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送闽北半原始森林

　　1958年5月3日，我先从家中被押送至横滨路723号拘留所，关押两个月。每天清早集体跑步，为适应今后艰苦的劳动准备体力条件。然后整天政治学习，写坦白交代、检举揭发的材料。一天晚上(即7月3日)11点半许，关押我们的拘留所突然响起集合哨子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干部命令我们立即整理行装，在操场集合，准备出发。在那里，公安局(相当于美国或台湾的警察局)的多辆红色大警备车和许多骑摩托车的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已在等候，押我们去离火车站二、三华里路(约为0.6-0.9英里)的荒僻处爬上列车，似乎劳改分子不配从车站上车。我们颠簸了两天三夜才到达福建邵武，因为一切其它客货车都有先行权。在列车上发给每个人几条劣质罗松面包，大热天饮用水太少，口极干渴。抵邵武后，解放军战士先下车，在周围架起机枪，以防逃跑，然后我们才下车。随后舀给每人一勺解渴的薄粥汤喝，接着再起程去长途汽车站。

　　从火车站到达长途汽车站，需要走差不多七、八里(约2-2.5英里)路程才能到达。我们必须自己背着行李走，每个人都有70-80斤(约77-88英磅)重的行李，包括一年四季的日用必需品。我原是个教师，而且有心脏病，平时到学校上课，走路只需花十几分钟，有时还要坐黄包车，现在我如何面对这个极大的困难呢？有的人只好丢弃部份行李。可是我不能丢，我若丢了，今后怎么过日子？家父去世不久，完全没有留下遗产。他的丧葬完毕后，家中已需要开始卖旧家具度日了。所以家里已困难至极，哪有能力为我再准备一套行李和生活必需品呢？感谢主，他实在太奇妙了，他竟感动一位身强力壮的乡村干部，名叫谢西山。他竟主动对我说，“你的行李我帮你背！”啊！这怎么可能？共产党是绝不允许任何干部同情我们“反革命分子”的(注：因为毛泽东说过，“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在那改造的廿多年中，我再也没有听到和碰到别人经历过这样的事。这真有力地证明，“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箴21:1)。

　　由于长途汽车站内预备给我们搭乘的帆布蓬卡车太少，只得将行李堆放在卡车前面，众人全部站立在车内。由于人太多，挤得大家无法立直。汽车沿着山腰公路，颠簸了三个小时，才到达福建北部将乐县。到那里改乘小木船逆流而上，直到将溪乡下船。那天是7月6日。我所属的劳改队暂在将溪乡的邹村落脚。

　　将溪乡座落在闽北高山区的半原始森林里，闽江上游的金溪畔，对旅游者倒是一个山清水秀、富有诗意的地方。那里的居民稀少，一切都非常落后、原始、闭塞。崇山峻岭，羊肠小径，完全没有交通工具。有的妇女活到六十多岁，还从没有离开家园25里(不到7.8英里)，没有见过自行车是什么样子。生活一般尚可，不算很穷，尤其是伐竹、伐木的工人，把森林里取之不尽的木、竹砍下来，水运出去(这里盛产樟木，竹子极茂盛)，上交政府有关部门统购统销(注：是中国对于关系国计民生最重要的商品实行有计划的统一供应的一项措施)。大多数人住瓦顶木屋。农民耕作完全没有现代化设备，我想由于地理条件差，恐怕还比不上我国春秋时代(公元前722-481年)刚开始用犁耕田的水平。这里很少见到用牛耕田。而圣经记载，约伯时已用牛耕地。他和亚伯拉罕差不多同时代(公元前1800年)，还可能更早一点；而摩西(公元前1500年)时律法规定牛和驴不能同耕，像以利沙那样用一对牛耕田，则连安徽芜湖地区也未曾见过。劳动工具比江浙一带更原始，主要是一把蚌壳锄(状似蚌壳)，以代替锄头和铁耙(即四齿耙)；还有一把小方锹，是在种水稻的梯田里截放水用的(雨季水太多时放水，旱天则修田梗堵水)，此外还有镰刀，以及打谷用的稻桶。稻桶小而轻，只有七、八十斤(约77-88磅，安徽芜湖地区的稻桶有250斤左右，约275磅)，可以一个人掮着走。稻草大部份烧在田里当灰肥，少量用作燃料等，此外就是伐竹用的砍刀和伐木用的锯子。田多，人少，产量低。应缴的公粮运不出去，就储存在粮仓里。这种粮仓恐怕远不及约瑟时代(公元前1770年)他为法老建的粮仓。每个粮仓都用板作成，形状像小屋，一般没有轿车车库那么大。地板离地二到三尺，由四根柱脚支持以透气。

　　我们劳改农场以伐竹、运竹为主。粮食由政府调拨，让我们去背他们积存的公粮。每人每次背粮不得少于60斤(约66磅)，装在乾净长裤的裤脚管里，背回队部。

　　将溪乡只有一座古老的石拱桥(见封底图)，不知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屹立在将溪乡村口的金溪上，像是该乡一颗明珠，倒真是了不起。它突显我们先祖高超的桥梁技术水平，完全可以和苏州著名的宝带桥媲美(当然没有那么长，且只有一个桥洞)，拱形直径约五六公尺(约16.4-19.7英尺)，几百年来经受了无数次山洪大爆发的考验，坚固如磐石，牢不动摇。桥上还搭了几幢小房子，最初我所在的劳改农场坑塘分场的指挥部就临时设在那里。当地居民文化低，没有小学校。生活单调、粗野，谈不上有什么工余活动。1958年他们的“爱国公约”里有一条是“男子不杀人，女子不偷汉子”。1949年前有些强盗、绑匪，把绑架来的人藏在深山洞穴里，若无人来赎的，则在一个叫“祭头坑”的地方撕票。

想像不到的“劳改营”

　　到了劳改区，生活非常艰苦。先后被押送来的两万人，没有住的地方，连帐篷也没有，必须白手起家，建造劳改营房。但是要先干活，不能先造住房再劳动。因此，头一个阶段，许多人住在大树底下：从树枝上吊一顶旧帐子，地上铺一些乾草，上面再铺一条席子。一个包袱当枕头，其余的家当(春夏秋冬生活必需品)放在地铺的另一端。我班则临时被分配在将溪乡的一个被废弃多年的破屋内住，只有三堵墙，没有窗，没有天花板。里面脏不可言，屋顶瓦片早已七零八落，上面撒着许多野猫、松鼠、鸟等的粪屎，我们彻底打扫了，才勉强地“住”进去。若下雨，屋内淌的是酱油汤颜色的又臭又脏的污水，使我联想到主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太8:20)。在一起改造的，有欠血债的、惯窃、强奸犯、诈骗犯、扒手、流氓、阿飞、乞丐、历史反革命(注：即从前国民党时代党、政、军、宪、特内的人)等等。

　　那里是个靠海的半原始森林，每年都有十几次台风。在夏季，每周都有雷阵雨。在我们还未盖好简陋茅舍之前，大约半年光景，每当风雨来临，只要几分钟时间，所有的行李都湿透了。在闵北期间没有吃饱过一顿饭，从岁首到年终都是一样，连半饱也没有，无论过年过节都是一样吃不饱。这使我多少经历了一点保罗所说的“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林前4:11)。因此死去的人很多，尤其是体力强壮的人先死，因为他们吃的东西和我们差不多，而付出的劳力却比我们多得多；由于入不敷出，所以体力耗尽、提前死去。有的劳改队，尤其是靠山顶的，气温甚低，大部份的人都死去了。到1962年劳改营迁到安徽时为止，在四年里，半数以上的人已死了。

瘴气重，水土不服，安葬

　　闽北森林地区瘴气很重，许多人水土不服，出现浮肿。传染病流行，蚊、蝇、白虱、臭虫、牛虻等昼夜“轮流值班”。苍蝇蚊子极多，尤其是蚊子。一到晚上，许多只蚊子会同时叮到脸上来。在闽北的四年没有厕所，只有极简陋的茅厕埋入地下的一口大缸，缸口边放四块垫脚砖，顶上及四周用稻草扎一个避雨的圆锥形尖顶披。若是谁晚上去茅厕，难免给蚊子叮苦了。

　　我们劳改营的主要任务是供应上海大量的竹子(上海人叫毛竹)，用途是作修建房子的脚手架等。有一年夏天，分配我班出差砍伐制作排柁用的杉树(注：排柁是大竹筏的舵。制作起来很简单：选一根笔直、根端直径约一尺二寸即1.3英尺的杉树，砍去枝子，把根端二公尺左右即6.6英尺削成大刀形，扎在大竹筏尾部，使其可以活动，作舵用)。干部吩咐行李尽量少带，三、四天即可回队，大家信以为真，所以都没有带帐子。不料一去三个月，晚上睡在一座大破庙内，成千上万的大蚊子造反，大家都给叮惨了。感谢主！我虽未带蚊帐，却带了一条被单，晚上钻在被单里，虽然闷热不堪，且大蚊子仍能透过被单，把尖嘴刺入皮肤吸血；但比给蚊子任意咬，毕竟好得多了。大家一天重体力劳动后，都已精疲力竭，虽饥肠辘辘，蚊子肆虐，也很快呼呼入睡了。

　　1958年7月10日，即刚到将溪乡后第四天，一名干部患乙型脑炎(蚊子为传染媒介)突然去世，分配我班十个人抬棺材上半山腰安葬。当时劳改营来不及制造棺材，就向老乡买了一具寿材。(啊！人生可悲，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远在去世前的几年、几十年就预见“去而不返”的那一天而造寿材备用。历史记载，威震天下、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十九岁就命令为自己造陵墓了。今天他的陵墓挖出来，仅供后世参观而已。若不信主耶稣，人生真是虚空的虚空！)偏僻山区木工条件差，棺材十分简陋，只有一块底板是平的，其它都是把树干一锯为两片作板用。所以一具棺材本身足有三、四百斤重(约330-440磅)，加上死人及部份遗物，总共在五、六百斤。一个班十人，四人一档，二档轮流扛，每人肩上重一百五十斤左右(约165磅)，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先是因田埂狭窄，只好踩在水稻梯田内，等上了山坡，只有一条羊肠小径，十分难行。我这个有心脏病的人不免望而生畏，就自然退回求主帮助。我硬着头皮请求干部照顾。感谢主，他感动负责督工的干部，特允我只背抬棺者的水壶和大家因热脱下的衣服，这样就轻省太多了。冬天虱子多，夏天臭虫、蚊子多。初到那里毫无办法。一个名叫封卜璋的，脱下球衫捉白虱，竟达二百多只。冬天也一样，顿顿吃不饱，又让虱子等吸去许多血，怎么得了！于是干部弄来一口特大铁锅，直径约两公尺(约6.6英尺)，把水倒满烧开，大家把衣服脱下来放进去煮。各种颜色的衣服一起煮，白色衣物都染成花衣了。虱子一度减少一些，但很快又繁殖蔓延，直到最后领导搞来“六六六”粉杀虫剂，才基本消灭。

　　初到半原始森林，有一阵子痢疾流行，十分可怕。由于没有抗生素，只有就地采一些凤尾草熬汤来治，毫无疗效，因此死了不少人。因为天热，大家喝生溪水，上下游的劳改队洗衣物、餐具，都在同一条溪里，染上痢疾很容易。患痢疾死的人，因为在病中没有得到妥善护理，死后，安葬他们的人工作马虎，又缺乏卫生常识，所以一不小心，又成为感染源。

　　晚上除蚊子之外，冬天有白虱，夏天有臭虫，此外还有一种十分讨厌的黑色小飞虫，我们都未曾见过，不知叫什么，只有半只蚂蚁大，我们就叫它“小黑虫”。它们几百只一群，在黎明及傍晚出现，太阳出来之前及下山之后就消失。只要给一只小黑虫叮上，立刻起疹、奇痒。白天则有牛虻，它们飞得特别快，叮上皮肤吸血也快，等你发觉时，往往已来不及拍杀。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所写的一些真实情况，是特别给那些有心遵主的带领去艰苦环境开荒传福音的弟兄姊妹看的。在非洲、南美洲、南洋群岛等未开化的贫穷落后地区，自然环境都比较艰苦，以前不少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也经历过这种环境。记得布兰纳弟兄(DavidBrainard)他24岁时去印第安人中间开荒布道。语言不通，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开始两年毫无果效，他几乎每天十分迫切地祷告两个小时，经常全身衣衫都被汗湿透了。两年后圣灵大作工，终于打开局面，主的祝福倾倒下来。他很年轻，29岁就被主接去，跑完了当跑的路。求主赐恩，使我们为主、为福音有持久受苦的心志(彼前4:1-2)。

饥饿

　　在闽北共四年(1958-1962)。到1962年，因为台湾当时的总统蒋中正声称要反攻大陆，所以整个闽北上海劳改局农场就全部迁到安徽宣城乡下，改名为上海市劳改局军天湖农场。因为劳改局认为我们这种劳改分子留在福建前线太危险了，担心我们和国民党部队里应外合。当我们离开上海市劳改局闽北农场(我编在坑塘分场)时，我场已经死了一大半，二万个人只剩下八千多。

　　那些年粮食定量供应，我们劳改农场的定量是平均每人每天半斤(约0.55磅)。无人知悉干部是否克扣，伙房人员揩油多少。老秤(一斤为十六两)早上二两(约2.2盎司)，中午四两，晚上二两。至于菜蔬，刚去头几个月，顿顿只有一碗洋葱汤，每人只有一调羹洋葱。以后成立了一个副业队，专门种蔬菜，主要种植产量高、生长快的品种，如茄子、芥菜、牛皮菜、空心菜、黄瓜、笋瓜(作酱瓜用的，很大)等。每天每餐吃一样菜，数量少得可怜，往往等蔬菜瓜果老了才采收。有时吃山芋(即番薯)叶子，早上有时半块豆腐乳(后来在安徽有十多年每天早上是自种自腌的萝卜干)。每班十个人，每天轮流由一个人值班，拿脸盆去领回来分。由于饥饿，人人总想多吃点，哪怕一点点也好，所以分时大家眼睛瞪得好大。在闽北晚餐吃山芋，一两粮食作六两山芋，即晚餐每人一斤二两山芋。值班领来之后，分山芋要三步：先分成十堆，大小山芋搭配公平，接着用自制土秤按份量调整，使每堆重量相同，最后摸彩。即便如此，人们心理上总觉得自己的一份比较少，往往会纳闷好久。

　　每个月有伙食账目公布，最多的一个月(包括春节)，人民币每人七元余。我记得很清楚，最少的一个月是四元四角四分，按当时官价，约合美金三元。粮食官价，每斤一角一分；山芋每斤一分，蔬菜二分，油每人每月定为二两，但被在大夥房工作的劳改人员克扣了大部份。结果，菜分到手时，人们苦笑着说，连“油分子”也找不到。零用钱分四档：劳动和思想改造表现最好的为每月三元半，其次二元半，再其次二元，最差(有反改造表现者)一元。我是评为二元半。由于几乎没有东西可买来充饥，加上又不准随便到邹村(小镇)去买东西，人人又极节省，所以有两次我把省下来的钱汇给母亲用。

　　由于饥饿，大家各自尽量设法找东西吃。大胆的惯窃犯会铤而走险，去偷老乡的食物。有一年端午节，有人把老乡的一百多只粽子偷来吃掉了。有的人在山上劳动时，采野果子吃；个别人因为吃了有毒的野果就死了。后来大家发现，鸟吃过的野果子才可以吃。有个病号陶某，听说在廿五里山路之外的农场医院的途中，有一家小商店卖螺蛳酱(注：把螺蛳肉泡在酱油内)，他就以看病为由，要求去医院，在途中买了一斤螺蛳酱，约五角钱。因为饥饿，他就一边走一边吃。本来，几乎人人都患营养不良性浮肿，他吃了极咸的螺蛳酱，就在离店约二百公尺远处倒下死了。另有一个人像从前的“白毛女”，不怕虎、野猪、蛇，逃出去后，只身躲在远处山洞里，有三个月。每天凌晨约三、四点钟，趁大夥房炊事员烧好早餐后(在福建的四年都吃蒸饭，每人自备一竹筒，由炊事员按定粮倒米加水，半夜起来烧，约二、三点钟蒸好饭后再去睡)，来到大夥房偷五、六筒饭回山洞吃。最后因为炊烟袅袅，被上山砍青木(扎大竹筏用)的人发现，回队汇报而被抓回，戴上脚镣关在劳改营拘留所内，苦上加苦。

　　拿衣服、用品去向老乡换食物的人比较多，但“与老乡打交道”是违反劳改营纪律的。有一人偷偷地拿他的球衫向老乡换了三斤炒好的盐花黄豆，在回队的路上边走边吃，不敢带回队里，不料到队之后，肚子剧烈胀痛，但他不敢说，因为违反纪律要受处分。直到实在无法忍受时才说出来，可惜为时太晚，胃被黄豆胀破，他就死了。真是饥不择食、愁肠饥火日相煎，难怪“慈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哀4:10)。

　　我所在的劳改中队，有一个班是妇女，任务是种蔬菜。其中有一个名叫傅仁瑛。她的丈夫同在坑塘分场，但在另一个中队改造，不幸死了。劳改分子贱不如猪狗，周围的人也只能暗暗地为她悲伤叹息。尸体就埋在队部前面的河对岸(其他人死了，都葬在“五号山沟”)。下葬那天，除了她本人和几个埋葬的劳动力在场外，再没有别的人了。可是她还来不及居丧悲伤，就因饥饿所迫，草草地嫁给了分场部的炊事员，只是想多吃一口饭！内心之悲苦，谁能述说呢？何况劳改分子的悲苦又算什么呢？

　　那时，我对主说，“主啊！我怎么竟落到这步悲惨的境地呢？”感谢主！他是“赐各样安慰的神”。当我在困苦中丧气的时候，他对我说，“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那是我在闽北改造的岁月里主第一次对我说话。先知以赛亚预言主耶稣“也被列在罪犯之中”(赛53:12)。哦！这位神的圣者，荣耀的造物主，他为了拯救我们，竟也被列在罪犯之中！在各各他山巅的十字架上，他钉在中间，两边各一名强盗，那我又算得什么呢？

夜半雷暴雨中抢救竹子

　　七月初，刚到将溪乡，有一个夜晚，闪电雷轰，豪雨倾盆。雨从屋顶破瓦间哗哗淌下来，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大家赶快把行李铺盖卷起来，还来不及找到一小块躲雨的地方，不料哨声大作，紧急集合，除了干部手中一盏马灯，四周在暴雨中一片漆黑。一百五十个人遵命在我们住的破屋(见图一)前集合站队，没有一个人有雨具，几分钟内全身已在阴凉的雨水中湿透而嗦嗦发抖。队长命令我们立即行动起来，抢救被山洪冲走的竹子国家财富。

　　白天我们在山坡上把竹子砍倒，削去枝叶，背到溪涧岸边，在每支毛竹根部两侧用砍刀各打一个洞，穿入直径一寸多的小树干(叫青木)。底层一枝青木穿八根毛竹，上层穿七根，上下共十五根，用竹篾(即薄竹片)扎紧成小竹筏，我们叫小排，然后有专人顺流往下撑到河面宽阔之处，以便扎成大竹筏即大排。每天收工前总有许多竹子来不及扎成小排，也会有小排尚未撑走，当雷暴雨一来，山洪暴发，溪涧水位猛涨，把留在溪涧岸边竹子及小排往下冲走。此时此刻命令紧急集合，就是叫我们冒险到水流分岔急拐弯之处，涉水把卡住的竹子抢救上岸。

　　每一劳改中队大约有120-150人，仅有一盏马灯。道路狭窄，中间铺一行直径一尺半左右、大而光滑的石头，两侧铺较小的鹅卵石，夹缝里全是污泥。晴天赤脚走在大石头上很舒服，一下雨则污泥成了“润滑剂”，很容易摔跤。一百几十个人只能排成一行，马灯在最前面，小路弯弯曲曲，大部份人在暴雨中几乎只看见前面几个黑影在幌动，到达工地前每人至少已摔跤三、四次(见封面图)。山洪湍急而阴凉。急流中把竹子拉上岸很危险，一不小心就会被山洪冲走。我班一个人被山洪冲到15里外一个叫黄潭镇的附近，幸好他在海军中训练过，没有淹死，过了三天才步行回队，大家还以为他淹死了。又有一次，我们在河湾处移动大竹筏(一千二百根竹子扎成)时，突然大排底下冒上一个穿红色三角裤的尸体，已在水中泡肿腐烂发臭，旁边一只三十来斤的大甲鱼正在啃他的肉。有个姓潘的小学教师把它捉上岸，给干部们打了“牙祭”。这尸体显然是不幸被淹死的，由于泡在水中胀得太大，好不容易才塞进棺材内，还不知到几时家属才知道呢？

主啊！救我！

　　初到闽北头一个阶段，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撑小排(竹筏)为主。人站在竹筏上用一枝小竹杆，随流往下撑，很容易跌入溪水中。因为溪涧当中有不少突起的岩石，尤其在拐弯处，小排常常会撞在岩石上，站着撑就会在碰撞时立不稳，掉在河里。如果坐在竹筏上则裤子很容易撕破，因为小排前端是扎紧的，后端是散的、活动的。我一共带去四条衬裤，一连撕破了三条。赤膊赤足，幸好在半原始森林荒僻之地，除了劳改分子，几乎见不到别人。有一次我撑的小排从湍急的溪段往下淌，速度很快，忽然看见前面离开河面约一尺高处，横悬着一根很粗的竹子，两端卡在两岸上。但已经迟了，眼看小排要从竹子之下快速通过，那根又粗又大的竹子必然会猛击坐着的我的胸部而危及生命。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我立即把身体往后一仰，躺在小排上，同时大喊“主啊！”用力朝上一脚。希奇！竟然把上百斤重的竹子踢开了，有惊无险！感谢主，让我避免了一次至少是重伤的灾祸。

　　 “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诗81:7)。

　　惨绝人寰的事

　　有的家属知道亲人如此悲惨地在死亡边缘挣扎，就竭力设法要寄些食物来。尽管正逢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家属自己也是勒紧肚腹，而且上海邮局不准寄食物去乡下，理由是：食物来自农村，不允许劳民伤财，把食物又往乡间寄。但慈心的家人仍千方百计，卖掉家里的财物，用“调包法”(暗中用食物换日用品)把食物邮寄往劳改营。有人在雪花膏瓶内装猪油，用腊烛包皮纸裹香肠，等等。但包裹到达劳改营后，必须经过干部检查，若发现有食物，不但要没收充公，而且要作为瞒骗政府受批判。

　　记得有一位当父亲的，年龄已经六十岁了，是个工人，身体还很强健。他想到自己的独生儿子在劳改营艰苦劳动，又吃不饱，极不容易地凑了些钱，买了些食物，约有五、六十斤重(约55-66英磅)，亲自送到这遥远的劳改营来。当时东西很贵，普通职工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五、六十元(鸡蛋要五角至八角一个)。他凑了不少钱，又翻山越岭，历尽千辛万苦(从将乐县汽车站下车到将溪乡，有六十里即18.6英里陡峭的山路)，极不容易送到了劳改农场。但是，我们的农场两万人分成几个分场，每个分场又分散成若干个生产中队，彼此相距甚远，所以等他把东西送到他儿子那个劳改队时，干部却告诉他说：“你的儿子病了，现在住在医院里。”可是医院离该劳改队又有四十里(约12.4英里)山路。所以这位老人再拚着老命把这几十斤东西又送到那个医院里去。当他到达医院时，医生告诉他说，“你的儿子已去世两天了。”你想一想，这位老人家此时此刻怎么样呢？！他倒下来了，像瘫了一样。

　　在那里改造的人，十之八九都离婚了除了少数年纪较老或夫妻感情特别深、孩子们也已成家立业的人。做丈夫的为了不连累妻儿的前途也实在无可奈何，只得同意离婚。不离婚的中、青年夫妇很少。有一次，有位妇女去看望她丈夫，尽一切力量买了几十斤东西，盼望送进去给她丈夫，免得饿死。可是一个城市妇女要背几十斤东西，翻山越岭几十里，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她只好又出粮票(注：那时粮食实行配给制，没有粮票就买不到食物)又出钱，雇了一个乡下人，请他把东西挑到劳改营，她自己跟在后面走。谁知她遇到了一个坏人：因为山路陡峭难行，那个挑夫看这个女人好像走不动了，反而加快脚步，等到一个拐弯的地方，就不见人影了。你看这位妇女，极不容易带了这些东西，想挽救她丈夫的性命，她丈夫也眼巴巴地等她来救他一命，万万没有料到，她到了丈夫面前却是两手空空，你说她和丈夫何等失望、悲愤、凄惨！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由于饥饿造成众多人死亡，领导干部就号召大家“向山要粮”。在闽北山区有一种块根植物叫“石猪肝”，生长在太阳晒不到的山背面，叶子像凤尾草，根呈块状，色青味苦，酷似多个猪肝粘连在一起。挖出来后洗净煮熟，用木槌敲散，泡在水里，可减去一点苦味，然后，和少许面粉，拌合后烤成饼，叫“石猪肝饼”。这饼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得吃的，重劳动者才有份。后来听中医说这石猪肝性凉，孕妇吃了会流产。另有一种植物叫巴蕉，巴蕉根也挖来吃，同样做成饼状，虽不像石猪肝那样味苦，但非常粗糙，像糠秕麦麸一般。除此之外还分派一些人去采野菜，像艾蒿(上海人叫艾蓬)、野菠菜之类。有一年上级领导破天荒发给我们中队一头小猪，肥肥胖胖有八十斤重(约88磅)，交待我们：“养到年底过春节，宰了打牙祭。”那时离春节还有半年多。谁知到了春节时，这头猪竟养成了六十斤的“僵猪”，宰杀后，每人分到一块肉，可惜无论怎样咬也嚼不烂。由于仅有这一次吃肉，谁也舍不得吐掉，只好吞下肚去。肥肥胖胖的一头小猪，怎么会越养越瘦呢？因为喂猪的少量饲料都给饲养员偷偷吃掉了，猪没有东西吃会饿死，就想出一个“先进经验”，把人粪与杂草煮一煮当饲料。

　　生活如此艰苦，可是劳动很繁重。有一个时期，每天清早还没吃早餐，就要去五里路外的山坡上，背一段不少于60斤重的木头。那个地方是森林地带，满山遍野都可以看见一段段的木头(想必是老乡砍倒树后，锯成段的)，但要选一段差不多60斤重的还真是不容易，因为身强力壮脚步快的年青人先背走了，太过重的，单独一人不容易上肩，背回来后只吃到二两米的稀饭当早餐，接着就得赶快出工劳动。晚上如遇月圆，还要乘着月光加夜班，叫“挑灯夜战”。每逢节日(如国庆节)还要超额完成定额，作为向国家的“献礼”。这样如牛如马、入不敷出的重体力劳动，身高178公分(约5尺10寸)的我，体重从140斤(约154磅)下降到了90斤(约99磅)。

使无变有？

　　大家饥饿的光景，当然干部都了解。或许是出于好心吧，不知是谁提出一个可悲又可笑的“出饭率”竞赛，即一斤米能做出几斤米饭，叫吃的人感觉饭增多了，吃饱了，其实不过是骗人的把戏。谁都知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科学上有质量不灭定律。然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家都要争取早日改造好，于是有一个劳改队的大夥房“发明”了“先进”经验：把米先炒到焦黄，然后按定量分在各人的竹筒里，加水在蒸笼里蒸，蒸好后，看起来似饭，可悲的是，只要拿起调羹揿一揿，则立即成了稀泡饭。这样愚蠢地轰闹了一阵就无声无息地收场了。

“黑旗黑账，福利取消”

　　每天生活、学习、劳动，实行互相监督。表现好的，在黑板报上你的名下插一面小红旗。对完不成任务指标或发牢骚、讲怪话、散布反动言论的，都要报告队长，记一笔黑账，插一面小黑旗。记黑账的第二天，“福利取消”。虽然所谓的“福利”在当时不过是一勺子稀薄的米糊，但在饥饿的日子里，取消这样的“福利”实在是一种很重的刑罚，而且一个月只要有一次黑旗黑账，就是表示改造得不好，精神压力很重。正如法老吩咐督工和官长：“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作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作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出5:6-8)。

寒冬腊月，日子难熬

　　前面已提到过闽北劳改营的任务是供应上海造房子、搭脚手架用的竹子。森林里竹子很多，把竹子扎成大竹筏后，将它停靠在水流缓慢的河湾边上。等到天下大雨、水位高涨时，把大竹筏顺流撑下去，一直撑到火车站，然后再拆散大竹筏，将竹子扛上火车运往上海。平时不能这样运竹子，因为河面有的地方不够宽，水位不够高，而且河中间露出不少岩石嶙峋，竹筏一旦撞上去就会解体，人就要落水。

　　冬天闽北山区气候奇寒，因为高山森林地区，日晒时间甚短，一天只有几个小时，早上九时左右才出太阳，下午四时多就下山了。漫漫长夜，积在竹子上的寒霜有寸把厚。曾有一个短时期，早上出工扎大竹筏，大家把裤脚卷到膝盖下，赤脚踩在积霜的小竹筏上(因为在闽北的那四年，谁也没有高统靴)，此时立刻眼泪、鼻涕一齐淌下，全身发抖，牙齿打颤，脚掌发麻，而早餐只喝了(老秤)二两米的稀饭，半块豆腐乳，实在饥寒交迫，难忍难熬。幸而这个时期不长，否则死的人会更多、更快。

　　以后在技术革新中，冬天改为旱地扎竹筏，同时要求也更高，逢月明星稀的日子，就叫我们“挑灯夜战”加夜班。记得有一次加夜班，叫我们把那些已经砍下来、堆在半山腰的竹子扛到溪滩边上去。从晚上七点钟出工，到十二点还不收工！实在精疲力竭。要想在黑暗的树林里偷偷地歇一歇也不可能，因为派有专人计数，扛少了就不行。那一次直到深夜两点才收工，收工后每人只有一勺稀粥(见图三：“月夜加班”)。在如此艰苦的劳动中，越来越多的人死去了，后来尸体叠起来，堆积在简陋的“太平间”里，来不及埋葬。

各各他山上，他岂只饥寒交迫？

　　主耶稣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主命定跟随他的人“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浸，你们也要受。”联想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也是在寒天。前一天晚上在大祭司院子里，“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彼得、大祭司的仆人和差役都站着烤火。当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来到各各他山巅时，寒风尤其凛冽，而四个狠心的刽子手剥下又分掉他的外衣。啊！如果每人一件，主至少穿了四件衣服。刽子手不罢休，还要剥去他的里衣拈阄，让他赤身挂在咒诅的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不仅如此，自前一天晚上开始直到他死，他都没有吃什么，也没有喝什么，而且在客西马尼园“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随即被押送到大祭司院子里受审、受辱；折腾了一整夜，等到鸡啼天明，又押送到彼拉多衙门受审、受辱；再押往希律那里被藐视，受戏弄；然后又押回来。哦！天地的主、荣耀的神，竟为赎我们的罪被该永远灭亡的罪人用手掌打和鞭打；他们用苇子打他的头，用荆棘冠冕、朱红色袍戏弄他，还叫他背自己的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饥寒交迫，遍体鳞伤，疲惫不堪，孤单凄凉；门徒四散，只剩下约翰和几个妇女在失望中迷惘。整个黑暗权势竭尽全力，倾注一切仇恨，欲置他于死地。在此时，公义圣洁的神，为成就他永远的旨意，完成救赎大计，不得不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大声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为我们罪人所承受的公义神的审判，是没有人能领略、体会的。哦！亲爱的旅伴，每联想到“基督既在肉身受苦”，我们岂不应当以受苦的心志为兵器么？岂敢在苦难中自爱自怜、甚至发怨言呢？

　　上述联想是极美好的、必要的，但还不够，不能只停在这里。可惜，许多人的失败就是因为停在这里。联想往往只是在心思和情感里面(仍在外面魂的层次，不是里面灵的层次)，是不持久的。若要持久，必须不断地联于神那活水的泉源(耶2:13)，“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西2:9)。换言之，基督是众善的泉源，我们真正学习跟随羔羊的人，必须住在他里面，不断支取恩典、舍己的能力和亮光；在我们所遇到的一切苦难背后，看见神统管万有的手。我觉得这是几十年火的试炼中所显明的、最根本、亦是众圣徒中最短缺的一件事(请虔读路10:42;约壹2:28;耶17:7-8)。我亲眼看见、亲耳听见著名的传道人、神学家在火的试炼中纷纷倒下去，像一棵棵大树在“乾旱之年”枯萎、凋谢一样；只因为忽略了这“不可少的一件”(路10:42)。感谢主，少数蒙保守、发光的圣徒，就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所以“他在乾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

　　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才有力量遵行主的道，把根基立在磐石上(太7:24)；不把根基立在磐石上的人，不可能有住在主里面那种亲密的灵交。不住地祷告、住在主里面；背十架、遵行主的道这二者缺一不可，如同飞鸟的两只翅膀。

　　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主的“道”里面(约8:31原文)，因为“道就是神”(约1:1)。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主的爱里面(约15:9原文)。可见不遵行主的道，没有基督的爱流露，那种住在主里面，只是一种道理、一种理想、一种知识，不是生命。哦！主啊！我们何等需要祢的恩典和怜悯！我越过越觉得，归根结底，一切都在乎主的恩典和怜悯(罗9:11-18;弗1:4,2:8)。