来，即便被送入臭名昭著的苏联劳改营，约翰·诺布尔依然守住了失而复得的信仰，与此同时，他认真观察了劳改营中的宗教活动和劳改营工作人员的精神状况，从中看到了希望。在1955年，经过了各方努力，诺布尔终于获释。基于监狱和劳改营中的经历，他写下了两本书，其中，《我在苏联寻见上帝》（I Found God in Soviet Russia）的篇幅不大，集中描写了他的信仰历程以及东德、苏联监狱中的宗教活动。而在另一部作品《我在苏联服苦役》（I Was a Slave in Russia）中，他对东德与苏联的监狱和集中营生活做出了更为详尽的描述。

虽然《我在苏联寻见上帝》成书已有60余年，苏联-东欧阵营也早已覆灭，但本书揭露的一些现象并未随之消失。我相信约翰·诺布尔的故事依然能对今人产生启发，世人能够从沉重的历史和无数的见证中看到，信-望-爱的力量终会战胜此世的一切强权，无论那是尼禄的强权，抑或斯大林的强权。

顺带一提，作者的某些宗教和政治观点可能略显偏颇，比如书的后半部分带有鲜明的冷战色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读者不必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我作为译者也不完全信服）。至于本书的译文，由于作者的新教背景，我采用的译名以中文宗教类书籍的通行译名为准，与东正教有关的文字所占篇幅不大，故同样采用通行译名，而在涉及天主教的部分则遵从公教标准。倘若译文中存在错误，望读者不吝指正。

葛培理（Billy Graham）

不久前，约翰·诺布尔越过东柏林的边界进入了美国占领区。由于被苏联监禁了近十年，这位美国公民憔悴不堪，在1945年德国投降后不久就身陷德国的苏占区，然后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约翰·诺布尔带回了一个非凡的故事。他不单讲述了自己在十年间于米尔贝格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以及从德累斯顿到北极的各个监狱的骇人经历，而且对他所知的共产党监狱和集中营中基督徒的生存情况作出了惊人的叙述。

这是一位年轻的美国新教平信徒首次向世界讲述他在苏联劳改营，特别是在沃尔库塔的恐怖营地中目睹的基督徒平信徒和圣职人员的英勇事迹。这个故事关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路德宗牧师、立陶宛和波兰的天主教司铎、乌克兰和俄罗斯本土的东正教司祭以及来自苏联各地的浸礼宗领袖。这个故事有关于成千上万的平信徒，他们对基督保持忠贞，并藉由他们的榜样在基督徒受莫大迫害的地方赢得了皈依者。

约翰·诺贝尔对我们谈到他所遇到的一些苏联人，即所谓的“自由工人”和矿场的主管。他发现他们发自内心地渴望一种比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死路更有意义的信仰。他告诉我们，甚至苏联精英警察的成员和顽固的共产党徒，也对他们所侍奉的制度感到幻灭，并在寻求一种更美好的生活方式。

苏联人民所缺少的是信仰。

诺贝尔热切地引证了令人难忘的实例，向我们展示了苏联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感受到自己与基督的永恒价值缺乏联系。他不是带着怨恨回来的，而是带着对那些他曾经深受其害的人的爱和理解回来的。

全世界，无论是在美国、英国、印度，还是在澳大利亚，那些寻求上帝的人的心灵中涌现出一股崭新的精神，出现了一种新的探索。我们感谢约翰·诺布尔从“铁丝网后的教会”给我们带来的消息，藉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这个时代的宗教复兴甚至深入到世界上最遥远和最孤立的地区，即苏联的集中营。

这个故事将激励每一个基督徒!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见证之一，由一个被单独监禁在共产党监室中的人所讲述，他在那里经历了个人性的皈依，在自己的生活中看到了上帝回应祈祷的大能。

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消息：教友们在一个黯淡无光的地方高举信仰的火炬。他告诉我们，不可征服的信仰能够战胜苏联，正如它从斗兽场的狮子坑中站立起来，横扫罗马一样。

让我们祈求上帝保佑那些约翰·诺布尔为之传信给自由世界的人；让我们祈愿他们坚定不移的信仰能够说服马克思主义者，使之认识到唯独崇拜人和物质是错误的。愿所有读到这个故事的人都能受到启发，像约翰·诺布尔那样信赖耶稣基督，以使人类能够战胜目无上帝的暴政势力。

我在共产政权的监狱和劳改营度过了十年，见识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情。我也目睹了一些光辉事迹，比我从苏联带来的其它任何消息都更令人振奋。我带来了这个信息：我在苏联寻见了上帝。

我是通过个人的皈依寻见了上帝，而对全世界来说，更重要的是我遇到了许多拥有类似经历的人。我发现，基督教在德国东部和苏联本土的共产政权迫害中幸存下来。我发现，甚至在苏联北极地区的苦役营之一的沃尔库塔，也存在着秘密崇拜活动，并为基督赢得了皈依者。

在学会言说和听懂俄语之后，我与苏联工程师和工人有了密切的接触，并意识到这两个群体都对基督教有着浓厚的兴趣。尽管他们四十多年来一直浸淫在官方宣扬的无神论之中，或者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渴望重获被剥夺的属灵价值。

我得以把这些证据带回自由世界，并藉着这些证据，带回一个光荣的消息——基督信仰是不会被毁灭的。我目睹基督教遭受了自尼禄时代以来最可怕的迫害，我看到了大量的证据，能证明对救主基督的信仰在今日的俄罗斯存活下来，就在共产党徒最想消灭它的地方——集中营里。我必须为铁丝网后的教会做出胜利的见证，我相信这是上帝的旨意，让我成为那个受迫害的教会的成员长达数年，目的是证明上帝与它同在，并在维护它。

我从亲身经历的种种变故之中死里逃生，并能在莫斯科法院的严厉判决执行完毕之前，安然无恙地回到美国，对我来说，这一事实证明了上帝与我同在，我的生还有其目的，当我回顾自己在狱中的一连串经历时，那简直不亚于奇迹。我打心底里感谢上帝的怜悯。

我希望这个作证的使命能交给比我更有口才的人，或者确切地说，我希望被授予这项重任的我能更有说服力。但是当时身在苏联，如今身在美国的人是我，这是属于我的故事。当我试图将这个故事传达给自由世界时，我想到了约伯的话语。在我遭受长期监禁期间，当我在试探之中即将失去信仰，想对我遭受的不公和苦难而呐喊时，我想到了约伯。他也是如此，因为他所不明白的理由而受尽苦难，但没有任何东西能动摇他的信仰。在他著名的誓言中，他宣称：“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上帝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内。我的嘴决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伯27：4）

约伯的誓言同样是我的誓言。只要一息尚存，我的口唇决不说谎言。只要上帝的灵与我同在，我就绝不讲虚话。出于对上帝的庄严义务感，我将真诚地向自由世界讲述我所目睹的奇迹。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个学会祈祷的时刻。对我来说，这个时刻是在1945年2月13日星期二晚上九点过后的德国德累斯顿，在那场使这座美丽的城市化为废墟的毁灭性空袭中出现的。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跪在地上真诚地向上帝祈祷。

我，一个美国人，怎么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里身在德累斯顿？我的父母出生于德国，但已归化为美国公民，他们于1938年回到祖籍国暂住。一年后，战争爆发，我们被禁锢于此地。我当时21岁，德累斯顿空袭发生时，我的父母、我的哥哥乔治和我已经在软禁中生活了近四年。我们被限制在该城市的范围之内，行动受到严格监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当我身处致命的危险之中，炸弹爆破产生的震荡使我跪倒在地，然后我才会转向上帝，求祂作我的避难所和拯救。我的父亲查尔斯·诺布尔曾是一个虔诚的人。事实上，他年轻的时候曾短暂地担任过牧师。至于我为何变成了一个仅关注世俗事物的年轻人，我无法充分地解释。

这无非是一种倒退。上帝慷慨地将物质财富赐予我们整个家庭，但我们没有回以适当的感恩。

家父于1892年出生在卡塞尔的洪堡（Homburg, Kassel province），他的父亲在那里拥有一家小型制鞋厂。他们家原本信奉路德宗，但家父11岁时，在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努力下，我的祖父皈依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新的信仰对他来说意味着切实的牺牲。虽然德国的工厂普遍推行六日工作制，但我祖父从此不在星期六经营他的工厂，而且在冬季不得不在星期五下午关门，因为在隆冬时节，太阳是在下午3点半落山的，而基督复临派的安息日纪念活动在日落前一小时开始。

新的信仰也使这个家庭与德皇威廉二世的普鲁士军国主义发生了冲突。1913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我的父亲被征入德国军队。作为一个依良心拒服兵役者，他拒绝在星期六扛枪或执行任何军事任务。他因违抗命令而被关了禁闭。在五个月的时间里，他通过祈祷使自己坚强起来，经受住了变本加厉的虐待和惩罚。后来有一天，一件奇事救他脱离了困境。

军队监察长要来检查新兵，上尉命令全体人员，当然包括我的父亲，穿上他们的军装，在阅兵场上列队。家父年轻时受过伤，脖子朝一边略微偏斜，他的头抬起时总会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倾斜。

当众人都戴着高耸的普鲁士头盔列队时，家父的头导致队列中出现了不整齐的情况。将军干脆利落地命令他把头摆正。当家父回答说自己因旧伤而不能从命时，将军下令立即将他送到医院，看看医生是否能做些什么。外科医生回答说，这种伤是永久性的，团里的上校以此为由让家父因病退伍。

在几个月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父亲作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西部前线工作，为伤员和濒死的人带去援助和尽可能的安慰。虽然常常暴露于枪林弹雨之下，但他没有受过伤。他后来回想起来，或许这段经历构成了我们日后的一部分麻烦。上帝赐予我们的福气如此之多，导致我们将这些福气视作理所当然的。

战后，父亲去了一所圣经学校就读。基督复临派的青年团体经常到那里开会。在一次聚会上，他遇到了一位迷人的姑娘，希尔德加德·格林，她的家人也是基督复临派的成员，不久，这对男女结为夫妇。最终，德国的基督复临派因教义问题而分裂，家父成为被称作“改革派基督复临会”的一个小宗派的牧师。他先去柏林，然后去了瑞士，最后被派往美国，在底特律牧养德国移民。1923年9月4日我出生时，他正在那里的一个街角地块上主持福音聚会。

基督复临运动的创始人埃伦·怀特（Ellen Gould White）的著作没有多少德文版本。当我的父亲开始了解英语，并更加广泛地涉猎时，他开始怀疑自己所宣扬的一些教义的智慧。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他最终不得不认识到，当他自己对许多教义产生严重怀疑时，就无法再敦促他人加入改革派基督复临会。因此，他辞去了牧师的职务，之后也没有加入其他教会。我们家随波逐流，很少参加教会的礼拜，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宗教的关心越来越少。

父亲仍然相信复临派所倡导的素食主义具有健康价值，经营起小规模的健康食品生意。1929年，底特律的斯图兹摄影公司（Stutz Photo Service）——家母曾担任该公司的摄影专家，其持有者在一次车祸中去世，这家公司被挂牌出售，这给了我们进入摄影领域的契机。我的父母筹措了他们所能借到的一切，收购了这家公司。1929年正值股市大崩盘的前夕，对创办新企业来说并不是一个有利的时机，但我们的好运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持续下去。

我的父亲在开始创业时没有任何先入之见，在一些新型自动照片冲洗设备上投入大量资金。多亏了这种自动化工艺，我们能以比我们的竞争对手更低廉的价格处理业余摄影师的照片，而在那些日子里，受到经济萧条冲击的底特律人正在寻找各种方法来节省每一分钱，尤其是涉及非必需品的领域，比如兴趣爱好。到1934年，我们有220家门店提供冲洗和售后服务，我们的工厂成为该地区最大的工厂之一。

然而，经济上的成功是在不断牺牲生活中其他价值的情况下取得的。上主使我们兴旺，但我们却忘记了回以感恩。随着我和哥哥长大，曾经作为家庭生活之一部分的每日读经逐渐消失了。父亲每天只在晚餐时做一次感恩祈祷。有时我和哥哥轮流在其他用餐时间做感恩祈祷，但仅仅是习惯使然，对我们不具有真正的意义。当我仍只是个孩童时，我家就完全不再去教堂了。

1935年，第一次有人警告我们，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积累物质财富是不好的。当时，父亲患上了重病。他被诊断患有胆囊疾病。捷克斯洛伐克的卡尔斯巴德（Karlsbad），有一个著名的疗养胜地，朋友们建议家父在那里寻求帮助。他去了那里，取了当地的水，回来时身体得到了休整，病情大为改善。但很快，生意的压力使他的身体再次崩溃。他去了几次卡尔斯巴德，在某次旅行中遇到了一个为免遭纳粹迫害而逃出德国的犹太商人。尽管这位先生获得了瑞士公民身份，但他决心卖掉他拥有的一家位于德累斯顿的相机工厂，然后移民去美国。家父很清楚德国相机的价值，以及它们在美国的良好市场前景。我们在底特律获知的首个关于这桩生意的消息，就是父亲出售了我们在底特律的摄影公司，收购了德累斯顿的一家相机工厂。

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他无法在底特律以缺席的形式经营这座工厂。1938年，我在八年级时退学，陪同父母到德累斯顿，以便我的父亲能把工厂事务安排妥当，然后去拜访疗养院。

1939年，随着希特勒丧心病狂地将他的装甲部队派往波兰，风暴的阴云降落在我们头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打响，我们不得不登记为外国人，显然，我的父母作为已归化美国的德意志人，为纳粹所猜忌。不过，我们的生活仍在俯瞰城市的山顶房屋里平静而舒适地持续着。我忙于在工厂里学习和工作，以便了解它的运作情况，并且在夜校上课，学习古板的德国高中课程。

在德累斯顿，有一座无宗派的美国教堂，我的朋友们会去那里参加圣诞节和复活节等特殊节日活动。我们家却遗忘了祈祷、读经，甚至进餐时的感恩祈祷。

狂暴的逆风席卷了这个战火纷飞的世界，我们却依然没有察觉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美国参战，我们被软禁在屋子里，我们的相机工厂也遭到严厉的管制。父亲以他对抗德皇军国体制时所表现出的同样的冷静沉着，告诉纳粹，一旦他们要他开始生产任何战争物资，他就会身败名裂，但如果他们愿意相机通过瑞士和瑞典等中立国家销售，他会继续经营他的工厂。由于关键的工人被征召去服兵役，父亲的在场对于工厂几乎是不可或缺的，而纳粹也勉强同意他继续工作。但是，随着战争开始对德国不利，我们面对越来越大的敌意，父亲下定决心，我们必须要求将我们遣送回美国。

1945年1月25日，对于像我们一样因开战而滞留德国的900名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日子。经过数月的谈判，纳粹政府同意用这些平民交换一群因敌对活动而困于北美和南美的德国人。我们万分欣喜地收到一封命令我们到瑞士边境的拉文斯堡（Ravensburg）报到的电报，那里距德累斯顿500英里。在那里，我们满怀期待地等待着我们的名字被叫到，急切地看着构成德国和瑞士边界的博登湖（Bodensee）。但官员检查名单时，我们的名字不在上面，一个纳粹官员直率地告诉家父，盖世太保，即纳粹秘密警察，显然已经决定不让我们获批离开。家父向边境的官员出示了命令我们参加交换的电报，但他们仍然拒绝签署必要的文件。

上帝将恩惠赐予那些忘记他的人，这样的恩惠是有尽头的，而我们在这里，与自由只有一百码的距离，只要在一份文件上签个字，我们就可以返回美国，免除后来所要承受的一切苦难。然而，这个签名被扣押了，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目睹这些美国人离去。

也许这仅仅是一个官僚主义的失误，因为后来在德累斯顿，我们得到保证，将获批参加下一次交换。也许是命中注定，随着艾森豪威尔的军队越过莱茵河，平民交换就此停止，但是，当我回首往事，却在其中看到了另一种安排。我的家人和我早已失去了与上帝的联系，我们只有努力取回上帝的赐福，才能再次享受到这份福气带来的自由和富足。

德军开始对不设防的城市发起无情的轰炸，先于1940年5月14日空袭鹿特丹，随后又轰炸了伦敦和考文垂，从而埋下了祸根。如今她正在收获苦果。英国和美国的大规模空袭正在袭击德意志帝国的一个又一个城市。德累斯顿目前幸免于难，这里挤满了来自其它不太幸运的城市的难民。

1945年2月13日傍晚，我正准备和一个朋友去他父母在市中心的家中吃饭，这时父亲从工厂打来一通电话：瑞士边境已经关闭，一些宝贵的相机本应在当天运往瑞士，但现在滞留在工厂里。他说，德累斯顿的工业区有可能遭到轰炸，为安全起见，他要把这些相机送到我们家里，安放在房屋的地下室深处，他要求我在现场接受委托。因此，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取消了共赴晚餐的约定，当工厂的人到来时，我就在家中，帮助他们小心地把一箱箱相机从沿着房子的陡坡上开出的72级台阶上搬下来，并把它们堆放在地下室里。

这些人走后，我的母亲和此时已经回到家里的父亲，以及我坐下来吃晚餐，但还没等到我们吃上一口，当地的民防站就传来了简短的通知，称英国飞机离该市不到20英里了。我们走到屋外，可以听见飞机的轰鸣声正在逼近。突然，在市中心，防空警报的阴森哀号在漆黑的城市上空响起。会不会轮到我们挨炸了？一种无助的感觉冲击了我，一介草民在等待着自己的命运，它出自空中投弹手的那双看不见的手。如果这次空袭真是冲着我们来的，那么下方城市中数以千计的人，在这一瞬间，必定是在呼吸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口气，或许，甚至我们自己也正是如此......

图2 别墅“圣雷莫”（San Remo），诺布尔一家在德累斯顿的住所

我们在地下室的一个小房间里准备了一个紧急防空洞，这个房间有一个通往花园的独立入口，并且在天花板上架设了特殊的支撑物，这样一来，即使房屋倒塌，我们也不会被掩埋，但我们在去往那里之前犹豫了片刻。我们能够听到城北和城南的飞机轰鸣声。迄今为止，当它们向南飞行时，都是在前往捷克边境附近的石油补给站的路上，也许我们会再次幸免于难。但突然间，两架轰炸机的机翼调转了方向并向城市汇集，镁光照明弹从天而降——可怕的“圣诞树”照亮了黑暗而恐慌的城市。

眼下毫无疑问：关乎我们性命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不顾一切地从台阶上奔向防空洞，高爆轰炸的第一道闪光使我们目盲，炸弹的第一阵爆破声在我们耳边回响。但是，炸弹落到市中心的时候，我们松了一口气。我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头上的砖墙有多厚，天花板的支撑物有多坚固，我们自己周围有多少物理性防护。

空袭异常猛烈，一波接一波。炸弹现在倾泻在城市的其他地区，每时每刻都在逼近我们。听到一颗颗炸弹越来越近，每一次震荡都会让人更加难受，并使人惊恐地意识到，飞机正沿着不断扩大的圆圈盘旋在自己头顶上。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万事皆有可能发生。我周围的物理防护是毫无用处的。经由人手所造之物，现在正被他人之手所毁！

一枚炸弹在离我们一百码远的地方爆炸了，声音之大好似电闪雷鸣。楼上的窗户被震碎了。其它近处的爆炸所产生的震荡使房屋摇摇欲坠，地下室房间的门因气压差而不断被冲开。我母亲早已神经紧绷，这更加折磨了她的神经，于是我用后背抵住门站着，在爆炸引起的一阵又一阵气浪下支撑住自己。站在那里时，我却想到了《圣经》中关于耶利哥的故事（《约书亚记》6：20，《希伯来书》11：30），以及伟大的黑人灵歌中的歌词：“城墙轰然倒塌。”奇怪的是，此时我已有多年没听人讲这个故事了。我们的墙壁确实在倒塌，但倒塌的不仅是城市中的物质性墙壁，也有我们心中的墙壁——醉心于物质而造成我们与上帝之间产生的隔阂。

我才21岁，是一个沉迷于世俗生活的愚蠢青年。如果我当即死去，能在审判日对上帝说些什么呢？当我站在那里，意识到当下每一刻都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刻时，我知道我不配得到救恩。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自主地产生宗教冲动。诚然，我曾不时地默默跟从他人去朝拜上帝，而且正如我先前提到过的，我也曾在家庭聚餐时做过谢恩祈祷，但我此前从未直接发自内心地祈祷。正是一次空袭唤醒了我，使我意识到有一位上帝存在，无论我生前做过何事，死后发生何事，我都要依靠祂。

20分钟后，突然间，严酷的考验结束了。不再有炸弹落下，飞机飞走了。数以千计的燃烧弹点燃了烈火，屋外的夜景亮如白昼。吹来了一阵强风，这是下方城市中巨大火势的热浪引起的，它反过来又助长了火势。然后，虽然夜色晴朗，但温热的大雨开始从天降下，这源于瓦砾中的那些柴堆，它们燃烧后使气温飙升，其中的水分冷凝而产生了雨水。我们在房子里奔波于各个房间之间，扑灭火星，几乎无暇去想象这座城市里发生的浩劫。

供电中断了，我们点起了蜡烛，这样便可以清扫碎玻璃，取下被撕碎的窗帘和帐幔。我们几乎没有碰过的饭菜里满是玻璃碎片，我母亲去厨房查看还剩下什么食物。然后，就在我们收拾桌子准备再次用餐时，我们听到了新一波轰炸机迫近的轰鸣声。没有防空警报响起，因为它们在第一次空袭中被尽数摧毁。我和父亲一时不知所措，难以置信地站在那里聆听。但轰鸣声有其规律，我们是不会搞错的。盟军空军对德累斯顿的空袭并未结束。我们呼喊着家母，再次奔向掩体。我当时在靠近楼梯口的走廊里，怀着刺骨的恐惧，听见炸弹那稳重的嘶鸣声直接朝我们袭来。我跌坐在地上，与此同时，一道强光照亮了房子，紧接着传来震耳欲聋的撞击声，令我的耳朵嗡嗡作响，知觉涣散。残余的窗户从窗框里蹦了出来，砸在对面的墙上碎裂开来，尖锐的残片溅射到我身上。这时，又传来了一波震荡，墙面灰泥的粉尘飘落下来，导致我鼻孔堵塞。一枚巨大的薄壳炸弹击中了距房子仅有80码的陡坡。这颗炸弹把陡坡炸了个底朝天，包括树木在内的一切都被炸毁了，爆炸的威力波及了房屋，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屋顶被炸毁了。如果炸弹再靠近几码，它的全部威力就会落在我们身上，这必将是我们的死期。

不知怎的，我站起身来，跌跌撞撞地跑下楼梯，进入防空洞。这次我真的开始认真祈祷了。英国人在这第二次空袭中使用了他们最大的炸弹，就我们现在所知，除了后来对日本使用的两颗原子弹，这是有史以来人类在战争中使用的强度最大的一种炸弹。在先前投下的火光的指引下，皇家空军正在有条不紊地炸毁德累斯顿，将其一举击溃，作为对歇斯底里、死硬的纳粹分子的最后警告，使之停止徒劳的抵抗。

我从未向父母谈起过宗教，现在我也无法向他们解释我的感受。但在那绝望的几分钟里，世界似乎正在火焰中焚毁，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死去时，我跪了下来。我回想了自己的生活，就像一个时常感到死期将近的人那样。我想到了我们在美国的家中度过的美好时光，想到了我们是如何跨过种种危险而得以生存至今的，想到了我们的处境逐渐恶化，想到了三周前我们无比接近自由的那一天，想到万事的走向似乎正在逼近某种顶点。

我害怕呼求上主的保护。这些年来，在万事顺遂之时，我一直在躲避他，而现在，当我处于极端的处境下，却发现对祂而言我是个陌生人。为了拯救自己那不配得救的生命，我试着找出一些言词来祈求祂，但我只能谦卑地呼唤：“求你救救我们，亲爱的主！求你救救我们！”

在三十分钟的时间里，房屋随着一次又一次的爆炸而摇晃。我们正上方的“圣诞树”之火在烟云中闪闪发光，为即将到来的一波波轰炸机勾勒出城市的边界。

当飞机的轰鸣声终于渐渐远去，更加令人耳聋的寂静顿时取代了爆炸声，我们蹑手蹑脚地走上楼去。我们又一次必须去做一些紧要工作。火焰引发的强风吹向城市，房屋在狂风的吹拂下摇摇欲坠。空气中弥漫着活跃的火花，我们为拯救我们的房子奋战了一个小时，以极微小的优势赢得了这场战斗。整个夜晚，我们都在等待投弹手回来。整个夜晚，我们目睹德累斯顿熊熊燃烧，我们的下方陷入一片火海。当我们望向这座城市时，能感觉到火焰在烧灼我们的面孔。对于可怜的民众，我们无能为力。直到可燃物耗尽，这场大火会一直燃烧下去。

大约早上七点，我离开家，试图找到一间商店买些面包作早餐。在林荫大道上，触目惊心的景象映入我的眼帘。尽管道路很宽阔，但它的两侧之间挤满了徒步进城的行人。他们的面孔被烟尘熏得发黑。他们的眼睛下面有白色的条纹，那里的污垢已经被泪水和汗水冲刷殆尽。男人和妇孺在这浩浩荡荡的人群中挣扎着前行，他们推着手推车、自行车、婴儿车、儿童玩具车，以及任何足以装载少量被褥或珍贵家当的载具。有些人根本没有带上任何东西，他们在杀戮中只保住了身上穿的沾满煤烟的破衣烂衫。在这里，有一些伤员裹着毯子走来走去，他们的衣服已经被爆炸的力量烧毁或撕碎了。一些人在吐血；另一些人一边行走一边痛苦地抽泣，并紧紧地依偎在同伴身上寻求支持。孩童在恸哭，大人却沉默不语，许多人仍然处于震惊状态，他们惊呆了，无法认知到自己的损失有多么严重。他们不仅将家园的废墟抛在身后，        

还抛下了亲人的尸体。道路的前方是难民的不安定生活。

怜悯之情涌上心头，尽管我知道这个社会跟随希特勒和他的军头们走上了罪孽深重的道路，一条伤天害理的道路，在德累斯顿的那个早晨，我目睹的是上帝对这个社会的审判，。

在营业的食品商店中，店主们正在分发他们的存货。大多数幸存者身无分文，也失去了他们的配给卡。我观望了几分钟，然后没有买面包就回家了。我甚至没有求取任何食物，我们家的地窖里还存有一些。

随着那一日逐渐成为过去，我们的几位朋友想方设法从城里来投奔我们家。我们乐意向他们敞开房门，并尽力安慰蒙受损失的他们。由于我哥哥早已去了乡下务农，当时我们家只有三人住在这座大房子里，而在第二天结束前，我们已经为20多人提供了住所。

次日，我和父亲骑上自行车，穿过仍在冒烟的废墟，来到我们的工厂附近。这个工业区几乎完好无损！但就在我们到达那里时，防空警报突然响起。我们立刻躲了起来，因为约有一百四十架美国轰炸机前来执行任务。然而，他们集中攻击了易北河上的剩余桥段及其周边地区——不知为何，那些地方先前被数百架英国夜间轰炸机忽略了。我们的工厂区，显然不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又一次免受殃及。

在遭受轰炸的城区，竟然有人能逃过一劫，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在去往工厂的途中，我们看见一个我认识的姑娘的家成了废墟。当我们驻足于那里，她和她的母亲从邻居家走了过来。她们已经遭遇了两次轰炸，但每次都死里逃生。现在，当我们返程时，发现第三次空袭再次袭击了同一个地方，我们看到它残余的最后一块墙壁在火海中坍塌了。然而，她们又一次设法逃进了掩体，而且毫发未损。这种奇迹般的逃生是无法用理性来解释的。

我为自己的幸存感到受宠若惊。我知道我的头顶上有一只无形的援手。我觉得一定是上帝放了我一条生路，因为我对他有用处。我目睹了我家的陡岸边上由两颗薄壳炸弹轰出的巨大坑洞。我自问，那个投弹手在10000英尺的高空以每小时200多英里的速度飞行，如果他按下投弹按钮迟了十分之一秒，将会发生什么事。

第二周，当我下山到城里去寻找我们厂里的几位工人时，我查了一下那个朋友的房子，要不是父亲的电话打破了我的计划，原本我会与他共进晚餐。那座房子已被炸成一片残砖断瓦。我没有发现他家人的踪迹。过了一会儿，我遇见了他们的一个邻居，他迷乱地摇着头告诉我，我的朋友、他年轻的妻子和他的父母都死了。第一波轰炸中的一枚炸弹命中了他们的房子，他们毫无躲避的机会。

随着眼前的轰炸危险结束，我又一次忘却了上帝。我们本应感谢上帝饶了我们一命，但我们并未心存感激。我们依旧将目光投向了物质性的财富和尘世的保障。即使被毁的德累斯顿后来成为苏联人的囊中之物，在可怕的占领期间头几个星期，我们仍对自己的个人安全有着十足的信心。现在，我们所信赖的是美国国旗，它由我们亲手制作，并在我们山上的大房子上方升起。我们忘记了，经由人手所造的旗帜，也可能在人手中毁灭。

轰炸之后，当我走过毁坏的市中心街道，目睹遭受强迫劳动的人把烧焦的腐尸收集起来，运到中央广场的一个巨大的火葬场时，我曾下定决心在自己的余生中感谢上帝，因为我没有成为无名死者之中的一员。但我业已忘记了这份决心。对于我曾学过的一切，无论是祈祷，还是对上帝的唯独依赖，我都将重新在无尽的困苦中细致地学习。

苏联占领的头两个月里，我在自己和父亲被捕之前，已经开始察觉目无上帝的人可以坏到什么地步。虽然当时我无法理解苏联人的行为动机，但在1945年5月6日德累斯顿发生的可怕事件——“黑色星期日”，使我第一次隐约感受到了苏联人的道德败坏。

在黑暗的掩护下，邻居们继续溜到我们家中躲避。他们所讲述的事情让我们感到恶心。有几名妇女到了歇斯底里的状态。那一夜我们谁都没有睡觉。

第二天，德国投降的消息传来了。星期二，战争结束了。为了庆祝，苏联人放纵他们的人在三天时间里为所欲为。红军士兵在兽行中发泄完了他们的欲望，转而开始抢劫。他们偷走了所有能找到的汽车。在发动汽车后，他们会在街上狂飙，大喊大叫，并按响喇叭。过不了几分钟，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和玻璃的碎裂声，他们会在某个十字路口撞毁汽车。他们中间尚能驾驶的人会从残骸中挣脱出来，然后去偷下一辆车。

是的，关于苏联人在解放区的所作所为，事实并不令人愉快。可怕的真相是，当你把上帝从一个社会中移走时，你就移走了道德准则的基础，而当人们在没有道德准则的情况下生活，他们就会处于暴力和罪恶之中。罪恶会招来报应。从苏联对德国的长期政策的角度来看，最大的错误莫过于允许苏联军队胡作非为。我们在德累斯顿的德国邻居不曾指望在红军手中活得轻松，因为从东部地区传来的骇人谣言使他们确信事态将会恶化。但是无人能够预料到，也无人能够想象到，实际发生的强奸、谋杀，以及酗酒后的种种暴行。人们听说在西部，美国人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占领的德国城市，人人都希望德累斯顿在战后安置中被移交给美国或盟国联合占领。各个阶层的美国人都经常表现出对战败对手的仁慈和同情，这是基督教道德的自然组成部分，但我认为，如今连克里姆林宫也会同意，这种基督徒的善行也是一种战术智慧的表现。在大轰炸之后，反美情绪高涨，但一夜之间，在苏联人到来之后，这种情绪灰飞烟灭。苏联人本来可以作为解放者受到许多强烈反对纳粹的人士欢迎，但他们却使自己受到憎恶和蔑视。

我和我的家人没有在这些恐怖的事件中受到骚扰，红军似乎不仅尊重我们的国旗，而且向我们订购相机，这使我们感到更加安全。尽管苏联人向我们表现出友善的态度，但父亲认为我们不宜在苏占区逗留。然而，美国军官告诉我们，由于运输方面的要求，最早在1946年1月之前无法安排遣返平民。但他们说我们不必担心，因为德累斯顿不日将被移交给英国占领。他们本应明白，不该如此天真地认为苏军会自愿离开任何它所控制的地方，但这份报告令我们信心满满。恰逢7月4日，美国军队在这片远离家乡的土地上庆祝独立日，这份节日的情绪也感染了我们。

在接近次日午夜之时，我和父亲从耶拿（Jena）回来——我们去那里订购镜片，以便完成苏联人的订单。昏暗的灯光表明有人还没睡，在我们德累斯顿的家里等候我们。可能是母亲，甚至可能是乔治，他现在已经干完农活回来了，但他们为什么这么晚还没睡？当我们登上台阶，乔治走出来迎接我们。他不是孤身一人，一个身着便衣的苏联人在他身边。

“你们离开一小时后，我们就被软禁了。”乔治紧张地告诉我们。

我们进了屋，一位苏联军官在五名武装警卫和一名翻译的陪同下，起身迎接我们。

“你们正在接受调查，”翻译告诉我们。我们很快被搜了身，所有的身份证明文件都被拿走，包括我们的美国护照。争论是徒劳的。飘扬在我们房子上的美国国旗当天就被拆掉了。父亲和我被押送到监狱。

我尚未学会信靠上帝，也没有向祂求助。我尚未通过靠祈祷来寻得灵魂的平安，也就是说，并未相信祂的旨意将奉行于人间。祈祷对我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举动，只有在愤怒、惊恐和绝望之时，我才会诚心诚意地祈祷。

“主啊，你在哪里？难道你没看到我在监狱里，我被锁在这间牢房里吗？我需要你的帮助！我是无辜的，主啊! 放我出去！”

我呼天抢地，忘记了自己不被允许大声说话。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吓了我一跳，将我拉回了现实。

一名苏联狱卒用钥匙敲打着我的监室的金属门，透过窥视孔，我看见他对着我怒目而视。

几分钟过去后，我才得以平静下来。我坐在悬挂在墙上的金属“托盘”上，那是我的床铺，我双手抱着头，弯腰撑在桌子上，那是我监室里的唯一家具。一束夕阳的光透过墙壁上的小窗闪耀了片刻，照亮了墙上的划痕，那是我的日历。那里划了八条线，表明我在这个监室里被单独监禁了八天。那一天是7月28日。我沦为苏联人的阶下囚已有23天，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没有任何针对我提出的指控，没有审判，也没有迹象表明我的狱卒打算对我做什么。

我在警察总局呆了三天，被关在一个小型单人监室里，一名武装狱卒时刻驻守在那里。我睡在某种沙发状家具上面，每隔一段时间吃一次按时送来的食物。我大声抗议，声称我是美国公民，对我的逮捕是非法的，但管事的苏联军官不耐烦地告诉我，他的上司们毫无疑问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接着，我在另一座警察总局的大楼里又被监禁了12天，同样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侦查或解释。最后，我被转移到一座阴冷的石制堡垒，它被长期用作德累斯顿市的监狱。我和父亲坐在同一辆囚车上，但我们被禁止说话。我被塞进了5号监室，我父亲则穿过走廊被关进了29号监室。

在单独监禁中，人除了思考之外无事可做。无人可以同他谈话，没有任何读物。我的监室是一个狭小的封闭式房间，长12英尺，宽6英尺。这里的空间只够我来回走六步来活动身体。窗户很高，仅能供我分辨昼夜。监室有一扇金属门，门上除了窥视孔之外，完全被一层护皮所覆盖。在冗长乏味的八天里，我一直在这个光秃秃的的小监室里环顾四壁。

只有在极端状况下，我才能够突破这些沉默的墙壁——这一次是在1945年7月28日，我遭遇的极端事态不是轰炸，而是饥饿。这是我们只得到温水，而非往常的汤或咖啡配面包的第一天。当狱卒在晚餐时间再次来到这里，我可以听到铁皮碗撞击监室的门发出的声响。咒骂和抗议的叫喊声在走廊里回荡。“上帝会为此惩罚你们的，你们这些个红色猪猡，”我听到一个痛苦的喊声。怀着不断攀升的忧虑感，我等待着自己的那一份牢饭。我的担心很快得到了证实：我们又一次只得到了温水。

我无力地走回去，坐在床铺上，看着手中无用的勺子。“主啊，”我痛苦地叫喊道，“你难道指望人能靠这个活下去吗？”

然后，我突然谦卑地跪地祈祷：“主啊，主啊，我很饿！请救救我，不然我会饿死的！”

很快，我支起膝盖站了起来。被狱卒发现跪地祈祷是不安全的。当太阳下山，照亮我整个监室的那个未磨花的电灯泡已经亮了，为的是方便狱卒监视我。如果狱卒发现你在祈祷，他就有足够的理由将你关进地牢，去接受共产党徒的所谓“再教育”。

我在床铺上平躺下来。闭上眼睛，仿佛进入睡梦之中，我试图想出一些祈祷的言词，念道：“我们的天父，对于你曾经允许我享受的一切，我没有心怀感恩。我过去唯独信赖人手所造的物质财富。现在我转向你寻求帮助。你知道我在监狱里挨饿。我乞求你在早晨给我面包，在新的一天到来时，打开这座监狱的门，使我重获自由。”

我做完这个祈祷后，心灵恢复了平静，然后进入梦乡，相信会在早上得到面包——以及享用甜点的自由。早上醒来时，我试着让自己忙碌起来，这样一来，等待早餐的半小时就不会显得那么漫长。我用袖子掸了掸桌子的一角，以便在喝咖啡的时候把面包放在那里。

我的门锁被打开了，我用左手握着盘子伸出去，仿佛是去取咖啡，并伸出右手去拿面包。在门打开的一瞬间，我凝视着走廊另一侧的监室的门——我父亲在那里，我微笑着，让他看到我还活着，并且身体健康。监室的门会被打开，便于我们拿取食物，在这几秒间，我们有时可以同对方交换眼神。门关上了，我的右手仍然空空如也，一点儿面包也没有！我迅速地掀开门上的窥视孔，看着父亲打开他的门。他肯定也在为食物祈祷。他已经发现没有面包了，甚至没有伸出右手去拿。然而，他对狱卒露出了感激的笑容，并从走廊另一侧对我投来欣喜的一瞥。他怎么会变得欣喜呢？我大惑不解。中午时分，牢饭只有水，我的幻想彻底破灭了。我想，上帝肯定已经抛弃了我。在我需要的时候，我诚恳地向祂祈求，祂却拒绝了我。我对上帝已经失望了，而祂似乎也对我失望了。

当然，我现在意识到当时的我是多么愚蠢，竟以为第一次祈祷就应该立即得到回应。上帝不会这样行事。我祈求实现的是自己的意愿，而非祂的意愿。我的祈祷是自私的，仅仅想到自己，而且我所做的是央求，而非悔罪。当祈祷没有奏效，我便恼怒不已。

然而，那天夜晚，经过两天的强迫禁食，我的胃越来越麻木，随着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我精神上的叛逆也逐渐消失，我对此事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感受。想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应允的怜悯，我向祂祈祷，请他向上帝转祷，使我们能获得食物。

我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祈祷，这样一来，上主一定会知道我的需求，不会对此视而不见。

突然，在第四天的早晨，我的祈祷终于获得了回应，牢饭里又有了面包。我闭上眼睛，感谢上主。掰开面包，慢慢地吃起来，我感到一股新的希望驱走了身体的虚弱。中午和晚上，我们吃到面包的同时还喝到了浓郁的汤，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我觉得我的祈祷得到了回应，便继续为食物配给的增加而祈祷，也继续为获释出狱而祈祷。

我原本应当注意到，上主是在我有需要的时候给我食物，而非在我欲求的时候给我食物，而且当时我本应该意识到，只有在合适的时机，他才会引导掳走我的人还我自由。但我继续自私地祈祷，而且当然，是以不耐烦的心态来祈祷。

8月2日，星期四上午，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的早餐又一次只有咖啡，午餐和晚餐只有温水。而且这种情形日复一日地持续着，到了第九天，已有将近半数的囚犯死亡。饥荒仍在持续。但我和父亲这段时间在德累斯顿监狱的遭遇令我永远相信，有一位上帝在统治这个宇宙，对于那些相信祂的人所发出的祈求，祂会做出回应。

祈祷的力量在紧要关头表现得淋漓尽致。人类生活中最极端的情况莫过于饥饿，这是人类所能经受的最缓慢、最痛苦的死法之一。8月2日上午，德累斯顿监狱开始第二次停食之时，我的身体已经因为上个月的营养匮乏而垮掉了。饥饿的痛苦令我备受折磨。我的身体大声疾呼以抵抗自身的毁灭。我吃掉了一切送来的东西，但每次到了用餐时间，我的碗里除了水之外别无他物。

那天中午的温水“大餐”刚送来，监狱里就响起了惊心动魄的物体撞击声，爆发了一阵骚动。忍受了又一次饥饿的折磨，绝望的囚犯们敲打监室门，高喊着索要食物。他们中的许多人愤怒地咒骂着苏联狱卒，用极尽恶劣的称呼叫喊他们。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自发骚乱，比囚犯先前发起的任何抗争都更坚决。

苏联狱卒端着机枪在走廊上来回跑动，以射杀骚乱者相威胁。负责管理的苏联上尉在每天点名时，腰带上总是挂着一根信号鞭。如果有囚犯抱怨，或者出言不逊，他将好好使用他的鞭子。就在这一天，他无情地动用了鞭子。其他狱卒同样装备了鞭子和棍子。很快，囚犯们被打得死去活来，他们的惨叫声加剧了现场的喧嚣。仇恨引发了仇恨。囚犯们越是愤怒地尖叫，狱卒们就越是兴致勃勃地对他们施加更多折磨。

在这些造反的囚犯中，有一位德国共产党徒的领导人，或许由于表现得特立独行，他已经引起了他的苏联主子的不满。这个人毕生都在为共产革命工作。眼下他正在收获马克思主义的苦果。他对折磨他的人大声咒骂，极尽激烈之能事。他失去了自己所崇拜的理想及其信仰，同样为此而痛苦不已。他多年来一直否认上帝，痛恨宗教。现在，他在弥留之际，只能陷入气急败坏所带来的挫败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是在共产党徒手中遭受惩罚。但是，一个无神论者所受的最大惩罚是与上帝隔绝，而这种惩罚是他咎由自取。拒绝上帝的他现在面临死亡，却被他所侍奉的无神论体制出卖，他无法通过信仰寻求力量或安慰。他无比怨恨，在彻底幻灭的境况下，遭受了严酷的惩罚，这惩罚甚至比最终压制他悲鸣的打击更严酷。

示威的喧闹声在我周围响起时，我试图保持安宁。我知道咒骂或恳求狱卒都无济于事。当他们接到再次为我们提供食物的命令时，他们自然会从命照办。如果他们不给我们提供食物，我们难免一死。我决定保存我的体力，并尽力向唯一能拯救我的上帝祈祷。

我知道我曾经为了世俗的利益忽视了上帝。我眼下的处境正是对我的行为所施加的直接惩罚。我决心尽可能温顺地承受它。饥饿持续了两三天后，监狱里的叫喊声开始减少了。只有少数人还在敲打他们的门。只有偶尔会有一个人喊出声，现在通常变得语无伦次。狱警的鞭子和枪托已经终结了诅咒和谩骂。饥饿造成的虚弱如今正在扑灭剩余的抵抗。

在整个监狱里，人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那是几位穆斯林士兵正在祈祷，他们唱经所用的是一种奇异的音调。这些囚犯来自弗拉索夫将军的军队。他是一位憎恨共产党徒的苏联将军，在战争期间站到了德国一边。他不费吹灰之力就从来自突厥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苏联部队中招募到了新兵，因为在苏联的这些领地，伊斯兰教受到了共产党徒的残酷迫害，红军中的许多亚洲士兵更渴望把枪口对准莫斯科的部队，而不是对准外国敌人。

弗拉索夫的叛军因德军的溃败而被困在波西米亚和萨克森。这些穆斯林士兵现在成了苏联人的俘虏。当他们被押往苏联军事法庭时，等待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他们不是会被行刑队迅速处决，就是会在西伯利亚矿区的苦役中慢慢死去。但是，尽管面临着严峻的前景，这些人并没有失去他们的信仰。

穆斯林也享有《旧约》的遗产，与希伯来人和基督徒一样崇拜同一位上主，尽管他们称祂为安拉，并相信穆罕默德是祂最伟大的先知，而非相信基督。这些虔诚的人正在准备面见上主。

人们整天都能听到他们那奇异而哀伤的唱经声。祈祷不时有中断，同时，殴打声和惨叫声在监狱里回荡。唱经声令狱卒们感到紧张。然而，无论遭受了多少次残酷的鞭打，祈祷的声音总是重新响起。穆斯林把对上主的虔诚放在首位，除了死亡，没有什么能让他们缄默。

起初，我觉得他们的唱经声听上去很诡异，那仿佛不是人间的声音，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它对我的精神产生了一种抚慰作用。我晓得在那座监狱里，并非只有我一个人在祈祷，仍有许多人怀有不可撼动的宗教信仰。我在这个事实中找到了安慰。

我的体力日趋衰退。在整整一星期粒米未进的情况下，我发现自己虚弱得无法行走。我不得不从床铺匍匐前进到门口，才能获得咖啡或一碗温水。我知道父亲会通过他的窥视孔看我，我努力站起身来，尽可能站得笔直，让他看到我还能站立起来。父亲也还能站得起来。他和我一样生出了长长的胡须，我们都愈发憔悴。我俩的外表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乃至难以认出彼此。

事到如今，我的身体虚弱不堪，以至于无法在夜晚入睡，我没有任何疼痛感，但感到头晕目眩，就像喝醉了一样。我难以保持头脑清醒，时不时会变得神志不清。我的精神逐渐沉沦到绝望的深渊。一天又一天过去，没有得到食物或任何形式的安慰，我觉得主似乎在我面前关上了门。我痛苦地责备自己这些年来一直忽视祂，因为现在我觉得悔改已经太晚了，我将失去生命和永恒的灵魂。

在断食的第九天，我的体力和精神状况都下降到这样一个水平：在我神志不清期间为数不多的清醒时刻，我意识到自己的死期不远了。那天晚上，当狱卒带着水过来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几乎没有力气去门口取水。饥饿和干渴困扰着我，我明白自己可能只剩下几小时可活了。

每隔一小时左右，我就能听到走廊和楼梯上传来可怕的刮擦声，因为另一个囚犯的尸体被拖出来埋葬了。狱卒每把一具尸体拖下楼梯时，尸体头部的碰撞声都令人难以忍受。我只能在恐惧中颤抖，不知道还要等上多久，狱警才会把我或者我父亲僵硬发白的尸体拖出去。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挣扎着跪在地上，恳求上帝在这一夜合上我的双眼，将我从尘世的苦难中解救出来。我祈求道：“亲爱的主，我放弃了，我撑不下去了。除了通过你，我没有别的出路。主啊，请合上我的眼睛，把我带到你那里，要是你愿我命不该绝，那么请给我力量来活下去，并用你的手指引我。我的意志已经衰微，你的旨意将会实现。阿门。”

我把我的灵魂完全交在上主的手中。虽然我当不起祂的恩典，但我已经准备好赴死了。这一次，我没有祈求实现我的意愿，而是祈求实现上主的意愿。我完全顺服于祂的意愿。

通过这次祈祷，我的生命树之根终于触及了耶稣基督中的信仰之磐石。紧紧抓住这块磐石后，我感觉到我的生命立即起了变化。如同字面意义，我觉得自己仿佛重生了。我开始第一次理解耶稣对尼哥底母说的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约3：3）通过将自己的生命毫无保留地托付给基督，我获得了经由圣灵重生的奇妙体验。

我感觉到自己的心境立刻起了变化。我知道我的祈祷得到了垂听，而且，我终于得到了回应。曾有一层虚弱和晕眩的面纱使我感官迟钝，如今这层面纱正在被揭开。力量正从我身体之外的一个源泉涌入体内。这是我所体验过的最美妙、最神奇的感觉。

我接受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并将我的生命交付于上帝。我已经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并请求上主接管我，让我按祂的意愿行事。现在，我在上帝的手中，似乎上帝并不愿我像自己所祈求的那样瞑目而逝，而是愿意我活下去，因为我的生命现在要为祂服务。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将自己的生命交付于上帝。当我最终弃绝自己时，得到的比我付出的更多。

次日早晨，当狱卒送来“咖啡”时，我从床铺上爬起来，站在门前等候开门。在我的内心，新生命的体验与上帝的平安是如此强烈，让我迫不及待与父亲分享。我知道他一直在进行同样的斗争。那天早上，他是第一个领取“咖啡水”的人，尽管接下来肯定会挨鞭子抽，但我准备喊出这个消息。父亲的门慢慢打开，有好一阵子，我无法理解眼前的景象：他把铁盘放在脚下，站在那里，向我伸出合十的双手，仿佛在祈祷。我明白，我们的主处理这些事情比我这样陷入困境的凡人妥善得多。我不必叫喊，不必受鞭打，父亲清楚那天晚上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当我的门依照次序打开时，我站在上帝面前赞美祂，父亲可以看出我内心的平安，因为我微笑着接受了我的那份食物。虽然我没有从汁水中获取任何营养，但我感觉到自己更坚强了。在身体状况走了九天下坡路，乃至死亡的冰冷手指似乎即将抓住我之后，现在我正在获得力量。在挨饿的第十天，我比第九天更坚强，第十一天的我比第十天的我更坚强！

尽管我依旧被剥夺了一切形式的食物，但我感到自己越来越坚强，这使我对上主抱有新的信心。如果这是上主的旨意，让我在没有任何人类食物的情况下活着，并变得更加坚强，这意味着我不再需要为面包或别的任何东西而忧虑。这表明上主并不打算让我在这个时候死去。我曾乞求一死，而他给了我生命。我知道，我现在遇上的任何事无不是上主所允许的。我想起了上主的话语：“凡是信靠我的人，必不会受到伤害。”

我祈求我的父亲也能得到相似的力量，因为我知道他也一定徘徊在死亡的边缘，他年纪大了，而且多年来一直为不佳的健康状况所困扰。我们无法沟通，但正如他几个月后所知晓的那样，当他看到我的外貌改变时，就知道上主已经拯救了我，正如他一直以来所祈求的那样。他说，他没有同我对谈一个字，就能从我的脸上看出他的祈祷得到了应允。

饥饿的管理体制又持续了四、五天。在此期间，越来越多的囚犯死去，直到超过半数死亡。其余的人都徘徊在死亡的边缘，但每一天我都感到比先前更坚强。

有人会说，这不是奇迹，我的身体只是因为信仰和神经舒缓才获得体力。我要说，信仰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信仰给我的力量实在是不可思议的。无论那天晚上在德累斯顿监狱发生了什么，我只能作证，作为一个曾经没有信仰的年轻人，我以为上帝已经关上了门，死亡将是我唯一的解脱之道。突然，我的信仰和体力都恢复了，我可以作证，当时我身上发生了一个奇迹，救了我一命。

这个奇迹发生在1945年8月10日，在一座共产党的牢房里。这并不是我在十年监禁生活中可以作证的唯一奇迹。从某种意义上说，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奇迹甚至更加了不起。正如他后来告诉我的那样，他也觉得我们的困境是对我们偏离上帝的直接惩罚。他回顾在监狱里的生活，便可以明白，如果他没有那么执着于物质和商业成功的目标，我们就不会到德国来或身陷囹圄。他放弃了牧师职务，更糟糕的是，他不再朝拜上帝。几节经文的含义所造成的教义分歧并未使他失去对上帝圣言的全部信仰，但使他忽视了对造物主应尽的义务。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在监禁生活早期不断恳求上帝的宽恕。

两段饥馑时期到来之际，父亲清楚地看到，他落到了那些可以任意处置他的人手中。在他们眼里，他的美国公民身份甚至不足以给他受审的资格。如果他们想杀了他，他们大可以随心所欲，而且事后可以淡漠地否认家父曾当过囚犯。他觉得自己的旧生活已经结束了，如果他的前方还有任何生活可言，那这生活必须建立在一个正为他开启的全新灵性基础上

他后来告诉我：“我觉得我们落到了撒旦的手中。同时，我真诚地相信，如果我把自己的生命交到上主的手中，我身上就不会发生有违祂旨意的事情。”

在我们忍饥挨饿的时候，父亲几乎一直在祈祷，和我一样，祈祷使他获得力量，支撑他渡过难关。否则，像他这样年龄和身体状况的人几乎不可能活下来。

有规律的饥饿在12天后终于结束了。8月14日星期二上午，在没有发布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发放“液态食物”的命令突然被取消了，我们在收到咖啡时领到了面包。这不是一整片面包，而是放在一片纸上的一些不新鲜的面包屑，重量总共可能有两盎司。然而，这是我们的第一份营养品。我用手接过这些面包屑时，当时肯定呆坐了至少一刻钟，试图理解这是真实的东西，而且是上帝用来救我性命的。泪水夺眶而出，我做了一次祈祷，向上帝表达感恩之情，然后慢慢地吃下每一点面包屑，仿佛在吃圣餐饼一样。

我怀着感激和敬畏对待这份赏赐，这种心态对我来说是幸运的，可能使我因此保住了性命。许多囚犯抓起他们的面包，一刻不停地狼吞虎咽起来。在断食期间，他们的胃已经萎缩，无法一下子收纳固体食物。在一小时内，有两三个人因急性消化不良而死亡。另一些人则犯了恶心，呕吐起来，从而浪费了食物，使他们憔悴的身体更加虚弱。饥荒结束后的两三天里，我仍然几乎每小时都能听到尸体拖过我门前的刮擦声。许多人已经饿得太厉害，一份微薄的面包救不了他们。但我还是设法把食物吃下去，并且消化掉了，我想这与我一开始先停下去祈祷有关。

那天早上我保留了一半的面包，把它藏了起来。这并不意味着我对上帝缺乏信心，因为祂已经向我展示了祂的援手，我确信，尽管我在受苦受难，但祂正在保护我。我只是出于慎重，认为应该好好处理我所获得的一切东西，以便在饥荒再次开始时维持自己的生命。

然而，自这一天起，我们持续获得两盎司的面包和一种稀薄的汤——其主要用料似乎是鱼骨头。这种食物几乎不足以维持我们微弱的体力，监狱里到处都有人继续死去。我发现，有意义的不单是我得到的面包数量，还有随之而来的祝福。我在每次进食前都祈求上帝祝福这些食物供我使用，并祈求将我从中获得的力量用于侍奉祂——于是，我的祈祷得到了回应。就像在饥荒期的后半段，我在没有任何食物的情况下每天愈发坚强一样，虽然我的体重继续下降，而且我的面容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而变得更加憔悴，但眼下我从属灵的力量中获取了体力。

我父亲后来又在共产党徒那里挨了饿，并进一步证明了上帝确实会回应我们的祈祷，并且能够为那些相信上主的人创造奇迹。当时父亲在共产党的瓦尔德海姆（Waldheim）集中营里被单独监禁起来。在去那里之前，他已遭受了多年的监禁，体力已大不如前。瓦尔德海姆的食物质量极差，他在饥饿中苦苦挣扎。

一天晚上，他在七点左右躺在板铺上，感觉自己撑不下去了，他已经忍受了他这个年龄（近六十岁）可能承受的一切。晚餐和先前一样，是在两小时前，也就是五点的时候给他送来的。距离早晨还有好几个小时。父亲无法入睡，当他躺在那里，想着如果事态不发生一丝好转，他的生命肯定会很快迎来终结时，他祈求上帝再给他一片面包，倘若那不可能，至少让他那备受折磨的身体在那一夜睡个好觉，这样他才会有力量看到新一天的早晨。

祈祷之后，平安降临到他身上。大约八点，当他还躺在板铺上盯着天花板时，监室的门悄无声息地缓慢打开了。他惊讶地看到门向外摆动了两三英寸，一只手伸了进来，放下三片面包，然后迅速收了回去，监室的门随之渐渐关闭。

我父亲大吃一惊。几分钟后，他才忍不住站起身来离开板铺，去检查这些面包。这些面包的分量相当于一整天的配给。他颤抖着嘴唇感谢上主，拿起面包吃了起来。

面包给了他极大的力量，而且他相信，这些面包救了他的命。我父亲认为，打开那扇门的手是一只人的手。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那是某个共产党狱卒的手——一个铁石心肠的、值得信赖的党徒，负责监管最重要的政治犯。这名狱卒显然看出我父亲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已离死不远，并对他产生了同情心。尽管父亲无法看到帮助他的人，他也没有说这是一次天使的来访，不过，如果曾有那么一刻他以为这是天使来访，那也是情有可原的。

是什么力量促使一个共产党徒怜悯我的父亲？是什么令狱卒从厨房里拿了面包，偷偷地给我父亲吃？他冒着一个很大的风险，如果他的行为被监狱长发现，他就会丢掉工作，甚至可能导致他自己被监禁。他谨小慎微，甚至不让我父亲看见他，以免知道恩人的身份。

那一夜，有什么东西触动了这位共产党狱卒的良心。他灵魂深处的东西促使他拿着面包，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助家父，而家父只不过是数百名因虐待而濒临死亡的囚犯中的一员。是什么在对那个人说话？除了上帝的声音，那还能是什么呢？

我将继续讲述我在位于德国东部和苏联本土的监狱里目睹的许多祈祷力量的事例。

9月，德累斯顿监狱的面包配给量猛地增加了一倍，达到4盎司。10月又增加到五盎司，到了12月升至每天250克，比半磅多一点。虽然我们仍然缺乏维生素，但这个配给水平足以维持生存。随着食物状况的改善，我感到更加坚强，我的心思转向上帝表达感激，因为祂带领我和其他许多人安然挺过了饥饿的危机。

在这次经历之后，我觉得上帝给我的生活安排了一个目的，这种感受不断增强，我不再祈求获释出狱。我不知道那更高的目的是什么，但我满足于遵守自己在身临绝境时所作的承诺——我的生命从那一刻起便属于上帝，祂可以按祂的想法把我用在任何适宜的地方。我相信，当我完成了上主为我安排的任务，在我的祈祷得到他的应允后，我才会获释。

同时，尽管我身陷囹圄，但通过以我的皈依以及我藉由祈祷找到的力量之源向狱友作证，我可以侍奉上主。我渴望分享这个好消息，从而努力引导他人归向基督。

我一直被单独监禁到1945年12月底。只有在1945年9月、10月和11月，监狱因苏联秘密警察的大肆逮捕而变得拥挤时，我才有机会和狱友共处一室，这让我有机会为我的皈依体验和祈祷的力量作证。有时，在这里有机会与他人一同祈祷——这是共同的信仰所带来的祝福之一，我也有机会看到祈祷在他人生命中产生的效果。

一个林业专业的学生就是如此，他是在清洗反共大学生时被抓起来的。他对宗教非常感兴趣，被我的经历深深打动。我们每夜一起祈祷，每顿饭前后都有一人念谢恩祷词，这对我们俩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慰藉。除了不是共产党徒之外，他没有任何入狱的理由，我们没有为他的获释而祈祷，而是祈求让他看到正义得以伸张。有一天，未经任何解释，他突然获释了。又经过几个月的单独监禁，1946年1月，我获得了处理监狱记录的差事，我发现来过德累斯顿监狱的21000名囚犯中，只有15人未受指控就直接获释。感谢上帝，我的那位朋友就在其中。

我的狱友知道我急于让仍被苏联软禁的母亲知道我们在哪里，他刚一获释就直接前往我们家。那是在11月中旬，我们被捕四个月后。我自己的获释要等到将近十年后了，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他成功将消息送达了。一个苏联警卫在门口拦住他，问他有什么事。他灵机一动，声称他是来通知诺布尔一家，他们的煤当天送不过来了！当警卫传唤我的兄弟乔治过来，询问他是否订购了煤炭时，我的朋友得以使用连珠炮一般的德语向乔治说了我们的情况。然后，在乔治声称地址搞错的时候，他匆忙撤退了。

我的第一批狱友中有一位年龄大约40岁的医生，他是移民到德国的俄罗斯人，移民后曾担任一家精神病院的精神科医生。在战争期间，纳粹曾下令“仁慈地处决”这些机构中的病人，如今其中一些医生遭到抓捕，并被指控为纳粹罪行的同谋。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22岁的农家小伙子同时被关进监室。当时正值午餐时间，他们都抱怨没有吃早餐和午餐，于是我拿出一块预防将来口粮减少而囤下的面包，交给他们吃。那个小伙子拒绝了，说他也存了一块面包，而且已在那天早上吃掉了。但医生接过面包，大口吃了起来。

然而，他在第二天突然告诉我，其实他前一天早上在内务部（MVD）总部吃过早餐，但他太饿了，所以对我撒了谎。我的第一反应是愤怒。我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那块面包，却受到欺骗而失去了它。一个人在几乎一无所有时，一块面包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我没有流露出愤怒之情，也许这块面包有着另一个目的，也就是缓解这个人的饥饿。或许对这个不信上帝的人来说，有人与他分享东西，这件事是有一些意义的。当然，必定是良心促使他实话实说，我很快就变得感激而不是愤怒了。

虽然我从未获准离开监室，但其他狱友来来往往，于是监室里洋溢着愉快的精神气氛，这对我们大有好处。我们甚至设法庆祝了圣诞节：把面包弄软，做成星星的形状，在暖气片上烘干，这样我们就可以吃到“圣诞蛋糕”了。

当然，苏联人对任何宗教节日的纪念活动都很严苛，事实上，在圣诞节后的第二天，另一座共产党监狱的典狱长作为狱友加入了我们，因为这个节日的精神使他心软，他竟然曾经允许一位著名的德累斯顿男中音，一个被指控“偏离”共产主义文化路线的歌剧演员，带领囚犯唱圣诞颂歌。他甚至允许牢房的门开启，尽管要求囚犯们呆在里面。这个不幸的人随后被判处苦役刑。

两天后，也就是12月28日，我终于和父亲说上了一会儿话。那天，我们被带出了监室，这是我们到那里近六个月以来第一次获准洗澡、理发和刮胡子。在浴室里，我发现父亲担任理发师——他从前有过一些理发的经验。剪完六个月的头发需要超过一分钟的时间，所以我能够将大体的信息告诉他，即我已经接受基督为我的救主，并在祂那里找到了庇护所。父亲说，他早已确信这件事发生了，看到我亲口证明了我的皈依，他喜出望外。他后来告诉我，这给了他信心：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情况，都会逢凶化吉。

此后不久，我被分配到一个工作小组，工作是分发食物，这意味着我被调到一个紧挨着我父亲的监室，那里关押着干活的囚犯。藉由这一变动，我知晓了我们被捕的原因，因为负责分配工作的人恰好曾是负责德累斯顿地区的内务部主管的助手，现在他自己也沦为阶下囚，在我们被捕时，他和内务部的一个精英小组在一起。他如今沦为囚犯，是因为在我们被捕期间，他擅自回去搜查了房屋，偷了我们存放在那里的一些相机，为的是用于黑市交易。当局对他的惩罚，比当时德累斯顿常见的大多数抢劫案都要轻，这似乎表明，苏联人的目标是我们的相机，而不是我和父亲。他们想要相机，但不想依照他们的政府代表所签署的合同为这些相机买单。我在监狱里待得越久，就越确信逮捕我们是没收我们的工厂和拒绝合同的借口。我们的罪行是拥有他们想要霸占的东西！然而，他们自己在偷窃摄像机时，却谴责一个偷了同样东西的蠢货是国家的破坏分子。当任何政府将自己的目的视作唯一的道德标准时，法律就会发生异常的扭曲，这只是我看到的众多事例之一。而正是这种双重标准，正如我后来在苏联清楚地看到的那样，使人民反抗他们的共产党领导人。

我庆幸能得到这个分发食物的工作，因为这让我有机会帮助一些正在遭受“特殊惩罚”的可怜人。他们是仍在接受侦查的新囚犯，为了瓦解他们的意志，迫使他们签署“供词”，作为这个程序的一部分，他们被剥夺了食物，或得到很低的配给量。我拿到了一份秘密清单：有些人每隔一天能进食一次，有些人每隔三天才能进食一次，有些人有汤喝，但没有面包吃，有些人的所有配给都被减半。我试图把全额配给交给他们。我不仅为我的同狱难友感到难过，并且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无辜的。假如他们犯下了一些诸如偷窃或黑市交易之类的罪过，他们会在无情的审问下认罪。既然他们没有认罪，这就意味着他们被要求承认他们并不知情的事，而通过断粮来增加他们的压力，在我看来无非是苏联人在玩弄他们的俘虏。

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在试图为主做工时，你必然会遇到魔鬼的仆从。起初，我无法想象什么样的人会故意捏造指控来陷害他们明知是无辜的人，使无辜者遭受殴打和饥饿，迫使他们签署“供词”，摧残乃至害死他们。然而，我没过多久就认识了那种愿意为魔鬼工作的人。在我新近被分配到的工人牢房里，我结识了一位狱友。

他是一个保加利亚人，一个卑鄙无耻的家伙，见风使舵和占尽便宜是他生活的唯一目的。因为他会说俄语，所以一直在为苏联人做翻译工作，先前纳粹占领巴尔干地区时，他曾为纳粹服务。然而，他的苏联主子并不信任他，并且由于一些不为人知的特殊原因，将他抓进了监狱。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再次混上了一个有权有势的位置。他负责所有的文书工作，由于我是他的狱友，他设法把他的工作转交给我，这样就可以将他的时间用于更合他心意的目的，正如他所说的：探访女囚室。

就这样，我被调去做文书工作。我本应该明白，不应当屈从于他，但我急于提醒共产党徒，我是美国人，已经被关押了六个多月，且没有任何审判的迹象，也没人对我提出任何正式指控。我的工作是处理全体囚犯的名簿，记录每天进出的人员以及病人或死者，附上关押他们所用的罪名、由内务部的哪个部门处理他们的案件，以及“审判”后的判决等名目。借助这份工作，我可以了解到更多关于我自己和我父亲的情况。我还可以在监狱里走动，了解一切事件的动向，最重要的是，我可以每天见到我的父亲，尽管时间不长。

目睹了囚犯记录中反映出的巨大不公正，我开始相信，上帝让我做这份工作，是为了让我告诉世界，德国东部苏占区的某些领域是在如何运作。那几个月里，我十分仔细地观察，却犯下了一个共产党徒眼中的严重过错：我知道的太多了。在此之后很长时间里，任何针对我的指控都要经由莫斯科方面商定，我相信我原本会被释放，只是苏联人晓得我知道的太多了，于是决定把我扣押在监狱里，无视美国可能提出的任何抗议。我确信，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后来被送到了西伯利亚。

然而我能看到，即便在这里，上帝之手也在行动，随着事态的发展，不仅在东德的监狱，而且在苏联本土的监狱，我的所见所闻都多于普通囚犯。这是一条漫漫长路，但由于我完全信赖我与上主的盟约，我始终能对自己重获自由抱有希望。祈祷从未让我失望。在即将到来的艰难时日里，我将非常需要祈祷。

现在，我在德累斯顿监狱的逗留时间受到了限制，因为我对它的工作情况所知甚多。但我又获准在这里自由活动一段时间，从而继续亲眼目睹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共产党当局实施的不义之举，另一面是许多囚犯用宗教信仰来武装自己，对抗他们所遭受的非人迫害。

我的工作从早上7点开始，军官们巡回走动，打开监室的锁，使房门保持关闭，但仅用顶部的一个钩子挂住。我跟着他们沿走廊行走，解开门上的钩子，观察监室内部，并依照监狱长官的正式名单核对姓名，如果有人生病，我会帮助他们取得现在仅有的少许医疗援助，尽管医生能给他们的只有阿司匹林和医嘱。我把水罐拿出来，放在门外，然后再回来朝里面添水。我在打开监室的门时，常常会看到囚犯跪在地上祈祷。唯有通过这种方式，我才能知晓这些人中有多少和我一样能获取相同的安慰和力量。

他们非常需要信仰，正如那些让我忙碌了大半天的记录所显示的那样。这些记录讲述了一个残酷的故事：人类被卷入一张邪恶而无情的官僚罗网中。囚犯往往像我一样，被关押了好几个月才受到审问。他们最终出庭的苏联军事法庭所作的判决几乎无一例外是“有罪”，无论指控的罪名是什么，无论是否有任何支持的证据。正如我所先前提到的，在总共21000名囚犯中，只有14人获释。其余的人死亡、被处决或被投入集中营。大多数人被判处长期苦役，并被驱逐到苏联服刑。

男囚犯的困境十分恶劣，女囚犯的处境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关押了相当多的女囚犯，其中大部分是由于政治原因被捕的。仅在我们的监区里就有六间女囚室。

在内务部军官的侦查中，她们所遭受的屈辱是无法形容的。此时，也就是1946年初，“非亲善”规定严禁德国的苏联军官与德国公民交往，因为他们先前与德国妇女的淫乱行径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愤怒，这使得东德共产党徒难以胜任他们傀儡角色。现在，严格的规定使苏联人与外人隔绝。与他们同行的苏联妇女寥寥无几，以安全为由，同时也为缓解“解放”区的住房短缺，他们的妻子和家人被扣留在苏联的家里（以防他们叛逃到西方）。当女囚犯被押解入狱时，苏联军官视之为泄欲的机会。除非女囚犯立即承认她被指控的所有罪行，否则嗜虐成性的内务部侦查员会让她受尽屈辱。不少女人被带回监室时处于惊慌或歇斯底里的状态。

通常，那些对美国媒体称之为“洗脑”的酷刑有抵抗力的男女囚犯被扔进监狱地下的暗牢。在那里，他们被剥夺了一切，除了他们的内衣。地牢里只有光秃秃的地面，没有板铺、椅子和任何形式的家具。食物是面包和水。地牢里的男男女女遭受了可怕的苦难。这是一个人对他的同胞所能施加的最令人发指的虐待。

由于我的保加利亚狱友在苏联军官中享有信誉，他将女监室视为自己的地盘，并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那里。（关于约翰·诺布尔观察到的政治阴谋和迫害，详见他的另一本自传《我在苏联服苦役》）我在做监狱的机密记录时，他正在楼下向女囚犯们许下他想到的一切承诺：额外的食物、免于深入侦查的自由、特别的礼遇——一切能够使女人屈服于他的必要条件。

当然，他无法兑现任何承诺，他自己只是一个有特权的囚犯，但这从未困扰过他的良心。如果女囚犯们愚蠢到试图用她们的肉体来换取好处，她们就会在新的困境中经历残酷的幻灭。就在他花言巧语时，他的身边还有别的女人，而这对他没有丝毫影响，其他经常出入女监室的男人也不以为意。

所有这些事都深深地挫伤了我养成的正派观念。见识到了我以前从未接触过的生活中肮脏的一面后，我试着培养对性关系的宽容态度。在高中时期，我白天在工厂里忙碌，每晚参加夜校课程。由于我是德国战时的敌国人，生活受到限制，我的社会经验相对稀缺。就我现在的年龄而言，我可能是个相当天真的人，而比我更成熟的男性会厌恶这种对女性的轻佻习气。然而，在其中耳闻目染，又被剥夺了正常的社会关系，我发现抗拒诱惑而不去占这些女人的便宜需要极大的毅力。倘若没有基督信仰，我可能早已陷入罪恶的渊薮。

当女囚犯不愿意屈服，她们中的许多人遭受了狱卒的殴打。如果有人报告有女囚犯被强奸，那么狱卒按规定应该受罚，然而，实际上女囚犯不敢将她们所遭受的虐待上报，因为她们害怕受到进一步的虐待或被苏联法院判更久的刑。我只知道一个案例，有一名苏联狱卒因为攻击一名女囚而受罚——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一名苏联军官对同一名年轻漂亮的金发女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她把狱卒的暴行告诉她的爱慕者时，那位施暴的狱卒立即被逮捕，并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服刑七年。

尽管身在残酷的深渊中，爱情依旧在监狱里开花结果。即使在这种非自然的处境下，人类也会寻求一种自然而幸福的关系。在我们监区的一个监室里，有五名年轻男子被关在里面，隔壁的监室里有五名女子。他们无法看到彼此，也无法对话，但可以通过敲击墙壁发出密码来熟悉对方。每个人都会轮流敲打墙壁。渐渐地，通过了解对方的背景，他们将自己区分开来，每人都配上了一名伴侣。他们开始通过墙向对方传递爱意，不久就会安排一场 “墙婚”。

在“墙婚”期间，男女在与伴侣的交流中变得非常亲密。诚然，他们认为自己是与看不见的伴侣结了婚，并许下诺言：如果他们能活下来，他们将努力相见并履行他们的誓言。

监狱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墙婚”。我知道这种婚姻在共产党监狱中很常见，我知道至少有一个案例，一对身处相邻牢房的男女多年后重逢并相爱了。现在他们幸福地结为连理，定居在西德。

至于我的狱友，那个保加利亚人，导致他垮台的不是非正当的性行为，而是偷窃。这发生在1946年8月22日我被叫去接受第一次侦查之后：我被关押了14个月，除了姓名、年龄和出生地之外，没有针对我发出任何指控。突如其然地，我被叫去接受进一步的询问。我战战兢兢地走近侦查室，但上主又一次与我同在，我没有遭受任何虐待。侦查只持续了15分钟。我被要求简要介绍我的生平，我为何来到欧洲，我在哪里学习，学习什么科目，为什么美国士兵来到我们家，以及我从美国人那里接收了什么命令。我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并断然否认我是美军的间谍。内务部军官似乎很满意，我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就被打发走了。

我回到监狱时，发现那个保加利亚人和其他一些有特权的囚犯在一个纵容他们的苏联狱卒的带领下，有条不紊地沿着监室的走廊命令囚犯扔掉他们所有的剩余衣物——袜子、内衣、衬衫，甚至手帕。他们兴高采烈地瓜分了这些物品。

监狱管理者禁止偷窃个人财产，因为这将使一些囚犯有机会在黑市上出售他们的赃物来获利，从而利用贿赂获得自由。这个保加利亚人曾因抢劫而惹祸上身，被其他囚犯投诉过几次。他的行径无比卑劣，因为囚犯们身无长物，失去任何财产都会造成重大的个人危机。我自己在最初六个月里没有更换过一件衣服，所以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我走到那个保加利亚人身边，奉劝他，如果他不将原物归还，他就会惹上大麻烦。他叫我不要多管闲事，免得惹祸上身，便和他的同伙继续抢劫。就在这时，监狱长助理走了过来，我询问他当时正在进行的没收衣物行动是否经过官方的授意。他说自己不知情，但会去一查究竟。在他离开的那一刻，盗贼们开始匆忙地把东西踢回牢房。

自然，保加利亚人和他的同伙十分恼火，开始寻找报复我的机会。不久，一名狱卒来了，命令我去一间监室，并告诉我不用继续干我的工作了。没过多久，那个保加利亚人也被关了进了我的监室，同样被夺走了工作，在8月27日他们把他带走了。我听说他最终获得了自由。尽管苏联人已经厌倦了他的卑劣行径，但他们的极权主义制度需要像他这样的人，他的才能对他们来说太宝贵了，切不可浪费在监狱里。

他的离去使我独自一人留在监室里，不久我就感受到了狱卒和那些有特权的囚犯为盗窃未遂而对我发起的报复。有一天在分发食物时，他们只给了我一半的配给。第二天，我只收到三分之一的配给。第三天，我的配给量降到了八分之一。

当我的饥饿感加剧，饿死的危机再次出现时，我热切地向主祈祷。我问道，有必要再次考验我的信心吗？我曾经冒着生命危险，试着在分配食物时给每个囚犯一个公平的份额，这难道是不公正的吗？上主现在会允许狱卒这样折磨我吗？我恳求祂将我从险境中解救出来。祈祷结束后，我立刻睡着了，尽管饥饿的煎熬一直在啃噬我。

第二天一早，一个狱卒叫醒了我，让我收拾衣服跟他走。我即将离开德累斯顿监狱了！我把我为数不多的物品裹在毯子里，很快就和其他三十多名囚犯一起去了大厅，最令我高兴的是，我的父亲也在其中! 我把我的包袱放在他身边，坐在上面。囚犯们不被允许说话，不过，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感谢上主，无论苏联人要把我们掳去哪里，我们都可以一起活下去，。

我们被领到一辆公共汽车上，当我们穿过德累斯顿市，转向北方行进，穿越几英里长的断壁残垣，我意识到我们正被送往米尔贝格（Mühlberg），一个位于北方40英里远的大型集中营。这不是获释出狱，但在经历了德累斯顿监狱的单独监禁和拥挤的居室之后，哪怕米尔贝格也是一个可喜可贺的解脱。至少暂时，我从折磨我的人手中被解救了出来，我向上主做了一次祈祷，感谢祂在又一个绝望的时刻垂怜了我，更是感谢了祂对我父亲的巨大赐福。

当我们穿过集中营的大门，我意识到我们依然是囚犯，万事皆有可能发生。上主始终是我的保护者，但祂会永远保护我免受苏联人的伤害吗？

米尔贝格（Mühlberg）集中营是纳粹在1940年为关押战俘而建造的，是苏联人完整接管的集中营之一，其运作几乎没有因管理者交替而中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那里逗留了18个月），这个地方对我而言将具有双重意义。我将目睹更多的残酷和不义——这是上帝为我安排的计划——并且通过接触不断深化的人性败坏，我的信仰将受到进一步考验。

我们在德累斯顿监狱的一个侧翼内遭受了长达14个月的严密监禁，很多时候就像关在笼子里的野兽，起初，我们把新的处境与德累斯顿做了比较后，转监对我和父亲来说几乎如同获释。在这里，我们很快就获得了自由，可以在营房里走动，与人交谈。米尔贝格的建筑是战时临时建造的，内部房间的地面是裸露的，沿着房间环绕摆放了几排木架子，我们头抵着墙睡在这些人满为患的木架子上，不过，新获得的行动自由在一段时间内似乎满足了我们的一切需要。

我们于1946年9月到达那里时，营地里大约有16000名囚犯。除了一百人以外，其余都是在东德被捕的德国平民，其中约有1000名女囚犯。这些女囚犯的境况很差，但没有德累斯顿监狱那么恶劣。一些女囚犯受过极大的道德伤害，乃至心甘情愿地与苏联狱警厮混，妄图获得特别的好处。苏联人会在光天化日下进入女囚营房，毫不介意缺乏隐私。米尔贝格有足够多的女囚犯，因此，尽管她们经常被迫目睹放荡的言行，但想保持体面的女人还是有机会保持清白。在米尔贝格，鲜有针对女囚犯的殴打，因为有足够多的可怜人愿意屈从于苏联警卫的淫威。德性是女囚犯们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保持的品质，但有足够的人格力量实现这一点的不乏其人。我非常钦佩那些具有坚强信仰和理念的女人，她们无论受到何等压力，都能抗拒败坏。

我不必细说那些放弃抗争的女人在精神和道德上恶化到了什么程度。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男人身上，尽管程度不太明显。在集中营中，除非遵守一些体面行为的标准，否则男人和女人都会退化成野兽。我发现，抵制人性的退化是个体在监狱生活中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

我曾下定决心，将毕生遵守基督徒的行为准则，我决不会再遗忘我对上帝的义务。在集中营的恶劣环境中，这项任务远非易事，但我发现，在漫无目的、无休止的监禁生活里，怀有一个基督徒的目标，即无论在任何地方都要努力侍奉基督，对人是有很大帮助的。我很快发现，这个目标使监狱里的生活和外面自由世界的生活一样有意义。

我父亲和我现在有机会再次共同祈祷。他渴望听到我的皈依以及我的祈祷得到应允的经历。现在他可以对我讲述他自己在德累斯顿监狱的信仰历程。其中最神奇的一次经历是在饥饿期过后，他处于单独监禁时，监室的门突然打开了，一个惊恐万分的人被推了进来，他的胳膊肘夹着一个包裹。那人惊讶地看着我父亲；然后他坐了下来，开始拆开包裹，里面有他所有的个人物品。我父亲让他暂且不要拆包，因为他担心当时肯定出了什么差错（父亲曾多次被告知，他将在审判前接受单独监禁）。过了一会儿，当苏联狱卒来检查时，他们也惊讶地看到监室里有两个人，便去调查此事。当天晚上点名时，他们回来说，另一个人将立即被从监室带走。但是，不知何故，并没有人来接他。

我的父亲和出乎他意料的室友随后一起跪地祈祷。这个人紧张地告诉我父亲，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进监狱。他十分害怕，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祈求自己能被安排到一个基督徒的牢房里，而不是和一些无神论者、共产党徒或普通罪犯关在一起。他现在祈求能获准和我父亲关在一起。共产党狱卒第二天又说他会被赶出去，但由于监狱记录中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混乱，这位天主教徒实际上在我父亲的监室里呆了好几个星期，而不是几天。

这段时间里，这位室友深受劣质食物之害。结果，他患上了痢疾，变得异常虚弱，无法从小床上起身。照顾他是一项极其困难、令人不快的工作，但我父亲利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红十字会工作经验，勇敢地完成了这项工作。这个人的体重下降到大约80磅，最后再也无法进食了。他意识到自己时日不多了，不断思念着他的妻子和自从战争结束后就再也没见过的15岁女儿。我父亲和他一起诚恳地祈祷，盼望他能收到一些关于家人的消息。

次日中午，就在他们出来领取稀汤寡水的时候，他听到有人在叫一个熟悉的名字。那个名字来自一个刚被分配到隔壁监室的囚犯。父亲的室友仔细聆听，当新囚犯回话时，他确定那是一个来自他的小村庄的邻居，他刚刚被共产党徒逮捕，被押解到德累斯顿监狱，在数百个可能的监室中，他被安排在隔壁的一个监室里！通过一名监狱工作人员，我父亲很快就传过去了一条信息，问这个人是否看到了他室友的妻子或女儿。得到的答复是，他看到了。她们在他被捕的前一天才回到村里；他见过她们，并与她们交谈，她们都很健康。

收到这个好消息后，尽管大病未愈，我父亲的室友下了床，并跪下来感谢上主。他说，如果这是天主的旨意，他现在已经准备接受死亡了，但是，随着恢复了希望，他的病情开始好转起来，最终完全康复了。与此同时，那个送来喜讯的邻居第二天就被押解到了另一座监狱。几周后，我父亲的室友被送入另一座监狱服刑两年，最终从那里刑满出狱，与他心爱的妻子和女儿团聚。这又是一连串的偶然事件，似乎不能仅仅归因于巧合。

我父亲在德累斯顿监狱经历了骇人的饥饿折磨，他告诉我，他的这段经历和我的差别不大。在那两周结束时，他变得虚弱不堪，乃至确信自己的死期将至。但在为自己的罪孽而祈祷并将灵魂交托给上主之后，一天早上他突然发现，他喝下一口水就获得了力气。这令他惊讶不已，他认为这是对祈祷的回应，是上帝赐予了他力量和勇气，从而使他从饥饿中生还。自那时起，他变得更加坚强。尽管他在被捕前的几年里患有宿疾，而且身体状况特别差，难以承受这样的折磨，几乎其他的所有同龄囚犯都因此丧命，但他挺过了这场磨难。

1946年4月，我父亲又经历了一次恶劣的身体折磨，而我却幸免于难。他被带到内务部总部接受讯问，并在那里遭受了共产党徒的刑讯逼供。虽然特工们没有针对他提出指控，但他们仔细地质问他关于美国陆军第76师成员的活动——这些人曾到我们家协助遣返美国战俘的工作。他们想让他承认这些美国官兵将我们的家用作间谍中心，收集反红军的情报。当我父亲拒绝做这些人的伪证时，特工们把他关进一个特殊的刑讯室，这个刑讯室有三英尺宽，六英尺长，嵌在曾是德国大宅子的地窖的凹槽里，那个地窖曾被用来储存土豆。刑讯室简直是一个给活人准备的石棺，水从天花板上滴下来，又湿又冷。在这里，我父亲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他无法移动他的腿和脚，也不能让人触摸他那红肿的双手。

内务部特工显然担心他会死在他们手上。中断侦查后，他们命人把父亲抬到监狱医生那里。医生为他做完体检后，摇了摇头，让狱卒把他带回监狱，并解释说：“我对他无能为力，他活不过三四天。”

听闻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我的父亲惊恐万分，因为这对他来说过于真切。但是，当他们把他押回德累斯顿监狱的旧监室里等死时，我得以给他留下额外的食物，包括厨房里的生蔬菜。这些额外的维生素发挥了惊人的功效，父亲很快就几乎康复了。几天后，我被派去做记录工作。

上帝是否回应人的祈祷, 假使我先前对此尚有疑虑，那么在祂第二次拯救我的生命时，这个疑虑就永远消散了。哪怕我在那段挨饿的时间里还不相信自己的生命是出于某种目的而获救的，那么我的第二次经历也会向我做出证明。那时，我正在环堵萧然、设备简陋的营地医院里接受脚伤治疗。忽然，我感受到侧腹产生一阵难忍的痉挛性疼痛。我痛苦地扭动起来。

主任医师本身也是一名囚犯，他叫来了营地里的另外几名医生，他们都是出于某种原因而被共产党徒逮捕的德国医生。他们为我做了检查，并说我的急性阑尾炎发作了。他们一致认为，在阑尾破裂之前，必须立即进行手术。但如何做手术是一个令人绝望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麻醉剂可用。他们把这个问题上报给营地长官，结果发现营地存有少量的脊柱麻醉剂，它们刚刚运抵营地，是当前首选的可用药物。这批麻醉剂本来是供苏联人自己的医生用的，但在为苏联军官或其家属做完手术后，还有少许剩余，由于营地长官先前申领了较多的麻醉剂，他为医生们提供了足够的剂量用于我的手术。

营地的医生们立即进行了手术，他们把我放在一张木桌上，巧妙地将一块废铁制成一把手术刀。他们还使用了由铁罐制成的手术镊子。令他们和我庆幸的是，手术取得了圆满成功。

如果发病是在我到达米尔贝格前的任何时候，都可能要了我的命，因为医生在无麻醉剂的情况下成功完成手术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我是在德累斯顿监狱发病，可能就得不到任何医疗救助。如果发病是在抵达米尔贝格的几周后，我也得不到帮助，因为营地长官申请的那批药物当时尚未送达。事实上，恰恰是在药物供应使医生能够救我的时候,我才发病的。

手术结束后，营地的医生们直言要我唯独感谢上帝，正是有了祂的帮助，他们才得以救我一命。我打心底感谢上帝，因为这又一次证明了我的生命是出于某种目的而获救。在今后的日子里，我的信仰再也没有动摇过。上帝已经不止一次向我伸出了援手，凡是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此后都会成为真正谦卑的人。

米尔贝格为基督徒的见证开辟了一方广阔的天地，因为我和父亲发现我们的狱友对宗教抱有浓厚的兴趣。很多传教士会不远万里去往遥远而未知的地方, 为的就是寻找如此饥饿的迷途羔羊。

但没有一个传教士能来到这个地区——一个共产党集中营的中心。在那里，藉由上帝的恩典，我们努力使我们为基督所作的见证在眼下环境中发挥作用。在1946年下半年和1947年上半年，我们只有一样东西是充足的，那就是时间。多亏了过去接受的神学训练，我父亲对圣经的许多章节了然于心。当我们在营房墙边的长椅上坐下，一个小团体就会聚集在他身边，讨论他们迄今在祈祷和信仰方面的经验。他们会要求他解释圣经的各个部分，然后会结合自己当下的处境讨论基督教诲所含有的重大意义。

我们总是以我们在德累斯顿监狱的个人经历为证，并发现有许多人受了感动，他们第一次受引导在祈祷中向主敞开心扉。我父亲在集中营营房里所收获的皈依者可能比他早年作为全职牧师所收获的还要多。

自然，集中营里也有非信徒，他们早已疏远了上帝。很难向他们表明，主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主与我们同在，祂就应该救我们脱离苦难。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看到我们所受的迫害可能有一些积极意义——终有一日，这样的不义是向世界揭示目无神明的马克思主义之恶的唯一途径。他们坚称，除非上帝为他们创造一点儿奇迹，否则他们没有必要相信上帝。这些不信上帝的可怜人，并不比他们所反对的共产党徒高到哪里去，因为他们同样否认上帝，蔑视主的教导。他们怨恨且无助，毫无信仰的防护。然而，有不少人愿意信赖上主，相信祂能引导自己渡过难关。他们与我们分享了自己在祈祷和信仰方面的经历，令我们为之振奋。

家父的眼睛焕发出新的光彩，尽管随着冬天的到来，米尔贝格的食物状况变得非常恶劣，营养不良的累积效应又一次威胁到我们的生命，但他似乎得到了属灵力量的滋养，而且确确实实变得更加坚强。他感觉自己的心态恢复了平衡——不值一提的想法全都被赶了出去，为他所献身的基督徒准则让路。

我们组织了一个查经小组，虽然必须秘密开展活动，但相当兴旺，使我们众人受益匪浅。人们总是害怕“眼线”——这些家伙为了从营地管理者那里得到一点儿好处，不惜背叛任何同狱犯人。然而，我们祈求上帝保护我们不受眼线的侵害，祈祷得蒙垂听，我们一次都没有被人指控违反营规。

不久之后，我们就会需要全心全意的信仰，因为1946年的圣诞节之际，饥馑席卷了整个营地。一名伙房的厨师答应在圣诞节前夕为我父亲提供额外的面包配给。时间到了，他没有如约前来，我便去搜寻他，从营地的一个区域走去另一个区域是违反规定的，但我担心父亲的健康状况：他亟需食物，我必须给他弄点儿吃的。我搜遍了伙房，却找不到厨师，所能找到的只有一些土豆皮和马厩里供马匹吃的燕麦糠。但我知道，即便如此也聊胜于无。就在我转身走向我们的营房时，一个悲惨的景象出现在我眼前。

营地当局对圣诞节只做了一个让步：他们允许用一串电灯泡把一棵孤零零的常青树装饰成圣诞树。我在黑暗中走到伙房建筑的一角时，看到了这棵树，与它的轮廓形成对应的是一支送葬队伍。一群囚犯正在抬出那天死于饥饿和疾病的死者。送葬的队伍连绵不断，每个人同时抬着前方担架的后端和后方担架的前把手。就在他们缓慢地走过那棵树时，我数了死者的数量。七十二具尸体被抬到附近山坡的冻土中的乱葬岗，没有举行葬礼仪式，也没有圣职人员到场。

在这里，我第一次亲眼目睹共产主义所造成了巨大的死难，它不仅发生在遭受纳粹主义荼毒的德国，而且发生在每个曾由共产党徒掌权的国家。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其遗体在平安夜被抛进无名的乱葬坑。这是最后的屈辱：无论是人类死亡的尊严，还是人类的生命，都毁灭殆尽。

圣诞树的光芒是希望的象征，预示着世界可以通过信仰战胜丧心病狂的邪恶体制，而在那个圣诞夜，那些无助的受害者之死却因此黯淡无光。当他们的尸体被抬走经过圣诞树时，圣诞树上的闪亮灯光在冰冷凄凉的天空下显得格外耀眼，那不仅象征着他们个体对复活的希望，也象征着世界的希望。就在他们坠入墓坑时，我为他们的灵魂而祈祷，也为整个背弃基督的世界的得救而祈祷。

那一夜，整个自由世界的教堂尖塔上响起了欢乐的钟声，信仰基督的男男女女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中欢度佳节。而在铁幕后面，黑暗势力正在举行它们自己的盛宴。自由世界知道共产世界里正在发生什么吗？自由世界在乎吗？在听到共产党电台报道外界呼吁同苏联达成和平与“友好谅解”的声音时，我们时常痛苦地思索，那些在抵抗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受苦和死去的人是否在白日做梦。我们所能做的，唯有祈求上主告知世界真相。在圣诞节，我们感到与外界的基督徒群体很亲近，但又与他们和圣诞盛会相隔绝。

米尔贝格的死难很快就降临到我的家人身上。家父的兄弟，也是他家族中唯一没有从德国移民的人，在某一天作为囚犯被押解到了我们的营地。他是纳粹党的早期党员，但在1937年，由于对其政策的反感而与之决裂；战争期间，他被盖世太保（希特勒的秘密警察）逮捕并监禁。尽管有着这样的履历，他在战后不久便被苏联人逮捕，并被指控为原纳粹党员。他被押解到米尔贝格时已经病入膏肓，病情愈发恶化。1947年3月10日，我父亲陪伴在他身边，他在当天去世了。他的遗体被运到一条长长的壕沟里，与当天的其他死者一起被掩埋。次日一早，埋葬人员会过来在遗体上撒一点土，然后在壕沟里铺上几层新的尸体，直到填满为止。通过这种方式，苏联人将乱葬坑的规模保持得非常小，万一它被发现，也无人能确切地知晓那里埋了多少死者。

后来，当集中营制度被废弃，囚犯转而被送往矿区强迫劳动时，米尔贝格地处的整座山丘被推土机推平，将死者的葬身之地埋在成吨的泥土之下。米尔贝格在德语中的意思是“磨坊山”，那里曾经建有一座磨谷物的大风车。在苏联人管理集中营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有9000多名囚犯死于饥饿和疾病，占了囚犯总数的很大比例，当局担心如果真相曝光，他们的东德傀儡政权的公众地位会受到影响，因此他们试图隐瞒自己的罪行。共产党徒无视道德法则，却为他们实行的谋杀感到难堪。

1947年2月，米尔贝格的所有男性都被命令接受体检。只有1200人被判定为身体健康，能够做苦力。我也在这批人当中，占全营人数的不到十分之一，并立即被隔离起来。大约在这个时候，一名苏联政治官员向我的父亲问及我是否健康，我有什么职业技能。我父亲回答说，我身体很好，他担心我很快就会被送到苏联去做强迫劳动。几天后，那名官员向他保证，由于我是美国人，我不会被驱逐到苏联。他是对的。在队伍开往西伯利亚的前两天，我所受的隔离解除了，然后再次与我的父亲团聚，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向主表达了谢意。

现在，米尔贝格的所有健康工人都离去了，剩下的负有工作任务的囚犯往往体弱多病，无法完成任务。我去找食品库房的主管，对他说我是留在营地的健康人之一，然后向他申请了一份工作。这些工作虽然包含了伙房和库房的繁重劳动，但人们求之不得，因为伙房工人总是可以得到一些额外食物。我再次祈求能得到这样的工作任务，1947年2月16日，我的祈祷得到了应允。

我刚开始从事新的工作不久，便遇到了严峻的道德考验。苏联士兵在库房里领取物资，我在清理那里的地面时发现柜台下有一小袋烟草。囚犯们很少能得到烟草。一些烟瘾大的人甚至会用他们亟需的额外食物来换取一两根香烟。我从未养成吸烟的习惯，并且很庆幸自己没有在监狱里染上烟瘾。

我找到烟草后，把它装进口袋并带回了营房，放在桌子上，让所有想抽烟的人都能享用。第二天，食品库房的主管把我们所有人召集起来，声称有人偷了一些烟草。他要求那个人报上名来。我并没有偷烟草，而是在柜台下发现它的。然而，把烟草遗落在那里的苏联士兵回来后肯定会因为无法找到它而埋怨。

我在库房里的几个同伴很清楚是谁拿了烟草，因为他们也曾分享过它。我问他们，我是否应该坦白，但他们说这样做必定是疯了，因为我可能会因此失去工作并被关进惩隔室。然而，我的良心不安，因为库房主管肯定会挑出某人认罪，我担心其他员工会因我的行为而受到指责。于是，我私下拜访了库房主管，并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

就在我将真相告诉他后，令我惊讶的是，他笑着说，他一直确信是我拿走了烟草，因为被指派去清理地板的就是我。他说他希望我亲自来对他坦白。如果我在营地的黑市上出售烟草，那么我必将受罚。然而，确定我真的把烟草拿出来给别人分享后，他轻轻地训斥了我几句就饶过了我。

从那一刻起，我享有了库房主管的隐秘信任。他认为我是值得他信任的员工，不久便把库房里最令人羡慕的工作给了我。苏联士兵有权获得黄油和奶酪的配给，这些东西是囚犯绝对无法获取的，我们员工在库房里甚至不被允许加工这些东西。黄油和奶酪被一个巨大的木质模具分割成块，以便分发给苏联人：每天清洗这些容器是令人羡慕的工作！主管也会给我一个大勺子，用它把果酱从罐子里舀出来作为苏联人的配给，并要求我把它拿去厨房里清洗。当然，他知道，在我到厨房之前，那把勺子上的果酱就已经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每天晚上，我的口袋里都会有一张小纸片，包着为我父亲精心保存的黄油和奶酪块的一些碎屑。这样一来，我们每人每天都能得到一两盎司的额外高热量食物，数量固然不多，但它加入到我们微薄的饮食之中后，其效果是令人惊讶的。我的父亲一直比较虚弱，但他的体力迅速增加。后来，我们甚至弄到了一个小金属桶，可以将我们发现的小麦或燕麦的颗粒放在里面煮，做成一个小“面饼”。

就此机会，我发现即便在苏联的集中营里，诚实也是能获得回报的，在那里，似乎只有傻瓜才会试图坚持传统的道德标准。我曾决心以身作则，努力展现出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可以产生什么效果。此后，我多次发现，无论我身在何处，诚实都能使我做事更加顺利。人们向来欣赏诚实，尤其身在他们毫不指望诚实的环境之中时。

1948年9月，东德宣布对政治犯实行大赦，然而我们没有受审，也没有受到任何正式指控，但我们已经被监禁了三年有余。当时正值苏占区选举前夕，苏联人试图支援他们的共产党傀儡。那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也在准备封锁柏林的西方军队，这几乎导致对北约国家开战。

共产党徒做好了准备，妄图一举拿下柏林，但他们最终失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柏林的空运。就在此时，除了约3000名囚犯外，米尔贝格的所有囚犯均被释放。在这次大赦中，我们并不在受赦免者之列。与之相反，我们发现自己正朝着另一个集中营行进，这个集中营的名字令文明人心生恐惧，那就是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这个臭名昭著的纳粹灭绝营，现在已经被苏联人接管了。我们另一段旅程就此开始了。

1948年9月22日，我和父亲发现自己正处于魏玛市附近的布痕瓦尔德的铁丝网后。许多曾在纳粹统治下的囚犯在共产党徒统治下再度回到那里。他们告诉我们，俘虏他们的纳粹党人更加残忍且睚眦必报，但是并未像苏联人那样故意让人挨饿，所以斯大林治下的死亡率比希特勒治下的更高。在纳粹管理时期，布痕瓦尔德曾关押过4万名囚犯，据说其中约有7000人被杀害。我在布痕瓦尔德时，苏联人关押的最大人数约为14000人，其中有8000多人死亡。

在布痕瓦尔德，有几间混凝土营房，比我们在米尔贝格居住的临时木制战俘营房要好。然而，每幢建筑都有围栏，我们几乎没有与邻近的营房交流的机会。我在布痕瓦尔德能得到的唯一工作是在营地周围有建设时搬运建筑材料。我和父亲一起干这份工作，借机在营区里晃荡了一圈，顺便舒展筋骨。

伙食处于勉强维持生存的水平，就像所有苏联集中营的情况一样。那些已经因饥饿而虚弱不堪的囚犯，大部分死去了。我们父子二人，就像所有的幸存者一样，现在为艰苦的环境所折磨。即便如此，在布痕瓦尔德的几个月里，我们像过去一样再次认识到，只有在上帝的帮助下，才有可能生存下去。只有信仰可以弥补饮食的不足。事实上，这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好处：我父亲所患的胆囊疾病有了明显的好转，这原本需要长期的医学治疗。由于完全吃不到脂肪类食物，他已经明显痊愈。这种疾病是对我们过往的安逸生活所致恶果的第一个警告，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1949年的复活节星期日，我们获得了一次荣幸的体验——被囚禁近四年以来，我们第一次获准参加“宗教崇拜”。仪式是由同为囚犯的牧者主持的。首先是一场天主教的弥撒，然后是两场路德宗的礼拜，营地的礼堂每次都挤得水泄不通，囚犯们占据了所有立足之处。

这是我们第一次体验到共产党徒为宣传之故才偶尔在世人面前展示的“宗教自由”样板。我寻思，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们想告诉同情共产党的人和容易受骗的人，他们对宗教是多么宽容，甚至允许集中营里的囚犯举行宗教仪式。

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允许德国宗教组织将印刷品送入集中营：一些圣经、宗教年历、福音小册子，甚至赞美歌本。一些囚犯嘲笑这些东西，因为他们吃够了苦头，已经完全丧失了对上帝的信仰。然而，对其他许多人来说，这些精神食粮无异于上帝的恩赐。苏联狱警对这种宗教资料很反感，但他们不能因为有人阅读或讨论这些资料而惩罚他们，因为这些资料是获得官方准许才进入营地的。

我父亲能够偶尔从我们营房里的一位路德宗牧师那里借到一本圣经，这简直是雪中送炭。每当他拿到圣经，就会叫我过去，我们坐在长椅上，通读几章经文，对此展开讨论。其他人也会来，直到一个事实上的查经小组自发地聚集在我们身边。

就这样，我们在布痕瓦尔德度过了好几个月的时光，就像在米尔贝格一样。尽管我仍然没有受到审判，也没有受到任何正式指控，但我并不急躁。时间在流逝，日复一日，我的青春岁月也随之结束。我现在已经26岁了，但我没有像一些囚犯那样陷入绝望，而是越来越相信，当上帝愿意我被释放，我自然会获得自由。同时，我自觉地观察各种事物，当我有朝一日重获自由，必要将我的见闻告知自由世界。因此，我能够耐心地忍受无休止的等待，否则，这种等待会使我疯掉。

苏联人最终将我送上法庭是不可避免的，哪怕审判只是一场闹剧。倘若囚犯必须用四年半的时间来等待“侦查”完成，并等待内务部想方设法以证明对他的判决无误，那么他们的司法系统看起来就并不令人尴尬了：警察或法官没有人身保护法程序的约束。共产党徒也不担心剥夺这种程序中固有的个人权利，尽管他们在铁幕之外到处大声疾呼人权问题。

1950年2月1日至7日，布痕瓦尔德收到了转移约300名囚犯的命令。我也在其中，于是，我所害怕的与父亲分离的那一天到来了。主允许我们相伴将近7年，但现在我不得不独自走向前方的新危险。与他分离令我心碎，他不仅是我的慈父，也是我的福音老师。然而我必须面对险境。现在我只寻求主的援手，因为我和其他人一起被带到了埃尔福特市（Erfurt）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苏联政治警察）总部。

在那里，我们被关在地牢的监室中，八到九人住一个监室。到处爬满了臭虫，条件之恶劣难以言喻。晚上，当我们睡在草堆上，老鼠在我们脸上爬来爬去。我在那里被关了三十八天（从2月3日到3月13日），然后被传唤去受审。

我查明父亲没有跟着布痕瓦尔德的队伍来这里，并断定他已获释，尽管我直到多年后自己获释才知道自己搞错了。实际上，他在我离开内务人民委员部总部的十天后才离开那里，并被移交给了东德的政治警察，因为苏联人显然觉得没有正当理由继续扣留他。当时他们企图通过将所有政治犯移送给他们的东德傀儡，给全世界创造一个好印象。如此一来，苏联就可以宣称它不再扣留德国的任何囚犯了。

德国共产党徒把我带到了瓦尔德海姆监狱（Waldheim Prison），这是德国东部最恶劣的监狱之一。这座监狱原本是一座隐修院，如今塞满了7000名囚犯。在瓦尔德海姆的侦查过程中，我父亲得知德国赤党正试图指控他将相机走私到西德。他坚决否认，甚至说服了侦查的官员同意这不是他被捕的真正原因。无论如何，他没有机会在法庭上接受审判，而是被送去单独监禁，置身于饥馑之中，在已经虚弱不堪的状况下，他很快就濒临死亡。在这里，我们又一次明白，如果没有上帝的怜悯，我们的处境将是毫无希望的。就在此时，一位来无影去无踪的恩人给他带来了拯救生命的面包。

日复一日，一成不变的例行公事反复进行着：起床，喝咖啡水，绕圈走，喝汤，来回踱步，思索你身在此地的原因，听见受刑者的尖叫声，聆听大厅里的每一丝动静，目睹又一批独裁统治的受害者进来，而其他人将去接受死刑或“自然死亡”。简而言之，除了日复一日地精神恍惚，就是向我们的主寻求安慰。

无人可以交谈，也没有任何读物，这样的状况月复一月地消磨掉最后的抵抗力。当务之急是打破现状，父亲要么打破监狱所设的限制，要么打破他自身的桎梏。整整一天。父亲来回踱步，双手合十祈祷着。如果有人听见了他的祈求，定会笑父亲疯了——他居然求一本书来读。父亲祈求一个奇迹为他带来书，那不是列宁、马克思或任何其他共产主义“神明”的书——他想读圣经，而且正准备为它向狱卒提出诉求。

一天早上，随着阳光照进监室，父亲获得了新的力量和勇气。早晨点名时，他犹豫了片刻，然后转身朝向他的狱卒长，盯着他的眼睛，用低沉的声音问：“警卫，求你帮我上报，我想要一本书。”那一秒，父亲肯定恍惚了片刻，因为他本想说“圣经”，却说出了“书”这个词。

“什么，要点儿东西来读？你？为什么，你晓得那违反我们的规定。”

那名狱卒并未直视父亲......他一定是感到愧疚。然而，他心中肯定有另一个声音给了他指示，他退后一步转身离开时，说：“我会把你的要求报上去。”

仅仅过了一个多小时，大厅里就传来一阵刺耳的脚步声。那脚步声越来越近。父亲呆住了，如同监室铁门在出乎预料的时间打开时一样。一对宽阔的肩膀和一双锐利的冷眼进来了——监狱长本人就站在他面前！他突然问道：“你说你想读点儿东西？”

“是的，先生，您瞧瞧......”父亲开始回答时，监狱长低语道：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你想要一本圣经。”然后他大笑起来，说圣经是没有的，但他要父亲在周一亲自来找他。我父亲点了点头，监狱长转身离去了。

父亲呆如木鸡。他甚至还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就举起双手赞美上帝。那个没有说出口的词——“圣经”——已经通过圣灵传达给了这个人。日子过得很慢，但终于熬到了周一。父亲怀着满腔的恐惧和勇气走去监狱长的办公室，他每走出一步都在祈祷。随着标有Hauptverwaltung（主要行政部门）的门越来越近，他的心跳不断加速。这可能是一个陷阱？匆匆做完最后一次祈祷后，他走进房间......大约有两三个人站在房间四面。这些人一定是在违背自己的意愿行事，因为他们看起来毫无戒备。中间的那人是监狱长，也就是监狱的老大，他开口说话：“所以说，你想要一本圣经，对吗？”

“是的。”父亲说。在场的人都很安静。监狱长看了看护送父亲进来的狱卒，然后转向自己左右两边的军官。他们一言未发，耸了耸肩。

“上帝啊，上帝啊，”父亲默默地祈祷。监狱长几乎不把目光从父亲身上移开，然后把一本圣经递给了我父亲。父亲感谢上帝和监狱长的这份恩赐，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你要知道，为了你，我们派人去了西德才买到这个。”监狱长匆忙说道。

回到监室里，父亲小心翼翼地翻开了这本圣书。这本书是崭新的，令他非常惊讶的是，封面上印有几个字：印刷于纽约。

这本圣经对我父亲来说是一份巨大的喜乐和祝福。他在监室里不再孤单。在单独监禁的几个月里，他将圣经从头到尾读了四、五遍，并仔细研习。他还吟唱赞美诗来打发时间。狱卒们听到他的声音，以为他已经丧失了理智。他们不习惯听囚犯在禁闭室里唱歌。他们看不出一个囚犯有什么理由在共产党监狱的深处赞美上帝。但他们打开门时，他就会平静地向他们微笑，并提议他们和他一起赞美上帝。自从他获释以后，他多次宣称，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莫过于独自在监室中回想上帝的圣言，并与我们的主进行快乐的交流。他认为监狱里的那段时光是为了使他得到净化并决意再度献身，以便在此后过上真正的基督徒生活。

家父在瓦尔德海姆被单独监禁了两年。然后，他一度获准与其他囚犯做有限的交往，特别是在监狱院子里放风。每当有同伴问他感觉如何，他都笑着回答说自己感觉良好，因为主与他同在。父亲获释后，一个曾在瓦尔德海姆监狱坐过牢的人在柏林的大街上看到了他，并上前告诉我父亲，他的平静和昂扬向上的心态对自己有何意义。那人说他的意志一直很消沉，与我父亲交谈时，父亲的笑容是他几个月来遇到的第一个微笑，第一个有信心的声音。那人深受感动，将自己的心灵转向了上帝。他认为，如果信仰上帝能给一个人带来像查尔斯·诺布尔所表现出来的信德和勇气，他也可以通过祈祷向主寻求力量。他这样做了，并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寻获了忍受磨难的勇气，并且活了下来，赢得了自由，最终在西柏林找到了安身之所。

终于，1952年6月，经过七年的监禁，共产党徒传唤我父亲接受审判。法官们从莱比锡赶来，在简短的听证会上，家父被指控为垄断资本家和支持阿道夫·希特勒的工业家集团成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这些指控。因为家父毕生都在反对德意志军国主义，而且显然，我们的小工厂没有在规模宏大的德国相机工业中实现垄断。然而，在共产党徒的司法下，证据的缺失是无关紧要的。法院正式判定我父亲有罪，并判了他7年的刑——他业已服满的刑期。几天后，共产党当局告诉他，他可以走了。然而，他坚持要求提供一份书面声明，这样他才不会被指控非法越境进入西柏林而再次遭遇莫须有的逮捕。警察最终给了他一份文件，上面写明他在监狱里呆了“几天”，已经获释了！父亲立即越过边界进入西柏林，那一天恰是1952年7月4日，美国的独立日。

在滞留东德的最后几个月里，父亲获准每个月给他在柏林的嫂子写几句话，并接收她的回信。因此，他得知家母和哥哥乔治在1946年1月逃到了西德。在我和父亲被抓走后，他们在德累斯顿又被软禁了6个月；然后有一天，看守我们房子的苏联军官宣布软禁令被撤销，他要离开了。然而，他先让我母亲在一份记录有屋内所有物品的清单上签名，并要求她同意不带走任何值钱的东西。第二天，另一名监视者来了，并开始随意所欲地拿走一些物品，包括一盏大灯和一个相当显眼的花瓶，她和乔治认为苏联人正在为他们设下圈套。在监视者离开不到一小时内，他们也离开了，只带走了随身衣物和口袋里的几件贵重物品。他们去了火车站，买了去柏林的车票，他们到达东柏林时，怀着激动的心情乘上地铁，嘴里祈求能顺利到达西柏林。他们没有被拦截，也没有被搜身，成功逃出生天。

苏联人回到德累斯顿后，在几个小时内就来到我们的家，没收了房屋和其中的物品。自那以后，他们就把它用作接待德累斯顿的共产党贵宾的招待所，当然，他们从来没有为此做任何补偿。

父亲在获释前收到了另一个消息。我的姑姑写信告诉他：“约翰正在为一家东方的公司工作，”他认为我被流放到苏联做苦力。然而，直到获释后他才确认了这个事实，然后就没有收到关于我的后续消息了。

同时，与父亲离别后，我终于在1950年3月13日被苏联人传唤接受侦查。这是我被监禁五年来所受的第二次侦查，第一次是在1946年8月，在我被捕后约14个月。新的侦查是一次出乎意料的恳谈，在这次面谈中，向我提出的问题与之前的问题完全相同。我的回答仍然是一样的。他们只问了一个额外问题，那就是：我们在哪里出售我们的相机。我告诉侦查员，我们把相机卖往世界各地，然后他问谁是我们在苏联的联系人。我回答说，我们从未在苏联出售过任何相机。接着他讽刺道，既然我们从未在苏联这个世上最伟大的国家出售过相机，我怎么能说我们将相机卖往全世界。我答道，我们没有考虑向苏联出口相机，因为她对美国和其他国家设立的贸易壁垒使得商业关系几乎不可能建立。他突然叫停了侦查，我被送回地下的监室，又度过了三十八天，直到4月20日。

4月20日，我突然被送到25英里外的魏玛的另一所监狱。在那里，我被安排到一个监室里，里面有十个人，全是德国人。我和其他囚犯一样又一次陷入等待，监禁时间延长到几周，接着延长到几个月。为了缓解忧虑的气氛，我们靠着交流知识来打发时间。每个人都会讲述他读过的书或经历过的事情。其中一人是机车工程师，他曾在布痕瓦尔德参加过安葬工作。他目睹了骇人的苦难和成百上千的死者，但他保留了深刻而持久的宗教信仰。每天晚上，他都会回忆起一首赞美诗的歌词，并为我们唱诵。他肯定记得上百首赞美诗，因为他每晚选唱的篇目都不同。然后我们做起了共同祈祷，除了一个人。那是一个德国商人，他曾经移民到巴西，于1944年被驱逐到德国，恰好碰上了苏联占领军。共产党徒立即将他视作资本主义分子并逮捕。他是一个反宗教的刻薄之徒，激烈地反对接受《圣经》和宗教活动，结果我们不得不避免一切宗教讨论，以保持牢房的和平。

在魏玛的三个半月里，苏联人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一天夜里，我突然受到传唤，被押解到走廊上的一个老旧的法庭。在那里，我看到一个身着便装的苏联人坐在一张铺着红布的桌子旁的长椅上，还有一个苏联姑娘坐在桌子一侧担当翻译。她问了我的姓名，然后让我坐下。当我照办时，她立即把一张纸从桌子对面推来，递给我一支笔，并让我签字。我问纸上写的是什么，她随口答道，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审判，判处我15年苦役刑！

我惊呆了。直到那一刻，我都从未想到苏联人敢于定我的罪并把我流放到苏联。我在东德被关押了五年，从未被指控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惊魂未定之际，我发出质问：莫斯科法院对我提出了什么指控，判定我犯了什么罪？她不耐烦地告诉我，我的一切疑问都将在劳改营目的地里得到解答。她说，这份文件仅仅用于承认我已获知对我的判决，并再次要求我在上面签字。

判决不具有追溯力，而是从我签署认罪书的那一刻起便生效，且接受“侦查”期间的五年零一个月不计入服刑时长。我不被准许出席自己的“审判”，甚至没有被告知罪名。

我被这种极度的不义所激怒，大声喊道：“主啊！”翻译官刻薄地笑出声来。

这时，我在皈依基督当晚所做祈祷在我耳边响起。“以你的手来引导我......让你的旨意实现，而非让我的意志实现。”现在我明白了这些祷词的全部含义，知道了我所需要做的牺牲。上主已经救我脱离饥饿之苦，并保护了我免受许多危难。在我身上不可能发生任何有违祂旨意的事情。现在绝不是在我的敌人面前失去信心的时候。于是，我用颤抖的手在苏联人要求的认罪书上签了字，为我15年的刑期盖棺定论。

做完这些事后，我被带到另一个牢房，里面关了大约四十个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我进去的时候诡异地笑了笑，因为我看起来大惑不解。他们问我被判了几年刑，我缓慢地、难以置信地说：“15年！”他们中的一人大声笑道：“我们都被判了20到25年！”

我坐到监室边上的一个空位上，开始自言自语：“主啊，为什么这种事落到我身上？”

另一个囚犯同情地搂着我的肩膀说，他在楼上接受判决时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坐在长椅上的苏联人笑着通过翻译官问他，他是否相信神的存在。德国人说他当然相信，然后苏联人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张斯大林的照片说：“那是我们的神，也是我们唯一的神。”三年后，他们的神死了——他的身体一冷，便倒在了屎尿中。

在魏玛监狱的那个夜晚，我绝望地祈祷着。我的生命掌握在上帝手中，但这个判决无异于当头一棒。那一年是1950年，我的刑期将持续到1965年。彼时我已将近二十七岁，我必须继续坐牢一直到四十二岁吗？即便如此，我还能获释吗？难道我命中注定只会沦为一个不为人知的无名苏联囚犯，直到死亡使我从某个西伯利亚的苦役营中解脱？

那一夜我发现祈祷无比困难，比我一生中任何时候都难，但我还是祈祷了，平安降临在我心中，我生出一种奇怪而独特的信心，相信自己正在执行主的旨意，我将获得保护，免受一切伤害。上帝降大任于我，我定能完成这项使命。

两天后，我乘坐一辆囚车离开了魏玛，前往苏联，踏上了漫长而恐怖的东行旅程。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在进入苏联北极地区的可怕旅程途中，在密不透风、人满为患的“斯托雷平车厢”（为运送囚犯而设计的丑陋的火车车厢）里，这句话经常回响在我的脑海中。这些话语包含了一种安慰：主也经历过全然的绝望。这也许是祂说过的最富有同情心的话语，包容了全人类的痛苦。

后来，我甚至在那段旅程中还记起别的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对我来说，这句话并不预示死亡。我应该活下去，直到这场无法言说的磨难结束，然后我便可以做出自己的见证。在旅程结束之前，我与自己达成了和解。

行程从8月开始，我们最终到达沃尔库塔是在10月，这个苦役劳改营是我们的目的地。没有比沃尔库塔更令人生畏的名字了，但它后来带给我的意义却不止有恐怖，因为我在那里发现，苏联人也想要基督教。然而，当时的我不可能知道这一点。终于，在波兰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市以东几英里处，我们来到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边界，这是第三道也是最后一扇门，我们将通过它进入克里姆林宫统治下的庞大帝国。第一扇门——德国的苏占区和西方军队占领区之间的边界，早已在我身后关闭。第二道门是东德和所谓的“波兰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边界，守卫森严。现在，我们正处于通往苏联内部的入口处，即苏联本土的边界，这是旨在阻止苏联人民与世界其他地区接触的最后一道关卡。

这道铁幕的最后一道屏障是一连串铁丝网，其中遍布雷区和机枪岗哨，它贯穿荒芜的土地，在1939年臭名昭著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订之前，此地一直是波兰中部繁荣的农业地区的中心。所有的苏联平民都被禁止进入这个“边境地区”一侧的三英里以内。只有政府信得过的对外联络的苏联公民才能通过少数几道精心把守的大门，而只有共产党徒认为对他们有利的外国游客才能进入苏联。任何报纸、杂志、书籍或个人信件，如果没有经过严格的共产党徒审查，就不能通过这条边界进入苏联。帕斯捷尔纳克的案例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了从共产主义中心地带到外部世界的旅行也是如此艰难。甚至在铁幕上空的无形电波中，共产党徒也拼命用无线电干扰以阻断来自自由世界的所有通信，特别是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的广播。

在苏联人民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设置的这道令人难以置信的障碍，其用意是使克里姆林宫的首脑们能够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加给他们的臣民，并引导他们去走蜿蜒曲折的“党的路线”。苏联领导人试图让精心调教的苏联人民的心灵与其它政治思想相隔绝，特别是妄图使人民对外界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以便令他们相信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生活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好。

这道屏障不仅是为了政治目的而设立，而且是为了将上帝的概念从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拒之门外，以保护苏联的无神论。苏联官方四十多年来一直宣称，上帝是一个神话，宗教是受压迫的工人阶级的鸦片，他们惧怕基督宗教甚于其他宗教。当我们的囚车通过路障时，我们将踏入无神论的国度——这里是一个试图取缔上帝的国家。

但是，上帝能被取缔吗？

1917年十月革命后，共产党徒无情地迫害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直到三分之二的圣职人员被清算，五分之四的教堂建筑被关闭或变成了传授“科学无神论”的博物馆。在这个国家里，三十年来没有一本圣经获准印刷，孩子们在学校里被教导说，上帝是资本家和剥削者发明的神话中的神灵，并且猜忌每个敢于参加公开礼拜的苏联人。

上帝能被排除在一个国家之外吗？基督信仰能在一片曾经珍视它的土地上被彻底消灭吗？一个由铁丝网、审查制度和无线电干扰组成的屏障，能让这个星球上广大地区的居民对上帝一无所知吗？

身陷囹圄的这些年里，我很高兴弄清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我在穿过铁幕的最后一道内门的那一刻，感到的是不祥和绝望。我试图用主的话语来安慰自己：“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为这里确实是世界的尽头，而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在拥挤的囚车里，除了安静地默祷以外，别的什么也做不了，但当我们在莫斯科附近的奥尔沙市（Orsha）下车，在一个用作苦役犯集结点的监狱里呆了几天后，我注意到，许多人在监室里跪下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感谢上帝在可怕的旅途中保护了他们。

不，上帝并没有留在铁幕后。沟通的渠道仍然是开放的，上帝接近苏联的信徒，如同祂接近世上其他地方的信徒一样。

当然，在我的同伴中也有一些刁钻之徒和怀疑论者，他们问道，怎么会有人感谢允许我们承受此等苦难的上帝。他们争辩说，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祂就会收拾这些多年来公然嘲笑上帝圣名的苏联共产党徒。许多信仰不坚定的人在听到这样的言论后，信仰就会动摇。

面对这样的攻讦，我总是如此作答：虽然我不知道我们所承受的苦难有何目的，但我确信苦难有其理由。我预感到，上帝会在适当的时机收拾苏联的无神论者，与此同时，世界必将从共产暴政受害者的苦难中看出它是一个何等邪恶的制度。我解说自己在苏联监狱中的遭遇，并讲述我如何体验到上帝回应祈祷的能力。通过这种方式，我能够加强一些摇摆不定者的信仰。

苏联人自己也看到了他们的体制之恶。我们在奥尔沙的街道上前行的时候，当人们目睹内务部人员和他们随身携带的冲锋枪在我们身边和身后行进，我注意到他们都把目光移开了。没有人朝我们看，甚至儿童也移开视线。苦役营的恐怖离他们所有人都太近了，可能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个亲戚在秘密警察的手中失踪。

在奥尔沙，我也第一次观察到令人震惊的证据，它们展现了无神论对苏联社会的道德造成了多么深重的影响。我发现苏联人民的内心深处渴望更好的生活方式，如果要充分理解这份渴望，西方人就必须了解无神论将苏联人民所引入的深渊。

进入临时停驻的奥尔沙监狱时，我们走过一个监区，里面关押着一些女囚犯。从她们的外表和她们对我们喊出的俄语短语判断，这些人是苏联妇女。当她们看到200名新的男囚犯被押解进来时，就站在牢房的窗户前，用大声呼叫和笑容来迎接我们。有些人提起裙子，做出我见过的最淫秽的动作。虽然我们听不懂她们用俄语喊的是什么，但不会搞错她们的意思。我发现自己完全无法理解这些苏联女人的放荡行为，正如我无法理解苏联男人在强暴德累斯顿时的肆无忌惮。虽然我们的一些人起初对这样暴露自己的女人发出简短的应答，但这些可怜虫的行为很快就变得令人作呕，以至于我们中几乎无人不表达厌 恶之情。                                             

起初，我以为这些苏联妇女一定是妓女，是在扫黑除恶行动中清理出来的城市渣滓，或许她们是精神病患者，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而不久之后，我了解到苏联没有职业妓女这种东西，苏联社会的情况是，成千上万的普通女工经常以肉体做交易，毫无道德上的顾忌或社会方面的反对。在无神论大行其道的地方，不可能有道德基准，而在没有道德基准的地方，滥交不被视作罪过。我们见到的这些可怜的女人，由于她们的监狱经历而变得更加败坏，但她们既不是疯子，按照苏联的标准也非道德败坏之人。她们是数百万苏联妇女的典型。

我们离开奥尔沙时，发现自己有了新的同伴——非常不受欢迎的同伴——苏联刑事犯，他们和我们挤作一团。苏联的监狱系统中存在两类囚犯——“刑事犯”和“政治犯”。刑事犯是那些在任何社会都会被送进监狱的人——杀人犯、小偷、黑市商人和罪无可恕之人。政治犯是那些因持有与当前党的路线不同的观点而危及“国家安全”的人。刑事犯与政治犯关在一起，前者的傲慢、争斗和偷窃使后者感到害怕。刑事犯的这些行为受到狱警鼓励，因为受到恐吓的政治犯更容易收拾。

在莫斯科北部的沃洛格达，我们在另一座监狱里滞留了一周，而苏联官僚机构的神秘程序决定了我们的目的地和命运。有些人希望在气候较温暖的克里米亚或乌克兰劳动，但大多数人认为我们将前往环境严酷的西伯利亚草原。我们最后被押解回铁路后，被安置在闷罐车中。火车一路向北行驶，我们当中的苏联人很清楚我们正去往何方。他们带着沮丧的苦笑告诉我们，那是最糟糕的目的地。他们说，我们正朝着臭名昭著的苦役劳改营前进，那就是可怕的沃尔库塔煤矿。

车厢里有一个罗马尼亚囚犯，他的俄语和德语都很好。通过他，我们从苏联人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我们正前往的那个恐怖劳动营的情况。

1944年，有人在北极圈以北40至100英里的北极苔原上探明了煤脉。该地区在北冰洋以南约40英里处，它与西伯利亚西部边界的距离与之相同。乌拉尔山脉在到达海边时分叉，沃尔库塔矿区就位于山脉分岔之间的山谷中，行政区划上属于苏联的欧洲部分，但地理上属于西伯利亚北极地区，是世界上最寒冷、环境最严酷的地区之一。在这样的气候下，矿井深入到永久冰封的冻土之中，很少有苏联工人会被劝诱到矿井里，因而苏联政府拖来了成千上万的苦役劳工从事采矿工作。人员伤亡情况令人震惊，但煤炭正在被开采出来。这就是我，一个美国人，正要前往的偏僻之地！

在这趟旅程的最后一段路上，一个新的威胁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从苏联囚犯那里得知，几个月前，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了。有不少苏联人说，很快美国和苏联之间将无法避免一场全面战争。他们说，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将在沃尔库塔面临迫在眉睫的饥饿危机。所有的物资都必须通过我们下方的单轨铁路运输，如果在莫斯科出现任何动乱，或敌人采取任何行动，都将使铁路运输中断，身在北极地区的我们与文明世界之间的纤细生命线将被切断。当我们抵达铁路的终点，被驱赶穿过尖利的铁丝网，走向半掩埋在冻土中的荒凉营房时，更是平添一份忧虑。当时是十月份，太阳的位置已经很低了，寒冷的秋风从极地的海面呼啸而来。

尽管在这个靠近世界冰雪屋脊的遗弃之地，前途令人沮丧，但我却又一次感受到一种平静的信心。我不像其他囚犯那样感到恐慌和绝望。我推断，我在这里不可能遇见比先前的经历更糟糕的事情。自从在德累斯顿的饥饿时期，我把灵魂献给基督的那天之后，我意识到自己的心态逐渐改善。主在那时拯救我，绝不是为了让我死在这里，我对此坚信不疑。

图12 1918年-1958年乌拉尔山脉以东的劳改营，红圈标明了沃尔库塔劳改营的位置

我全心全意信赖上主，但是说句心里话，当我们离开火车，沿着一条泥泞的道路向巨大的集中营行进时，我不明白人类如何可能在这里生存下来。我揣度，要是在这些矿区工作，同时要熬过气温低至零下70度至80度的冬天，就会需要另一个奇迹。我在这里能奢望这样的奇迹吗？

“VKOVO ti verisch？”

与我住同一个板铺的几个乌克兰人聚成一团，向我问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因为我既不懂乌克兰语也不懂俄语。然后他们中有一人拿起一张纸，在上面画了两个符号——一个十字架和一个佛像。我指着十字架，他们嘟囔着点点头，显然很高兴，其中一人画了一个十字圣号。这是我与同伴们的第一次交流，他们的第一个问题就给我们带来了超越种族或国籍的共同纽带——基督的十字架。

在沃尔库塔的时候，我是孤独的，全然绝望的，每天晚上我都跪在板铺上，向上帝祈祷。其他人观察到这件事，想知道我向谁祈祷。现在他们知道我是向他们所信的那一位祈祷。

我们的主说过：“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18：20）在沃尔库塔，我深刻地意识到教会是有必要的，需要一些有形的信仰团体和团契单位，无论规模多么小。虽然我每晚都虔诚地向上帝祈祷，但我能感觉到我的身心状况在恶化，我意识到，除非我能与其他人分享我的祈祷和感想，否则我肯定会疯掉。

虽然在沃尔库塔有不少德国人，后来我知道还有几个美国人，但内务部将新囚犯中的民族和国家群体切割开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和几个乌克兰人和立陶宛人住在一起。从一开始，我就被他们对新来者的善意和互助精神所打动。他们尽力用手语向我表达意思。第一个真正能与我交谈的人是一位杰出的拉比，他是众多圣职人员中的一员。我想记下西蒙·迪克曼拉比（Simon Dickmann）的名字，因为现在是时候迫使苏联当局承认，他自从十多年前在莫斯科“失踪”以来，就一直被关在监狱里。经历了二战中纳粹的残酷迫害后，这位拉比设法逃到了巴勒斯坦。在那里，由于他通晓波兰语和俄语，一个犹太救济机构派他去莫斯科帮助那些从纳粹魔掌中东逃的犹太难民，并引导他们前往犹太人的新家园——以色列。迪克曼拉比抵达莫斯科几个月后，苏联政府开始对境内犹太少数民族发动无情的迫害，并开始系统地肃清主张犹太复国主义的人。这场迫害显然是基于一种信念，即任何想离开“工人乐园”并移民到其他国家的人必是资本主义的同情者或负有颠覆任务的特工。迪克曼拉比，以及许多与他一起为无家可归的难民提供救济的人，突然在一天“失踪”了，然后发现自己正在前往矿场的路上，被判处长期劳役。这位拉比不是苏联公民，我是美国公民，我们俩的处境没有多少差别。

迪克曼拉比听说新来的囚犯中有一个美国人，就在我刚有机会洗漱（通常用冷水，配以生锈的盆子和所谓的“泥浆皂”）的时候前来问候我。他说了几句英语，但很快发现我们用德语可以更轻松地交谈。他询问我的宗教信仰，并很快向我问到美国的宗教情况。我对他讲述了我在德国的苏占区被囚禁期间的个人祈祷经历，他点头表示理解。我们二人都很高兴能遇到另一位上帝的信徒。

由于迪克曼拉比具有管理能力，他分到了在第三营区分配工作的任务，我被派往第三营区。这是一个地表劳动小组，这意味着我至少暂时不用下到潮湿阴暗的矿井中去。

煤和页岩从矿井运上来时，我们将矿车从升降机里推出来，然后把车皮里的东西倒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这些车皮载有大约两吨岩石，我们必须有两个人用手推着一个车皮在狭窄的轨道上行驶半英里，轨道上建有一个简陋的木框架，以防止天气变化。到了终点，我们把车推到一个坡道上，然后用力一推，把车上的岩石卸到下方等待的另一辆矿车上。然后，第二辆车在缆绳的牵引下从一个斜坡下来，进入苔原上的一个深洼地，在那里，燃料价值很低的页岩逐渐燃烧殆尽，在冰冻的荒原上释放出一阵令人沮丧的烟雾。雪从我们的轨道上方的矿顶飘进来，车轮经常被冻住，导致矿车脱轨。在北极冬季的严寒中，这是一项缓慢而冗长的工作，而且效率低得可笑，明明用一台发动机就可以快得多。但苏联的矿长们并不为效率问题所困扰。内务部随时准备提供新的政治犯来矿区做苦力。

我在夜晚感到非常孤独，因为我无法和同伴们交谈。他们用俄语交谈，这是乌克兰人尤为厌恶的语言，但也是沃尔库塔众多民族的唯一公用语言。除了偶尔与迪克曼拉比交谈外，起初我只能一言不发地坐着，独自发愁。这对于人的心理健康很危险，因为在沃尔库塔，有很多事情需要操心。死亡如影随形，不少囚犯是中年男子，其中一些曾是大学教授、医生、律师和圣职人员，他们有生以来从未干过艰苦的重体力活。心脏病和体力透支在他们中间造成了可怕的伤亡。人们觉得那些在工作中猝死的人是幸运的。其他人不得不忍受心绞痛的折磨，恶化到一举一动都给他们虚弱的心脏带来极大痛苦。还有一些人感染了肺结核，我们会在晚上听见他们的咳嗽声，最终上帝仁慈地赐予他们永眠。

有一天晚上，我被一阵响亮的吼声惊醒了。“Russkiye cherti！”一个囚犯大喊（意思是“苏联鬼子！”）。那是一个魁梧的卡尔梅克人——苏联亚洲部分的一个骄傲的民族。他要踏上一条艰难的求生之路——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摆脱矿区的奴役，那就是变成残疾人或者病人，使营地当局无法再为你提供工作。这个人站在营房区的中央，在昏暗的夜色中，每双眼睛都在注视着他。他缓慢地将右手放在凳子上，手心朝下。然后，他用左手抡起一把斧子，用尽全身力气砍在右手的指关节上方，将四根手指整个切断。当鲜血喷涌而出时，他用两块脏兮兮的破布包住发紫的残肢，他为自己鼓起勇气所做的事情感到病态的骄傲，笑着爬回了他在板铺上的位置。在整个板铺上，没有一丝声音。片刻之后，狱警来了，把神志不清的卡尔梅克人带到营地医务室，在那里修补和缝合残肢，没有使用麻醉剂，并以“蓄意破坏”的罪名把他扔进地牢60天。与此同时，我进入了梦乡，脑海中回响着主的话语：“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马太福音》5:30）我的手是否也会因为替共产党徒工作而危害我？我继续沉思，明白了一件事：除非突破这道孤立我的语言障碍，与他人共享友谊的纽带，否则我肯定会失去理智，做出一些鲁莽的事情。

有一天，我找到一个可以教我俄语的囚犯。这个年轻人曾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因涉嫌违反党的路线而被逮捕，并被判刑到沃尔库塔。他对德语有一定的了解，也能说一点英语，很快我们就能轻松对话了。在他的指导下，我迅速掌握了俄语的用法，包括其困难的词汇和习语。

一旦克服了语言障碍，我就开始在营地里结交朋友。我的狱友乐于向我问及有关美国的事。虽然收音机始终拨到莫斯科电台的频率，每晚通过我们营房的扩音器发出聒噪的宣传，但囚犯们并不相信莫斯科广播的谎言。我也向人们发出询问，然后发现沃尔库塔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联合国。我们之中有来自巴西、墨西哥、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加拿大、伊朗、蒙古、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囚犯。我还听说了苏联集中营中的其他美国囚犯，尽管直到后来我才在沃尔库塔遇到其他美国人。

当谈话很快转向宗教话题时，我听说在沃尔库塔不久前发生了一桩奇事，一个奇迹。上帝确实与我们同在! 这些人热切地向我讲述这个故事，毫无疑问，铁幕无法将上帝挡在一个国家之外，也无法将上帝挡在人民的思想和心灵之外。

那一年的11月，即1950年，就在我们抵达沃尔库塔之后，三位被判处苦役的修女也抵达了营地。沃尔库塔的数千名女囚犯并不在矿区工作，而是从事其他粗重的工作，这些修女被分配到一家工厂，为整个苏联北极地区的建设工作制造砖块。

我无法确定这些修女究竟是罗马天主教徒还是俄罗斯东正教徒。俄罗斯东正教会在革命前的俄罗斯确实拥有隐修院，但这些隐修院早已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迫害中被消灭，所以我相信这些修女可能来自乌克兰天主教地区最后的隐修院之一，或者来自鲁塞尼亚（Ruthenia）。

在沃尔库塔，这些妇女被称为veroiuschie或“信徒”，这个词适用于苏联的基督徒，她们仍然在秘密地过着个人的奉献生活，这与聚会于地下墓穴并躲避尼禄迫害的基督徒并无不同。

就在修女们第一次被押解到砖厂时，她们告诉工头，她们认为为共产政权做任何工作都是为魔鬼效力，尽管工头可能发出各种威胁，但她们是天主的仆人而不是撒旦的仆人，所以她们并不打算听命。

修会的会服被剥夺后，信仰成了修女们的护甲。她们准备好面对一切，以遵行她们的誓愿，她们坦然面对惩罚，这是非凡勇气的生动见证。她们日复一日地受到惩罚，包括吃到黑面包和馊掉的汤。但每天早上，每当被命令去砖厂、泥坑，或去干其他重体力活时，她们都断然拒绝。当然，这样的拒绝意味着她们注定要遭受更艰苦的磨难。营地长官被她们的顽固不化所激怒，担心这会对其他苦工产生影响，命令将她们穿上紧身的外衣。她们的手被绑在身后，绳子捆住她们手腕，穿过她们的脚踝并拉紧。通过这种方式，她们的脚被拉到身后，肩膀被向后和向下扭动，形成极度痛苦的姿势。

修女们痛苦地扭动着身体，但她们没有发出任何抗议的声音。当营地长官下令用水浇她们，使紧身外衣中的棉质材料收缩时，他以为她们会因受折磨的身体遭受这种压力而尖叫，但她们只是轻轻地呻吟并陷入昏迷。然后，她们被唤醒，束缚被解开。折磨又一次如期而至，她们被捆绑起来，但在无意识中，上帝的慰藉又一次保护了她们。她们在这种状态下被关押了两个多小时，但狱警们不敢让酷刑再继续下去，因为修女们的血液循环不畅，已经接近死亡。共产政权要的是奴隶，不是骷髅架子。他们把人一路运到沃尔库塔，并不是为了杀死他们，而为了开采煤矿。当然，奴工死不足惜，但只有在榨干他们多年的劳动成果之后才行。因此，营地长官的目的是继续折磨这些修女，直到她们同意去工作。

然而，营地长官最终无计可施了。于是他下定决心，必须让这些修女工作，不然他就得在工作期间杀死她们。他指示再次将她们分配到户外工作，如果她们仍然拒绝，就把她们押解到山丘上感受北极初冬凛冽的寒风，并让她们整天站在那里不动，看着其他女囚犯工作。她们经受了这种折磨。当短暂的北极白昼的苍白阳光终于出现时，人们看到她们跪在那里，狱警们走过去，以为她们冻僵了，但她们似乎感到轻松和温暖。

这时，营地长官下令摘掉她们的手套和帽子，让她们完全暴露在狂风中。在八小时的工作时间里，他们一直跪在那个多风的山顶上祈祷。在她们下方，正在为砖炉铲泥的妇女们正遭受着严寒的折磨。许多人抱怨说，尽管穿着所谓的保暖靴，但她们的脚还是冻僵了。傍晚时分，其他狱警上山去找修女，把她们带回营房，他们以为她们的耳朵、手和四肢都被冻伤了。但她们貌似毫发无损。第二天，她们又在风中跪了八小时，在远低于零度的气温下既不戴帽子也不戴手套。当天晚上，她们仍然没有受到任何严重的冻伤，仍然坚决地拒绝工作。然而，第三天，她们被押了出来，这一次她们的围巾也被拿走了。

这时，关于这件事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沃尔库塔地区的所有营地。第三天比我们在那个冬季所经历的任何一天都要冷得多，当这一天结束时，衣着单薄的修女被带进来时仍然没有丝毫冻伤的痕迹，每个人都在窃窃私语，议论上帝确实创造了一个奇迹。在整个沃尔库塔，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话题。来自其他地区的铁石心肠的内务部人员居然也找借口来到砖厂，偷偷地观望山上的三座人像。在山下坑道里工作的女人们交头接耳，紧张地小声祈祷。甚至营地长官也感到非常不安。就算不是信徒，他多少有些迷信，而且他看到那股力量的时候，就明白了那不是属于人世的力量。

到了第四天，狱警们自己也害怕这些女人似乎拥有的超凡力量，他们后来拒绝接触她们或与她们扯上关系。营地长官自己也不敢去命令她们上山。就这样，她们的祈祷没有受到干扰，而且还得到了惩罚性的口粮份额。四年后我离开沃尔库塔时，那些修女还在砖厂大院里，她们没有一人曾为共产政权做过一天的生产劳动。人们对她们充满了敬畏和尊重。狱警得到指示不去接触或打扰她们。她们自己准备食物，甚至自己做衣服。她们以自己的方式做着热心敬礼，看起来富有平安，心满意足。虽然身为囚犯，但她们的灵魂是自由的。在苏联，没有人像她们那样享有这样的信仰自由。

她们的榜样在沃尔库塔的数千名囚犯和狱警的心中灌入了怎样的宗教信仰，我无法描述。后来，当我作为内务部人员的更衣房杂役，有机会与一些比较强硬的苏联共产党徒谈论宗教时，无人不提起修女们的奇迹。每个人都带着疑惑的表情，询问我对这件事的看法。他们会说，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上帝怎么可能救这些女人于严寒之中呢？

我无法作正面解答，只以我自己的祈祷经验和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来回应。我对他们讲述我曾经如何从饥饿中获救，并告诉他们，显然修女们也通过祈祷寻获了同样的力量。又一个事实证明了上帝的力量是存在的，他们看上去为之感动了。

理性主义者徒劳地寻找对这样一个事件的解释。上帝在苏联北极荒原的那座山丘之上伸出了援手，通过这个奇迹把信仰带到了沃尔库塔。成千上万的囚犯在抵抗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受到了鼓舞。许多共产党徒也受了触动，他们内心深处对宗教信仰的渴望也因此被激发。

在沃尔库塔，为基督作见证的人不只有这些修女。令我惊讶的是，我了解到我们监狱的囚犯里有几位牧师或司祭。正如我先前提到的，有来自立陶宛的天主教司铎，来自乌克兰的东正教司祭，来自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路德宗牧师，一名犹太拉比，来自伏尔加河流域的门诺派长老、安息日会传教士、耶和华见证人，甚至还有一名摩门教传教士。这些人犯有一个相同的罪过：他们把上帝置于共产国度之前。

S神父，一位来自立陶宛的天主教神父，他和我是同一个作业班的成员，也是我的密友，他是这些上帝的勇士中的典型。他的司铎服饰被夺走了，穿着和我们相同的破衣烂衫，从事同样辛苦的劳动，和我们其他人一样推着同样的装有页岩的车皮，但他在某些方面与众不同。

沃尔库塔严令禁止囚犯谈论宗教、举行宗教仪式或阅读宗教文书。如果一个圣职人员或平信徒违反这些规则中的任何一条时被逮到，通常会遭受两个月单独监禁。这个惩罚并不轻。在最初的五天里，受害者会被关在一个寒冷的牢房里，有时会被脱得只剩下内衣。他不得不持续地来回踱步，以防止冻僵。然后在接下来的五十五天，他将在一个几乎没有取暖设施的小牢房里靠面包和水维生。

但事实证明，这种折磨的威慑力不足，于是，苏联当局在1954年3月加重了最初五天的折磨程度。他们会把囚犯押解到一个政治警察中意的刑讯室。在这里，他被允许穿上保暖的衣服，但会被锁链束缚在墙上，那种姿势压迫着每一片肢体，肌肉和神经都渴望从强迫的扭曲中解脱出来。同时，他只能得到正常面包配给量的30%和非常稀薄的汤水，因而饥饿很快就会加剧他的痛苦。按照常理，人在受到这样的折磨时，必定会死于肺炎，或因体力不支而崩溃，但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圣职人员死于折磨，也没有在这种虐待下精神失常或情绪崩溃，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沃尔库塔的几年中不只一次遭受这种虐待。

S神父，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是其中最无畏的一个。他在一次主日弥撒后被捕于立陶宛的乡村教堂，因为他拒绝在苏联的一个官方周年纪念日的讲道中赞美共产主义。他受到“蓄意颠覆国家”的指控，被判处十年苦役，然后被送入煤矿。即使在矿坑里，他眼中的热诚也像白炽灯泡一样，在他那尘土熏黑的脸上闪闪发光。他从未忘记自己是一名司铎，他的首要职责是在这个地方为天主托付给他的信徒提供牧灵服务，他是为矿井深处的众多苦役犯做秘密弥撒的司祭之一。

他将一块岩石用作祭台，将一个破旧的锡杯用作圣爵，用融化的雪水预备圣血，用一小块黑面包制作面饼，为他的教友举行弥撒圣祭，并分发圣体。他的教堂位于煤矿隧道的尽头，这里被熏得漆黑，尘土飞扬，由矿工们的头灯提供照明。许多司铎把一小瓶弥撒酒藏在身上，以便能在圣爵里用上仅仅一滴。为了保存这瓶酒，他们愿意承担任何风险。

有一次，我下到矿井的尽头，无意中看到那位神父在举行这样的仪式，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当时我听到隧道里有杂音，以为后方可能有一伙人在等待矿车装货，但当我走近，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到他们时，我意识到他们正在诵读祷文，并在身上画十字圣号。我可以看到穿着工作服的司铎，他在一个由两根木头钉成的十字架前举祭。隧道的高度几乎不足以供他站立，而信徒们跪在潮湿、泥泞的木板上。他们一起反复念诵祷文，声音轻微，简直就像司铎的话语产生的回声。

我心想，我在这里看到二十世纪的基督徒在聚会，共同朝拜天主，此情此景一定像极了第一和第二世纪罗马地下的烛光墓室。而这一次，试图在自己的帝国内消灭基督教和压制基督的教诲的人不是尼禄，而是斯大林和马林科夫。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们并不比罗马帝国的走狗更成功。

然而，在矿井中偶遇这位天主忠仆的人不只有我。有一天，囚犯中的一名战斗无神论者撞见了秘密聚会的立陶宛团体。立陶宛人通过小声传递口信来通报弥撒时间，每当弥撒时间到，他们会利用各种借口脱离矿场的工作。他们可以用上各种借口：故意弄坏铲子，这样就必须另拿一把。或者把电池从头灯里拿出来，故意排出其中的液体（苏联人发的是老式的湿电池），于是，头灯会变暗，这个人就得去储藏室再拿一个。有一些人干脆溜得无影无踪。在矿井的深处，监工不可能随时跟踪他们所有的人。用尽各种方法后，二十到三十个立陶宛人得以聚集在废弃的隧道尽头。

有一天，S神父正在带领教友们举行仪式时，那个信奉无神论的囚犯无意中碰见了他们。他勃然大怒，咒骂司铎，指责他以祈祷为借口，耽误了“他的”人半小时的工作，从而给其余的人增加了完成当日煤炭定额的负担。司铎没有理会他的辱骂，拒绝停止仪式。那人抓住一把铲子，并用它攻击司铎，把他从简易祭台前赶走。

那个无神论者立即遭到立陶宛人的围殴，他被赶回了隧道，并且在被追赶的过程中挨了一顿痛打。然而，当他们回来帮助S神父时，发现他的左臂骨折了，他们不得不将他抬出竖井，送去营地医院。他们说他是在矿场受伤的，但内务部的人没过多久就查明了事情的经过，神父的手臂刚刚装上夹板，内务部的人就来把他押解出医院。他被剥去衣服并关进寒冷的牢房，开始受罚。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忍受了左臂的伤痛和其它折磨，对此我们只能想象。但上帝保护了祂的仆人，使他撑过了六十个痛苦的日夜。两个月后，他回到了我们的营房，身体衰弱，苦难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但他的精神却一如既往地坚不可摧。由于缺乏适当的治疗，他的左臂落下了残疾，不能再被送回矿上工作，于是他被分配到我们的作业班，用他的那根完好的胳膊和肩膀推车皮。

他很快就在营房里为教友们做弥撒，听告解，并为个人提供咨询。我们尽可能让他的工作变得轻松些，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履行他的司祭职，不必像从前那样。他经常会和我一起把一辆又一辆装有页岩的矿车推上轨道。我们每隔三个月就必须上夜班，在漫长的白昼或黑夜中艰难地推动矿车时，我们会谈论宗教，用我们来到沃尔库塔后学到的俄语交谈。

在这种处境下所学习的语言，如果不经过正式的训练，是难以翻译宗教词汇的。例如，当俄罗斯人或立陶宛人说molit这个词时，他们可以向我们解释它的意思是“祈祷”。但当他们指着天空说，“Bog！”我不知道他们是指上帝还是天国。“嘎嘚”这个词经常能在俄语中听到（拼写为гад），意思是“蛇”或“爬行动物”（难怪乌克兰人起初对我的宗教信仰感到困惑！）我很难习惯称上帝为Bog，而在很长时间内，表达“信仰”和“信心”这样的抽象词汇于我是不可能的，因为俄语的复杂性使我难以找到正确的对应短语。尽管如此，我和S神父还是在工作期间中谈了很多关于属灵事物的问题。对于我和其他囚犯在德累斯顿忍受饥饿期间所体验到的祈祷之力，S神父感触颇深，他把我讲述的故事与他自己忍受寒冷牢房折磨的经历作了比较。总的来说，他赞同我们在祈祷时不应该祈求获释，而应该祈愿上帝的旨意实现。他认为，也许我们的被囚是有必要的，目的是向世界展示共产主义之恶，在上帝的计划中，我们的苦难可能是救赎世界的手段之一。

在我们附近工作的一位路德宗牧师是S神父最好的朋友之一。在沃尔库塔，教派或信理的差异比外面的世界要小得多。我们站在一起对抗共同的敌人，在我的脑海中，这位司铎与牧师的亲密友谊仍然是基督教乃至所有信仰在共产党徒迫害下团结一致的生动象征。

我当然知道S神父的名字，并乐意在这里公开他的名字，但这对他并无好处，因为他仍在沃尔库塔，在刑期结束之前还要待上很久。梵蒂冈知道这位英勇的司铎，当这个迫害所有教会的时代成为过往时，他将名留青史。作为一名司铎，非凡的英勇事迹为他赢得了特殊的善功，假以时日，S神父甚至可能会名列真福品。虽然如此，他的事迹仅仅是众多囚禁于苏联的司铎的典型，他们像圣保罗一样，在狱中继续传扬福音，劝勉信友。

在一个凄冷的冬夜，人们可以看见与我们相邻的营房外有一个偷偷摸摸的身影在颤抖。当探照灯的阴森光线照亮大院的铁丝网，映射在雪地上，阵阵寒风呼啸而来时，这个囚犯会来回走动，努力在零下的寒风中保持身体温暖。

一旦有苏联狱警向这里走来的迹象，他就会迅速返回屋内，等到狱警到达并进入营房时，除了发现一群工人坐在板铺上或房间中央的长椅上，一无所获。他们正在削掉靴子上的泥巴，缝制扣子，或开始闲聊。在后方的烘干室里，几个人正在挂起他们刚刚洗过的工作服。

狱警一离开，那个自愿望风的人再次到门口附近站岗，仿佛是出去抽烟或呼吸新鲜空气。如果狱警现在溜进营房，他会发现几分钟前还在忙着挂衣服的人正低下头跪着，而他们中的一个人正带领他们祈祷。今晚在沃尔库塔聚会的是铁丝网后的教会。这是苏联真正的教会，是基督教的一个枝系，来访的外国神职人员代表团都不会被允许见到他们。

他们被赶出家园，在北极的荒原过着奴隶的生活，但组成这个教会的圣职人员和平信徒富有献身精神，在这里播下了新的信仰种子，并生根发芽。组成它的各宗派就像矿区苦役犯的宗教背景一样多样化，东正教、天主教、犹太教、路德宗、浸礼宗、门诺派、摩门教、基督复临派——宗派之别没有多大意义。有时，实际上只有“两三人”以他的名义聚会，就像摩门教徒那样。在别的时候，会有四十个或更多的人参加同一场礼拜。在这个了不起的信仰共同体中，有许多来自俄罗斯和苏联卫星国的杰出宗教领袖，以及许多在共产党统治区发展起来的教会中最有奉献精神的男女平信徒，他们继续维持存在并于苏联的苦役劳改营举行地下礼拜。

我参加的这个铁丝网后教会的第一次礼拜，是由一位被驱逐出祖国拉脱维亚的路德宗牧师主持。路德宗的礼拜通常在烘干室里举行，如果狱警来了，人们可以迅速散去。大多数路德宗信徒来自拉脱维亚或爱沙尼亚，这些波罗的海小共和国于1940年遭到苏联入侵和吞并，尽管曾经有友好条约保证它们的独立。此外，许多来自东德的囚犯是路德宗信徒，还有一些来自伏尔加河流域的俄罗斯人，他们曾是旧俄罗斯福音路德教会的成员，这个宗教团体于1938年被共产党徒冷酷无情地镇压了。在我们营区的波罗的海囚犯中，有几位拉脱维亚的牧师。其中一位牧师会用俄语主持礼拜，这是我们现在的通用语。我们会在晚上聚会，除了周日，因为那一天狱警会特别警觉。他们每次都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举行礼拜，以避免形成易于发现的规律。每当一个拉脱维亚人走过来，随口一提：“你为什么不在半小时后过来？”我就知道那天晚上要举行礼拜，带上一些东西后，我就会去那里“洗几件衣服”。

礼拜以祈祷开始，然后是查经。由于这时我们在营地里没有圣经，所以牧师不得不凭记忆引用经文。有几位牧师对圣经相当熟悉，他们可以毫不迟疑地引用《新约》的整个章节，尽管讲的是我们所有人都不够熟练的俄语。查经结束后，我们会祈求上帝赐予祂的子民力量，直到获释的一天到来。然后是讲道，内容通常是劝告我们中那些可能在信仰上摇摆不定的人——有些人自问，上帝怎么会让我们都遭受这样的苦难，有些人难以确证自己的信仰，因为他们受到无神论宣传不断地狂轰滥炸。这样的讲道提醒我们，我们的苦难不是徒劳的，而是有助于将世界从共产主义和无神论中救赎出来。讲道之后，我们会唱一首赞美诗。我们不敢大声唱出来，而是在牧师朗诵歌词时，众人一起安静地哼唱曲调。

在我们共同祈祷的那宝贵的几分钟里，我肩上的重担被卸下了。当我们与我们的天父同在时，我们便是与永恒的教会同在，我们监狱的墙壁逐渐消失，直到化为乌有。我们与基督同在，虽然我们的身体被捆绑，但我们的灵魂是自由的。我们都冒着受到严惩的危险参加这些聚会，那些以往从不经常参加教会活动的人会放弃一切手头上的事情，不顾危险来加入我们。

当我们不时哼唱马丁·路德的伟大赞美诗，我们的灵魂感到无比舒畅，它的歌词如此适合我们自己的处境：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  庄严雄峻永坚强

上主是我安稳慈航  助我乘风冲骇浪

恶魔盘踞世上  仍谋兴风作浪

猖狂狡猾异常  怒气欲吞万象

世间惟他猛无双

我若单凭自己力量  自知断难相对抗

幸有神人踊跃先登  率领着我往前方

如问此人为谁  乃是万军之将

又是万有君王  自古万民共仰

耶稣基督名浩荡

就属灵信仰而言，路德宗是一个坚强的团体，正如他们在受迫害的岁月中早已证明的那样。今天，共产党徒发现他们的献身精神相比其先辈也毫不逊色。忠信的路德宗信徒在沃尔库塔不屈服于惩罚的威胁和无神论宣传的诱惑，表现出对基督信仰的热诚，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和挑战。

直到来自波罗的海国家的囚犯开始抵达沃尔库塔，这里才出现组织有序的礼拜仪式或宗教活动，他们人数不多，然而正是他们的榜样激励了乌克兰人、波兰人和俄罗斯人，所以很快在所有囚犯中都出现了宗教的大复兴。

这些路德宗牧师都是坚韧不拔的人。我想特别感谢一个人，在我困于沃尔库塔的日子里，他几乎一直和我住在同一个营区，经常带领我们做礼拜。他是拉脱维亚路德福音教会里加牧区的主任牧师保罗·罗森伯格斯（Paul Rosenbergs），一位出色的青年神学家和传教士，如今不幸死于共产党徒的统治下，加入了殉道者的行列。

保罗·罗森伯格斯的生活和工作反映了数百名沦为共产党俘虏的新教圣职人员的生涯。他出生于1906年，是著名的里加旧圣马丁教堂的牧师彼得·罗森伯格斯牧师之子，他在学生时代就显示出巨大的潜力，并跟随他的父亲从事圣职。他于1931年受按立，此后写了几本以神学为主题的书，其中《基督教知识人手册》尤其在大学圈子里引起了轰动。在35岁时，他被任命为里加牧区的主任牧师和拉脱维亚路德福音教会的最高委员会成员。

保罗·罗森伯格斯是一位杰出而可敬的圣职人员，婚姻幸福，育有四个子女，但在1944年，悲剧发生了。在1940-1941年苏联短暂占领拉脱维亚和1941-1944年德国占领期间，他业已证明自己是基督教和正义的无畏捍卫者。他首先被纳粹逮捕，因为他公开抗议对犹太人的迫害。但由于他在路德教会中的地位很高，德国当局不敢把他送进集中营，最终释放了他，让他重返讲道台上。

当战局转为对德国不利，前进中的苏联军队再次逼近拉脱维亚时，人们敦促罗森伯格斯牧师加入拉脱维亚人的流亡大潮——他们在1940年的上一次占领中尝到了苏联人迫害的滋味，正在离开这个国家。这位年轻的牧师知道苏联的统治者是多么痛恨组织有序的基督教。他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短暂占领里加期间被红军监禁，并被送往监狱，1919年死于伤寒症。然而，保罗不久前才被召叫去为他父亲曾经牧养的教堂——圣马丁教堂服务，尽管他的姐夫理查德·扎林斯牧师（现在是纽约市拉脱维亚路德福音教会的牧师）和他的其他家人正在离去，但他决定与那些不得不留守的教友们在一起。

在他担任圣马丁教堂的牧师仅八个星期时，1944年9月至10月，苏联秘密警察突然逮捕了他，指控他从事反苏活动。一年后，他被判处十年苦役。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被残酷地逐出牧师住所，与成千上万的其他拉脱维亚爱国者一起被流放到苏联的“新土地”——西伯利亚。

1950年，在我到达前的一段时间，罗森伯斯牧师被押送到沃尔库塔，作为煤矿工人服苦役刑。虽然他因繁重的劳动瘦成了皮包骨头，但他似乎总是有时间为人们做个人咨询和祈祷。美国全国路德宗大会（The National Lutheran Council of America）在最近对他的赞誉中引用了几位在沃尔库塔和我们一伙的东德囚犯的话，称他是“理想的圣职人员，从未失去他的信仰”，“助人脱离绝望的救星”。对于这些赞誉，我只能大声说“阿门”。

对于我们每一个认识他的人来说，他的信德的确是一种激励。据最近获释的人报告，罗森伯格斯牧师在离开沃尔库塔的前夕被杀害。他显然死于刑事犯（blatnoi）之手，他们对政治犯的不断骚扰是集中营中最恶劣的罪行之一。

牧师是在1955年圣诞节遇害的，就在我获释后将近一年。他的十年刑期已经全部服完。营地管理员给了他几百卢布，这是他应得“工资”的余额，他打算去西伯利亚与他的妻儿团聚，他先前收到了他们的信。那天晚上，他走访了所有的营房，向他的教友们告别，并在各处停驻，讲了些鼓励的话和并祈祷了片刻。他甚至停下来向一些年轻的刑事犯告别，也许，正是这个行动造成了他的遇害，因为刑事犯知道，他在离开营地的前夕，口袋里可能有一些钱。他离开了自己的营房，说要去向一位朋友告别，那是一位曾经担任教师的德国人，住在大约半英里外。

保罗·罗森伯格斯未能见到他的朋友。第二天早上，他的遗体在谋杀现场被发现，位于在营区内距大门几百英尺处。作案动机似乎是抢劫：他用于购买前往西伯利亚的火车票的卢布不见了。悲哀的是，他所热爱和服侍的人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尸体被一辆苏联卡车运走，与其他躺在冰冻苔原上的无名死者一起埋葬。他的家人等了这么多年，却再也见不到他了。

在敬佩和感激之余，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保罗·罗森伯格斯的牧师生涯中最辉煌的事迹不是在战前拉脱维亚的写作、讲道和教学，而是他在铁丝网后领导教会，成为一名传道者和基督教道德的鲜活典范。

在过去的几年间，整个文明世界都涌现出一种强劲的宗教复兴精神。即使身在沃尔库塔，我也能真切地感受到这股精神：那里有出于宣传目的发放给我们的苏联报纸，我可以透过苏联编辑的报道来了解世事的动向。我时常看到新闻提及一位名叫葛培理的美国福音派人士，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宗教“迷信”复兴。

葛培理牧师被描绘成华尔街反动利益的工具，但这件事如此重要，乃至苏联人认为有必要提到他。在西方国家举行的各种教会会议也受到了嘲笑和谴责。当然，整个版面都是关于匈牙利的敏真谛枢机（Cardinal Mindszenty）、波兰的维辛斯基枢机（Cardinal Wyszynsla）和其他教会人士的消息，苏联卫星国的共产党徒通过虚假的审判将他们监禁起来。《真理报》（Pravda）或《消息报》（Izvestia）上不时有社论发表，警告年轻人不要去教堂或参与其它宗教仪式，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宗教复兴的浪潮一定已经波及苏联。

甚至在沃尔库塔，复兴的迹象也显而易见。有些生来从未参加过教会服侍的人，也在引导下归信基督。在得知红色中国的“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取得“胜利”时，我们十分紧张，因为我们先前听说共产党徒占领南朝鲜的企图被挫败了，当我们听到莫斯科电台指责美国人使用细菌战，并对美国军国主义发出歇斯底里的批判时，我们担心一场全面的世界大战可能随时会爆发。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可能意味着我们所有人将迎来末日。尽管如此，有些囚犯非常憎恨苏联人，实际上他们求之不得。

当人类处于我们的境地，意识到他们在生活中拥有的一切都可能被夺走时，就会迫切需要一块坚固的磐石以便于立足，还需要一些砖瓦，无论风暴多么凶猛，都能使他们屹立不倒。因此，在沃尔库塔，信仰复兴的条件已经成熟，不久我们便在那里实现了这样的复兴，在这个饱受战争困扰的世界中，我们与其它地区的复兴是同时进行的。

这场复兴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浸礼宗信徒们。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的浸礼宗是该国真正的基督新教徒。俄罗斯东正教是礼仪主导的，它强调对圣人和圣母的敬礼，在许多方面与天主教相似。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的神学和教理则与拉丁礼天主教和圣公会非常接近。然而，苏联的浸礼宗是一个没有礼仪或庆典的福音团体，与美国的新教教会相似。他们在神学上奉行高度的基要主义，相信对圣经的严格解释。不言而喻，他们在共产主义体制下遭受了巨大的迫害，尽管如此——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们在红色政权的统治下似乎越来越坚强。如果算上集中营里的数千人，今天那里的浸礼宗信徒可能比1917年革命时还要多。

沃尔库塔的浸礼宗信徒主要来自伏尔加河流域的德语区，但也有不少是乌克兰人，还有一些来自“俄罗斯母亲”。此外，由于他们热衷于传福音，浸礼宗在所有民族群体中都获得了皈依者。尽管没有为这些皈依者施洗的设施，但他们先成为浸礼宗团体的成员，正式的洗礼留待以后进行。他们一般在晚饭后立即举行崇拜，营地的礼堂是食堂的一部分，有时他们会选在礼堂的舞台幕布后面活动。建造这个舞台的目的是播映共产主义宣传片和开展灌输式教育。在“劳动节”和“十月革命节”等共产主义节日，这里会有强制观看的节目。但事实证明，这些宣传话术是徒劳无功的，结果舞台如今很少有人使用，并为基督徒的秘密活动提供了理想的掩护。

这些宗教活动非常重视圣经，它们很像我家信奉基督复临派时我在底特律听闻的礼拜活动和祈祷会。虽然在营地里有几位浸礼宗牧师，但我们的营区里没有。然而，我们的团体有几位训练有素的平信徒，他们能够发挥领导作用。为了避免被察觉，每周的活动都在不同的夜晚举行，除此之外，还有在食堂里公开举行的非正式查经班。就在我们进食的时候，一群人聚集在用餐区域后方的一个角落的桌子旁，其中有一两个人看似在闲谈。只有当你走近并拿着盛有盐和黑面包的锡盘坐下时，才会发觉到他们正在谈论圣经的一个段落。当这些领头人凭自己的理解谈论圣经故事或评说基督的教导时，其他所有人都会安静地坐在那里用餐。我们没有圣经，但是这些人对他们所讲的经文烂熟于心，所以就算没有圣经我们也能维持活动。那些听讲的人绝不会盯着讲话的人看，所以这个情景会对狱警产生误导效果。

如果一个新转来我们营房的囚犯表现出兴趣，浸礼宗的信徒就会邀请他到正在谈论宗教的桌子旁，通过这种方式，许多人第一次接触到了基督的话语。这些囚犯有很多来自俄罗斯或乌克兰的一些地区，那里根本没有教堂，他们从未有机会了解经文，也许仅仅通过道听途说了解过一些。他们起初不愿意冒险参加营地禁止的活动，然而，当他们发现主在那里为他们准备的盛宴时，便会渴望了解更多，而不是在餐桌上随便聊聊，不久后他们就成了常客。

我在沃尔库塔目睹的浸礼宗信徒对于传福音的巨大热情，使得共产党徒很难压制这个存在于苏联的教会。浸礼宗信徒的崇拜不需要教会建筑，也不需要受过按立的牧师来主持仪式。只要存在一个浸礼宗信徒，很快就会发展到两个，只要有两个，迟早就会发展到四个。布尔什维克通过逮捕和肃清莫斯科圣统制，将许多消极的、顺从的人安插到莫斯科牧首府的职位上，成功控制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共产党徒严格筛选了所有进入东正教神学院准备从事圣职的青年，但他们从未能对浸礼宗故技重施。从某种意义上说，浸礼宗信徒是革命者，好似激进时期的共产党徒，只不过他们的革命是基于基督，而不是基于马克思。共产党徒对他们的存在感到不安。他们囚禁了成百上千的浸礼宗信徒，但他们无法根除苏联的浸礼宗，当浸礼宗信徒被判刑或流放到苦役劳改营时，造成的唯一结果是使浸礼宗教会在这些劳改营和受害者的目的地建立起来。

每当我听到苏联人宣传苏联的宗教自由时，我都会想到苦役劳改营中成千上万的政治犯，他们获罪的主要原因，往往也是唯一的“政治”原因，就是相信上帝，并在圣经的教导下活出基督徒的样子，以这种方式来崇拜祂。

苏维埃国家对宗教团体不加区分：它的目标是消灭所有宗教团体。虽然路德宗、浸礼宗和天主教的信徒在沃尔库塔对组织地下教会活动最为积极，但较小的团体也决不会轻易屈服于迫害。

例如，我回想起那里的一位年迈的门诺派长老（Bishop）和他的教友在苏联所遭受的苦难。这位长老负责发放工作服，他被选中担任这项工作是由于上了年纪，也因为他以坚定不移的诚实而享有盛名。对那些年轻的刑事犯来说，他有点过于诚实了，他们发现，如果试图贿赂他给刑事犯多发一批衣服，他们会一无所获。但是，尽管刑事犯们发出威胁和怨言，主还是保护了他，恶棍们从未动过他一根毫毛。显然，即便是刑事犯也对他一丝不苟的公平作风抱有敬意。在沃尔库塔，这位门诺派老信徒最厌恶的一项生活规定是强制剃须，因为他的团体的宗教原则要求蓄须。他的胡须在他被捕时被强行剃光了，而他的官方证件照显示他的胡子是刮干净的。内务部规定，如果囚犯身份照片中的形象中留有胡须，他必须将胡须修剪成被捕时的样子。如果他在照片中的形象刮干净了胡子，那么他在监狱里就不能蓄须。这一做法显然是为了防止蓄意出逃，为大多数警备力量所采用。然而，那位长老一直在抱怨这件事，他觉得营地当局不准许他蓄须是在针对他，因为我们营地里实际上有一位满脸胡须的乌克兰东正教司祭。

由于这位门诺派长老在服装部门工作，他差不多认识我们营区4500名囚犯中的每一个人，并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兴趣。他似乎无处不在，总是乐于向人提供安慰和建议。他经常和我谈论美国的宗教生活。多年前，他的数千名门诺派同胞从德国和苏联移居美国，在那里他们成为“宾夕法尼亚德裔”（Pennsylvania Dutch）农民中的主要群体，他迫切想要了解这些社区的情况。我只能对他说出我所了解的情况，谈起他们的欣欣向荣，以及该宗派被他们居住地的其他社群所尊重。

长老曾是伏尔加河流域的一名骆驼商人，因为在俄罗斯南部，道路状况相比马可波罗时代变化不大，亚洲骆驼仍是几乎不可或缺的。他在俄罗斯的教友在苏维埃政权统治下遭受了剧烈的打击。大多数俄罗斯门诺派信徒是农民。他们因其农业技能而闻名于世，这也是为何他们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时代受邀移居伏尔加地区。可是，纵然他们的生产力很高，苏联急需他们生产的粮食，政治局当局却不能准许一个基督教社区在国家支持的无神论下与世无争地生存下去，于是下令将农场集体化，并解散门诺派社区。许多男子被驱逐到西伯利亚和俄罗斯北极地区从事强制劳动，妇女则被强迫在工厂工作。其余的人被驱逐到苏维埃突厥斯坦的“新土地”。

尽管他的教友遭遇了可怕的命运，但这位门诺派长老并没有怨天怨地。虽然被迫为共产党徒工作，他却把自己的首要任务定为帮助他人。营地条例规定，囚犯只有在旧衬衣或旧外套变得破烂不堪时才能得到一件新的。一般来说，我们每六个月就获得一件衬衣。然而，长老知道我们在地表的工作人员所面临的严寒，所以在判断我们的衣服是否太薄时，他的判定标准颇为宽松。他提醒在矿井下工作的其他人，暖空气被压到了下方，尽管矿井下很冷，但比地表要暖和。长老对衣物管理条例的宽松解释使我们中的许多人避免了严重冻伤。

这个营区里还有另外几位门诺派信徒。他们无法安排正式的礼拜活动，但每个工人每隔十天可以休息一天（1953年沃尔库塔罢工后，改为一周一天），长老将这一天用于休息和探访。由于他总是在服装供应室附近，他们很容易与他见面并一同祈祷。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维持了积极的属灵生活。他们的家园毁灭了，他们的社群分散了，他们的家人陷入贫困，他们的前方或许是无尽的奴役岁月，但他们仍然保持了对上帝的信仰和信心。

在库房里协助长老的是另一位老人，一个摩门教徒。他们也受到无情的迫害，因为对摩门经的信仰起源于美国人约瑟夫·史密斯的追随者，而且“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国际总部位于犹他州的盐湖城。因此，除了因其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外，他们还被怀疑是积极的亲美分子。

皈依摩门教等于被共产党徒判处无期徒刑，但我注意到，这一小部分人宁愿放弃世俗的自由，也不愿意放弃对基督的信仰和他们心中的基督后期启示。在我们的院子里只有少数几个摩门教徒，但他们在休息日子里总是会聚在一起默想和祈祷。

耶和华见证人是我们营地的另一个小团体。这个教派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美国。除了因宗教信仰和可疑的亲美倾向而受到严重迫害外，他们还因宣称绝对的和平主义而进一步招致苏联领导人的不满。他们不承认“地上的国度”，只承认上帝的国度。在美国，他们教派的成员不会向国旗敬礼。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苏联，那些不愿意举起手臂对着锤子和镰刀敬礼的人，会有什么下场！

与门诺派和摩门教的情况一样，俄罗斯的耶和华见证人作为一个团体，几乎完全处于铁丝网之后。其中一位年事已高的人（苏联人在驱逐异己群体为苦役犯时，既不考虑年龄也不考虑性别）在我们的院子里负责望风。他设法为其他耶和华见证人在更衣房或营房里提供职位空缺，以便保持其宗教社群的完整性。他们试着每夜祈祷和聚会，但必须显得像一群坐在木凳上聊天的老人一样随意。

还有一个团体起源于美国传教士，即基督复临派。在知晓我是基督徒后不久，有人问我属于哪个宗派。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我在营区参加过路德宗和浸信会的活动，试图参与一切奉吾主之名而举行的聚会。我不得不做出解释：我早先脱离了宗教，不能算作任何宗派的成员，尽管我的父亲曾经是一名基督复临派传教士。

不久，有人邀请我参加“三号矿山”基督复临派的聚会。他们在14号营房聚会，与营区中心有一段距离，他们大多数人居住在那里。我一到那里，他们问我是否听说过该运动的创始人艾伦·古尔德·怀特夫人，令他们高兴的是，我不止一次访问过密歇根州的巴特尔克里克（Battle Creek）——他们宗派的诞生地。

基督复临派团体的领导人是一位银匠，在矿区的机械部门工作。他以擅长为勺子和其他物品雕花而著称，并且经常与那些想让他修饰烟盒或烟斗的狱警发生冲突。他自觉地反对吸烟和饮酒，这是他的信仰所要求的，无论贿赂、哄骗还是强迫，都无法说服他去做任何与吸烟或饮酒有关的事情，他认为这些都是恶习。自然，苏联狱警无法理解良心原则这种东西，尤其是那种意味着自我否定的原则，他们对他纠缠不休。

银匠成功地赢得了周六作为休息日，这一天也是他的安息日，而且他从未像那些争取周日休息的人那样被集中营当局调查过。只有公开的无神论者才会获准在周日休息。

另一个定期聚会活动的是乌克兰的东正教团体，他们既在营房里，也在矿井下活动。并非所有的乌克兰人都有宗教信仰，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宗教受苏联野蛮迫害得几乎绝迹的地区长大的，这种迫害是革命后不久的特征。其中一个人告诉我，在他的家乡有许多东正教堂，其中两个现在被征用为车库，另一个被用作机械车间，第四个被征用为战时弹药库。他告诉我，共产党尤其乐意把教堂征用为乌克兰的弹药库，因为他们知道乌克兰的地下组织不愿意炸毁自己的教堂建筑。他的父亲在战争中遇害，他回忆说，当遗体被放进墓穴时，一个穿着司祭长袍并套有平民外衣的人现身，那人讲了几句关于上帝和他父亲的话。但是，由于我的朋友是在讲授无神论的学校长大的，他当时并不确定这位司祭所指的神是不是斯大林！这是他在被捕前与宗教的唯一接触。

随后，他在沃尔库塔遇到了那位“地下”司祭。他在秘密举行仪式时被逮捕，并被判到矿区做苦工。这时我的朋友已经从我这里听说了耶稣，现在他又从那位冒死在他父亲的葬礼上祈祷的司祭听说了这位救主。不久之后，那位司祭就接受他为地下教会的成员。

我们营地里的东正教徒在他们的祖国业已受到如此之久的恐吓，在监狱里遭受了如此悲惨的待遇，因而不像拉脱维亚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那样富有抵抗精神。他们不经常在一起举行礼拜，尽管有一个团体在矿区深处的一个废弃的煤矿坑道里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教堂至圣所，那里有一些用于跪拜的木板，还有一座安置有十字苦像的祭台，这尊做工粗糙的十字苦像是用裁剪下来的罐头皮制成的。

乌克兰人举办宗教活动时使用乌克兰语，但在聚会结束，他们回到自己的铺位时，又开始讲俄语，并说起俄罗斯方言土语中各种常见的污言秽语。我不明白他们怎么能一会儿朝拜上帝，一会儿谩骂上帝的名字，尽管他们解释说，这些语句绝不能按字面意思来理解。

路德宗信徒中有不少人来自拉脱维亚和东德，还有一些来自爱沙尼亚，他们一般在本民族的人中组织宗教活动。虽然依据集中营的惯例，要尽可能地打散单一民族的团体，以便使囚犯难以形成任何有组织的抵抗，但爱沙尼亚人成功地组建了一个完全由他们同胞组成的工作团队。由于他们的祖国放宽了规定，他们获准从家里收到比其他团体更多的食品包裹。这对他们的饮食补充虽然不多，但至关重要，他们是一个健壮的群体，足以在矿井下完成他们的生产定额。顺带一提，生产定额是每人每天17吨，而不是美国民谣中所唱的16吨。

爱沙尼亚人发出诉求：由于他们都很健壮，而且操着同样的语言，如果准许他们在同一个作业班中合作，他们能够相处得更好。由于营地管理者急于完成自己的定额，他们同意了。事实上，爱沙尼亚人十分健壮，足以在7个小时内完成他们的定额，而非8个小时。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爬出矿井，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休息一小时，这样一来，他们就有时间在矿井下一起举行宗教仪式，由他们的一位爱沙尼亚牧师用本民族语言主持。

正在进行的宗教活动如此之多，显然我们无法使每次活动都密不透风。尽管采取了预防措施，我们偶尔还是会被打个措手不及。一天夜晚，我参加路德宗的礼拜时，突然被打断了。整整一队狱警正在对我们营区的囚犯营房展开系统性的搜查，正如他们时常所做的那样——没收所有的信件、纸张、书籍、文具与其它任何可能让苦役犯联络外界的东西，以及贿赂苏联的自由工人走私得来的违禁品。除了囚犯身上的衣服，几乎所有的个人财产都被夺走了。顺带一提，这也是为何他们禁止我们保留任何日记，除了我们脑海中的那些无法磨灭的日记。

那一夜，我们提前得知将有这么一场搜查，但由于狱警仍在另一座营房里，与我们尚有一段距离，我们期望在他们到来前完成礼拜。然而，他们跳过了其他建筑，在我们预计的时间到来前大步地走了进来。我们在最后的祈祷中途解散了聚会，然后努力表现得好像只是在一起聊天。

然而，他们开始对我们搜身，并在其中一个拉脱维亚人的口袋里发现了一本圣经，那是他利用家里的食品包裹偷带进来的。他们还在其他人的口袋里发现了宗教小册子。他们发现我们有许多人来自其他营房，便猜测正在举行某种宗教活动，并要求我们说出活动的主办者。我们拒绝透露路德宗牧师的身份，于是，营地长官惩罚在场的每个人在次日做两小时的额外工作。

这看似并非一个严厉的惩罚，但是，当我们完成每日例行的推车或挖煤的工作回来时，又累又饿，仿佛经历了一场漫长的行军。正值初夏时节，狱警们决定让我们清除营房和院墙之间长出的杂草。这是一项枯燥乏味的工作，但他们站在我们面前，强迫我们干活。有几个囚犯并未参加礼拜，只是碰巧坐在营房的那个角落里，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透露路德宗牧师的身份，甚至非信徒也是如此，他们与我们一起伏在地上割着杂草。

尽管如此，许多狱警对宗教持有宽容甚至友好的态度。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如果一个苏联狱警独自在营地巡逻，遇到我们一群人跪地祈祷，他通常会若无其事地路过，我们可以确信他不会向上级报告，但如果两个狱警一起巡逻，他们肯定会将这件事上报。他们都不相信同行者不会报告，于是争相告发囚犯。如果其中一人没有上报，他可能会加入矿场的劳动者行列。

有一次，就在浸礼宗信徒在餐厅举行聚会时，营地的一位高级管理人员突然走进餐厅，发现了我们，并且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们胆战心惊，因为浸礼宗的宗教活动经常公开举行，几乎每天都有，而且这种事态已经被狱警上报。实际上，事态已经到了如此地步：每当狱警发现任何形式的宗教聚会或没收宗教文书时，即便对方是来自立陶宛的天主教徒，他们都会嘲笑一声：“浸礼教徒！”（Babtisov）但这一次，虽然那位主管亲眼看到了我们，却无人将此事上报。我越来越确信，这些苏联人中有不少人敬佩囚犯坚持信仰上帝的勇气，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也想加入我们的行列。

不久之后，我就相信，苏联人民，包括被囚禁的共产党徒，对于福音和信仰的熟稔程度，甚至超过了自由世界中最乐观的基督徒所敢于期望的程度。

“你愿意去楼上工作吗？”

这个问题为我开启了一扇通向新机遇的门。回顾我在沃尔库塔的经历时，我惊叹于自己在那里养成了循规蹈矩的习惯。上帝派我去苏联执行的计划正在一步一步地展开。

矿井下的一名工头向我发出这个询问，他解释道，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去更衣房当一名杂役。

我求之不得！不仅因为我已经在矿井里待了一年多，也因为更衣房位于矿井通风口，是“苏联自由人”下井工作前更换衣物的地方。与这些人交谈的机会似乎是我探索之旅的最后一站。我的信仰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考验：我有过宛如奇迹的经历，我还发现不少苦役犯极其渴望上帝。现在，我将遇见并认识苏联的自由人，与他们谈论上帝，并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

这是在1953年2月，我在沃尔库塔已经待了两年半。在最初的十四个月里，我负责推动载有页岩的矿车。然后在1952年1月，有关方面宣称我身体状况良好，可以下矿工作了。我被分配到矿区运输作业班，把装载完毕的矿车顺着狭窄蜿蜒的隧道运到升向地面的升降机里。

“我们这里没有自动转辙器，美国人（Amerikanetz），”作业班的工头告诉我，他把我送上第一列装满煤炭的小车，我将把它们运到升降机井。沃尔库塔的煤炭位于冻土之下的斜面煤层中。煤层有两三英尺厚，几百码长，每层相距三四十英尺。首先要打一个竖井，然后挖出蜿蜒曲折的隧道进入不同层次的煤层。地心引力将装满煤的矿车送入升降机，在那里它们被两两提升到地面。然后，一列空车被推回采掘场，在那里，矿工们侧卧在狭窄的煤层中钻孔，接着在爆破后将煤铲出。

随着煤炭采掘的深入，必须逐步用坑木来支撑矿顶。坑木原本应该每隔两英尺就安装一个，但快速挖出煤炭能带来更大好处，所以苏联人不断地偷工减料。于是，塌方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而且以下情况发生过不止一次：我们接到及时的警告后逃入安全地带，与此同时，不堪重负的坑木开始像火柴棒一样发出断裂声，成吨的岩石从隧道顶上落下来。

我的工作是站在长长一列矿车的保险杠上，以硬纸板头盔上的探照灯来照明，当我看到前方有一个打开的转辙器时，就跳下矿车，把它拉向另一边，然后再返回车上。有时，如果我没有及时完成这项工作，矿车将驶入错误的轨道，导致碰撞或连环撞车，我就会把身体紧紧地贴在矿壁上，祈求自己不会被压死。

有一天，就在我的车头即将通过一个转辙器的时候，我看到转辙器断开了。我跳下车，伸手握住并拉下转辙器，直到车头的后轮通过之后才松开手。每有两对车轮通过，我都要重复这个动作。如果我不这样做，矿车就会脱轨、翻车，把我压在成吨的煤和页岩下。我拼命地祈祷，来回拉动转辙器，最后在30辆车皮经过后合上转辙器。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疏忽，我就会被切断手指或被脱轨的矿车压死。经历了这样的险境，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上帝之手一定在保护我，否则我不可能毫发无损地活下来。

现在我将被调配到更衣房杂役的工作岗位上，我将那里每次值二十四小时的班，休息之后再值班二十四小时。在漫长的值班过程中，有很多可以闲聊的时间，特别是值夜班的人到更衣房来打发半小时的闲暇期间。这使我有机会与那些在无神论主宰的社会中生活了35年的人讨论哲学、政治和宗教。

矿区所有的重要岗位均由“苏联自由人”负责，他们来沃尔库塔工作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刑罚。他们担任工程师、电工、升降机操作员、工段长和工头。反之，无论囚犯有多大能力（例如，我们中有一个人，曾是列宁格勒大学的数学教授），他们在监狱里只配做一般劳动。囚犯受到蔑视，苏联自由人对于他们的称呼是rab，字面意思是“奴隶”。一个刚洗完澡的苏联工程师经常这样称呼我，他命令我在地板铺设白床单，供他在上面行走。

尽管他们态度专横，但总的来说，他们是一群受过教育、聪明、相对年轻的苏联人。他们来到沃尔库塔，不仅是为那里的工资相对较高（共产党徒引入了一些资本主义的手段，比如奖金），也因为受到理想主义的激励。许多人出身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建设苏联的理想——特别是开发她蕴藏的北极资源，鼓舞了他们。

虽然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条件高于苏联的平均水平，但我认为可称他们为整个苏联的典型，因为他们几乎来自苏联领土的各个部分。我也遇到了苏联女性，她们每周都会来更衣房洗澡，因为构成“沃尔库塔自由城区”的公寓是拥挤不堪的豆腐渣工程，没有洗浴设施。

任何想理解当今苏联宗教状况的人，都必须首先了解，在这么一个政府的统治下发生了什么：这个政府四十多年来一直否认上帝的存在，教唆它的儿童说，基督教是一种落后的、与进步的科学思维不相容的迷信，它还把覆雨翻云的国家政策当作道德的唯一标准。根据我对我在沃尔库塔认识的苏联人生活的观察，我可以说，这种做法造成了可悲的后果。

我的见闻对于西方世界的人来说难以置信。描述苏联的真实道德状况而不加以批评是相当困难的，然而，如果我们想知道为什么苏联人民渴求更美好的生活方式，我们首先必须知道他们一直以来是如何生活的。

从事更衣房杂役的工作后，尽管相信这是上帝交给我的工作的一部分，但我对于每天密切接触苏共党员的生活琐事，还是不时觉得反感和难以为继。

第一件震惊我的事是语言。环境使然，我们不能指望在矿井里始终操持礼貌用语，特别是在一些机器出故障时，或被指派去做尤为令人不快的工作时。在这些情况下，说任何语言的人都会发出咒骂。但是，听到苏联的专业人员、工程师和监工发出同样的咒骂，而他们的妻子甚至会说出更难听的语言，这对我造成了深深的震撼。

“你得学着像我们一样讲俄语，约翰尼！”我经常听到工友们这样说。但我说不出口，我相信，后来我之所以能取得“苏联自由人”的些许信任，是由于他们出于惊奇的敬重，因为我没有在自己的日常言谈中穿插污言秽语。有些人说我的俄语讲得很“优美”，实际上因为当时我还在为困难的语法而烦恼。

我寻思，他们所表达的意思是，我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说俄语而不吐脏字的人。我明白他们中的一些人羞愧于自己的粗俗，因为他们为此百般争辩，并一再解释说他们的谩骂并不能按字面意思来理解。

苏联人所使用的粗鄙语言，仅仅是一个背弃了基督教及其道德教导的民族内在精神衰败的第一个外在表现。无神论在任何社会中必然招致的另一个后果，则是两性关系败坏。据我观察，它对个人关系和人类社会的基本机构——家庭的稳定性，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内务部人员和工程师每天在换班时，围坐在更衣房里交换新闻和绯闻，我无意中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能够详细地了解他们圈子里的一切动向。这个房间是北沃尔库塔的新闻中心。当然，这里发行了一份供苏联居民阅读的报纸，但它主要用于宣传——关于党的领导人讲话的报道、五年计划的经济统计表、关于共产主义哲学的冗长社论，以及偶尔的严重警告，即某某同志被人民法院裁定犯有消极怠工或蓄意破坏罪，已被判处长期苦役刑。个人的生活，除了偶尔的晋升或解雇通知，在苏联报纸上没有任何位置。在这么一个圈子里，关于个人生活的消息是经由口头传播的，而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沃尔库塔的私生活情报交流中心。

人们不能肆无忌惮地违反黄金律（Golden Rule）或背离十诫。我无法详述这些苏联人及其家人的个人悲剧，这些悲剧的发生主要归咎于个体道德标准降低。自由世界中的一些人宣称，他们希望生活在一个实行“性爱自由”的社会中，并以“进步”的态度取代源自圣经的落后道德。人们容许那些自由的不可知论者或怀疑论者诽谤教会的工作，试想在这么一个社会中会发生什么：当教会被摧毁，不存在比朝令夕改的政策更高的标准，没有上帝，只有极权主义的国家！

桃色新闻是更衣房里的主要话题。在苏联，结婚和离婚都是简单的民事仪式，尽管共产党徒显然对轻易离婚导致的家庭生活恶化和年轻人的成长问题感到不安，最近，他们使离婚裁定比1917年革命后的最初年代更困难了。不过，只需要男女双方已经同意不再一起生活，苏联法院终究会做出判决。

婚姻只不过是一纸民事合约。新人在结婚仪式上不会说“上帝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也不会说“至死不渝”的誓言。这就消除了婚姻的神圣性，以及缔约双方庄严地互托终生的义务感，婚姻不被视为在上帝面前订立的盟约。家庭生活中最庄严的时刻，即二人藉由婚姻而结合，对于这些不信上帝的不幸之人来说，仅仅是去拜访一个繁忙的市政厅，那里有一个百无聊赖的、不堪其扰的办事员摊开一个供人签字的登记簿，并收取手续费。

尽管苏联人对此不屑一顾，并且称自己的行径为“现代主义”，但在这一类问题上并非毫无个人情绪。对于共产党理论家所颂扬的“性爱自由”的解放，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会轻易将它适用于自己的妻子。

有一次，更衣房里传出了笑声，这与我们的首席电气工程师有关。他在沃尔库塔已经工作了大约两年，有一个孩子和一个妻子——至少沃尔库塔的每个人都以为她是他的妻子。然而，有一天，人们发现他在职业生涯的早些时候，在列宁格勒从事研究生工作时，曾经与一个同学——一个已经成为采矿工程师的年轻女子结婚了。她去了斯匹次卑尔根岛，这是一个远在北冰洋的岛屿，二战期间苏联人在那里挖过煤，但他们迟迟没有被拥有该岛的挪威驱逐出去。我们的首席电气工程师不再指望与她重逢，并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又娶了一位妻子。有一天，他得知他的结发妻子已经调任到沃尔库塔，并且要来和他一起生活。他到车站去接她，试图将一切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但她没有心情听他的解释。

公寓里的邻居们热切地注视着，工程师的发妻大步走进公寓，让第二任妻子收拾东西走人。第二任妻子从未听说过发妻的事，便拒绝了。于是，那位发妻发起了一场激烈的搏斗，要把第三者赶出家门。两个女人像老虎一样在公寓里和街上打斗，她们打得牙齿脱落，试图挖出对方的眼睛，还撕下一把头发。最后，这场血腥的家斗以来自斯匹次卑尔根岛的妻子获胜而告终，她接着开始殴打她的丈夫——他在搏斗中谨慎地作壁上观。落败的第二位妻子带着伤痕，泪流满面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带着她的孩子乘火车去了莫斯科。

更衣房里的苏联人觉得这件事是一个可以用于取乐的话题。这是在毫无生气的沃尔库塔发生的少数生动活泼的事件之一。那位懊悔不已的同志将会怎样与他的工程师妻子过家庭生活，男人们对此浮想联翩。我不断想象，那位惊呆的、被驱逐的第二任妻子带着她的孩子乘上火车，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沉闷之旅，那个孩子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他的父亲了。她将何去何从？如果没有受过专门的培训，她将不得不在工厂里干体力活，还要在某个拥挤的公寓里与他人合租一个房间，而她的儿子则会沦落到一所公立幼儿园。

无神论共产主义所倡导的“性爱自由”，与该体制为“革新”社会而提出的大多数其他教义一样，都是一个巨大的骗局！我一再目睹它是如何导致家庭不和，有时甚至造成终生不幸。

有一天，我们的一位年轻的监工宣布自己结婚了。他和那个姑娘在他们的小公寓里同居了大约六个月，一天晚上，他们二人邀请朋友们做客，宣布他们当天在民事登记处结婚了。朋友们都很高兴，拿出几瓶伏特加来庆祝。不会有人感到尴尬，因为这对夫妇只是将既有的关系正式化。事实上，同居的人宣布结婚，对他们的朋友来说往往是一个惊喜。在这种情况下，正式结婚可能意味着男女间的爱意足以使这种关系永久化并养育子女，或者女方已经怀孕，但不想把孩子交给国营孤儿院抚养。

这个年轻人和他的妻子都是狂热的共产党徒，出身于共产主义青年运动，他曾在该运动中担任领头人。他们都是从14岁开始参加青年营活动的。成立这些苏联青年营的目的不是娱乐，而是让年轻的“志愿者”干重体力活，在劳动力短缺的地区收割庄稼。在这种氛围中，性约束明显松弛，许多私生子都是在这种夏季青年营的偶然结合中出生的。苏联为这些儿童提供了国营孤儿院，在那里，儿童摆脱了所有的家庭生活影响，被培养成热心和具有奉献精神的共产党徒。有不少内务部特工是从这种国营孤儿院的毕业生中招募的。他们除了效忠于国家，既没有任何人际纽带，也没有对上帝或家庭的忠诚，没有任何法则可以阻止他们执行国家安排的任务。

当一个青年娶了一个献身于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姑娘时，他并不指望新娘的贞洁。他知道她可能曾与她在运动中遇到的其他青年有染。然而，即便共产主义容许这种行为，这样的纵容可否增加男方对女方的尊重？答案是否定的。性关系之混乱破坏了幸福婚姻所必需的持久爱情的基础。

许多苏联人沉迷于借酒浇愁。普通苏联人所挣的钱不足以支持他们时常饮酒。然而一旦手头有了足够的钱，他就会喝得烂醉。而且苏联人总是越喝越多，因而酗酒正在成为他们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证据就是共产党徒的媒体上对酗酒造成的生产损失发出越来越激昂的警告。苏联人完全无法理解我对节制的看法，尽管我尝试解释这是个人道德原则的一部分，和拒绝谩骂没什么两样。我转而质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在必要时不只喝上一两杯，而非要喝得烂醉如泥。他们无法理解我的观点：有节制的饮酒比酗酒无度更可取。在他们看来，饮酒的目的就是为了喝醉，只要喝醉了，他们周围的世界就会焕发出一种令人愉悦的光芒。这是一种暂时摆脱周围严酷现实的方法，他们对此没有道德上的顾虑。

在苏联，年轻人所目睹的这种放荡和纵欲的风气，当然会导致青少年犯罪，其程度显然已经开始令共产党领导人担忧。儿童从年幼的时候就学会了欺诈。大多数家庭的生活十分艰苦，如果孩子们能通过小偷小摸从国营商店获得一些贵重物品，他们的父母也不会斥责他们。毕竟，他们“只是在偷政府的东西”，这种心态并不独在苏联才有。

更严重的是，儿童在学校里受到这样的教育：他们必须时刻警惕“反动分子”，而且必须举报任何发表反共言论或行为可疑的邻居，哪怕这可能牵连到他们的双亲。孩子们也明白，在苏维埃体制中获得晋升的方法就是无情地摧毁阻碍你的人，并在犯错时巧妙地将责任推卸给他人。当今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难免会变得心狠手辣和鲜廉寡耻，他们终有一天会接管这个国家。

然而，如果恶俗的风气真的“流行”开来，我将更加担忧苏联的未来，特别是在沃尔库塔这样的地方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诚然，苏联人被自由而轻浮的性生活、酗酒、小偷小摸、泛滥的污言秽语和各种粗俗行径所吞没，但他们无比渴望更美好的事物。

今天，苏联人民接受福音的时机已经成熟，究其原因，正如与罗马帝国的异教徒愿意听从圣彼得的宣讲一样。耶稣基督的福音能为他们带来一些新鲜事物，这些事物远比他们现在缺乏灵性和希望的生活方式更为美好。会有很多苏联人回应基督的消息吗？我相信，当我在沃尔库塔的更衣房里工作，置身于共产党徒之中时，我已经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美国人（Amerikanetz），给我们讲讲你们那富有的美国工人吧！”

更衣房里传来阵阵笑声，一个魁梧的内务部人员在洗完澡后用毛巾轻快地擦拭身体，与我展开了一场你来我往的对话。这些人对于和美国有关的传闻非常感兴趣。虽然他们经常嘲笑我的回答——特别是在其他共产党徒在场的情况下——但他们不厌其烦地向我提出的问题表明，对于共产党媒体不断发表的有关美国失业、种族骚乱和黑帮活动的失实描述，他们产生了严重的怀疑。而美国人生活中最令他们感兴趣的是宗教。

向他们解释我们的灵性生活是一件难事。他们可以理解美国的工业成就：汽车和浴缸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即便我谈起底特律在大萧条后的情形——我在1938年离开那里，当时才14岁，那时他们会睁大眼睛，对普通工人所享有的富裕生活感到惊奇。当我告诉他们，普通的装配线工人可以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去上班，并且拥有一间附有庭院的房屋，里面安装了收音机、冰箱和洗衣机，还设有室内浴室，或许还有一座湖边的小别墅和一艘带艇尾马达的汽艇，这些事情对苏联人来说难以置信，但他们能够设法想象出来。毕竟，少数富有的工业管理者和党政官员——苏联的新精英阶层，其生活水平已经能与普通的美国产业工人相媲美。

但宗教和美国生活中无形的灵性价值却更难以解说。就在我总算向苏联人说清了基督教对我的意义，以及基督教道德准则对社会的意义时，我看出这番话对他们的震撼有甚于我对美国物质财富的描述。

为了让他们相信我所言非虚，我试图在他们中间活出基督徒的样子。他们时时刻刻都在观察我的一言一行。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为吾主作见证的绝佳机会，因为这些人的年龄几乎都不到40岁，换言之，他们是在1917年革命后成长起来并接受教育的，被灌输了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旧社会，由于文盲率很高，人民穷困潦倒，只有少数家庭拥有圣经。共产党徒没收并烧毁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所有圣经，劫余的少量圣经也已经使用得破旧不堪，被上了年纪的持有者谨慎地藏匿起来。

在学校里，学生们受到这样的教导：耶稣是一个犹太神秘主义者和宗教狂，由于激进的言行而遭到罗马当局处决。他死后，罗马帝国接管了对他的崇拜，用作麻醉工人的鸦片：向他们承诺死后会在一个想象中的精神世界获得赏报，以补偿他们在人世遭受的苦难。学生们受到告诫，无论是对这种宗教迷信的信仰，还是参加它的仪式，均构成反苏活动。

受过教育的工程师和内务部国安人员对基督教的了解程度不过尔尔。他们见识过的宗教仪式，无非是有人偷偷地对着他们某个亲戚的棺材焚香和洒圣水，或在坟墓上撒上祝圣过的泥土。他们嘲笑这完全是过时的迷信。也难怪他们问我为何相信这些“无稽之谈”，因为我看上去聪明又年轻。既然宗教仅仅是一种迷信，他们从学校里无处不在的无神论宣传中看不出宗教有任何意义。他们知道他们的社区没有尚在运作的教堂，信徒是清一色的老人，便倾向于认为基督教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而消亡的东西。以无神论为主题的讲座，如同众多持续不断的共产主义的陈腔滥调那样，从他们的左耳进去后，又从右耳出来。他们并不真心相信战斗无神论——他们根本就毫无信仰可言。

当我们在深夜值班时围坐在更衣房里，我可以看出，他们得知以“登山宝训”为代表的耶稣教诲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内容之一时，其态度在逐渐转变。当他们第一次听到耶稣的一些言论时，表现得好像目睹了奇迹的儿童。当他们了解到世界上存在爱、信任、诚实、理想主义等理念时，便开始渴求这些理念。而我遵循这些教诲所展现的细微言行也令他们刮目相看——例如，尽管我有很多偷窃的机会，却从来没有从更衣房偷出他们的物品。。

而且，我确实在执行主的诫命“爱你的敌人”（太5:44），我猜想他们对此印象深刻。当然，他们明白我被带到那里并不是因为苏联人爱我，而且他们同样确定我是他们的朋友。我越是了解这些人，就越喜欢他们，我们的关系也愈发亲密，他们绝非我的敌人，而是与我同为苏联体制的受害者——虽然他们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但我感觉到这样的想法也开始在他们的心灵中萌生。

共产主义似乎是不由自主地去弥补其灵性价值不足的缺陷，并试图使自身变成一个宗教，创造自己的福音、先知、圣史、信徒、异端、狂信徒，乃至（暗地里的）怀疑论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其先知；马、恩的著作是其福音；列宁是其首席司祭，1953年我开始在更衣房工作时，斯大林仍是无可争议的“现世主神”。但是，共产主义“宗教”在满足人们的灵性需求方面一再落败，导致今天苏联的“宗教”氛围充满了幻灭感。在斯大林去世时的更衣房里，我作为旁观者观察到“现世主神”的去世对终身信奉共产主义的人所造成的影响。他们欢呼雀跃，真诚地为他的离去而感恩，而不是哀悼。后来斯大林的罪行曝光，他被自己的党谴责和诋毁的时候，人们几乎毫不震惊，斯大林的接班人一个接一个倒台的时候，人们也见怪不怪了。

甚至在他们自己的阶层中，也出现过一些残酷又不公正的事例，这必定使他们不再抱有幻想。例如，我们有一位年轻的主管，他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共产党徒和熟练的爆破工程师。有一天，矿井的某处出了故障，爆破没有按计划发动，矿上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他的错。他上到煤层中检查原因，然后大声发出警告，救了其他几人的命。他自己未能在爆炸到来之前到达安全地带，被炸死了。尽管他已经死了，却成了当局的替罪羊，因为他们不承认自己的过失：他们称引爆延迟为“蓄意破坏”，并称那位自我牺牲的工程师为“叛徒”，是在蓄意破坏矿井的过程中把自己炸死了。

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在营区里散步，目睹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幕：那位工程师的年轻遗孀和七岁的儿子在泥泞的路上艰难跋涉，拉着一架儿童板车，车上载有一口粗陋的松木棺材，里面装有孩子父亲的遗体。这是国家对忠诚服务的奖赏，也是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诸多惊人案件之一。

我的朋友们对基督教的兴趣之浓厚，令我大吃一惊。有一些波罗的海国家的囚犯，其家属将圣经藏在食品包裹里寄给他们，狱警时不时扣下圣经，并把它们交给内务部。有一天，我发现内务部人员并未销毁这些俄文圣经，而是在阅读它们。于是我和一个负责清扫内务部房间的老囚犯攀谈，问他能否给我一本圣经——我曾经看到这本书在书架的上层。他礼貌地拒绝了，说他不敢乱动圣经，因为内务部人员肯定会发现它不见了。“那无所谓，”我反驳说，“如果他们发现它不见了，他们会以为它已经被扔掉了。”

“那是你的一厢情愿，诺布尔，”他严肃地告诉我。“他们很清楚自己有几本圣经。他们有时会在晚上来这里，趁着他们以为没有外人注视的时候读这些书。我可不敢冒这个险。”

如今回想起来，我想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读这些圣经。众多囚犯的信仰令他们困惑——这样的一种信仰，哪怕是迫害也无法将之消灭。他们已经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搞错了，怀疑上帝究竟是否存在。他们觉得，必须亲眼看看那本在铁幕后遭禁最严厉的书中究竟写了什么内容。

无论直接原因是什么，事实是内务部人员，即苏联秘密警察中冷酷和固执的核心人员，在夜里悄悄溜进那个房间，读起了圣经。西方世界的基督徒能否意识到这意味着苏联终将皈依？我们难道不能从这件事上认识到苏联人灵魂中的灵性饥渴有多深沉？

苏联人和其他民族一样对爱有着深刻的需求，但在眼下，爱只会在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特定阶段表现出来。我总是被苏联人的舐犊之情所震撼。在这片充斥着刻薄、不信任和投机主义的土地上，这是一个伟大的人类品质。每个苏联人，无论他们的心肠多么冷酷，都会在夏季花很多时间与孩子们在户外玩耍。我相信，这些人之所以如此喜爱孩子，并乐意陪伴他们，是因为孩子是天真无邪的，毫无诡诈和欺骗之心。孩子的微笑是真诚的，孩子的感情是发自心灵的，而且不会试图掩饰内心的反应。

除了涉及儿童的领域，苏联社会并未给爱留下一席之地。“党的路线”是建立在仇恨之上的，对旧沙皇制度的仇恨，对托洛茨基异端的仇恨，对西方资本家的仇恨，对持不同政见的铁托的仇恨，对其他国家和其他意识形态的仇恨。不间断的宣传每天将仇恨灌输给人民，然而他们渴望爱！他们不是禽兽，而是人类。他们心中有一些比组织化的仇恨更美善的东西。

据我观察，苏联体制的最大弱点是没有满足苏联人民的灵性需求。无论它业已在物质领域为人民取得了什么成就，或者在将来可能实现什么物质成就，人民都不会满足于盲目地拒斥上帝。苏联人民渴望得到一种使自己折服的信仰所带来的安全感，这种信仰基于上帝的永恒价值，基于人类热爱同胞的天性。

我值夜班正是在夜深人静之时，在此期间，我与苏联人在更衣房里讨论宗教，能够发现我关于基督教的回答产生了效果。我可以看出，他们的灵魂渴望得到唯有基督才能提供的生命灵粮。具有这种饥渴的不局限于我在沃尔库塔遇到的苏联人。有一次，我们矿区的总工程师在拜访莫斯科的亲戚后，向我询问宗教问题。他是一个热诚的共产党徒，他向我坦言，他惊讶地看到教堂里挤满了参加礼拜的人，参礼的青年数量尤其引人注目。他对我说，他可以理解老人要去教堂，因为他们是在旧社会的迷信影响下出生的。但他接着说，青年明明具备受过良好共产主义教育的优势，却冒着危害前途的风险去参加教会活动，在他看来这是毫无意义的。他找到我，问我认为那些教堂究竟对青年有什么吸引力。

我答道，这些青年正在基督教中寻找他们在无神论共产主义中找不到的人生意义。他们在寻找对彼此的爱，对于诚实和人类灵魂之永恒价值的尊重。他们在寻找基督，并通过祂寻求救赎和救恩。工程师为我直言不讳的回答感到恼火，但也为我的话而心烦意乱。他不得不承认，这些青年一定是在教会中找到了有价值的事物，否则他们不会冒着失去晋升机会的风险去那里。他明白了，宗教不会像他长久以来所相信的那样，会随着老一辈的去世而消亡。

苏联体制一直试图以流水线的方式来打造出一批二十世纪的异教徒。但显然，理论家们在某处打错了算盘。根据我与共产党徒的讨论，我敢说他们的失败恰恰就在于此：基督教在本质上优于无神论，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只要基督的福音在这个世界上传播开来，它总是能打败它的对手。它征服了古罗马的异教，接着使占领基督教罗马的异教野蛮人皈依，它将伪神从俄罗斯的古老草原上扫除，在现代，它正排除万难，在亚洲和非洲赢得数百万人的灵魂。在今日之苏联，凡是基督教传扬之地，共产主义的现代异教就会像沃尔库塔的坚冰一样在仲夏的骄阳下消融。

在我获释前的近两年时间里，每个周三的夜晚，有一群美国人在密歇根州底特律郊区林肯公园的一个小教堂里为我祈祷。当我在5000英里外的沃尔库塔劳作时，他们正在恳切地为我祈求上主，这些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人，只知道我是查尔斯·诺布尔失踪的儿子，并在每周的常日礼拜中为我祈祷。

家父被遣返后的首个复活节的早晨（他在东德监狱滞留了七年后，于1952年7月4日获释），他去寻找一个可以加入的日出礼拜。他碰上的第一场礼拜是在一个属于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的白色小教堂里，这是一个福音派小团体。我的父亲心情沉重，因为他与我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魏玛和一群囚犯一起，那些人被判处长期苦役，将被运往苏联。对于他后来提出的所有诉求（或要求获得我的音讯），苏联人只朝着美国当局摆出一副无动于衷的面孔，并声称对我的下落一无所知。

在1953年的复活节清晨，父亲悄悄进入教堂，当众人唱着复活节的欢乐赞美诗时，他的情绪高涨起来。他后来告诉我，突然间，他确信我安然无恙。他的信心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就在此时，我意外地从矿区的危险岗位被调到了更衣房工作。

主持那一场日出礼拜的是底特律圣经学院的查尔斯·肖教授。礼拜结束时，他注意到我父亲眼里闪着泪光，便走到他面前，向他打招呼，并问他是否有烦心事，他和他的团体可以为他代祷。当我父亲告诉他，自己失踪的儿子约翰身陷共产党徒的苦役劳改营时，肖博士邀请他回来参加这里的平日祈祷会。我父亲听从了他的话。依照习惯，他们问我父亲是否可以讲讲他的见证。

“当我们聆听查尔斯·诺布尔讲述他在共产党监狱中的经历时，”肖博士在后来写给我的信中写道，“我们众人都意识到，我们面前的这个人受尽了苦难，但他坚信上帝会应允人类的祈祷。”

“当他告诉我们，他的儿子约翰尼仍被关押在苏联某地，三年来杳无音信时，”肖博士继续说，“约翰·诺布尔沦为共产党徒的阶下囚，这一事实构成了对我们的信仰和祈祷的挑战。我们在每周三夜晚都为他祈祷，那些牵挂他的人则每天都为他祈祷。我们急切地关注一切可能揭示约翰尼下落的消息。几天、几周、几个月过去了，我们仍然在祈祷。诺布尔先生从未动摇过，他坚信约翰会回到我们身边。”

正如肖教授所言，纵然时光飞逝，他们没有放弃祈祷。怀疑论者会说，在一个遥远的美国教堂里，这一小撮基督徒竟指望通过祈祷来撼动强大的克里姆林宫，多么愚不可及！毕竟，共产党徒之所以继续关押我，是因为我知之甚多。指望这样一个囚犯能活着获释，无异于痴人说梦。然而，这个小团体继续祈祷，他们的队伍经由肖教授在圣经学院的学生而壮大起来。正如他所说，我的被掳对祈祷的力量构成了挑战。

同时，在沃尔库塔，我们也有了新的希望。事态似乎有了转机。随着斯大林在1953年3月死去，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在宣布斯大林之死的公告出来后，一位在斯大林暴政下生活了29年的老囚犯，跪地发出感叹：“感谢上帝！仍然有谁在关心受苦受难的人！”他说出的正是我们所有人的心声。在4月和5月间，新的领导人格奥尔基·马林科夫许下和平与繁荣的承诺时，我们等待自己的处境得到改善。苏联人确实开启了一项改革。他们借用了一种资本主义的激励手段：如果我们达成生产目标，他们会向我们支付一些卢布作为报酬。1953年6月18日，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东德的工人们起义了！他们扔下了手中的工具，开始罢工。甚至《真理报》也没有试图掩盖                                                                        

大罢工的严重性。

紧随其后，暴动席卷了沃尔库塔! 在我的另一本书《我在苏联服苦役》（I Was a Slave in Soviet Russia）中，我已经详细地解说了沃尔库塔罢工期间发生的一切，这是有史以来苏联苦役犯发动的第一次起义。简言之，我们拟定了一份诉求清单，包括重审所有政治犯的判决，释放所有确证无罪的人，并为所有已经服刑十年及以上的人减刑（我本人已经服刑八年）。几天来，苏联人惊异于我们的大胆主张，于是发起了谈判。他们曾经试图用枪来摆平我们，就像他们自1917年光荣的“工人起义”以来对所有矿区或工厂的罢工所干的那样。当苏联军队向我们开火时，我滞留在行政楼里，拼命用墙体来掩护自己。当我望向大门时，目睹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景象：许多红军士兵，甚至一些内务部特工都故意抗命，不愿向手无寸铁的罢工者开火。一名士兵固执地将他的冲锋枪对着地面。随着一声咒骂，一名军官从他手中夺过枪，径直向工人们开火。

苏联人面临自己队伍中可能出现的哗变，对继续进行屠杀犹豫不决。他们撤退了24小时，以便试用其他手段，在这一天内，我在沃尔库塔参加的所有宗教仪式中，最令人动容的是为两名牺牲的罢工领导人举行的宗教葬礼。其中一人是立陶宛人，名叫马赫内维丘斯（Machnevicios），另一人是我不认识的乌克兰人。从前，对于成千上万的死者，根本不允许举行任何仪式。现在，木工作坊的木匠们为这两位牺牲的英雄打造了精美的棺木。遗体被并排摆放在院子里，1000多人跪地祈祷，一位乌克兰司祭庄严地唱诵追思祷文，这是这个不毛之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公开的基督教礼拜仪式。仪式结束后，人们在停灵处排好队，每人都往棺木里扔了一枚硬币——乌克兰人告诉我们，这是他们故乡的一个古老习俗。

我们现在推举出了一个罢工委员会来对付苏联人。这个小组包括一位列宁格勒大学的前教授、一位勇敢的波兰人——他代表所有外籍囚犯发言，还有一名圣职人员——一位长着红胡子的俄罗斯隐修士。众所周知，正如我提到过的那些修女一样，这位隐修士多年来一直在抵抗共产党徒，直到折磨他的人决定让他自生自灭。他住在另一座营房里，严于律己，不参加任何工作。共产党徒不许任何人与他交谈，而他为了自己的同伴的缘故，变得沉默寡言。岁月和苦难使他的面庞变得苍老，但在对莫斯科派来仲裁罢工的马斯林尼科夫将军（General Masslennikov）讲话时，他的双眼却炯炯有神。他使用了争锋相对的语言，仿佛是对撒旦在地上的代表讲话。这位年迈的隐修士如此雄辩地要求为我们平反，使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谴责英王乔治三世的暴政时所说的话。我希望他的慷慨陈词能留存下来供后人追忆。

马斯林尼科夫摆出了谈判的姿态，但在1953年8月1日上午，他丧失了耐心，再次动用了机枪。这一次，他挑选了精锐的共产党卫兵，他们能够在接到命令时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火。在罢工失败之前，他统共杀害了1000多人。

然后，又有7000人被逮捕。仅在我们的营区里，每十个人中就有不止一个被捕，总共四百人。至少有2000人被公开处决，其他人被捕后被送往西伯利亚东部，据说他们在那里遭到了清算。只有少数人被加判了重刑，被押解到别的各种劳改营。少数回来的人中，就有那位留着红胡子的隐修士。所有在与马斯林尼科夫将军的会议上为囚犯发言的人中，只有他在大规模逮捕后回来。

苏联人又像以前一样，严格地把他单独关在营房的小角落里。我不知道他有什么能力让苏联人如此敬畏他，但他是一位“信徒”，苏联人越是不与“信徒”（Veriuischii）打交道，反而越开心。“信徒”具有这么一种力量，甚至连内务部人员都敬畏不已。

现今罢工彻底失败了，我们的工作条件随之恶化，而不是得到改善。在罢工期间，数百名以前从未祈祷过的人加入了我们的祈祷。他们仅仅是为了祈求罢工成功。现在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便埋怨上帝没有回应他们的呼声。

苏联狱警对我们的监视更加严密，难以举行礼拜活动。有好几个星期，甚至我们的浸礼宗聚会也停止了。这是一个考验我们信仰的时刻。当事情没有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发展时，坚忍是多么困难，理解事情必将在上帝的良辰吉日到来之际有所好转，又是多么困难！

在遥远的美国，人们为我所做的祈祷似乎也未获得回应。自从家父第一次去参加复活节礼拜以来，整整一年过去了，他仍然没有收到我的任何音讯。他试图要求国务院为我开展进一步的调查，但是遭到了拒绝。华盛顿的官员说，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以证明我在苏联人手中，他们也无能为力，因为苏联人否认扣留了我。

肖教授使一名密歇根州的众议员对我的案子产生兴趣，他就是共和党人阿尔文·F·本特利（Alvin F. Bentley），在1952年当选议员之前，他曾经是国务院的外交事务官员。本特利先生在共产党徒占领匈牙利时在布达佩斯履职，并在1949年判处天主教领袖若瑟·敏真谛枢机终身监禁的那场臭名昭著的审判中担任美方观察员。本特利先生对共产党徒的手段有着第一手的了解，虽然我父亲不是他的选区（奥沃索地区）的居民，但他同意向白宫提出我的案子。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做这件事，1954年3月1日，三名波多黎各恐怖分子在美国众议院的旁听席上拔出枪来，朝着议员们乱射。

五名议员中枪倒地，其中伤势最重的是本特利议员，他恐怕无法活过当晚！在林肯公园教堂和全国各地，人们为他的康复祈祷。第二天早上，他已濒临死亡。众议院的牧师伯纳德·布拉斯坎普博士探访了他。

据说，牧师问道：“让我们一起祈祷，好吗？”

“好的，”议员轻声说，“但让我们首先为那些开枪的人祈祷。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凭借这种不屈不挠的基督徒精神，本特利议员度过了鬼门关，并在几天后近乎奇迹般地痊愈了。

与此同时，就在1954年3月的同一个星期，虽然我的家人不可能知道，我们这些囚犯又收到一个坏消息。从沃尔库塔的劳改营总部传来指令，命令所有身体健康的人去从事重体力劳动，未从事这类劳动的人将立即被重新分配到相应的岗位上。劳改营当局还决心摧毁苏联自由人和囚犯之间的“友好关系”。转瞬之间，我被从更衣房调到了29号矿井的岗位上，我的工作是把木材从车皮上卸下来。沃尔库塔以南100英里处是乌拉尔山脉的森林。在那里，一队又一队的苦役犯不停地砍伐树木。原木被拖到铁路支线上，然后装上车皮，顺着长长的线路运到沃尔库塔，在那里被切割成用于支撑矿井隧道的坑木。原木被装载上列车，煤炭从列车上卸下。有时，当我目睹送入矿区的木材数量和送出来的低品质煤炭时，便会思考苏联经济究竟能否通过这样的资源交换来获利，但苏联政府并不担心其广袤森林的枯竭之类的问题。

这项新的劳动任务是我在十年牢狱生活中所承受的最艰难的工作。我们三四人抬起一根木头，把它从木材堆里推出来，这是最纯粹的苦力。只有最年轻和最强壮的囚犯才能胜任这项工作，而我已经过了30岁生日，在低于常人标准的饮食条件下生活了9年，身体状况远不如从前。在更衣房内温暖、潮湿的空气中呆了好几个月后，室外的严寒几乎令我无法忍受。我被分配到了夜班，即便在四月，气温也会降到零下40度。风雪如同鞭子一样抽打着我们的脸，使我们目不能视。当我们抬起沉重的原木时，我们的大衣袖口会从手套的末端落下，我们的手腕会因为暴露在外而冻得红肿。

1954年复活节到来时，我的处境似乎又一次变得令人无比绝望，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被过度劳动和营养不良击垮了。每根骨头都疼痛难忍。我在沃尔库塔所服的刑期还不到四年，而服满11年对我而言仍是遥遥无期！

我不断地祈祷，就像乔治·克罗利的那首伟大的赞美诗《上主之灵歌》（Spirit of God, Descend Upon My Heart）中的歌词：

教我知觉主  常在我身旁

助我心灵  奋斗之苦担当

能杜疑端  能平无知反抗

有求未应  依然耐心盼望

学会忍受未获应允的祈祷是一件难事，但是，在最黑暗的时刻，如果我们的信仰根基深厚，我们仍会信赖上帝。

如同北极的暴风雪在午夜太阳回归和天气转暖之前最为猛烈一样，在这个非常时刻，我即将获得一个契机，得以向自由世界送出我的第一个信息。

就在我运送原木时，午夜的太阳再度升起，解冻的春季来临了。斗转星移，冰雪消融，北极的小花竞相开放，整个苔原都染上了色彩。春季的到来预示着我在沃尔库塔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5月初，我祈求了近9年的机会来了，为此我已经等候多时，终于能将信息传递给外界。沃尔库塔关有不少德国囚犯，他们中的一些人获准给家里写信，这是在前一年东德的血腥罢工之后所得到的一个小小的让步。

我寄出了一张怪异的明信片：上面签有另一个人的名字，写给我在儿时称作“叔叔”的人，落款是“诺布尔侄儿”。但它达成了目的，最终寄到了我的父亲手中，他认出了我的笔迹，终于获得了可以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证据。后来，1954年6月30日至1955年1月之间的第一个星期，我在波特马的遣返营里又寄出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有我的真名，收信人是我在德国的一位阿姨。她自然把它转寄给了我父亲，而且寄给我一包食物。然而，当她的慰问包裹寄达时，内容物中最重要的不是食物，而是她附上的我父亲的照片。据此我终于确信，他已经获释了，而且安然无恙。

父亲早先曾经从一个间接来源得到过关于我的消息。一位名叫霍默·考克斯（Homer Cox）的美国陆军士兵，他在东柏林被苏联人逮捕，然后在沃尔库塔被当作“间谍”服了很长时间的刑，并于1953年12月意外获释。我不时通过营地的秘密情报网了解到沃尔库塔的其他美国囚犯，显然，秘密情报网也向考克斯传递了关于我的消息。他在获释时告诉报社记者，在沃尔库塔有一个名叫诺布尔的“英国囚犯”。英国一家主流日报的供稿人针对此事展开了调查，得出的结论表明那个人就是我。一个朋友给我父亲寄去了英国报道的摘要。

而现在，将近一年后，我的明信片寄了过来，它使我的家人能够为我争取到美国国务院的行政支持。

离开沃尔库塔的兴奋之情是难以言表的。1954年6月10日，我像往常一样坐着吃咸鱼、卷心菜和黑面包，监工突然走过来告诉我，我马上可以离开营地了。我的第一反应是，他肯定是在讲一个拙劣的俏皮话，但他不是那种爱说笑的人，于是我前去拜访送来这个消息的营地长官。果然，消息是真的：第二天早上，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做好准备，在营地门口等待被接走。我从来没有祈求过获释，只是祈求主支持我直到重获自由的那一天。而现在，这一天仿佛近在眼前。

第二天早上，我依照指示站在营地门口，把剩下的私人物品装在一个小包里，看着其他囚犯开始一天的劳动。一名苏联狱警开着吉普车来接我。令我惊讶的是，我们在一英里外的另一个营区的入口处停下，又接走了两名美国囚犯。他们是威廉·马尔丘克（William Marchuk）和威廉·维尔丁（William Verdine），两名年轻的美国陆军士兵，据说是在越过分界线进入德国的苏占区后被捕的。他们作为“间谍”被判处长期苦役刑，但和我一样，意外地从沃尔库塔获释。

沿着漫长的铁路线前往莫斯科，路程长约1600英里，现在有两名内务部军官陪同我们。在这次旅行途中，我再次有机会亲身观察苏联人的生活。我惊讶于我们在每个车站遇到的乞丐数量之多。几个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人自称伤残的老兵，大声抱怨政府没有帮助他们，如果这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们是不敢这样说的。虽然我身无长物，而且营养不良，但这些人中有一些人的状况比我差得多，我给了他们几个我做苦力挣来的卢布。就在我施舍的时候，他们画了一个十字圣号，热情地说：“上帝保佑你！”当我看着他们走向车厢里的其他隔间时，我注意到他们每次接受施舍时都会做这个宗教手势。由此可见，在一个由无神论支配的社会中，慈善仍然被认为是与基督教有关的善举。

当我们接近莫斯科，基督教传统的另一个生动的象征出现在眼前，我们开始行经一些古老的城镇和村庄。在每一个地方，我都能看到俄罗斯东正教堂的圆顶尖塔。我不知道这些建筑是否仍被用于崇拜活动，但我认为重要的是，它们仍然矗立于此，而且共产党徒尽管敌视有组织的宗教，但从未敢于拆光宗教建筑或改变它们独特的建筑外观。在一个无神论社会中，天际线仍然由教堂的巨大洋葱状圆顶所主宰。

到了莫斯科，我们发现一个声势浩大的接待委员会正在等候我们，大约有20名内务部特工! 通往自由的大门尚未向我开启。相反，我们三个美国人被带到布提尔卡监狱，几天后，在重重戒备下被押解上火车，火车将我们送到位于莫斯科东南200英里的波特马的遣返营。

波特马是一个监狱中心，已服完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长期苦役的囚犯都会经过这里。在这里，我又一次学会了忍耐未受应允的祈祷，因为滞留期延长到了几周，然后又延长到了几个月，而在克里姆林宫的某个密室里，人们在争论究竟是该释放我们，或是将我们送回劳改营，抑或是将我们处决。

我相信克里姆林宫已决定将我们“雪藏”一段时间，指望希望美国的呼吁会平息下来。我确信，苏联的安全部门头子更愿意我一辈子被关押在这里，因为我目睹了太多的东西。另一方面，苏联的外交政策装模作样地对美国示好，目的是给1955年于日内瓦举行的重要首脑会议打下基础。我的命运将和其他在波特马的囚犯一样，并非取决于个人的善念，而是取决于莫斯科的计谋。

在波特马遣返营，南斯拉夫人出奇地多。他们的刑期早已结束，但在克里姆林宫与持不同政见的铁托元帅博弈时，他们被当作了人肉棋子。他们周而复始地等待着，不知道前方的命运如何。

自由的希望再一次破灭，这令我失望，但我并不怨恨。我可以看到上帝之手在缓缓行动。我已经从沃尔库塔和非人的劳作中被解救出来，并在波特马受到了保护，就像以前在东德的共产党监狱中所受的保护一样。我相信上帝现在会在这里保护我，并且安然地呆在监狱里，做好力所能及的工作，满足于等待上帝的良辰吉日到来，那一天我必将获得自由。

在波特马，有一群囚犯承受了异常深重的苦难。这些人是肺结核患者，由于再也无法从事任何有用的工作而被遣送回家。这些囚犯中的大多数卧床不起，并且在吐血。对许多人来说，自由来得太晚了，但其中的另一些人表现出顽强的求生欲望。尽管他们的身体虚弱不堪，自由在这种情形下似乎是虚无缥缈的奖赏，但他们满怀希望地期待着自由的到来，并决心活到他们作为自由人走出营地大门的那一天。

结核病患者很少受人关注。其他囚犯不敢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染上这种可怕的疾病。我坚信上帝会以某种方式保护我，并开始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来减轻他们的痛苦。我从厨房里拿了一些空的锡罐，供他们吐痰。每天清理他们的床铺并把这些罐子倒掉，都是繁琐的工作，但这些可怜人向我表达了感激之情，我便不厌其烦了。几天后，维尔丁主动来帮我的忙。我们一起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经常谈论圣经和对上帝的信仰，有一天他对我说：“约翰尼，你为我所做的事比我生命中的任何人都多。”

1954年圣诞节时，负责为营房收集木材的人带来了几棵小常青树，并在圣诞节时将结核病房装饰了一番。我们在波特马并未举行有组织的崇拜活动。监狱里的人员流动性很大，条件不允许我们结成必要的组织。但在圣诞节前夕，我们在结核病营房里聚会，唱了几首圣诞颂歌。然后，一位结核病患者站起来发表了一个小演讲，我们知道他已经病入膏肓，但他不肯让病情浇灭他的精神之火。他感谢了上帝，因为所有在场的人都设法又活过了一年，然后，对于我们给予肺结核患者的照顾，他用礼貌的语言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

身在苏联时，我见过苏联官员、苏联士兵、苏联狱友，但到达波特马营地时，我才见到一个克里姆林宫圈子里的人——N·K夫人，那位如今成为最高领导人和第一书记的野心家是她的前夫。我听说，戈尔斯卡娅夫人（她现在恢复了婚前姓氏）在西伯利亚服了8年苦役，刑期早已服满，却仍然处于关押状态。她认为其原因是，1954年底，作为克里姆林宫第四号人物的赫鲁晓夫正为了抵达权力巅峰而作殊死一搏，在此期间，他不希望她在身边见证自己的崛起。戈尔斯卡娅夫人在婚前曾是华沙和莫斯科的一名歌剧演员。她的嗓音仍然无比动人，偶尔会为我们献唱一曲。她说，她的丈夫受野心的驱使，除了自己的仕途，对于家庭或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他们的婚姻持续了多年，育有一对儿女，受到他人检举，有一天她突然被逮捕，并被判刑在矿区做苦工。就在同一周，尼基塔·赫鲁晓夫与她断绝了婚姻关系。

我得知，对于苏联现任领导人的私生活，人们噤若寒蝉。眼下被人称作赫鲁晓夫夫人的那位体态丰腴的妇人，是一位冷漠的农妇，很少抛头露面，也从不与外国人交谈。她和她的显贵丈夫几乎从不共同出现在公共场合。或许，哪怕是赫鲁晓夫也对自己的生活细节感到有点尴尬——至少在这方面，他应该为自己统治的人民做出表率。我相信，赫鲁晓夫的权力饥渴、自我炫耀和嗜酒无度，使他成为苏联人的象征，这么一个理想破灭的罪人，由于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罪过受到审视，便要废除对上帝的信仰，此人对于无神论并不抱幻想，正如任何国家或时代的敌视上帝的罪人一样，迟早不再会对自己的罪恶抱有侥幸心理。

作为一个外国人，在离开苏联之时，我对苏联人民的观察和认知强于多数有幸访苏的游客，我知道自己即将离开那片幻灭的土地。

前路漫漫，我还要等上很长时间才能前往西柏林。

1955年1月2日，当我准备离开波特马遣返营前往莫斯科时，除了囚衣，我仅有一件物品——一位狱友在一个月前给我的一本德文《圣经故事》，这是我在整个监禁期间拥有唯一的宗教书籍，但我甚至连这本书也没有带走，波特马的一个奥地利姑娘求我把书送给她。

在莫斯科，我们看见了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一角有座古老气派的东正教堂。教堂周围设有围栏，内部正在进行一些重建工作。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告诉我们，这是自革命以来第一次对教堂进行修缮。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做这种修缮，但至少在克里姆林宫的墙内，矗立着一个上帝的象征，一个注定不会崩塌和消失的无声象征。

外国人可以在数不清的方面看到宗教传统对俄罗斯人的生活造成的深刻影响。在日常讲话中，俄罗斯人不断呼出上帝之名——尽管很多时候是亵渎的话语，用于合理化他们的错误或惩罚他们的敌人。这种下意识的心理认同一直存在于俄罗斯人心中，我想起了沃尔库塔的共产党军官，当他来到营地的电影院，发现仍有空位时，就会画一个十字圣号说：“感谢上帝！”

暂住莫斯科期间，马尔丘克和我被安置在郊区的一幢豪华别墅里，被俘于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指挥官冯·保罗斯将军曾在那里受到款待，当时苏联人试图把他争取到共产党徒一边。近十年来，我第一次睡在一张舒适的床上，躺在干净的床单和被单之间，换上了一套新的平民服装。一位穿戴整齐的上校和几位低阶军官面带微笑，彬彬有礼，花了三天时间护送我们在城里转悠。这是一个相当不协调的情形：两名前苦役犯，多年来一直受到羞辱和贬抑，如今却成了苏联政府的座上宾。

我最后一次走过莫斯科的街道是在1月5日，即俄罗斯东正教礼仪年的平安夜，我只能悲哀地看着身旁的其他囚徒，也就是苏联人民，他们无法像我一样如此轻快地摆脱共产党暴政。第二天，也就是他们所忽视的圣诞节当天，我将动身前往柏林。由于我父亲对我在明信片上的笔迹作了认证，在上帝的眷顾下，事情开始出现进展。众议员本特利现在已经康复，他将我的案件资料提交给艾森豪威尔总统，而美国驻苏联大使查尔斯·博伦（Charles E. Bohlen）则启动了催促苏联开展最终“调查”的动议。

当我通过最后一道关卡，进入西柏林并重获自由后，我的第一站是美国军事医院。尽管我消瘦不堪，手掌、手腕和肩膀上都生了老茧，但经过体检，医生们说我非常健康。他们对眼前的状况感到不可思议——但我能理解其中奥妙。如同起初一样，上帝在完结的时刻又一次向我伸出了援手。

当我和姑妈一起走进柏林的公寓时（她在美军总部正式确认了我的身份），收音机里正播放着名为《齐来谢主歌》（Nun danket alle Gott）的古老颂歌。我们一言不发，仅低头站立着聆听乐曲。尽管1月17日我在纽约与父母重逢时，无人打开收音机，但“齐来谢主”的歌声在我心里从未如此响亮。1月19日，我回到了底特律的家中，并在22日出席了底特律圣经学院为我举办的招待会，我想与所有在周三夜晚为我祈祷的人见面。这对我们众人来说都是一个美好的时刻，因为我们的祈祷真的获得了应允。

我在德累斯顿监狱挨饿时，上主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准备了一桌食粮，现在又将同时属于凡俗和神圣的爱与幸福注满我的杯。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将获得幸福的婚姻。曾在林肯公园教堂为我领祷的肖教授把我介绍给他的儿子赫伯特，我们成了朋友，有一天，赫伯特敦促我在去芝加哥的时候去拜访他妻子的家人。他说，那里还有几位漂亮的姐妹。那天晚上我到达芝加哥后，就去拜访了布卢明顿郊区的L·H·赫德斯特罗姆先生（L.H.Hedstrom）和夫人。一个美丽的浅色头发的女孩——他们的女儿露丝下楼的那一刻，我怦然心动，明白了赫伯特并没有夸大其词。

没过多久，我安排露丝在我的家乡底特律与她的亲戚一起度过两周的假期，在她的做客时间结束前，她接受了我的求婚戒指。感恩节之际，我们在伊利诺伊州的惠顿圣经教堂举行了婚礼，这是一座惠顿学院的校园教堂。即便我将那长达十年的苦难岁月用来遍寻全世界，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如此可爱的新娘。诚然，上主对我的赏赐远远超过了我的期望。

大约在同一时期，我也领受了洗礼，终于兑现了十年前在监狱里独自对基督许下的诺言。为使我成为祂的见证者，上帝拯救了我，就在那一刻，我的新生活开始了。

图1 http://www.john-noble.de/index_2.php

图2 http://www.john-noble.de/index_2.php?sprache=deutsch

图3 https://daily.jstor.org/how-slaughterhouse-five-made-us-see-the-dresden-bombing-differently/

图4 http://www.john-noble.de/index_2.php?sprache=deutsch

图5 http://www.john-noble.de/index_2.php?sprache=deutsch

图6 《古拉格绘本》（Drawings from the Gulag），Danzig Baldaev，FUEL，2010

图7 来源同图6

图8 https://www.buchenwald.de/en/geschichte/chronologie/konzentrationslager

图9 http://www.john-noble.de/index_2.php?sprache=deutsch

图10 Margaret Bourke-White/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Getty Images

图11 《古拉格绘本》（Drawings from the Gulag），Danzig Baldaev，FUEL，2010

图12《俄国历史地图》马丁•吉尔伯特（著），王玉菡（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图13 Laski Diffusion/Getty Images

图14 《古拉格绘本》（Drawings from the Gulag），Danzig Baldaev，FUEL，2010

图15 来源同图14

图16 Wikimedia Commons

图17 《古拉格绘本》（Drawings from the Gulag），Danzig Baldaev，FUEL，2010

图18 Assem Tokayeva, thecelotajs.com, stormfront.org

图19 https://eu-rope.ideasoneurope.eu/2013/12/01/latvia-from-soviet-union-to-european-union/

图20 The Keston Institute

图21 https://www.kansasmemory.org/

图22 《古拉格绘本》（Drawings from the Gulag），Danzig Baldaev，FUEL，2010

图23 同图22

图24 同图22

图25 Youtube视频 John H. Noble - I WAS A SLAVE IN RUS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