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这是一本堪称当代天主教的《安妮·弗兰克日记》的书。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片段式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富有勇气和灵性的女人，敢在当下挺身反抗暴政和谬误，并且甘愿付出代价。

当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斯大林在1939年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中同意在共产党和纳粹之间瓜分欧洲时，作者尼约勒·萨杜奈特（Nijolė Sadūnaitė）才一岁，这一行动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立陶宛是这次瓜分中的一枚棋子，该国是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与瑞典隔波罗的海相望，面积与西弗吉尼亚州差不多，约300万的人口中85%是罗马天主教徒。立陶宛作为最后一个接受基督教的欧洲国家——“教会的小女儿”，在1987年庆祝了接受基督教600周年。

当立陶宛被苏联吞并时，尼约勒才两岁。1941年6月14-15日，大约38000名立陶宛领导人、知识分子和农民被俄国人装进牛车，并被驱逐到西伯利亚活活饿死，这是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大规模驱逐出境的开始，每十个立陶宛人中就有一个被送到西伯利亚，当时她才三岁。

尼约勒最早的记忆与纳粹占领她的国家有关，1941-1945年，俄国人回来了，在这十年里，立陶宛游击队勇敢地抵抗红军，徒劳地等待西方的援助。

从一开始，共产党人就千方百计地摧毁教会，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连根拔起立陶宛人民的宗教信仰。尼约勒在一个刻意向孩子们灌输无神论的学校系统中开始了她的学业。

立陶宛圣统制的领导人被杀害或囚禁。半数的教堂被摧毁、关闭或亵渎；半数的神职人员被杀害、监禁或流放；所有的修会、教会机构、出版物和组织都被镇压。那些继续从事宗教活动的人沦为二等公民。

斯大林死后，恐怖仍在继续。文森塔斯·斯拉德凯维丘斯（Vincentas Sladkevičius）主教于1959年被流放出教区，尤利约纳斯·斯捷波纳维丘斯（Julijonas Steponavičius）主教于1961年被流放出教区。克莱佩达（Klaipeda）新建的和平之后圣母教堂在1961年被没收，并被改建为音乐厅，建造该教堂的神职人员被监禁。在尼约勒年纪尚轻时，立陶宛的民族和教会对苏联的抵抗似乎已经溃败。

之后，在60年代，精神生活的复兴愈发显而易见，催生了秘密发行的《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以及其他几份立陶宛“地下出版物”（"Samizdat"，指未经政府批准的“自行出版物”）。

自那时起，出现了由数十万立陶宛人签署的几十份请愿书，他们不畏克格勃的骚扰乃至更恶劣的行动，要求获得苏联法律和国际法规定的权利。也有其他迹象表明，将无神论强加给一个有着深厚天主教根基的国家，引发了激烈的宗教抵抗，包括立陶宛版的团结运动（尽管与波兰的团结运动似乎没有正式的联系）。

尼约勒·萨杜奈特是当代苏联占领下的立陶宛的天主教复兴的领导者。这是她的故事，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本书的标题应是《我如何成为克格勃的目标》。

托马斯·伯德博士

纽约城市大学女王学院

斯拉夫研究与政治科学教授

第一章 预备

第一节 一个天主教家庭

我的父亲约纳斯·萨杜纳斯（Jonas Sadūnas），生于1899年9月8日，是一个大家庭中最小的孩子。他们中的五人已经成年：四兄弟——尤扎斯（Juozas）、西尔维斯特拉斯（Sylvestras）、卡齐梅拉斯（Kazimeras）和约纳斯（Jonas），以及一个姐姐乌尔苏勒（Ursule）。他们在乌克梅尔格县（Ukmergė）吉德莱西亚区（Giedraičiai）的普斯内村（Pusnė）出生和长大。他聪明、正直、非常勤奋。他长期从事放牧工作，备考体校最终测试并顺利通过。

1924年，他进入农学院农学系学习，通过了所有的学期和期末考试，完成了一年的实习，通过了论文答辩，在1930年，即维陶塔斯大公（Vytautas the Great）逝世五百周年的9月5日，他获得了合格的农学家文凭，并继续在多特努瓦（Dotnuva）的同一所农学担任教师。他很虔诚，而他的信德变得特别坚定，因而当他访问法国的卢德时，他可以怀着喜乐为天主而死。那是圣母给父亲的礼物。

假期里，父亲经常和洛基斯·鲁塞卡斯（Ruokis Ruseckas）教授一起走南闯北：他们走遍了整个西欧并游历了非洲。他对穷人有着很大的爱，并经常帮助他们，因为他自己在学习期间曾经历过很多困难。

1934年5月10日，他结婚了。我的母亲维罗妮卡·里姆库特·萨杜尼娜（Veronika Rimkuté Saduniene）于1915年9月初出生在一个大家庭。这个家庭有八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孤儿表哥，后来从医学院毕业。有一个哥哥名叫阿廖扎斯，他夭折了。人们常说，这样的孩子活不长。至善的天主把这个小天使带到了自己身边。

母亲在鲁基斯基斯县（Ruokiskis）斯维达赛区（Svėdasai）的尤扎帕瓦村（Juozapava）出生和长大。和爸爸一样，她聪明、勤奋、有深厚的信德。她毕业于博尔西艾（Borsiai）的体校，结婚后进入多特努瓦的农学院学习。

晚上，她喜欢和父亲沿着公园的小路散步。学生们会躲在灌木丛后面，试图听这对新婚夫妇在谈论什么，当他们听到两人边走边念玫瑰经时，都非常惊讶。1935年3月22日星期五，他们的一个儿子出生了，5月12日在多特努瓦的罗马天主教堂，他们给他起名约纳斯·阿廖扎斯（Jonas Aloyzas）。

后来，母亲在怀着我的时候患上了胸膜炎。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医生建议她堕胎。她不同意，说：“唯有天主掌管所有的生命，祂的旨意将得到实现。”

我在1938年7月22日星期五清晨1点呱呱坠地，出生地是考纳斯的一所曾位于多涅莱蒂斯街（Donelaitis Street）的医院里。母亲生下了我，就像生下我哥哥一样没有痛苦，所以她经常对我说，她一看到我，就慈爱地看着我，说我是个幸运儿。现在，医生们一致同意，正是我的出生才救了母亲的命！

我出生后，母亲被转到疗养院休养，父亲把我带回家。他在他姐姐乌尔苏勒的帮助下把我养大，她非常宠爱我。10月2日，在多特努瓦的天主教堂里，座堂区府[1]凯梅西斯（Canon Kemesis）为我授洗，并取洗名菲利琪娅·尼约勒（Felicijà Nijolė）。后来他被捕了，在遭受酷刑后死在了苏联的监狱里。愿他在主赐予的喜乐中安息！

母亲从疗养院回来时，我已经九个月大，能够走路了。不久后，她在去教堂的路上受了寒，患上了骨关节结核。这一迟来的诊断是在她椎间盘滑脱时作出的；当时她被送进医院，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躺了大约三个月。椎间盘恢复到了原位，但没有时间进行适当的骨化。战 争爆发了，我们不得不把她从医院带回家。1941年，父亲被告知，他和家人被苏联占领者划入西伯利亚地区。父亲把还无法走路的母亲、我和哥哥一起放在一辆马车上，尽可能离家远一点。就这样，至善的天主把我们全家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在那些日子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男人经常与他们的妻子和儿女分离，他们几乎都在西伯利亚林区（Siberian taiga）饿死了。所以苏联占领当局在我还不到三岁的时候，

第一次在西伯利亚把我判处死刑。那是为什么呢？就因为我有正派的父母，他们热爱天主和人民！毕竟，每一个正派的人都是苏联人最大的敌人，因为他永远不会被谬误所奴役！

父亲带着生病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既没有住所，也没有收入来源，这对他来说很困难。圣洁的殉道者文森塔斯·鲍里塞维丘斯（Vincentas Borisevičius）主教伸出了援助之手，让他在特尔希艾（Telšiai）的神学院任教，并为全家人安排了住处和食物。据我母亲说，我的性情非常活泼，就像水银一样天性好动。母亲关心我的未来，把我带到特尔希艾主教座堂，将我托付给圣母，我至今仍感受到她的特别保护，我从内心深处感激她所做的一切。

1945年6月10日，耶稣第一次在圣体中来到我不配受宠的心中。同一天，文森塔斯·鲍里塞维丘斯主教为我举行了坚振圣事，而主教的妹妹玛丽特（Marytė）则成为我的坚振代母。

在我童年时的印象中，鲍里塞维丘斯主教的形象如同圣人一样伟岸。他的善良和朴实出类拔萃。鲍里塞维丘斯主教的姐姐告诉我，他从年轻时就向天主祈求殉道这一最大的恩宠。他的祈祷得到了俯听。1946年，他被逮捕，在克格勃的地下室里被折磨了好几个月。当他的姐姐玛丽特拿着食物和衣物要交给他时，克格勃常常把鲍里塞维丘斯主教的破损和沾满血迹的衣服给她。有几次，归还的衣服被污水浸泡过，在洗涤过程中散发出恶臭的气味。

不止一次，克格勃把文森塔斯主教关在满是污水的惩罚室里，当他失去意识时，他们会把他拉出来。所有这些衣物都是我亲眼所见。新的亚麻布上有很多血迹，被撕成了丝带。他们如此残酷地折磨文森塔斯主教，想迫使他赞同谬误。克格勃失算了，他仍然忠于天主和真理。

为此，1946年8月26日，文森塔斯主教在维尔纽斯最高法院被克格勃诬告，被判处死刑。他的妹妹玛丽特在他们把他押过去的时候触摸了他。他瘦得只有皮包骨头；但从他受尽折磨和憔悴的脸上散发出平安和喜乐，他对他的姐姐微笑。在庭审期间，他只说了一句话：“在天主和人类面前，我是清白的！”

一位曾与主教同在死囚室并奇迹般地活下来的学生告诉我，文森塔斯主教在精神上加强了他们所有人，解说宗教的真理，主持讨论会，并在大部分时间里跪地做反省祈祷。每当他收到一小袋食物时，他就立即把它分给大家，自己什么都不留。当克格勃把他押出去审问时，显然他们总是期待着打破他对真理的忠信。他离开时仿佛走在赴死的路上一样，同时为每个人降福。

不止一次，他们把失去知觉的文森塔斯主教扔回牢房里。他们会在他的头部两侧放上钢板，然后把钢板合拢，压到他失去知觉。但他们无法使主教的强大精神屈服于谬误。后来有一次，他做了最后的降福。克格勃把他从牢房里押走，再也没有把他带回来。

文森塔斯·鲍里塞维丘斯主教和普兰西茨库斯·古斯塔蒂斯神父（Father Pranciškus Gustaitis）在维尔纽斯的格迪米纳斯山（Gediminas Hill）脚下，站在维尔内勒河（Vilnele River）外的军营院子里被枪杀。一大早，克格勃把他们带进一辆有盖的卡车，把他们俩抬出来，因为他们站不起来，把他们背靠背像麦子一样捆住，然后用手枪朝太阳穴射击，杀害了他们。当他们倒在地上时，脸被踢得翻过面来。他们的手被绳子绑在背后，绳子被用刀子割断后，他们的手就放开了。克格勃又踢上几脚后，殉道者的尸体被推入就地挖好的墓穴中。士兵们立即将墓穴填平，并用院子里的泥土盖住，这样就不会留下任何埋葬的痕迹。

处决的日期和地点被一名克格勃特工泄露给了他的一个亲戚，他特意在那里工作，以便尽可能地帮助囚犯，他和所有善良的立陶宛人一样，对主教十分敬重。那天清晨，那位克格勃的亲戚登上格迪米纳斯山，躲在灌木丛中。她亲眼看见了一切，后来她告诉我：“这太可怕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入睡，我太震惊了。我现在依然能看到那个景象...我不会再去看了...”

用我们的殉道者——梅齐斯洛瓦斯·莱因斯主教（Mečislovas Reinys）的话来说，就是“那些没有向谬误低头的人是幸福的，他们永远活着！他们增强了我们的队伍！”立陶宛殉道诸圣，为我等祈！

克格勃档案中的囚犯登记照：

     梅齐斯洛瓦斯·莱因斯总主教（左），文森塔斯·鲍里塞维丘斯主教（右）

我们在特尔希艾一直生活到1945年底，当克格勃开始搜寻父亲时，我们立即秘密离开特尔希艾前往阿尼克什奇艾（Anykščiai）。在那里，父亲的一个好朋友安塔纳斯·斯拉马斯（Antanas Slamas）被聘为埃尔莫宁凯（Elmoninkai）实验站的站长。他让父亲担任高级研究助理。我们去了母亲在阿尼克什奇艾的姨妈家，后来又在郊区的约尼德塞诺斯（Jonydsenos）获得了一套公寓。

我们周围是一片松树林，临近斯文托吉河（Šventoji）。父亲经常骑自行车去上班，冬天则骑马去上班。他的工作地点在五公里之外。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甚至饿肚子。父亲一个月的收入只够买三公斤黄油。面包也很短缺。后来，一些好心人给了父亲一头牛来养活自己。在花园里，他经常种植土豆和蔬菜。我们重新振作起来，但每当清晨听到汽车马达的轰鸣声，我们都会跑到谷场上躲起来，以免他们把我们带到西伯利亚。这就是大多数立陶宛人的生活方式，就像生活在火山边缘一样。

被苏联国家安全部（MGB）杀害的游击队员，他们残缺不全的尸体被丢弃在立陶宛拉兹迪亚伊的一个院落里（1951）

在我们隔壁的邻居家，是共产党非正规兵（Communist irregulars）的总部。我无法用言语来描述他们的残酷。在这里，他们经常折磨游击队员，并把他们被肢解的凄惨尸首扔在院子里，就在我们用来打水的井边。后来，这些尸体在阿尼克什奇艾镇的广场上躺了几个星期，埋葬他们是不被允许的。他们曾经毫无顾忌地杀人。通常，如果农民只是去拜访邻居，非正规兵会认为他们是游击队员，并向他们开枪。“非正规兵”[2]这个词成了一个骂人的词，人们对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反感。

所有好心的立陶宛人都热爱游击队员，同情他们，并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游击队员们也经常来到埃尔莫宁凯实验站。他们总是彬彬有礼，干劲十足，离开时给站长留下一张列有他们拿走的政府粮食等物资的收据，这样他就可以向非正规兵交差。被激怒的非正规兵曾经在埃尔莫宁凯实验站守了几个星期，当他们失去耐心并撤出时，游击队员们会回来，并再次留下他们从政府粮仓拿走的东西的清单。

当时，实验站里没有一个苏联的走狗，也没有一个党员。苏联官员曾称埃尔莫宁凯实验站为“土匪窝”。安塔纳斯·斯拉马斯站长不得不运用很多策略，以安抚苏联官员和其他来找麻烦的人。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利用款待和酒精来安抚他们。斯拉马斯站长拯救了许多人。愿天主赐予他永

[1] Cannon，译为“座堂区府”或“区府教牧”，指主教座堂辖区内的教牧人员——译者注

[2] 立陶宛人称之为"stribas"，取自俄语“izstrebiteli”，意为“破坏者”——译者注

第二节 抗争的开始

在学校里，老师们给我和我哥哥施加压力，要我们加入少先队，后来又要我们加入共青团。他们经常让我在教职工室呆到半夜，入党积极分子乌巴格维丘斯（Ubagevičius）试图用手枪强迫我哥哥和其他学生向共青团写申请书。由于我们没有屈从于逼迫，他们把我们赶出了学校。

我母亲被传唤到学校，她对校方的人说：“如果只允许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上学，我的孩子就不去上学了。成长为正派的人比完成学业更好。他们不会成为伪君子和妥协者！”

两周后，老师们亲自邀请我们回学校。母亲的坚韧不拔成功保卫了我们。唉，在那些时日，有多少母亲不敢为自己的孩子辩护啊！

我在学校的时候，特别喜欢运动。我参加了学校的篮球、排球和乒乓球队，并参加了田径比赛。这使我的身体得到了锻炼。因为我们是在斯文托吉河畔长大的，所以我们经常游泳到深秋。

在每个周日和教会节日，全家人都会参加弥撒圣祭，并且聆听讲道。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我们的牧者——文森塔斯·阿劳斯卡斯（Vincentas Arlauskas）神父的讲道，他在我心中留下了圣人般的印象。他准确地将战斗无神论者比作克雷洛夫（Krilov）[1]故事中橡树下的猪。（这头猪吃饱了从橡树上掉到泥里的橡子，开始在橡树周围刨食。他不知道将自己的鼻子从泥中抬起来，看看橡子是从哪里掉下来的。无神论者的境况便是如此。他们利用天主给他们的所有礼物：智力、健康、本性所受的赐福，却想摆脱赐予这些礼物的天主。然而，就像猪无法将橡树连根拔起，只能用鼻子对着树根刨出血，可怜的无神论者也是如此......）

愿主赐予文森塔斯神父永福，因为他在与无神论瘟疫的斗争中做了高尚的工作。我曾经很认真地聆听他的讲道，他与我父母的谈话帮助我未迷失在无神论教育的黑暗中。我曾经非常喜欢在清晨的弥撒中念诵《圣母经》。我从未错过周日的弥撒，即便在其他城市里亦是如此。我很感激我那圣人般的父母培养了我的自觉性。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跪下来共同祈祷，这些祈祷多是由父亲带领。在五月期间，我经常在我的房间里摆放一些类似小祭台的东西。我们用鲜花来装饰圣母的圣像，甚至邻居也会来和我们一起祈祷。

座堂区府彼特拉斯·劳达（Canon Petras Raudà）——愿主赐予他永福——将我们的家庭庄严地奉献给耶稣圣心。他还为我父母的圣若瑟式婚姻祝福。母亲患有骨关节结核病，不能生育了，所以她和父亲同意像兄妹一样生活。他们的余生都是这样度过的。父亲非常尊重我的母亲，也很爱他的家人。他的坚忍、勤奋、自我牺牲和乐观性格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无言教诲。

从战争年代开始，有一次圣母拯救了他的生命后，他每天都会背诵十五分钟的玫瑰经。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战争期间，我们发现自己邻近前线。苏联士兵抢走了父亲放在房子边上的自行车。他追上他们，试图说服他们他是多么需要这辆自行车，要求他们归还。士兵们愤怒地宣称他是个“匪徒”，他们妄图在一簇灌木丛后当场射杀他。父亲把自己托付给圣母玛利亚，请求她的帮助，并许诺每天念诵15分钟的玫瑰经以感谢她。他不是为自己而害怕，而是为了我们。

就在这时，一位军官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向士兵们询问我父亲的情况。接着他要求查看我父亲的证件，然后确信他没有任何罪过，便释放了他。直到去世，父亲一直遵守他的承诺，为了感谢圣母，他每天都要完整地念诵玫瑰经。

他富有灵性，像个司铎。甚至阿尼克什奇艾的共产党人也常说：“我们晓得约纳斯·萨杜纳斯是个司铎。但他怎么会有妻子和儿女呢？”

我的母亲也像个圣人。她全心全意地爱着天主，并为我奉献出她的病痛，这样一来，性情活泼的我就不会误入歧途。我全心全意地感谢天主赐给我圣人般的父母！我的父亲，通过他的祈祷和牺牲，为他的孩子获取了天主的恩宠。我非常明白，如果有我的双亲这样的父母，就没有一个人会在苏联谬误的暗夜里走上邪路。所以，天主给一个人的越多，就会对这个人提越多的要求。愿至善的天主垂怜我！

1953年，我哥哥完成了初中学业，同年，进入立陶宛农业学院农学系学习。1958年，他从该学院毕业，获得了科学农学士的学位。

1955年，我在阿尼克什奇艾的约纳斯·比留纳斯（Jonas Biliūnas） 中学毕业。问题来了，在哪里可以找到幸福之光，不仅是为自己，也是为他人。当我拿到初中毕业证书时，父亲对我说：“尼约勒，记住，每个人都需要健康、好名声和面包来生活，但比什么都更必要的是对天主的信仰。我愿意放弃一切别的东西，死在监狱或西伯利亚，但我不会在哪怕一个人面前否认我对天主的信仰，因为这是天主给人的最大恩赐。”

这些话语仍然在我耳边回响，而且愈发清晰，因为它们已被我父母一生的芳表所证实了。在斯大林的恐怖统治期间，我的父母曾经在每个周日和教会节日的弥撒圣祭中协助礼仪，领受圣体。他们的祈祷得多好啊——几乎沉浸在天主的怀抱中。有好多次，苏联官员威胁要解除父亲的职务，原因是他公然参加教会活动。“那我就去当一个普通工人好了。"父亲曾经平静地说。他信赖天主，天主也保护了我们的家庭。

所有善良的人都敬爱父亲，他的同事，甚至一些共产党员都对他坚韧的性格印象深刻。他连续两届当选阿尼克什奇艾地区的人民代表。共产党人常说，村民们不听他们的话，不信任他们，但每当父亲发言，村民们就信任他。父亲关心如何减轻农民的生活负担。他允许人们拥有更大的土地，饲养更多的牲畜。他知道如何以良好的幽默感来承受一切攻击，如此一来，甚至连他的敌人也服他的气。

中学毕业时，我有机会进入体育学院，成为一名教师或教练。但这意味着放弃宗教活动，变成人们眼中的伪善者，因为只有无神论者才能成为苏联教师。不，这不是我的生活方式！天主是每个人的幸福之源，没有祂，生活中就没有真正的幸福。自那时起，我后三十二年的生活为这个真理做了见证。对于我在年轻时就明白了这一点，我也非常感谢遭流放的尤利约纳斯·斯捷波纳维丘斯主教（Bishop Julijonas Steponavičius）、圣人般的司铎们和布隆涅·基比凯特（Bronė Kibickaitė）。

布隆涅和我住在同一间房子里，并在同一所学校上学。1956年7月26日，在圣亚纳瞻礼期间，尤利约纳斯·斯捷波纳维丘斯主教主持了坚振圣事。布隆涅要求我做她的坚振担保人。我同意了。在授予圣事之前，斯捷波纳维丘斯主教生动地解释说，领受坚振的人应该有意识地准备接受圣神。我觉得自己非常缺乏天主的恩宠，于是请求布隆涅从圣神那里把她的恩赐分一半出来。她同意了。

就在坚振圣事之后，我们都感到了内心的动荡，对生命的目的有了清晰的认识，并感到非常幸福。一直到深夜，我们一起走过阿尼克什奇艾的林地，对圣神的奇妙工作感到惊奇。那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我们都找到了幸福之光。我们的心只属于永存的天主！只有天主才是我们的全部。只有天主是每个人的目标，也是幸福的巨大源泉。

甚至母亲也无法理解我的这种突然变化，以为我想出了一个新的游戏。母亲喜欢我选择的生活方式，只不过她担心这是我的一个未经深思熟虑的游戏。她用祈祷和祝福支持我。我对父母的一切无比感激。为了我的缘故，他们后来不得不经历许多令人不快的事。在苏联《真理报》（共青团版）上，一位社论作者哀叹：显然，我的父亲把我这个聪明有活力的、快乐的运动员关进了修道院。

阿尼克什奇艾地区立陶宛共产党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卢科塞维丘斯（Lukosevicius）不止一次地责备我父亲，并派人找我。当我和父亲去见他时，他就责骂和训斥起父亲来。

我再也忍不住了，就告诫他说，作为父亲的晚辈，他没有权利这样嚷嚷和训斥。“这种胡扯实在是不要脸，说的好像在二十世纪，父母还能把一个精力旺盛的十八岁女孩关在某个地方。毕竟你清楚得很，要是你试图监禁我，我就会从最小的口子跑出去......请不要再恐吓我父亲了！”

我在回来后的一段时间里和父母住在一起，那些战斗无神论者消停了。这些可怜的东西不知道，他们无力夺走天主的恩宠，世上不存在这种能力。我协助父亲的工作，他刚做过疝气手术，提不起什么重物。母亲是个患有椎间盘畸形的残疾人，她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但她总是十分坚忍和开朗。在父亲的60岁生日时，他的同事和站长都向他表示祝贺。以下是1959年9月11日埃尔莫宁凯实验站站长的第141号命令的引文：

“致高级研究员，尤扎斯之子约纳斯·萨杜纳斯同志，在他60岁生日之际，感谢他在埃尔莫宁凯实验站多年来的认真工作，对于他的成果，我表示感谢，愿他健康，并在将来漫长的时日继续他富有成效的劳动。”该文件由站长安塔纳斯·普奥兹乌卡斯（Antanas Puodziukas）签署。

不到一个月后，另一项命令从苏联“内部”传来，这并非没有来自克格勃的压力。这是1959年10月8日立陶宛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第170号命令：“经决定于1959年10月15日终止埃尔莫宁凯实验站高级研究员约纳斯·萨杜纳斯的职务，因为他已经达到退休年龄”。这是由帕斯瓦利斯立陶宛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彼特拉斯·瓦西诺斯卡斯（Petras Vasinauskas）签署的。

对父亲来说，这是个令人不快的打击。他喜欢自己的工作，喜欢和他一起工作了这么多年的人；但他没有自怨自艾。他知道如何默默地、坚忍地承受生活中的一切打击。这只会让他高贵的灵魂更加光彩夺目。

当他们强迫父亲退休时，我正在维尔纽斯生活和工作。我找不到房间给我父母租住，便在维尔纽斯城外七公里处的里斯（Riese）找到一套公寓。为了让他们在我的名下住在那里，我在卡利纳（Kalina）的医院里找到了工作。然后父母来和我同住，我们又一次生活在一起。父亲在每个周日和平日的弥撒圣祭中愉快地服务于祭台。为此，他又一次引起了当局的愤怒。

官僚们责备他，并威胁要收走他的养老金，他们说一个前科学工作者在教堂里服务是令人难堪的。对此，父亲回答说，他们可以把养老金拿去，对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能在祭台上与司铎一起服务更光荣了，“我配不上这样的光荣....”

看到他没有屈服于威胁，他们把养老金留给了他，并且再没有威胁过他。

终其一生，父亲都在祈求天主允许他像十字架上的善盗一样痛苦地死去，只是为了死后能立即去主身边。天主俯听了他的祈祷。1963年4月28日，在去教堂的路上，他被一辆卡车碾过。他的头骨骨折，膝盖粉碎，肝脏碎裂。整整一天，他都在维尔纽斯第一医院十分坚忍地承受着痛苦，祈祷并做了临终忏悔。4月29日上午11:00，他在主内安息了。

他的面庞焕发出平安和喜乐。他的朋友们说，即便在世时，他也从未像躺在棺材里时那样俊美。他在六十三岁时离世。在主内逝去的人是有福的。愿他们在主赐予的喜乐之中得享永恒的安息。1963年5月1日，我们将他安葬在里斯的公墓。

在1963年4月29日去世的约纳斯·萨杜纳斯的守灵仪式（上图），从右到左是尼约勒、她的母亲维罗尼卡和她的哥哥约纳斯。1963年5月1日，三人在他的墓地出席了葬礼（下图）

[1] 俄国著名的寓言作家、诗人，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克雷洛夫——译者注

第三节 漫无尽头的苦难

在他去世的那年，父亲一直在安排将我的外祖母从西伯利亚接回家。苏联占领军曾把我的外祖父母流放到了西伯利亚的阿尔泰（Altay）。他们的祖辈是农奴，和大多数立陶宛人一样非常勤劳。在立陶宛独立的年代，我的外公从银行获得了一笔贷款，和其他一些农民一起，在拍卖会上从一个已经破产的波兰贵族的遗产中购得一块农田。外祖父和他的孩子们自力建了一个家，像蚂蚁一样从早忙到晚。他们非常虔诚和正直。曾经在农忙季节为我外祖父母工作的人告诉我，他们就像大家的亲生父母。大家共用一张桌子，吃同样的食物，一起工作，而且工资非常丰厚。“以前我们一天的工资比他们在公社农场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多，”一位妇女含着泪对我说，“对我来说，他们比我亲生父亲还要好...”那位妇女现在仍住在斯维达赛（Svedasai）。

1953年，伊尔库茨克的一场为立陶宛流放者举行的葬礼

他们不仅在立陶宛，而且在西伯利亚都敬爱我的外祖父母。西伯利亚人曾以为尤扎帕斯外公是一位神职人员：我们经常一起祈祷，他会解释各种问题，人们也常来向他讨教。我的外祖父去世后被埋葬在阿勒泰市。在他的坟墓上，他们竖起了一个白桦木制成的十字架。愿他在主赐予的喜乐之中安息，因为他从心里宽恕了每一个有愧于他的人。

1963年，亲戚们把外婆卡罗琳娜（Karolina）接回了立陶宛。有一段时间，她和我们住在一起。当时，我们住在维尔纽斯的瓦尔舒沃斯12-1（Varšuvos 13-1，紧挨着里斯公墓）。我们租了一间公寓，包含一个半间地下室、一个没有暖气的潮湿房间和一个厨房，就住在里面。母亲十分敬爱祖母。母亲本来就有一身的病，在1964年，她在受寒后又感染了类风湿关节炎。她病得很重，经常大汗淋漓。她的手和脚的关节病变成了畸形，在床上度过了五年半的时间。

公寓的状况很差，尽管母亲属于一级残疾，有优先权，我们还是等了合作公寓五年多之久。有一次，几位来自国外的访客来看望母亲，他们对我们住在如此糟糕的地方里感到非常震惊，以至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不敢进入厨房。他们说：“在我们的家乡，哪怕是黑人的公寓也比这更好。”[1]

有一次，我的表姐来拜访我们，她看到我们悲惨的生活条件，提出要把祖母接到她那里住。她一家五口和她的父母，拥有政府提供的一整栋框架房。我们被告知，那一年我们无法得到合作公寓，所以我们和外祖母分开了，认为她和她的其他女儿和孙女在一起会更好。在那里，她会有一个私人的、温暖的房间。过了一段时间，外祖母生病了。我的表弟和表妹体贴地照顾她，但她疲惫的身体再也无法抵抗疾病，外祖母在主的怀里睡着了。愿她得享永恒的安息。

母亲没能参加葬礼，因为她自己也病得很重，只能躺在床上。

经过多方努力，1969年12月23日，我们在拉兹狄莱（Lazdynai）的Architektu 27-2获得了一套合作公寓。合作公寓的贷款几乎全是由我哥哥提供的，他从1968年起就在不同的地方担任高级农艺师。他独自生活，省吃俭用，非常爱母亲，并尽其所能获得了一套公寓。

在沃克实验站（Experimental Station of Voke）担任高级农艺师时，他感冒了，医生不准他在田里工作。因此，1971年，他在维尔纽斯的立陶宛农业部获得了高级农艺师-经济师的职称。他们在公寓里给他分配了一个房间，与我们和母亲同住。就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三室一厅的公寓。

一直以来，我干着普通工厂工人的活儿，并且照顾着母亲。母亲没能在新公寓里享福多久。六个月后，1970年6月16日，她在主内安息了，年仅五十四岁。她向主祈求一个轻松的解脱，并得到了应允。母亲这一生，自二十三岁起就一直身患重病，但她去主身边时没有痛苦。据治疗她的辛瓦克医生（Doctor L. Sinvak）说，她死于结核性脑膜炎。母亲知道如何受苦，如何去爱。无论何时，她都对天主心存感激。

在母亲去世的时候，布隆涅·基比凯特与我和哥哥一起在母亲的床前祈祷，并帮助准备家母的停灵，她很想至少能瞅一眼家母如今所在的地方。那天晚上，当我们都上床睡觉时，布隆涅听到了美妙的音乐和她从未听过的歌声。她在床上坐起来，音乐和歌声就停止了。她一躺下，音乐又响了起来。这种情况发生了三次。布隆涅告诉我：“你母亲在天堂里。我没能看见她，但我确实听到他们在天堂歌唱得极为动听……”

我们把她安葬在里斯。

在维尔纽斯大学的计算机中心工作后，我完成了护士学校的学业，并在维尔纽斯的儿童之家工作，他们在那里把弃儿和孤儿养到三岁。可怜的孩子们，他们多么需要一个好母亲的爱呀！此外，我还要去照顾母亲求学时的驻校司铎——座堂区府彼特拉斯·劳达，他当时病得很重。因为不肯屈服于谬误，他在苏联的古拉格遭受了十三年的折磨，回来后因饥饿而浮肿，牙齿几乎掉光，双眼几近失明。他甚至不愿回忆他所经历的地狱，但他的精神没有被摧毁，他不仅自己保持对真理的忠信，而且教导其他人唯独信赖天主，为天主和国家的福祉大胆工作。

劳达神父宽恕每一个人，爱每一个人，并为每一个人祈祷。他有着坚忍的性格，知道自己患了胃癌，而且永远不会康复，但他总是平静和达观的。他谦卑地祈祷：“哪怕我会死在世上最遥远的一隅，主啊，只要让我与你永远在一起就好！”

在这张拍摄于1973年的照片中，尼约勒·萨杜奈特在彼特拉斯·劳达神父长期患病期间为他提供护理。直到神父于1974年去世，她一直看护着他。

当劳达神父从前的学生——现在负责他的医生，看到他如此憔悴而流泪时，他微笑着说：“你应当欢喜，而不要哭泣。当你让你的孩子去乡下的爷爷奶奶那里度假时，你会高兴他们能得到休息。我正准备去咱们大家的好天父那里。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哭，但要欢喜！”

直到去世，劳达神父都能够鼓舞他人，也能安慰他们。尽管他受了很多苦，但他拒用任何镇静剂，忍受所有的病痛。他特别为立陶宛的司铎们祈祷，他非常爱他们，每天他还要为俄罗斯祈祷。他对每个人最微小的服务都心存感激。我曾经想了解，一个遭受如此巨大的苦难的人怎么会在意他人，而且至死都在关心他们的福祉。只有具有伟大精神的人才能以这种方式去生活和赴死。

1974年3月7日，彼特拉斯·劳达神父在主的怀里睡着了。愿他在主赐予的喜乐中永远安息。

我的嫂子玛丽特也遭受过许多苦难。1948年，13岁的她和父母以及大她三岁的姐姐一起被流放。为了什么？他们家住在马里扬泊列区（Marijampolė），在距加尔瓦里亚镇（Kalvarija）三公里的奥丽亚湖（Lake Oreja）畔。有一天，下着非常大的雨，三个路过的游击队员在他们的谷仓里停下来避雨。有人看到并上报了此事。随即，非正规兵出现了，他们杀死了游击队员，然后抓走了玛丽特全家。他们毒打她的父亲，对他施以酷刑，先把他关在监狱里，后来把他单独送到集中营。他在受尽折磨后去世了。愿他在天主的怀抱内得享安息！

在距伊尔库茨克不远的西伯利亚林区，年仅13岁的玛丽特每次都要提着两桶树液去采集点。每个人都饱受饥寒之苦。她的母亲的腿瘫痪了。后来，玛丽特经受了巨大的考验，在伊尔库茨克完成了护理学校的学业，并于1958年回到立陶宛，完成了考纳斯医学研究所的函授课程。如今她在综合医院担任眼科医生。由于玛丽特自小就见证了深重的苦难，她现在能够同情所有受苦的人，并尽可能地帮助他们。病人们十分喜欢和感激她。愿天主助她为人们行更多的善事。

[1] 黑人在美国的二等公民身份是苏联宣传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英译者注

第一节 罪行

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干的是极琐碎的活儿，有文员和工厂的工作，所以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去教堂和祈祷。但在1970年，我在维尔纽斯大学物理和数学系的计算机中心工作，职称是高级工程师，职责是打字员，每月收入约100卢布。但我不得不离开这个职位，因为大学校长把我叫去，对我说如果我不辞职，将对他不利。我不想让他受苦，所以我起草了辞呈，他们“应我要求”终止了我的工作。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70年，当安塔纳斯·谢什凯维丘斯（Antanas Šeškevičius）神父因给儿童上慕道班而被提起刑事诉讼时，我为他聘请了一名律师。但同情和帮助那些被克格勃迫害的人，就会让自己成为克格勃的目标。

1970年9月7日和8日，谢什凯维丘斯神父的审判在莫勒泰（Molėtai）举行。当我们在审判的第一天进入法庭时，我们看到所有的座位都已经被克格勃特工、莫勒泰警察和几个化着浓妆的妇女占据。证人、司铎的朋友和熟人，只有少数人能够进入法庭，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不得不站着。

庭审从上午9点持续到下午6点。在证人中，有一些大家庭的年迈母亲们，她们因集体农庄的农活而疲惫不堪，包括一位正在腹部手术后恢复的四个孩子的母亲，还有一位缺一条腿的老兵。当我向在座的年轻人建议，他们应该让这些疲惫的母亲和残疾人有一个座位时，他们愤怒地反驳道：“如果他们累了，就让他们出去......没人让他们留在这里......”这些可怜的人不明白，所有这些人都是被带到这里来的，并且是由于对司铎的爱和敬意而被留在这里。年轻人们无聊地翻阅报纸，互相交谈，对庭审毫不关心，同时冷嘲热讽那些对司铎的命运感到悲伤和担忧的信徒们。

作为证人被传唤到庭审现场的是大约17个七至十岁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甚至在庭审前，孩子们就受到了杜宾盖小学（Dubingiai Primary School）校长和几名契卡人员[1]的威胁。他们推搡甚至殴打孩子，逼迫他们在已编辑好的声明上签字，声称“在教堂里，司铎向孩子们传讲宗教”。在17人中，只有4人签字，但即使这4人在庭审期间也表示，他们是在胁迫下签字的，甚至不了解声明的内容。

所有的证人，包括孩子们，在出庭作证之前都是相互隔离的。官员们以各种方式恐吓和威胁孩子们和父母，要求他们证明司铎曾向孩子们传授宗教。然而，家长们都证明他们自己或近亲曾向孩子们传讲宗教，司铎只是测试了他们的知识。因此，他们要求把他们这些父母而不是司铎送进监狱。然而，没有人理睬他们。

法官逐一传唤儿童证人，告诉他们：“你们学习宗教是件好事。学习是必要的。我自己也学习了。无论如何，司铎向你们传授过宗教，不是吗？”孩子们非常害怕，很多人都哭了，但他们都回答说不是司铎教他们的，而是他们的母亲、父亲或祖母。

庭审之后，四个孩子得了重病。发烧、哭泣、坐立不安，他们喊着说他们害怕警察。

在第一天的庭审结束后，谢什凯维丘斯神父在晚上举行了弥撒圣祭，哭泣的教友们参加了弥撒。在讲道中，他要求所有教友按照被钉 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榜样，用爱和祈祷来回应仇恨和不公。跪在十字架下，孩子们感谢天主帮助他们不惧怕官员的威胁，在法庭上说出全部真相。

庭审的第二天，获准进入法庭的人更少了，只有官员被安排了座位。他们废除了司祭作证的权利。法庭刚刚休庭，两名警察就冲了进来，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将在场的唯一一名证人押出了法庭。紧接着，莫勒泰警察的助理队长塔莫修纳斯（Tamosiunas）进入房间，站在门口的契卡人员指着我说：“抓住她。”

塔莫修纳斯抓住我的手，我挣脱了，但两个警察窜上前来，把我的胳膊扭到背后，将我从法庭上带走。他们让我们两人坐在一辆汽车上，塔莫修纳斯把我们押到一所警察局。警察们开玩笑说，他们提前计划好了，把我们中的两人强行从法庭上押走，以便吓唬其他所有人。

另一位被拘留的妇女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最近做了腹部手术，她的第三个女儿小特蕾莎在前一天的法庭上受到惊吓后，病得很重。我向警察队长解释了这一切，要求他释放她，因为他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罪犯”。他嘲笑我，但半小时后，他把这个女人送上了开往集体农场的巴士，命令司机不要让她在途中下车，以免她回到庭审现场。这名妇女脸色非常苍白，吓得哭了起来。

庭审结束后，司铎被押到维尔纽斯的卢基什基艾（Lukiškiai）监狱，塔莫修纳斯回到警察总部，向我吹嘘说：“我们判了司铎一年的苦役，”塔莫修纳斯解释说，他们拘留我是因为他们想法庭保持和气和安静。然而在法庭上，并没有人引发骚乱，法官一次也没有警告过我。

当塔莫修纳斯开始取笑信仰时，我告诉他，你不能取笑你不熟悉的东西。塔莫修纳斯回答说：“你对宗教问题很有研究，但拉考斯卡斯（Ragauskas）[2]比你更聪明。你读过他写的东西吗？”

“是的，我读过他的书，但在死前，他对自己写的这些东西感到后悔，并叫来了一位司铎，但有两个契卡人员守在他的病房门口，不允许任何访客进入。医院人员听到了他如何大声祈祷，唱诵《求主垂怜》（Miserere）和其他表明悔罪的圣咏。”

塔莫修纳斯很惊讶，想了一会儿后说：“拉考斯卡斯在死前祈祷，是因为他已经老糊涂了”。

我惊讶地问道：“就在拉考斯卡斯去世前几个月，共和国报上刊登了他署名的一篇文章。他们不会刊登老年作家的文章，对吧？拉考斯卡斯当时只有60岁。他患有腹腔癌，不可能在写完文章后的两个月内就老糊涂了。”

塔莫修纳斯没有回答，而是转移了话题。因此，他是掌权的无神论者中（当着所有那些警察的面）第一个公开见证曾经的司铎约纳斯·拉考斯卡斯在曾死前祈祷的人。愿主垂怜他的灵魂。

之后，塔莫修纳斯把我的钱包和国内护照还给了我，他在护送我离开法庭时拿走了这些东西，首先在护照上为维尔纽斯克格勃做了一个记号。我已经准备离开了，突然门开了，莫勒泰克格勃的头子醉醺醺地跌进房间。看到我，他急忙走近，用拳头敲打桌子，喊道：“你为什么来这里？你想在这里干什么？你为什么要为他辩护？他是你的什么人？你知道他身上有命案吗？"

他是如此恼火，以至于在喊叫的时候，他的唾沫星子飞向四面八方。原本在房间里的警察们都溜到了一边。我平静地对他解释说，我已故的母亲和谢什凯维丘斯神父曾一起在比尔扎伊中学（Biržai High School）读书，所以她很了解他，并且一直敬重他。而我也敬重所有的神父。

他继续嚷嚷着说他知道我的一切，他有我和神父谈话的录音，等等。

“我对你的东西丝毫不感兴趣，”我回答。过了一会儿，当我继续平静地回答他时，克格勃负责人安静了下来。但到了半夜，他们才把我从警察局里放出来。

我第一次感觉到那些没有信仰和爱的人是多么的不幸。我看到谢什凯维丘斯神父以爱接纳了痛苦——遭受监禁，我的心灵和良知受了触动。但愿有更多的人决意与基督一起走哥耳哥达之路，与祂同死。

[1] 契卡人员：对克格勃特工的另一种称呼，来自契卡——克格勃的前称。

[2] 约纳斯·拉考斯卡斯（1907-1967），立陶宛宣传家、翻译家、教育家，曾是一位神父，后成为无神论的鼓吹者——译者注

第二节 骚扰和逮捕

庭审结束后不久，我就被传唤到维尔纽斯的克格勃，在那里，古达斯（Gudas）和科尔戈夫（Kolgov）对我进行了训斥，因为我敢于为谢什凯维丘斯神父聘请律师。古达斯威胁要让我丢工作，收走我的合作公寓，把我赶出维尔纽斯，并“好好关照”我的兄弟约纳斯·萨杜纳斯。当我拒受威胁时，古达斯开始嚷嚷：“那就对你提起诉讼，就像针对谢什凯维丘斯的诉讼一样，你会和他一起进监狱。”

我回答说，我会欣然为真理受苦。这时，古达斯按捺不住了，他摔门冲出了办公室。他们确信我没有被他们的威胁所吓倒，于是释放了我，但从那时起，他们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我只是在1974年夏天，在被捕之前才注意到这一点。似乎有两三个克格勃特工到处跟着我。因此，我为突击搜查做了准备，销毁或藏匿了一切在我被捕时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的东西——写给我的信、地址、人们的工作或家庭电话号码等。

1974年8月27日，在黎明之门仁慈之母的小堂祈祷后，我带着《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1]第11期回家，打算复制它。我把已故的彼特拉斯·劳达神父送给我的小打字机也一同带回家。当我进入位于Architektu 27-2的公寓时，我遇到了我的哥哥，他正在去综合医院的路上。我没有机会和他说话。

下午2点左右，在我的房间里，我开始复制《纪事》。听到我的声音，邻居的女人，一个名叫艾迪耶提耶涅（Aidietienė）女士的教师，她是一个我当时未曾怀疑的告密者，给克格勃打电话，告诉他们我正在打字。（契卡人员维陶塔斯·皮列里斯[Vytautas Pilelis]在审讯我时提到了这次告密：“你同情所有人，但没有人同情你。你甚至还没开始打《纪事》，隔壁女人就立即打电话告知我们这件事。”我回答说：“如果她这样做是相信自己做得对，我尊重她。如果她是为了报复，我为她感到遗憾。”）

当契卡人员来包围房子时，那位邻居奉他们之命匆匆赶到综合医院，查探我哥哥是否会很快回家，因为契卡人员决定与他同时进入公寓，这样就可以在我打字时给我一个惊喜。而这正是他们所做的。大约四点钟，我哥哥一回来，一伙契卡人员就冲进了我们的公寓。他们中的三个人打开了我房间的门，看到我坐在打字机前，和坐在附近的我的挚友布隆涅·基比凯特交谈，他们大喊起来：“不许动！举起手来！”

我笑着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大喊大叫？你们见着原子弹了吗？”我说这话时非常平静，以至于布隆涅以为是我的一些熟人进来，想吓唬她。她问他们：“那你们是怎么来的？”

他们没有回答她，只说他们有一张搜查令，并准备使用它。他们建议我交出一切可用于定罪的东西。我站起来说，你们最感兴趣的就是《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它在这儿。你在这里找不到别的东西。[2]

“在打字机旁坐下！”契卡人员喊道，“我们要给你拍照。”

“如果你们想拍照，就自己坐下来吧。”我回答，然后走开了。

他们让我和布隆涅站在角落里，不准我们乱动。他们开始搜查，我们俩为了不浪费时间，开始大声念玫瑰经，说：“在我们祈祷的时候，你们继续干你们的活吧。”

可怜的契卡人员们感到异常不适，因为我们没有害怕他们，而是平静地祈祷。在搜查过程中，契卡人员带走了布隆涅·基比凯特，并且搜查了她的铁索斯11幢，38号公寓（Tiesos 11，apartment 38），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非法”的东西。后来，他们又把我哥哥带到克格勃办公室，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我和他不在场，且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搜查他的房间，完全无视我对恐吓患病哥哥的强烈抗议。契卡人员不会因他们的恶行受追责。

在突击搜查期间，契卡人员没收了三期不同的《纪事》。后来，他们拿走了一切他们想要的东西，没有给我看，也没有把它记入搜查报告。这样一来，我对宗教话题的思考笔记、照片和其他文件都消失了。但我的朋友和联系人的地址都藏得很好，他们没有找到。

尼约勒被捕时使用的打字机

突然间，一个契卡人员欢呼起来，说他找到了我写的一些信。“信！”他喊道。我猛然跳到他面前，从他手中抢过信，把它们撕成碎片，而那个契卡人员则喊道：“把它们还给我！”我迅速跑到隔壁的走廊厕所，随着一声响亮的冲水声，把所有东西都送进了下水道。契卡人员们没有料到我有这样的突然行动，当他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这样一来，给我写信的人就免于受审，也许还免于遭受搜查。

当他们回过神来时，契卡人员们围着我大喊大叫，说要把我带到克格勃总部，然后自行完成搜查。我说：“你们可以带走我，”我现在心满意足，没有人会因为我而受苦。然而，他们并没有把我带走，搜查进行到最后。进入房间的是契卡人员科尔戈夫，他自以为是地说：“四年前我们就警告过你。自那时起，我们一直在追踪着你的每一步。你并没有改过自新，现在你要受点教训了....”

“俄罗斯有句谚语，”我告诉他，“一个人要等三年才能等到承诺兑现。但我等了四年，你才把我送进监狱。你迟到了！”[3]

科尔戈夫困惑起来，开始否认他们曾向我承诺过什么，声称我在胡思乱想。

“这很好，”我说，“你及时警告了我，让我明白我在和谁打交道。现在我再也不会和你说话，免得我又‘胡思乱想’。”因此，我下定决心，在审讯期间不与那些谬误的奴仆，即契卡人员，谈论案件的任何方面。

搜查结束后，三名契卡人员陪我到克格勃总部，其他人留在我的公寓，对我哥哥的房间进行了搜查，没有发现任何“非法”的东西。与此同时，领导这次突袭的彼特鲁斯凯维丘斯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Petruskevicius）开始审问我。在回答他的问题“你是从哪里得到《纪事》”时，我回答说：“我不会回答任何有关此案的问题，因为你们自己就是罪犯，悍然侵犯了《宪法》、《人权宣言》和法律法规所保障的信徒的最基本权利。因此，我对此案表示抗议。我不会协助罪犯实施犯罪行为！”

克格勃特工给尼约勒拍摄的登记照，摄于1974年。

“为此，我们会把你关进精神病院，”彼特鲁斯凯维奇斯威胁道，“那里会比监狱糟糕百倍”。但我没有被吓住，他答应如果我告诉他我从谁那里得到了《纪事》，就放我走。我保持了沉默。

在调查过程中，契卡人员总是以这种方式违反法律，根据《刑法》第187条，他们都应该受到刑事审判：“进行搜查或初步调查的人使用暴力迫使某人作证，或在审判期间通过威胁或其他不公正的行为迫使某人作证，可处以最高剥夺自由3年的处罚。使用欺骗手法和嘲笑受审讯者的情形也按此处理，可处以剥夺自由3至8年的处罚。”

然而，这项法条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实际上，在（苏联）对立陶宛的整个占领期间，契卡人员都有意识地违反了这项法律，没有一个人被送上刑事法庭，因为一切都建立在谎言和欺诈的基础上。

在审讯过程中，由于没能从我嘴里套出任何东西，契卡人员彼特鲁斯克维丘斯命令士兵把我押进克格勃的地下室，处以单独监禁。一个女人走了进来，搜了我的身，拿走了所有东西，甚至是我脖子上的十字架、念珠和一枚圣牌。之后，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单独的小黑屋，在那里关了大约17天。

[1] 《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是一份地下期刊，记录了立陶宛天主教在无神论和极权主义政权下为生存所做的抵抗。它通过抵抗运动者的辛勤工作而传播开来，他们打出多份副本供私人分发。在这样的圈子里，文字处理机和复制机器的存在是不为人知的。下文一般简称该报刊为《纪事》。

[2] 据《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第28期，1977年6月29日）报道，其中一名克格勃特工对尼约勒说：“既然你是一个天主教徒，怎么可以打出《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上面只有关于所谓迫害信徒的谎言和诽谤。”她回答道：“《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中披露的每一个无神论者的错谬行径，其准确性都已被信徒的眼泪所证实。”

[3] 尼约勒被指控违反了《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68条——反苏维埃的煽动和宣传。

第三节 审讯：克格勃的地下室

在克格勃的地牢里——审讯隔离区——《古拉格群岛》中描述的审讯过程中使用的旧日酷刑已经被改换成一种新的手法。在克格勃的地牢分为热牢和冷牢。他们把我、弗拉达斯·拉皮埃尼斯（Vladas Lapienis）、阿方萨斯·斯瓦林斯卡斯（Alfonsas Svarinskas）神父（1983年入狱）和其他许多人关在热牢里，人们因缺乏空气和热量而窒息，不停地出汗。

阿方萨斯·斯瓦林斯卡斯神父（左，1925-2014）和弗拉达斯·拉皮埃尼斯（右，1906-2012），两人均因发行和散播《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而被克格勃逮捕。

另一方面，吉诺瓦伊特·纳维凯特（Genovaite Navickaite）、奥纳·维特考斯凯特（Ona Vitkauskaite）和其他人被关在阴冷潮湿的牢房里，墙上滴着水。那里非常冷，寒冷沁入他们的骨髓，令他们的关节疼痛。此外，他们感到非常虚弱，几乎无法行走。他们苦于严重又无法解释的头痛和胃痉挛，当他们躺下，他们不仅无力站起来，甚至连移动一只手的力气都没有。只有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才会逐渐恢复。

弗拉达斯·拉皮埃尼斯被关在一个牢房里很久，他开始全身疼痛。当他在睡梦中抓挠自己时，就会出现溃烂的疮。他开始流出大量鼻血，并感到严重的焦虑，害怕门被打开，等等。当他变得极度虚弱，并在审讯中问及在他死后，他的遗体是否会被移交给他的妻子埋葬时，契卡人员将他带到另一个牢房，在那里所有这些问题都荡然无存了。

弗拉达斯·拉皮内斯患有高血压，但在审讯后，甚至如今他从西伯利亚回来后，他的血压一直很低。只有天主知道，契卡人员用什么来摧毁受审者的意志。此外，他们把你一直和克格勃的线人关在同一间牢房里，这个线人通常是个刑事犯，一旦其身份被察觉，就开始大发雷霆，用各种方式骚扰你。

克格勃的牢房深藏在地下，只有从天花板上的一个小窗户的顶部可以看到外界的地面——克格勃院子的路面。这扇小窗被肮脏的双层玻璃挡住，你几乎看不到一片天空。要够得着那扇窗户，必须爬上一张小桌子，而这是被严令禁止的。

接受审讯的人每天被带到外面的小院子里锻炼半小时（据说是四十五分钟，但士兵们在时间上弄虚作假），小院子类似于水泥洞——有高高的水泥墙和地面，上方有孔隙窄小的栅栏。小院子面积是四步*五步，或者更大一点。四周是克格勃总部的高墙。在整个审讯期间，人们看不到一棵树或一株草。

在审讯-隔离区的走廊上，三名军事警卫不停地踱步，他们不断地通过门上的一个小“眼睛”向牢房里看。他们相互赌咒发誓，尤其是用最粗鄙的俄罗斯脏话骂娘。当我向皮莱里斯少校抱怨共青团士兵的咒骂时，他笑着告诉我，这并没有碍事；他们不知道如何用其他方式说话，只会用脏话来组词造句。这就是他的共产主义道德观，咒骂一切高尚和神圣的东西，只有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才戴上有文化的假面。

多么可悲的是，国外还有人相信共产党人的虚假承诺、协议和“善意”。共产党人承诺了很多，目的是让人放松警惕，然后造成更大的伤害，吞下更大的一口。他们签署的所有协议和文件都不过是欺骗，随即便以极冷酷的方式撕毁。每一次与撒旦或自甘为魔鬼奴仆之人的对话，都是一种犯罪。真正的爱不在于帮助他们作恶，也不在于相信他们的谎言，而在于抵抗邪恶。共产党就像伊甸园里的蛇一样，许下很多承诺，却带来死亡。

尽管牢房里非常热，而且没有通风设备，但我的斗志仍然高昂，由于他们把我单独带走，我没有连累到其他人。为了感谢天主，我唱起了赞美诗，看守们敲打着牢房的门，喊叫着让我安静。因为我不听他们的话，他们把我的事写进了报告，交给了隔离区的主任，并私下抱怨说：“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一张放个不停的唱片，没有办法让它停下。”

不久之后，我开始急剧脱发，体重下降。克格勃有办法消磨那些受审者的意志，他们的想法是，随着一个人身体的削弱，其意志也会削弱。但他们不知道，即使是最脆弱的人，在基督的支持下，也是坚不可摧的。

彼特鲁斯凯维丘斯审讯了我大约两个月，当他无法让我开口时，他就放弃继续谈及我的案子。他还不断地用精神病院来威胁我，并且嘲笑所有的信徒——“你们是胆小鬼！你们要是招惹了我们，全都会像兔子一样往灌木丛里钻——你保持沉默，你不回答问题，你不提供证词。革命者曾经把法庭变成自己的特殊裁判庭。他们曾经当着你们的面说出真相。但你们是懦夫...”

“不要嘲笑信徒，”我劝他，“你最好拿起圣经，读一读关于达味与哥肋雅之战的段落。用这个故事形容当前的情况是再合适不过了。那个哥肋雅象征着今天你们这些克格勃。数以千计的契卡人员，数十万特工和线人——你们拥有所有最好的侦查和窃听手段；你们控制着所有的权力：军队、警察、监狱、精神病院。至于欺骗人民，你们在这方面受过专门的训练，有二十年的实践经验，而我们这些比矮小的达味还弱小的信徒，不仅缺少弹弓和石头，而且你们甚至把小十字架从我们的脖子上扯下来。

“尽管如此，我们就像矮小的达味一样，奉万物之主的名去对抗你们，要是至善的天主愿意，我们将有受审的一天。用不了多久...”

而至善的天主确实保佑了我们。尽管对我的审讯是保密的（只有几个契卡人员在场），但我在受审期间说的话很快就被全世界所知。“若是天主偕同我们，谁能反对我们呢？”他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事物来羞辱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光荣、感恩和爱唯独归于祂，直到永远！

但这是未来的事。就目前而言，里姆库斯（Rimkus）与我斗争了大约两个月，未从我身上得到任何东西，便把我交给了审讯科的助理科长卡齐斯（Kazys）[1]。第一天，当卡齐斯科长没有得到与案件有关的问题的答案时，他大喊起来：“你这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看来你不仅是审讯员，也是一个精神病学的天才，”我惊讶地对他说，“你几乎还没见过我，你的诊断却如此笃定....”

“是的，我是一名精神病学家，”卡齐斯确认道，“当他们把人带到疯人院时，我是第一个签字的。”

“据我所知，精神分裂症患者多半是自大狂病的受害者。既然你自以为是个天才，你最好关心一下自己的健康，”我建议他。卡齐斯因愤怒而脸色发白，开始在办公室里踱步。此后，他开始威胁和恫吓，甚至给我看立陶宛游击队的照片，而这些照片与我的案件毫无关系。

他们审问了我一整天，当一名士兵在晚上护送我到克格勃地牢——我的监狱时，我要求提供纸张，并给检察官写了一份抗议书，同时抄送给克格勃局长和侦查科长。

在我的声明中，我抗议彼特鲁斯凯维丘斯中校、里姆库斯少校和卡齐斯在审讯期间的流氓行为。他们通过威胁将人关进精神病院来迫使人们提供证词。在我的抗议书中，我强调我并不反对精神病学的专业知识，只是反对契卡人员不断嘲弄人类尊严。我说，他们殴打我反倒更好，因为身体上的创伤比道德上的创伤愈合得更快。我拒绝接受审讯，除非调查人员停止这种流氓行为。

大约两个星期，他们没有带我去审讯，之后我收到克格勃检察官巴库琼尼斯（Bakucionis）的以下答复：“调查人员有权进行心理测试，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无此必要。”

卡齐斯只审问了我一天。在巴库琼尼斯对我的抗议做出答复后，臭名昭著的契卡人员维陶塔斯·皮莱里斯开始审问我。当士兵把我带到审讯室时，皮莱里斯问：“所以你在抱怨，是吗？”

“我不是在抱怨，而是在抗议，”我回答。

“你瞧瞧，”契卡人员说，“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多年了。在那段时间里，我见过各种各样的铁汉子...一两个星期，他们会保有一些精神，但后来他们都屈服了。可是，现在已经是第五个月了，你在这种条件下，从早到晚一直走来走去，面带微笑。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

“你的契卡同事们不是因为我的精神状态好，才威胁要把我关进精神病院，而是因为我不愿意为他们提供供词，”我打断了皮莱里斯。

“所以，只要你能给我们做一份供词，我们就会让你回家，”皮莱里斯许下一个欺骗性的承诺。

“如果你们给我永恒的青春，并且给我世界上所有美丽的东西，只为了一份会引起一些麻烦的供词，那么这些岁月对我来说会变成地狱。即使你让我一辈子呆在精神病院里，只要我知道没有人因为我而受苦，我就会微笑着漫步。一个清白的良心比自由和生命更宝贵。我不明白，这么多无辜的人洒下的血泪压在你的良心上，你怎能在晚上睡得着觉。我宁愿死一千次，也不愿靠你的良心而自由一秒钟。”

皮莱里斯少校脸色发白，垂下了头。那一瞬间，他似乎惊呆了。我明白，他认识到了自己堕落的深度，但缺乏力量，或者说，缺乏意志，无法从这个泥潭中站起身来。(从西伯利亚回来后，我发现皮莱里斯的过往确实十分可怕）。

过了一会儿，这个可怜的契卡人员抬起头来，愤怒地威胁道：“如果是这样，那么现在就把你踢出去，借用你的名义好好地突击搜查和逮捕一番，看上去就像你真的背叛了别人。(在这里，他列举了一整份最佳人选的名单)我们在记录书下方伪造你的签名也不会有什么事。所以你瞧瞧吧，你的朋友会把你当作叛徒而背弃你，而我们什么也不会给你。”

“你在威胁我，”我笑着说。“让所有人都离弃我吧。我不需要人们的认可。我只需要问心无愧。至于你的那些玩意儿，你自己留着吧！

“反正，我们现在什么都知道了，”皮莱里斯坚持说。

“如果你什么都知道了，那为什么还要来审问我？”我问他。

“不是所有的，”他避免了正面回答，“但有很多。”

为了恫吓我，他开始对我说：“在某个日子，在某个时间，某某（都是准确的）来见你，你用西梅酱招待他们。”我感到十分不安，不希望牵连到无辜的人。我从内心祈求天主帮助我，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刚刚在牢房里发生的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于是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

皮莱里斯预料到了一切，却没预料到我的这个笑声。他是如此的心烦意乱和困惑，以至于陷入了沉默，目瞪口呆，非常惊讶地看着我几分钟。他知道他告诉我的事情不会引起我的笑声。他一定以为我了解法律中的一个细节，即契卡人员在窥探中发现的任何东西都没有法律价值，直到人们自己被契卡人员的掌握的信息所吓倒，从而承认它。但实际上，我并不了解这些。从那时起，在接下来六个月的审讯中，皮莱里斯没有一次提到他们在监视我时发现了什么。

有一天，他开始大肆吹捧我：“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你为人们做了这么多好事。”

我问他为什么如此吹捧我。

“这不是奉承，而是事实，”这位契卡人员说。

“尽管我确实努力只为大家做好事，”我对他说，“在我的审讯中，你要给我的判决比你给杀人犯的判决更严厉。”

“是的，你要比谋杀犯承受更多，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皮莱里斯肯定地说。

维吉利尤斯·尧格里斯神父（左，1948-1980），从1971年到1978年，他在一所地下神学院学习，于1978年被祝圣为司铎，并秘密参加宗教活动。1974年，他因复制和发行《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被判入狱，由于监狱的恶劣条件，他在服刑期内患上癌症，1975年，因健康状况不佳被释放出狱。1980年2月17日，因病去世。

彼特拉斯·普朗帕（右，1939-），立陶宛的持不同政见者、社会活动家和宗教思想家，曾因建立“自由立陶宛”组织而于1958年3月14日遭苏联当局逮捕和流放，1965年获释归国，后于1972年协助发行《立陶宛天主教纪事》，于1974年再次被捕，被判七年徒刑。

第二天，他称我和其他被逮捕的信徒——已故的维吉利尤斯·尧格里斯（Virgilijus Jaugelis）神父和彼特拉斯·普朗帕（Petras Plumpa）为狂信徒。“这个称呼最适合你们自己，”我对他说，“因为你们费尽心力想让我们变成无神论者，但信徒爱所有的人，因为耶稣基督说，‘凡是你为任何人做的，就是为我做的’。[2]我们只与邪恶斗争。对于你，我们感到遗憾，如果有必要，我们愿意为你付出生命。你明白吗？”

是的，皮莱里斯知道这一点，尽管如此，在证人签字离开后，他在证人们的供词中特别留出的空白处写道，证人们作证我是个狂信徒。我在审讯前翻阅针对我的案件文书时看到了这一伪造。从西伯利亚回来后，我问那些证人他们是否说过我是个狂信徒。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这么说，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契卡人员指控所有因宗教而受审的人都是宗教狂信徒。由此可以看出，莫斯科方面对此下过秘密指示。

有一次，当一名士兵把我带去审讯时，办公室里还有另外两名契卡人员和皮莱里斯。这种情况以前经常发生，因为皮莱里斯提到他害怕我，因为在突击搜查期间，我曾在十几个契卡人员面前销毁信件。“我不知道她会做什么，”他曾这么说。所以我们在办公室里很少单独相处。

在两个契卡人员面前，皮莱里斯说：“你们这些信徒永远不知足。不是在这事上就是在那事上。你以为在法西斯主义下你会过得更好吗？”

“我不知道在法西斯主义下我们会遭遇什么，”我回答说，“但我知道，你们比法西斯主义更恶劣。”

皮莱里斯跳了起来喊道：“什么，我们比法西斯分子更坏？”

“是的，”我回答，“法西斯分子犯下了巨大的罪行，但他们并没有掩饰它。法西斯分子公开表明他们毁灭了谁，他们打算奴役谁，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你们犯下了同样的罪行，却伪装成‘解放者’和‘兄弟’，拿着那把血淋淋的刀藏在你们的背后。一个人身上还有什么比虚伪更恶劣的品质吗！？既然你们是伪善者，你们就比法西斯分子更坏！”

“我要把这句话记录下来！”皮莱里斯喊道，从桌上抢过那张纸。

“写下来吧，”我平静地对他说，“我会为你一字不差地重复所有内容，并在供词上签字。”

然而，皮莱里斯没有足够的胆量将我的陈述写入记录，他也没有就此写下一个字。

在我受审讯的第十个月，皮莱里斯给我看了一张我自己的照片，问我能对此说些什么。我是第一次看到这张明信片大小的照片，我明白这是将他们突击搜查时发现的一张小的护照照片放大而成的。

为了不牵连到新的人，我说：“如果这张照片与我的案件无关，而且你们不记下我的供词，我会告诉你们我对这张照片的所知的一切。”

皮莱里斯说：我以审讯员的身份保证，此事与你的案件无关，我不会把它写入记录。”

我告诉他，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照片，有人把它从护照照片上放大，复制并分发，让不认识我的人也能得到这张照片。但在我讲完后，契卡人员开始把我说的一切写进记录。“你不是保证过吗？”我质问他。皮莱里斯露出了嘲讽般的讥笑，说：“这叫合法的机智！”

“如果你认为说谎是合法的机智，那么为了表示抗议，从这一刻起，我再也不会和你说话。”我沉默了两个星期。

两三个契卡人员和检察官巴库西尼斯将来到审讯室，试图让我说话，但由于我保持绝对的沉默，两周后他们就结案了。皮莱里斯一直在嘲笑我，说我一无所知，也不熟悉法律的细节，当他审问完我时，他从牙缝里嘶吼道：“好吧，你不是很强硬吗！”当他们结案时，我的呼吸变得轻松起来。“感谢天主，对证人的恫吓已经结束了！”契卡人员古达斯和文加斯·普拉廷斯卡斯（Vincas Platinskas）都出了力，但皮莱里斯尤为卖力。文萨斯·普拉廷斯卡斯曾恫吓布隆涅·基比凯特，甚至在街上遇到她时也这么做：“你是要和尼约勒一起蹲监狱吗？”

保有自由身的朋友和亲属总是比囚犯承受更多的痛苦和忧虑。由于我拒绝了律师，所以我熟悉了针对我的指控。在接受询问的许多证人中，尽管有契卡人员的威胁，（对于收缴的三期《纪事》中的报道）每个人都证明它们是真实的，但在6月16-17日，他们以“诽谤罪”审判我，没有安排一个证人。

[1] 据《纪事》第28期报道：“审讯者（还）询问了许多证人。尼约勒的亲属被传唤，她的熟人也被传唤，但他们仍然没有找到对她不利的证据。

1975年初，克格勃截获了一封从波兰寄给尼约勒的信。亨里克·拉克维克（Henrik Lacwik）并不知道她已被逮捕。在给尼约勒的信中，他写到了自己1974年在立陶宛的逗留。1975年2月，克格勃特工普拉廷斯卡斯（Platinskas）前往波兰见拉克维克。克格勃特工询问了他访问立陶宛的情况，还询问了尼约勒是否谈到了《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立陶宛的司祭或信徒受到的迫害，以及她是否给了他任何读物。答复是否定的。

克格勃得到了尼约勒的表弟弗拉达斯·萨杜纳斯（Vladas Sadunas）的协助，...1975年3月25日，雷吉娜·萨杜妮耶涅（Regina Saduniene，弗拉达斯·萨杜纳斯的妻子）将《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第8期带到克格勃总部，尽管在审判中她作证说她在丈夫的桌子上发现了上述报刊，但不知道它来自哪里。尼约勒没有交给她任何读物。

[2] 此处作者似乎是化用了经文“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译者注

第四节 庭审和辩护

我被六名士兵护送到庭审现场，而即使是杀人犯也只有一两个士兵看守。他们极度害怕，生怕我的辩护词和我的最后陈述被公开。

庭审开始时，检察官巴库琼尼斯（Bakucionis）手里拿着装有我的辩护词和最后陈述（我没能在克格勃地牢里夺回）的信封，洋洋得意地宣称：“今天要是不说你准备好的话，你就能在庭审后获释回家！”

最高法院的检察官向我允诺了自由，用以换取我的沉默。他们是多么惧怕真相啊！我答道：“我不是投机分子，我拒绝出卖我的信念。今天我要发言！”检察官脸色发白，垂头丧气地坐下来。

坐在法庭上的只有六名契卡人员；我被年轻的俄罗斯士兵看守着，他们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完全不懂立陶宛语，这样他们就不会明白我在法庭上说了什么。

我问法官为什么法庭是空荡荡的。他诈称庭审是秘密的。[1]

“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在证人作证后立即把他们赶出去？无论如何，就算是在秘密审判中，他们也应该留到最后。我要求他们留在法庭上，因为我需要他们。”

法官愤怒地喊道，他和我都管不着这些，我们都必须遵守法律。然后法官威胁说：“再多说一句话，我就叫人把你押走！然后对你做缺席判决，怎么样？”

“你可以把我押走，”我针锋相对，“那么你们的审判将是三重不公正的：观众不在，证人不在，我也不在，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审判？”

他们允许我留在法庭上，这令他们后悔不已。

当我开始做自我辩护时，公诉人、法官和助理法官都低下头，垂下了眼睛：[2]

我想告诉你们，我爱你们所有人，就像爱我的兄弟姐妹一样，如果有必要，我会毫不犹豫地为你们每个人献出生命。今天，没有这个必要。但我必须当面告诉你们一个悲惨的事实。有人说，只有爱人的人才有权利批评和训斥。在对你们讲话时，我行使了这个权利。每当有人因《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而受审时，普蒂纳斯[3]的一段诗歌似乎是最合乎这种情形的：

在傲慢的法庭上

杀人犯宣告义人有罪

你们践踏了祭坛。无论罪恶还是正义

都在你们法令的重压下崩溃

你们很清楚，《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的支持者热爱他们的同胞，只不过是为他们的自由和荣誉，以及享有良心自由的权利而奋斗，宪法、法律和《世界人权宣言》保障所有公民享有这些，无论他们持有怎样的信仰。他们探求以确保这些不只是纸面上的漂亮话，也不是谎言宣传——正如此时此刻发生的那样，而是真正付诸实践。宪法和法律的字句很重要，即使它们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被遵守，对信徒的歧视无处不在。《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像一面镜子，映出了无神论者对信徒犯下的罪行。邪恶没有为自身的可憎而着迷，而被它在镜子里的映像所惊吓。

然而，这面镜子并没有失去它的价值。贼窃取的是钱；你们抢走的是人们最珍贵的东西——对自己信仰的忠诚以及将信仰传给子女——年轻一代的机会。

《教育公约》第五条[4]保证了父母有权根据自己的信仰决定子女的道德和宗教教育。然而，在我的案件中接受讯问的教师林考斯金女士（Mrs. Rinkauskiene）在记录中说：“既然有统一的苏联学校系统，就没有必要令孩子困惑，教他们虚伪。”

谁教孩子们虚伪？是获得保证有权根据自己的信仰养育孩子的父母，还是像这样的老师？当父母因学校的影响而失去权威，导致孩子日渐堕落时，由于某种原因，受到指责的却是父母而不是老师。

克莱佩达第十中学（Klaipeda Middle school No. 10）的教师凯图拉凯特小姐（Miss Keturakaite）在她的审讯记录中指出“由于我是一名历史教师，我有机会向我的学生解释宗教问题。我在解释基督教的起源时，同时也解释了基督的起源神话....”

凯图拉凯特小姐怎么能解释超出她专业范围的宗教问题呢，况且，她在历史领域也是门外汉，因为她仍然坚持“基督只是一个传说”这一过时的无神论谎言。就是这样的文盲教育年轻一代，利用他们作为教师的权威，将谎言灌输到学生的意识中。

审讯员彼特鲁斯凯维丘斯中校、审讯科科长里姆库斯和审讯科副科长卡齐斯多次威胁要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因为我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尽管我解释说我的沉默是对这次庭审的抗议。在厌倦了这些威胁之后，我给共和国的国家公诉人、克格勃主席和审讯科科长写了申诉信，要求后者将这封信放入我的案件记录中。这封信没有放在记录中。但坐在这里的共和国副国家检察官巴库琼尼斯书面答复说，他们有权进行精神检查，尽管在审讯员看来，没有进行精神检查的依据。

但你们看看，这不是这封信的主题，这封信是对审讯员施虐的抗议，他们试图恐吓被审讯者，迫使他违背自己的良心。我在信中写道，引述如下“当被审讯者拒绝违背自己的良心和信仰时，审讯员是否有权威胁将被审讯者关进精神病院或进行精神测试？”

在审讯我的过程中，彼特鲁斯凯维丘斯中校多次威胁我说要把我关进精神病院，这将比监狱糟糕得多，只因为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审讯科副科长卡齐斯第一次见到我时，就很不客气地将我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他认为我有精神分裂症的思想，威胁要让他所在的精神病学委员会对我进行检查。审讯科科长里姆库斯少校在我不回答他的问题时，多次威胁要对我进行精神病检查。

苏联的司法完全建立在恐惧之上吗？如果我有精神疾病，我应该得到治疗，而不是被人用疾病来威胁。如果一个人有病，他就有错吗？但即便是审讯员也不相信这一点，因为他们连续第五个月都在威胁我说要把我送进精神病院，试图以此摧毁我的意志。审讯者的这种行为侵犯了人的尊严，我抗议这种针对我的恶行。审讯者使用暴力来获取证词，违反了《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157条。[5]

在我发出抗议后，审讯科科长里姆库斯责备我的抱怨并嘲笑我：“如果你有这种反应，你就是不正常的。你并不了解所有的合法（审讯）技术。”

是的，我不仅不熟悉这些技术，也不熟悉法律的本质，因为我没有学习过。然而，我现在知道，撒谎和诽谤他人对于苏联检察官而言是常事，他们不仅对被告，对完全陌生的人亦是如此。这种行为构成了精神上的流氓行径，应该受到惩罚，因为精神创伤比肉体创伤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愈合。

你们根本不考虑纠正不公。相反，你们纵容并鼓励它。作为证明，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我的案件中被询问的证人能够核实《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中公布的事实，他们首先被问及这些事实是如何传到《纪事》的编辑那里的，他们向谁讲述了这些事实，谁听到了这些事实等等。

你们所担心的就是事实。审讯员没有讯问或传唤那些对持异见者充满仇恨的人，那些人因为库拉乌图瓦中学（Kulautuva Middle School）教师斯塔塞·雅修奈特（Stase Jasiunaite）佩戴十字架而解雇了她，并且用各种方式嘲弄她，甚至不愿意雇用她做最低级的厨房助手。

调查人员没有传唤帕内维齐斯（Panevezys）工人代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马尔凯维丘斯（Markevicius），也没有传唤财务部主任因德里乌纳斯，他们解雇了玛丽特·梅迪斯奥斯凯特（Maryte Medisauskaite）（有9年工作经验的秘书和打字员），因为玛丽特参加教会活动。

然而你们总是声称，宗教是公民的私事，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无论他们有什么信仰。你们的宣传是美好的，但现实是丑恶的！审讯员没有注意到诺约吉·阿克梅涅（Naujoji Akmene）的文法学校校长库普里斯（Kuprys）和教育部门的其他成员犯下的罪行，他们解除了一名教师的职务，这名教师在和她的学生去考纳斯实地考察时，允许他们使用考纳斯公园里的一个厕所——罗马斯·卡兰塔（Romas Kalanta）在那里自杀。这是什么罪行？奇怪的是，你们还在害怕罗马斯·卡兰塔的鬼魂，但这又怎么能怪老师呢？

审讯员没有警告任何一位高级医生——他们滥用职权，不允许临终者享用司祭的服务，即使这种服务是由父母自己或其亲属要求的。即使是罪犯的临终愿望也会被听取。但你们竟敢在一个人最艰难的时刻——他死亡的时刻——嘲笑他最神圣的信仰，并且像贼一样残忍地剥夺了成千上万的信徒的道德权利。这就是你们的共产主义道德和伦理！

维尔纽斯大学的讲师安格斯（Angus）粗暴地诽谤教宗保禄六世、已故的普兰西什库斯·布齐斯主教（Pranciškus Būčys）、乔治·拉贝格神父（George Laberge）和普兰纳斯·拉丘纳斯（Pranas Račiūnas）神父。这种可憎的诽谤何时会被收回？它没有被收回，因为谎言和诽谤是你们日用的食粮。

明道加斯·塔莫尼斯（Mindaugas Tamonis）是一位从事古迹修复工作的工程师，也是一位即将获得技术科学学位的学者，你们被他的思想吓坏了，把他关在瓦萨罗斯·加特维（Vasaros Gatve）的精神病院里，希望能“治愈”他的信仰。谁给你们的权利告诉司祭可以或不可以邀请哪些司祭参加避静或奉献活动？毕竟，苏联曾颁布的《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法令肯定了国家不干涉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在立陶宛，教会没有与国家分离，而是受到国家的压迫。政府机关以最粗暴、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方式干涉教会的内部事务及其教规。他们恣意对司祭发号施令，而且不顾法律的规定而惩罚他们。

这些和其他数百个事实证明，无神论者的目的，就是让每个人成为他们的精神奴隶，他们还为自己的种种手段：谎言、诽谤和恐怖做辩解。

你们为你们的胜利而沾沾自喜？在你们的胜利之后还剩下什么？道德沦丧，上百万未出生的胎儿死去，价值观被玷污，软弱堕落的人被恐惧征服，丧失了生活激情？所有这些都是你们的丰功伟绩。耶稣基督是正确的，他说：“你们可以通过他们所结的果子来认识他们。”你们的罪行正越来越快地把你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感谢天主，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打垮了。我们在社会中的力量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我们既不怕监狱，也不怕劳改营，我们必须谴责所有带来不公正和堕落，或导致不平等或压迫的行为。每个人都有为人权而斗争的神圣职责。

我很荣幸能为《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受苦，我相信这是正当和必要的，而且我将继续忠于它，直到我咽下最后一口气。因此，你们想通过什么法律就通过吧，但你们自己要守法。人写的东西必须与天主规定的东西区分开来。凯撒应得的，不过是天主应得之物的残余。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使心和思想摆脱恐惧，因为对邪恶让步是一种巨大的罪过。

他们坐在那里，脸色苍白，没有一次抬起眼睛，就像被判处死刑的罪犯。我希望我能够拍下这些脸的照片。可怜的人，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犯罪！这一点连俄国士兵都注意到了，他们在庭审后问我：“这是场什么样的庭审？两年来，我们一直在护送受审者，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你倒像是检察官，而他们所有人都像是被判处死刑的罪犯！你在庭审中讲了什么，让他们如此惊恐？”

庭审的第二天，在我的最后陈述中，那些审判我的人也脸色苍白地坐在那里，脑袋耷拉着。我是这样说的：

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我因《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而受审，这份刊物正在与物质和精神上的暴政作斗争。这意味着我是为了真理和对同伴的爱而受审。生活中还有什么比爱自己的同胞、爱他的自由和荣誉更重要的呢？

对同胞的爱是最大的爱的形式，而为人权的斗争则是最美的爱之赞歌。愿这首赞歌永远在我们心中回响，永不沉寂。我被赋予了义不容辞的任务，光荣的命运，不仅要为人权而奋斗，还要为人权而被判刑。我受的判决将成为我的胜利！我唯一的遗憾是，为同胞工作的机会，我得到的太少了。

我将欣然为他人受奴役，我愿意去死，为的是让他人可以生存。今天，当我接近永恒的真理——耶稣基督时，我记住了他的第四个“有福”：“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饱饫。”

全能的天主已经保证，光明将战胜黑暗，真理将战胜谬误，人们怎能不欢欣鼓舞呢？我不仅愿意入狱，而且愿意死亡，以加速这一结局到来的进程。我想用诗人莱蒙托夫[6]的话提醒你们：“无论如何，上主的义是公正的”。主的旨意和祂的公义将有益于我们所有人。我将在我的一生中为你们向主祈祷，我希望以我在监狱中想到的诗句来结束陈词：

我必须走的路越是难行，

我就越能理解生命。

我们都有义务为真理而奋斗，

战胜邪恶，不计较使命的困难。

我们在世的短暂岁月不是用于休息的，而是为了参与斗争

为无数人的幸福而奋斗。只有完全投身于这场斗争的人才会觉得自己走在正确的路上。一个人所能经历的最大幸福

莫过于决心为他人而死。

在这样的场合，人的内心充满了喜乐

这喜乐不会在监狱里结束

或在冰冷的劳改营里终止。

因此，让我们彼此相爱吧，我们将获得幸福。唯有不爱的人是不幸福的。昨天，你们对我在人生的艰难时刻表现出的达观感到惊讶。这证明了一个事实，即我的心充满了对同胞的爱，因为爱他人会使其他一切事都变得简单！

我们必须严厉地谴责邪恶，但我们也必须爱我们的同伴，即使他犯了错误。这只有在耶稣基督那里才能学到，祂是所有人的唯一真理、道路和生命。亲爱的耶稣，愿你的国在我们心中降临！”

我想请求法院将所有为人权和正义而战的人从监狱、劳改营和精神病院释放出来。这将大大有助于弘扬生活中的和谐与善，也意味着美丽的口号“人与人皆兄弟”将成为现实。

1975年6月17日，库迪里亚索夫法官宣布了法院的裁决：由于复制和传播《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她被判处在严格的政权劳动营中的三年有期徒刑，并被流放三年。[7]

[1] 《纪事》1975年7月4日第17期摘录：“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法院于1975年7月16日开始审理尼约勒·萨杜奈特的案件。会议于上午10点开始。会议由库迪里阿索夫（Kudiriashov）主持；国家公诉人是巴库琼尼斯。

“以下证人被传唤到场。约纳斯·萨杜纳斯——尼约勒的哥哥、弗拉达斯·萨杜纳斯——尼约勒的表弟、雷吉娜·萨杜妮耶涅——弗拉达斯的妻子、波维莱提斯（Povilaitis）——中学的校长、库斯莱卡（Kusleika）和布隆涅·基比凯特。

“在开庭时，证人被隔离，在提供证词后被命令离开法庭，所以他们无法追踪法庭程序。

“只有六名士兵和五名克格勃特工在法庭上。首席法官只允许尼约勒的兄弟约纳斯·萨杜纳斯留下；外人不得进入。克格勃卫兵告诉他们，法庭程序已经结束。”

尼约勒拒绝接受律师的服务，以免有人像她在庭审中协助谢什凯维丘斯神父那样陷入困境；她还拒绝回答法庭的问题。在所有的证人中，只有一个人作证说，尼约勒给了他《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的副本，甚至他后来也承认（在醉酒的情况下），他这样做是害怕克格勃。尼约勒对法官滥用法律的行为提出了几次抗议，于是公诉人建议判处她四年苦役外加五年流放。

[2] 法官库迪里亚索夫和检察官巴库琼尼斯知道尼约勒的辩护词的内容，担心尼约勒的讲话被证人听到，就清空了法庭，只允许她的哥哥留下。——《纪事》第28期，1977年6月29日。

[3] 文加斯·米科莱提斯·普蒂纳斯（Vincas Mykolaitis Putinas），立陶宛诗人（1893-1967）——译者注

[4] 1975年苏联与其他欧洲国家签署的《赫尔辛基协定》的一部分。

[5] “进行调查或初步审讯的人，如果在审讯过程中使用暴力、威胁或其他非法手段来获取证词，将被判处三年监禁。包括使用暴力或嘲弄被审讯者的类似行为，可判处3至5年的监禁”。

[6]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俄罗斯诗人（1814-1841）。

[7] 注：庭审结束后，审讯员皮莱利斯对尼约勒说：“就你所犯的罪而言，你受的判决太严厉了。”

一位病人在劳改营给尼约勒写信说：“在我们的苏维埃现实中，我们习惯于给一切事物起不同的名字。真相就是谎言；善就是恶；事实就是诽谤。民族英雄是不法分子或罪犯”。

这些话语的准确性在法院对尼约勒·萨杜奈特的处理中得到了证实。此案是纯粹的诬告，甚至连证人（波维莱提斯和弗拉达斯·萨杜纳斯）都被克格勃特意收买和指示。例如，弗拉达斯·萨杜纳斯在喝醉后向亲属承认，克格勃强迫他作证说，尼约勒给了他几期《纪事》和《西马斯》（Simas）一书让他阅读。亲属们问他为什么不在审判时解释这一点。他直言不讳，这么做的话克格勃就会要了他的命。（摘自《纪事》第28期）

第五节 前往劳改营

判决后，监狱的“乌鸦车”（覆盖着黑铁皮的囚车）将我送回克格勃地牢，但这次非常短暂——只有几天时间。庭审后的次日，他们允许我与我的哥哥约纳斯·萨杜纳斯做短暂的会面。在探监前，一名士兵把我赶到一个单独的牢房，在那里，一名克格勃女医疗助理把我的衣服脱光，并事无巨细地搜查了我的一切。探监结束后，我又接受了同样的“医疗程序”。

我哥哥带给我一朵暗红色的玫瑰，克格勃的狱警对着它检查了很久，翻查每一片叶子，看是否有什么东西藏在那里。在探监期间，他们让我和我哥哥小心翼翼地坐下。我们被玻璃隔板和宽大的桌子隔开，狱警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不断打断我们的谈话，要求我们只谈无意义的日常话题。否则，他威胁要缩短访问时间。

探监结束后，我哥哥希望给我前往莫尔多维亚集中营的途中所用食物和衣服，但他们不愿意从他那里收下任何东西。契卡人员叫他第二天把这些东西带回去，然后告诉他，我已经被押走了，然而这是谎言，因为他们在一天后才把我押走。这是一种标准的酷刑——让囚徒在路上挨饿！

在把我押到集中营之前，1975年6月20日，同一个克格勃女护理员在单独监禁中对我进行了搜查，而士兵们则搜查了我微薄的食物和衣物储备。他们甚至撕掉了糖果的包装纸，并没收了我所有的笔记。之后，警告我：“和立陶宛说再见吧，你再也见不到它了！你在我们手里，我们会对你们为所欲为！”——他们用“乌鸦车”把我运到维尔纽斯的卢基斯基艾监狱。

在那里，他们把我关在一个混凝土隔间里——一间单独的禁闭室，一个人只能在墙壁的包围下坐着，面对着门。坐了一段时间后，你会因为缺乏空气而开始窒息，但这并不会让任何人操心。狱警们嘲弄你：“你可不是来度假的！”

在把我关在那个隔间里几个小时后，士兵们把我赶到一辆“乌鸦车”里，里面已经挤满了刑事犯。为了把我和他们隔离开来，他们把我推进了“乌鸦车”的铁隔间，一个像铁棺材一样的单间禁闭室，然后把我们全部运到维尔纽斯火车站。

苏联特工所用的囚车，车厢侧面的俄文字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缩写。（图片来源："Drawings from the Gulag" by Danzig Badaev）

“乌鸦车”没有窗户，你什么都看不见，就像被活埋了一样。在苏联帝国，囚犯不是人，待遇比野兽还要差一些。他是一个没有权利的奴隶，被士兵和狱警鄙视，不断受到道德和身体上的虐待。

把我们押送到维尔纽斯火车站后，牵着狗的士兵命令我们所有人离开“乌鸦车”。在公众视野之外的侧线上，囚犯的火车车厢在等待我们。我们排好队，他们把我放在第一位，作为“特别危险的国家罪犯”（苏联对良心犯的称呼），有四个士兵和两个狱警看着我。其他所有人——几十名男性罪犯——他们排在我后面，只用几个士兵和几条狗看守他们。囚犯们很惊讶，问他们先前一直把我关在哪里，因为我是如此苍白和疲惫，尽管他们自己看起来也好不到哪里去。

在克格勃地牢生活了十个月后，我再次看到树木和草地仍然是青翠的，四周有那么宽阔的空间，天空是如此之广大，完全不像透过一个带栅栏的小窗户所看到的那样。看到这一切是多么令人欣喜啊！感谢造物主赐予我们这样的美景！只是没有时间让我们享受这一切，因为他们很快就把我们赶进了一节车厢。在囚车里，粗大的钢筋后面是独立的隔间，装了钢筋加固的门，用一把大锁扣着。他们把我一个人关在一个能容纳两个人的隔间里，而男性刑事犯则是八个甚至十二个人被塞进四人隔间里。到了晚上，一张木凳代替了床的位置。我可以在木凳上躺下，但那些像桶里的鲱鱼一样挤在一起的男囚犯却没有地方躺下或坐下。

                 一列运送囚犯的苏联列车

在走廊上，我们的监室前，有三名武装警卫在踱步。在我的牢房前，一名拿着步枪的士兵一刻不停地驻守着，眼睛从不离开我，生怕我“蒸发”了。狱警每三个小时更换一次。囚犯们问他们，我做了什么，要被如此看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入狱了六到四次的惯犯，从未见过有人被看守得如此严密。他们惊讶地了解到在苏联帝国还有良心犯，他们都咒骂苏联政府，据他们所说，只有苏联政府要对他们被剥夺人性而负责。

士兵们喊着禁止谈话，说这是不允许的，但后来连他们也对谈话感兴趣了。在他们大多数人的心中，仍然闪烁着人性的火花，但它被仇恨和各种邪恶的灰烬所覆盖——这是无神论的养育方式造成的结果。

在旅途中，囚犯每天有一小块黑面包，非常酸，烤得很差（他们曾经在克格勃地牢和集中营给我们这样的面包——这种面包是专门为囚犯烤的），吃完后肚子就开始疼，好像有火在烧，还有几条湿漉漉的、非常咸的小鱼——手指大小的鲱鱼。

我曾经拒绝这种配给，为了避免以后的痛苦而不吃，尽管在自由的时候，我什么都能吃，而且从来没有得过胃病，身体一直都很健康。

吃了小鲱鱼的囚犯会要求喝水解渴，但士兵们会取笑他们，故意连续几个小时不给他们喝东西，说：“让他们受苦吧！”在车上，这样的骚动和咒骂开始了，这里简直就是地狱。当士兵们终于玩够了，他们会送来一壶水。喝完水后，囚犯们很快就会开始要求允许他们上厕所。士兵们再一次折磨囚犯，故意在几个小时内不带他们去。

十八岁到二十岁的年轻士兵心中有多少残酷的想法！他们几乎都佩戴着共青团的徽章——“列宁的子孙”。他们像最坏的刑事犯一样赌咒发誓。共产主义的道德境况无非如此！

在我们离开维尔纽斯后的某一天，我们的车停了下来，在侧线停驻了整整一天。没有人给我们第二天的口粮，因为没人预料到去普斯科夫监狱的路程需要两天时间。囚犯们虽然很虚弱，但不得不禁食。在我向士兵们恳求了很久之后，他们同意将我尚有的食物分给囚犯，但这几乎是杯水车薪。

运输是折磨囚犯的一种特殊方式。通常情况下只需两三天的旅程 被特意拉长到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囚犯的车厢里人满为患。所有的囚犯几乎都在不停地吸食品质最差的烟草——马合烟（Makhorka）——而且车内走廊的窗户在白天是不打开的。玻璃是不透明的，所以人们无法看到

铁窗后面那些被运送的脸色苍白的囚犯，但车里充满了青色的烟雾，以至于你无法看到几步之外的任何东西。

任何不习惯吸烟的人都会头晕目眩，仿佛中了毒。晚上很冷，因为他们开着小窗户。大多数囚犯衣着轻薄，即使在夏天，夜晚也往往又湿又冷，更不用说冬天了。

男性政治犯与刑事犯被关在同一间牢房里，刑事犯嘲笑他们，夺走他们的一切，还殴打他们。士兵们只是煽动并嘲笑他们，因为良心犯被苏维埃称为法西斯分子——这样的人活该被打！

刑事犯已经堕落到如此无耻的地步，以至于与他们同车，你会感到极大的道德痛苦，更不用说那些与他们一起被关在集中营的人了。最近在苏联，这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契卡人员如今用这些话警告所有人：“把你和刑事犯关在一起！”或者“把你关进精神病院！”，或者，“雇几个杀人犯，他们今晚就会杀了你。这样你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了！”

在前往莫尔多维亚的女政治犯严管集中营的路上，我在普斯科夫（Pskov）、雅罗斯拉夫尔（Yaroslavl）、高尔基、鲁扎耶夫（Ruzayev）和波特马的监狱里呆了四到六天——这些是转运点。经过几天的旅行后，士兵们会把我们从车上推下来，经常是把较弱的人踢下车，然后把我们赶进“乌鸦车”，押送我们去监狱，“乌鸦车”覆盖着被太阳烤热的黑色铁皮，塞满了囚犯，就像火炉一样热。人们都快窒息了。饥渴令人痛苦不堪。四肢开始麻木，因为我们挤得密不透风，动弹不得。

在一个只能容纳一个人的隔间里，他们会把我和另一个女性关在一起，我们一起受苦。监狱里也是人满为患。牢房里关押的犯人数量超过了配额量；因此，必须在“乌鸦车”里等待和忍受几乎半天，直到他们为新来的犯人腾出一间牢房。

人满为患的囚室，在苏联监狱和古拉格系统中并不罕见。

（图片来源："Drawings from the Gulag" by Danzig Badaev）

他们会让我们离开“乌鸦车”，进入一间普通的牢房，在拖延了很久之后，他们根据我们被判刑的《刑法》条文传唤我们，对我们进行搜查，并将我们分配到牢房。

牢房是简陋而肮脏的，经常爬满了各种各样的寄生虫——臭虫、跳蚤、虱子、蟑螂，在他们每天会带我们锻炼半小时的小院子里有老鼠。

在牢房里，又冷又潮，因为没有一丝阳光能照进来。窗户上有几排生锈的栅栏。更重要的是，有孔的铁板不仅阻止光线进入，甚至连空气也无法进入。因此，牢房里的灯火日夜不停地燃烧。在普斯科夫，他们把我单独关在监狱的地牢里整整一个星期。牢房的天花板很低，墙壁也很潮湿，水泥地面上固定着一张生锈的铁床（没有床垫）。他们把我叫进去，发给我一条又脏又破的旧毯子。牢房里有一个地板上的洞，是一个厕所。小窗子用铁皮封着，灯一直亮着。

在集中营和监狱里，他们给你的食物足以让你不至于挨饿：早上，在一个铁碗里，有几勺粥，是用最低级的谷子煮的，没有任何脂肪，还有一杯浑浊的液体——茶。午餐是一汤勺被称为“巴兰达”（balanda）的混合物，然后又是几勺粥，他们在上面涂抹一些恶臭的脂肪，或者给你一小块鱼，囚犯们经常因此而食物中毒。我也曾因这种食物而中毒了好多次。

晚上，又是几勺麦粥，还有茶。他们每天还会给你半个小面包，由于质量低劣，我吃不下去。吃饭的时候，他们会从门缝里递出一个餐盒（karmushka）。严禁与分发食物的囚犯说话，站在他们旁边的往往是士兵。所有的囚犯都瘦得皮包骨头，皮肤苍白发青。他们经常开玩笑说：“只要骨头还在，肉就会长出来”。

当他们把我们押出监狱的时候，又会有一次搜查，又是“乌鸦车”，又是车站，又是火车车厢里的铁栅栏；现在在我的车厢里，他们会把其他女囚编队，继续旅程。

除了普斯科夫，我们还被暂时关押在雅罗斯拉夫尔、高尔基、鲁扎耶夫和波特马（Potma）的监狱，在那里他们会把我和女刑事犯关在同一个牢房里，包括女杀人犯。

当时有很多女囚犯。我和因抢劫和谋杀被判刑的15岁的年轻刑事犯在一起，还有孕妇、成熟的女人和那些相当年迈的妇女。我对她们所有人的可怕的悖德行为感到惊恐，她们完全失去了辨别善恶的能力，失去了人性。在这里，你看到没有天主的人是多么可怜的生物，而最大的犯罪者是那些系统地、强行地、不断地用无神论的谎言感染每个人的人——苏联政府的无神论者。那些数以百万计的可怜的、被剥夺人性的囚犯是他们“教育”的成果。

刑事犯被关入监狱和劳改营后，不仅没能得到纠正，

反而变本加厉，常常结成团伙欺负弱小的囚犯。

（图片来源："Drawings from the Gulag" by Danzig Badaev）

最终，他们把我押到了最后一个监狱，在波特马，他们把我和女囚犯关在一间大牢里。我们没有像高尔基监狱那样的床，而是睡在略微架高的木板上。我们被臭虫袭扰的次数之多，迫使我们开始抗议。狱警对我们说，牢房里没有臭虫。然后我们抓了几只，在写给监狱长的抗议书中，我们附上臭虫作为证据。半天后，他们把我们带到另一间牢房，那里的寄生虫比较少。

在监狱的院子和厕所里，浅棕色的老鼠肆无忌惮地游荡着（在此之前，我只见过灰色的老鼠）。几天后，他们把我们都赶到一列火车上，但他们没有把我和女刑事犯放在同一车厢。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必须把“特别危险的国家罪犯”，也就是我，放在一个单独的车厢里，由专人看管。他们把我单独关在一间双人牢房里。

波特玛监狱的狱警们对我不知道如何骂人或说脏话感到惊讶。“你是从哪里来的？”他们问，“等他们把你从营地运到流放地的时候，你就学会了一切。”令他们最惊讶的是，他们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在我后来从营地被运送到流放地的过程中，曾与其中几位狱警重逢。我终于到达了最后一个转运点。

他们把我关在火车车厢的一个独立隔间里，把我押走了。从波特马出发，一列窄轨火车将囚犯运过沼泽地的森林。在整条路线上，我们透过打开的小窗能看到的唯一东西是带刺的铁丝网围墙——集中营——士兵、狱警和狗，一个接一个，二十多个集中营里挤满了全苏联的奴隶。在经过沿铁路线串起的所有其他集中营后，就可以到达女政治犯的苦役集中营，这条铁路线几乎只运载囚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甚至没有关闭这里的小窗户。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奴隶制国家。

莫尔多维亚劳改营

最后我们到了终点站，他们命令我们离开。他们把不同的人送到不同的地方；我被赶到妇女集中营的接待室，在那里我被搜身。他们拿走了我的法院判决书副本进行“核查”，尽管我多次以书面形式向集中营训导员呼吁，要求他归还判决书，但他们一直没有归还。苏联官员不喜欢把刑事审判的判决书留给政治犯，他们在审判后不久，或在运送到集中营后，就从几乎每个人身上搜出这些判决书。搜查之后，他们把我的衣服放进仓库，给我穿上了囚服。

从维尔纽斯到莫尔多维亚的旅程花了整整一个月。[1]女囚们以爱和关切来迎接我们，一个乌克兰囚犯给了我一个惊喜，在我的盘子前摆上了小花，排列成独立立陶宛三色旗的样式。

女囚集中营区很小——一个小小的三角形院子，周围有双层铁丝网加上第三层的木栅栏，让人看不见任何东西。在这上面有一个警卫室。严禁囚犯与狱警说话。

在院子的中央有一间矮小的旧木屋，也就是营房，其中一个房间是宿舍，另一个房间是餐厅，旁边是工作间，每个囚犯每天要缝制60双工作手套。任何未能完成定额的人都会被带入惩隔室。缝纫机很老旧，经常会发生故障。线的质量很差，每隔几分钟就会断掉——这是一种纯粹的折磨。我曾经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缝制我的定额，中间有短暂的休息时间，用来吃饭、锻炼和祈祷。[2]

古拉格囚犯间的抢劫和施暴往往是刑事犯对政治犯实施的，因为前者通常成群结队地行动，比孤立无援的“人民敌人”（政治犯）更加残忍。（图片来源："Drawings from the Gulag" by Danzig Badaev）

好在我们工作了一整天，而且我们人也不多。我本来会一直在惩隔室里，因为在一个班次里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定额，缝纫机不断发生故障。

工作间的天花板很低，没有任何通风设备，这样一来，电动缝纫机就会使这里变热。这里还有很多灰尘，包括来自玻璃纤维的灰尘，我们把这些灰尘垫在手套的手掌上，使它们不那么容易磨破。这些手套原本是在建筑和其他工作用于处理砖头的，最近，他们提高了定额，囚犯被要求每天生产110副。苏联人对他们的奴隶是毫不留情的！

囚犯工资的一半被国家扣除，用于支付狱警、克格勃特工等人的工资，从剩下的一半中，他们扣除食物费。在苦役营的一个月，他们要拿走大约12卢布。人们可以想象得出食物的质量，特别是考虑到为我们做饭的厨房工作人员是女刑事犯——她们曾经偷窃囚犯的食物并和女狱警瓜分。

他们曾经扣押衣服、被褥等。几乎没有任何东西留给囚犯。如果你完成了你的定额，并且没有“扣分”，你可以每月在集中营商店购买价值5卢布的食物、书写材料或肥皂。商店里几乎没有食物，只有不新鲜的饼干、廉价的糖果、老蜜饯、茶叶，偶尔还有人造黄油、果酱、油和马合烟。在我整个刑期内，只有几次有白面包。

我们曾在狱警的陪同下来到商店，如果我们的户头上有自己赚来的钱，我们就可以买，否则就买不了。朋友和亲戚送来的钱不能用来买东西——消费的钱必须自己挣。

拒绝从事缝制手套或其他强制性劳动的囚犯，在集中营的整个刑期内都会受罚：连续三次15天的单独监禁，然后在惩隔室里呆上三或六个月，两次监禁之间有短暂的喘息时间。他们被释放到正常的宿舍，大约一个星期，然后按原样继续，就这样一直到刑期结束。完全残疾的人被免除了强制劳动，但即使是那些卧病在床的人也被安排去组装纸盒。

惩隔室是劳改营中特别为犯错的囚犯设立的囚室，

居住条件极差，许多囚犯被关进去后就没能活着出来。

（图片来源："Drawings from the Gulag" by Danzig Badaev）

当他们把我带到莫尔多维亚集中营时，那里有21名女囚犯，我是第22名。当时正在进行维修，那一周他们允许我们在院子里的长椅上睡觉。在闷热的监狱地牢里呆了一年之后，我得以再度呼吸新鲜空气，欣赏星空，这是多么令人欣喜的事情啊！然而，这仅仅持续了一个星期，之后他们把我们所有人都赶到了低矮狭窄的宿舍，我们全体都必须在那里睡觉。

我睡在二楼的阁楼上，直到楼下有了床位。在那里，呼吸要容易一些，但由于窗户紧闭，氧气仍然稀缺。这儿对年纪大的囚犯来说太冷了，而且宿舍不大；一张床挨着一张床，中间有一条狭窄的过道。身体上最大的痛苦是那些集中营的夜晚，那时你会渴望早上能够跑到院子里，在工作前呼吸一些新鲜空气。由于闷热，许多人患上了失眠症，然而到了白天，即使是老人也被严禁休息。只有病人可以在白天躺下，其余的人都要受罚。[3]

[1] 在前往莫尔多维亚的漫长而疲惫的旅途中，尼约勒瘦了三十三磅。营地的食物非常单调，质量也很差：不含任何脂肪的大麦泥、鱼、吃剩的肉屑（牛乳房、膈肌、肺）。秋天，白菜汤要喝几个月，但白菜供应耗尽后，又要做另一种汤，几个月一成不变。尼约勒于1975年10月10日病倒，整个冬天和1976年春天都在发烧和头晕中度过。第二年冬天，她又病倒了。

[2] 尼约勒的苦难和性格的坚强在她这段时间写的信中有更详尽的描述：

“...我们生活的小船由一位好父亲掌舵，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当他掌舵时，没有什么是可怕的。而且，无论生活变得何等艰难，你都会明白如何战斗，如何去爱。我可以说，1975年就像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但它始终是我的喜乐。我为这一年感谢至善的天主"、

“3月3日，我从医院回来。你的诊断相当准确——急性衰竭。”、“我的‘假期’持续了一段时间，它是在（1975年）10月18日开始的，11月我只工作了6天，12月在医院度过，只有在月底我才能缝纫4天。一月份被我分成两半，一半工作，另一半不工作。二月在医院度过，三月的前三天也是如此。现在我慢慢地缝制，做做停停；当我感到虚弱时，我就到院子里去享受新鲜空气和阳光。我完成了我的定额，因为我们只工作了一个班次。...所以目前，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人人都爱我，而我也努力用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我很开心，而且心满意足”。（摘自《纪事》第23期，1976年6月13日）

[3] 尼约勒写的一封信中的反思，特别描绘了她的真实性格：“....我很感谢那些通过努力让我在这里发现自我的人。我学到了很多，经历了很多，这一切都是有用的。毕竟，至善的天主最清楚我需要什么...”

“再过六天，他们把我从维尔纽斯押走就有半年了，但这一切似乎如此短暂，仿佛就在昨日。我的‘荣誉’警卫、与我共命运的人——其中有很多人（他们都是刑事犯，我是唯一的政治犯）对这座城市（或者说是对火车站）做了最后的目送，此外，还有那个‘浪漫故事’——（前往劳改营的）整个旅程，所有这一切仍历历在目，都是无法言表的，必须经历这些，才能感受到生命，才能理解爱的必要性和价值。当他们把我流放时，我有可能第二次经历这种浪漫故事。而你只能为此羡慕我，尽管这是没必要的——所有这些都不适合你这种身体状况的人。”(摘自《纪事》第23期，1976年6月13日)

第六节 劳改营的女人们

“....这里有许多老妇人和生病的妇女，所以我很高兴我是按照我的圣召——护理和爱——被带到这里的。尽管我十分想念你们，但离开这里会很困难，我会为离开那些与我非常亲近的人而感到遗憾。但是，至善的天主无比关心我们......”[1]

莫尔多维亚集中营里最年长的女人是塔季扬娜·卡尔波夫娜·卡斯诺娃（Tatyana Karpovna Kasnova），生于1904年。我们习惯于叫她塔尼娅奶奶（Baba Tanya）。塔尼娅是个瘦小的东正教信徒，她目不识丁，既不能读也不能写。

她是如何把苏联政府官员吓住，以至于他们视她为特别危险的罪犯判到集中营里呆七年并流放三年的？她的全部“罪行”，就像另外九名被关在集中营的俄罗斯东正教女信徒一样，包括在人们的邮箱里放置手抄的诗句，谴责当权的无神论者对信徒的嘲弄和迫害；换句话说，她“诽谤了苏联政府”。由于苏联官员反对一切对信徒来说神圣的东西，这位女士公开地把苏联政府称为“撒旦政府”（Sataninskaya vlast）。

塔尼娅奶奶特别注意自己的清洁，和其他东正教女信徒一样，她经常整日祈祷。她们经常谴责东正教高层对政府无神论者的犯罪性妥协以及与他们的合作，认为这违背了信徒们的意愿。这些妇女自称“真正的东正教徒”，她们曾严格地守斋，完全不吃肉和动物脂肪；因此她们通常只吃面包。我们的粥或汤里经常有一块烧焦的培根或培根碎屑，所以她们不会吃这种食物，尽管其中的肥肉几乎不足以用作调料。

我们经常要求集中营管理部门不要让厨师在为我们准备的麦粥（kasha）或汤里放熏肉块或肥肉，因为老信徒们将被迫挨饿，而我们自己也经常因为变质的肥肉而遭受食物中毒。他们会回答说：“如果你们不喜欢它，就别吃。你们懂的，你们又不是来度假的"。然后他们继续像以前一样准备肉类。

当5月1日（劳动节）或11月7日（革命周年纪念日），也就是东正教妇女所说的“魔鬼的节日”，他们曾经给我们送来一个小肉卷作为加餐，没有一个东正教女信徒会接受它。我们开始抗议将塔尼娅奶奶这样的女人关在严苛的劳改营里。一个七十四岁的文盲老太婆会对国家造成极大危害，这在人类史上是闻所未闻的！

某种委员会现身并传唤塔尼娅奶奶接受访谈，但她告诉他们，她不需要“撒旦政府”代表的任何恩惠。他们把她留在集中营，直到1979年，他们把七十五岁的塔尼娅送去流放。

运送途中的女囚犯夺走了她的一切：她微薄的食物储备、衣服，甚至她的软垫小外套。当时正值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寒冷潮湿。艰难的旅程持续了近一个月，穿越了各种监狱，饥饿和寒冷将她残余的最后一点儿健康耗尽，1979年11月23日，她被押到哈萨克斯坦的大草原，在举目无亲的人群中，她将自己的灵魂交给了主。愿她在主内安息！

塔尼娅奶奶有我的住址，当时我仍被流放在西伯利亚，一个好心的女人应她的要求给我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告诉我，他们送来的塔尼娅奶奶病情严重，她在1979年11月23日到达后不久就去世了。警察立即认领了她的遗物，并把它们带到了无人知晓的地方。塔尼娅奶奶死于远离亲友的地方，她的埋葬地点是个谜；但她的牺牲是有意义的。殉道者的死是今生黑暗中最亮的星，是战斗的教会蒙受的福气。

早些时候，塔尼娅奶奶为她的宗教被关了三年，处境十分恶劣。他们把她关在一个人满为患的牢房里，不让她出来活动。所有女人都躺在肮脏的水泥地面上，每天只能得到一块面包和一些水。

第二位东正教殉道者是伊琳娜·安德烈耶夫娜·基列娃（Irina Andreevna Kireeva），生于1912年，1980年5月26日死于集中营。我们称她为伊拉奶奶（Baba Ira），她非常善良和体贴，时刻准备帮助和安慰其他妇女。她患了晚期癌症。在她死前的近六个月里，他们把她关在集中营医院里，她在那里变得疲惫不堪，但他们不准她回家。然而，连所有的女性刑事犯，当她们无法治愈时，都被允许回家。

伊拉奶奶在集中营里离开了人世，她的墓址也永远不会为人所知。他们秘密地埋葬政治犯的遗体，只在手上绑上刑事案件编号，并将编号写在标记埋葬地点的木桩上。墓地里没有名字，只有案件编号。唯有官员，即契卡人员被允许进入这些墓地。

对于死在劳改营的囚犯，狱警和士兵通常将他们扔进乱葬坑然后草草埋起来。（图片来源："Drawings from the Gulag" by Danzig Badaev）

我得到的这些信息是由一些士兵提供的，他们自己在军队中经历了许多不公正和残酷的事，于是开始对我们表示同情，甚至尊重。尽管他们曾经被告知我们是最坏的一种罪犯，但他们对这样的不公正感到奇怪，说最好的人被关在集中营里，而最坏的刑事犯和丧尽天良的人在指挥官的岗位上。他们所言非虚。

另一位东正教囚犯亚历山德拉·阿基莫夫娜·奇瓦特科娃（Alexandra Akimovna Chvatkova），生于1906年，也病得很重。由于她的宗教信仰而第二次被判刑，她在惩隔室里待了很长时间，因为她和所有东正教女信徒一样，不愿在集中营里做强制性劳动，以抗议对她的不公正判决。

长时间的痛苦，寒冷和饥饿，削弱了她的体力。她的四肢疼痛，头也经常痛；她有高血压，脸色非常苍白，疲惫不堪，经常受寒。她和其他一些年迈的妇女一起，用一些旧的软垫外套做了被子，狱警们很快就把这些被子拿走烧掉了。“让她们受冻吧，让她们受苦吧，她们不是来度假的！”他们像往常一样嘲讽道。

为了遮盖身体，狱警们曾经发给每个人一条单薄的棉毯，就像一条厚厚的床单。我们都很冷，因为莫尔多维亚的夜晚很凉，即使是在夏天；在秋天和春天，天气又湿又凉；而在冬天，则是寒冷。然而，她们曾经异常坚忍地承受一切苦难，说“越是艰难，越是好的”。

1982年底，他们把尤拉·奇瓦特科娃奶奶（Baba Yura Chvatkova）流放到哈萨克斯坦。我没有收到她的信，因为那时我在维尔纽斯，我的信几乎全被克格勃没收了。其他人写信提到过她，而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她的住址。愿至善的天主帮助她和所有人不要放弃他们的爱。

第四位东正教囚犯克拉夫迪娅·格里戈里耶夫娜·沃尔科娃（Klavdia Grigoryevna Volkova），生于1907年。克拉瓦奶奶非常安静和善良。我睡在她的下铺。床是双层的，铁制的，非常令人不适。当一个人翻身时，不仅上铺，而且下铺也会晃动，上铺就搭在下铺的上面；反之，当下铺的囚犯翻身时，上铺也会晃动，不断把她晃醒。

当我因缺乏空气而在天花板上喘气时，克拉瓦祖母（Baba Klava）从不抱怨，而是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一样翻来覆去。她曾经把很多时间用于热诚的祈祷。有时，所有的东正教女信徒聚集在某个偏僻的角落，会安静地开始唱赞美诗。我一学会就加入其中。我觉得自己仿佛在一座圣殿里，我的灵魂会体验到这样的善意和光明。

一间劳改营的女囚室

有人说，共同祈祷可以上抵天堂，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在集中营里，聚众祈祷是被禁止的。狱警会经常驱散我们，但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聚集起来，赞美和感谢天主对我们这些罪人的爱。共同祈祷——这曾经是集中营中最有活力和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只比她小一岁的是另一位东正教囚犯，阿纳斯塔西娅·安德烈耶夫娜·沃尔科娃（Anastasia Andreevna Volkova），她出生于1908年。这两个沃尔科娃没有关联，但两人一起被判刑。纳西娅奶奶是个病人，手脚不好，但非常勤快；她是个好裁缝。

由于两位沃尔科娃都没有被判处流放，当她们从集中营出来时，都受到了高尔基市的好心人的欢迎。然而，“最人道的”苏维埃政府并没有让这些生病的女人安然无恙，她们被迫去了其他地方。

第六位东正教囚犯是格拉菲拉·拉夫伦特耶夫娜·库洛夫舍娃（Glafira Lavrentyevna Kulovsheva），生于1924年。当他们逮捕她时，她留下了年幼的女儿和一个身为党员的丈夫。他引诱她说，如果她放弃自己的观点，她就会被释放。她没有屈服。然后她的丈夫放弃了她，不探望她，拒绝帮助她，而是给自己又找了一个女人。

格拉菲拉宽恕了所有人；她曾经不断地流着泪祈祷，她非常谦卑。格拉菲拉患有关节炎——多发性关节炎。尽管她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但她从不抱怨，却总是在微笑，为一切感谢天主。集中营刑期结束后，她在西伯利亚遭受了三年的流放，现在已经回到她母亲身边。

在年轻的囚犯中，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塔季扬娜·米哈伊洛夫娜·索科洛娃（Tatyana Mikhailovna Sokolova），生于1933年。她非常安静和友好，却患有糖尿病、胃病和多发性头痛。尽管她的健康状况很差，但由于她拒绝从事强制性劳动，她在监狱的惩隔室中不断受折磨。当他们把她带到牢房里呆上三个月或六个月时，她会把她的下铺留给我。现在她已经回到了她的家人身边。其他东正教囚犯是：

-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阿廖什娜（Ekaterina Petrovna Alioshina），生于1912年，温柔安静，总是面带微笑。她非常善于为所有的女囚犯修鞋，经常伺候病人，并且热诚地祈祷。后来回到了她的亲友身边。

-玛利亚·帕夫洛夫卡·谢苗诺娃（Maria Pavlovka Semionova），生于1923年。她因同样的“反苏”活动第三次被判刑。在监狱里待了超过20年，在惩隔室里被折磨了很多年。她温柔而安静，经常照顾鸽子，用烤好的面包残渣喂它们。她有艺术天赋，经常制作漂亮的拼贴画，而且经常祈祷。1982年，她与尤拉·奇瓦特科娃奶奶一起被押送到哈萨克斯坦流放。

娜杰日达·米哈伊洛夫娜·乌索耶娃（Nadezhda Mikhailovna Usoyeva），30多岁，生于1942年。她是最年轻的东正教女信徒，因为和其他人一样的原因——传播诗歌，被判处六年的集中营生活和三年的流放。像集中营里所有的东正教女信徒一样，她以拒绝从事强制劳动作为抗议的象征，为此，她在惩隔室和监狱里被折磨了整整6年。他们会把她带到集中营，只待几天或几周，然后再把她带走，用饥饿和寒冷折磨她。我想起了这段时间我在信中对纳迪娅的描述：

纳迪娅·乌索耶娃（Nadia Usoyeva）是一个非常善良和机智的女孩（被判处六年严厉的劳改和两年的流放）。她是一个非常正直和高尚的俄罗斯东正教徒。我们就像姐妹一样，只是不幸的是，她在劳改营里几乎没有被允许‘休假’过。这真是一个奇迹，那个脆弱的女孩哪来的力量？五年的惩罚营和严格的政权监狱，几乎没有休息，只有饥饿、寒冷和嘲笑。她是一个真正的女英雄，人们甚至应该在她面前屈膝！

她安静、沉着，总是面带微笑，嘴里念着祷文。我从未听到她说过一句不耐烦或粗暴的话。她微笑着去惩隔室，又微笑着回来。她疲惫不堪，脸色发青，看起来很糟糕，但她不仅对我们微笑，也对折磨她的人微笑！她的榜样感动了我，现在仍然让我感动得落泪！[2]

最后，纳迪娅给了一个机会来描述我们这些在营地的人受罚的监狱。疲惫不堪，灰色的、有斑点的皮肤在她的骨架上伸展，但她总是平静和喜乐，连续几个小时与其他人隔离在角落里，热切地祈祷。经过几天的“休息”后，典狱长又来了，带着虐待狂般的满足宣布娜迪雅当天将被带到惩隔室，她会安静地做好准备，对典狱长露出一个愉快的微笑，典狱长将陪同她离开我们的集中营，重新接受折磨。只有至善的天主才能赋予一个人以超人的力量和对施虐者的爱！

惩隔室是地下室的一个小而低的水泥隔间，非常潮湿和寒冷，冬天几乎没有暖气，温度只比零摄氏度高出几度，天花板附近有一个小窗户。

把囚犯关在惩隔室里，他们会拿走除内衣外的所有衣物；女人只剩下一件浅色条纹的夏装。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把你关上15天，一次都不带你离开惩隔室；有一个铁壶用来解决生理需要，水泥地面上还有一张小桌子和一把小凳子，这些就是所谓的“便利设施”（amenities）。

在潮湿、冰冷的水泥外墙上，挂着一块半拃宽的光板——囚犯小床，早上6点用铁链和锁固定在墙上，这样犯人白天就不能躺下；晚上10点铁链会解开，放下来供人休息。

为了不从那块狭窄的木板上滚下来，囚犯被迫将背部紧紧贴在冰冷潮湿的墙上。饥肠辘辘、衣着单薄的囚犯通常会因为寒冷而三四天无法入睡。一段时间后，他变得意识模糊。

每隔一天，他们给犯人一片面包、冷水和一些盐；隔天，他们提供一瓢稀薄的汤——巴兰达（balanda）。就这样，每隔一天，囚犯就会收到一瓢温热的液体。

在惩隔室里，人们没有任何阅读或写作材料。除了孤独、寒冷和饥饿之外，还有搜查、粗俗的嘲笑和残酷的对待。许多刑事犯因无法忍受这些折磨而自杀。

患病的年长东正教妇女就是这样连续多年遭受折磨，只因为她们拒绝从事强制性劳动，直到她们的体力完全耗尽，被送进了残障人区，在那里她们不必工作，但病痛没有补救措施，也没有紧急的医疗护理。惩隔室的囚犯是因最轻微的“违规行为”而受罚，例如，因动作太慢而没有站起来向路过的狱警敬礼。当他们想惩罚你时，很容易就能找到理由。他们甚至把那些因身体虚弱而无法完成义务劳动的患病妇女关进惩隔室。

那么普通的监狱牢房是什么样的呢？这里的情况比惩隔室好一点，因为晚上他们会给你一条小毯子盖着，他们不会把你的内衣脱光（但也不会给你保暖衣物）。每天，囚犯会得到几勺麦粥、一杯温水和一勺巴兰达汤。食物甚至比集中营还差，此外，人被一直关在没有空气和阳光的牢房——一个混凝土棺材里。

在天主的帮助下，纳迪娅和所有的东正教妇女一样，经受住了这些折磨，精神没有被击垮。在所有这些折磨之后，他们把纳迪娅押去了西伯利亚，为期三年。在阿勒泰，她也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但现在她已经回家了。她回去的时候，身体已经垮了，但她不屈不挠的精神没有垮。当我想起像纳迪娅·乌索耶娃这样的精神巨人时，我想起了福音书中的一句话：“如果天主支持我们，谁能反对我们呢？”[3]一个深深扎根于天主并以爱为生的人，是有可能承受住一切的。爱是不可战胜的。

1975年，该集中营还关押了六名乌克兰妇女。其中一个叫尼娜·斯特罗卡托娃（Nina Strokatova）的人在我被带到集中营时被运到了监狱，他们将她从那里释放了，没有把她带回集中营，这样她就无法见到其他囚犯，也无法了解任何可能带出的消息。因此，我从未见过她。但她现在和她的丈夫在国外，可以比我讲更多关于她自己和她的乌克兰政治犯同伴的情况。

另一位乌克兰人，纳迪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斯维特利奇纳娅（Nadia Alexeevna Svetlichnaya），生于1936年，在回国前服役四年，在经历了许多麻烦后也移民了。纳迪娅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她遭受了很多苦难，因为他们逮捕她时，她留下了她不到一岁的幼子，契卡人员很长时间都没有把他交给纳迪娅的亲戚，威胁说要把他永远留在儿童之家。很难想象这位母亲的慈爱之心遭受了怎样的折磨！在集中营里，她一直在为自己的孩子祈祷。尽管如此，在集中营里，纳迪娅非常有礼貌，安静，乐于助人，像所有乌克兰妇女一样，她总是习惯于积极参加绝食和其他代表受迫害政治犯的抗议活动。我非常感谢她在我被关在集中营时的亲切态度和所有帮助。之后，当我恢复自由时，她从西伯利亚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持。愿全能的天主慷慨赐福于她和所有行善的人。

苏联国家安全部门在抓捕和流放妇女后，狱警时常会强行将她们与子女分离，理由是“孩子会妨碍她们完成劳动定额”。（图片来源："Drawings from the Gulag" by Danzig Badaev）

第三个乌克兰人，奥克萨娜·泽诺诺夫娜·波波维奇（Oksana Zenonovna Popovich），生于1926年，第二次被判刑。第一次的时候，她还不到20岁。由于无法忍受折磨，她试图逃跑，结果腹部和臀部中弹。她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们判她在集中营服刑十年，并流放一段时间，时间不确定。

经历了众多苦难，熬过了古拉格的地狱后，身残志坚的奥克萨娜回到了乌克兰。他们把她送进医院，给她的伤腿做了手术，契卡人员从那里直接抓住了她，再次对她进行审讯，判了她七年集中营劳改和五年流放。

她唯一的“罪行”是她对乌克兰和真理的热爱，以及她拒绝成为占领者的奴隶。奥克萨娜非常诚实；她当面告诉每个人真相，而这曾经令很多人不悦。她不能忍受与邪恶的任何妥协。

在集中营里，奥克萨娜经常拄着拐杖走动；她那条无法痊愈的伤腿非常痛苦；她患有高血压（250/140以上）；她被疲惫和各种疾病所困扰，但她对他人的痛苦非常敏感。目前，她被流放在托姆科省（Province of Tomko），是在1982年底被送到那里的。

伊琳娜·米哈伊洛夫娜·塞尼克（Irina Mikhailovna Senik），生于1926年，是另一位第二次服刑的乌克兰妇女。第一次她和奥克萨娜一样，在不到20岁的时候被判处十年的集中营劳改和流放，时间不确定。在审讯期间，他们折磨她，灼烧她，打断她的骨头，殴打她，尽管年轻的伊琳娜只是一个学生，没有任何罪过。她的父亲曾是一名军官，所以占领者在将他折磨致死后，又折磨了他的整个家庭。在《古拉格群岛》中描述了伊琳娜和数以千计的优秀人士所受的劫难。

在经历了所有的磨难之后，她回到了乌克兰。在一次搜查中，他们在她的物品中发现了她待在集中营时写的几首诗，她在诗中描述了自己和他人的苦难。为此，他们判了她六年的集中营生活和五年的流放。她刚刚结束流放，回到了乌克兰。尚不清楚她能在哪里找到安身之处。愿至善的天主帮助她。

她的父亲被苏联人折磨和枪杀。她的母亲被流放，在集中营里受到折磨，并在远离故土的地方死去。她13岁的弟弟罗曼（Roman）因为没有谴责自己的父亲而受到折磨，目前也远在异乡。

这些天来，契卡人员们开始比往常更多地施加压力，如果伊琳娜没有在乌克兰登记，她可能只得步她弟弟的后尘。护照办公室已经收到秘密指示，不要为已经平反的政治犯登记。他们正在通过这种方式，拼命地恫吓每个人，甚至让最勇敢的人屈服于谬误，或者从肉体上摧毁那些仍然忠于真理和关心他人的苦难的人。

“你们所有人都该被枪毙！”契卡人员当面告诉政治犯。在他们的头子安德罗波夫统治苏联帝国的时候，他们的仇恨得以自由释放。

在我们被押送到集中营的过程中，我遇到了第五位乌克兰妇女，斯捷凡娅·米哈伊洛夫娜·沙巴图拉（Stefanya Mikhailovna Shabatura）。斯捷凡娅是一位艺术家，生于1938年，完成过高等学业。她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疲惫不堪，只是为了示威，她就在苦役监狱的惩隔室和单人监室中被折磨了近一年，只有短暂的休息。她拒绝做苦役，因为集中营的管理部门在克格勃的唆使下，没收并烧毁了她在空闲时间画的铅笔画。苏联官员不仅害怕真理的话语和诗句，也害怕无辜的素描——他们在所有地方都为自己看到了危险性，没收了囚犯的一切，并付之一炬。

她回到利沃夫后，他们不给她登记自己的合作公寓（那是用她自己的钱获得的），她生病的母亲住在那里。经过漫长的审判、克格勃的恐吓和威胁，她再次入狱（因为不符合护照规定。他们拒绝为她登记，并为此威胁要惩罚她），斯捷凡娅最终获得了一年的登记，并且得到了工作。

第六位乌克兰妇女，伊琳娜·奥努菲耶夫娜·卡林内克（Irina Onufrievna Kalynec），生于1940年，曾写过诗。她很聪明，在集中营里很活跃，在流放之后，她和她的丈夫，诗人伊戈尔·卡林内克（Igor Kalynec）一起，回到了利沃夫的父母和女儿身边。

在集中营逗留期间，我发现一位立陶宛同胞维罗尼卡·科迪涅（Veronika Kodiene），生于1916年，完全残废了，她的神经系统毁得很彻底。克格勃把她从医院的神经科抓走，并判给她十年的集中营刑期，因为在战后的几年里，在她的家里，一个非正规兵（苏联杀手）被枪杀，而她没有上报，而是把他偷偷埋了。如果她当时上报了这件事，他们不仅会烧死她，还会烧掉整个村庄的所有房子。苏联非正规兵的祸害是众所周知的。现在她已经回到了她的亲戚那里；我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

苏联政府曾将数以万计的乌克兰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和车臣人等民族人士定性为“民族主义者”，加以杀害、逮捕和流放（图片来源："Drawings from the Gulag" by Danzig Badaev）

还有一个俄罗斯女人，加林娜·弗拉基米罗夫娜·西利翁奇克（Galina Vladimirovna Silivonchik），生于1937年。她嫁给了一个白罗斯人，和他们的弟弟（比她小11岁）一起，试图离开这个国家。他们枪杀了她的丈夫，毫不留情地殴打她和她的弟弟，打掉了她的牙齿，之后，把她关在克格勃监狱里，并且审讯了她。

她们的父亲在她们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和她们的母亲一起抛弃了他们，他自己找了另一个女人，拒绝抚养他们。她们的母亲很痛苦，不久后就去世了。在审判期间，她们的父亲要求将自己的孩子判处死刑。他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党员。然而，法院判处加琳娜十三年集中营和五年流放，判她弟弟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十一年集中营劳改和三年流放——“不要逃离苏联的‘乐园’”。

在集中营里，加琳娜很安静，不会加入抗议和绝食的行列。当我到达那里时，她已经被关了十年。目前，她正处于流放状态。

我还在集中营里发现了两名克格勃线人，即乌克兰犹太女人娜塔莉亚·弗兰瑟娜·格鲁恩瓦尔德（Natalia Francerna Gruenwald）和犹太女人安娜·科根（Anna Kogan）。格鲁恩瓦尔德曾为盖世太保工作，出卖了许多人并害死了他们。为此，她被关了25年的集中营。但在集中营里，她热心为红色盖世太保——克格勃工作。她出卖囚犯，诽谤他们，从事间谍活动，散布虚假信息。

她为他们做肮脏的工作，为此，她得到了各种特权的回报——额外的包裹、病人的食物、医疗、维生素等等。

格鲁恩瓦尔德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妇人，有一双非常恶毒的眼睛，我一看到她就吃了一惊。有人说，眼睛是灵魂的窗户，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偶然间，我听说了格鲁恩瓦尔德是如何向契卡人员献媚的：她提出要证明任何一个政治犯都是情绪不稳定的......愿天主垂怜她！

目前，在服完二十五年的刑期后，她住在一所养老院里，为他们给她提供良好的食物而感到快慰。

安娜·科根从一个刑事犯区被运到我们的营地，目的是开展间谍活动。她和格鲁恩瓦尔德经常监视我们：谁和谁友好，我们谈论什么，谁组织罢工和写抗议和请愿书。她还干扰我们与其他集中营建立联系的努力——她经常和契卡人员狼狈为奸。当她们要求我们告诉她们如何了解其他集中营的情况时，我们会回答：“我们找到了这个地下电话......”在我来到集中营之前，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年轻俄罗斯母亲拉娅·伊万诺娃（Raya Ivanova）已经和一些东正教女信徒一起被判刑。当契卡人员无法使她“康复”时，他们中的两人在格鲁恩瓦尔德和科根的协助下起草了一份声明，宣布拉娅在情绪上受到了干扰。他们把完全健康、安静、心地善良的拉娅·伊万诺娃关进了喀山的一家精神病院，一年后，她受不了折磨，在那里去世。愿她在主内安息！ 她是为信仰和对天主的爱而致命的又一位殉道者。

集中营的医生曾说：“如果伊万诺娃是个精神病人，那么我们都比她疯狂三倍”。但是，后来克格勃把那个医生从他的位置上赶走了。与此同时，可怜的克格勃线人格鲁恩瓦尔德和科根在集中营里利用了各种特权。她们曾经每天喝牛奶，吃白面包和黄油（病人的饮食），而病人从未见过这些东西。由于科根的“出色”工作，她在6年半后被提前释放了半年。这样一来，契卡人员为自己买来了奴才，他们作为杀人犯，利用了前杀人犯的服务，并且成为她们密不可分的同谋。

[1] 摘自《纪事》，第23期，1976年6月13日。

[2] 摘自1980年1月1日《纪事》第41期。

[3] 此句疑为化用了《罗马书》8:13——译者注

第七节 劳改营的规矩

就在我们附近，几百米之外，是男性政治犯的“第五区”。我们曾经与那座集中营秘密通信。1975年，他们一把我带到集中营，我们就发现，一个契卡人员痛殴了1938年出生的乌克兰诗人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斯图萨（Vasily Semionovich Stusa），是为他们无法击垮他的精神所作的报复。他们把被打得满身是血的他扔进了惩隔室，声称他是在一场斗殴中受伤的。一个施刑者收到了一个额外包裹。

得知此事后，我和所有的乌克兰妇女都宣布绝食，要求检察官来判处真正的犯罪者，并将斯图萨送进医院。我们在请愿书中写道，我们将绝食直到我们的正当要求得到满足。他们隔离了我们所有人，把我们关在精神病院的一个病房里。在我们绝食五天后，检察官来了，把斯图萨送进医院治疗。他接受了一个腹疝手术，之后他们给他开了一份二等残疾人证明，表明他不能从事任何繁重的体力劳动。

劳改营管理人员对不听话的囚犯施以酷刑的折磨。

（图片来源："Drawings from the Gulag" by Danzig Badaev）

不久之后，他们将斯图萨运往流放地。在运送途中，他们撤销了他的残疾人证明，仿佛他已经康复了，并把他运送到马加丹（Magadan），强迫他在矿区工作。在斯图萨历经劫难回来后，他立即被再次审判。几名克格勃特工被传唤到马加丹，并在审判期间作证说，在马加丹，斯图萨曾以反苏方式发表过言论。

他们判处这位生病的、疲惫不堪和备受折磨的诗人（在审讯期间，他们对他实施身体折磨）十年严苛的集中营劳改和五年的流放，没有给他一个在法庭上做最后陈述的机会。

此外，他还被起诉缴纳1000卢布，用于支付作伪证者的旅费——安德罗波夫的契卡徒子徒孙们正在步他们前辈的后尘。

然而，我自己的案子却没有那么难。契卡人员们严重担心我的庭审细节会被泄露出去（他们不允许任何证人在作证后留在法庭上，庭审一结束，他们就在特别看守下把我运到集中营）。在立陶宛，克格勃禁运了所有被怀疑与《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有关系的人的邮件。他们不择手段，使我的庭审保持秘而不宣。契卡人员试图逃避世界的监督；他们害怕光明，会不惜一切代价让人们生活在谎言的欺骗下或被恐惧所麻痹。

但天主是至善的。我得以写下对我的庭审的记述，并把它寄出去。这封信藉由手抄到达了最终目的地，避开了克格勃的圈套。二十世纪的达味战胜了哥肋雅，因为他奉上主之名作战。为此，愿光荣和感恩唯独归于至善的天主！

然而，这令契卡人员震惊不已。莫斯科克格勃因为他们的愚蠢而处分了他们。1975年夏天，在我被带到集中营后不久，可怜的维尔纽斯契卡人员，以马尔凯维丘斯（Markevicius）中校为首，来到了莫尔多维亚，把我叫到了典狱长的办公室。在那里，马尔凯维丘斯、其他一些契卡人员和一些报纸的编辑在等我——至少他们是这样介绍自己的。马尔凯维丘斯说：“我们是来带你回家的。我们将免除你的刑罚，只有一个小条件：只要告诉我们你能在哪里偷运出有关你的庭审的情报，不用告诉我们是谁或怎么做的，你就可以自由回家了。”

我回答他们：“我花了整整一个月才到达你们的这个乐园，不想还没服完刑就离开这里。至于你们感兴趣的事情，我是不会说的。”就这样，他们从我这里一无所获便离开了莫尔多维亚，而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的是，至善的天主对我的努力施加了赐福。

所有比较活跃的政治犯，在集中营服刑期满后，都会被带走进行所谓的“改造”。政治犯通常会被押去他们被判刑的地方，路上花去两个月的时间，狱方寄望于他们的抵抗精神可能已被磨灭，他们会容易接受有吸引力的许诺。契卡人员用来欺骗人们的基本手段是用虚伪的亲切感来掩盖谎言；而当欺骗不奏效时，则是威胁和恫吓。苏联的政策是建立在谎言和欺骗、暴力和恐怖之上的。

在集中营里，我曾经积极参加所有的示威活动，经常充当与其他集中营的政治犯的联络人，因此，该区的生活从来不缺乏戏剧性。有人说得很对，“肚子空荡荡，脑子就清醒”。囚犯们的头脑确实很清晰，而且富有创造力。可怜的契卡人员尽管费尽心机，却从未弄清我们为何能如此迅速地得知其他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

作为报复，尽管他们从未抓到我，但在我的刑期结束时，他们取消了我领取五公斤包裹的权利。在集中营的三年里，我只收到一个五公斤的包裹。在制度严苛的集中营中，囚犯在一半的刑期内不被允许接收任何东西，之后，如果他们不违反规定，而且集中营管理部门允许的话，他们每年可以收到一个五公斤的包裹——其中除了烘焙食品、黄油、肉类和鱼类之外，不能有任何高热量的东西。对于活跃的囚犯，即便是这些包裹也会被没收，用的理由是捏造的违规指控。唯有天主的恩宠才能支撑那些获刑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都非常感谢那些在祈祷中牵挂他们的人。[1]

1977年4月，他们把加林娜·西利翁奇克和我从集中营押走，没有告诉我们去哪里，理由为何。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所有的囚犯：典狱长进来，告诉你在15分钟或更短的时间内准备运送。奴隶们不被告知为什么要被押走，也不被告知要去哪里。因此，他们把储藏室里的所有财产还给我们后，就像把猫装在袋子里一样驱赶加林娜和我，就像我们再也不会回到集中营了。

当我们的“乌鸦车”停下来时，天已经黑了。他们将我们赶到一栋大砖房的三楼，关进一间小牢房。一段时间后，他们让我们向医生报告。我开始以为他们把我们带到了精神病院——契卡人员们不断威胁要把我们关进那里，但很明显，我们两个人被带到了萨兰斯克，克格勃用于“改造”的审讯隔离监狱。

助理医生问我们有什么不满，并给我们量体温。士兵们搜查了我们所有的“财产”，然后把我们俩关进了大牢。改造开始了。一些士兵护送我们去见检察官。办公室里坐着两个检查员。其中一个告诉我：“好吧，允许你回家，你不必去流放，如果你保证，在你回到立陶宛后，不说出你在审讯期间和集中营的经历——如果你回家后保持沉默。”

劳改营里的“思想改造”和“再教育”。

（图片来源："Drawings from the Gulag" by Danzig Badaev）

我答说，我在被捕之前一直保持沉默，因为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但现在我会发声，因为有话可说。他们警告我，他们会让我的流放条件比集中营里的生活条件困难一百倍。对此，我回答说：“越是艰难，越是好的！”

契卡分子们面面相觑，惊讶地说：“真有个性！我们喜欢你这样的。”在审讯过程中，他们再也没有提及这个话题。

他们决定尝试另一种方法。他们传唤了高等院校的马列主义教师来反驳我的观点。契卡人员把我们两个女人单独留在办公室里，给人以亲切交谈的印象。她与我年龄相仿，看到我时非常惊讶，因为她没有想到我对她会如此友善和亲切。我们开始交谈。我很快就确信她对宗教一无所知，我对她说：“请原谅我直言不讳，但在立陶宛的家庭中，六七岁的孩子都比你更了解宗教，你却教学生无神论。你怎么能否认和抵制你不了解的东西？”

她坦率地承认，她对宗教缺乏认识，甚至没有读过福音书。当我告诉她祈祷的力量，以及天主对人的怜悯时，她开始感兴趣。之后，她以反思的态度说：“我不相信人们会因为信奉宗教而受罚。”

“太糟糕了，”我答说，“你看不到我的案件档案，它在维尔纽斯克格勃的办公室里。就在那里，他们审了我十个月，期间契卡人员检查了在搜查过程中从我那里找到的全部三期《纪事》，这些报刊列举了那些因信奉宗教而受苦的人的案例；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一件事是不实的。你无法拿到《纪事》来了解这件事，但这没有必要；你可以自己去证明。”

“怎么证明？”她惊讶地问。

“这轻而易举，”我解释说，“只要去萨兰斯克的东正教堂像信徒一样祈祷，你会发现，很快你就会像丢了一个烫手山芋一样丢掉你的工作。”

思考了片刻，她答说确实如此。我们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因为此时几位可能一直在偷听我们谈话的契卡人员进来，让我们停止谈话。那位教师要求允许她第二天再和我谈话。这些契卡人员严厉地回答说：“不允许。这不是你在教育她，而是她在教育你！”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我只是在祈祷中牵挂着她和她的小女儿，因为她确实设法对我说了一些关于她自己的事情。

在萨兰斯克的克格勃，另一个惊喜在等着我。加林娜和我被安排在一个采光良好的牢房里，不是在地下室，而是在三楼，在那里我们可以透过窗户看到树冠。为了让我们在用作床的宽木凳上睡得更舒服，他们给我们每人带来了两张全新的草垫；他们给我们每人提供了第三张床垫，但我们拒绝了。

除了所有这些特权，他们还让我们吃得很好。虽然在集中营里每个月只允许购买5卢布的食品，但萨兰斯克克格勃允许我们购买30卢布，甚至更多——当然是用我们自己挣的钱。士兵们会从商店里带来新鲜牛奶、奶油、奶酪、黄油——只要他们能搞到，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美味。我们两个人的伙食几乎和总统一样好。

加林娜和我开玩笑说：“复活节快到了，苏联人没有肉，所以他们把美国人养肥了，准备大开杀戒…”当我们提要求时，他们经常带我们到监狱的院子里锻炼，当时阳光明媚，而且不仅仅是半小时，而是三个小时。只有隔离监狱的典狱长要求我们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没有答应。在与教师做了关于无神论的谈话后，我几乎没有被传唤去审讯或改造。在集中营的时候，我就已经生病了。我因严重的咳嗽而变得虚弱。

有几个月，我在集中营医院接受治疗，那里的食物很差，但你不用工作。在萨兰斯克，他们开始给我提供正式的医疗服务。他们把我带到综合医院做检查。此后，助理医生每天都会给我发放外国药物，睡觉时她会使用热吸盘和芥子膏。我们不需要工作，白天我们会阅读从克格勃图书馆获得的书籍。

牢房的窗户有一排栅栏，我们可以随时打开。天气很好。就这样过了两个月，我恢复了体力，皮肤晒得黝黑，样子变得不像个囚犯了。然后有一天，隔离监狱的典狱长召见了我，一名士兵押着我。典狱长对我说：“我们要给你拍照，因为你的哥哥很关心你的健康。”

我拒绝了，说：“我哥哥不久前去集中营看过我。用不了多久，他们会把我运去流放地，在那里他可以再来探望我。我拒绝拍照。”

我建议他们给加林娜拍照，她已经11年没有见过自己的哥哥了。监狱长嘟囔了几句，似乎在说这是没有必要的，并再次要求我同意照相。我断然拒绝了。

士兵把我带回了牢房，但不到半小时，我就被检察官传唤了。他们把我押到他面前。在萨兰斯克克格勃，我们没有穿带条纹的囚服，而是穿上了他们从集中营运送我们时从储藏室还给我们的自己的衣服。士兵把我领进审讯室。

我惊讶地看到一个装饰一新的大房间，有柔软的椅子和没有栅栏的大窗户。在一张圆漆桌子后面，坐着两个契卡人员，第三个人站在一边；他们都在愉快地笑着。我的“再教育者”说：“你看起来多有精神啊！人们会以为你刚从巴黎回来呢。”

“那么萨兰斯克与巴黎有什么不同？”我问他。他邀请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我拒绝了。然后他们把一张华丽的扶手椅拉到桌子边，我就坐下了。其中一个契卡人员开始对我说话：“我回到家，听说我的邻居回来了。我过去看他，我很惊讶，他的门锁着。为什么呢？‘啊哈’，我说，‘他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弄到了一块肉，急着自己吃，就不用和我分享了’。”

我为契卡人员也在谈论苏联食品短缺问题而笑了笑。在那一瞬间，一道亮光闪过——站在一旁的年轻契卡人员给我拍了照。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要安排这一场喜剧。

“为什么这么做，你在滥用职权，”我对他说，“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给我拍了照。愿天主保佑我的照片洗不出来。”

摄影师对这个镜头相当满意，回答说：“我在这里做摄影师已经有四年了，我的照片从来没有一次洗不出来。”说完，他离开了房间。

我的“再教育者”向来访的契卡人员解释说：“他们在国外把她捧成了女神，嚷嚷着她快死掉了。让他们看看她的样子有多有精神！”

两个月来，契卡人员让我享受度假的待遇，只是为了让国外的人不明就里：“看看我们的苏联囚犯的待遇是什么样子的！”

条幅上的俄文意为：“苏联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这里由法律统治”。（图片来源："Drawings from the Gulag" by Danzig Badaev）

第二天早上，隔离监狱的典狱长又召见了我，他不安地说：“你的照片昨天没有洗出来。”他给我看了一张非常清晰的明信片大小的照片，我坐在扶手椅上，面带微笑，但脸的前面有一些条状物。我仿佛是坐在铁栅栏后面微笑着。整张照片上都有条状物。

监狱长告诉我，出现条状物是因为摄影师没有使用正确的胶片。他要求我同意再次拍照，但我拒绝了。一名士兵把我押到牢房，几分钟后，把我带到检察官办公室。接待我的不是检察官，而是前一天的摄影师，他把我带到他的暗室。我坐在一张桌子旁的简易椅子上，他非常激动地求我同意拍照；否则他就会有麻烦。

我开始为那个可怜的契卡人员感到难过，从桌子上拿起一本杂志，放在我的腿上，弯着腰好像在看书，我说：“现在你可以给我拍照了。”他做了准备，并要求：“抬起你的头，笑一笑。”对此，我回答说：“给我拍阅读的照片，否则我不会合作。”他拍下了照片，“求求你不要再祈求天主让我的照片洗不出来！我也信天主，只是我没有力量，也没有意志和勇气去承认。”

摄影师本人证实，我的照片无法以正常方式冲洗，不是因为胶片的问题，而是因为祈祷的力量。天主多好啊！祂试图把流离的人带回自己身边。

一段时间后，从莫尔多维亚集中营赶来的契卡人员特列索莫夫（Tresoumov）召见了我。他喝了很多酒，并吹嘘说他正在庆祝他的四十岁生日。他邀请我和他一起拍照，或者陪他去维尔纽斯看风景，又说了别的一些胡话。我断然拒绝了。然后，他恼羞成怒说：“谁需要你的牺牲。享受你在这里得到的一切吧，因为明天你就会一命呜呼，没人会记得你。”

我告诉他，人不会“一命呜呼”，而是会死。他愤怒地反驳我，继续说：“你我可能已经患了癌症；我们会一命呜呼，他们会把我们埋到地里，每个人都会忘记我们，甚至我们的朋友和亲戚也会记不得了。”

一个只有四十岁的契卡人员的心里有多少可怕的绝望啊！

两个月后，加林娜和我藉由令人疲惫的运输工具被运回了集中营。在路上，我患上了感冒，咳嗽和发烧——我的慢性支气管炎——又开始折磨我了。

回到集中营后，我发现男性政治犯已经连续三个月拒绝强制劳动，要求在苏联将政治犯归为无需强制劳动的群体。我们集中营里的女人们都筋疲力尽了；没有人有足够的精力再在惩隔室里承受三个月的折磨了。

我的刑期是最短的，西伯利亚的流放迫在眉睫，所以刚从萨兰斯克回来，我就给集中营主管写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承认我们是政治犯，并抗议立陶宛的新一轮政治逮捕（我得知他们逮捕了弗拉达斯·拉皮埃尼斯），我拒绝做任何强制劳动，直到集中营的刑期结束，即1977年8月27日。

集中营管理部门立即传唤我，劝说我收回我的声明，说这是毫无意义的，对我来说，这只是意味着在惩隔室里接受新的折磨。他们提醒我，我的健康状况不佳，而且我面临着前往西伯利亚的艰难旅程。

“你的所有请愿和抗议不过是杯水车薪，你什么也得不到，只会毁了你的健康，”营地主管说。

“那么就让它成为帮助别人的一滴水吧，”我回答，“毕竟，滴水可以穿石。为了让别人的处境好一点儿，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不仅准备蹲惩隔室，哪怕是去死，我也准备好了。”

我的急性支气管炎复发，体温高达100华氏度，病情使我无法进入惩隔室，尽管契卡人员禁止我接受治疗。此外，男性政治犯告诉管理部门，如果我发烧被送进惩隔室，他们会宣布绝食。在整个过程中，狱方从未给过我一封信，他们还经常没收我写给哥哥的信。

[1] 尽管一再努力，美国或英国的亲友们的信件都没有寄到尼约勒那里。英国的报纸报道，从英国寄给尼约勒的200多封信件被退回。即便是从立陶宛寄来的，也并非所有的信都能到达劳改营。有一个特例，1975年10月31日，谢什凯维丘斯神父给尼约勒写了一封要求回执的挂号信。当他要求加格兹代邮局（Gargzdai Post Office）询问为什么劳改营没有通知他信是否交给了萨杜奈特时，劳改营邮局才通过电报通知他的信已于11月5日寄达，但接收人不是尼约勒·萨杜奈特，而是劳改营审查员德瓦耶夫（Devayev）。此外，审查员还从信中删去了宗教图片、圣诞节和复活节的问候语，甚至是比较漂亮的明信片。另外，并非所有尼约勒的信都能寄达目的地。1977年1月和2月期间，克格勃审查人员截获了尼约勒的两封信。

1977年3月13日至5月13日期间，尼约勒被关押在莫尔多维亚州（Mordovian ASSR）的萨兰斯克（Saransk）审讯所。她患上了支气管炎，经常发高烧。她从萨兰斯克回来时，患了更严重的支气管炎，并再次发高烧，身体衰弱不堪。由于她没有得到适当的医护，病情发展成了支气管扩张。同时，营地的食物和其他生活条件完全削弱了尼约勒的体力。她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

冬天结束时，尼约勒写道：“我在工作中很幸运，因为我总是能完成手套的缝制定额。现在会有点艰难，因为我很虚弱。但这是小事一桩，春天快到了。草会复生，我也会找到新的力量，因为我们急于吃蒲公英、猪笼草和花朵。它们含有维生素和卡路里。”(资料摘自1976年10月1日和1977年6月29日的《纪事》）

第八节 流放

在我的劳改营刑期即将结束时，他们把我押去流放，当然没有告诉我目的地。我前往西伯利亚的旅程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在波特马、车里雅宾斯克、新西伯利亚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转运站驻留过。[1]

1977年9月5日，在前往新西伯利亚的途中，在拥挤的火车车厢里，我犯了心脏病。车厢里的女刑事犯注意到我脸色苍白，开始大喊大叫，说我要死了。我也感觉到自己正处于死亡的边缘。我的手和脚都没有知觉，完全麻木，感觉像不属于我自己了；我的视域逐渐消失，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然而，在我的心中却有一种深沉的平安，甚至是喜乐。我想：“感谢天主，这一切都结束了。”我只是为我的哥哥感到抱歉，他会因为不知道我是如何死去，或在哪里死去而备受折磨。

但是，天主并不愿意我死去。士兵们很快拿来了药品和水，并打开了一扇窗户。当我稍稍好转后，我问他们，如果我死了，他们会把我的尸体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他们会把尸体留在新西伯利亚的监狱里。

他们把我和女刑事犯一起运走；我和她们待在同一间牢房里，除了在普斯科夫——他们在那儿把我隔离起来。我没带任何食物或衣物；所有像样的东西我都留在了集中营，因为那里的人更需要它们，所以我没有什么可带走的。有时，女刑事犯们看到我一无所有，就会与我分享她们的食物。她们对我的境况感兴趣，也对我被押送到流放地的来龙去脉很感兴趣。对女刑事犯是没有流放处罚的，她们以为只有在沙皇时代才会有人被拖去流放。

她们说：“你将像列宁一样被流放。”每次在同一间牢房里呆上一个星期，我们就会聊很多。我从不掩饰我的信仰；我经常在饭前饭后祈祷，当面告诉她们，她们的生活是错乱的，像她们那样生活是永远不会幸福的。我一直对她们非常友善，因为她们是如此不幸。

也许是觉得我真诚地希望她们所有人都能受益，她们也都对我很好，我从未从她们那里感受到任何不公正或嘲笑。我和女刑事犯们共处了四个月：两个月在运输途中，两个月在医院里。

在新西伯利亚监狱，我和三名来自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女人呆了一个星期，她们因谋杀罪被判处15年监禁。她们刚满13岁的时候，就和一个14岁的男孩一起开始从事抢劫。傍晚时分，她们在偏僻的街道上袭击独行的路人，将他们打伤甚至打死，然后夺走他们的钱。她们除了钱之外什么都不拿，但从来找不到多少钱。“毕竟，我们得生活，”她们说，“我们需要一些东西来买酒，买烟，还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她们在10岁的时候就开始吸烟。

她们抱怨说，她们被判得太重了，因为“她们什么也没干”。其中一人被判两年，另一人被判两年半，第三人作为头目，我相信被判三年或更多一点。作为未成年人，她们不必服完一半的刑期。女刑事犯总是被赦免。可怕的是，她们不认为自己的野蛮行径是罪行，而是一种正常现象：“我们必须活下去。”

这些都是无神论的恶果。“如果没有神，万事皆可行”，数百万被剥夺人性的囚犯在铁丝网后面，过着真正的地狱般的生活，其间充斥着最恶劣的悖德、残酷和仇恨，谁能数清他们的人数呢？有言道：除了纪律的程度有所不同，苏联就是一座巨大的集中营。那些人将心中的天主撕碎，他们沉入了腐烂的泥潭，视恶为善，并以善为耻。只有当我遇到这些不幸的人时，我才意识到对天主的信仰是多么巨大的财富，以及我们由此产生的责任是多么巨大。我们是否在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人？

在押运结束后，我发现自己来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监狱，在那里，我在一个半地下的牢房里呆了整整一周，里面挤满了女刑事犯。转运站——巨大的监狱——到处都人满为患。这是苏联人每年超额完成的一个领域，不幸之人在不断增加。

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出发，为了使我的流放真正比集中营艰苦一百倍，正如萨兰斯克的契卡人员所许诺的那样，他们根据克格勃的命令，决定把我和八个男酒鬼一起押到林区去伐木。在林区，熊是检察官，狼是律师，刑事犯则横行霸道。这就是契卡人员如何打算执行他们在维尔纽斯说过的话：“和立陶宛说再见吧，你们再也见不到她了！你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对你为所欲为！”

但这些可怜的家伙不知道，我们都在天主的手中，没有祂的同意，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落。目光短浅的人类的想法与天主的计划是多么不同啊！

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监狱，他们用飞机把我和八个刑事犯送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北四百公里的博古恰内（Boguchany）。在博古恰内，他们用一辆面包车把我们运到警察总局，从那里他们应该把我们赶到60公里外的林区。然而，在1977年9月19日那天，本应载我们的面包车发生故障，我们在博古恰内过夜。甚至在博古恰内的警察大院里，三个罪犯也在争论我将成为谁的“奖品”。我相信天父的保护，保持了冷静。

警察大楼矗立在安加拉河岸边。我欣赏着美丽的安加拉河（Angara River），它位于博古恰内的河段大约有两公里宽，在森林覆盖的山丘间华丽地蜿蜒。秋天的树叶有黄、绿、红三种颜色，让我想起了立陶宛的三色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为大自然的美丽和祂对我们的爱而感谢天主，我们是如此不配享有大自然之美啊。

过了一会儿，我接到传唤，并被告知在刑事犯的要求下，戒毒所的清洁女工同意带我回家过夜，这样我就不必在中心的高墙牢房的地板上过夜，与我一同被带到那里的八个酒鬼为伴。

典狱长同意让我在这位女士的家里过夜，命令她早上九点把我带回警察局，他们应该从那里把我们带到林区。他没有让我去附近的邮局——我想给我在维尔纽斯的哥哥发一份电报，让他知道我在哪里，因为他已经四个月没有收到我的一封信了。

一个警官对我说：“等你到了该去的地方，就可以写信了。”清洁工带我回家。她的小屋就在警察大楼的对面。她告诉我，他们要把我们带到林区，那里方圆四五十公里没有居民，也没有交通工具，只有偶尔经过的车辆。任何来探望我的人都必须步行在针叶林中寻找我，当然，也不可能找到我。

我问他们在博古恰内是否需要一个清洁工或洗碗工，因为如果我可以留在那里，朋友和亲戚来看我就会更容易。我发现有一所两层楼的学校，本应该雇用七名清洁工人，因为学校有两个轮班。只有两个人在工作，第三个人因为过度饮酒而被开除了。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学校的女清洁工安雅（Anya，与我同龄）走过来。我们和她约好第二天早上八点去找管理员，看看她是否会雇用我做打杂工。安雅说：“如果他们不接受你，我就当场辞职。我做三个半人份的工作，他们只付我两个半人份的工资。我已经快累死了！”

他们很乐意雇用我，因为没有其他人可用；每个人都饮酒过度。负责流放者的警官同意把我留在博古恰内工作和生活；为此，这个可怜的人惹上了克格勃的麻烦。他怎么敢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我留在博古恰内呢？到1977年9月20日，我在博古恰内中学担任女教师，和安雅一起住在学校分配给她的公寓里。[2]

当天晚上，这八个刑事犯才被运到林区。他们在某处获得了一些廉价的私酿酒，然后就醉醺醺地打了起来。他们杀害了其中一人，并且肢解了尸体；其中两个人被打成残废，髋部被打断，一个人的头被劈开。后来我在博古恰内的医院里看到他们中的一个正在休养，其他人是我在街上偶然遇到的。他们都向我打包票说，我非常幸运，因为如果我和他们一起去林区，肯定活不过一天。

暴力是监狱生活的一个重要主题，尤其在刑事犯之间，集体斗殴和谋杀更是家常便饭。（图片来源："Drawings from the Gulag" by Danzig Badaev）

“我们都喝上头了，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他们告诉我，“直到斗殴结束四天后，警察才出现，这时伤员开始求助，尸体已经腐烂。”[3]

克格勃想从肉体上摧毁我的计划失败了。

在中学里，工作很辛苦。室外泥泞不堪，下课后，学生们从学校操场回到教室，会带来很多泥土，以至于从早上到深夜都要做苦力。[4]宿舍的厨师看到我工作很辛苦，动了同情心，告诉我医院需要一个护士助手，这个工作对我来说会比较容易。

1977年10月，布隆涅·基比凯特和柳达斯·西穆提斯（Liudas Simutis）来看我，后者曾在集中营服刑23年。这次探访是多么令人欣喜啊！我们三人在打扫完集中营的卫生后，来到了我的房间。我们仨在打扫完教室和走廊后去散步，一同为一切感谢主。

布隆涅·基比凯特和我去了医院，他们同意雇用我去产科病房，因为我是一名合格的护士，而且曾在儿童之家工作过。他们答应给我一间宿舍的私人房间。

1977年10月，尼约勒的挚友布隆涅·基比凯特（左）从维尔纽斯到流放地来探望她。

1977年11月1日，我开始在博古恰内医院工作。我去工作的时候，医院的院长，立陶宛前流放者梅奇斯洛瓦斯·布特库斯（Mečislovas Butkus）正在休假。当时他甚至不在博古恰内，然而，后来他们因为他雇用我而不断骚扰他，克格勃要求解雇我。然而，这位勇敢的医生回答：“她的工作干得很好，给我一张解雇她的书面命令，我才会照办。”

克格勃从来不用自己的手打你，而是藉由雇工和受胁迫者之手。当他们无法恐吓院长时，就开始散布恶意的谣言。警察们在博古恰内到处转悠，告诉居民，他们把一个信徒带到了镇上，这个信徒去了医院工作，现在正在向分娩的母亲和她们的新生儿投毒，交给他们含有“小天使”的毒药。此外，他们认为她拥有一个无线电接收器和发射器，将各种国家机密发送到国外。

因此，我被描绘成一个可怕的罪犯，人们不应与我有任何关系，与我说话，甚至向我出售任何东西。否则，他们也会成为国家罪犯。有一段时间，人们惧怕和躲避我，但这只持续了几个月。

首先在医院找到我的是浸信会的人。我们成了好朋友，经常一起祈祷。在博古恰内，大约有50名浸信会成员，其中许多人年轻而活跃。我非常感谢她们的精神支持和友谊。她们像姐妹一样接受我。愿善良的天主酬报他们！

她们开玩笑说，如果不是因为克格勃编造的故事，她们永远不会认识我。但当警察们开始重复这些无稽之谈时，她们开始感兴趣并找到了我。因此，对于那些爱天主的人来说，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当克格勃确信我在博古恰内的日子太舒服时，他们通过警察头子命令我收回证件，辞掉工作，北上到伊尔巴村（Village of Irba）当挤奶工。那是1977年12月，气温达到零下40至50摄氏度，正如我在这时的一封信中所写的：

...我在博古恰内的“美好”时光就要结束了！在学校呆了一个半月，在医院呆了一个半月——我来到博古恰内正好三个月，现在有一个好消息：我将离开这里去伊尔巴村....（1977年12月20日）

伊尔巴村离博古恰内有100公里（62英里）。天气好的时候，每周二、周四和周六下午12点20分有一架飞机抵达这里。给奶牛挤奶用的是手工，早上4点开始工作，晚上10点结束，没有任何休息日。人们喝酒，无人工作。（1977年12月23日）[5]

如今身在以色列的伊利亚·格拉泽（Ilya Glazer），当时是博古恰内的政治犯，他建议我推迟到1978年1月离开，因为1月3日他将结束流放，回到莫斯科后将组织对我的支持，这样我就不会第二次被迫流放到伊尔巴苏维埃公社农场。

我感谢他的关心，并说事情会按照天主的意愿进行——对我来说，祂的意愿比什么都重要。我辞去了工作，向负责该地区所有苏维埃公社农场的主席报告，以便他安排我在伊尔巴公社农场担任挤奶工。主席很惊讶，问他们为什么要分配给我这么艰苦的工作。公社农场很落后，没有饲料，挤奶工都是酒鬼，我每天都要从早忙到晚，没有休息时间，要兼做自己和别人的工作。

我告诉他，他们已经放言给我最困难的一种流放，我不怕工作，但我不能胜任挤奶的工作，因为我经常发烧，不会工作很长时间。主席听后很高兴，并希望帮助我，说他不需要任何生病的挤奶女工。他让我去医院做检查。接受了他给医院的引介，我回到了警察总局，告诉他们我被指示去做身体检查。警察头子不在，我见到了他的助手。进入办公室后，我听到助理与一个年轻的黑发男子谈起我。当我走近他们时，助理说：“这是我给你说过的新挤奶工。她受过教育，很勤奋，最重要的是她根本不喝酒。”

我问助理，如果按照他的说法，我受到了如此好评，为什么要把我送来第二个流放地。“难道克格勃在我的事情上让你为难了？”

他转过身来，用手捂住嘴，小声地告诉我，以免坐在办公室里的伊尔巴地区主席听到：“你如果懂，为什么明知故问？”

然后我告诉他，我不是被收为挤奶工，而是被派去做体检。助理回答说，即使我不能工作，我也必须离开博古恰内。他们要的不是一个挤奶工，而是要尽可能地让我的生活变得困难——警察们正在执行克格勃的这一指示。

他们把我放在治疗室做体检。该科室的护士长每隔三小时就给我量一次体温，她对这个“法西斯”不信任，并怀有强烈的仇恨。她是“受人尊敬的”党员，相信克格勃的一切说辞。晚上，我的体温是正常的，早上升高一点，到了晚上，体温上升到100或101华氏度。[6]

我被咳嗽困扰得很厉害，但他们不给我开任何药，治疗科的女医生本来应该给我治疗的，她像惧怕瘟疫一样惧怕我，在病房里一次都没有靠近我。这不是玩笑，我这个“公敌和法西斯分子”可能会使她招致克格勃的怒火——最好离我这样的女人远一点。

护士长对我的胃部进行了导尿，之后又对我的膀胱进行了导尿。测试持续了大约六个小时，直到出现血迹。一位来到病房的实验室技术员将我从这种折磨中解救出来。她吓坏了，拔出了导尿管，并说插着导尿管的时间不能超过三个小时。这根导尿管就是一个月后我患上博特金综合症（黄疸）的原因。至于我的体温，护士长说：“想想看，101度！那是发烧吗？这正是适合挤奶工工作的温度！”

我犹记得1977年圣诞节前夜的可怕悲剧，那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位年轻的护士助理来到我们的病房，用激动得颤抖的声音对一位她的熟人的病人说，在妇科，他们把一个刚出生的女婴丢弃在一个没有暖气的储藏室里，两天来她一直在哭，而且还没有死。

拿着一些干净的水，我让护士助理带我去那里。在一张漆成白色的小桌子上，一个小小的女婴身上裹着一条薄薄的接生毯躺着，她的脸已经冻得发青。当我触摸她时，她开始无力地哭泣。我给她付了洗，然后匆匆赶到护士办公室，发现他们正在轻松地闲聊。这时已经是深夜了。我很生气，问他们为什么把这个无辜的孩子扔出去饿死。他们愤怒地反驳道：“这不关你的事。医生最清楚谁该活，谁该死。”

我答说，医生的职责是拯救生命，而不是毁灭生命。他们杀害自己的婴儿，这种行为比那些只杀害外国人的法西斯分子还要恶劣。他们大声嚷嚷起来：“离开这里！你一定是从疯人院逃出来的，为每个人都觉得心中有愧。这是我们的事——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后，我去找值班的医生，但她也无能为力。这里是一家妇产医院，有专为早产儿准备的婴儿床，有温暖和食物。但是对于这个孩子，那里没有房间。有生以来我从未经历过如此悲伤的圣诞节。小女孩活到了天亮，当他们向来妇科的产科医生报告时，她说：“她早就应该被扔到洗涤桶里去了！”

这就是他们的“水晶般纯洁”的共产主义道德！他们对自己的无辜婴孩毫无同情心。那么，他们对那些持有不同想法的人又该有怎样的憎恨。

在医院里，我还遇到一位女病人，她在伊尔巴苏维埃农场工作，照顾小牛。她描述了公社农场的混乱状况：没有饲料，所有事都被无视了，奶牛和小牛像苍蝇一样倒在地上。尽管他们不是流放者，但公社管理方想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死牛的费用。[7]

“但牛没喂不能怪我们，”她感叹道，“我和我丈夫来到伊尔巴，因为他们答应给我一套公寓，现在我真的后悔了。”当时是12月，直到5月才会有工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喝醉了，没人去工作，那里还发生斗殴和谋杀。她警告我，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去伊尔巴。他们会控告我忽视奶牛，对于那些死去的奶牛，我必须支付国家赔偿金，而我到死也付不完赔款。我感谢她的好意，但去不去伊尔巴不是由我决定的。

1978年1月10日，他们让我出院，证明我是健康的，可以做任何工作，尽管我晚上发烧到100度，我又回到了警察局。契卡人员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来见警察头子，我被告知在他的办公室外等候。坐了一个多小时后，我决定进去问问他什么时候有空接待我。

当我进入他的办公室时，警察头子正在和两个契卡人员谈话。看到我，他站了起来，张开双臂，笑着说：“那么，你要留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啦？”我不明白为什么情况一下子全变了，我回答说这不是我的主意，是他叫我离开。警察头子打断了我的话，说：“在博古恰内生活和工作吧！”至善的天主再次安排我留在博古恰内，直到流放结束。在人生的艰难时刻，尤其能感受到天主的爱。光荣、爱和感谢永远归于祂！

在博古恰内，我曾经收到过许多发自国外的信件和包裹。[8]邮政局长很奇怪，问我来自二十个外国的人给我写什么。我答道：“他们在信中说他们爱我并为我祈祷。”我将收到的包裹重新包装，寄给处境比我更艰苦的政治流放者。我认识其中的二十个人。邮政局长又一次想知道，为什么我不把所有的东西都寄到立陶宛，而是寄到西伯利亚、雅库特（Yakutia）和马加丹的落后地区里的外国人。他问那些人是我的什么人。

“他们是与我共患难的兄弟姊妹，”我会这么回答，“连你们都说‘人与人皆兄弟’。”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女孩子们会好奇地问：“如果我们像他们一样陷入困境，你也会给我们寄包裹吗？”

“当然，如果我有你们的地址。”对她们来说，这是无法理解的，但她们相信我的话。在我回到立陶宛后，我收到了她们的亲切问候，她们忘不了我。真正的爱比仇恨更有力量！

[1] 尼约勒在她的一封信中更详细地描述了她在流放途中所经历的可怕磨难：“我于8月24日离开巴拉舍夫（Barashev）。在我离开之前，集中营的会计来找我，让我在到达目的地后给她写一封信，告知她我的地址，否则她就不知道该把我的钱寄到哪里。要不是有这样的好人，我在领到第一份薪水前肯定会挨饿——在艰难的二十天旅程后必然会损害我的健康。感谢天主，到处都有好人，他们帮了我，并以许多方式持续援助我。

“我在车里雅宾斯克、新西伯利亚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监狱里各待了一个星期。清洁和其他卫生用品自不必说。在一个幸运的巧合下，我成功地避免了长虱子。我全力与臭虫作斗争，那些已经习惯了臭虫的女人对我笑得很开心。不幸的是，我没有学会在臭虫的叮咬下睡觉...

“在旅行期间，我患上了流感和耳部感染。没有任何医疗护理，现在，我得到一只聋耳作为纪念...感谢至善的天主，另一只耳朵听得很清楚。如果我完全不再听到咒骂和淫秽的语言，而只能享受善意的话语和大自然的复调音乐，那就太好了。”（摘自《纪事》第30期，1977年11月1日）

[2] 尼约勒在这时的一封信中的反思显示了她的非凡性格：“就这样，我又自由了！这是多么大的喜乐啊！我的肺里充满了纯净的林地空气。我在空地里，在孩子们天真的眼中欢呼雀跃。感谢至善的主，感谢大自然之美，感谢人们灵魂中善良的火花！”（摘自《纪事》第30期，1977年11月1日）

[3] 尼约勒在流放期间在一封信中的反思在此很有意义：“...没有天主的恩宠，人是最悲惨的乞丐。这一点从数以百万计的精神贫民身上得到了显著的证明，他们没有幸运地认识和爱上至善的天主，从小就在生活的诡道上徘徊。我在旅途中遇到了很多这样的人。不管他们的地位有多低，善意的话语所点燃的善良的火花都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在燃烧。天主的恩宠对他们长期受邪恶折磨的灵魂来说是多么重要！让我们祈祷吧，让我们牺牲吧，因为精神贫民的队伍正在飞速扩大。我看到了一个事实：没有天主的人是多么的悲惨。（摘自《纪事》第30期，1977年11月1日）

[4] 正如尼约勒在谈到她在博古恰内的工作时写道：“中学还没有修好，我们的学生在小学学习，那是第二个班次，从下午2点开始。我们下午也去工作。我们为上课和课间休息打铃，保持走廊清洁，下课后，我们对教学楼做彻底的清洁。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为清洁工太少，安雅和我必须做四个人的工作。前天，又雇了第三个清洁工，现在就轻松多了。此外，我的体力也在慢慢恢复。这表明自由是多么重要！在自由中的十天，我的脚已经站得更稳了，即便是强风也不再让我害怕。我的虚弱感正在消失，我在工作中的疲惫感减少了，我觉得我很快就会在自由中变得像以前一样健壮。

“我在劳改营的钱还没有寄出去。如果不是好心人的帮助，我就得挨饿。

“我和人们相处得很好，每个人都对我很友善。我也尽量不欠任何人的债。我们生活得非常和睦。

“对所有牵挂我的人致以最真诚的感谢！。

“愿至善的主降福并保守你们所有人！”（摘自《纪事》第30期，1977年11月1日）”

[5] 摘自《纪事》第31期，1978年2月2日。

[6] 约38摄氏度——译者注

[7] 尼约勒在这段时间的一封信中更详细地描述了伊尔巴的罪恶：“......住在这里的人明确告诉我，没有什么国营农场比伊尔巴更落后和受忽视......针对我，他们可能会捏造一个故意损害动物的案子，并提出严重的指控。这种想法是西伯利亚人自己提出来的。工资没有支付，有些人从5月起就没有收到工资了；没有簿记员，完全是一片混乱。泥泞、老鼠、混乱。人们正在逃离伊尔巴。正如当地居民所说：‘妓院不是生活的地方’”(1978年1月6日)——摘自《纪事》，第31期。

[8] 尼约勒在关于这段时间的一封信中写了更多关于她的通信情况：

“当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收到住在维尔纽斯的家人的信时，我已经开始担心了。今天我却在庆祝！邮件来了，在其他信件中，有我哥哥约纳斯·萨杜纳斯的五封信。显然，这封信觉得自己独自“旅行”很悲伤，所以它在等待同伴。如果有五封信，那就好玩儿了！

“我的许多仅有只言片语的笔记并没有寄到很多劳改营的犯人、囚犯、流亡者、莫斯科的居民那里....我的许多信件在返回祖国立陶宛的漫长旅途中消失了......

“对于从国外收到的礼物征收的关税非常高。巧克力是最昂贵的食品。每条120卢布。一包可可是3卢布。索要衣服的费用非常高（无论是新的还是用过的）。一件普通的化纤毛衣是25卢布，一条雪纺围巾是20卢布，丝袜是5卢布。价格和商店里的一样，甚至更高。而我的基本工资是每月75卢布。我要为一个六平方米的小房间支付20卢布....”（摘自《纪事》第39期，1979年7月22日）

第九节 自由与迫害

1980年7月7日，我的流放生涯结束，我乘飞机经拉脱维亚的里加返乡。在里加机场，维尔纽斯克格勃的一辆白色伏尔加车来接我；没有任何文件或命令，他们让我坐上他们的车，载我到维尔纽斯。阿方萨斯·斯瓦林斯卡斯（Alfonsas Svarinskas）神父和其他一些司铎和教友好像来里加接我了。他们想带我去参加在泽迈丘加尔瓦利亚（Žemaičių Kalvarija）举行的圣母瞻礼。

里加的契卡人员把他们赶出了机场。契卡人员们把我秘密押送走了，所以没有人欢迎我。尽管有克格勃的威胁，立陶宛的许多教区为我安排了非常正式的欢迎仪式，有大批儿童、青年和成年人参加。我向他们讲述了我的经历：我的被捕、审讯、被关押的监狱、集中营和西伯利亚，始终强调在这六年中，我时常感到如果没有天主的意志，我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落下。

我们都必须信赖祂，不惧怕任何迫害，而是尽我们所能为天主的福祉和光荣工作。恐惧是背叛的开始。我们要忧惧的只是我们对基督和教会的工作担心太少，在我们的生活中牺牲太少。让我们不要对自己疑虑重重。让我们信靠基督，我们将是不可战胜的。

同时，即使在我的流放之后，克格勃仍会没收我的大部分信件，并通过检察官办公室，威胁要把我和女刑事犯关在一起。前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成为苏联的统治者时，他们开始履行自己的诺言。契卡人员放开手脚支配一切，并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四处施加压力。[1]

从西伯利亚回来后，我想在商店里找一份清洁工的工作，但“干部处”下达的命令是，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太好了，如果女主任雇用了我，她就会被赶下岗。之后，我在帕比尔泽（Pabiržė）的教堂获得了工作，作为帮手，洗衣服，打理教堂的祭衣、圣所和花园。为此，像所有教会雇员一样，我要向国家纳税。但与接下来的事情相比，这种就业限制算不了什么。

首先，作为对我的报复，他们决定，正如他们先前的许诺那样，“关照”我的哥哥。他们捏造了对他的指控，把他关进了精神病院。1982年11月19日，他们把我哥哥关起来后的第二天，我就给我在西方的叔叔拍了一封紧急电报，说：“他们把阿留斯关进了精神病院。尼勒”——在领洗时，我哥哥得到了两个名字，约纳斯·阿廖扎斯（Jonas Aloyzas）。我叔叔在信中称他为阿留斯（Alius），称我为尼勒（Nile）。据我所知，我叔叔并没有收到那封电报；我也没有收到邮件回执，尽管我花了21卢布和64戈比拍了电报，几乎是我整个月的工资。

维尔纽斯的克格勃没收了发给我叔叔的电报，为了报复我的信，1982年11月22日发生了一起挑衅事件。我去精神病院看望哥哥。我被科室主任，克格勃特工R·拉辛斯金涅博士拦住，并被驱逐。“离开这里！你没有来这里的权利！”我刚离开，她就打了个电话，一个伪装的契卡人员前来搜寻我，他就是1982年10月负责突击搜查我们住所的人。

他和他的警察们想在我离开那里之前抓住我，并为让我逃走而抱憾。在一个契卡人员的指导下，他们整理了一份报告，说我侮辱了拉辛斯金涅博士。不管她如何对待她的工作人员，这份不实报告只有两个波兰人签字，他们是护士雅德维加·斯塔辛斯克（Jadwiga Staszinsk）和医疗助理捷斯拉夫·捷尔内夫斯基（Czeslaw Czernewski）。其他所有的工人和在场的人都拒绝签字，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此而受苦，特别是那些设法与我交谈的人。

克格勃特别恼火的是，他们的罪行甫一发生就传到了国外。然后这些可怜的东西抱怨说他们受了诽谤，而他们把无辜的人关进监狱和精神病院。按一点儿民间智慧的说法：“他们越是打你，嚷嚷得越凶！”同一天，他们把应哥哥邀请从英国来的大卫·塞维利奥夫（David Seveliov）从精神病科带到了由克格勃管辖的第一科室。大卫的哥哥为克格勃工作：他们想收买大卫，但没有成功，把他关在精神病院里。

在第一科室，一个人受“治疗”的方式是，两个月后他将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他们不允许任何人探望塞维利奥夫，也不允许他接收食品包裹。与他在一起的其他人，包括一名来自迈西奥加拉（Maisiogala）的20岁德国人，都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被关了起来。在拉辛斯金涅夫人的命令下，他们曾经每天接受大量的氯丙嗪（aminazine）注射，并在昏睡中度过一整天。后来，他们把那个年轻的德国人带走，把他关在切尔尼亚科夫斯克（Cherniakovsk）的精神病院里。就这样，拉辛斯金涅夫人在克格勃的帮助下，“关照”着不服从的人们。愿天主宽恕她！

第二天，三名开面包车的警察带着关照文件来抓我，但那一次，在天主的帮助下，我得以逃脱。此后，克格勃和警察多次以各种借口搜寻我。我一直在躲避这些“同志”，仅仅因为我仍然希望在主允许的范围内为那些为真理和权利而斗争的人们提供尽可能多的服务。我在任何时候都准备好欣然入狱，如果主赐予这样的恩宠，我愿为此而死。

1983年6月8日，维尔纽斯最高法院根据我哥哥的上诉，将他1983年5月24日的判决减为18个月的有条件强制劳动。7月6日，他被安排在吉德莱奇艾（Giedraičiai）的苏维埃农场工作，成为植物保护科的一名生产队成员。这个职位长期以来一直空缺，因为没有人愿意使用对健康有害的化学除草剂工作。7月24日，我和我哥哥通了电话，他将所有的事情告诉了我。紧接着在7月26日，根据内务部的匆忙电报命令，他被调到约纳瓦市（Jonava）的一处建筑工地工作。工地总监很惊讶，虽然没有任何不利于他的指控，但他被从吉德莱奇艾调走了——他曾在那里担任农学专家，如今他必须做非常艰苦的体力劳动，挖土和搅拌混凝土，而这里并不缺劳动力。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哥哥做了一次疝气手术。他患有慢性胸膜炎、心绞痛和支气管炎。几年前，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不佳，医生不准他作为农学家在田间工作。这就是他转到实验研究所的原因。现在他和刑事犯一起从事建筑工作，住在宿舍里，工作结束后必须立即回到宿舍。只有在休息日，他才获准到维尔纽斯看望他的妻子和7岁的女儿玛丽亚。每次他都必须在警察那里登记。

尼约勒的哥哥约纳斯和妻子玛丽特，女儿玛利亚

1983年9月15日，他们把我哥哥安置在约纳瓦地区医院的结核病科，因为他们在他的肺部发现了一个斑点。他晚上发烧到101度，嗓音完全嘶哑了，而且并发了急性支气管炎。第二天，他收到克格勃的传唤，要求他9月19日到维尔纽斯的契卡人员维达斯·鲍米拉（Vidas Baumila）处报到，接受审讯。

我哥哥的医生——结核病科的马图里奥内（Matulioniene）医生吓坏了，口头允许他去接受审讯，尽管从约纳瓦到维尔纽斯来回需要大约六个小时。

9月19日，契卡人员鲍米拉审问了我哥哥三个小时。他给我哥哥看了我、弗拉达斯·拉皮埃尼斯和彼特拉斯·鲍莱提斯从营地写来的信，这些信是我哥哥手抄的，他把这些信存放在他的地下档案室里，这样它们就不会被销毁。然而，地下室被拆毁了，信件的副本也被没收了。契卡人员指控我哥哥将这些副本交给了西吉塔斯·坦凯维丘斯（Sigitas Tamkevičius）神父，说他们是在一次搜查中在神父家里发现的。

我哥哥说，他不知道是谁拆了他的地下室，拿走了这些信件的副本，也不知道他们把它们放在哪里。他从来没有交给西吉塔斯·坦凯维丘斯神父任何东西，如果契卡人员声称他在坦凯维丘斯神父那里发现了这些信件，请他出示搜查记录。那位契卡人员不愿意出示搜查报告，而是开始大喊大叫，威胁说他们会对我哥哥提起新的诉讼。

他询问了我的情况。我哥哥回答说我在工作，和他的妻子住在他的公寓里。尽管受到威胁，我哥哥还是不愿意在报告上签字，他说：“你们已经在自己起草的声明上伪造了我的签名，后来还因此对我做了庭审。”

契卡人员鲍米拉命令我哥哥第二天到克格勃接受审讯，因为当天是工作日的最后一天。9月20日，鲍米拉再次对我哥哥做了两小时五十分钟的审讯。他再次威胁说，他将因为向《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提供情报而受庭审。他在这里谎称西吉塔斯·坦凯维丘斯神父已经承认我哥哥给了他那些信件的副本。

我哥哥要求与坦凯维丘斯神父对质。契卡人员慌了起来，又开始大喊大叫，并且转移话题。他开始威胁我哥哥说，他们不会原谅他出卖“国家机密”，因为我哥哥曾给立陶宛的克格勃头子写过一封陈情信，他在信中透露，契卡人员曾试图招募他当线人。

我哥哥向契卡人员重复了他在陈情信中所说的，他将继续忠于他的基督徒良心。然后契卡人员拿着我的文件，开始试图说服我哥哥，说我是一个可怕的罪犯。他说我在向国外传递情报，第二天他们就会逮捕我。他们威胁说要判我很多年的监禁。他们对我哥哥给克格勃局长的陈情信立即传到国外的事实感到非常恼火。他们要求知道我哥哥把陈情信交给了谁。

我哥哥再次拒绝在报告上签字——他的拒不签字证明了克格勃在伪造他的签名。此外，他还说，他们不需要再审问他关于西吉塔斯·坦凯维丘斯神父的事，也不需要传唤他，因为他永远不会交给契卡人员他们所需要的证词。鲍米拉威胁说要拘押我哥哥，直到他签字。当我哥哥拒受威胁时，他们释放了他，并附上威胁说他们将会报复他的所作所为。

1983年7月22日下午3点，在一辆黑色的克格勃伏尔加车里，契卡人员们把我的嫂子玛丽特·萨杜妮耶涅从她的工作地点带走。她在维尔纽斯综合医院担任眼科医生。他们把她带到克格勃总部，开始要求她交出地下文件，据契卡人员说，她在两周前收到了这些文件。

玛丽特答说，她没有收到任何东西，如果契卡人员知道的这么多，那么他们应该亲自去拿那些文件。契卡人员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名字，说：“我们透露姓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们试图强迫玛丽特作证，说如果我不呆在家里，那我就是个无业游民。玛丽特告诉他们，我住在自己的公寓里，并在那里过夜，但我常常在她已经上床的时候才回来，而在她起床之前就早早离开。这样的情况是常有的。

玛丽特在审讯记录上签了字，因为他们威胁她不签字就不放人，她不得不去接她的小女儿，她的女儿被留在综合医院。现在她非常担心，怕契卡人员伪造她的证词。

释放她时，他们威胁说要把她送上法庭，就像对她丈夫那样，而不会让她安心度日。

1983年6月13日，我给安德罗波夫和苏联首席检察官寄去了许多由立陶宛信徒签署的请愿书，针对以下事件发起抗议：阿方萨斯·斯瓦林斯卡斯神父受到不公正判决，西吉塔斯·坦凯维丘斯神父遭刑事逮捕，并因反苏活动的诽谤指控被监禁在克格勃地牢。这些请愿书由数以万计的立陶宛信徒签署。所有这些请愿书都是我以自己的名义和自己的回信地址寄出的。克格勃无法直接报复我，就开始恐吓我的嫂子。愿主垂怜他们所有人！

[1] 摘自《纪事》第45期，1980年10月22日：“在9月11日至16日对阿尔吉尔达斯·斯塔特凯维丘斯博士的庭审之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检察官办公室正式警告尼约勒·萨杜奈特、安德留斯·塔库斯（Andrius Tuckus）、阿尔吉里达斯·马西利翁尼斯（Algiridas Masilionis）、吉努特·萨卡利内（Genute Sakaliene）和维陶塔斯·博古西斯（Vytautas Bogusis），他们在庭审中的行为不妥，并警告他们不要再参加任何庭审。

尼约勒·萨杜奈特获得了自由，但对她的迫害仍在继续。在流放期间，她的许多发自国外的信件被没收了，但大部分信件最终还是到达了她的手中。重获自由后，她给国外的朋友写信，但四个月内没有收到一封回信。苏联审查员将它们全部没收。寄给尼约勒的礼物也被收缴了。

摘自《纪事》第48期，1981年6月29日：“1981年6月11日，尼约勒·萨杜奈特给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写了一份声明，要求提供她在1975年6月16-17日的庭审中的判决书副本，因为法院判决书的文件在她到达劳改营的当天就被莫尔多维亚的巴拉舍夫劳改营管理部门没收了，尽管她书面要求归还文件，但文件始终没有归还。6月24日，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法院助理法官依格诺塔斯（M. Ignotas）对萨杜奈特的请求作出了如下答复：本文件是为了告知你，已将你的刑事案件的判决书副本发给了你一次，而这类案件的判决书副本不会发出第二次。”

第一节 在天主的保护下

正如我提过的，1982年11月23日上午，我去看望了我的哥哥约纳斯·萨杜纳斯，他被克格勃关在维尔尼亚河（Naujoji Vilnia）的精神病院里观察。克格勃正在折磨我的哥哥，因为他们未能在道德上奴役他，也因为他们想查探和破坏《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的编辑事业。早在1974年，逮捕我的克格勃审讯员大放厥词，说一两个月后《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将不复存在，因为所有的相关事物都被查获了。12年过去了，在天主的帮助下，《纪事》仍然存活了下来。为此，我们赞美和感谢全能的天主！

精神病检查部门的医疗主管——克格勃特工拉辛斯金涅，不分青红皂白地命令我离开，并与前来协助的契卡人员一起，捏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指控我涉嫌侮辱了她。在拉辛斯金涅医生的驱逐下，我立即离开了。我迅速穿过宽阔的精神病院的院子。走到侧门时，我看到几辆警车经过，其中一辆在离侧门不远的灌木丛后面停了下来，似乎是为了隐蔽。停在侧门的是一辆出租车，车门开着。我非常幸运，因为出租车从不停在那里。显然，它载过来一些人，还没来得及开走。司机同意载我去维尔纽斯，应我的要求，他让我在“黎明之门”下车。“仁慈之母”的庄严仪式刚刚结束。我想感谢圣母的保护，并求她供应我哥哥的需要。

在感谢了黎明之门的慈母后，我与嫂子玛丽特通了电话。简要描述了医院里发生的事，告诉她我不在家，并请她给与我哥哥关在一起的人带一些他们急缺的面包。然后我去了一个熟人家里，起草了给卫生部部长和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检察长的抗议书。我立即将抗议书邮寄出去，这些文字出现在了《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上。

当天深夜，我回家为预防突击搜查做准备。我了解到，拉辛斯金涅博士当天就通知我哥哥，已经对我提起了刑事诉讼，她对我得以逃脱感到不甘心。就在我离开后，警察和一名克格勃特工到达。我哥哥立即起草了抗议信，讲述了诬陷的事实。那天，许多警察在精神病院的院子里等着我再次去看望我哥哥，但他们都失望了。11月24日清晨，即布隆纽斯·劳里纳维丘斯（Bronius Laurinavičius）神父被谋杀的周年纪念日，我伪装成一位老太太离开家，以防有克格勃特工在院子里等候。在我们门前的人行道上，一个男人在来回踱步，显然是在等人。我装成上了年纪的样子，走路一瘸一拐，立即转向左边的其他房子，而不是右边的街道——那是市中心的常用路线。

拉兹迪奈（Lazdynai）是维尔纽斯的一个新郊区。我不慌不忙地走着。我注意到几簇灌木丛后面有个男人，他实际在俯身盯着我。他一定没有认出我，因为他始终待在他的岗位上。

离开了身后的院子，我加快了脚步，没有遇到任何人，穿过了拉兹丁奈。我坐上市中心的无轨电车，在圣神教堂（以前的多明我教堂）下车并进堂祈祷。在弥撒圣祭上，我完全顺服天主的旨意，反复念诵圣女小德兰的话语：“哦，天主，我别无所求，只想按你的意愿行事！......你想把我引向哪里，就引我过去吧，因为你是真正的爱！”

我的内心很平安。祈祷之后，我去了我的挚友布隆涅·基比凯特的家，我经常去看她，她的公寓钥匙也在我手上。克格勃知道这一点，当他们用传唤来警告我时，曾经把传票寄到两个地址——我的和布隆涅的住址。

我的朋友已经出门了。我打开门进入那间公寓，很快就躺下休息；前一天晚上，我为预防突击搜查做准备，几乎没有睡觉。我很快就睡着了，一睡就是几个小时。我忽然梦见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并且明白他们在找我。突然，我听到了门铃，一阵漫长而绵延不断的铃声。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梦，我肯定会开门的。而现在，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拿一些垫脚的东西爬上去，我小心翼翼地透过横档观看。我看见门外有两顶警察的帽子。我悄悄地爬下来，回到房间里，决心不开门。透过后窗俯瞰院子（公寓在二楼），我看到一辆白色的诺瓦（Nova）警车停在大楼的入口处，一名身着制服的警察坐在车轮旁。克格勃已经决定藉由警察之手来“关照”我。

“好吧，”我想，“让我们瞧瞧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的心怦怦直跳，门铃不停地响着。最后，它停了下来。半晌，我看到那两个警察下楼梯到了院子里。其中一人腋下夹着一个棕色文件夹，那很可能是对我的逮捕令。

在与司机简短交谈后，他们都开车走了。我立即离开了布隆涅的公寓。就这样，感谢天主，克格勃动用了一切力量，加上所有特务和警察的协助，一直在徒劳地搜寻和追捕我，却一无所成，如今已是第五年了。《圣咏》第117篇（118）的话语对我来说变得如此真实：“上主偕同我，我不怕什么，世人对待我，究竟能如何？”

有人说我很机敏。事实并非如此！为了达成祂的目的，天主常常选择最不可能的人，而我就是这样的人。圣保禄写道：“天主偏召选了世上懦弱的，为羞辱那坚强的”。我明白了一件事，那些信赖主的人永远不会失望，每天领过圣体后，我都会模仿圣保禄的话对耶稣说：“谁能使我与你的爱隔绝？没有。主啊，即便是对死亡的恐惧也不能使你我隔绝，因为你是我的生命；对今生的爱不能使你我隔绝，因为我准备为你牺牲；天上的权力不能使你我隔绝，因为你比它们更有力量；现存的事物不能使你我隔绝，因为它们终会过去；将来的事物也不能使你我隔绝，因为我对它们的爱没有超过你；苦难不能使你我隔绝，因为你安慰了我；压迫不能使你我隔绝，因为你坚固了我的心；饥饿不能使你我隔绝，因为你使我饱足；赤贫不能使你我隔绝，因为你使我富足；危险不能使你我隔绝，因为你给了我慰藉。迫害不能使你我隔绝，因为你保护了我；刀剑和痛苦也不能使你我隔绝，因为对你的爱会让它们令我感到甜蜜；奴役不能使你我隔绝，因为在你那里，我将寻获自由；最后，自由本身不能使你我隔绝，因为我希望成为你的爱之奴仆；这个世界的受造物也不能使你我隔绝，因为它们与你相比什么都不是；世界的无常、敌人的诡计和我自身的弱点也不能使你我隔绝，因为你会将所有这些不幸变成对我的益处，没有什么能使我与耶稣基督的爱隔绝。”

除此之外，我还请求圣母允许我在她的无玷之心中爱着至善的主。这就是我“机敏”的程度。1982年11月23日以后，我造访了我在拉兹迪奈的公寓，看望了布隆涅，一切都是偷偷摸摸进行的。至善的主保护我没有被那些心怀不轨的人看见。

第二节 无家无业 骚扰的继续

为什么他们在1985年7月8日收走了我的合作公寓？我引用一下1985年7月8日维尔纽斯第99号住宅建筑合作社的代表会议记录（第45号）：

当选代表： 18人

参会人数： 16人

会议主持者：齐普斯尼斯（P.Ziupsnys）

会议书记： 列昂纳维丘斯（G. Leonavicius）

会议议程：

讨论是否将约纳斯的女儿菲利琪娅·尼约勒·萨杜奈特（Felicita·Nijole Sadunaite）开除出合作社，因为她违反了《合作社条例》C节第28段的规定，系统性地不履行对合作社的义务。

讨论集中在将菲利琪娅·尼约勒·萨杜奈特从合作社开除的问题上，因为她系统地违反了《合作社条例》的C和E条。

会议决定：

1. 驱逐公民菲利琪娅·尼约勒·萨杜奈特，约纳斯的女儿，生于1938年，注册于Architektu 27·2，原因是违反了《合作社条例》28E条，因为她经常住在另一间公寓里，以及违反了《合作社条例》C条，因为她不参加合作社的社会项目，系统地违反了社会主义社区生活的规则，不打扫楼梯，诽谤合作社和苏维埃法律。

2.接受约纳斯·萨杜纳斯为合作社成员（与会小组呈递了相应的文件并与执行委员会展开了协商），将他分配到他妹妹的公寓。

16名代表投票支持。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签名：P·齐普斯尼斯——合作社主席

当然，没有人证明我有另一间住房，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住在哪里。我是一个自由人，我想何时回家就何时回家。我的嫂子玛丽特参加了合作社的项目，并维持楼梯的清洁。我在哪里以及如何诽谤了合作社？这些都是含糊不清、毫无意义的说辞。同样，关于苏维埃法律的说辞也没有证据可言，但这应该由克格勃负责，而不是由齐普斯尼斯负责。在这里，这个可怜的家伙只是把自己当成了克格勃特工。克格勃调查员古达斯早在1970年就威胁要夺走我的公寓，1974-75年，克格勃少校维陶塔斯·皮莱利斯也这样威胁了。与永生相比，公寓算得了什么？我是多么欢喜地与圣方济各一起念诵：“我的天主，我的万有”。

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因为天主爱我，关照和保护我。说来奇怪，1986年12月，他们从执行委员会给我哥哥打电话，告诉他我没有被开除出合作社，也没有从登记册除名。只有至善的主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就足够了。天主有祂的计划，它们支配一切。人类也有计划，但它们什么也支配不了。

这一真理的另一个例子可以从国家不准我工作的努力中找到。当我从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回来时，克格勃不允许我工作，甚至不允许我在商店里打杂，所以我在帕贝尔泽（Paberžė）教堂做了打杂的女工。天主的旨意使所有事情都能得到最好的结果。在这份工作中，克格勃无法监视我；我经常在有活儿干的时候工作。很多时候，我打理火床，种花、浇水、除草，到了秋天，我会把教堂院子里的落叶收集起来烧掉。

我曾经帮助老司铎保持教堂的秩序。我既不避开那些来帮忙的人，也不避开那些来找司铎办事的人。下班后，我经常参加晚间灵修，之后我就去圣器收藏室记录下我完成的一件件事务。我交了收入所得税。许多人警告我不够谨言慎行，因为克格勃在不知疲倦地搜寻我。

当我来到帕贝尔泽的司铎多纳塔斯·瓦留科尼斯（Donatas Valiukonis）的家时，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副专员约泽纳斯（Jozenas）来拜访我。他问我是否真的在那里工作，并对我没有住在自己的公寓里表示遗憾。司铎证明我被雇用了，约泽纳斯一无所成地离开了。奉天主之名与哥肋雅对抗的小达味永远是胜利者！我们要信赖天主，让我们去做必要之事，没有祂的许可，甚至我们头上的一根头发都不会落下来。天主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

我多年的逃亡生涯就是见证。克格勃不仅在立陶宛，也在拉脱维亚、乌克兰、俄罗斯的心脏地带，甚至是在莫斯科搜寻我。他们已经审讯和调查了我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曾经给我写信的所有熟人。

在整个逃亡过程中，我一直住在维尔纽斯，甚至不断地每天探望被克格勃监视的良心犯的家人，去参观维尔纽斯的一个又一个教堂，帮助我哥哥的小女儿玛丽亚预备初领圣体，并骑车去上班。所以我并不完全像一个逃犯。天主曾经助我避免与克格勃特工发生冲突。有时我会在他们看到我之前发现他们，有时其他人会警告我，我就会及时脱身。在那些年里出了很多事，人们无法一一记下，只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天主不会抛弃那些信赖他的人。为了每一件事，我们都要赞美和感谢全能的天主！

由于无法摆平我，“同志们”开始恐吓我哥哥的家人。以下是一些片段：

1985年10月10日晚上8点以后，我的公寓门铃响了。楼梯间里一片漆黑。我问：“谁在那里？”有人回答：“警察！请把楼梯的灯打开！”

电器开关就在门铃旁边，所以人们可以看到谁站在门口。他们没有开灯；门铃伴随着“警察！警察！”的喊声一直在嗡嗡作响。

其中一个邻居走到楼道上，打开了灯。现在人们确实可以看到，一个穿制服的警察正站在门口。他们打开了门。一个穿着警官制服的官员进入我的住所，甚至没有打招呼或出示他的官方证件，就开始用俄语愤怒地喊道：“你为什么不让我进来？你在怕什么？难不成你们藏了很多黄金？"

“我们害怕强盗。我们已经被盗过两次了。如果我们没看到是谁在按门铃，下次也不会让你进来！况且，即使是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你是谁，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见到你。”

“我是警察那边的巡查官，”来访者自我介绍。

“不久前，另一位巡查官拜访过我们，他给我们留下了他的访问卡，上面有他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我的亲戚回答。

“因为有萨杜奈特这样的人，巡查官必须经常更换。”他突然问道：“尼约勒·萨杜奈特在吗？她什么时候会在这里？她在哪里工作？让她出示她的工作证。我过一周后再来，如果尼约勒·萨杜奈特的工作证不在这里，那我就会每天回来找你们。”

然后他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并且拿出了某种文件，对他们说：“我无权给你们看这份文件”，然后他把文件放在桌子上。

在巡查官检查他们的证件时，我的亲戚发现了这些文件是1985年10月3日写的，收件人是斯帕利奥地区（Internal Affairs of the Spalio Rayon）的内务部部长，警察中校S.H. Blazhv。该文件指出“第99号住宅合作社的官员通知你......尼约勒·萨杜奈特已经整整五年没有住在她的合作社公寓里，没有在任何地方工作....她因反苏活动被判处六年徒刑....”

这份文件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整整一页，由第99号合作社的主席彼特拉斯·齐普斯尼斯签署。可怜的齐普斯尼斯应该接受动脉硬化的治疗，因为在1982年秋天，他和两个“同志”亲自检查我们大楼里每个人的护照。他拿着我的护照，嘲笑我输入错误的名字（护照是在我被流放后签发的，他们把我的名字抄错了）。

齐普斯尼斯还取笑了我放在护照封面上的一张基督的小画片。所有这些我都记得很清楚，但他这个可怜的人却“忘了”。在检查了护照并告诉我一切正常后，他离开了。因此，齐普斯尼斯见到我已经是三年而不是五年了。他写道，当他拿到我的工作证明时，我是失业的。这就是苏联的“真相”。愿天主宽恕他，因为这就是他成长的环境。

在检查了他们的护照后，巡查官询问我为什么没有在维尔纽斯就业。我的亲戚们向他解释说，自从我从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回来后，我就业被拒，甚至在商店做清洁也不行。因此，我在帕贝尔泽的教堂里找到了一份副业，我一个月的收入在税后约为27卢布。他们当场出示了我几年来的收入所得税单据。他们解释说，我的就业证明是于1985年6月24日在合作社的代表会议上提交给齐普斯尼斯的，齐普斯尼斯本人将就业证明的内容大声念给大家听。参加会议的13位代表都听到了。

“我需要尼约勒·萨杜奈特的新就业证明，”这位警察坚持说。

“我们以前的巡查官有尼约勒·萨杜奈特的就业证明，它应该在你的档案里，"他们向巡查员解释。

“但我需要尼约勒·萨杜奈特的新就业证明，”来访者坚持说。

对于一年可以获得几次新就业证明的问题，他们没有回答。短暂的沉默之后，巡查官问我是根据哪一段法条被判刑的。

“我们不知道，因为莫尔多维亚集中营的管理部门从来没有把判决书的副本还给她，尽管她多次以书面形式要求归还。她从流放地回到维尔纽斯后，她在1981年6月11日向立陶宛苏维埃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写了一份请愿书，要求获得那份判决书的副本。立陶宛苏维埃最高法院助理法官依格诺塔斯对她的请愿答复说，对于这种性质的案件，不会第二次发放判决书副本。”

最后，巡查官说，他们以后还会见面很多次，然后不辞而别。这次谈话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他离开后，我九岁的侄女玛丽亚跑过来对我哥哥说：“爸爸，那个警察在门外大喊‘警察！警察’，吓死我了！”

玛丽亚扑进我怀里，问我：“如果他们抓住你，会对你做什么？我非常爱你，每天晚上为你祈祷！”

“冷静点，玛丽亚！无辜儿童的祈祷是有力量的，所以我只会遇上最好的事，”我回答说。恐惧从她大大的黑眼睛里消失了，她笑了。

这个可怜的巡查官又恐吓和威胁了我哥哥和嫂子几次，但他也决定吓唬一下玛丽亚。1985年11月1日，我哥哥被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肾脏和眼睛的结核病。那年11月，当我的嫂子工作到晚上9点，而她的女儿玛丽亚独自在家时，那个警察会来大声敲门，叫她放他进来。第一次惊吓过后，玛丽亚的母亲下班回家，发现她的女儿把自己锁在浴室里，吓坏了。玛丽亚告诉她，警察来了，大声喊叫并敲门，所以她藏在浴室里，这样如果他们在她的房间里开灯，就不会看到她。还有一次，她的母亲发现她坐在桌子下面。在她旁边有一盏台灯，玛丽亚正在做作业。虽然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但她还是对母亲笑着说：“妈妈，我变得更坚强了！我不怕那个警察。就让他在我们的门上敲敲打打，在外面乱叫吧！”

第三次，有一个女人和玛丽亚在一起，她帮助改造公寓。当警察开始敲门和喊话时，那个女人打开门让他进来。警察斥责这个女人：“你不知道这里住着反苏的人吗？你为什么要在他们公寓的墙壁上刷漆？”那位妇女平静地回答，对她来说，所有公寓的墙壁都是一样的。之后，警察询问我哥哥在哪里，说他必须去接受审讯。

1985年11月27日，我哥哥被从维尔纽斯市第二医院转到结核病研究所的诊所，在那里一直治疗到1986年1月8日。从1986年1月9日起，他在库劳图瓦共和国结核病疗养院接受治疗，1986年6月20日出院。最终的诊断是肾脏和左眼的结核病。这是他在建筑业从事义务劳动时不断受风寒的结果。让我们把所有这些苦难都奉献给天主更大的光荣和人灵的福祉吧！”

我的哥哥和嫂子已经完全把自己交托给天主。虽然我哥哥目前在维尔纽斯国际放射线厂夸兰特站（Vilnius Inter-Rayon Plant Quarantine Station）担任技术员，月薪为105卢布，但他仍必须忍受我招致的骚扰。第99号合作社的主席齐普斯尼斯不会罢手，坚持执行克格勃“同志们”的命令。例如，1986年9月29日，在一次代表会议上，齐普斯尼斯抨击我的哥哥，因为他没有带上我参会。

“尼约勒不是孩子了，所以我本来应该带她过来的。而且，你在14个月前就把她赶出了合作社。”

齐普斯尼斯接着说：“尼约勒·萨杜奈特必须从国有银行收回她为合作社公寓支付的全部款项。”

我哥哥要求宣读1983年2月28日立陶宛苏维埃部长会议法令的第30和75条。齐普斯尼斯宣读了第30条：“当合作社接收的新成员支付其评估费时，评估费的余额将被返还给退出合作社的成员。”然后他们递给我哥哥一份声明，上面写着6148卢布和86戈比已经存入国有银行。

齐普斯尼斯说：“我们会给她一个月的时间。如果在这段时间内，尼约勒·萨杜奈特没有从国有银行取回她所付的款项，她的钱将被转到一个托管账户。如果在三年内她没有取回她的钱，504050卢布的存款将归国家所有。”

此外，他还愤怒地追问：“你们把尼约勒·萨杜奈特藏在哪里？她住在哪里？我已经五年没见过她了！合作社的社员也没见过她！”

我哥哥问：“如果五年来没人见过尼约勒，那么为什么你在1985年7月8日的代表会议上说她在诽谤合作社和苏维埃法律？谁听到尼约勒诽谤合作社了？”

齐普斯尼斯坚称：“尼约勒·萨杜奈特通过梵蒂冈电台传播诽谤材料。”

“你听过那个材料吗？”

针对我哥哥的反问，齐普斯尼斯回答：“大家都听到了梵蒂冈电台是如何诽谤我们合作社的。”

“那么，哪里有证据表明尼约勒给了他们这些信息？”

对于这个问题，会议书记列昂纳维丘斯回答：“如果我们诽谤了尼约勒·萨杜奈特，那么你就起诉我们吧！”

“你们剥夺尼约勒的合作社成员资格，这是不公正的，因为她没有别的公寓，”我的哥哥解释道，“你能提供尼约勒长期居住的地址吗？没有她的住址，你就不应该把她从合作社里开除。”

对此，齐普斯尼斯回答：“尼约勒在苏联各地旅行。这就是为什么她没有和你住在一起。”

“但没有规定合作社成员不居住在公寓里有时间限制！”我哥哥反驳道。

齐普斯尼斯沉默了。有意思的是，由此可知齐普斯尼斯是从克格勃那里得知我在苏联各地旅行，因为他说，五年来，他和合作社的其他成员都没有见过我。像可怜的齐普斯尼斯这样的证人在苏联法庭上对良心犯作证，说的全是克格勃想让他们说的话。这就是苏联的日常现实！

我收到的信越来越少，每年只有一两封，我从这些信中了解到，我的大多数曾为了真理而在古拉格受苦的熟人又被逮捕了。至善的天主知道，今天世界所承受的谴责只能通过牺牲来消除，天主拣选了那些在很久之前就被祂所爱的人。受苦的良心犯是地上的盐。

第三节 真理的事业

在整个逃亡时期中，只要条件允许，我都会投身于援助立陶宛受伤的、受迫害的教会这一重要而神圣的工作，这个教会在各方面都遭受苏联人的诋毁。《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正在执行这项神圣的任务，将教会所受到的伤害公之于世，并呼吁所有人忠于真理和爱。因此，我尽可能地复制了《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和其他地下宗教文稿。

12年前，在审讯期间，我向克格勃少校维陶塔斯·皮莱里斯许诺，如果天主让我从古拉格回来，我将再次复制《纪事》。在天主的帮助下，我一直在履行这个诺言。我很高兴并感谢全能的天主，《纪事》的期数变得越来越多，接近100期。几年前，一位非常高尚的人向我许愿，希望我能够印出100期。这些高尚之人的愿望得以实现，因为他们的意愿正符合天主的旨意，这意愿包括每个人的真正幸福。

在我的工作过程中，我有机会去见那些明显处于克格勃的关注之下，不断遭受监视的人。这些年有许多惊险的时刻，而在所有的惊险时刻中，无知的我总能在至善天父的手中转危为安。一切事都变得顺利起来。以下是我的逃亡生活的一些片段：

有一次我去拜访一些熟人，我曾不止一次地将地下文稿送去，我知道他们受到克格勃的特别监视。他们的公寓和电话都被安装了窃听器，他们的家经常被搜查，克格勃时常审讯他们，并威胁要收拾他们；他们的邻居，克格勃的线人，一直在监视着进出他们公寓的每个人——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完整的恐怖系统。

当我去见他们时，我几乎一言不发；我会把想告诉他们的每件事都写下来，这样克格勃的“耳朵”就不会听到。我们过去只用书面形式交谈。克格勃知道，这是唯一不被他们监控的真正方法。每个人都应该牢记这一点！最好是谨言慎行，以免帮了克格勃的忙。不言而喻，人们应该立即擦掉自己写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把纸弄湿并擦拭它，写下的东西就会褪色，要是有排水管，你就把它冲走。

尼约勒和朋友在家中碰面

去见那些熟人时，我会努力乔装打扮，不过在离开时总是看起来和我进去时一样。但这一次，当我准备离开时，我不自觉地戴上了我带来的假发——这假发曾经大大改变了我的外表，并戴上了围巾，但我进来时戴的是贝雷帽。当时是深夜，周围没有人。我们乘电梯下楼。走廊里一片漆黑。我离开电梯后，还得走一段楼梯到出口。我看到在楼梯脚下和门口站着两个貌似歹徒的人，其中一个正在台阶上磨着一把长刀，而且他们两个都在观察我。

我无法逃跑。我甚至没有停顿，平静地朝他们走去，没有理会他们，好像我没有看到他们一样。我来到了门前。现在，他们就在我身后了，就在门的旁边。幸运的是，门没有开启。我的内心是平静的，在那样的时刻，只有至善的天主才能赐予这种平静。我突然想到：“大不了捅死我吧！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工作，感谢天主！”

稍微迟疑了一下，我把门打开，没有朝他们转身就出去了。离开后我才意识到，那些人可能一直在等着戴贝雷帽的我出来，就像我进公寓时穿戴的那样。克格勃经常收买杀人犯来伤害或杀害他们所迫害的人，但天主的道路不是人的道路！

还有一次，我准备去见其他一些有地下文稿的熟人。他们受到克格勃的监视，但比上件事中的人少。当我到达朋友们居住的城市时，我突然想到，我需要交通工具去拜访其他人。交通工具在等着我，我一到站便转去了别的地方。后来，我得知恰在那时，警察在我原先的目的地搜寻我，他们询问了我的朋友，要求他们说出有关我的事。天主帮助了我，启发我去往别处。我从心底里感谢祂。

不止一次，在天主的帮助下，我得以从克格勃的眼皮底下溜出来。有一次，当我去看一些被克格勃迫害的朋友时，他们的邻居——克格勃的线人——在走廊里看到了我，对我起了疑心，于是立即召集了警察。他们乘车来到院子里，但我得以伪装自己，躲过了他们。还有一次，我突然想要立即离开我的公寓。我刚一出门，警察就来检查居民的证件——他们几十年来都没来检查过。

尼约勒和她的伙伴们

还有一次，当我前往其它一些我曾经过夜的地方时，我看到两个警察站在一条小街上。我经常遇到或看到警察站着或闲逛，但这一次，我清楚地明白，他们在等我。我没有去公寓，而是不露声色地站在一边，看着他们。过了一会儿，可以看出他们显然是在等我——他们向房客询问我的情况，但那时我已经走远了。我感谢大家的祈祷。我可怜的“弟兄”们——克格勃和警察——在我这里遭受了多少挫折！让我们祈祷，让他们在搜寻我的过程中能寻见并爱上我们所有人的至善天父。

与此同时，我哥哥的庭审即将来临，我去莫斯科为我哥哥找律师。不幸的是，这里所有的人都害怕克格勃，我无法找到律师。我记得在莫斯科有一位德意志天主教徒眼科医生弗里德里希·约瑟夫·哈斯的坟墓，他为最不幸的人服务了51年，用他温暖的心给他们以无私的爱。谢尔盖·哲鲁德科夫（Sergei Zheludkov）是一位记忆力很好的俄罗斯神职人员，他在西伯利亚给我写过关于哈斯的信。我去了原德意志人公墓，在哈斯的墓前祈祷。尽管他已经在1853年息止安所，但他的坟墓上仍有鲜花盛开。爱是不会死的！路人经常会停下来在他的墓前祈祷。我正是为了哥哥的案子来向这位爱的巨人许愿。

“你在世的时候，完全把自己献给了囚犯、病人和受压迫的人。如今你在主的光荣之中，能够做得更多。求你支援和保护我的哥哥！”

我知道，他不会抛弃我哥哥。唉，在寻求帮助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忘记那些最能帮助我们的人——那些生活在天国的人。我从未感到失望。后来，我与我嫂子通了电话，得知庭审将在1987年5月24日举行，当天正是圣母进教之佑瞻礼日。哈斯为我哥哥争取到了最好的辩护人——圣母玛利亚！我十分欢喜，不胜感激。

我感谢哈斯回应了我的祈求，然后穿过公园，走向一座东正教堂，我本应在那里与朋友碰面。一个人沿着小路向我走来。当他走近时，他放慢了脚步，停了下来，带着一丝惊讶，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我是个有着深色头发的女人，没有经过任何伪装。我刚走过他身边，他就转过身来，开始跟着我。

我加快了步伐，他也如此。我一边想：“他肯定还没有认出我？但愿我能有时间警告我的朋友们不要等我，也让他们不要为此感到不快”，一边赶紧朝教堂走去。感谢天主，教堂里到处都是人，礼仪正在进行。我混在人群中，穿戴上我随身携带的围巾和毛衣。我还来得及警告我的朋友。我自己则站在靠近侧门的一侧，那里有一些低矮的长椅，上面坐着一些上了年纪的女士。

教堂里挤满了参礼的人。过了一会儿，我注意到两个年轻人饶有兴致地看着教堂里的每个人。显然，他们正在找人。我将自己交托给天主的旨意。“好吧！（Fiat！）我已经准备好了！”

在我面前有一幅弗拉基米尔圣母的圣像。我突然想到：“如果他们今天没能逮捕我，那就意味着圣母要我记录下我的回忆。”

那两人缓步走过来，他们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每一张脸。在那一刻，坐在我身后的一位矮小的老太太起身准备离开，我在她的位置上坐了下来，坐在其他几个老太太旁边的矮凳上。我低下头，把围巾拉到额头上；矮小老太太的角色扮演已经不止一次救过我。无论如何，这些年轻人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坐在墙边的矮小老太太，因为在东正教堂里，只有十分年迈的人和病人才会坐着。长椅不多，座位在礼仪开始前就被占了。

当礼仪结束，人们开始散去的时候，我没有放松警惕。我帮助坐在我旁边的矮小老太太站起身来，并且陪着她，和一群人一起从侧门离开。一进入教堂院子，我就直接沿着教堂的墙走，弯着腰，向一位矮小老太太搭话。我把她带上一辆公共汽车，陪她坐下。

我们走的路线与我来时的路线不同，我没有看到我的“尾巴”，即那个侦探。到家后，我立即坐下来开始记录我的回忆，当我遇到当时在教堂的朋友时，他们告诉我，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克格勃如此明目张胆地审视人们，他们非常担心我会被认出来。

第四节 抗争的英雄——彼特拉斯·保莱提斯

后来，至善的天主让我见到了弗拉达斯·拉皮埃尼斯（Vladas Lapienis），当时他正在躲避克格勃。尽管弗拉达斯已经79岁，但他充满了活力和基督徒的乐天精神。他辛勤工作，从不懈怠。拉皮埃尼斯和我们其他的良心犯一样，欣然为天主和国家受苦，这也是他受天主拣选的特殊标志。愿全能的天主加强良心犯的力量，让他们得以在古拉格走过艰苦和光荣的苦难之路！

我有幸见到了我国的殉道英雄彼特拉斯·保莱提斯（Petras Paulaitis），并与他进行了愉快的交谈，由于热爱并忠于天主和国家，他在苏联的古拉格耗去了三十五年时光。想想看，三十五年的苦难、沉沦和去人性化！但这一切都没有奴役他的精神；《圣经》讲得有理有据——“真理将使你自由！”

彼特拉斯·保莱提斯（6/29/1904-2/19/1986），曾是立陶宛地下党的成员，从事反纳粹活动。(他曾一度被盖世太保抓获，但在一次戏剧性的逃亡中逃脱）。当共产党“解放”立陶宛时，他继续从事抵抗活动，正如尼约勒所说，他“忘记”了离开。他在古拉格的三十五年间的苦难是如此深重，乃至诱使他自杀，但由于他对天主的信德，他抗拒了这种诱惑。

彼特拉斯·保莱提斯仍像孩童一样平静，他对每个人都报以包容和爱——甚至对他的敌人亦是如此，令人感动得落泪。甚至连契卡人员们都称他为道德正直的楷模，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彼特拉斯·保莱提斯是天主之恩宠的一个奇迹。

当他在古拉格的35年苦难结束时，一位高级契卡人员问他是否为生命中被抹去的35年而悔恨。对此，彼特拉斯先生（囚犯们这样称呼他）回答说：“我只悔恨作为立陶宛这个小国的儿子，不知道怎样从数量远胜我们的苏联占领军手中捍卫它的自由。”

在古拉格，来自各个国家、持有不同意见的心怀善意的囚犯都敬重他的伟大德性和古道热肠。他知道如何把最后一点面包分给在惩隔室里挨饿的囚犯，如何向他们每个人致意、安慰和鼓励他们。其他国家的良心犯都羡慕我们立陶宛人，因为彼特拉斯是我们的同胞。

当囚犯从一个集中营转被转移到另一个集中营，他们见面所问的第一个问题常常是：“彼特拉斯先生怎么样？”然后他们才会问起自己的同胞。比如乌克兰人佐尔万·波帕丢克（Zorvan Popadiuk）这样的年轻囚犯，出于对彼特拉斯的敬意，在集中营里学习立陶宛语。在流放期间，佐尔万经常用优美的立陶宛语给我写信。这个有着美好精神的年轻人，在古拉格经受了九年的苦难——尽管他在狱中感染了肺结核，在流亡期间被切除了部分肺，但克格勃的“慷慨”之手又给他增加了十五年的监禁，只因为他依然忠于真理。[1]

在古拉格的三十五年后，1982年秋天，保莱提斯被押到维尔纽斯的克格勃地牢。在这里，克格勃警告他不要试图写他的回忆录，因为他将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知道你们的小把戏，知道一年前你们是怎样杀害布隆纽斯·劳里纳维丘斯神父的，也知道你们折磨了很多司祭和心地高尚的立陶宛人；你大可以当场枪毙我。”

克格勃开始对他吼叫，让他保持安静；他们不会让彼特拉斯把话说完。他们立即转移话题，问起他想住在哪里，想去见谁。由于害怕他穿着集中营制服被释放，他们让他在附近的一家商店换上一套衣服。在这里，他们用彼特拉斯在古拉格赚来的钱给他从头到脚打扮了一番。彼特拉斯笑着说：“那些契卡人员建议我买一套进口西装，好像它的质量比苏联西装更好似的。”

在拜访了一些亲戚和朋友后，彼特拉斯在克雷廷加（Kretinga）定居。在每个星期日和教会节日，他都非常虔诚地协助弥撒，并领受圣体。无论何时何地，他都十分谦逊和简朴，现在痛苦还在不断侵袭着他——即便与古拉格带来的痛苦不同，但他也知道如何保持灵魂的清醒和平安。克格勃能够荼毒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天，但他们从未能践踏他的伟大和高尚的人格。

他甚至对那些诬陷他的人也施以爱和宽恕，在以下事件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一个曾在莫尔多维亚集中营与彼特拉斯相处过一段时间的青年来到克雷廷加拜访彼特拉斯。彼特拉斯·保莱提斯像对待儿子一样款待、关心和教导他。这是一次快乐的会面，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出现了一篇克格勃风格的关于彼特拉斯过往的肮脏的长篇诽谤文章，在文章下，有那位莫尔多维亚狱友的署名。

彼特拉斯对此有何反应？“如果我遇到他，我会拥抱他，并恳求他，不要走那条谎言的路，因为它会害了你......”彼特拉斯只关心这个被克格勃奴役的不幸青年的未来。

当他想听自由欧洲电台或梵蒂冈电台的广播时，由于2672个周期的干扰，他无法听到任何东西，他带着乐观的平静说：“我们只剩下一件事可做——我们必须努力生活得更好！”彼特拉斯习惯以善战胜任何邪恶。遭受着折磨和轻视的他知道如何宽恕和爱。

1986年2月19日，彼特拉斯的生命之火熄灭了，如同圣坛上的火焰，默默为他人奉献自己，至死方休。他对我说，他祈求天主允许他像蜜蜂一样死去——长出翅膀飞走，这样他就不会成为任何人的累赘。天主俯听了他的祈祷，并召叫他享受永恒的喜乐，那里不再有任何死亡、叹息或痛苦。他有一双为人们做了很多好事的农夫的大手，甚至在古拉格的地狱里用它们养过花，这双手随着他的安息而僵硬，把念珠和独立的立陶宛三色饰带紧紧扣在他的心窝上。

只有可怜的克格勃平静不下来。他们的特务甚至在彼特拉斯死后还对他施加迫害。他们警告司铎们不要为他举行宗教仪式；他们通知克雷廷加和周边地区的居民不要参加葬礼，不允许学生在葬礼当天离开学校。尽管有黑暗势力的种种阴谋诡计，还是有很多人带着献给死者的花篮来到克雷廷加的教堂。他们从立陶宛的每个角落聚集在一起，向这位全民族的英雄和殉道者致敬和祈祷。

葬礼结束两个月后，我去拜访了彼特拉斯·保莱提斯的坟墓。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鸟儿在歌唱，天却刮起了大风。彼特拉斯的坟墓上生长着一枝绿色的芸香，还有五颜六色的花朵，它们中间立着一个小花篮，花篮的手柄上有一条黄、绿、红相间的丝带，一直延伸到坟墓上。独立的立陶宛三色覆盖着彼特拉斯的遗体。令人惊讶的是，契卡人员的恶毒之手竟然没有把它撕掉。

我点燃了几根蜡烛，聚精会神准备祈祷。尽管狂风大作，蜡烛还是燃尽了，而在其他坟墓上燃着的蜡烛立即熄灭了。我驻足于墓前，久久不愿离去。

[1] 佐尔万·波帕丢克目前被关在乌拉尔第36号集中营，和可敬的阿方萨斯·斯瓦林斯卡斯神父（618263，Permskaya obi., Chsovskoy Rayon, Kuchino, uchr.VS·389·36）一起。在同一地点服刑的还有第三代乌克兰良心犯瓦西里·瓦西列维奇·奥夫申科（Vasil Vasilevich Ovsenko）。佐尔万的母亲忍受不了再次被迫与她唯一的儿子分离，因此去世。

后记

在我结束这些回忆的时候，立陶宛为真理的斗争仍在继续。1986年12月9日，在维尔纽斯发生了搜查宗教文稿的行动。他们没收了许多（成袋的）宗教性质的书籍，以及打字机。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被逮捕，他叫盖迪米纳斯——我不记得他的姓了。他被指控复制宗教文稿。然后，在1987年初，当局开始增加对外国电台广播的干扰——宗教节目、梵蒂冈电台，甚至弥撒的广播...

1987年初，克格勃再次搜查了尼约勒·萨杜纳特的住所，搜出了《纪事》第七十三期的残片。

鉴于我们持续的斗争，我的叙述写得非常仓促，请读者原谅我的错误和笔迹。文章样式可以在必要时做编辑和删减，但我想以灵修反思来作结。我常反复念诵我的坚振主保圣女小德兰的话语：

除了你想要的，我一无所求，噢，我的爱，

若是你想要，让我把你的赠物交给你吧

那将属于你，因我将它奉还

你将它赠予我，现在收回吧

这样我就能用你的赠物来取悦你

噢，如你所愿和所知来引导我吧

因为你是真正的爱！

1945年6月10日，立陶宛殉道者文森塔斯·鲍里塞维丘斯主教为我办了坚振圣事。三十年后的今天，他们把我送上了审判台。我相信殉道者文森塔斯主教的转祷保护了我，并且仍将持续保护我。我们是多么幸运啊，他们这些圣人和殉道者不断为我们祈祷，所以即便是最弱小的人也能轻松承受住所有的考验。我感谢所有支持过我并继续通过祈祷来支持我的人。让我们为每个人祈祷，但要特别为那些缺乏爱、不认识天主的人祈祷，因为他们是我们最不幸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心存感激，并为立陶宛在救赎禧年（1983年）获得两位新的殉道者——阿方萨斯·斯瓦林斯卡斯神父和西吉塔斯·坦凯维丘斯神父而欢欣鼓舞。这些精神上的巨人，多年来一直是传扬基督教导的强大灯塔，毫不吝啬地奉献自己的力量，为成千上万的立陶宛人提供了光明和温暖，现在他们将照亮和温暖全世界的数百万人。为基督受苦是受召选的特殊标志。我想以这段《谢主辞》结束本书：

天主，我们赞美你：

上主，我们颂扬你。

永生之父，万物敬拜你

所有天使，和天上的大能者，

普智天使与炽爱天使，不停地欢呼：

圣，圣，圣

上主，万军的天主

你的荣耀充满天地！

尼约勒·萨杜奈特访谈录（2006年）

译 者 按：本文取自尼约勒·萨杜奈特为影片《琥珀海岸的红色恐怖》所作的一次访谈。在这次访谈中，她简要描述了自己在苏联时代的个人经历以及立陶宛人的受迫害情况，最后还讲到了对独立后立陶宛的看法与展望。我特别将这篇访谈录译出，作为《古拉格的光芒》一书的补充和总结。下文以I代称采访者，以N代称受访者。

采 访 者：David O'Rourke，OP

采访时间：2006年

采访地点：原维尔纽斯克格勃监狱（现为维尔纽斯博物馆的一部分）

视频与采访稿来源：

https://tatraproject.org/educational-resources/lithuanian-partisan-inter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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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我是菲利琪娅·尼约勒·萨杜奈特，于1938年7月22日出生在考纳斯，在多特努瓦镇领受圣洗。

I：你能给我们讲讲你的一些经历，以及你如何成为这座监狱的囚犯吗？

N： 1974年8月27日，在维尔纽斯，14名克格勃特工闯进我的公寓，发现我正在复制一份地下出版物——《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我几乎还没有打完六页纸。经过他们的搜查后，我被逮捕并被带到了这些牢房。《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包含了无神论共产主义者迫害信徒的事实文稿，这些迫害纯粹是由于信徒参加宗教活动——无论是圣洗、领圣体还是望弥撒，有时甚至是由于脖子上戴了一个隐蔽的十字架或分发祈祷书。宗教新闻被严格禁止。它被认为是反苏维埃的。所有的宗教出版物，甚至是教理和祈祷书都被取缔了。传播这些出版物是被禁止的。官方不批准任何宗教出版物。

与此同时，苏联的海外宣传大肆宣扬我们有充分的宗教自由。他们说我们不再需要教堂，因为我们已经拒绝了我们的信仰。他们说我们不需要宗教新闻，但又说，如果我们想要，当然会获得准许。简而言之，这是纯粹的宣传，我们无力反驳，因为我们不被允许出国旅行。只有说谎的人才被允许离开立陶宛。因此，我们的地下出版物是为了向世界披露苏联占领下的立陶宛的真实情况。

I：《纪事》刊载的文章是谁写的？

N：许多司铎和修女为《纪事》撰稿，但其基础是事实。披露的事实关于苏联学校中的迫害，教区中的迫害——对司铎和主教的骚扰，以及对信徒的迫害。从本质上讲，《纪事》是以事实为语言的。这意味着它是对真相的最有力的见证。（比如）在某年某日某地，对某某实施了这样那样的不公正或迫害，违反了苏维埃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它揭穿了苏联的谎言：也就是说，我们的权利是存在的，并且在纸面上得到了保障，而现实却是我们因为行使这些权利而遭到惩罚和迫害。人们会被中小学校和大学开除；他们会失去工作，尤其是参加教会的知识分子。在斯大林主义者的流放行动停止后，迫害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但人们依然生活在恐惧之中。

I：你能多描述一些人们因其信德而遭受的迫害，不单是监狱，还有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迫害，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那些公开信奉宗教的人遭遇了什么？

N： 迫害表现为这种形式：如果一个信奉宗教的人拥有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也许他是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他就会被解雇，以后找工作就会很困难。他们会在你的档案中记上一笔，实际上并不写明你是因为宗教活动而失业的，但他们有自己的易于辨认的特殊记号。在（苏联）“占领”的最后几年，失业的教师甚至连一个看门人的职位都得不到：“你的学历太高了”、“你是个老师，去找一份教书的工作吧。”他们发出嗤笑：“我们不需要高学历的看门人或收银员”。至于家庭，当父母失去工作，显然孩子们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由于害怕失业，人们避免在公开场合开展宗教活动。人们会到遥远的城镇去参与主要的教会节日。他们试着乔装打扮，以便不被认出来。例如，妇女会打扮成老太太参加复活节礼仪。同样的，宗教教育是秘密进行的。授洗是秘密进行的。初领圣体会被安排在祖父母居住的农村。事后，孩子们被禁止在学校里谈论这些事情！我们曾经称之为与无神论恐吓者的斗争。

特别是那些年里，参加教会的学生不被允许参加期末考试。他们的品行成绩会被降到“D”或“F”，仅仅因为他们和父母或祖母一起去了教堂。老师们会监视他们的学生。那些被发现去教堂的人被警告停止这样做。如果他们继续去教堂，就会遭受各种压制措施。当然，也有身体上的措施。可怜的学生会站在全班面前，甚至在全校面前，受到嘲笑。他们会说：“你是蒙昧的”、“你很蠢”、“你的父母是愚蠢的”。这对孩子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有时，如果孩子被认为是特别不顺服，老师甚至会殴打孩子，推搡他，拉扯他的头发。

在被逮捕并被带到这个地方后，我和其他囚犯一样，被关在自己的牢房里。女囚犯被一名女护理人员脱光衣服搜身。所有的锋利物件、手表和宗教物品，如十字架或念珠都被没收。在这次仔细的搜查之后，他们会把你关进牢房，最后传唤你去受审讯。一位高级审讯员彼特鲁斯凯维丘斯上校要求知道我从哪里得到《纪事》的副本，还说一旦我告诉他们，他们就会释放我。我相当严厉地回答说，是他们，而不是我们这些被逮捕的人违反了苏维埃法律和保障宗教自由的苏维埃宪法。我说，《纪事》如实记录了他们的非法活动，他们违反了维护苏联批准的人权宣言的义务。我拒绝回答有关这些指控的任何问题，因为我不和罪犯打交道。我不打算为他们的非法行为提供任何帮助。因此，从第一天起，他们就对我十分恼火，并威胁要把我关进精神病院，那里的生活会比最艰苦的监狱糟糕一百倍。这就是开始的恐吓形式。

I：他们是否使用了精神病院，这是苏联酷刑的一部分吗？

N： 是的，那是苏联人用过的最可怕的酷刑：把一个健康的人关进精神病院，对他施加电击，这是在短时间内摧毁一个人的身体的程序。在我被捕之前，我的邻居——诗人明道加斯·塔莫尼斯（Mindaugas Tamonis），就遭受了这种酷刑。他被逮捕并被关在维尔纽斯的一家精神病院里。几个月后，他丧失了说话能力。他的体重增加了80磅。他们使用休克疗法，还给他注射了各种化学物质。他的妻子阿尔多娜（Aldona）说，在四个月的监禁之后，在她难得的一次获准探视他的时间里，他不再具有沟通能力。换句话说，他的器官——肝脏、肾脏——一个接一个地受到影响。酷刑程序削弱了身体，以至于就算这个人没有死于治疗带来的各种疾病，他也会在住院期间死亡。或者，就像明道加斯一样，他喜欢散步，克格勃就把他丢在了铁轨上，然后他被维尔纽斯-莫斯科的火车撞死。这件事发生在11月7日，这一天在我们中间被称为苏联的魔鬼节日（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日）。当然，克格勃声称明道加斯落在铁轨上是他自己的责任，但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他被丢在铁轨上很远的地方。克格勃给他的妻子看了一张据称是由明道加斯写下的纸条。他们骚扰了他的家人、两个孩子和他的老父亲。事实上，1974年我被捕的时候，刚刚记录下他的故事。

I：他们是否使用了酷刑威胁？他们有没有用酷刑威胁你？

N： 他们花了6个月的时间，威胁要打发我去明道加斯·塔莫尼斯去的那种精神病院，那里的条件比监狱里还要恶劣百倍。我被关在这座地牢的4号牢房里......也就是你刚刚拍摄巴利斯·加亚乌斯卡斯的那间。与那个角落的牢房相邻的是另一间被所谓“改造”过的小牢房。很久以后，在坦凯维丘斯主教的陪同下，当我们可以正式访问这些牢房时，我们发现了隐藏在那个凹陷处的两台X光机。这些机器对准了我待了19天的那间很狭小的牢房。关在那间牢房里的时候，我的头发都掉光了，体重也下降了大约50磅。连我的亲哥哥都认不出我了！

之后，当他们看到我连路都走不了的时候，就把我转移到1号牢房，在那里我有一个狱友。通常情况下，狱友是刑事犯和（审讯员的）合作者，他们被安插来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并收集关于我们的信息，因为在这些走廊里巡逻的士兵无法通过窥视孔持续不断地监视。一段时间后，你的狱友会试图说服你相信你的行为是不明智的：你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基本上，他们与审讯员是一伙的，并协助他们尝试打垮囚犯，让囚犯出卖自己。当时，在1974-75年期间，他们对所有囚犯都是这样干的。据我所知，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时代。

I：这就是他们的目的，让你与克格勃合作？

N： 审讯手段是设计出来吓唬犯人的，让他以为自己会死。由于没有任何生物愿意死，所以他们的目的是削弱囚犯的决心，这样他就会准备为了保命而讨价还价。也许他一开始就会回答一些他认为无关紧要的问题。他会绊倒自己，陷入慌乱——审讯员当然晓得如何编织他们的罗网！有时会谈到一些看似无害的事情，但审讯员知道怎样提取他们要的信息。至于恐惧？好吧，一旦一个人害怕起来......时间越长，审讯员就越懂得如何利用它！

I：所以他们利用了设了圈套的问题......？

N： 是的，他们非常清楚如何下套。我得救的方法是拒绝与他们交谈。我的坚决沉默帮了我很大的忙，但激怒了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审讯小组（每两个月换一次人）每天都威胁要把我关进精神病院。他们一直在讲这件事对我来说有多么可怕。简而言之，他们试图用恐惧来操纵我，但从未真正执行过将我转移到精神病院的威胁。监禁6个月后，我写了一封抗议信，说我宁愿他们殴打我的身体——因为人可以从身体虐待中恢复过来——而不是继续在对我造成道德创伤，我指责的就是他们的这些行为。我称他们为“悖德的恶棍”。我说如果他们继续这么干，我将不再参加他们的审讯。在我1974-75年的审讯过程中，克格勃采用了种种手段。虽然他们没有暴力对待我的身体，但他们有奸诈的方法来施加痛苦：例如，牢房不是极热就是极冷。我在不知不觉中遭受了长时间X光辐射。

另一名囚犯弗拉达斯·拉皮埃尼斯（Vladas Lapienis）——上周我们纪念了他的100岁生日，他在被带出牢房时患上了严重的皮疹，可能是牢房附近洒下的各种化学品造成的。他还患有高血压，并且流了很多次鼻血，尤其当恐惧被间接的事情（如非常响亮的关门声）所加剧时。最后，他的血压降到了另一个极端，他开始问他们：“我死后你们会怎样处理我的尸体？你们会把它交给我的妻子吗？”然后他们把他转移到另一间牢房，一切（症状）都停止了。很难准确地一一指明，但他们实施着各种微妙的折磨。

I：对克格勃来说，审问女人肯定不是常有的事情。你认为他们对你特别严厉吗？

N： 为了打垮囚犯，他们对那些在审讯期间成功地保持严格自控的被拘留者使用了间接的酷刑技术。一些囚犯通过与审讯员进行对话而选择妥协，并可能泄露一些不太重要的信息，尽管他们认为自己实际上没有背叛任何人，但他们的待遇显然要好一些——甚至他们受的惩罚也不那么严厉。至于那些顽强抵抗的人，审讯员在打垮他们的运动中毫不留情。

I：在我们的标题中，正如Jūratė所说，我们给我们的纪录片起名为《琥珀海岸的红色恐怖》。你如何看待在波罗的海和立陶宛实施的红色恐怖？你会怎样描述它？

N： 克格勃竭力打压天主、宗教和真理，我当面叫他们“撒旦的黑手党”。他们表现得很恼火：“什么，这么说我们是魔鬼吗？”我回答：“不，你们不是魔鬼，但你们在为魔鬼工作！你们支持恐怖和暴力。去改过自新，你们仍然可以成为‘天主的儿女’”。

立陶宛经历了一场非常残酷的恐怖。在300万人口中，近100万人经受过巨大的痛苦。众多的人被折磨致死，被枪杀，或饿死在西伯利亚的冰雪荒原上。留在立陶宛的人为了保命而战战兢兢，一部分人设法逃到了西方。我认为这是对立陶宛的一种身体和精神上的种族灭绝；一股无神论的黑暗与天主搏斗了50年。但我们都知道，天主更有力量。当他们在试图吓倒我们：“现在你们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对你们为所欲为”时，我会回答：“在天主的力量面前，你们纵然有百万之众也无能为力！”他们对我的回答感到吃惊。他们实在不喜欢你当着他们的面无畏地说出真相。对全能天主的信赖，是你最大的力量。有信德的囚犯真是极强大的，因为他们有这种伟大的力量可以依靠。对于那些没有信德的人来说，这显然是异常困难的。信德支撑着我们。如果你相信天主，天主就与你同在。

I：发生在你身上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在这段时间里，你最糟糕的时刻是什么？

N： 最糟糕的是他们威胁将我的亲人关进精神病院的时刻。就我而言，他们威胁了我的哥哥，最后把他关进了精神病院。单靠自己的力量克服这些困难是比较容易的。我自己对此非常乐观，并且抱着一种具有浪漫色彩的想法。我认为这里是众多殉道者的圣地，我的朋友们就在殉道者的行列中。就像在罗马有竞技场，在维尔纽斯有克格勃监狱。我认为被带到这里是一种巨大的荣誉。我的父母已经过世，但我还有一个健康状况不佳的哥哥。所以当他们开始威胁要伤害你的亲人时，这绝对是最难忍受的事情。即便处于那些时刻中，信德仍在支撑着我。我深信，我和哥哥都在天主的手中，天主会照看我们。至于克格勃，他们不过是骗子罢了。他们说一套，做一套，想的却是另一套。他们是不幸的人，从来没有兑现过他们许下的美好承诺。

I：你提到了种族灭绝。你能谈谈你如何看待苏联人对立陶宛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吗？

N： 共产党，或者，你也可以称他们为布尔什维克、克格勃、苏联占领者——在立陶宛犯下的罪行与他们在别国的罪行如出一辙。首先，他们开始消灭知识分子：信奉天主教的人、爱国者、各种组织的领导人，以及所有可敬和勤奋的人。如果人们在遭受酷刑后没有垮掉和妥协，就会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在那里干苦力和挨饿。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立陶宛青年逃进森林，加入抵抗恐怖占领者的行列。这种抵抗与任何其他国家的抵抗不同。抵抗持续了10多年，直到1950年代中期，即1957年左右。纵观世界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小国能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抗击一个庞大的帝国。从数字上看，占领军的人数是游击队的一百倍以上。游击队的武器不足，准备不充分。然而，他们彼此遵守严格的军事纪律，并奋力表现出荣誉感：释放被监禁的人，保护被放逐的人。他们坚信，西方国家在看到占领者实施的恐怖时，会对他们施以援手。

I：你谈到了游击队员，所以我想，对于你和其他人来说，游击队员是相当重要的。森林里有人为了你们的自由而战，这对你来说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吗？

N： 游击队员对我们产生了极为强劲和振奋人心的影响。他们的反抗，他们的勇气，他们的自我牺牲。我还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的时候，见过游击队员和为他们送信的女人的半裸尸体被糟蹋，他们在街头被曝尸了几个星期。我们不得不面无表情地走过。暴行揭示了苏联人的真面目。

我们一家人本来会被驱逐出境，但有人提前向我父母发出了警告。我们逃走了，从多特努瓦去了特尔希艾市。后来，我们又去了约150英里外的阿尼克什奇艾。顺带一提，帮助我们的人都是非常虔诚的人，后来因为他们的信德而受折磨、遭到枪杀或囚禁。我父亲在一个很大的苏联农场的农学实验站找到了工作。实验站的站长安塔纳斯·斯拉马斯是个很好的人。游击队会在晚上来，彬彬有礼地问他们是否能得到一些谷物或面粉。他们会给站长留下一张纸条，写着：“我们有武器，我们有很多人，我们拿走了我们需要的东西”。人民真心爱戴他们；毕竟，他们是我们的青年，来自我们的家庭。然后，（苏联的）合作者们会来看守实验室，当然，游击队员会避而远之。等到风头过去之后，消息就会传到游击队那里，他们就会再次出击。即便有死亡、酷刑或流放西伯利亚的风险，人们仍然帮助游击队员。如果支持游击队的九成立陶宛人拒绝支持他们，他们就不可能坚持那么久。他们会死于饥饿和寒冷。

I：关于农场的集体化进程和其他方面，你是否有这方面的经历，或者你是否认识有这方面经历的人，或者你是否知道被强迫离开你的农场，然后被集体化是一种什么感觉？

N： 对我的家庭来说，被迫迁往集体农场并不成问题。在苏联的第二次占领开始时，我们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农场。起初我父亲去了特尔希艾，在那里我们得到了鲍里塞维丘斯主教的庇护。有一年时间，他在神学院担任数理科学教师。然后克格勃开始调查为什么一个有儿有女的已婚男子会在神学院担任司铎的教员。当他们来搜寻他时，我们已经离开了。我们走遍了立陶宛，来到了我父亲的朋友安塔纳斯·斯拉马斯住的地方。他是一个园艺实验站的主任。顺便说一句，合作者们常说，这不是一个“园艺实验站”，而是一个“非法文化实验站”，因为那里没有共产党工人。从官方身份来看，我父亲是一名高级农艺师。他的工作有实用价值。他在十块土地上进行土壤测试，以便确定种植什么；如何获得更好的收成，等等。

集体化是强制性的，拒绝参与的人被剥夺了权利并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即便他们只是小地主，即便他们有很多家人。我读过一本非常有趣的书——《我们日用的食粮》，作者是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夫。他描述了在波罗的海地区有一个总的驱逐计划，特别是在立陶宛。他列举了预计将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人数。他声称，预计放逐的人数每周都会增加，以便装满用来驱逐人们出境的牛车。众所周知，斯大林的得力助手苏斯洛夫曾经直言不讳：“立陶宛将不再有立陶宛人。”

至于集体化，它带来了一个摧毁文化的程序，消灭了既有的传统，夺走了人类最珍贵的一切——这实际上是对人类的嘲弄。通过将人们安排到拥挤的生活区，促进对大众的控制。互相刺探和出卖的可能性增加了。个体经营者的宅基地被消除了。同样，民族文化遭受摧残，珍贵的立陶宛纪念碑也被毁坏。苏联人试图抹去立陶宛的历史记忆。

I：你对今日的生活有何感想？

N： 在我们“独立”的立陶宛，人们无法感到满足，因为我们的“共产党弟兄”在50年的占领期间构成了苏联统治的支柱，他们继续留在岗位上并实行调整。他们侵占了国家的大部分资产。媒体上有他们的身影。检察院由他们掌控。这里有很多人仍旧以克里姆林宫的思维模式办事——以普京的精神为基础！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说过，不存在“前”克格勃和“前”共产党员。他说：“一旦你成了克格勃，至死你都是克格勃！”换句话说，你可以装作改头换面，但你的精神依旧忠于你的赤党领导人。

立陶宛的国情相当复杂，但我们紧紧握住了希望之光。毕竟，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主的手中，立陶宛是圣母玛丽亚的土地。他们放逐我们到西伯利亚时，预言我们将永远不会回来，但这个预言落空了。我们相信未来。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主的手中，一切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他们大放厥词，说我们再也回不来了！他们还威胁我个人，声称要把我干掉。我因为打了这六页纸就被判了六年。这是恫吓的政治手段，目的是吓唬我不要参加抵抗运动。然而我们真的在天主的手中。阿肋路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